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韬

《扶桑游记》三卷，王韬撰，明治十三年庚辰（一八八〇）东京栗本氏出板，铅印竹纸，凡三册。王氏以清光绪五年己卯（一八七九）春往日本，至秋归上海，所记自闰三月初七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凡一百二十八日，罗尔纲先生所见《东游缟纻录》盖其一部分，即上半也。黄公度作《日本杂事诗》成即在是年，《游记》卷中四月二十二日致余元眉书中亦云，“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但他自己只是“日在花天酒地中作活，几不知有人世事”，对于日本社会文化各方面别无一点关心。在四月三十日条下有一节云：

“日东人士疑予于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余笑谓之曰，信陵君醇酒美人，夫岂初心。鄙人之为人狂而不失于正，乐而不伤于淫，具国风好色之心，而有《离骚》美人之感，光明磊落，慷慨激昂，视赀财如土苴，以友朋为性命，生平无忤于人，无求于世，嗜酒好色，乃所以率性而行，流露天真也，如欲矫行饰节以求悦于庸流，吾弗为也。王安石囚首丧面以谈诗书，而卒以亡宋，严分宜读书钤山堂十年，几与冰雪比清，而终以偾明。当其能忍之时，伪也。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真好色之真豪杰，此真常人之见哉。”他们这种名士派的才情本来我别无什么意见，但是这篇辩解文章读了觉得很不愉快，文情皆浮夸不实，其人至多可比袁子才，若李笠翁郑板桥还是赶不上了。在东京招待王氏的诸友人中有冈千仞者，于明治十七年甲申（一八八五）来中国游历，著有沪上苏杭燕京粤南等日记共十卷，总称“观光纪游”，于丙戌分三册出板，其中有关于王氏的纪事可供参考。卷四沪上日记九月八日条下云：

“访紫诠，小酌。曰，余欲再游贵邦，不复为前回狂态，得买书资则足矣。余笑曰，先生果能不复为故态乎。紫诠大笑。紫诠不屑绳墨局束，以古旷达士自处。李中堂曰，紫诠狂士也，名士也。六字真悉紫诠为人。”卷一航沪日记六月八日条下云：

“过乐善堂，晚餐。吟香曰，紫诠数说头痛，如不胜坐者，恐瘾毒。”又九日条下云：

“张经甫葛子源范蠡泉姚子让来访。谈及洋烟流毒中土，余曰，闻紫诠近亦嗜洋烟。子源曰，洋烟盛行或由愤世之士借烟排一切无聊，非特误庸愚小民，聪明士人亦往往婴其毒。”此言王氏吸雅片，而辩护者又托辞于志士以此遣愁，此说最无聊，也极不可信。信陵君的事我们不知道，若平常一文人或下第或罢官，便自以为宇宙间最大冤屈，沉溺于酒色，或并吸大烟，真者已可笑，假者无非饰词纵欲耳。《晋书》记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阮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如此之事可谓不得已，但岂平常的人所能模仿。卷七沪上再记十二月七日记在聚丰园与王紫诠晚餐事云：

“洋烟盛行，酒亭茶馆皆无不具。曰，吃烟守度不必为害，其人往往保六七十寿。又曰，吃烟过度为瘾，可畏，唯不受他病。此皆顺为之辞者。”所云“曰”者，盖皆紫诠之词也。又二十三日与寺田望南访紫诠，晚会于聚丰园，来者八九人：

“望南观诸君就床吃洋烟，讶甚，曰洋烟果不可遏乎。紫诠曰，遏之极易。问之，笑曰，吃者杀之莫赦。又曰，洋烟何害，人固有以酒色致病而死者，以酒食之乐有甚于生者也，其死于烟毒何异死于酒色。此言虽戏有一理。”照这两节看来，王氏的吃烟的态度更是明白，这已经不是排闷而完全为的是享乐了。冈氏系王之旧友，弄词章而又谈经济，对于中国的洋烟深恶痛绝，日记中屡见，乙酉一月二日记与望南参观烟窟事云：

“入室内，男女横卧吃洋烟，颜无人色，为行僵尸间之思。一人炽炭，大釜煎物，恶臭满室。望南问何物，曰制烟膏也。望南色然曰，此胜母里，盍回车。”卷二苏杭日记八月一日条下云：

“余私谓非一洗烟毒与六经毒，中土之事无可下手。”则又决然下断语，持与王紫诠的话相较，觉得此二游记的著者盖不可同日而语矣。冈氏所云六经毒，不独指科举制艺，并包括考据义理在内，可谓有识。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六月廿四日。

（1935年7月4日刊于《益世报·读书周刊》第5期，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