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概述
一、新中国成立前对超现实主义的译介
我国早期对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0年2月的《小说月报》发表过徐霞村译的苏保（即苏波）的《尼克·加特的死》。在译后记中，徐霞村这样介绍道：苏保“创造出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用热闹的外壳包在一个或数个从内部看得非常深刻的人物的周围，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小说观念。这种形式很受战后的一般寻找新形式的青年作家热烈的接受，被称为‘超写实派’”[56]。一年后的《小说月报》正式使用了“超现实主义”概念，但对这一“文派”只是稍加提及：“他（指超现实主义）对于已成的文学是一种剧烈的否认，他赞颂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一种高叫声；但同时很冲突的，他又似乎得力于一种内心的论战，得力于一种咒骂现世与一种雄辩的习惯。”[57]1932年，《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直接取名为“超现实主义”的短小但完整独立的文章。文中指出：“超现实主义是上承达达主义而来，但不若达达主义之趋于极端。……他们不用现在一般小说家所用的心理方法与内省，而想捉住人们脑中的潜意识，把它表现出来，那就是想将一个人达到催眠状态，把人们脑中的一团潜藏的事物，没有程序，没有人物的个性，而只有一团模糊的轮廓地表现出来。Andre Breton奇特小说Nadja即是这种形式。”[58]文章对超现实主义的把握已相当准确。笔者尽管不赞成首句里“超现实主义是上承达达主义而来”之说，但这种认识也是法国文坛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即便在当今中法学界，持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当时上海唯一的文艺刊物，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对超现实主义也做了多次介绍。在创刊号上，玄明评论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最后“总结起来说：这两种新主义，正像大多数的其他新主义一样，都不过是因对现实不满而起的愤世的表现而已。前者是拿它的整个Nonsense常做恶意的冷嘲，而后者是更进一步，竟以文坛的暴徒这资格而出现了”[59]。显然作者只从某个侧面进行了评介。在第2期上，戴望舒化名陈御月翻译了核佛尔第（即勒韦尔迪）诗五首，并介绍说，“苏保尔、布勒东和阿拉贡甚至宣称核佛尔第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别人和他比起来便都只是孩子了”[60]。在第4期上，高明在“法国文艺杂志”的展望里，介绍了La Revolution Surrealiste和Le Surrealismeau Servicede Revolution，并强调指出，“结集于后者的现在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已完全转变到Communism方面去了”[61]。这也是如实的介绍，因为那时期，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干将和其他成员都加入了法共。玄明和高明两人的介绍产生的效果显然是不同的。同期，戴望舒还翻译了倍尔拿·法意的《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文学》。戴望舒可以说是那时期对法国超现实主义比较热衷的介绍者。1936年10月，他与人创办了《新诗》杂志，在创刊号上，就专门做了许拜维艾尔（即苏拜维艾尔）特辑，戴选译了许拜维艾尔的《肖像》和《一头灰色的中国牛》等八首诗，并写了译后记和《记诗人许拜维艾尔》（戴评传）。不久，他还翻译了艾吕雅的《公告》、《自由》和《为了饥馑的训练》等八首诗[62]。回到《现代》第4期上，倍尔拿·法意把布勒东、阿拉贡、苏波、艾吕雅等作为达达派“年轻的首领和弟子”突出加以介绍，因为他们“产生了些真正美丽的作品”。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在扛起超现实主义大旗前，确实曾和以查拉为代表的达达派共事过，但两者很快就分道扬镳的事实说明，他们的追求完全不同，只是在出发点上有着短暂的志同道合而已。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正因为他们有过并肩作战的历史记录，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坛上，都流行着一个认识，即超现实主义是从达达主义演化而来，或者说，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人曾经是达达派的主将，后来转变为超现实主义者了。在我国尤其早期对达达主义的介绍中，常常这样提到他们三人。因此，若论及我国对达达主义的介绍，还可以继续上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早在1922年4月，《东方杂志》就有一篇文章，简述日本学者片山孤村在《太阳杂志》上介绍达达主义的文章《叇叇主义的研究》：“叇叇主义者并不像表现派隐居于‘精神’的隐居所，乃是在咖啡店和交际社会，吐放气焰，称为天才、机智的人或住居都会售卖书稿文稿的艺术家的变形，他们是那一般毫无魄力，对于时事问题，不生兴趣，嫌恶市廛喧哗的人的正反对。”