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于北宋时期的宋明理学，以其庞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对后世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继先秦以后的第二座高峰。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就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

二程出身于北宋的一个官僚世家。高祖程羽早年是宋太祖的将领，宋太宗即位之前，曾亲自选拔为幕僚，他还向宋真宗传授过经学。后来，程羽官至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曾祖程希振，曾任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官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于仁宗天圣年间补官，当过黄州黄陂等县县尉，历任大理寺丞、知县、知州等，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著名。晚年以太中大夫的官职退休，封永年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就在黄陂的官舍里，二程兄弟先后诞生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他从几岁起就能读诗书，十岁就能写诗赋，聪明过人。十五六岁时，曾向大儒周敦颐学习，受到较大影响。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次年，当上了鄠县的主簿。

程颢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其思想的熏陶。他在嘉祐五年所作的《游鄠山诗》中，鲜明地表现出“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及对宋王朝统治的赞美。他不信佛，不信神，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记载了有关的事迹。但实际上，程颢早年确实受到过佛道二教的影响，《行状》说他“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

嘉祐六年，调上元主簿，随即代理县事。他不顾富民的反对，设法改变田税不均的现象。公事之余，研读《周易》及《春秋》。英宗治平二年（1065），任晋城县令，重视教育和民间组织的建设，做了一些便民的事情。治平四年，担任著作佐郎，随即随父亲程珦前往成都。

神宗熙宁初，王安石新法颁行。程颢任农田水利使，又授予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及新学，连续上疏，表示异议。如《论十事劄子》，提出十条主张，来对抗新法。在《谏新法疏》、《再上疏》等奏议中，他明确地反对新法，坚决要求改弦易辙。与此相反，程颢对新法反对派吕公著和司马光推崇备至，在给他们的送行诗中，甚至把他们比喻为龙，赞美他们“再为苍生起”，“深意在苍生”。与文彦博、富弼等人也过从甚密。由于反对变法，程颢被罢为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熙宁四年底，罢官回到洛阳。

据范祖禹说，程颢“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在这期间，程颢主要致力于读书讲学，先后授学于游酢、谢良佐、杨时、刘绚等众多门人，为“洛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又相继当过一些闲官，如监西京洛河竹木务，太常丞，知扶沟县等。在扶沟县，程颢平息盗贼，调节谷价，拒绝向朝廷使者贡物，传为美谈。

神宗元丰二年（1079），除判武学。六年，监汝州酒税。八年，改承议郎，召为宗正寺丞。六月十五日，程颢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四。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程颐早年随父亲在任所读书，关心天下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仅十八岁的程颐就写了《上仁宗皇帝书》，议论形势，切中时弊，并提出了实行王道，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

嘉祐元年，程颐随父亲进京，入国子监学习。他的试卷《颜子所好何学论》对“学圣人之道”的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阐发，使直讲胡瑗惊叹不已。吕希哲首先拜他为师，接着四方儒生从学者越来越多。为此，他的门人把他看作是“闻道”较早的人。嘉祐四年，赐进士出身。

英宗治平二年，撰写《代彭思永上英宗皇帝论濮王典礼疏》，借“濮议”阐述他的伦理思想。又作长达数千言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提出了系统的治国方略，并作了详细论述。四年，上《为家君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力谏厚葬英宗。神宗元丰二年，为太皇太后葬事，又撰《上富郑公书》、《答富公小简》、《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论永昭陵疏》。以上这些，表明程颐虽然没有进入仕途，但却关心时事，有济世的抱负。对王安石的新法，程颐基本上持反对态度，这体现在作于熙宁八年的《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等奏议中。

与此同时，程颐主要还是致力于读书论道讲学方面的活动。他和理学家张载常通信往来，探讨学术上的分歧。居住洛阳期间，常常和程颢一道找大儒邵雍论学。元丰初，吕大忠、吕大临、吕大钧三兄弟前来拜访。在颍昌，常与韩维同游。元丰五年，程颐写信给文彦博，要求拨地给他作讲习之所。在所拨给的庄园中，他创办了伊皋书院（即伊川书院），并先后在其中著书讲学达二十余年，使“洛学”学派影响遍及全国。程颢死后，程颐撰写了《明道先生行状》，并通过作书求铭等宣扬他的事迹。

