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步登宦海巅峰
一 首任“阁揆”
1950年3月，陈诚随着蒋介石“复职总统”，而出任“行政院长”，步登宦海巅峰。
蒋介石之复出，乃发生于台湾复杂的军事、政治背景之下。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不久，因不堪蒋介石的独裁，并对国民党的残局失去信心，以“胃病复发，十二指肠有流血征象，精神至感疲惫”为由，离邕飞港；继于12月5日，携妻、子“赴美就医”。旋于部分在台“国大代表”、“立委”、“监委”，以及民社党、青年党成员中，开始出现拥蒋复出的舆论。1950年2月21日，非常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李必须于电到3日内返回台北，否则即以放弃“代总统”职守论，并要求蒋介石复任。非常委员会12名委员中的9名，在这项“最后通牒”上签了名，没有签名的3人是：蒋介石、李宗仁和孙科。接着，国民党中常会与“立法院”分别决议和致电，要求蒋介石“复行视事”。蒋介石面对即将复出的现实，在正式宣布复职前夕，对中央委员谈称：
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政治的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1］
经过一番密锣紧鼓的准备之后，蒋介石于3月1日正式“复行视事”，重新以“总统”的身份出现于政治舞台。他宣告视事后的4项方针“政策”为：第一，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在蒋介石“复行视事”的当天，阎锡山“内阁”即依循惯例，联名提出总辞职。阎等致蒋介石的辞呈称：“兹者欣逢钧座继续视事，国政得所主持，锡山等奉职无状，惟有恳请辞去本兼各职，另选贤人接替，国家幸甚。”［2］
阎氏“内阁”，本为在蒋介石“引退”期间之过渡“内阁”。蒋介石一经复出，阎氏当只有急流勇退一途。由谁继组“新阁”？台湾当局的上层官员都十分清楚：只有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在蒋引退期间担任了近一年台湾省政府主席、现任东南军政长官要职的陈诚，最具“地利人和”的条件。
3月6日下午4时，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共260余人，并邀国民党中常委于右任、居正、吴忠信、吴铁城、张群、何应钦等参加。蒋介石在会上故作姿态，征询对于“行政院长”继任者人选的意见。与会者对于蒋氏的心理，当然清楚。于是，会上出现了提议由陈诚“组阁”的一边倒意见。“立法委员”白大成说：“由于陈诚同志过去一年治台政绩所表现，陈氏出组新阁实为适当人选。”“立法委员”黄健中列举了陈诚具有“行政院长”所必须具备的4项条件，即“有能、有为、有守、有容”。这次茶会的结果，令蒋介石非常高兴。同日，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准“行政院长”阎锡山辞职，并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长”。
蒋介石复于3月7日，以“总统”名义，将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的咨文，送交“立法院”。咨文中对陈诚的能力和“政绩”，作了极高的评价。咨文为：
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呈请辞职，情词恳挚，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院长。陈君籍隶浙江青田、毕业保定军官学校，忠贞干练，公正勤廉，历任师军长、总指挥、总司令、司令长官、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行辕主任、省政府主席等职，部署周详，绩效彰著。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设施，尤多建树，深为台省人民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以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夙具坚定信心，任为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恳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
“立法院代院长”刘文岛在接到蒋介石咨文后，遂于3月8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大礼堂主持“立法院”临时会议，行使对“行政院长”提名的同意权。临时会议行礼如仪。委员们与“总统”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国民党内深具资望的张道藩表示：“如能对立法院确实负责，并公开以政策选用贤能，一洗过去作风，立院同仁，既无反对理由，当可同意。”委员武哲彭以陈诚的军事根基作为理由，称道说：“在确保台湾准备反攻之今日，军事自属首要，是以总统提名陈诚先生为新任行政院院长，当为一极为贤明选择。”［3］在委员们进行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讨论之后，便进行了表决。经投票，在388票中有306票赞成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获得通过。
陈诚在得悉“立法院”对其出任“任政院长”一案已予同意的消息后，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深表感激，并决遵照蒋介石意旨，效忠蒋氏。他在其官邸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诚此次蒙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受命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此国家艰危之际，不胜临深履薄之惧。台湾为国家存亡世界安危所系，其地位之重要，无待赘述。今后一切措施，当恪遵国父遗教，以台湾为三民主义实验区。遵照总统训示，巩固台湾及其他反共基地，以确保全体民众生命财产之安全，并积极作反攻大陆之准备。同时，根据民众需要，贯彻“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之主张。［4］
陈诚在匆匆结束了向记者发表的讲话以后，于5时半，驱车赶赴蒋介石官邸，向这位授予他“行政院长”大权的领导者致敬。
3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批准阎锡山“内阁”集体辞职，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院长”。
1950年3月陈诚（中）就任“行政院长”与全体“阁员”合影
经过5天的紧张筹划，陈诚“新阁”的班底，于3月12日得到蒋介石“总统”的批准。陈诚“内阁”的“阁员”如下：
“行政院副院长” 张厉生
“政务委员” 吴国桢、王师曾、杨毓滋、田炯锦、黄季陆、董文琦
“内政部长” 余井塘
“外交部长” 叶公超
“国防部长” 俞大维
“财政部长” 严家淦
“教育部长” 程天放
“司法行政部长” 林彬
“经济部长” 郑道儒
“交通部长” 贺衷寒
“行政院秘书长” 黄少谷
陈诚组成的“内阁”，其成员年纪轻、学历高，平均年龄51岁，具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90％，是一个融合了不同党派、不同专长人物的强势“内阁”。这一“内阁”的组成和人员结构，保证了陈诚将比前几任“行政院长”有更大的作为。
