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一 长途旅行
两辆马车又驶到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前，一辆是轿式马车，里面坐着米米、卡坚卡、柳博奇卡和一个使女，管家雅科夫自己坐在驭台上；另外一辆是小四轮马车，我、沃洛佳和刚刚从代役租农奴中找来的仆人瓦西里乘这辆车。
爸爸应该在我们启程后的三五天也去莫斯科，他光着头站在台阶上，对着轿式马车的车窗和小四轮马车画十字。
“哦，愿基督与你们同在！走吧！”雅科夫和车夫(我们乘的是自用马车)摘下帽子，画了十字。“驾！驾！上帝保佑吧！”两辆马车的车厢开始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林阴大道的白桦树一棵接着一棵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丝毫也不忧郁，因为我并不留恋我所留下的东西，而是使思绪飞驰到我将要遇到的事物上。当时我的头脑里还充满着沉痛的回忆。但是在踏上旅途之后，离开那些触动哀思的事物越远，那些回忆也就越失去它们的作用，不久就被充满力量、生气和希望的生活意识的愉快感情所取代了。
我以前很少像我们这次四天的旅途中这样度过几天那么舒服和美好的日子，我不说这几天过得快活，因为我还不好意思耽于欢乐。我的眼前没有了我每次走过都要不寒而栗、我母亲的寝室那扇紧锁着的房门，也没有了不但没有人走近、反而带着恐惧的神色望着的那架关上的钢琴，也没有丧服(我们都穿着普通的旅行服装)，也没有那一切使我生动地想起那不可挽回的损失，那一切使我因为害怕侮辱对她的怀念而避开的洋溢着生命的东西。这儿，恰好相反，美丽如画的清新的景物不断地吸引和分散我的注意力，春天的自然环境在我心灵中唤起了快感，那是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光明的希望。
一清早，那位不讲情面的、像所有新来当差的人那样过分积极的瓦西里就掀开我的被子，说一切都准备停当，该出发了。随便你怎样把身子缩作一团，怎样耍滑头，或者发脾气，为了使早晨的美梦哪怕多延长一刻钟，但是，从瓦西里的坚决神色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罢休的，他准备再把被子掀开二十次；于是我就跳起来，跑到院子里去洗脸。
门廊里的茶炊已经烧开了，驾驭前导马的米季卡正在吹火，脸红得像只龙虾。院子里很潮湿，雾蒙蒙的，仿佛有蒸汽在从恶臭冲鼻的粪堆上腾起；太阳用愉快而明朗的光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和院子周围宽大棚屋的闪烁着露珠的草屋顶。棚屋下面可以看见我们的几匹马拴在马槽附近，可以听见它们不慌不忙的咀嚼声。一只毛蓬蓬的看家狗，黎明前在干粪堆上打了个盹，伸了个懒腰，摇摇尾巴，小步向院子对面跑去。一个忙碌的农妇打开吱呀作响的大门，把一群好像在沉思的牛赶到外边，那里已经可以听见畜群的践踏声、哞哞声和咩咩声，她同一个睡意矇眬的邻居交谈了几句。菲利普卷起衬衫袖子，从深井里绞起一只水桶，清水泼溅着，他把水倒进一只橡木槽里，一群睡醒的鸭子已经在槽边的水坑里哗啦啦地戏水了；我颇有兴趣地望着菲利普那张长着大胡子的出色的脸庞和他那强有力的光胳膊一用力就明显地突露出来的粗筋和肌肉。
米米带着姑娘们睡在隔板后面，昨晚我们隔着隔板交谈过，现在那里有了响动。玛莎捧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为了避免引起我们的好奇，尽力用衣服把它们蒙住)，从我们身边跑过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她打开了门，招呼我们进去喝茶。
瓦西里一时过分起劲，不住地跑进屋里来，一会儿搬走这件东西，一会儿又搬走那件，朝我们挤眉弄眼，想方设法恳求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早点上路。马匹套好了，偶尔把挽具上的铃铛弄响，来表示它们等得不耐烦了。旅行皮包、箱子、大大小小的匣子又装上车，我们就了座。但是，每次我们都发现小四轮马车里东西堆成山，没有座位可坐，因此我们完全莫名其妙，不知昨天这些东西是怎么装进去的，如今我们又怎么坐才好。特别是一只有三角形盒盖的胡桃木茶叶盒，不但放在我们坐的小四轮马车里，而且放在我的身子底下，这使我气愤极了。但是瓦西里说，它会压低下去的，我也只好相信他。
太阳刚刚升到遮住东方的密密层层的白云上边，四周的景色就被静穆而令人愉快的光辉照亮了。我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丽，我的心情是那么轻松宁静……道路像一条宽阔得出奇的缎带，在布满干了的麦茬的田地和露珠闪烁的绿树之间蜿蜒伸展。路上偶尔可以遇到一棵阴郁的爆竹柳，或者一棵长着黏性小叶子的小白桦，这些树在干了的黏土车辙上和路上的小青草上投下纹丝不动的、长长的阴影……车轮和铃铛的单调响声并没有掩盖住在路旁盘旋的百灵鸟的歌声。早晨的清香盖过了我们的小四轮马车里所特有的被虫蛀过的呢绒的气味、尘土味和一股酸臭味。我内心感到一种愉快的不安，一种跃跃欲试的愿望，这是真正欢乐的标志。
