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对象最关键的是找人,找到能够看得中、互相合得来的人,家里穷富不是最重要。娘死得早,我从小苦惯的,不怕苦,不嫌穷……
——徐小英
三 徐小英
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挑望虞河 自由恋爱 分家 住院 望产妇
当队长 入党 车祸 吃救济粮
口述:徐小英
时间:2014年12月20日上午,21日上午
地点:李家前院
徐小英,李永根妻子,1941年生,担任过生产队、大队干部, 1986年遭遇车祸,现在驾残疾车出行。
那年我还小。盛夏清早,知了一个劲叫。有陌生姑娘骑车,从我家门前路过,下坡急拐弯,一下子撞倒篱笆。爷爷刚要数落,娘连连摇手,“别说别说!是永根娘子!”
那时李永根还在部队。这姑娘远道而来,一路打听,寻到界岸,自称是永根对象,前来拜见婆母,天上掉下来的媳妇,一时轰动乡里。李永根10月退伍,年底结婚,大家去闹洞房,新娘端坐床沿,戴副墨镜,很是洋派。
这个新娘就是徐小英。当年英姿焕发,如今年过七旬。李永根先谈一个小时,接下来听她述说……
我老家住在山前镇,五八年寒天东迁,哥哥先去,第二年全家一起去,队长家也去的。那个地方最初只有十户人家,就叫十家村,后来去的人多了,才划到公社里去。
五八年挑望虞河,我18岁,长得细小,但是能做。父亲60岁,队里开会,布置上河工,要去很多人。他回来就对我说:“你平时嘴狠,不服气,要是真有本事,就去挑望虞河。如果你不去,那么只好我去。”
我想他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我去就我去,也没什么好怕的。队里有三个姑娘一起去,她们20岁,比我年龄大,个子也高。我们走到四号桥,再坐车到工地,衣服、被子、粮食随身带着。
到了工地,书记看看我,皱着眉头讲,这个丫头这么小,跑这儿来干什么？队里人说,别看她人小,干活好几年了,不信干几天试试。于是就跟大家一起去挑河,河底的泥很硬,钉耙坌下去,一坌一个印子,挑着泥从河底往上走,坡特别陡。挑了一阵也没什么,跟大家差不多。
回来过春节,第二年又去,不挑河了,叫我洗衣服,30多个人的,算是照顾我,麦子黄的时候回家。开始去的时候,敞开肚皮吃,白米饭,尽吃。哪有多少粮食吃？没多久,粮食不够了,烧萝卜饭吃。
后勤人员可以吃饱,挑的人不一定。我洗衣服,算后勤,与炊事员一起吃,每人每顿一碗饭。干后勤的自己盛,装得尖尖满满,活也轻些,我一大碗吃不掉,分给哥哥吃。挑河的人也是一碗,干活重,吃不饱,经常闹矛盾。
晚上睡觉,工地上搭草棚,一排一排的,地上铺点稻草,挤在一起睡,这头是妇女,那头是男人,大通铺。晚上几个男工躺在棚子里喊号子,装作开夜工,其他人休息,挑得太辛苦,吃不消。
镇志载,1958年10月拓浚望虞河,全乡3500多民工参加,民工数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挑望虞河苦,老农民谈之色变。徐小英18岁去挑望虞河,颇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之风。
望虞河工地回来,当了几天妇女队长,大队繁殖场要人,又去种饲料田,当饲养员。种棉花的时候去的,过年前回来,领到80元钱。我们那里是新围垦的荒滩,迁居的人越来越多,我家房子前后建了三次。每次房子建好刚要住下,又说重新规划、集中建点,起了又拆,拆了又起。
不过当初造房比较简单,芦苇、麦草、土坯,房子自己建,政府哪来补贴？那些新围垦的田,原来是公社干部种的,野地里黄豆垛、高粱垛都有,想吃自己去搞点就是,没有人管。后来六零年闹饥荒,我们总算没有饿肚子。
“麦子黄的时候才回家”,“种棉花的时候去的”,“过年前回来”,农民对时间的记忆往往与农时有关。
“1962年我们结婚”,徐小英继续往下说。
我回过神来,打断她,“姐姐,你先说说怎么认识永根哥哥的？”
啊哈,说起来话长。我们队里有个妇女,小官人(丈夫)在杭州当兵,挑望虞河一结束,她直接就到男人那里去。部队回来后,她几次给我做介绍,说的是一起当兵的老乡。1961年她又去探亲,硬拉我一起去看对象。
说实话,我开始去看的不是永根,而是另外一个人。到部队几天接触下来,觉得跟那人没有什么感觉。永根是他们一个连的,我们同一个县,也算老乡。双方觉得不错,于是自作主张,当时就定了下来,完全是自由恋爱。
