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登基（1100）
（哲宗众兄弟）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向太后对二府官员宣布哲宗驾崩时说
无论在哪个王室，君主的离世都会引发一场危机。就算君主离世在预料之中，继承君位之人也已选定，但没人知道新君主即位后能否有效地处理国事，能否维持对政府机器的控制，能否以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管理君臣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君主意外驾崩，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就可能出现一场继位之争。高层官员、宠妃和主要的宫廷侍仆都知道，如果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登上皇位，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待遇，因此他们有动机去千方百计地促成。
在宋朝前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中，共有六次皇位继承，没有哪两次是相似的。
出于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知的原因，宋朝皇室一直饱受精神和身体健康问题的困扰，在皇宫出生的皇子存活率非常低。开国皇帝宋太祖驾崩时有两个儿子在世，但都没有继承皇位，而是弟弟太宗夺取了皇位，并迫使他的母亲宣称，宋太祖希望将皇位传给弟弟。这种旁支继统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原则，即皇帝的儿子继承大统，因为只有皇帝的儿子才有资格在祭祖时担任继承人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应当是宋太祖的长子继承皇位，但他不久突然自杀了，而没过两年，另一个小一点的儿子也在二十三岁时猝然离世。
宋朝的第二位皇帝一直等了很久，才明确表示皇位将由自己的儿子继承，而不是哥哥（也就是开国皇帝）的后裔。宋太宗五十七岁时，腿上一处旧伤复发，这时他才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真宗立为太子。虽然立了太子，但也未能避免在驾崩后遗孀和宰相之间为此发生争斗。太后及其同伙试图将他们的候选人，即太宗的长子推上皇位，而宰相吕端则坚持遵循太宗的遗嘱，这件事自然也使他获得了新皇帝的信任。
宋真宗直到1018年才立太子，那一年他五十二岁，已执掌朝政二十年，当时他的六个儿子中仅剩下一位在世。但真宗之所以推迟这么久才立储，也许并不仅仅因为儿子们体弱多病。他显然是担心会被逼退位。事实上，真宗在1020年病重时，宰相和宦官首领就曾要求他退位，传位给太子。真宗不仅拒绝，还杀了这位胆大包天的宦官首领，宰相也被免官。
真宗的继承人仁宗驾崩时，子女已经成年，但他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人世（只剩下十三个女儿）。1056年，仁宗四十七岁，已在位三十五年。这一年他大病一场，连续十天精神错乱，连人都认不出来，皇后都被吓坏了。仁宗病愈后，一位言官连上十七封奏疏，催促他选一位继承人，其他大臣也纷纷进言。最终，仁宗立大堂兄的儿子为太子（英宗）。英宗当时已是成年，小时候曾被当作潜在的继子送入宫中抚养数年，仁宗和皇后对他也非常了解。
英宗登基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八岁，最大的十五岁。不幸的是，他很快就染上了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在位仅四年就驾崩了。英宗去世后，十九岁的长子神宗登上皇位。尽管这次继位完全符合逻辑，但宰相韩琦认为，英宗若在清醒时就将神宗的名字写下来，事情会顺利得多。神宗因此非常感激韩琦和其他二府大臣，对这些比他年长很多的大臣也更加言听计从。神宗也是刚到中年就驾崩了，临死前才将哲宗立为太子（如果他当时还头脑清醒，明白事理的话）。
某种程度上，徽宗的继位与太宗有些类似：他也是前任皇帝的弟弟，而不是儿子。但徽宗登基时比太宗年龄小得多（刚满十七岁），也从未被怀疑曾上下其手，以旁系继位。
登基之日
曾布的政治日记中能找到哲宗之死和徽宗继位最完整的记述。当时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厕身二府大臣之列。对这段历史叙述最详细的典籍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中大量参考了这部日记，同时也借鉴了一些别的文献资料。
