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碰壁

6.碰壁

凯瑟琳和孩子们去了密歇根,我乘坐第一班火车前往布拉格堡。从英国登船启程的那天早上,我刮了胡子,之后的日子再没刮过。我坐了一晚上的夜车,在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北卡罗来州的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我取了行李,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往特种部队第7大队驻扎的烟雾弹高地(Smoke Bomb Hill)。我离开熟悉的队部已经一年,发现队部多了许多新面孔。我告诉副官我的身份,以及我前一天刚从英国回来。“那么,”他说,“你必须去见副指挥。”

我身上的便服还没有换下,可能看起来很邋遢,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我见到埃德·马蒂斯(Ed Mattice)中校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上尉,你已经走了一年,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有事情要处理。我会把你分到A连,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报告交上来。”或许他想说的是:“我们不关心你去了什么地方,也不在乎你现在又回来了。”我听了大半天,他说了大半天,他想用他的阅历打动我。他留给我的唯一印象是,他好像是个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被提升为正职上校的老头。

过了几分钟,A连的指挥官莫特·凯尔蒂(Mert Kelty)中校来了,身后跟着他的达尔马西亚小狗。这位单身的军官和自己的小狗相依为命。他吩咐我刮胡子洗澡,把自己收拾齐整,然后跟着他到连队去报到。

6碰壁00从练兵场穿过时,我对这位和蔼的中校——看上去也是一位年老的绅士说:“今天天气真好,长官。我们何不停一下,做50个俯卧撑?用哪只手,长官,左手还是右手?您随便选。”凯尔蒂中校瞪着眼睛看着我。我断定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傻瓜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到这儿来跟我捣乱?

我们走进A连的本部大楼,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体重超标40磅的军士长。我在第82空降师的时候曾和他有过点头之交,我知道,他一天也没有在特种部队里摸爬滚打过。这位军士长干脆地对我说:“上尉,你掏50美分,就可以重新把帽子戴上。”我告诉他,我才不会为了一顶帽子,掏那50美分。

在凯尔蒂中校的办公室,我直言不讳:“长官,一山不容二虎,既然您是A连的指挥官,我认为我应该离开。”他说:“我也认为你应该离开。”

我到A连还不到5分钟,就气冲冲地离开了。我怀疑凯尔蒂中校给马蒂斯中校打了电话,两个人都想找个体面的办法,在不让自己下不来台的情况下,把我赶出特种部队第7大队。

回到第7大队的总部,我对副官说:“我希望可以四处看看,在特种部队以外给自己找个下家。我心里烦透了。”这一切发生在不到半天的工夫,我感到了一种幻灭,心里也很害怕。吃过午饭,我休息了一会儿,心里想,这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给自己打气说:“嗨,小子,你那么有头脑,应付这一切应该绰绰有余。”

我想起来,我去英国的时候,克莱德·拉塞尔(Clyde Russell)上校在特种部队第7大队担任指挥官大概已经9个多月,现在他刚被重新分到了第18空降军,担任作训官。我深知拉塞尔上校的为人,对他评价很高。我决定去见他,寻求指点。那天下午我没能见到他,但是约好了第二天会面。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到各处去看望了几个老朋友,也与他们分享了我的感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听过我去的地方。时间仅仅过了一年,但给我的感觉好像我离开布拉格堡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第二天下午很晚我才见到了拉塞尔上校。我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在英国度过的一年时光,现在回到布拉格堡遭受的境遇,我感到幻灭,心烦意乱。他明白地告诉我,“二战”期间他在第82空降师做过4次战斗跳伞,他对英国人很不耐烦。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认为我们与SAS的交换项目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只有一名军官从中受益,而不是整个特种部队。又是一条死胡同!现在,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

第二天,我回到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营区,正准备过马路到食堂去喝杯咖啡,这时候,一名与我素昧平生的中校向我走了过来。“我叫巴兹·米利(Buzz Miley),是B连的指挥官。我知道你刚从英国回来。我接到了布置一次演习的任务,演习中有几个英国人参加,我需要帮助。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好像被人从阴沟里拉出来一样。“走吧,”他说,“我们去喝杯咖啡,商量商量。”

