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刘文忠
1973年6月，我由文化部留守处分配办公室分配到位于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组来做编辑工作。我是古典组的第十名，古典组是清一色的十条汉子，被外部门称为“和尚班”。唯一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林东海，我们都是1965年毕业的研究生，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我毕业于山东大学，“文革”中我们都下了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由于高教部的乱点鸳鸯谱，他被分配到音乐工作者协会，我被分配到舞蹈工作者协会，都在位于王府井大街38号的中国文联大楼上班。在文学出版社食堂吃饭的时候，又遇到来自静海干校的屠岸，他原来是老剧协的，来到文学出版社后任现代部副主任。不久又看到文联大楼的几个熟人，外文部的任吉生，政治处的王玮，医务室的经德荣，收发室的张金禄和来自静海干校的戏剧组的张伟、贾得臣以及山大校友丛培香，南大校友赵水金等，老熟人与新同事，逐渐认识得越来越多。
那时的古典组只有402与404一大一小两间向阴的办公室，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不说，最突出的问题是拥挤不堪，大间七个人，小屋三个人，办公室的桌子紧紧相连，再加古典组的工具书多，书柜与书架占据了不少面积，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这十人之中，除了周汝昌一人因修改他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而不坐班，其他九人（杜维沫、孟庆锡、陈新、戴鸿森、王思宇、林东海、陈建根、盛永祜和我）都是天天坐班的。当时流行着两句话：没有空间，就没有时间。我不太相信这两句话，马克思时空观只论述过时间与空间都是无限的，没有论述过时间与空间的这种关系。
那时古典组的对面有一大一小的两间房子，即401与403。在小屋401办公的是诗人李季。我在读高中时，就读过他的诗集《王贵与李香香》，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两句：“羊肚子手巾一尺五，拧干了眼泪再来哭。”在“文革”前我们虽然同在文联大楼上班，因为他在作协，我在舞协，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李季就在我对面的办公室，见面时就打个招呼，有时也聊几句天。我对面大屋403还有几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两位，一位是原《人民文学》杂志的崔道怡，一位是后来当过我社社长的孟伟哉。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刊物，据说刊物的名字叫《中国文学》，以区别于旧日的《人民文学》。李季就是这个刊物筹备组的负责人。他不爱关办公室的房门，经常大门敞开。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习惯，使我目睹了他上班的情景：他有时双手扶桌弓腰站在办公桌前看东西，有时跪在椅子上办公，这种带病坚持工作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几十年不能忘记。我也患有痔疮，犯病的时候，出现脱肛水肿，怕骑自行车，怕坐。我深知其苦。每当我犯病的时候，我也曾想到请几天病假休息一下。但想到李季同志跪在椅子上上班的情景，我便打消了请假休息的念头。
1990年，古编室部分同志在办公室讨论选题。左起：管士光、刘文忠、宋红、林东海、戴鸿森
1975年前后，李季同志负责筹备的刊物，没有获得上级的批准，有关部门决定恢复《诗刊》与《人民文学》，李季等同志离开文学出版社了，古典组对面的两间房子从此空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古典组应当向行政科交涉要间房子，我向组长杜维沫同志提出建议，请他与行政科交涉。杜维沫说，我已经向他们说过几次了，他们想让外文部让出一间房子来，外文部不同意。我说，对面的房子不是空着吗？为什么不能调给我们一间？老杜说，《鲁迅全集》要上马，对面的房子是要留给他们的。我说：鲁迅组不就是王仰晨、陈早春他们三四个人吗？大间给他们不就行了？老杜是个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正在这时，我有了一个新发现，用我们门上的大钥匙，可以打开对面小屋401的门，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思宇，并问他敢不敢和我一起进驻401这间房子？王思宇慨然答应。于是我们便把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搬了进去。我当时心想：我们既无砸门，又没撬锁，之所以擅自进驻，是被逼出来的，万一行政部门出来干涉，大不了搬回去就是了。我还在心中构思了一番辩护词，详细论证分析了办公室分配的不合理。并将外文部与古典组的人数与房屋面积做了对比：外文部的人数是我们的一倍，而所占房屋却是我们的五倍，以此论证占房有理。当时主管行政工作的社领导是张宗禹，他是从文联调入出版社的，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一个整天板起面孔，不苟言笑的人。“文革”中在文联大楼时我与他打过交道，我估计行政科会向他报告此事，张宗禹会找我问责。等了多日张宗禹却并没有找我。有一天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碰到他，他问了我几句情况，我如实地一一回答，最后老张说：“你们的做法不妥。”我说：“不这样做您能给我们房子吗？”原先准备的辩护词，也没机会再说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过了几天，我在四楼的楼道里看到一条长沙发，足有一米七八长，是外文部扔到走廊上的，我一看，沙发的面上蒙着红色的金丝绒，布面好好的，弹簧有点毛病，但不影响使用，心想，这批假洋鬼子也真够烧包的，好好的一个沙发你们扔它干什么，你们不要，我要。我叫上王思宇，把它抬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午休时，我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心里觉得日子过得挺好。后来这个沙发，行政部门修理了一次，换了弹簧和布面，焕然一新。这个沙发一直伴随着我二十多年，直到我退休。凡来社造访我的人，都在这个沙发上坐过，其中仅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不下百人：如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叶子铭，山东大学的萧涤非、殷孟伦、袁世硕、牟世金，人民大学的吴文治、蔡钟翔，北京大学的张少康、葛晓音，社科院文学所的侯敏泽、曹道衡，云南大学的张文勋，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山西大学的姚奠中，哈尔滨师大的张锦池，安徽大学的朱一清，安徽师大的刘学锴、余恕诚，河北大学的詹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何满子、钱伯诚等等，都在我这个捡来的沙发上坐过。这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