哲宗驾崩时，四位二府大臣分别是章惇、蔡卞、曾布和许将（见表2.1），他们几位已在二府共事五年多。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几位大臣来到东内门，等候宣召入宫。他们得知哲宗病情严重，原本计划当天在宫中及城内寺观举行祈祷仪式。但他们走到内东门时，被宦官首领梁从政告知不能入内。随后，几人来到哲宗的主要寑宫福宁殿，发现那里已准备好了垂帘，以便向太后召见他们。太后跟他们说，哲宗已经驾崩，由于哲宗没有子嗣，继位之事必须商定。根据曾布的记录：
众未及对，章惇厉声云：“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余（曾布）愕然未及对，太后云：“申王（佖）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徽宗），兼先皇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寿。’尝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事。’”
余即应声云：“章惇并不曾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允当。”蔡卞亦云：“在皇太后圣旨。”许将亦唯唯，夔遂默然。
是时，都知、押班、御药以下百余人罗立帘外，莫不闻此语。议定遂退，梁从政引坐于慈德宫南庑司饰
前幕次中。殿廷上下时有哭者，从政等呵止之，令未得发声。余呼从政，令召管军及五王。从政云：“五王至，当先召端王入。即位讫，乃宣诸王。”少选，引喝内侍持到问圣体榜子，云：“三王皆已来，唯端王请假。”遂谕从政，令速奏皇太后，遣使宣召。
表2.1 徽宗继位过程中的主要人物
在等候徽宗时，曾布对宦官说，二府大臣要亲眼看到哲宗的遗体，验证皇帝确已驾崩。太后同意后，梁从政引他们进入。
开御帐，见大行已冠栉小敛讫，覆以衣衾，从政等令解开覆面白巾，见大行面如傅粉。
离开前，曾布让梁从政准备好帽子和御衣，待端王一到就可即位。梁从政告诉他，已经准备妥当。
在很多别的国家，如果没有事先指定继承人，通常由皇室的男性长辈来挑选一位，而在中国，却是由太后担任“皇帝制造者”。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要让二府大臣赞同她的选择。
在等候端王的同时，二府大臣开始起草哲宗的遗诏。得知端王已经到达，他们便随他一起来到了殿堂。
余等皆同升至寝阁帘前。皇太后坐帘下，谕端王云：“皇帝已弃天下，无子，端王当立。”王踧踖固辞，云：“申王居长，不敢当。”太后云：“申王病眼，次当立，不须辞。”余等亦云：“宗社大计，无可辞者。”都知以下卷帘，引端王至帘中，犹固辞，太后宣谕：“不可。”余等亦隔帘奏言：“国计不可辞。”闻帘中都知以下传声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选，卷帘，上顶帽被黄背子，即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贺讫，遂发哭。
二府大臣退下，继续商议以哲宗名义发布的遗诏，并召翰林学士承旨蔡京进宫动笔起草。蔡京后来成为徽宗朝的重要人物，不过他此时就已经参与了徽宗的故事，只是当时他的弟弟蔡卞已高居二府大臣，比他的官职还要高。
二府大臣一旦准备好遗诏，就要宦官向朝廷百官宣读，但还没来得及宣读，徽宗就召他们入殿了。
上御坐，宣名奏万福讫，升殿。上密谕章惇，语声低，同列皆不闻。余云：“臣等皆未闻圣语。”惇云：“请皇太后权同处分事。”上亦回顾余等云：“适再三告娘娘，乞同听政。”余云：“陛下圣德谦挹，乃欲如此，然长君无此故事，不知皇太后圣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许，适已谢了，乃敢指挥。兼遣制未降，可添入。”
于是二府大臣又叫回蔡京，修改遗诏。诏书已经修裱，内容除了指定徽宗继承皇位，还提到了哲宗的病情，希望葬礼从简，官员们只要短期服丧——这些都是遗诏中的常见内容。遗诏的宣读也依照常规进行：
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遗制，西向宣读讫，降阶。再拜讫，宰臣烧香、奠茶酒讫，又再拜。方宣遗制，时止哭，然上下内外恸哭声不可遏。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又奉慰讫，宰臣、亲王、嗣王、执政皆升殿恸哭，上亦掩面号泣。
二府大臣劝徽宗为社稷大计克制自己的悲伤，随后，他们拜见向太后，奏知遗诏中增加的段落。太后说：“官家年长聪明，自己那里理会得他事？”大臣们告诉太后是徽宗说她已经同意了，太后说：“只为官家再三要如此。”