哲宗即位后，吕公著、韩绛、司马光等新法反对派执政，上疏推荐程颐，授予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都推辞了。元祐元年（1086），又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再辞免。哲宗召他上殿，当面授官，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这样，五十四岁的程颐才算正式踏入仕途。就在这一年，诏令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差看详国子监条制，兼权判登闻鼓院，又派他主持司马光的丧事。

程颐入仕以后，以天下为己任，议论纵横，无所顾忌，很快就得罪了不少官僚。元祐二年，因孔文仲奏弹，罢职主管西京国子监。于是他连上数状，请求退休归田。直到元祐五年，因父亲死，才得以辞去官职。七年，丧期满，授予左通直郎、直秘阁，权判西京国子监，随即许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时的程颐，已经无意仕途，盼望回归乡里，继续他的学术活动。可是，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却是凄凉的境遇。

绍圣三年（1096），新法反对派下台，被称为奸党，程颐也在奸党之列。次年，下诏毁掉入仕以来任命文字，贬放到涪州（今属重庆），由当地管制。就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程颐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周易程氏传》。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移至峡州（今属湖北）。随即恢复宣德郎，回到洛阳。不久，又恢复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程颐虽然遭到贬谪，从游从学的人还是日渐增多。张绎、孟厚、罗从彦、尹焞、谢良佐等都先后来到了洛阳。

崇宁二年（1102），程颐再次遭到打击。有旨追毁入仕以来任命文字，命令官府审查其著述，甚至罢免了他的儿子程端彦鄢陵县尉的官职。九月，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刻石碑。十一月，又责成河南府追查，驱逐学徒。这样，程颐迁回了伊皋书院。崇宁三年，重定党人姓名，由蔡京书写刻石。五年，因为彗星出现，宋徽宗为消除灾变，才下令毁掉元祐党人碑。蔡京罢相，大赦天下，取消党禁，程颐才恢复宣义郎退休。这时的程颐，身患风痹症，已是风烛残年了。

然而元祐党祸并没有结束。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重任宰相，随即有诏，“元祐学术及异议人”不能总管一路和作监司。九月十七日，程颐在党祸中死去。由于怕受牵连，门人弟子没有人敢送葬，写祭文的只有张绎、范域、孟厚、尹焞四人。后来，又有邵溥借着夜幕的掩护前往吊祭。

二

二程一生或没做过大官，或做官时间很短，在政治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建树。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用于著书立说、传授学徒。他们的学生来自全国四十多个府、州、县，最远的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有近百人。“洛学”曾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学派，而二程本人，也形成了一整套哲学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

二程哲学的基本性质，是唯心主义一元论。其中程颢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而程颐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

作为二程哲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基石的，是“理”，也叫做“天理”。“理”的本质，就是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是这样的道理。它没有形体，属于“形而上”；它独一无二，永恒存在，不生不灭，不加不减。这样一个高悬在宇宙之上的“理”作为不同的表现形态，含义是丰富的。在自然界，它是事物变化生灭的基因；在社会历史领域，它是封建道德伦理的规范；在人身上，它是人的本性；它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含义。但不论怎样，“理”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即是一个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绝对精神实体。“天”和“道”，有时也是“理”的同义语，二程说：“天者，理也。”“理便是天道也。”不过，“天”和“道”也都各自还有一些其他的含义。

与“理”这个精神实体相对立的，是“气”与“物”。在张载那里，作为最高范畴的“气”，是一种独立于意识之外的物质实体。二程对此加以改造，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当“气”与“理”相对待的时候，其属性也是物质的。它有形体，属于“形而下”；它是造成万物的始基材料；它有阴有阳，有生有灭，有聚有散。至于“物”，当然也都是物质性的。

那么，“理”与“气”、“物”的关系如何呢？二程明确指出，“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这里“象”指事物的形状象貌，属于物质。显然，“理”先“气”后、“理”先“象”后，即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这就是二程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站在“理”这块基石上，二程论证了这个绝对精神实体如何产生出万事万物。他们认为，“理”首先派生出“气”这个中间环节，然后由“气”生成万物。关于“理”怎样生出“气”，二程的论述还比较粗疏。他们只是说：“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密也。”这里“道”是“理”的同义语，“密”指万物的根源。“理”支配“气”，“气”生于“理”，这一点是清楚的。