蒋介石按照惯例，于14日晚，在草山官邸设宴招待即将卸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以示安慰。出席宴会的还有“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副秘书长”倪炯声。
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新旧“内阁”于15日交接。阎锡山双手将黄色锦缎包扎的“院篆”，亲交陈诚。阎氏表示：“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九月于兹，回忆在此期间未能扭转时局，惭愧实深！”“相信新阁为极健全有力的内阁，不只是能益国，而且能补锡山任中不逮之过。”陈诚继之起立致词，称：“本人此次奉命出掌行政院，幸赖总统指示及各方面之鼓励，乃决心担起这个任务。”“阎院长九个月来所遭遇的艰苦，众所周知，其反共剿匪之决心，更足使吾人钦佩。本人学问能力，俱感不足，尚望诸位多多指教和协助，并盼本院同仁一致努力。”［5］
从此，陈诚专心致力于“行政院长”之供职。他根据蒋介石所定“恢复中华民国，解救大陆同胞”的“复职使命”，循其精神，确定“政府”的施政总目标为：“竭尽一切力量，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基地，徐图反攻大陆。”其具体施政方针为：（1）在“外交”方面，一面努力自助，以争取国际之同情与合作，一面加强联系，以扩大国际“反侵略反极权”的力量。（2）在军事方面，决心厉行精兵政策，核实员额，简化机构，严格训练，加强政治教育，逐渐改善，整饬军纪，明辨功过，信赏必罚，以提高士气。（3）在政治方面，维护“宪法”尊严，实施“地方自治”，确立民主政治的基础；提高司法效率，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4）在财政经济方面，财政上必须厉行开源节流，以收支平衡为目标；经济上，应侧重军用与民生日用品的生产与流通，本“民生第一”之原则，增加生产，节约消费，贯彻减租政策，渐求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6］
陈诚“内阁”，以忠诚和顺从于蒋介石而闻名。他曾大力吹捧蒋介石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竭诚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决不动摇。他说：
必须认识总统是国家的中心，是时代的指南针，是革命的领导者，有了总统的领导，我们必可克服任何困难，渡过任何危机，得到最后胜利。因此，当前我们奋斗努力的唯一途径，就是竭诚服从总统的革命领导，在任何情况之下，绝对不动摇，不疑惑。大家要知道信仰就是力量，所以我们对于总统的信仰越坚定，国家便越有办法，胜利便越有把握。［7］
陈诚此次出任“行政院长”，历时4年，至1954年3月当选“副总统”后，辞去“行政院长”职，交俞鸿钧接任。他在任期内，推行了“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改革；出台了新台币，实行了币制改革；制订了进行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以及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方面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财政问题，历来是国民党最感头痛的问题，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崩溃的时期。国民党政权1949年财政差额平均每月达85％以上，而弥补的办法，唯靠动用库存黄金。陈诚执政后认为：“库存黄金为数有限，以有限的库存黄金弥补无限的财政差额，其崩溃的时间是可以计算得到的。面对这一财政危机，我们不能坐吃山空，等待毁灭；唯有探行一切必要的步骤与一切可能的方法，努力克服这一危机。”［8］于是，陈诚一面厉行节约，裁并多余机构，停办一切不急需的事业，停付一切不急要的开支；一面努力开源，整顿税收，加强稽征，严缉走私，整顿公营事业，清查物资外汇。因此，1950年中，财政赤字逐月递减，黄金支付由每月16万两递减到1.5万两；从1951年开始，财政已经渐趋平衡。陈诚在1952年10月向国民党七全大会作报告时指出，近两三年来，财政方面取得的进步计有：（1）“政府”的收支预算，1952年已达到平衡；（2）确立了“政府”的预决算制度；（3）应付逐年增长的庞大支出，没有依赖通货膨胀，而是靠了开源节流；（4）财政尽力支持生产建设的需要；（5）提高县市乡政的财政预算，健全其财政基础；（6）确立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租税制度，使人民负担渐趋公平。
为了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陈诚特别强调要量入为出，充分发挥每一分钱的作用。他说：
当前台湾情形不比当年大陆，大陆好比一个大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因基础深厚，毕竟较易张罗；台湾好比一个小家庭，家当有限，计算紧凑，挹注困难。因此，我们在台湾，一切必须量入为出，决不能放松一步；否则，年来我们从辛勤中得来的成果以及由此成果所产生的信心与希望，均将全部摧毁无疑。
……今后我们要以现有的财力完成更多的工作和更大的任务，必须实践总裁的动员号召，将每一个人的能力，每一件物的效用，每一文钱的价值都发挥至最大最高的程度。［9］
为了提高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紧缩行政开支，陈诚主持了“行政院”各院、会机构的调整工作。调整原则为：（1）不切需要、徒资糜费的机构，予以裁撤；（2）骈枝重复牵制机构，予以裁撤归并；（3）业务性质相同、缺乏监督联系的机构，予以改隶；（4）各机关员额以工作上必要的人员为限，超过必要的人员予以裁撤。陈诚在“组阁”后的6个月内，共裁撤了“行政院”直属及各部、会所属机构84个，共裁撤员额4940名；“行政院”各部、会工作人员核减为874人，仅及原有“组织法”规定人数的1/9。经此调整，“行政院”机构基本上适应了仅施政于台湾一省的状况。
陈诚为国民党当局撤台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外交”活动，也可谓费尽心机。陈诚宣称，在主持“行政院”期间，奉行三要“外交原则”：一是“坚决实行反共外交”；二是“加强自由世界的团结”；三是“维护国际间的正义与公道”。［10］陈诚津津乐道，在其“行政院长”任期内，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得以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他形容说：“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曾随大陆沦陷而一度几濒于中断。”后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重新认识到台湾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遂改变了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陈诚于1954年回顾说，1950年以来，台美合作“又随着我们自身的努力和美方朝野对我反共政策认识之增进，而恢复加强。最近4年来，美方对于我方的军经援助，对于安定我们的财政经济和充实我们的军事力量，都有很大的裨助”。陈诚还声称，台湾当局为继续以“中国”的名义留在联合国内，进行了“非常剧烈而艰苦的”斗争，截止1954年3月作报告时止，共发生185次驱逐台湾当局代表出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的动议。［11］只是由于美国的操纵和庇护，才暂时保住了台湾当局非法窃取的联合国席位。