从曾布的记录可以看出，向太后非常确定地希望徽宗继承哲宗的皇位。她在别处还说到，徽宗非常聪明，有次还明确说其他皇子都没法跟他比。还有一次，曾布提到神宗很聪明，向太后则说徽宗很像他的父亲。毫无疑问，太后很喜欢徽宗，而且认为他是神宗在世儿子里最有能力的一个。徽宗幼年丧母（生母陈嫔妃在神宗陵前去世），因此向太后非常重视徽宗的教育。而且，徽宗的生母已不在人世，这对他被选中继承皇位也许是有利的，因为不会再有一位皇母（如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与向太后竞争母亲的权威。由于徽宗只比赵佖小三个月，他们的年龄差别只是象征意义上的。但赵佖患有眼疾，即使只是视力不好，也不再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因为皇帝每天必须阅读成堆的奏疏等等。在徽宗登基的当天，曾布、许将和蔡卞讨论了选择他继承皇位的问题，三人均认为显然应该选择徽宗，而章惇提议让第四位皇子赵似继位是别有用心。另一种可能是，宫中其他人，比如宦官首领，在向太后面前说了徽宗的好话。太后还怀疑朱太妃与几个大宦官暗中串通，让她的儿子赵似取代徽宗登基。曾布记录了他后来与向太后的一次谈话，太后说，她问宦官梁从政继位的事情该如何办，梁回说听章惇的，可能他明白章惇支持朱太妃之子似继位。可以想象，也许有别的宦官提议支持徽宗。
非常重要的是，当时朝中没有人提出不要从哲宗的弟弟而是儿辈皇族中物色继承人。神宗没有在世的孙子，可能英宗也没有在世的重孙，但太宗后嗣中肯定有与哲宗之子辈分相当的，太祖后代中肯定也有很多同辈。但向太后的选择也许最符合人之常情，因为将神宗的儿子推上皇位意味着皇位仍由她丈夫的后代继承，况且这个新皇帝还是她自己抚养长大的。
1100年正月十二日这一天的决定，几乎彻底改变了徽宗的生活。假如皇位由他的哥哥或弟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做皇帝的兄弟，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些责任，却能有更多时间去寻求文化上的造诣。然而，从徽宗穿上皇袍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身边就围满了官员和宦官，这些人都想影响他在新角色上的作为。
向太后参政
徽宗被要求继位时，第一反应就是请求嫡母向太后垂帘听政。这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少年，可能会对掌管大宋帝国那样庞大复杂的事业感到胆怯，但对徽宗的同代人而言，徽宗虚岁十九，完全是成年人了，因此，徽宗请求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反应出人意料。
徽宗告诉大臣，他希望与向太后同掌朝政，大臣们立即退下商议如何安排。他们找到了两个不同的先例。一个是此前仁宗与哲宗年少，太后亲临朝殿，与小皇帝一起垂帘听政，大臣们同时向二人禀奏，实际上是与太后议事。在礼仪上，太后也被视为国家统治者，她的生日被定为节日进行祝贺，她的听政也要向宋朝的主要外交盟友辽国遣使通报。大臣们找到的另一种先例是，在英宗生病期间，大臣先在朝中拜见英宗，再去后宫拜见太后，禀告太后他们与英宗讨论过的事宜，太后有权裁夺。这种方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从礼仪上太后也没有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曾布认为，既然徽宗和英宗都已成年，英宗的先例是最适合的。其他大臣提出了一些异议，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曾布的提议。
曾布说服其他二府大臣后，随即向徽宗禀奏，详细描述了英宗朝的安排，并解释说当时的环境与徽宗现在十分相似，因为都是皇帝本人要求太后参政。“章献（真宗的遗孀）时仁宗方十三，宣仁（英宗的遗孀高氏）时大行方十岁。陛下岂可（像他们那样）坐帘中？”然后徽宗与二府大臣一同去拜见向太后。太后先是坚称这些都非她所愿，但后来还是同意了。大臣们称赞太后的贤德，并具体安排了听政的细节，包括太后不用亲自去前后殿，也不用听取所有奏疏，而是在二府大臣朝见徽宗后，再前往内东宫向太后奏事。而且，太后的生日也不定为节日，她听政也不用遣使通报辽国，这些具体安排不同于高太后摄政时的那些做法。
接下来几天，向太后一直忙着处理后宫嫔妃的事，例如为徽宗亡母追授封号，为哲宗的嫔妃安排住所和颁赐封号。正月十四日，她下了一道手诏，说自己不久就不再参与朝政，也不再接受奏疏。又过了几天，太后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听政了，对大臣和徽宗决定的事基本上都表示同意。二月初五，太后又写了一封手诏送至三省，说她心意已决，一旦哲宗在陵墓被安葬、灵牌升入供奉祖先的太庙后，她就不再参与朝政。
