自序
在中国的企业家中，虽然低调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不愿接受媒体的采访，甚至一度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媒体却热衷于挖掘有关华为和任正非的点滴事迹。
为了打消媒体的诸多猜忌，任正非曾经解释自己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缘由：“我为什么不见媒体，我有自知之明，见媒体说什么？说好恐怕言过其实，说不好别人又不相信，甚至还认为虚伪，只好不见为好。因此，我才耐得住寂寞、甘于平淡。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并不比优点少，并不是所谓的刻意低调。”
或许是因为任正非走过的路太长、迈过的坎太多，其言其行都有时代的影子。在华为的发展中，任正非刻意地保持低调，或许与其人生经历有关，尤其是任正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其后，当奖项如雪花般飘来时，任正非坦言：“我已习惯了我们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
尽管如此，华为的高速发展并未因为任正非的低调而停滞不前。2018年年初，华为公开的数据显示，2017年华为的销售收入高达6036.21亿元。
这样的业绩无疑引起了媒体一轮又一轮的报道。在所有媒体中，任正非可刊登的照片寥寥无几，常见的几张正面照不过是胸佩红花而已。由于是媒体的抓拍，因而这几张照片自然而又标准——“脸上沟壑纵横、两鬓微白、双眼饱含忧患”。
之所以用这几个词来描述任正非，是因为只有少数几个媒体人正式采访过任正非。好似谜一样的任正非一直规避媒体的采访，而且是一种常态。不仅如此，媒体盛传这样的“段子”：中央电视台将“2004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内定为任正非，而任正非获知此信息后勃然大怒，于是委派一名华为高层出面公关，其目的就是把“2004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撤下来。
任正非的低调依然挡不住媒体的好奇心，各类报道依然如影随形。我翻阅任正非和华为的相关报道后发现，尤其是在报道任正非时，“军人”“总裁”两个较为显著的标签式词语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词汇，却频频把任正非脸谱化，这间接地印证了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不是哈佛大学商学院，而是西点军校。
在短短200多年的校史中，西点军校培养了众多的美国军事人才，其中有3800多人成为将军。除此之外，西点军校还为美国培养了3位总统：内战时期南部联盟总统杰斐逊·戴维斯、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第24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与这些卓著的业绩相比，众多毕业于西点军校的跨国公司CEO、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才却鲜为人知。
基于此，这正是美国“恐惧”华为的关键所在。多年来，正是因为任正非曾经的军旅生涯，华为一直被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多次拒绝在国境之外，不管是招标还是并购，似乎只要有华为在，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就会遭到破坏，此举不过是竞争对手打击华为的一种竞争手段而已。正是任正非的那段军旅生涯，影响了华为的经营和治理，同时也给任正非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果断和坚毅的特征，甚至使他的某些做法更显神秘感。正是因为那段军旅生涯，任正非才被誉为中国最神秘的企业家。
正因为如此，任正非的军人身份始终被媒体关注，并被作为与诸多脱颖而出的转业干部进行比较的范本。客观地讲，作为一名军人，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都可以成为英雄，只是路径不同。在战争年代，军人成为英雄的途径就是参战。在和平年代，军人成为英雄的难度相对更大，甚至比战争年代成为英雄的概率低很多。
作为转业干部的任正非要成为英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一个和平年代成为英雄，就意味着他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转业到地方的任正非被骗200多万元巨额款项的遭遇正所谓“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之处，困苦的环境逼着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努力奋斗。简单的活下去，或许只是为了活下去，这部分人最终成了中国万众瞩目的英雄。
在这些困苦者中，有一位就是任正非。在艰难与困苦中，尽管任正非书写了华为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神话，但其背后的艰辛却超乎我们的想象。
当我们感叹任正非为华为创造的种种奇迹时，任正非在华为创业初期的艰辛和成长过程中的难处却很少有媒体报道，甚至有些还不为人知。
让我们的视线回到20世纪80年代这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切都是按照计划在有序运行着，当时的“铁饭碗”比现在拥有更多的“依恋”和“内涵”。不过，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华夏大地时，一些先行者陆续登上了自己的舞台，在日后波澜壮阔的人生中披荆斩棘。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一个草莽英雄起家的年代。
1979年，鲁冠球看到《人民日报》一篇名为《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关键》的社论后，判断中国将大力发展汽车业，因而他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1983年3月，为了抓住自主创业、自主经营的机会，鲁冠球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