二 就任“副总统”
1954年早春，57岁的陈诚，于任职4年“行政院长”之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跨入了一段新的历程。
这年1月9日，蒋介石根据已为中国人民唾弃的“法统”、颁布“总统令”：“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二九条之规定，国民大会定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集会。”此次“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乃为选举“总统”、“副总统”。6年前，蒋介石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现既年已届满，当须履行“合法”手续，使蒋得以连任，并产生一名理想的副手。在过去的一届“总统”任期内，蒋介石吃够了与“副总统”不合拍的苦头。当年，“副总统”李宗仁一上台，便以咄咄逼人的气势，迫使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只当了3年半“总统”，便不得不宣布“引退”。之后，“代总统”李宗仁又擅去美国，“违法失职”，而遭“监察院”弹劾，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互相指责的越洋电报大战。
在即将进行的“总统”、“副总统”选举中，由于台湾当局正面临复杂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局势，这样的局面非蒋无人能够收拾，因而由蒋介石连任“总统”，当无疑问；至于“副总统”，蒋介石则属意于自己的嫡系将领陈诚。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
副总统一职，当然，非陈诚莫属，昔年，孙（科）李（宗仁）逐鹿的往事，自不许重演。但蒋先生难免要先谦虚一番，“问何应钦愿否竞选副总统”？这位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的四星将军，早看透蒋的心思，连忙婉谢，蒋乃顺理成章地向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为副总统候选人。［12］
2月15日至16日，台湾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全体会议，推选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在讨论“总统”候选人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议：如提名党内同志为“总统”候选人，则以于右任为适宜；如提名党外人士，则以胡适为适宜。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即表示：“在今天这个局面之下，除了总裁，没有第二人可以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推选蒋总裁为第二届总统本党候选人，这不是为了总裁个人，也不只是为了本党，而是为了中华民国。”［13］后经投票表决，蒋介石以32票全票被推荐为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1954年陈诚被蒋介石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后举行记者招待会
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名义，提名陈诚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他说：
副总统候选人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第一要忠党爱国，第二要负责尽职，第三要任劳任怨。根据此项标准，我认为副总统候选人人选，以陈诚同志为最相宜。［14］
在接下来投票时，陈初“坚辞不肯投票”，经劝请，后方领了一张印有自己姓名的选票，但“未经圈选”，即投入票箱。事实上，他还是放弃了对自己进行表决的权利。计票结果，在32张选票中，陈诚得了30票，被正式推举为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陈诚当即致词表白自己对“党国”和总裁的忠心。他说：“这次承蒙总裁提名为副总统本党候选人，又承蒙各位圈选，衷心非常感谢，惟责任重大，不胜惶恐。本人身为党员，以身许党，以身许国，自当服从党和总裁的决定。将来如能在国民大会竞选成功，定当追随总统，善尽职守。”［15］
2月1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按照台湾当局所奉行之“法统”，“国民大会”与“总统”任期届满时，首先要改选“国大代表”。但此时国民党当局已退居台岛一隅，如何在全国进行“国大代表”的重新选举？若只在台岛进行选举，则与台湾省“国大代表”又有何异？蒋介石遂行使《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关于“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国大代表”事实上成了“万年国代”。第一届“国大代表”总数法定3045名，由于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抵制，在1948年3月举行“行宪国大”时，就只有1679名代表出席，只略超过代表总额的半数。如今，原曾出席“行宪国大”的代表，又有一部分没有迁台。“内政部”遂下令递补部分“国大代表”，直至稍过半数。
蒋介石出席了开幕式，并作报告。他的报告共分10个问题，分别讲述了“六年国家前后局势的比较”、“大陆同胞痛苦牺牲的代价”以及关于内政、外交的情况。蒋氏在报告中哀叹：“六年之前的今日，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六年之后的今日，我们自由区的土地只有台湾一省，与几百个沿海岛屿而已。”但是，他又强调：“反共抗俄前途险恶中已有转机”，“愿奋勉完成宪法上所赋予使命”。［16］
3月3日，陈诚以“行政院长”身份，向会议作“施政报告”。陈诚的报告共分军事、“外交”与侨务、“内政”、财经等4个方面，发出了与蒋介石相同的哀叹。他说：
行宪迄今已有六年了，在这六年之中，国家遭遇历史空前未有的大难；中华民族曾从胜利的高峰跌下去，现在又从失败的深渊中爬上来……
大陆失败痛切证明了一个最简易的真理，此即国家如果失败了，任何人都不会成功；不但个人的历史名誉与地位完全要被否定，即天下虽大，亦无我们立足之地，甚至连苟全性命也无可能。回忆大陆失败前夕，一部分自私自利者那种唯恐政府不垮和垮之不速的行为，以及后来那种卑怯苟免和仓惶逃遁的情形，至今仍使人动魄惊心！
……
我们的成功不是没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自身的团结和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贡献。我们不能等待，我们决不幻想，他日的收获将决于此日的耕耘。总统昭示我们，中兴比创兴更难，故今后应如何发愤自强，团结自救，实仍有待于国人的共同努力。［17］