曾布在政治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向太后的对话。这些对话大部分是关于宫中事务，而不是朝廷的政策。二月初二，太后谈到了哲宗驾崩前的最后几天和治疗情况。同一天，她还抱怨说自己的阅读能力不足以处理政府文件。她说自己一直不认识“瞎”这个字，直到在一份边疆奏疏的一个名字中看到才认得。章惇安慰她说，太后的圣明足以处理这些事务，并提醒说禅宗的六祖慧能也不识字。二月十二日，太后告诉曾布，她怀疑哲宗生母朱氏曾与章惇及一个宦官密谋，让自己的儿子赵似继承皇位。大约一个月后，曾布和太后再次谈论这件事，指责朱氏与另一个宦官暗中勾结，那个宦官把朱氏的物什带到哲宗卧病的大殿，朱氏显然希望在哲宗驾崩时自己在场，亲眼看到继位之事按照她希望的方式发展。
向太后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几件事上立场强硬，其中一件涉及后宫：我们在第一章提到，哲宗废黜了孟皇后，随后将她的对手刘氏册封为皇后，向太后希望能找机会逆转这件事。在哲宗统治末年，有三位女性具有至高的权威：向太后，她是神宗的遗孀，哲宗、徽宗的嫡母；朱氏，神宗的贵妃，哲宗的生母；刘氏，哲宗的遗孀，被册封为皇后还不到三个月。徽宗继位改变了她们的地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她们三人都拥有自己的寝宫，还有众多被分派去伺候她们的宦官和宫女。1100年，与朱氏一同住在圣瑞宫的就有七百人。徽宗的生母在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唯一具备徽宗母亲身份的是向太后，因此她的地位只会进一步巩固。向太后与朱氏的寝宫相隔不远，二人做了很多年的邻居，但她对朱氏没有什么好感或同情。不过，她更不喜欢刘氏。朱氏与刘氏现在跟皇位继承的主脉都没有什么密切关系了，她们可能已经料到，过去逢迎她们的一些人会把注意力转向更有前程的主子，比如很快将成为新皇后的徽宗年轻的妻子。
向太后并不关心儿媳刘氏，与刘氏相比，她更喜欢孟氏。孟氏出身书香门第，一进宫就修习妇道。不过太后倒也承认，孟氏与刘氏的竞争二人都有责任，因为她们的脾气都有点大，但她仍然认为孟氏被废不合规矩，因为废黜孟氏的向太后手诏是伪造的。她本人都没有见过这份诏书，更别说亲笔写了。
向太后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她曾与韩忠彦和曾布讨论，但两位大臣都不赞成她的想法。两人同徽宗商量这件事时，徽宗让他们对太后解释，从原则上讲，弟弟不能改变哥哥遗孀的地位。韩忠彦的行状中记下了大臣、太后与徽宗之间的讨论：
初钦圣皇太后垂帘共政，而故相章申公敦犹未去位。公与申公帘对，皇太后曰：“登极之恩慱矣，无所不被。废后孟氏可复也。”公退谓申公曰：“有故事乎？事体之间无所伤乎？”曰：“无伤。”及以事对，上曰：“复孟氏则可，而皇太后欲复孟氏而废刘氏，奈何？复一废一，则上累永泰，岂小哉？公等执政也，其执之。”公曰：“陛下之言乃谟训也，其敢不执！”退见皇太后。皇太后盛以废复为言，不可易。公援引古今，具道其所以然，以死争之。皇太后之议遂格。
在曾布的政治日记中，向太后坚持认为皇帝只能有一位皇后，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不过，只有章惇支持这种观点，其他大臣都保持沉默。另一位大臣蒋之奇进而争辩道，废黜刘氏相当于将哲宗的错误彰显于众，而且徽宗作为小叔子，改变兄长遗孀的地位也不合礼仪。太后只好妥协，勉强同意立两位皇后。1100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郊坛宣布孟氏恢复皇后的身份。
数月后，曾布开始担心，太后是否真如承诺的那样，尽早放弃参政。五月初九，徽宗的第一个皇子出生，曾布提醒徽宗，“陛下已生子，皇太后弄孙，无可垂帘之理”。徽宗答道，摄政本来就不是太后的意愿，况且她也降下手诏，等哲宗灵位供奉在太庙以后就会还政，这也就是一两个月后的事了。曾布趁机向徽宗解释权力的复杂性。他警告徽宗，太后身边的亲随可能不希望她失去朝中影响力，徽宗应该提防他们制造事端。徽宗尽管不相信嫡母会这么容易受骗，但答应保持警惕。接着，曾布要徽宗提前做出决定，在太后还政后，哪些事情应当继续向她禀报。徽宗说，除了亲王和公主的事，其他事宜都不用向太后报告。曾布这才感到宽慰。
在这场对话的最后，曾布请求徽宗一定不要将前述他们说的事告诉别人。他引用了一句著名的古文：“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接着又说道：“愿陛下更赐垂意，此语稍泄露，臣实无所措身矣。”徽宗答道：“会得，会得！此岂可漏者？！”显然，曾布并不信任太后身边的那些人，可能也不信任太后本人。
很多历史学家在描述宋代的政治史时，假设向太后是在徽宗登基第一年做决策的人，也正是她召回了很多保守派。他们假定，向太后的观点肯定与她的婆婆高氏十五年前摄政时很相似，然而仔细研究史料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向太后的作用相对较小，而且下文会提到，她更感兴趣的是把改革派蔡京留在京城，而不是召回某一位保守派。
党争