[63]同年6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介绍“法国艺术的新运动——达达主义”时，例举了布勒东和苏波合作的名剧Vous m'oublierez：“剧中人物是一件浴衣，一柄伞和一座缝纫机。全剧最精彩的一段，为缝纫机亲吻在浴衣的前额。”[64]沈雁冰同时例举了阿拉贡的诗《自杀》，全诗由25个字母分五行构成，除去了字母J。J通je（我），无J即抹去了自我，“自杀”之意或许在此。我们还可以在随后找到《不规则的诗派》[65]和《叇叇派小说》[66]等相关的介绍。二十年代末，李青崖写过一篇长文对现代法国文坛进行鸟瞰，在“大大主义”一节中，举出勒韦尔迪、阿拉贡、布勒东、艾吕雅、穆朗和科克托等，认为他们是“竭力使一种新诗得以实现”的似乎“与法国不相干的异国人”[67]。如果说，沈雁冰在二十年代初将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视为“达达主义者”加以介绍还有案可稽，那么到了二十年代末，当达达主义早已偃旗息鼓，李青崖还把这些人归入达达派加以介绍，就显得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新潮的捕捉有点儿落后了。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我们对超现实主义的介绍，因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而形成一个热点：一方“给以痛烈的批评和嘲骂”，另一方给以热情积极的宣扬。前者以苏联爱伦堡的《论超现实主义派》译文（1934）为代表。作者以疾恶如仇的语言，把超现实主义者贬斥为“最腐败的野鸡”，“仅仅在研究手淫的学说和露阴狂的哲理”，“只要饮酒、唱歌并搂抱女人”，只会从事微不足道的淫亵文学，“于性的变态，那是叙述得非常完备的”，“有些似乎是应当送到病院去的真正的疯人”，等等[68]。译者黎烈文在不久后撰写的《什么是超现实主义》[69]一文中，对这一“犬儒学派”依旧保持了这种鄙视和攻讦的姿态。同时期的《清华周刊》上，也有译文抨击超写实主义者“迷失于自己的幻觉的世界中”，认为超写实主义是“布尔乔亚的诗底最后的形式”云云[70]。这些文章想必是以布勒东、艾吕雅等一批超现实主义者退出法共为背景的，因而他们遭到像爱伦堡这样的革命家的猛烈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的代表是《艺风》杂志。1935年第10期的《艺风》对超现实主义做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介绍，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作了《超现实主义》专栏，除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译文外，还有李东平的《什么叫做超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美术之新动向》、梁锡鸿的《超现实主义论》和《超现实主义画家论》、曾鸣的《超现实主义的批判》和《超现实主义的诗与绘画》六篇评介文章以及超现实主义诗作的翻译，同时配发了一篇可以称为“编者按”的文章《酵母性艺术之捣乱》，编辑孙福熙明白道出了对超现实主义“要特别介绍的意思”：“艺术是社会的酵母，专事善意的捣乱”，因而对于这个“划出新时代的狂澜”，“我们必须虚心研究，供我们采择，但这是采择而已，并非随波逐流”，“我们可以免去对于新兴艺术与思想的攻击，同时不至于盲从时髦”[71]。由于评介者都是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会员，他们除从文学的角度外也从绘画的角度做了阐说。总的来说，在这次集中介绍中，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真谛的领悟已相当准确和深刻。如“这主义是一种世界认识根本思想之概念所生的世界观……有几分是根据了柏格森的理论和胡罗特（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做基础”[72]；“超现实画家所描绘的东西，不能不说是从生理现象中所产生的一种想象的形态，那种表现精神好似梦般的而从心理现象中得到想象之技法”[73]；“超现实主义好似一种生理现象的密蕴，更是一种心理现象中的幻想”，“超现实不是一种现实的事，而是一种绘画的现实，同时也可以说是诗的现实……他们的取材都是向着梦中的世界上去着力”[74]。当然介绍中也有疏漏的地方，如把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发表时间误作1920年（李东平文第28页，曾鸣文第39页），对超现实主义画家G.Chirico和A.Masson在同一篇文章中竟有两种译名（直力/直力可；马霜/默霜，见梁锡鸿文第42，43，44页）。而赵兽对布勒东的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翻译不按原文段落划分，误译较多，无法让人耐着性子读下去。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超现实主义的热情倡导对我国艺术的推陈出新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同一年的早些时候，《申报月刊》也载文介绍了超现实主义，文章特别强调指出：超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主张联络共产党，他们实在是左翼文人的一派”[75]。