接着，会议便进入选举“总统”、“副总统”这一实质性阶段。为了标榜选举中的“民主”与“竞争”，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台湾当局先后宣布由民社党代理主席徐傅霖、民社党代表石志泉分别参加“总统”与“副总统”的竞选。3月22日，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经两轮投票，以绝对多数票当选。
“副总统”的选举，也经过两轮投票。第一次竞选在3月23日进行，陈诚得1276票，石志泉得231票。陈诚得票虽高达出席代表总数的83.8％，但因未超过“法定”代表3045名的半数，仍须进行第二轮投票。按照“宪法”规定，此次表决中，得票较多者即可当选。后在24日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陈诚得1417票，而石志泉仅得109票。陈诚遂顺利地当上“副总统”。他深感责任重大，在赞颂蒋介石的同时，再次表明了善尽职守的决心。陈诚在当天发表的广播谈话中说：
我深深感到，今后六年将是决定国家兴亡与历史绝续的重要关键，其遭际的困难与工作之艰苦，都不是现在所能想象的。在这个重要的关头，国民大会选举蒋总统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不仅充分表现了国民的公意与明智的抉择，同时也给予复国建国以最大的保证。
1954年5月20日陈诚就任“副总统”时与“总统”蒋介石合影
这次国民大会选举本人为副总统，实使本人对于国民大会诸位代表先生非常感激，同时本人想到今后任务的艰巨，而感到惶恐。今后仍当一本素志，服从总统，善尽职守，将我的一切奉献于国家，奉献于人民。尤望全国同胞一心一德，自立自助，遵照总统指示：在反共抗俄的国策中求出路，从摧毁铁幕的行动上争自由。［18］
陈诚还在自己官邸接受各报记者采访。他表示：“希望国人团结一致，在总统领导下，共同努力，完成反攻大陆复国建国的使命。”陈诚在答复另一位记者询问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连匹夫都有责任，我个人最低限度可以帮助总统做一个传达的任务。”［19］
5月20日上午，蒋介石、陈诚宣誓就职。宣誓就职仪式在台北中山堂中正厅举行。“总统”蒋介石与“副总统”陈诚均着蓝袍黑马褂大礼服，缀青天白日勋章，所稍有不同者，蒋佩大红绶带，陈佩紫红绶带。首由蒋介石进行“总统”宣誓，“司法院长”王宠惠监誓。蒋面对孙中山遗像和“国旗”，举起右手，朗读“宪法”规定的誓词：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蒋中正。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20］
接着，陈诚进行“副总统”宣誓，“总统”蒋介石与“司法院长”王宠惠分立陈之左、右前方。仪式如蒋一般，誓词为：
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效忠国家，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宣誓人陈诚。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五月二十日。［21］
宣誓仪式结束后，由“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厉昭唱名介绍，蒋、陈接见参加仪式的各国驻台“使节”。被接见的有美国“大使”蓝钦、日本“大使”芳泽谦吉、韩国“大使”金弘一等。
1954年陈诚（右一）当选“副总统”后发表谈话
这一天，陈诚的信义路官邸，大门整日开着，接受各界人士前来道贺。著名新闻记者于衡请他题字。陈诚信手写下“辅佐总统完成反共大业”10个字。几分钟后，他突然想起，“辅佐”二字用得不当，应当更谦虚些，便重题“追随总统完成反共大业”10字，派人送交于衡，并向他索回了原题字。
同一天，蒋介石批准了陈诚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并以“总统”身份，致“立法院”咨文，提名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俞鸿钧继任“行政院长”。
陈诚早在3月24日当选“副总统”后，便已下定辞去“行政院长”的决心。他在答复记者询问时曾表示：“在原则上是一人一事，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其将辞去“行政院长”的意向，已经昭示。5月13日，陈诚于主持“行政院”第342次院会时，临时提出“内阁”总辞职案。他表示：“本届行政院到今天已经四年两月零三天，大家努力为国，渡过难关，于公于私，非常感谢。”18日，陈诚将“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总辞呈递交蒋介石。他在19日主持“行政院”第343次院会讨论结束后，宣告了本届“行政院”工作的结束。陈诚起立致词曰：“今天是本届行政院最后一次院会。四年两个月来，幸无多大过失。本席愧无贡献，最可告慰者是本院各部会同仁的亲爱精诚。谢谢各位的合作。”［22］“行政院”新旧任“院长”的交接典礼，于6月1日举行。陈诚在致词时，对新任“院长”俞鸿钧备加推崇，并希望“行政院”同仁发挥以往努力工作的精神，协助俞鸿钧“院长”搞好工作。俞“内阁”成员与陈“内阁”相比，变化较大，只保留“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俞大维未动，其余自“副院长”起，至“内政”、“财政”、“经济”、“司法”、“交通”、“教育”各“部”及“秘书长”人选，全部更新。
三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陈诚在就任“副总统”3年后，即1957年，被推上了台湾政坛和自己宦海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经蒋介石提名，被推选为国民党副总裁，从而成为台湾身兼“副总统”和“副总裁”两要职，位居蒋介石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1957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市郊开幕。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大会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的中央评议委员和“中央”党、政、军主管500余人。陈诚以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的身份出席大会。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革命形势和大会使命》的报告。他称此次大会为“国民革命力量更进一步的集中，和反共抗俄更加接近成功的枢机”。蒋介石认为，自国民党撤退台湾起，曾经历了“党的改造时期”和“党的中兴时期”，从此次大会起，将进入“反攻复国时期”。鉴于大会“要以决定反攻复国的总方略为其中心任务”，因而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集思广益，策进反攻复国的计划”；二是“培植人才，担当复国建国使命”；三是“修改党章，适合反共革命需要”。同一天，陈诚接照蒋介石定下的主调，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报告》通篇围绕“反共复国”这一主题，把“反攻复国”的基本条件，归结为3个方面，即：“确实加强反攻准备”、“全力策进大陆革命运动”和“更进一步团结一切反共革命和爱国民主力量”。陈诚强调：为保卫建设台湾，要厉行“法治”，自主自存，求富、求强、求平，“培养国民革命精神”；经济上不能搞饥饿建设，不能以牺牲民众生活来扩大建设规模；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岛外资金。