徽宗刚登上皇位，就为自己定下了一项任务，即改善已使一代人受到影响的残酷的派系斗争。一开始，他对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想得有些天真。从理论上讲，皇帝拥有所有的权力：他可以颁布法律，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或罢免官员。但实际上，他必须做通官员的工作，因为他们有各种方法抵制自己不希望实施的举措。同时，每天都要与相互之间强烈不满的官员打交道，徽宗不得不学会如何筛选、评估他们提出的常常相互矛盾的建议。
在徽宗登上皇位之前的三十年，宋朝有三次皇位的更替导致数十位政府最高官员被罢免：第一次是神宗继位；第二次是小皇帝哲宗继位，高太后摄政；第三次是哲宗在祖母去世后开始亲政。哲宗在世最后六年被罢免的官员把徽宗继位视为他们恢复朝官的机会，那些在哲宗最后几年支持徽宗继位的官员，也下定决心要坐稳位置。
同其他许多时代和地方一样，宋代的宫廷政治也主要集中在京城。绝大部分政府官员在京外任职，基本上不会去争夺朝中的影响，而位于中央核心职位上的几百名京官，通常会将出京任职视为流放，是被迫离开实权职位。尽管爬上中央政府核心职位上的官员大多曾经在地方任职，但他们一旦爬到官僚机构的上层，就几乎都不愿意再回到地方上三百多个府州军监（或二十六路）担任基层管理职务了。
研究宋朝这段时期的政治，有一种方式是从两个主要的政治舞台入手，大致可以定义为朝廷和文人舆论圈。定期拜见皇帝的几十位朝中官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两府宰辅、谏官和台官，以及朝廷主要机构与部门的负责人——在那些定期向皇帝报告的事情上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力。这些事大部分与人事任命有关，比如应当任命和提拔谁，谁应该被罢免和降职。同时，对从军事行动到税务改革等方面的重要举措，皇帝也要明确授权。朝廷决定的都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件，关系到很多人的前程；这些事件可能还会导致重大开销，或影响不同行业的经济命运。毫不奇怪，很多人对朝廷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谁在朝廷有影响抱有极大的兴趣。通过官方公告、口口相传或是书信往来等方式，朝廷的决策往往会快速传播开来。
与朝廷形成主要竞争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一个很不具体的群体，被称为“外议”、“公论”、“文人”或“士大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词语指的是一些受过教育但没在官府任职的人士所谈论的事情。但是这个群体并不限于那些没有官职的人，事实上，“言官”与表达那些外围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对于这些担任谏官或台官的人而言，批评政府的政策、方案和官员行为就是职责所在。谏官和台官的很多奏疏在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士中广为流传，而奏疏的作者通常也希望能像影响皇帝及其主要幕僚一样，影响这部分对政治感兴趣的群体，这类奏疏往往都言辞犀利。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如果某个政客品格低下，那无论他提出什么建议都是有害的。这不是在朝廷商议国是时的语言，也未必是文人与亲朋好友谈论政治时的语言，而是作为一类指控书式的奏疏，显然，皇帝读起来也不会很愉悦。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大的政治分歧都在新政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之间产生。1069年，在徽宗出生的十多年前，神宗与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这些政策涉及政府事务的方方面面，从科举考试制度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新政中争议最大的是对农民实施青苗法、将劳务换为税收的募役法，以及征收商业税并使政府参与贸易的市易法。