1984年，作为中科院人事局领导干部处干部的柳传志在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的支持下创办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1986年，柳传志任北京联想总经理，1989年升为总裁。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借了14万元，承包了连年亏损的杭州上海校办企业经销部，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人生……
在诸多企业家纷纷登场时，深圳这块“试验田”更是如此。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深圳就犹如一个“斗兽场”，一些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在这个遍地是黄金的地方寻找自己的梦想。
1988年，从国营单位离职的王石已显露出卓越企业家的特质，在销售玉米和科教仪器赚得第一桶金之后，他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万科”。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开始涉足房地产业。此时，37岁的王石已成为中国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可谓志得意满。
1987年，与意气风发的王石不同，与万科相差只有十几公里的、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44岁的中年创业者任正非刚刚筹集了2.1万元创业资金，在刚刚搭起的两间简易板房中开始创业。
此刻，对于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任正非来说，迟暮或许是其成为英雄的天敌，可谓“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
对于不服输的任正非而言，年龄不是问题，此刻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被单位开除，同时还被离婚。不仅如此，任正非从一个国企高管被一撸到底，成为“庶人”。这样的悲惨状况宛如一首悲壮凄凉的挽歌，时刻敲打着倔强的任正非。
与所有的英雄故事桥段一样，英雄的历史往往要通过决绝的悲情来书写，比如韩信在成名前曾有胯下之辱。当无数的财经作家在撰写“任正非传记”时，总是这样记载那段让读者难以忘怀的悲情故事：“1987年，任正非由于自己不懂得当时的商业环境，造成工作失误，不得不离开让很多人羡慕的国有企业——南油公司，在人生最为黑暗以及无处可以就业的情况下，不得不被逼着走上了这条创业的不归路。”
我们翻阅泛黄的报纸和杂志时发现了有关任正非的文字资料：“一个44岁的中年男人，在经营中被骗了200万元，被国企南油集团除名。他曾求留任遭拒绝，还背负200万元债务。妻子与他离婚，他一个人带着老爹、老娘、侄子在深圳住棚屋，而后借钱创立了华为公司。此时，任正非没有资本、没有人脉、没有资源、没有技术、没有市场经验，看似任何人都比他强。”
这样的文字似乎在倾诉着44岁创业的任正非并不比75岁二次创业的褚时健缺乏励志杀伤力。正如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 Jr）将军所言：“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登到顶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
我们阅读过那些触底反弹的故事后顿悟，可能这些故事让读者明白，触底不一定会跟着反弹，而是取决于故事主角的反弹力。在撰写《老干妈的香辣传奇》时，我介绍过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在人生的谷底为了养家糊口而创业的故事；在撰写《向娃哈哈学渠道营销》时，我介绍过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骑着三轮车推销的创业故事；在撰写《褚橙是这样成为爆款的》时，我介绍了74岁的褚时健为了证明自己而再次创业的励志故事……
这些故事之所以能够激励创业者，是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敢于走上创业道路的创业者，无疑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他们的勇气可嘉，尤其是74岁的、经历低谷的褚时健。
对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当下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任正非、鲁冠球、柳传志、陶华碧、王石、宗庆后、褚时健等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不仅曲折离奇，而且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比当下互联网时代任何一夜暴富的创业传奇都更具参考价值。
在创业者的创业过程中，创业失败率出奇的高。2018年1月，“茅侃侃自杀的事件”刷屏整个“微信朋友圈”……类似事件足以说明，创业失败的概率高到无法想象。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是2.9年。这样的失败率说明，如果创业太容易成功，至少说明创业本身的借鉴性和参考性就可能不足。同样是成功者，屡败屡战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东山再起的巨人创始人史玉柱可能恰好说明了创业艰难的问题——创业成功的概率极低，不可能人人都能成功。
这就是我毅然决然地撰写任正非与华为的原因。当然，也正是任正非、马云、史玉柱等企业家这种永不放弃、永不屈服的品质，激励我完成这样的作品，以使其成为年轻创业者的精神动力。
每一个创业者在豪情万丈、激情四射的创业梦想碰壁后，都有可能身陷困境，此刻的创业者若能想起当初落难时的任正非，或许还能生出再来一次的勇气。我想，马云和史玉柱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信念而在艰难的创业中脱颖而出的。
在创业的大潮中，历史上总不缺乏创业者东山再起的成功范例，如果您是其中的一位成功者，那么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在创业最艰难的无助时刻，您是否想起了任正非，想起了那个曾经身背军绿色帆布包在一个小县城推销交换机产品的任正非？如果您是一位正身处低谷的创业者，一旦想起那时的任正非，我想您一定会踩足油门、鼓起勇气，再次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