蒋介石为八全大会和国民党党章注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内容，即增设副总裁一人。他在18日的会议上提出一件议案，内容为：
八全大会以后，反共救国事业又进入新阶段，一面继续维护宪法，为民主法治而努力，一面策进大陆革命，以达成反攻复国之任务，党的工作倍形艰辛，而责任亦益加重大。中正提议本党应设副总裁一人，并在党章第五章中增设条文如下：
本党设副总裁一人，辅助总裁，处理党务，其人选由总裁提名经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
接着，蒋介石就此作了说明。他指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发扬党的革命精神，巩固党的基础，集中党的人才和力量，扩展党新的生命，完成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使命……我之所以提出此项交议案，是因鉴于过去的历史教训，和当前的革命环境，以及将来党的生命，而主张修改党章，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并予通过。”［23］蒋的用意，显而易见，系为在党的最高层中增强自己的力量。这一提议，在与会者中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并进行了争论。当然，在蒋的操纵下，这一提议最终还是得到了通过。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称：
八全大会出席及列席人员，于听取总裁训示后，对总裁的交议案曾提出反对与赞成的意见。中央评议委员戴愧生、李石曾，中央委员蒋经国、张其昀，相继发言，表示赞成。大会于慎重讨论后，即将此案举行起立方式表决，以大多数之赞成通过。［24］
在20日的大会上，由大会主席陈诚代表主席团提议，仍由蒋介石担任党的总裁。全体代表即以“起立表决”方式，“一致起立热烈鼓掌通过”。
23日，蒋介石亲自出席主持了大会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会议选出陈诚、蒋经国等50人为中央委员。蒋介石复提名由陈诚任国民党副总裁，于右任、钮永建等76人为中央评议委员，亦“经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通过”。至此，蒋介石完成了关于国民党领导结构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将陈诚在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加以固定。
蒋介石于同一天，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题为《复兴本党与完成革命的中心方向问题》的长篇讲话，对本次大会的“成果”加以肯定，并训示国民党今后的工作与任务。蒋介石在讲话中，针对本次大会上党的领导结构的变化，特别强调要造就党内的“人才”，并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见归纳为两句话，即：“人才归于全党，干部决定一切！”
国民党八全大会的举行，把陈诚推向了他一生中政治权力的最高阶段；但同时，陈诚与地位节节上升的蒋经国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微妙。陈诚与蒋经国都说过不少颂扬对方和证明彼此间没有分歧的话。陈诚曾慷慨激昂地表白：
从经国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无论军中政治工作，无论退除役官兵辅导工作，无论青年运动，他都做得有声有色，清清楚楚摆在大家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重的责任，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高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25］
对此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写道：“政治家的否认与承认，往往认真不得的，我们只能妄听之。”［26］不过，陈诚担任副总裁和“副总统”两要职，直至逝世，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管这种职务的安排同实际权力之间，是一致还是不一致，不能否认，这种安排的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反映。
四 梅开二度
陈诚在1957年10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之后，不到一年，适逢“行政院长”俞鸿钧发生“内阁”危机，致使其重掌“行政院”，出现了一身而兼“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三要职的罕见局面。
曾于1954年从陈诚手中接过“行政院长”一职的俞鸿钧，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当过新闻记者，历任上海市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49年因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秘密运台而大受蒋介石赏识，复出任台湾“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1953年任台省主席。俞氏乃一书生型政治人物，且有蒋介石撑腰，故在政界不愿轻易屈从于人。
1956年底，“监察院”中开始有人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其中并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在“行政院”与“中央银行”领取双份薪金。这一建议与对俞鸿钧“兼职领薪”问题的列举，于1957年3月在“监察院”获得通过，26日寄往“行政院”。“行政院”隔4月方作函复，且对于要纠正的问题无明确态度，引起“监察院”不满。“监察院”遂于9月至12月间，连续4次邀请俞到院备询。但“行政院政务委员会”经讨论，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也通过决议，明确支持俞氏不去“监察院”备询。“两院”之争，延续数月，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12月10日，“监察院”第508次院会决议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事件处理小组”，萧一山为召集人，计有11名小组成员。
为处理这一日益僵持的危机，陈诚奉蒋之命，出面劝说“监察院”让步，但未获结果。蒋复命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举行两次宴会，以协调“两院”关系，冀在“和睦的气氛中达成妥协”，后因多数“监委”拒绝出席，希望落空。