三十年代中期，除上述两种倾向评介超现实主义外，《国闻周报》上的一篇长文则从前人的介绍中多所取资，对达达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达达主义的历史、主张、作品和其本质之解剖等，其中“大大主义的诗歌”一节就参考了前面沈雁冰的介绍文章；在“大大主义的继承者”一节中主要介绍了超现实主义：它“并没有超越现实，反而是潜入现实”，“它没有大大主义那样趋于极端……可以说是大大主义的合理化”[76]。
除期刊杂志的介绍外，1931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法国小说选》收录了徐霞村译的《尼克·加特的死》；1934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法兰西现代短篇集》也收录了戴望舒译的同名小说《尼卡特之死》。
此后从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由于抗日战争日益激烈，国难当头，对超现实主义流派的译介渐趋冷落。进入四十年代中期后，一些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的专家又在自己的研究中对阿拉贡、艾吕雅等做了或多或少的评介。如徐仲年在《时与潮文艺》上介绍法国文学中的抗战诗时，就采撷了阿拉贡的《玫瑰与香草》和艾吕雅的《感觉》《黎明溶解了怪物》[77]。稍后不久，在同一刊物上，编辑孙晋三也把阿拉贡和艾吕雅作为抗敌运动里最活跃的两位诗人做了介绍。两篇文章都没有把阿拉贡和艾吕雅作为超现实主义作家加以介绍，而是突出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创作实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孙文称阿拉贡是新浪漫派的领袖，称艾吕雅是新古典派的领袖[78]；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国的抗日战争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作者借法国的抗战作品和抗敌的文艺活动，欲唤起我国文学界更为强烈的爱国情怀。到1947年，盛澄华在大型文艺期刊《文艺复兴》上介绍《新法兰西杂志》和法国现代文学时，又对超现实主义做了简略的阐述：“超现实主义派诗人中如艾吕雅、阿拉贡、苏波在诗坛中一向占有相当的地位。本次大战中法国受敌人入侵后在极端痛苦的生活中诗歌却像得了新的生机。阿拉贡、艾吕雅与茹佛的诗都曾吸引了广大的读者。”[79]盛澄华还把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苏波、苏拜维艾尔、科克托、莫朗等超现实主义作家视为《新法兰西杂志》“特别值得提出”的撰稿人。同一年，《文学杂志》刊登了罗大冈的文章，介绍两次大战间的法国文学。作者对达达主义给予了毫不客气的清算：“‘大大’的精髓，倘使读者允许我们借用一句中国游戏文章的名句，就是‘放屁、放屁，真真岂有此理！’玩世不恭，正是‘大大’文学主要目的……不可理喻，亦不求理喻，这就是‘大大’可怕的疯狂……不求不朽，但求喧嚷一时，愈闹得凶愈好，闹完拉倒……根本不是文学。”[80]而涉及超现实主义时，文中既有深刻的把握，如“超现实主义……明显地反映着柏格森的直觉论，及弗洛依特的心理分析的影响……是潜意识界不可言喻的直觉的表现”；也有准确的洞察，如“超现实主义虽在艾吕雅的诗中延续到目今，在内容与技巧已非当初可比”；同时也有失之偏颇的判定，如“超现实主义最主要的作品，恐怕只是他们的理论，和保尔·艾吕雅的诗”，“我们不能不推他为超现实主义的唯一忠臣”。作者全然不提布勒东这一始终不渝的超现实主义领袖及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小说《娜嘉》和代表诗作《自由结合》；还有某种嘲讽的腔调，认为“此种新的诗术，批评者无以名之，只能名之为‘超现实主义’”，全然忘却他刚刚谈论的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其纲领性的宣言。文章显露出作者对超现实主义的睥睨姿态，所以，“和‘大大’一般，超现实主义所希求的只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运动本身没有长期存在的必要与可能”[81]。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介情况
1952年11月18日，保尔·艾吕雅在法国病逝。我国《光明日报》次年年初翻译转载了法国《人道报》上的悼念文章《代表理性的真正诗人保尔·艾吕雅》，对他的创作生涯和政治生涯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经过了战争和战后人们所称的超现实主义这一个近于狂热而实际却是极其崇高的火焰”，“共产主义对他来说是人类幸福和希望的一条合理道路，是他长期摸索得来的一条真正出路”[82]。几乎同时，罗大冈也发表了《悼艾吕雅》，与罗阿对超现实主义的看法不同，罗大冈认为诗人早年曾被“消极地引向颓废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中”，但文章还是肯定了“艾吕雅在法国文学史上独辟一章的朴质、恬静和优美的诗歌艺术”[83]。五十年代在我国，艾吕雅和阿拉贡，因他们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因他们的文艺思想发生了转变，是作为保卫国家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光荣战士，作为“脱离超现实主义的虚无混乱而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共进步作家来介绍的；布勒东由于依旧陷入往日幼稚的泥沼而遭到遗忘[84]。