事实证明，推行新政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每次有新政策宣布，曾为神宗的父祖效力的前朝老臣就猛烈抨击。反对派认为，新政并非一系列能使政府更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措施，只是一个失控的官僚机构在不停地颁布新法。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与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派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在神宗的认可下，王安石将反对新法的朝官相继调出京城。自汉代以来，确保对政策批评的通道畅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迫使反对者噤声被视为逾越了政治合法行为的界线。对新政持反对意见的朝廷重臣司马光也在1071年辞官，退隐洛阳（开封以西170公里），随后，他周围很快聚集了许多对政府发展方向感到不满的人。另一位名人苏轼，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他是徽宗的姑父王诜的朋友，也遭到贬谪，出京担任了一系列的州级职务。1080年，苏轼的很多诗词被认为暗含讥讽，因此被罢官流放。
宋神宗支持新政，首先是希望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对北方毗邻的契丹和党项发起进攻，收复唐代（618—907）曾经控制但后来又失去的领土。政府已经将过半的收入都用于军费开支，但仍在部署军队上感到吃力，难以对敌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080年，为储备实施新政产生的盈余物资，新的元丰库建成，到了1082年已存储八百万贯。然而，前方军事行动的进展却令人失望。1081—1082年，宋军与党项族西夏国在西北部（今甘肃境内）开战，夺回了六座城寨，但却损失了六十万大军。
神宗驾崩后的1085年，高太后召回反对新法的重臣司马光，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疾病缠身。很多官员也被召回京城，包括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当时的新年号是元祐，所以在此期间复官的那些人又被称为“元祐派”或“元祐党人”。在这段时期，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并没有根据政策自身的优缺点逐条进行考虑，而是被全盘废除。很快，神宗在位时建立的整个财政体系几乎全部被破坏，到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他的大部分新政措施都被推翻。王安石的追随者们也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尤其是吕惠卿和章惇二人都被罢官放逐。同时，改革派还受到了文字狱的迫害。蔡确被指控诽谤太后，被贬到偏远的南方，没几年就去世了。
一旦保守派的政敌被驱逐，他们也就无法再维持保守派内部的团结了，很快，保守派之间就开始争斗，几乎与之前针对改革派一样残酷。1091年，苏轼从地方调回京城任职没几年，就因为写了一首诗而被学者程颐指责为行为不端。
1093年，哲宗开始亲政。他召回了一些改革派，而这些人一回来就立刻罢免了八年前驱逐他们的那些人，甚至还想要惩罚已经去世的人。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哲宗同意毁掉司马光墓前的御碑。
徽宗被推上皇位时，章惇、曾布和蔡卞三人都在场，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改革派的领导者。由于蔡卞被王安石招为女婿，他的身份比别人更特殊。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末，这三位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彼此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认同，他们在哲宗面前表现得更像是对手而非盟友。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
当然，中国历史上存在残酷党争的也不只是宋朝。至少在汉代、唐代和明代都有党争，而且，在其他君主政体下，宫廷中主要派别间的激烈斗争也并不鲜见。通常来说，执政大臣掌权的时间越长，他招致的批评和树敌也就越多。这就是徽宗不得不面对的、生活中的政治现实。减少或克服这些敌对行为，对徽宗来说是一种挑战。
在位培训
徽宗登基后几个星期内实施的大部分活动都出于礼制规定。哲宗去世后第二天，新皇帝宣布大赦，减轻那些被哲宗降职、停职和贬谪官员的惩罚。同一天，朝廷派一名使者前往辽国皇宫，宣布哲宗驾崩和徽宗继位。同时，哲宗驾崩的消息还要通知各州官员、士兵和普通民众。众多官员奉命操办哲宗的葬礼，由章惇总其责。两天后，给哲宗看病的太医被免职和罚俸。次日，徽宗追封生母，并派人寻找她的亲戚。再往后一天（正月十七日），徽宗召回了之前的两个老师傅楫和朱绂，二人都是在两个月前受邹浩事件（在第一章提到）牵连而被贬斥。第二天，哲宗的一些私人物品被赐予他身边的几位重要官员。又过了一天（正月十九日），徽宗的哥哥赵佖被加封为陈王。三天后的正月二十二日，徽宗的几个弟弟也被赐予新封号。
