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水

三四十年前,贵阳市居民基本上是挑水吃。

据说,贵阳市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自来水,但直接引入到家中使用的极少。1949年以后,也还是如此。至少,到六七十年代,虽然有自来水,居民用水主要还是靠挑水。

那时,只有极少数机关、宿舍有自来水管引进到楼里或者院子里。

挑水,是许多居民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行为。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是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家庭用具。房屋再小,都必须有一个摆放水缸的地方。

一种是到水站挑,一种是到水井挑。

先说到水站挑水。

“水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词,一是从来就没见过,二来就连我们的新华词典里也没有“水站”这个词,而三四十年前,“水站”却是这个城市里最重要的“机构”,夸张点说,这个城市里可以几天没有警察,却一刻也不能没有水站。因为居民每天生活的全部用水,都要从这个被称之为“水站”的地方获取。

那时,贵阳市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水站”,样子类似于门卫岗楼:一间小木屋,一个门、一扇窗,窗户外有两个水龙头。里面一张很小的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专司管水的管理员,从清早到傍晚,为附近居民用水服务。

水不是白用的。到水站挑水,要在水站买“水票”,大约香烟盒大小的一张纸片,上面印着几十个小格子,买了以后,管理员就在上面盖一个私章。

印象中,那时每一挑水(两桶)是一分钱,每挑一次,管水站的就用笔在水票上的一个小方格里画个叉,直到这张水票全部画完,重新再买。

那时我们家住机关宿舍,水管是安装到院子里的,每个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一个总水表。每月自来水公司抄表员来抄水表,留下交款的单子,然后由院子里各家轮流收水费。各家按人数收,最后自己去自来水公司交费,交费单据等再移交给下一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挑过水。

但我们这半条街,除了我们这个院子有自来水,其他院子的居民,都是靠挑水过日子。同学、玩伴的家里,都是靠挑水,所以我对挑水的印象很深刻。

我们家住的那条小街,上、下两个街口都设有一个水站。近一点的一个水站,离我们院子也就二三十米。管这个水站的,是一个半残疾的男子,就住在水站旁边,每天很早就坐进了水站那间小屋。

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每次划水票不是用笔来画叉,而是用一根改造过的铅笔盖章,他把中间的笔芯掏掉,笔头就形成了一个小圆环。小桌子上放有一个装有红色印泥的小盒子,每放一挑水,他就用这个笔头沾一下印泥,在用户的水票小格子里一戳,上面就印上了一个红红的小圆环,大小正好,又快又方便。

这支笔的一头,拴了根细绳,钉在小窗户上,有时他一时半会儿不在,挑水的人也很自觉地拿过笔来自己戳一下水票。

每天七点左右,水站就开门了,晚上大约九点才关门。每天早上和下午,是居民用水的高峰,水龙头这个时间几乎就没有关过。为了方便盖戳画叉,居民们一般都会自己用硬纸壳剪成水票大小,把水票贴上去,穿一根细绳吊在扁担一头,也有的就直接把水票贴在扁担上,盖起来也很方便。

挑水,是那个年月大部分百姓家的平常事。除了大人挑,孩子们也挑,如果放学早,回家放下书包的头一件事,就是挑水。我小学五六年级那会儿,许多同学就能挑水了。个子矮一点,就把桶绳在扁担上多挽几道,再不然,就一次挑半桶,一挑水分两次。有的院子门槛高,就在桶绳中间打个结,过门槛时扁担从中间的绳结穿过去挑。

有时跟同学一起去水站看他们挑水,看着他们很熟练地提桶、挽绳、起身、开步,走起来稳稳当当,觉得挑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想试试。可我挑得起来,却迈不开步,几晃荡就把水洒了不少。同学赶紧喊放下,不然水都会让我给浪费掉。

挑水看似简单,实际也有许多学问。有的挑水的路稍长些,还要爬坡上坎,就在桶上栓一块小木板,水接满后木板就漂在桶面上,走快了水也不会荡出来。

那时,还没有什么双休日,所以,一到星期日,水站从早到晚都是人。除了洗菜做饭,还要洗衣、被,全都靠挑水。几乎一整天,条条小街小巷的石板路上,全是湿漉漉的水迹,从水站延伸到各家各院。

机关宿舍和院子里的孩子们,一般都挑不了水,就是一桶水接满了,也都提不起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挑水就可见一斑。