当时对阿拉贡和艾吕雅的介绍，尤其集中在《译文》期刊上，如罗大冈等译的艾吕雅的《诗选》[85]、阿拉贡的《法兰西晨号》组诗[86]；还有苏联和美国进步评论家分别撰写的《保罗·艾吕雅》[87]和《阿拉贡：诗人——组织者》这样的长篇评介；也有盛澄华等译的阿拉贡的文论如《论司汤达》、《左拉的现实意义》和《关于苏联文学》等[88]。在前后不久的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艾吕雅诗钞》（1954）和《阿拉贡文艺论文选集》（1958），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拉贡诗文钞》（1956）和阿拉贡的《共产党人》（1956）。五十年代末，《世界文学》还发表了阿拉贡夫人，即马雅可夫斯基夫人的妹妹爱尔莎·特丽奥莱的中篇小说《第一个回合花费了二百法郎》。罗大冈在同一期上介绍了近年来法国进步小说的概况，首先就谈到了阿拉贡及他的《共产党人》和《受难周》[89]。同一时期，罗大冈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近三万字的《阿拉贡的小说〈共产党人〉》，称赞作品中新颖的叙述方式和结构，以帮助读者解作品“难读”之惑，从小说的主题思想和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方面，从作者处理事物的立场与态度上面，从作者在创作中对自己提出的重大任务和严格要求的角度，肯定了作品艺术上的新尝试，认为《共产党人》是一部“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相结合的完美的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法国文学上占领的第一个桥头阵地”[90]。
进入六十年代，《世界文学》第一期就有阿拉贡的翻译随笔《让·布里埃尔还活着吗？》。《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于1963至1965年间依然对阿拉贡的文论进行了译介，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争论》栏目里的内容。但也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意识又形成气候，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那一批紧跟苏共的法共作家渐渐不再受欢迎，于是《文学评论》上出现了批判长文《阿拉贡的小说〈受难周〉——现代修正主义文学产物之一例》。作者揭示了《受难周》的真正主题思想和这部曾经引起西方世界广泛注意的小说暗示给读者的“生存的理由”，认为阿拉贡“通过小说《受难周》向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势力伸出和解之手，实质上等于向当前的反动统治势力伸出求和乞怜之手。他以‘人道主义’的名义，要求劳动大众放弃革命斗争，安于命运，怀着但求活命的心情，个人去种自己的园地”，并总结道：“现代修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所能施展的伎俩，也不过改头换面地贩卖一些最陈腐最恶劣的资产阶级梦呓。”[91]随后“文革”开始，极“左”路线盛行，即便像阿拉贡和艾吕雅这样的法共作家，也被划入“封资修”的行列，不是受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指谬摘误，就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三、新时期以来的译介工作
改革开放为包括超现实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再次进入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文化氛围。从此，对超现实主义的译介、研究也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新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对超现实主义的研究规模逊于对法国其他现代流派如存在主义和新小说的研究，但我们通过对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检索，也可发现，作为西方早期的现代主义流派，超现实主义并没有超脱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视阈，学界对它的研究仍是硕果累累，成就可观。因而，有关超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将于后文专述。在此先就超现实主义在我国新时期以来的译介工作做一番清理。