比这些例行法令更重要的，是为重要岗位挑选合适的官员。徽宗登基的最初几个月中，他一再被告诫，统治天下的秘诀是在关键职位上任命品行端正和才能出众的官员，尤其是谏官、台官和二府大臣。徽宗的幕僚向他保证，一旦他将适当人选安排到位，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大臣们也向宋朝初期的皇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主张无为而治，这可以理解为以一种礼貌的方式表示“让我们来替你管理朝中事务吧”。
徽宗首先任命了一批被哲宗贬谪的官员。他显然对这些人的大致情况了如指掌，也听过反对他们被贬的争论。而且，他登基时颁布的大赦已经解除了对这些人的惩罚。
徽宗对保守派的兴趣，让他所继承的两府中的改革派大臣感到了威胁，这毫不意外。章惇和蔡卞强调要保留哲宗的政策，把诋毁神宗或哲宗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然而，徽宗还是一再对保守派表现出兴趣。正月十九日，哲宗去世仅七天，徽宗就要二府大臣准备一份有资格担任高级官职的人员名单，其中包括此前任职的人。第二天，这份名单准备好时，徽宗与二府大臣逐一讨论了上面的人员。根据曾布的记载，徽宗看起来很了解这些人，对于要任用哪些人，也有自己的见解：
丁亥，赴早临，遂乞奏事，以前执政及从官等姓名面奏，吕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边。”次至韩忠彦，上云：“此当召。”……及黄履，上云：“此三人（韩忠彦、李清臣和黄履）皆可召。”
黄履由于为邹浩辩解而被免，邹浩则是因为反对册封刘氏为皇后惹恼了哲宗。下一位讨论的是安焘，然后是蒋之奇。
上亦云：“当召，复兼学士见阙。”又及叶祖洽，余云：“在朝无所附丽，亦可用。”上许之。至吕嘉问、蹇序辰辈，余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
次及叶涛，余云：“尝为中书舍人，有气节，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朱服三人，上亦知其反复，夔独指涛云：“唯此人可用。”
他们接着又议论了八个人，选出五名任用，其中包括曾布的弟弟曾肇。曾布解释说，他的弟弟没有加入任何派系，当初被罢免只是因为在编纂史书。讨论结束后，大臣们又去拜见了太后，太后表示“并上所取舍，皆合公议”。曾布试图恭维一下太后：“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无可言者。”
这些初步任命中蕴含的政治含意未能逃过蔡卞和章惇的注意。曾布试图宽慰蔡卞，说他至少可以指望着皇上不会把苏轼或苏辙召回来。显然，曾布已经察觉到徽宗不喜欢这两个人，而这肯定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因为皇上一直在下令召回那些和他们一样强烈反对改革的官员。
当然，要真正掌握二府内部微妙的人际关系，徽宗还得花些时间。曾布记录了很多他试图在这些方面向徽宗进谏的对话。有一次，徽宗问到黄履，曾布提醒说，黄履是因为维护邹浩才被罢官的。徽宗又问邹浩说了哪些冒犯的话，曾布回答说与哲宗的皇后刘氏有关，但大臣们并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曾布解释说，黄履没有与其他大臣商量就向哲宗进谏，战略上犯了错误。“若大臣肯同开陈，人主虽怒，岂可尽逐。”徽宗点头表示认同。曾布又提出，在台官和谏官职位上尚有很多空缺。另有一次，曾布进谏说，他认为有三人适合担任“言事官”。徽宗自己提出邹浩也是适合人选，并说将他贬到一个死地不太公平。曾布补充道，被贬到死地的大臣不只邹浩一人。陈次升被流放到南安，那里容易感染多种热带疾病，被贬至当地的官员、士兵已经死亡大半。八天之后，曾布向徽宗强调，将那些被贬死地的人快快召回来。曾布说：“如浩者，万一不得生还，于朝亦非美事。”
从曾布的记述可以看出，徽宗是一名有好奇心的学生，经常提一些问题。例如五月的一天，曾布陈述了一些任命的建议后，徽宗向他问起文书工作的事：
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迟滞。”余云：“以经历处多，三省六曹皆得一两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须旬乃可出。”
上云：“三省与密院文字，多少相较几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尔，尚书省乃万机所在，密院边事息则益少，非其比也，逐日进呈文字不过一二内臣及武臣差除尔。三省议论、所降号令，无非系天下休戚，以至进退人材，区别中外臣僚奏请是非，无非大事，岂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