12月23日，“监察院”以俞鸿钧“违法失职”和“兼职领薪有违节约”，正式通过对其弹劾案，并公诸报端。俞鸿钧不甘示弱，于1958年1月15日提出万言申辩书。16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内的高层领导和“监委”中的国民党员开会，在认为“行政院”不应逾期答复和俞氏应到“监察院”备询的同时，严厉告诫“监委”不应将行政首长视同罪犯，要慎用自己的权利。可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监委”中有人当场起立，顶回蒋介石的批评；事后“监察院”又发表长文，批驳俞鸿钧的申辩书。1月31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宣布，愈鸿钧“违法失职”一说难以成立，但“兼职领薪有违节约”，应予“申诫”处分。蒋介石于2月14日鉴署“总统令”公布对俞的“申诫”处置，但同时又表示，个人对此弹劾案“感到遗憾”。俞鸿钧于“申诫令”发表后三次请辞本兼各职，蒋介石均予“慰留”。
但事已至此，一名受到“申诫”的“行政院长”已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蒋介石只好将4年前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陈诚，再次请出，复任“阁揆”。6月30日，蒋介石向“立法院”发出“（四七）台统（一）仁字第一二三号”咨文，内称：“行政院长俞鸿钧呈请辞职，已予照准，兹拟以陈诚继任行政院长，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提请同意，以便任命。”［27］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名义，举行茶会，招待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希望支持陈诚继掌“行政院”。4日，“立法院”举行本会期的第35次院会，就是否同意陈诚出任“行政院长”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在460名委员中，有364人投了同意票，而不同意票仅79票。“立法院”遂以第1452号咨文，答复蒋介石，表示同意其对陈诚的提名。蒋介石于当天明令发表，任陈诚为“行政院长”。
经过几天紧张的“组阁”，俞“内阁”成员多有变动，除保留“内政”、“国防”、“司法”、“交通”4个“部长”外，其余均有改变。其中尤以“教育部长”颇多周折，蒋介石原属意让张其昀继任，并亲带张去见陈诚，但陈仍不答应，坚持动员不愿做官的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后终以梅在教育界的声望，获得同意。7月14日，“内阁”名单经中常会通过，明令公布：
“副院长” 王云五
“政务委员” 王世杰、薛岳、余井塘、蔡培火、蒋经国
“内政部长” 田炯锦
“外交部长” 黄少谷
“国防部长” 俞大维
“财政部长” 严家淦
“教育部长” 梅贻琦
“司法行政部长” 谷凤翔
“经济部长” 杨继曾
“交通部长” 袁守谦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李永新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陈清文
“秘书长” 陈雪屏
“主计长” 陈庆瑜
15日，陈诚正式接管“行政院”。卸职之俞鸿钧称颂说：“在目前这个时候这个环境，由陈副总统出长行政院，是最适当最理想的人选。”陈诚则表示：自己心情沉重，对俞前“院长”许多过奖的话感到惶恐；而俞前“院长”过去4年多的成就，已为未来工作奠定基础。他表示，今后当努力奉行反共抗俄的既定“国策”，本“宪法”所赋予的职权与使命，求其所当为，尽其所能为，并希望“行政院”同仁发扬亲爱精诚的精神，为“反共复国”的共同目标与整个“国家”人民的利益而努力。［28］
7月15日上午11时，陈诚举行重掌“行政院”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对因患感冒未能及早与大家见面表示抱歉，并略述今后的施政方针。他说：
各位记者先生：从总统提名本人为行政院院长到今天，已有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本席偶患感冒，以及安排人事，所以迟到今天才能与各位见面。在此一段时间之内，大家对政府和对本人的关切，使我非掌感激，同时大家冒了炎暑采访有关行政院改组的新闻，颇为辛劳，而个人因病也未能及早与各位见面，觉得很抱歉。关于行政院今后的施政，仍当以反共抗俄之国策与国家人民之利益为目标去努力，至于具体的做法，当随时研议实施。我深深感到，为政不能凭着自己的主观去做，一定要依据大家的需要去做。今天与各位见面，主要的是想听听大家对于施政的意见。［29］
接着，陈诚便回答记者的询问。美联社记者慕沙，首先就昨天刚刚发生的伊拉克军事政变，请陈诚说说看法。陈诚没有立即回答这一问题，表示希望待各报提出问题后，由他作综合答复。后经整理，各报记者先后共提出10个问题。陈诚首先就中东问题作答。他表示：到14日较晚的时候，才获悉中东“不幸局势”的变化，当晚曾与驻美“大使”叶公超通电话。陈诚说：“除非中东的祸源埃及纳塞（即纳塞尔）的政权被推倒，中东不会出现安全的局势。”他对其余9个问题的综合答复是：今后“政府”的政策不变，既定的“国策”是反共抗俄，建设台湾，“复国建国”，今后的一切措施，可能因时因地的不同而改进。
陈诚在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10个问题之后，出乎大家的意料，重新起立主动发言，表示：以后有机会将随时与新闻界会面，或许有问题请教，不过今天还有一个大家没有想起的问题，倒愿意自动提出，即今天到院正式就职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辞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和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三职。他说：
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是否能辞准，权在总统，要待总统的批准。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职务，也要中央批准才能辞脱。不过，石门水库的情形便不同了，是向行政院请辞的，一定可辞去，我自己一定会批准。兼事太多，不大好，我要在行政院多做点事。［30］
此次记者招待会历时45分钟，于11时45分结束。陈诚在会上宣布将辞去的3个职务，其“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与石门水库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二职果于8月即获准辞去，分别由张其昀与蒋梦麟接替；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却至死未能卸去。
17日晚，陈诚复在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全体“立法委员”，征求“立委”对今后施政的意见，他自己也作了20分钟的讲话，对当前国际局势略作分析，并说明“行政院”的施政计划。陈诚告诉大家：蒋介石于上午刚刚召见“行政院”官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研讨；“国防部”也于中午命令陆海空三军作积极的准备。他强调：此次再次出掌“行政院”对于“反共复国”的基本政策决不变更，即一方面是准备“反攻大陆”，一方面是建设台湾。“我们不会因有任何事变而有所气馁，只有大家更努力去做。”陈诚在7位“立委”发言，对“行政院”的工作提出希望和建议后，说：
我知道各方面对我期望的殷切，但是希望大家不能希望太急切……如果我过去曾有一点成绩，这不是个人的成绩，一方面是总统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大家的合作和督促。在国家多难之秋，希望大家多用点功夫。
