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碰壁
凯瑟琳和孩子们去了密歇根，我乘坐第一班火车前往布拉格堡。从英国登船启程的那天早上，我刮了胡子，之后的日子再没刮过。我坐了一晚上的夜车，在上午10点左右到达了北卡罗来州的费耶特维尔（Fayetteville）。我取了行李，叫了一辆出租车，驶往特种部队第7大队驻扎的烟雾弹高地（Smoke Bomb Hill）。我离开熟悉的队部已经一年，发现队部多了许多新面孔。我告诉副官我的身份，以及我前一天刚从英国回来。“那么，”他说，“你必须去见副指挥。”
我身上的便服还没有换下，可能看起来很邋遢，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我知道自己所肩负的重大使命。我见到埃德·马蒂斯（Ed Mattice）中校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现在想不起来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上尉，你已经走了一年，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有事情要处理。我会把你分到A连，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报告交上来。”或许他想说的是：“我们不关心你去了什么地方，也不在乎你现在又回来了。”我听了大半天，他说了大半天，他想用他的阅历打动我。他留给我的唯一印象是，他好像是个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被提升为正职上校的老头。
过了几分钟，A连的指挥官莫特·凯尔蒂（Mert Kelty）中校来了，身后跟着他的达尔马西亚小狗。这位单身的军官和自己的小狗相依为命。他吩咐我刮胡子洗澡，把自己收拾齐整，然后跟着他到连队去报到。
6碰壁00从练兵场穿过时，我对这位和蔼的中校——看上去也是一位年老的绅士说：“今天天气真好，长官。我们何不停一下，做50个俯卧撑？用哪只手，长官，左手还是右手？您随便选。”凯尔蒂中校瞪着眼睛看着我。我断定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傻瓜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到这儿来跟我捣乱？
我们走进A连的本部大楼，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体重超标40磅的军士长。我在第82空降师的时候曾和他有过点头之交，我知道，他一天也没有在特种部队里摸爬滚打过。这位军士长干脆地对我说：“上尉，你掏50美分，就可以重新把帽子戴上。”我告诉他，我才不会为了一顶帽子，掏那50美分。
在凯尔蒂中校的办公室，我直言不讳：“长官，一山不容二虎，既然您是A连的指挥官，我认为我应该离开。”他说：“我也认为你应该离开。”
我到A连还不到5分钟，就气冲冲地离开了。我怀疑凯尔蒂中校给马蒂斯中校打了电话，两个人都想找个体面的办法，在不让自己下不来台的情况下，把我赶出特种部队第7大队。
回到第7大队的总部，我对副官说：“我希望可以四处看看，在特种部队以外给自己找个下家。我心里烦透了。”这一切发生在不到半天的工夫，我感到了一种幻灭，心里也很害怕。吃过午饭，我休息了一会儿，心里想，这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给自己打气说：“嗨，小子，你那么有头脑，应付这一切应该绰绰有余。”
我想起来，我去英国的时候，克莱德·拉塞尔（Clyde Russell）上校在特种部队第7大队担任指挥官大概已经9个多月，现在他刚被重新分到了第18空降军，担任作训官。我深知拉塞尔上校的为人，对他评价很高。我决定去见他，寻求指点。那天下午我没能见到他，但是约好了第二天会面。在这一天剩余的时间里，我到各处去看望了几个老朋友，也与他们分享了我的感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听过我去的地方。时间仅仅过了一年，但给我的感觉好像我离开布拉格堡是上辈子的事情了。
第二天下午很晚我才见到了拉塞尔上校。我向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在英国度过的一年时光，现在回到布拉格堡遭受的境遇，我感到幻灭，心烦意乱。他明白地告诉我，“二战”期间他在第82空降师做过4次战斗跳伞，他对英国人很不耐烦。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认为我们与SAS的交换项目纯粹是浪费时间，因为只有一名军官从中受益，而不是整个特种部队。又是一条死胡同！现在，我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
第二天，我回到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营区，正准备过马路到食堂去喝杯咖啡，这时候，一名与我素昧平生的中校向我走了过来。“我叫巴兹·米利（Buzz Miley），是B连的指挥官。我知道你刚从英国回来。我接到了布置一次演习的任务，演习中有几个英国人参加，我需要帮助。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听到这个消息，我感觉好像被人从阴沟里拉出来一样。“走吧，”他说，“我们去喝杯咖啡，商量商量。”
米利中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解释说：“我明天必须离开这里，到皮斯加国家森林公园（Pisgah National Forest）去部署演习。有个四五个人的分遣队跟我一起去。我听说你了解特种部队的事情，显然又在英国学到了一些东西。我想发挥你的一技之长。你怎么想，上尉，愿意帮这个忙吗？”我高兴得真想给他个拥抱。我向他说明了我现在的处境，他说他会和马蒂斯中校商量，安排好所有事宜。他说到做到。虽然最终我没有被分到B连，但是在演习期间我隶属于B连。我猜想第7大队本部也想看看我在这段时间会有怎样的表现。