在婚姻问题上,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我一个姐姐嫁在张桥,一个姐姐嫁在陈桥。大姐夫是个麻子,我娘生前定的亲。为啥呢？男方家里蛮发财的,住独家村,又是独子,娘舅做的介绍。如果娘不死,姐姐不愿嫁的。娘死后,男方置了五六担东西,船运过来,过“六七”,吊孝。姐夫从小是个惯宝宝,什么活都不干,连插秧都不会,好喝酒,姐姐就跟他这样过过。
二姐夫细条条,瘦长个,家里是富裕中农,有老牛,好几间房。我一直觉得,找对象最关键的是找人,找到能够看得中、互相合得来的人,家里穷富不是最重要。娘死得早,我从小苦惯的,不怕苦,不嫌穷,人生下来就是干活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960年饿肚子,我没受多少罪,反倒是1962年结婚后,吃足了苦头。”徐小英语气低沉下来。
我记得,腊月十八结婚,家里也就20来斤米,两个大人,要吃到来年麦子上场,好几个月,这日子怎么过？那时有救济粮,周支书好的,帮我们申请到一些。后来永根当队长,书记女儿到队里干活,年纪小,记工分要打折。书记娘子不高兴,站在界岸上骂,“没人弄来救济粮,你家哪来得吃？”走来走去,边走边骂,我没什么说的。
好容易熬到新麦上场,队里分麦子,我家没东西装,向周家借两只篓子,把麦子挑回家,倒掉了,再还篓子。永根当兵六年在外,结婚后真正一无所有,家里连最普通的坛子、缸都没有,只有一个草窠(稻草编织的筒形器具),粮食就放在里面。
后来分家,分到一间半房,有堵墙上多个窗户,折8元钱,好还给人家(噙泪),有时讲着讲着,眼泪熬不住就要出来。分到一只缸、一只坛子,两只碗,一人一只。婆婆说,一只缸可以给你,你拿双鞋出来,给贵才穿,你不拿鞋出来,缸就不给你。
部队里军装军鞋都是定量的,到了年头以旧换新。永根复员回来,也就两双鞋,没有多余的。刚刚结婚,生活又困难,他有点舍不得。我劝永根,算了,就算不分这只缸,你给弟弟一双鞋,也是应该的。
分家后,连做饭的灶头都砌不起,自己动手,盘一个行饷(独眼灶)。做饭没有草烧,永根到我娘家去,推一车柴草回来。娘家路又远,一来一回,恨不得要两天时间,七八十公里路啊。
1963年,大女儿出生。亲戚要来望产妇,吃饭的人多,碗不够。永根借了辆自行车,骑到东,骑到西,想买几只碗,那里都买不着。望产妇要吃团子,没有米粉,就用玉米粉。磨好的玉米粉没处放,放在“二二三”(剧毒农药)瓶里,瓶是河里捡的。当时不懂,以为瓶子洗过就没事了,吃的时候一股农药味,幸亏没中毒。现在想想多可怕,要人命啊!
不知不觉已过11点,各人都有事,上午结束。第二天上午,按约再来,李永根陪着,徐小英继续述说。
我接下去说。那天永根去买碗,到下午三四点钟也没买到,那时什么东西都没得买。路过瞎子舅母家,肚子饿透了,多谢表哥招待,吃了两碗萝卜饭回家。当时正是春二三月,我生孩子才五六天,起不来床。永根问我吃了没有。哪来吃的？从早上到下午,一滴热汤没喝到,永根寒酸着眼泪烧给我吃。
没几天我生病,先是害奶疮,肿得老大,乳房消肿后大腿又肿,医生开刀又没有脓。我生病还没好,不知怎么搞的,永根又生病,无精打采,一点力气也没有。望产妇那天,娘家人刚走,我用汤匙喂女儿,好像是开水泡的脆饼,不知怎么搞的,突然听到她嘴里“嘎吱嘎吱”响。
仔细一看,月子里的小孩,嘴里居然长了两颗牙,吓得我骨头都酥了。队里人就讲,这个小孩命太硬,克性重,难怪刚生下来父母就生病。听他们说得害怕,想想两个人身体都不好,跟永根商量,让他用一只篮子拎着,送到山前镇那张桥上,让人家抱走拉倒(咯咯笑起来)。
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到底不舍得。女儿今年53岁了,什么事也没有。我生她的时候,家里实在困难,什么营养品也没有。月子里总共吃到两斤红糖,还是永根用自家养的兔子,到街上生产资料部换来的。
“永根哥没买到碗,望产妇那天哪来的碗？”我问一个小问题。
大概是借的,不借哪里来？啊呀,那时不像现在,望产妇也没有多少人,娘家一桌人,加上自家人,不超过两桌。也没什么吃的,蔬菜作主,白菜炒肉丝就算好透了。娘家人来望产妇,拿点脆饼、馓子,没有券,糖都买不到,大家困难啊。