陈诚在发言结束时，以加强自身修养的四句话与“立委”们共勉：
苦莫苦于多愿；
孤莫孤于自足；
危莫危于任疑；
败莫败于自私。［31］
为了表示对台湾工商业的关注，陈诚于就任“行政院长”后，即指派“经济部长”杨继曾拟订方案，解救目前工厂营运周转资金的困难。19日，“行政院”颁布了《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办法》；同时决定设立由“经济部长”为召集人的“工厂营运资金临时贷款指导小组”，专负审核各工厂审请临时贷款之责。21日，“行政院”为挽救工商业倒风，防止倒风蔓延，解除工商危机，特先后约集有关单位，共同商讨对策。陈诚在会上表示：目前发生的工商业倒闭现象，无论是恶性倒闭还是非恶性倒闭，“政府”都应负责迅谋补救办法，而不能听任其继续扩大，致影响“国计民生”。他对于日前工商业者针对倒风提出的一些看法，深表赞同。如有一次工商团体座谈会的结论之一为“希望各业厂号经营业务，必须循正当途径努力不懈，切不可发生所谓恶性或有计划之倒闭现象”。有的工商业者要求“政府”“应追究严惩那些恶性倒闭厂商”。有束云章氏，更向陈诚提出两条处理的原则，即“根本亏空的，可不予置理，任其淘汰；但如果是资产多于负债，发生周转不灵的工厂，政府应迅速贷款援助”。陈诚认为，上述这些意见，正与“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办法不谋而合；这次“行政院”所颁订的办法，尚不过是一种临时措施而已。“对于恶性倒闭，一定要依法查究，而对于正当的工商业，必将有计划的予以辅导支持。”［32］
陈诚再度接任“行政院长”于内外交困之中，力图通过各项施政措施，摆脱这种艰难的困境。1959年4月，他抛出了接任后的第一个年度施政计划。政治方面：他认为主要应抓好台湾建设、团结海内外反共人士和加强“外交”三项工作。军事方面：他认为当前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实行精兵政策、健全三军、充实战力、加强现代化、造成局部的军事优势，“以确保台海安全，并进而有效的策应大陆革命，达成反攻复国的神圣使命”。军工教人员生活方面：他承认，“在目前财政情况下，全面调整待遇，事实上很困难”；因此，只能在老兵加给、伤亡抚恤费、高空津贴、海上作业津贴等方面略作增加。财政方面：他证实，经过半年来的彻底检查，财政困难是事实；他认为要解决财政困难，“唯有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同时努力”，“就开源而论，最确实的办法是从增产建设、改革和整理赋税着眼”；“就节流而论，主要的就是严格控制预算，除军事紧急支出及不可预测的天灾所必需的费用外，在原则上希望做到不办理追加”，“对于可以缓办的业务缓办，可以不办的业务绝对不办”。［33］
陈诚第二次主持“行政院”时，正面临着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危机的困扰。他的任职，帮助台湾当局渡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
五 连任闹剧
陈诚在以“副总统”、“副总裁”的身份，再次出组“新阁”之后，这三个高级职务便长期一直伴随着他。一般说来，能连选连任此等要职，当属为蒋介石看中，寄予厚望之举。但是政界与学术界亦有持相反看法者。
1958年陈诚（右一）与胡适（右二）闲话家常
蒋介石与陈诚的“总统”、“副总统”职，系就任于1954年5月，按台湾“宪法”，“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六年，连选连任一次”的规定，他们的任期将于1960年5月20日结束，并且蒋因已“连选连任”过一次，将不能谋求第三任。黄嘉树先生在《国民党在台湾》一书中写道：
如果蒋介石遵照“宪法”规定到任下台，则按照当时国民党内的排名，第三届“总统”候选人非陈诚莫属。官邸派、蒋经国派和CC派都不愿看到这种局面出现，故联合发动了要求修改“宪法”的运动，主要是解除“宪法”第四十七条对于“总统”连任的限制，从而使蒋介石可以“合法地”连任第三届“总统”。
以《自由中国》为代表的反对派，宁肯在蒋、陈二人之间选择陈诚，并寄希望于推出胡适竞选第三任“总统”，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34］
按照此种观点，则自然的逻辑，本可以出任“总统”的陈诚，若连选连任“副总统”，并非幸事，而是蒙受抑贬之举。这种观点，作为广视野、多角度观察政治现象的一个代表，亦颇发人深思。
在“修宪”派与“护宪”派经过一番激烈争吵之后，蒋介石于1959年5月18日在国民党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为这场争论的归宿定下了基调。他说：
我一向不为自己的出处考虑，但目前应顾虑的有三点，即：（一）不要使敌人感到称心；（二）不要使大陆亿万同胞感到失望；（三）不要使海内外军民感到惶恐。［35］
很显然，蒋介石的这三个“不要”，都是针对“护宪”派的。为做到此三个“不要”，当然只能由他再次“俯顺民情，勉担大任”。
1960年2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正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巩固国家领导中心》案，作为国民党向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提出的提案。
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蒋介石致词声称：真理不变，公理在人；反共决心不变，国人应当自救自助；台湾卧薪尝胆10年之久，已具备“反攻大陆”的基础；三民主义是“复国”之根本，必须发扬光大。会议期间，蒋介石采用了不“修宪”而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既维护了“法统”，又顺利地解决了“总统”连选连任、不受届次约束的问题。28日，蒋介石在主持国民党中央纪念周时，重申不同意修改“宪法”，要求国民党籍“国大代表”遵守国民党中央的规定。3月10日，由莫德惠等966名“国大代表”联名提出修改“临时条款”的提案，建议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增加一条内容，即：“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此项提案经表决，获得通过；而胡适、雷震则退席抗议，王世杰投反对票。11日，蒋介石颁布修订后的“临时条款”。
陈诚（前排中）与“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前排右一）、胡适博士（前排右三）等人合影
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于3月12日召集临时全体会议暨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蒋介石、陈诚均以50票全票分别被推选为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陈诚在会上表示：
今后只有在中央决策与总裁领导下，加倍努力，与全党同志及国人，共同为反共复国而努力，以完成反攻大陆，拯救同胞的使命。［36］
3月14日，陈诚向“国民大会”作施政报告，他指出：国民党在大陆是被中共的“统战”打垮的，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制造分裂”，“扩大矛盾”，“瓦解”了国民党；成功与失败靠自己，自己有办法，人助才可能成功，否则只有失败。