“气”又是怎样生成万事万物的呢？二程认为，“气”是阴阳的矛盾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体的运动变化，是产生万物的内在原因。“阴阳之交相摩轧，八方之气相推荡，雷霆以动之，风雨以润之，日月运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万物形成的方式，是阴阳之气的“缊交感”。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开始，“阴阳始交，则艰屯未能通畅”，最后，“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这种过程，叫做“气化”。万物的产生，还可以通过“形化”的形式。“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这样，通过阴阳之气的矛盾运动，世间万物就被神奇地创造出来了。日月寒暑，雷电云雨，陨石麒麟，凡人圣人，宇宙间的一切，都得到了论证。这些，构成了二程以“理”为基石的宇宙生成论，即唯心主义宇宙观。

二程是世界可知论者，如何认识世界的本原，是他们哲学体系中的另一半内容。在二程那里，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理”，即“穷理”。而“穷理”的根本途径是“格物致知”，也就是通过接触事物而达到对“理”的认识。二程认为，本体的“理”和具体事物之“理”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所谓“理一分殊”。因此，通过接触个别事物，可以认识本体“理”。要做到这样，必须经过从“积习”到“贯通”“觉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亲自去“格物”，获取直接经验外，也要重视间接经验，这就是“学”。圣人也需要学，一般人通过学，也可以成为圣人。

通过“格物”所获得的知识，二程称作“闻见之知”。此外，还有一种“不假闻见”的“德性之知”。这种知识，通过内心体验就能获得。不论是“闻见之知”，还是“德性之知”，都是认识主体本来所具有的。但由于外界事物的破坏干扰，对这些知识的认识模糊了，因此需要通过“格物”来重新诱发和唤起对固有知识的清醒认识。很明显，这整个认识过程，最终不过是“理”自身的运动，是本体“理”自己对自己的确认。通过“格物致知”到“穷理”，只不过完成了“理”的自我回归。

获得了对“理”的认识，还有一个如何“行”的问题。二程很重视“用”，称自己的学问是“实”，以别于释氏的“虚”。因此，他们强调“力行”，“行之笃”。但他们明确肯定知先行后，也同样鲜明地体现了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归根到底，他们所说的“行”，也还是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理”的展现。

如果说“理”是二程哲学的基石，那么，“性”则是二程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的道德论、伦理论、政治论的核心。

首先，二程从“理”出发，构建了他们的人性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是“理”的复制。本体“理”是“一”，人的本性是“殊”，因此“性”就是“理”。既然如此，“性”当然就善而无恶。善的内容，主要包含仁、义、礼、智、信。“心”也是正的、善的，“心”也就是“性”。

人的本性原是静止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内心开始活动，从而产生出喜怒哀乐等情绪，这就是“情”。“情”又视其是否符合“理”而分为“和”与“不和”。人应该涵养自己的“性”，抑制自己的“情”，这样才是顺应天理。

那么人的本性中有无恶呢？二程吸取张载“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用“性”二元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人除了体现“理”的“天命之性”，还有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决定的“气质之性”。他们认为，人集天地之灵气而生，但所禀受的气是不同的。“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这就是人性中恶的来源。人的才能也由气禀决定：“气清则才善，气浊则才恶。”

人的本性具备之后，受外界事物的影响或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加以改变。一是善的本性可能被外物所“迁”所“蔽”，不加涵养之功，就不能做到善；二是恶的本性经过努力也可以改变。他们否定了孔子“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指出下愚“使肯学时，亦有可移之理”。不但可移，甚至圣人也可以“学而至”。

人的本性如此，抑恶扬善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提出来了，这就是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在人类社会中，“天理”的体现就是一整套封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就是“礼”。二程说，“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什么是“人欲”呢？人的各种欲望，凡是不合“天理”的，都是“人欲”，“非礼处便是私意”，甚至包括人们维持生存的物质需要。这样，凡是合乎封建礼法制度的，都是“天理”，反之，则一概被斥之为“人欲”。妇女再嫁，被认为是不贞、失节，当然是“私欲”。二程认为，妇女应该从一而终，就是饿死，也不能失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血淋淋的天条，不知吞噬过多少妇女的生命！

