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马匹与书籍

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地的大城市还是马车的天下，就像今天的城市里到处都是汽车一样。临街的人家如果家境宽裕，会请人在家门口的路段铺上干草，以减轻车轮和马蹄经过石板路时带来的噪音。1880年的曼哈顿，大约有八万匹马。在上个世纪之交的伦敦，马匹的数量大约是三十万。在同一时期的柏林，仅公共交通和出租业的役马就多达三万匹，另外还有大约一千六百匹马专为柏林邮政服务。

在当时的城市里，马无处不在。每天傍晚，有些马被拉到近郊的马场，还有很多留在城里过夜。视主人与用途的不同，这些留在城里的马有的住在独立的马棚，有的被安置在紧靠住宅楼搭建的马厩里，与居民生活的地盘只有一壁之隔。柏林邮政和博乐奶业之类的运输企业在市中心盖起了几层高的马棚，通过宽阔平缓的楼梯将马牵进各层的马厩。

每天除了供应城里人的食物，还有大批饲料被运进城。1900年，伦敦城里的马每天都要消耗一千二百吨燕麦和两千吨干草。另外，每匹马每天都会产生大约十五公斤粪便，为了处理这些容易滋生病菌的马粪，城市建起了一套专门的回收处理系统。马粪被收集起来用作肥料，也有些被晒干当作燃料。但即使这样，早在1880年代便有人担心，城市迟早有一天将被马粪淹没。另外，每天都有几十匹马死在城里，然后被它们的主人送进屠宰场，再由专门的肉铺加工成食物。当年，马匹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城市里一代代繁衍生息。

十九世纪末至“一战”前，在城市的街道上，汽车仍然是稀有物。在乡下，机动车更是难得一见。假如当时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汽车和拖拉机将彻底取代马匹，他一定会遭到众人的反驳甚至是耻笑。人们也许会说，机动车确有这样或那样的优势，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人类有一天会因此放弃马匹，那这个人必定是白痴。如今，每当我闭上眼，在脑海中想象十九世纪末的情景时，仿佛都能清楚地听到那些反对的声音：汽车太贵，太危险，也太复杂，而且还总是发出刺耳的噪音和呛人的气味。另外，更重要的理由是，与马匹相比，汽车是一台没有光环、也没有任何神圣感的机器。

我对这些理由深表理解。它们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出自人类最深刻的文化经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没有马该如何生活。千百年来，全世界的人都是在马匹的陪伴下长大的。只有马能够帮助人类，完成人员和货物的长途运输，同时，它也是体力劳动中最重要的帮手。没有马，人类就无法修建教堂、宫殿和桥梁，也无法依靠农业来养活自己。

因此，马匹自古以来便是财富、权力和地位的重要象征。国王请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时，总喜欢用马作为陪衬。很多贵族和王室的徽章，迄今仍用马作装饰。即使在现代民主国家，马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徽章上，下萨克森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两州便是例子。有了马的衬托，人不仅会显得更强壮，而且还会变得更优秀，更尊贵。骑士既是骑手，也是贵族。

另外还有战争。马匹一向是军事实力的坚固保障。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中，制胜的法宝并不是炮火，而是攻势凌厉的骑兵。虽然炮兵的优势当时已显现，但是直到“一战”，许多指挥官依然恪守传统信条，把骑兵视作克敌的利器。后来，这种传统观念变成了一种隐喻，每当文学作品中出现暴力屠杀的场面时，骑在马上的匪徒总是少不了的要素。

但是在今人眼里，十九世纪末大众对马的迷恋和忠诚显得十分可笑，因为这种执着实在没有道理。事实上，十九世纪是“马的最后一个世纪”。乌尔里希·劳尔夫⁽¹⁾在同名作品中对此做出了生动的描写，让人读后对那个时代心驰神往。然而在1900年之后，马逐渐淡出了人的视野，从历史节奏看，这一切的发生仿佛只是一瞬。从此，马匹退出了城市、乡村和军队，其功能被汽车、卡车、拖拉机和坦克逐一替代。1938年，德国汽车登记数量已经超过了三百万，今天更是达到了六千万。1950年代，苏联红军解散了最后一支骑兵部队，这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一块活化石。在今天的维也纳，街上偶尔驶过的四轮马车经常被游客当作罕见的古董。当你坐在旅馆房间，突然听到一串清脆的马蹄声从窗外掠过，一定会立刻跑到窗前，然后边看边摇头。

为人拉车、供人役使，原本是马匹为人类做过几千年的事情，可如今每当有人看到一匹马在做这样的事，马上就会想：哇，好刺激！接着又会想：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当初为何要把人类社会的运转和维系托付给这些娇弱害羞的生灵，难道就因为它们有几分可怜的力气？

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里，马——这种美丽温顺的动物，这个人类文明离开它便无从立足的生物，最终作为有生命的休闲和运动器材为自己找到了归宿。人们用心饲养它，照顾它，甚至爱上它，特别是那些小女孩和姑娘们，在当年属于男人的马匹世界里，她们往往是受到排斥的对象。面对马这一物种，我们仿佛是要用对极少数个体的善意，来弥补当年对其亿万同类所犯下的罪行：为它们戴上笼头，奴役、压榨和殴打它们，将它们拖入战场，令其受冻挨饿，甚至遭受屠戮。但无论我们怎样做，在我们这里，马终究已经成为历史。