后来,高楼慢慢地又快快地出现在了城市里,小街小巷、平房院落都没了,水站也永远地在城市里消失了。

再说到水井挑水。

那时,大部分居民是在水站挑水,也有部分居民靠挑井水过日子。

水井,三四十年前在贵阳市的大街小巷里还是比较多的。1949年前,全市据说有一百多口大大小小的水井。年代最久的水井,是明代的。许多具体的地名,都是因为有井而形成的,像什么皂角井、凉水井、黄家井、猫猫井、冒沙井、龙泉巷、龙井巷、双井巷等等。

这些分布四处的水井,有大有小,都是公用的、不收费,年代都很久远。不论大小,大都修建得很精致,青石条的井口、井壁,大一些的井还有井台、井栏。

那时的井水质量都很好。一些小商贩、小菜贩发豆芽、做豆腐等,都只用井水,从不用自来水。用井水发出来的豆芽、磨出的豆腐,味道很纯正。

贵阳的几个米粉厂、豆腐坊,都是靠着几个大的水井而建,因为井水没有漂白粉、明矾之类的东西。所以,但凡有水井的地方,居民们都喜欢打井水,不光是不花钱,关键是水质比自来水好。

用井水的居民,环保和卫生意识是很强的。水井旁都会有专门的公用打水桶,上面拴着一根长长的井绳,一头系在井栏或木桩上。来打水的人,把井绳捋在手中,然后把打水的小桶用力往井下一扔,一手提住井绳左右摇晃,把水桶灌满,提上来往自己家的挑水桶倒就是了。

提上来的打水桶不能落地,要双手拿住直接倒水,然后再接着打第二桶,打完后把打水桶放入井中就行了。自己家的挑水桶是不能直接放入井中打水的,因为桶底是要沾地的,放到井里直接打水不卫生,也没人这样做,这已是打水人家的基本规矩了。也有的人家,自己会带小桶和井绳,但都必须保证下井前干净。

离水井近的人家,除了挑水回去,也常常会把衣物、蔬菜等拿到井边来洗,但都是打起水来,在井台下面用水,从来不会在井台上洗用,洗菜时摘下的烂菜叶之类的垃圾,自己也会随身带走。所以,别看水井是公用的,但始终是最干净的地方。

天气好时,这些水井旁总是有不少的主妇们在忙碌:洗衣的、洗菜的,三五一堆,聊着家长里短,也是贵阳市那个年代一道特有的民俗民情风景线。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个井。一个是新华路的大水井,好像叫作彭家井,应当是贵阳市当时最大的井了,就在马路边上。这个井是个正方形的,边长有四米左右,井台较高,从井沿到井壁,全部是整整齐齐的大石条砌成,井台四周很宽,全部是石板铺成。井水特别清澈,每天都有很多居民来挑水,洗衣,洗菜。井边的居民家门前都十分干净,还有不少人家栽有一些花卉。夏天,井里的水是冰凉的,而冬天,水井隐约冒着热气,水是温的。1977年,我正在这个派出所当片警,几乎每天都要看到这口井。

另一个井,应该是叫龙井吧,位于儿时经常去光顾的地带——公园北路贯城河边的鱼市和鸽市。这口井比新华路的井要小些,但也算是一口大井了。因为水质好,所以买卖小金鱼的鱼市就在这口井的四周。卖鱼的、养鱼的,都是打井里的水。你若是买好了小鱼儿,卖家会用井水给你装好带走。卖鱼的,也是用井水养着鱼儿,根本不会用自来水,不像现在的鱼市,没有井水,只能用加氧的自来水。

井边不远还有一个小米粉厂,也是用井水做水源,做出的米粉,味道确实比其他米粉厂的好吃,很受百姓欢迎。

20世纪80年代,城市建设飞速发展,自来水慢慢进入百姓家中,进入高楼大厦,水井也慢慢被污染,被放弃,挑井水的人家越来越少。到了90年代,市区里的水井逐渐消失,就连井身遗迹也都不见了踪影。

挑水,成了永远的过去。

但细细想来,消失的不仅仅是挑水和水井,随之消失的,还有那甘甜的、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水质,更有那共用一种自然资源而形成的环保意识。

有一得,必有一失。社会或许就是在这得与失之间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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