围绕着“存天理，灭人欲”，二程进一步提出了一整套修身养性的理论。首先，态度上要做到“信”、“诚”、“敬”，就是虔诚地信仰封建伦常，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专心致志。具体的要求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法上，要“自明而诚”，通过“尽心知性”，明白其所以然，才能至诚而持久。二程讲“集义”，就是要去掉修养的盲目性。要“向里”，注重内心自我反省；但也要“方外”，言谈举止容仪都要合乎规范。要“操存闲邪”，牢固树立和保持善，防止外界事物的诱惑。要“涵泳存养”，终日熏陶于封建礼法之中，养心，养志，养气。要持之以恒，不能急于求成。要付诸实施，见于“践履”，等等。这些理论，无疑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

在整个封建政治制度中，“天理”又体现在上下、尊卑、贵贱等关系上。在二程看来，阴阳、上下、尊卑、贵贱都是天然产生、永久存在的，这样，就把封建等级制度和上下关系普遍化、绝对化、永恒化了。这个关系中，最尊贵的是君。君是“天子”，“君德即天德，君道即天道”，君就是天。他拥有土地、财富、人民、天下的一切。而公侯、臣民是卑下的，理应处于从属地位。公侯臣民之中，又有若干不同的上下、尊卑、贵贱的关系，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就是在家庭内部，子从父，妻从夫，弟从兄，也有不可超越的等级限制。这些，二程都认为是“天理”，竭尽全力去维护它。同时，他们对“末世”的“礼崩乐坏”痛心疾首，多次上书皇帝，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提出了实施的方案。

二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远古时期由尧、舜、禹那样的圣人治理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从君主到平民，人人都循“理”而行，以己及人，推己及人；在家庭中，父慈，子孝，弟悌，妻从；在整个国家中，君主要关心臣民，臣民要竭尽忠诚；不仅要把国家治理好，而且要把仁政推行到四方遐迩，夷狄之邦，使天下成为乐土。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是二程的最高政治理想。他们在上奏中，论述为君之道，论述“王道”和“霸道”，论述养贤。他们也提出过一些具体的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立志”、“责任”、“求贤”。就是君主要有“致天下于三代”的坚定不移的志向，谨慎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宰相，选拔天下德才兼备的士人担任各级官职。十分明显，在二程的政治思想中，始终是以修己治人为根本的，“性”字仍是其核心，因为这正是“理”的体现。他们就是这样自始至终把“理”贯穿到各个角落，由此奠定了自己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三

二程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从而使“理”成为宋明理学的基石。可以说，宋明理学到了“洛学”的阶段，才算真正有了完整的形态。到了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宋以后，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二程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宋宁宗时，沿袭孔子例，录用二程后人。宋理宗诏以二程从祀朝廷，入孔庙，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元文宗诏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宋史》专立《道学传》，二程以封建卫道士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从其思想来看，二程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但其中也不乏合理成分。例如，他们的“理”和“道”有时也指事物的规律，这时主张顺理、循理，客观上就具有唯物论的合理性。在“气”生成“物”的过程中，二程的论述充满生气，他们看到矛盾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变化是普遍的和绝对的；认识到物极必反，革故为新；接触到个别和一般、绝对和相对、知和行等等范畴。这些都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值得认真总结。当然，也正是在这些地方，表现出二程哲学的自我矛盾和不严密性。至于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其主体部分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糟粕。这些思想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几百年，禁锢人们的思想，“以理杀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疑应该坚决扬弃。

作为思想家，二程还具有丰富的经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在《易》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由二程倡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被抬高到等同于六经的地位，直至取而代之。在教育方面，二程从教育思想到具体方法都有不少论述，其中有的对后世影响较大，应予很好清理。

二程留下的著作共有六种：《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外书》十二卷、《粹言》二卷，是门人弟子记录的二程语录；《河南程氏文集》是二程的诗文集，包括程颢诗文四卷，程颐诗文八卷；《河南程氏经说》八卷，是二程（主要是程颐）解释儒家经典的话；《周易程氏传》四卷，是程颐对《周易》的注释。这些著作在明清时合刊为《二程全书》，这里译注的二程文，就是从《全书》中选取的。其中程颢文九篇，选自《河南程氏文集》；语录三十则，选自《河南程氏遗书》和《外书》。程颐文十五篇，选自《河南程氏文集》；《周易程氏传》二十八条，《河南程氏经说》五条，都选自原书；语录八十四则，选自《河南程氏遗书》。从《文集》中选出的文章，都按原来的顺序排列，不再注明卷页。《易传》、《经说》和语录，则在每条正文之后标明出处，以便查找。

郭齐（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