1966年,我生第二个女儿,造三间朝东屋,瓦檐草脊,土墼墙头。一根椼条,一个门框,一扇门,复员军人发的券,算是照顾的,花掉六七十元。瓦是老屋上拆来的,墙头底下几层砖,也是老屋上拆来的。那时永根已经到医院烧饭,每月30元,虽然要交队,总比种田好。又向哥哥、父亲借了几十块钱,总共花了不到600元。
来年7月生儿子,永根在医院,晚上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队里种双季稻,忙得要命,早上三点多起来,摸黑去拔秧。白天还在干活,早五更肚子疼,大女儿5岁,让她去喊邻居。
永根接到电话回家,带来一个医生,小孩已经生下来了,刚刚包扎好。他请了五天假,下午我就起来了,洗尿布什么都是自己动手,过了三天,他就上班去了。过去的事情实在多,就是苦,就是忙,就是穷,其他的也没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入党的事？先当队长后入党,还是先入党后当队长？”徐小英是生产队里唯一的女党员,我请她谈这方面的事。
记得,当然记得。当妇女队长早,那时还没生儿子,在小学里开社员大会,选妇女队长,两个候选人,大家选我。当妇女队长没什么报酬,一年也就补贴六七元钱。
当生产队长是后来的事。先是永清当队长,冬天挑河捉鱼,大小搭配,分给社员。陶家挑挑拣拣,嫌分得不公,大骂不已。有理说不清,永清气得自己打自己耳光,再也不愿当这个队长。前前后后十几个队长,男工基本都轮过了,没人愿意当这个队长,在我之前,陆明清当队长,他当了一年,不干了,开会、吹哨子、喊上工,派工派活,都是我代替。于是工作队要我来当队长,我做了两年,也不高兴干了,一退到底,索性妇女队长也不当。妇女队长、生产队长加起来,前前后后干了十几年。
1976年夏天,公社工作队住在小学里,周奉先、钱尔堂介绍,我和一个男队长两人同时入党。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农村发展党员不多,女党员更少,入党还是比较光荣的。他们找我谈话,我愿意入党。队长不当后,在大队里三年,当副妇女主任,搞计划生育。
我没有文化,写写弄弄不行。当时杜绝二胎,难度太大,没日没夜工作,只要发现计划外怀孕,几个人坐在她家里,苦口婆心,软硬兼施。好不容易说通了,马上送医院,打好胎,再陪回来。一不留神孕妇不见了,到娘家找,到亲戚家找,甚至追到北京。
当大队干部还是拿工分,干一天算一天,早上晚上无报酬。分田到户后,全家五亩多田要种,永根又不在家,三个孩子还小,想来想去,后来大队里就不去了。
徐小英个子不高,很结实,干活麻利,走起路来一阵风。
1986年,徐小英45岁,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影响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
快30年了。那年夏天,我骑车到扬镇去,路上遇到彩彩,我们还打了招呼。刚好急拐弯,对面一个男人骑车过来,两人都没看见,骑得又快,“砰”的一下就撞上了。我一个倒翻跟斗掼下来,当时爬也爬不起来。
我喊:“彩彩,彩彩,我被车撞了!”她还说,“抓住他,抓住他,别让他逃了。”那个男人没走,停下来,喊我“起来,起来”。当时背脊骨就撞伤了,说句难听的话,小便都在裤子里,哪里还爬得起来？左邻右舍来了,把我抬到公社医院,救护车送到县医院,先拍片。
那时哪像现在？医生也没看懂,只说是骨折,配了点药,回公社医院住着,永根在那里做饭,总要方便些。一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大便不通,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前前后后住了20来天。
看看田里棉花开了,觉得稍好些,勉强出院。回到家,撑着膝盖,承包田里拾棉花,还是行走不便。到了傍晚,永根从医院回来,人与棉花一起,自行车驮回家。就这样,家里田里,一直做,好好坏坏,过了六年。
那天我抱着外孙女,到你家串门,跟你妈讲,“婶娘,我的脚要瘫了。”她不太相信。两条腿从膝盖一直痛到脚,脚趾头像鸭脚一样,弯也不能弯。早饭不能吃,不知哪里难过,难过得不得了。
儿媳厂里上夜班回来,一看粥在台上放着,晓得不对,用自行车驮我去镇上医院,我坐不住,她扶着我,推着走。医院里王院长看看,说是坐骨神经痛,没啥事的,配点药吃吃,过几天就好了。