米利中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解释说:“我明天必须离开这里,到皮斯加国家森林公园(Pisgah National Forest)去部署演习。有个四五个人的分遣队跟我一起去。我听说你了解特种部队的事情,显然又在英国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想发挥你的一技之长。你怎么想,上尉,愿意帮这个忙吗?”我高兴得真想给他个拥抱。我向他说明了我现在的处境,他说他会和马蒂斯中校商量,安排好所有事宜。他说到做到。虽然最终我没有被分到B连,但是在演习期间我隶属于B连。我猜想第7大队本部也想看看我在这段时间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在先前横跨大西洋的旅途中写好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在报告中写了自己从SAS学到的知识,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帮助美国军方。我在报告中给出了建议:美国陆军要尽快组建一支类似于英国SAS的部队。可是现在,在布拉格堡,我不知道该把这份报告交给谁。我知道,如果我把它交给马蒂斯中校,它难逃被丢进垃圾桶的命运。而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新任指挥官威廉·埃文斯-史密斯(William Evans-Smith)上校还没有上任,他来自陆军战争学院(Army War College),从来没有在特种部队待过。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把报告交给埃文斯-史密斯,胜算会更大一些,于是我决定,报告先自己留着,等新任指挥官正式到任后,再把报告交给他看。我希望他是那种肯听听我意见的高级军官。

可是我做了一件自作聪明的事情。约翰尼·约翰逊(Johnny Johnson)是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作训官。他当年作为游骑兵在海外驻扎过。我信任他。约翰逊的助手巴德·西德诺(Bud Sydnor)是在我之前参加过SAS交换项目的军官。巴德是第一位参加交换项目的军官,所以我觉得,我在队里有了一个朋友。不,是有了两个朋友,因为我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巴德一定已经使约翰尼·约翰逊转变了态度。我燃起了信心。我知道约翰逊身为作训官,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我就把自己写的报告交给了约翰逊少校,请他看看。事实证明,这件事我做错了。

第二天,我和米利中校一起登上了北卡罗来州西部的大烟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一天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开车来到一家汽车旅馆。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让旅馆解决那么多军官的食宿问题,要花山姆大叔多少钱。众人一直在商量到底要几名军官共住一个房间。唉,瞎费什么劲呢!我心里想。我从吉普车的后备箱里拉出自己的睡袋,找了一棵树,把睡袋安置好,爬进去很快就睡着了。眼看大象就要把人踩死了,美国陆军参谋部却还在操心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们经常这样。

演习很顺利。我们在北卡罗来州安德鲁斯(Andrews)的楠塔哈拉国家森林公园(Nantahala National Forest)找到个好地方,就把基地建立在那里。不太顺利的是大部分人耗费大量时间操心物质享受:部队在哪里睡觉;他们的大小便怎么处理;帐篷是不是完好无损;有没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让来访者坐下来观看演习。我们甚至得到指示,要请一支特种部队表演队来,把演习的每个环节都预演一遍。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特区派人来视察,我们应该展现出英姿飒爽、士气高昂的样子。但这一切无非做做样子。所有的行动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讨厌这样。这就像演戏一样。

我在安德鲁斯待到第15天左右的时候,SAS的一支加强中队来了。约翰·伍德豪斯(John Woodhouse)——我从马来亚回来时在也门的亚丁见过他,现在他是这支加强中队的指挥官;彼得·沃尔特也跟着来了。哎呀,我见到他们多么高兴啊。我和他们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了和我自己的美国同胞。两个英国人笑话这次演习规模不大,却动静不小。如果换作他们,他们只需要几顶帐篷——根本不需要帐篷里面有地板。至于水,他们会自己找到水源。

威廉·P亚伯勒(William PYaborough)准将是布拉格堡特种作战中心的指挥官,他忙里偷闲,和约翰·伍德豪斯谈到了我。我先前已经找过亚伯勒将军,并对他说:“长官,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了解一下SAS的概念,你会错过一些东西。”亚伯勒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待人彬彬有礼。“上尉,”他说,“你不知道。我手头的事情太多了,忙都忙不过来。”他虽然对我很和气,却并不认同我的理念。在他看来,我无疑是在无事生非。不管怎么说,亚伯勒将军和约翰·伍德豪斯谈到了我,亚伯勒将军告诉他说,我现在变得不服管教了。

一天晚上,约翰·伍德豪斯找到我,和我谈了他的看法。“查理,你必须放慢脚步。我知道你这段日子不好过,我很同情你,但是你要在这里生活,而我们不会。我要说的是,老伙计,这件事你要慢慢来。用蜂蜜诱捕苍蝇的效果比用苍蝇拍一顿乱拍好多了。”

我感谢约翰·伍德豪斯对我说了这些话。可是,有谁愿意听听我的想法呢。我一次次地碰壁,而且毫无还手之力。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了自己的失望。我知道,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我的报告。只要有人看过它,一定会受到触动,并接受我的建议。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人们不可能看不到我的报告中的真知灼见。但是我必须等待,必须耐心地等待。

演习结束以后,米利中校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对我说:“我们回到布拉格堡以后,我想把你分到B连做我的S-3(作训官)。”我说:“头儿,我愿意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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