1980年，《青海湖》和《星星》两刊发表了德斯诺斯和阿拉贡的诗作[92]，显示了普通的文学期刊对外国作品的译介并不落后于外国文学专业类的期刊。随后，《春风译丛》也在较早的时间里发表了艾吕雅的《盖尔尼加的胜利》等诗和德斯诺斯的诗作[93]。《外国文艺》作为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对超现实主义的介绍自然最多，发表了高行健译的普雷维尔的《这爱》和《我就是我》[94]，徐知免译的艾吕雅的《恋人》、阿拉贡的名作《艾尔莎的眼睛》和勒内·夏尔的《悲痛，爆炸，沉寂》等十多首诗，以及苏波的诗作《今夜伦敦第一百次遭到轰炸》[95]。在《当代外国文学》上，也能找到艾吕雅的《视觉给以生命》等诗六首[96]。还有《法国研究》，不一而足。除诗歌外，《外国文学报道》还对阿拉贡的《戏剧——小说》做了选译，并发表了其短篇小说《罗马法不复存在》[97]。进入九十年代，我们还可以通过布勒东的《答问录》了解到超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人物鲜为人知的情况[98]。树才翻译的勒内·夏尔的《早起者的淡红色》和《你出走得好，兰波！》等诗篇出现在《世界文学》和《北京文学》上，让读者领略了这位“居住在闪电里的诗人”如何“让本质的痛苦，最终沉入河底，跃为活生生的生命本身”[99]，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了超现实主义先驱们的理想，成为超现实主义的发展者和集大成者”[10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像《诗刊》这样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也选登了普雷维尔的《落叶》诗篇[101]。
自八十年代以来，以出书的形式对超现实主义作品的译介，也有不小的收获。其中，下列几部作品的出版，对超现实主义在我国的介绍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吸引了读者和学界较为广泛的目光：袁可嘉等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卷，从1980年起，陆续不断地向文化开放后的我国读者展示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全景，在第二册上介绍了布勒东、艾吕雅和阿拉贡三个代表人物的作品[102]。沈志明编选的《阿拉贡研究》，不仅有阿拉贡的诗歌选、小说散文选和文论的翻译，也有其他作家批评家对他的评论译文，全书六十余万言，对阿拉贡七十年的文学生涯做了全方位的介绍[103]。柳鸣九主编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同时展示了现代西方的三个文艺思潮，为了有助于读者和研究者对超现实主义更切实地了解，特地翻译了超现实主义的三次宣言及其他理论资料[104]。柔刚翻译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据译者自己说，“囊括了从本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整整半个多世纪中，在英国、美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以及拉美等国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诗作”[105]。但译者并未注明每位作者的国籍，加之有些作者的译名不够规范，如法国的Peret（佩雷）译成了佩尔特，给读者的识别带来困难，而且原作收入的超现实主义的大本营——法国的作家也为数甚少。此外，张秉真、黄晋凯主编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有对超现实主义“理论部分”和“作品部分”的介绍。其中“理论部分”的文论均引自柳鸣九主编的《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部分”除收录了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外，还收录了西班牙、英国、希腊、墨西哥和美国的超现实主义作品[106]。在《法国现代诗选》、《20世纪外国诗选》、《外国现代派诗集》、《古今中外文学名篇拔萃·外国诗卷》、《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和《外国诗歌精品》中，都可读到超现实主义优秀的诗作[107]。阿拉贡的小说《巴塞尔的钟声》和《圣周风雨录》、格拉克的《沙岸风云》、艾吕雅的《公共的玫瑰》等也先后出版[108]。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这里论及的超现实主义作家，严格意义上说，只有布勒东一人彻头彻尾、始终不渝。其他的作家，在他们曾经的创作生涯中确实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甚至发出过耀眼的光辉，但因种种的原因，大都或早或迟地脱离了这一运动。他们的创作有的已明显地改弦易辙，有的还留有超现实主义的遗风。就个人而言，也有作家的创作一度风格大变，一度对超现实主义又有所回归。鉴于这些复杂的情况，为了方便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这些作家的全方位的了解和多维度的考察，这里遂将他们都划入超现实主义大纛下加以介绍。
进入新世纪后，对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或曾经的超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译介仍热情不减，新世纪之初在短期内出版了四位作家的诗选：《勒韦尔迪诗选》、《勒内·夏尔诗选》、《伊凡·哥尔诗选》和《保尔·艾吕雅诗选》[109]。《外国诗歌百年精华》收录了十多位（曾）与超现实主义有关的法国作家的作品[110]。《外国诗歌经典100篇》则收录了艾吕雅和阿拉贡的优秀篇什[111]。《当代外国文学》上也再次出现了勒内·夏尔的诗作[112]。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3年又推出了勒韦尔迪的《被伤害的空气》（树才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