在接着进行的选举中，民社党、青年党不愿再推本党候选人，非党人士也不愿作候选人，参加“总统”、“副总统”的竞选，使蒋介石、陈诚在没有竞选对手的情况下，顺利连选连任“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在1509票中得1481票；陈诚在1505票中得1381票。陈诚于当选后，发表谈话说：
这次国民大会选举本人为中华民国第三任副总统，本人对于国大代表诸先生与全国国民的爱护，非常感谢。今后当继续在总统领导之下，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必当勉力以赴，劳怨在所弗辞。
我们知道，蒋总统是全国民心所归向，国运所寄托的领导中心，而数年来的革命经验，更证明了国家的环境愈困难，蒋总统的领导愈重要，所以这次国民大会选举蒋总统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是符合全民愿望与国家需要的明智措施，对于完成复国大业以及维护远东与整个世界的安全，都有决定性的作用。［37］
5月20日，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宣誓就任第三届“总统”、“副总统”。
陈诚于就任第三届“副总统”的当天，按照惯例，送上“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蒋介石要挽留陈诚继续担任“行政院长”，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是，“立法委员”们特别关心，陈诚继续担任“阁揆”，要不要重新咨请“立法院”行使同意权。道理很简单，因为“宪法”第55条规定：“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对照这一条文，对于陈诚继续出任“行政院长”一事，人们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既然“总统”并未易人，他过去对“行政院长”的提名就继续有效，不需再咨请“立法院”行使同意权；二是认为，“宪法”该条的精神，实为“行政院长”的任期随“总统”的任期届满而届满，不管由谁出任“行政院长”，均需由“总统”重新咨请“立法院”同意。尽管如此，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蒋介石对陈诚辞呈的批示：若批“准予辞职”，然后重新提名陈诚“组阁”，无疑当重新咨请“立法院”同意；若批“慰留”，则不需“立法院”再次行使同意权。
5月20日下午，蒋介石在“行政院长”陈诚的辞呈上批示“着毋庸议”。这就明显不过地免除了再行咨请“立法院”同意的繁琐手续。于是，陈诚“内阁”在形式上跨越了两届“总统”的任期，从而也开创了“内阁”任期不受“总统”任期影响的先例。
陈诚用8天的时间，调整他的“内阁”班子。于衡先生在《陈辞修重组新内阁》一文中披露：
据陈揆告诉一位当时往访的侨领说：他在改组政院之初，所遭遇的第一个困难是：他想罗致入阁的人，都对作官不感兴趣；相反的，也有人非常想进行政院，但又不是他所愿意邀的人物。因此在人选上他的确是费过相当的思索，但是最后，他仍然依据政策决定人事的原则，组成了新的内阁。［38］
陈诚对于“新阁”的组成，采取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举措。关于“内政部长”，考虑到台湾当局仅以台湾一省割据的实际状况，拟用本省人士担任，而“省议长”黄朝琴与著名实业界人士林柏寿均无意“入阁”，最后便选定了连震东。关于“教育部长”，原任梅贻琦辞意甚坚，经陈诚再三说服，并答应为他物色一位好的政务次长，辅佐其完成行政事条，方使梅同意留任。关于“交通部长”，陈诚决心物色一名交通专家担任，便发电报给在曼谷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的沈怡，请他担任，沈竟出人意料地愿放弃联合国的“高薪”与“高级职务”，回台就任。关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避免边疆人士自身间常有的不同意见和是非，决定委员长一职不由蒙、藏人担任，遂决由田炯锦出任。关于“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诚感到过去由粤、闽籍人担任，常有地域观念，遂决定由该两省以外的人士担任，则属意于周书楷。调整后的“阁员”，除陈诚本人外，计18名，有12名连任，6名新任。其阵容为：
“副院长” 王云五
“政务委员” 王世杰、薛岳、余井塘、蔡培火、蒋经国
“内政部长” 连震东
“外交部长” 沈昌焕
“国防部长” 俞大维
“财政部长” 严家淦
“教育部长” 梅贻琦
“司法行政部长” 郑彦棻
“经济部长” 杨继曾
“交通部长” 沈怡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田炯锦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 周书楷
“秘书长” 陈雪屏
“主计长” 陈庆瑜
陈诚此次主持“行政院”，历时3年多，至1963年12月，因健康状况欠佳，身体日渐衰弱，奉准辞去“行政院长”职，由严家淦接任。
在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前一个月，他在国民党内副总裁的地位，又一次得到确认。
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陈诚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分为：（1）“中共的崩溃危机与大陆的革命形势”；（2）“台海炮战与革命形势的发展”；（3）“当前国际局势与我们应有的认识”；（4）“现阶段革命方略与中心任务”；（5）“培养民族自信心与革命忍耐力”。他在报告中，竭力夸大大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失误。陈诚吹嘘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台湾当局“反共斗争”的变化，呼吁西方国家强化“集体安全”制度和“对共产集团的禁运”政策，“使共产集团与共产国家崩溃瓦解”。他根据对形势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了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与中心任务”。陈诚认为：“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作战”；要有近程、中程等各种不同的计划；战场分为大陆的“主战场”与台湾的“支战场”；战略原则“应以政治为前锋，军事为后卫，使大陆革命与台海战争相结合”。当前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大陆和海内外“展开对敌人的政治作战，尤其要深入敌后”，这种“从大陆来瓦解敌人，乃是现阶段最实际也是最艰苦的复国道路”。［39］根据陈诚的报告，九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敌斗争与大陆革命工作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现阶段工作纲领案》等文件。
11月22日，陈诚继蒋介石连任总裁之后，经蒋介石提名，再次被推选为副总裁，这“副总裁”与“副总统”的桂冠，一直戴到了陈诚辞世。不过，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和陈诚自己身体的日渐衰弱，他在台湾政坛的实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逐渐跌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