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刘文忠

1973年6月,我由文化部留守处分配办公室分配到位于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组来做编辑工作。我是古典组的第十名,古典组是清一色的十条汉子,被外部门称为“和尚班”。唯一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林东海,我们都是1965年毕业的研究生,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我毕业于山东大学,“文革”中我们都下了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由于高教部的乱点鸳鸯谱,他被分配到音乐工作者协会,我被分配到舞蹈工作者协会,都在位于王府井大街38号的中国文联大楼上班。在文学出版社食堂吃饭的时候,又遇到来自静海干校的屠岸,他原来是老剧协的,来到文学出版社后任现代部副主任。不久又看到文联大楼的几个熟人,外文部的任吉生,政治处的王玮,医务室的经德荣,收发室的张金禄和来自静海干校的戏剧组的张伟、贾得臣以及山大校友丛培香,南大校友赵水金等,老熟人与新同事,逐渐认识得越来越多。

那时的古典组只有402与404一大一小两间向阴的办公室,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不说,最突出的问题是拥挤不堪,大间七个人,小屋三个人,办公室的桌子紧紧相连,再加古典组的工具书多,书柜与书架占据了不少面积,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而且这十人之中,除了周汝昌一人因修改他的著作《红楼梦新证》而不坐班,其他九人(杜维沫、孟庆锡、陈新、戴鸿森、王思宇、林东海、陈建根、盛永祜和我)都是天天坐班的。当时流行着两句话:没有空间,就没有时间。我不太相信这两句话,马克思时空观只论述过时间与空间都是无限的,没有论述过时间与空间的这种关系。

那时古典组的对面有一大一小的两间房子,即401与403。在小屋401办公的是诗人李季。我在读高中时,就读过他的诗集《王贵与李香香》,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两句:“羊肚子手巾一尺五,拧干了眼泪再来哭。”在“文革”前我们虽然同在文联大楼上班,因为他在作协,我在舞协,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李季就在我对面的办公室,见面时就打个招呼,有时也聊几句天。我对面大屋403还有几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人,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两位,一位是原《人民文学》杂志的崔道怡,一位是后来当过我社社长的孟伟哉。他们正在筹备一个刊物,据说刊物的名字叫《中国文学》,以区别于旧日的《人民文学》。李季就是这个刊物筹备组的负责人。他不爱关办公室的房门,经常大门敞开。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个习惯,使我目睹了他上班的情景:他有时双手扶桌弓腰站在办公桌前看东西,有时跪在椅子上办公,这种带病坚持工作的敬业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几十年不能忘记。我也患有痔疮,犯病的时候,出现脱肛水肿,怕骑自行车,怕坐。我深知其苦。每当我犯病的时候,我也曾想到请几天病假休息一下。但想到李季同志跪在椅子上上班的情景,我便打消了请假休息的念头。

1990年,古编室部分同志在办公室讨论选题。左起:管士光、刘文忠、宋红、林东海、戴鸿森

1975年前后,李季同志负责筹备的刊物,没有获得上级的批准,有关部门决定恢复《诗刊》与《人民文学》,李季等同志离开文学出版社了,古典组对面的两间房子从此空了下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古典组应当向行政科交涉要间房子,我向组长杜维沫同志提出建议,请他与行政科交涉。杜维沫说,我已经向他们说过几次了,他们想让外文部让出一间房子来,外文部不同意。我说,对面的房子不是空着吗?为什么不能调给我们一间?老杜说,《鲁迅全集》要上马,对面的房子是要留给他们的。我说:鲁迅组不就是王仰晨、陈早春他们三四个人吗?大间给他们不就行了?老杜是个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正在这时,我有了一个新发现,用我们门上的大钥匙,可以打开对面小屋401的门,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思宇,并问他敢不敢和我一起进驻401这间房子?王思宇慨然答应。于是我们便把我们的两张办公桌和两把椅子搬了进去。我当时心想:我们既无砸门,又没撬锁,之所以擅自进驻,是被逼出来的,万一行政部门出来干涉,大不了搬回去就是了。我还在心中构思了一番辩护词,详细论证分析了办公室分配的不合理。并将外文部与古典组的人数与房屋面积做了对比:外文部的人数是我们的一倍,而所占房屋却是我们的五倍,以此论证占房有理。当时主管行政工作的社领导是张宗禹,他是从文联调入出版社的,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一个整天板起面孔,不苟言笑的人。“文革”中在文联大楼时我与他打过交道,我估计行政科会向他报告此事,张宗禹会找我问责。等了多日张宗禹却并没有找我。有一天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碰到他,他问了我几句情况,我如实地一一回答,最后老张说:“你们的做法不妥。”我说:“不这样做您能给我们房子吗?”原先准备的辩护词,也没机会再说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过了几天,我在四楼的楼道里看到一条长沙发,足有一米七八长,是外文部扔到走廊上的,我一看,沙发的面上蒙着红色的金丝绒,布面好好的,弹簧有点毛病,但不影响使用,心想,这批假洋鬼子也真够烧包的,好好的一个沙发你们扔它干什么,你们不要,我要。我叫上王思宇,把它抬进了我们的办公室。午休时,我躺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心里觉得日子过得挺好。后来这个沙发,行政部门修理了一次,换了弹簧和布面,焕然一新。这个沙发一直伴随着我二十多年,直到我退休。凡来社造访我的人,都在这个沙发上坐过,其中仅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不下百人:如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叶子铭,山东大学的萧涤非、殷孟伦、袁世硕、牟世金,人民大学的吴文治、蔡钟翔,北京大学的张少康、葛晓音,社科院文学所的侯敏泽、曹道衡,云南大学的张文勋,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山西大学的姚奠中,哈尔滨师大的张锦池,安徽大学的朱一清,安徽师大的刘学锴、余恕诚,河北大学的詹锳,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何满子、钱伯诚等等,都在我这个捡来的沙发上坐过。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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