我在先前横跨大西洋的旅途中写好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在报告中写了自己从SAS学到的知识，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帮助美国军方。我在报告中给出了建议：美国陆军要尽快组建一支类似于英国SAS的部队。可是现在，在布拉格堡，我不知道该把这份报告交给谁。我知道，如果我把它交给马蒂斯中校，它难逃被丢进垃圾桶的命运。而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新任指挥官威廉·埃文斯-史密斯（William Evans-Smith）上校还没有上任，他来自陆军战争学院（Army War College），从来没有在特种部队待过。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如果把报告交给埃文斯-史密斯，胜算会更大一些，于是我决定，报告先自己留着，等新任指挥官正式到任后，再把报告交给他看。我希望他是那种肯听听我意见的高级军官。
可是我做了一件自作聪明的事情。约翰尼·约翰逊（Johnny Johnson）是特种部队第7大队的作训官。他当年作为游骑兵在海外驻扎过。我信任他。约翰逊的助手巴德·西德诺（Bud Sydnor）是在我之前参加过SAS交换项目的军官。巴德是第一位参加交换项目的军官，所以我觉得，我在队里有了一个朋友。不，是有了两个朋友，因为我相信经过这么长时间，巴德一定已经使约翰尼·约翰逊转变了态度。我燃起了信心。我知道约翰逊身为作训官，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我就把自己写的报告交给了约翰逊少校，请他看看。事实证明，这件事我做错了。
第二天，我和米利中校一起登上了北卡罗来州西部的大烟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有一天晚上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开车来到一家汽车旅馆。大家都很担心，不知道让旅馆解决那么多军官的食宿问题，要花山姆大叔多少钱。众人一直在商量到底要几名军官共住一个房间。唉，瞎费什么劲呢！我心里想。我从吉普车的后备箱里拉出自己的睡袋，找了一棵树，把睡袋安置好，爬进去很快就睡着了。眼看大象就要把人踩死了，美国陆军参谋部却还在操心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们经常这样。
演习很顺利。我们在北卡罗来州安德鲁斯（Andrews）的楠塔哈拉国家森林公园（Nantahala National Forest）找到个好地方，就把基地建立在那里。不太顺利的是大部分人耗费大量时间操心物质享受：部队在哪里睡觉；他们的大小便怎么处理；帐篷是不是完好无损；有没有一个舒适的地方可以让来访者坐下来观看演习。我们甚至得到指示，要请一支特种部队表演队来，把演习的每个环节都预演一遍。他们认为，如果华盛顿特区派人来视察，我们应该展现出英姿飒爽、士气高昂的样子。但这一切无非做做样子。所有的行动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我讨厌这样。这就像演戏一样。
我在安德鲁斯待到第15天左右的时候，SAS的一支加强中队来了。约翰·伍德豪斯（John Woodhouse）——我从马来亚回来时在也门的亚丁见过他，现在他是这支加强中队的指挥官；彼得·沃尔特也跟着来了。哎呀，我见到他们多么高兴啊。我和他们的相似之处远远超过了和我自己的美国同胞。两个英国人笑话这次演习规模不大，却动静不小。如果换作他们，他们只需要几顶帐篷——根本不需要帐篷里面有地板。至于水，他们会自己找到水源。
威廉·P亚伯勒（William PYaborough）准将是布拉格堡特种作战中心的指挥官，他忙里偷闲，和约翰·伍德豪斯谈到了我。我先前已经找过亚伯勒将军，并对他说：“长官，你知道吗，如果你不好好了解一下SAS的概念，你会错过一些东西。”亚伯勒将军是个了不起的人，待人彬彬有礼。“上尉，”他说，“你不知道。我手头的事情太多了，忙都忙不过来。”他虽然对我很和气，却并不认同我的理念。在他看来，我无疑是在无事生非。不管怎么说，亚伯勒将军和约翰·伍德豪斯谈到了我，亚伯勒将军告诉他说，我现在变得不服管教了。
一天晚上，约翰·伍德豪斯找到我，和我谈了他的看法。“查理，你必须放慢脚步。我知道你这段日子不好过，我很同情你，但是你要在这里生活，而我们不会。我要说的是，老伙计，这件事你要慢慢来。用蜂蜜诱捕苍蝇的效果比用苍蝇拍一顿乱拍好多了。”
我感谢约翰·伍德豪斯对我说了这些话。可是，有谁愿意听听我的想法呢。我一次次地碰壁，而且毫无还手之力。我是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克服了自己的失望。我知道，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我的报告。只要有人看过它，一定会受到触动，并接受我的建议。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人们不可能看不到我的报告中的真知灼见。但是我必须等待，必须耐心地等待。
演习结束以后，米利中校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对我说：“我们回到布拉格堡以后，我想把你分到B连做我的S-3（作训官）。”我说：“头儿，我愿意效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