永根自行车带我回家,第二天早晨还是那样,他一早去上班。他刚走,我就起床,从楼上走到楼下,痛得实在厉害,一点不能动弹,下肢完全失去知觉,只好躺下来。邻居们来探望,说好好的怎么这样了,是不是碰到什么了？我觉得没什么。
又过了一天,实在熬不下去了,叫个救护车,到县中医院看。先拍片,说下午开刀,没啥关系的,手术后半个月就好。女婿不放心,打电话给我弟妹,让他们一起到医院来商量商量。
吃过中饭,又拍片,医生觉得问题比较大,没把握做这个手术。他们建议,或者去上海华山医院,或者请上海医生来动手术。我们都是农村里人,上海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即使出了钱,也不一定进得去医院。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第二天下午3点多钟,我弟弟来了,他当副镇长,社会上走走,有几个认识的人。他说干脆到南京,有个副院长认识。第二天一早4点多钟,救护车直开南京,七点钟到。当天没开刀,住了一宿,一张片子拍掉980元。1992年开的刀,当时51岁,总共花了3000多元钱。
在南京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女儿、儿子轮流陪我。出院后转乡里医院,还是不能动。我的病没看好,儿子又生黄疸肝炎。那几年肝炎流行,被传染的人很多。我躺在医院里,眼泪都要哭干(哽塞),儿子生病,孙女又小,自己起不来,田里活谁干？我一个人,直挺挺躺在病房里,墙上滑溜溜,想找个抓手坐起来都不行,一躺就是几个月。
娘家侄儿要结婚,姐姐来喊吃喜酒,看我躺在医院里没好转,人长得很胖,小腿肚子一点点粗,现在说起来叫肌肉萎缩。当时不懂什么康复锻炼,也实在没有人来搭手。儿子生黄疸肝炎,不能劳动,儿媳要照顾小孩,地里活没人干啊。
永根在医院里,中饭后洗刷完毕,立即回家下地干活,做到三点多钟,急急匆匆地赶回医院,做晚饭。永根实在忙不过来,我也不好叫他来拉我起来。这样一晃睡了六个多月,从夏天到冬天,躺的时间太长,我就想出院回家。自己还没出院,儿子的病变重,也住到医院里来了。
一家两个病人,眼泪哪得干？他们不许我出院,我哭个不停。你想,马上过年了,大家走亲戚,家里关门闭户像什么？我哪怕坐在门外,总有人来的。我犟着回到家里,两根拐杖撑在胳肢窝里,一挪一挪学走路,两只眼睛不敢望前面,就怕跌跟斗,还是摔了好几次。
就这样一直撑着,两条腿慢慢移动,膝盖以上好的,膝盖以下没力气。卖掉一头猪,换一副液化气灶具,放在前头屋里,给儿子煎中药。他一直到来年2月才出院。1993年,永根从医院退休,每月退休费360元。儿子虽然出院,还没好透,每个月永根自行车拖他去看中医……
“肝炎好像会传染的,儿子生病期间,家里有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无端紧张起来,忍不住插话。
要传染的,那几年好多人得肝炎。陈家圩一个人家,儿子生肝炎,父亲陪床,传染上,妹妹还是姐姐去陪床,又传染上,结果都没治好。我家儿子的肝炎从急性转为慢性,可能传染性差些。主要是吃中药,10天一趟,10贴中药,100元,每月300元。我还要看病,永根每月的退休费全部花光。
家里日常开支哪里来？靠永根田里种菜,上街去卖。儿子中药吃了将近一年,病不仅没变好,反而严重了,一吃饭就呕吐,真是急煞人。姐夫带他到无锡看,又是一大堆中药,吃了还是没效果。想再到公社医院住,儿子不愿意,说要住就到县医院。
腊月里,儿子住县中医院,一直住到第二年麦子黄才回来,又是半年多。这次总算看好了,哩哩啦啦病了两三年。年底永根拿到1000元补贴,全部到医院付账,还向大女儿借了2000元。幸亏那时看病不像现在这么贵,住院半年多,花了4000多元钱。
儿子出院后,我让他住楼下,跟儿媳分床睡。别人讲夫妻同房会发病,过了半年多,他才上楼住。身体稍微好一些,表妹介绍他当机修工,做了三年多。后来出来做漆匠,现在身体还好,附近这么多人生肝炎病,就他恢复得好些。他身体恢复后,我与他商量,分开灶头吃饭,田也分开来种。现在他一个月做25天左右,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家庭关系一直好的。
“你家经济什么时候才算好起来？”快到12点,我抓紧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