如今，当机械化车辆“战胜”马匹、证明自身在日常生活和战争中的优势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又一次不得不面对同一话题：现代发明是否能代替人类的古老伙伴，并最终取代它的位置。这个新发明就是电子书。未来某一天，文字是否将摆脱纸这一载体？阅读是否将变成与数字终端的交道，它的形式与显示屏、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没有分别？

在这些关于未来的讨论中，我听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不！”，这声音铿锵有力，带着胸腔的共鸣：电子书固然有诸多好处，但永远都不可能取代纸质书。书籍是人类文化和文明最卓越，或许也是最本真的表现形式。书籍是有传统和光环的，它是高雅和尊严的化身。因此，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抛弃它，因为我们真的做不到。

我也很愿意这样想。可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不由得想起，当年我们是多么轻易且迅速地抛弃了马匹。十九和二十世纪时，人类生活的技术化和机动化是一场不可阻挡的潮流。今天，这股潮流是数字化和电脑化，而电子书不过是这股潮流中一个晚生的孩子。在日常通讯中，通过固定或移动设备而非纸质印刷物去阅读文字，早已成为常态。如今，有谁还会用纸写信？自从有了邮件，转瞬之间，信息就可以从一方传递给另一方。如果没有数字化传输，企业之间的联络、学术界的数据交流，都是难以想象的。

正如人们所愿，文学是数字化浪潮中最顽强的抵抗者。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块地盘上，住着文字世界的最后一批骑士。但是我们同样也有理由担心，在这里，古腾堡时代也将走向终结。说到底，汽车和拖拉机——更不用说坦克——取代马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力量、韧性和沉稳。这些理由对电子书也同样适用。

但是，说起数字化阅读的好处，以及无纸化出版对环境的贡献，我更愿意将陈述这些理由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完成。在纸质书的世界里，我已陷得太深太深。从识字第一天起，是书籍为我打开了世界，而不是电子档。书籍是我的伙伴、情侣、助手和朋友，迄今依然如故。能够通过写作亲手去创造书籍，是我这辈子实现的最大胆的梦想。

所以我想在这本书里讲一讲，假如有一天离开了纸质书，我的生活将失去什么。在讲述中，我既不求全面，也不想挖空心思去搜罗各种新鲜的理由为纸质书辩护，而宁愿将更多的笔墨奉献给那些和书籍相关的最美妙最平凡的东西。正因为太熟悉，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它们。

书籍漫谈

把一本书拿到手上，你会透过身体感觉到它的重量。这份重量包含着人们为这本书诞生所做的一切，包括交谈、磋商和决策等。

某个人写下一篇文字，或者是很多篇，之后将其合并或经过加工糅合在一起；在为创作进行的调研或旅行过程中，或曾有人为他／她提供了帮助；编辑和代理对手稿做出审核，并提交出版建议；出版社负责人采纳这一建议，经成本核算后，为书籍制作划拨资金；文稿经过编辑和多次修改，转送校对和排版；印刷厂用造纸厂供应的纸张，将文字印制成册；封套上的麻布是由纺织厂提供，胶水和装订用的麻线是从别处采购；设计师负责封面设计，代理商负责把书推介到各处书店；营销人员不遗余力，对书籍进行宣传和推广；最后，由司机开车把书运到书店，店员对书籍进行登记，然后在店里陈列并出售。另外，肯定还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一过程，被我在罗列时漏掉了。

作为读者，人们当然都清楚，并非所有文字都能变成书，文学作品能够付梓出版的更是极少数。经常有这样的传闻：作者投递的稿件被编辑随手扔进抽屉，常年无人问津。这些传闻确有其事，对所有立志写作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伤心事。所以，每一本书都是对文字的一种奖赏，其存在本身便已说明，这篇文字在变成铅字前，曾经翻越了多少道壁垒。

因此，书籍需要被尊重。或许就在眼下这一刻，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某个人正在满怀骄傲地把自己的第一本书捧给父母。这本递到父母手中的书，很有可能不会被阅读，因为在父母眼里，子女的世界和书中的世界都是陌生的。但有一件事，他们十有八九都会做：他们会郑重其事地接过书，把它摆到客厅书架最显眼、最容易拿到的位置，好用它向别人、更重要是向自己证明，他们的儿子或女儿是个有本事的人。盖一间房子，生一个孩子，种一棵树，写一本书——人们做下这些事情，并用它来证明，自己的人生没有虚度。

书籍是文字世界里的房子。它为栖居者提供遮蔽和保护，为它定位，帮它找到身份归属。变成铅字的文字从这坚固的房子里，用充满同情或许还略带傲慢的目光向外张望，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些还处于手稿、打印稿或文档形态的文字，在旷野中游荡漂泊，并时刻担心自己会随时消失，从此化为乌有。

说到底，一本书就是一部作品彻底完工后的成品，就像是一尊用青铜浇铸的雕塑。编辑、印刷和装订为文字工作划上了最后的句点，从此刻起，不得再有任何补充或删减。出版方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才会为一本书发行“修订版”。对书籍而言，要走到这一步，往往要迈过很高的门槛。作为业已完成的作品，数以亿万计的书籍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世人宣示了一个道理：所有重要和本质性的事物，都有其固定的形态——开头，中间和结尾。

人的一生，未尝不是如此。

(1)　Ulrich Raulf（1950―　），德国文化学家、记者，曾任《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副刊主编。——译注，全书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