我在旅店里没有来得及祷告；但是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注意到，要是哪一天我由于某种情况忘记完成这项仪式，我就会遇到什么不幸，于是我尽力改正自己的错误：我摘下帽子，转向马车的一角，念祈祷文，在短外衣里画十字，不让人看见。但是，成千上万各式各样的事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有几次我心不在焉地把一句祈祷文重复念了几遍。
在大路旁蜿蜒伸展着的人行小道上，出现了一些缓慢移动的人形，那是女香客们。她们头上包着脏头巾，身后背着桦皮背囊，脚上裹着肮脏的破包脚布，穿着沉甸甸的树皮鞋。她们有节奏地挥动着手杖，迈着迟缓而沉重的脚步鱼贯向前走去，并不回头望我们。这时，我心中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她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她们的旅途很长吗？她们投在路上的长长的影子会和她们将要经过的爆竹柳的阴影联结成一片吗？一辆套着四匹驿马的马车朝我们飞驰而来。两秒钟以后，一些亲切而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的面孔，在隔开两尺的地方闪过去了，我觉得很奇怪，这些面孔同我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它们。
两匹汗淋淋、毛蓬蓬的马套着颈轭，拖着挽具在路旁奔驰；后面，一个年轻的马车夫把穿着大靴子的长腿耷拉在马的两边，马脖子上驾着轭，小铃有时轻轻响着。他把毡帽歪戴到一边耳朵上，拉长声音唱着一支歌。他的脸上和姿态中流露出一副懒洋洋的、逍遥自在的神情，简直使我觉得，做一个赶马车的，骑着马来回走，唱着忧伤的小调，真是无上的幸福。山谷那边遥远的地方，在蔚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座绿顶的乡村教堂；那边有乡村，有乡绅宅邸的红屋顶和碧绿的花园。谁住在那幢房子里？里面有小孩们、父母，或者教师吗？我们为什么不把车驶到那幢房子跟前，跟主人结识一下呢？这儿来了一串大车，每辆都套着三匹肥壮的、粗腿的马，我们得紧挨着路边才走得过去。“你们运的是什么？”瓦西里问第一个车夫，那个车夫把两条粗腿从车上垂下来，挥舞着鞭子，茫然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一直到远得听不见的时候，才回答了一句什么。“你们运的什么货？”瓦西里对另一辆大车问道，在那辆车前边围着栏杆的地方，躺着另外一个车夫，身上盖着一张新蒲席。从蒲席下面突然探出一个脸色通红、长着亚麻色头发和两撇小红胡子的脑袋，用冷淡和轻蔑的眼光向我们的马车瞥了一眼，然后又把头蒙上了。我当时想道：“这些车夫大概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知道我们的来踪和去处……”
一个半钟头过去了，我一直在东张西望，饱览各种景物，而没有注意里程标上的歪歪扭扭的数字。但是，现在太阳更猛烈地照射在我的头上和背上，道路变得更加尘土飞扬，茶盒的三角盖开始使我极为不安，我几次改变姿势：我觉得闷热、不舒服、无聊。我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里程标和上面的数字上去；我做了种种计算，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下一站，如“十二俄里是三十六俄里的三分之一，到利佩茨还有四十一俄里，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了三分之一，还剩多少呢？”诸如此类。
“瓦西里，”当我看见他开始在赶车的座位上钓鱼[1]的时候，我说，“让我坐到赶车的座位上去吧，亲爱的。”瓦西里同意了。我们调换了位置；他立刻发出鼾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躺着，弄得别人在马车里简直没有容身之处；我坐在赶车的座位上高瞻远瞩，在我面前展现了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我们的四匹马：涅鲁钦斯卡娅、“教堂诵经员”、左辕马和“药剂师”，它们的最细微的地方和每匹马本性上的细微差别，我都研究到了。
“今天‘教堂诵经员’为什么不套在左边，却套在右边，菲利普？”我有点胆怯地问。
“‘教堂诵经员’吗？”
“还有涅鲁钦斯卡娅根本就没有拉！”我说。
“不能把‘教堂诵经员’套在左边，”菲利普说，不理睬我最后的一句话，“它不是那种可以套在左边的马。左边需要那样一匹马，总之一句话，是要一匹好马，而它不是那样的马。”
菲利普说着这话，就向右边俯下身去，拼命拉缰绳，用那么一种特殊手法开始从下面抽打“教堂诵经员”的尾巴和大腿，虽然“教堂诵经员”拼命拖动整个马车，菲利普直抽打到他觉得需要休息的时候才罢手。他的帽子本来好好地、牢牢地戴在头上，这时，他不知为什么把它推到了一边。我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菲利普让我赶一会儿车。菲利普起初交给我一根缰绳，然后交给我另一根；最后把六根缰绳和马鞭全都交到我手里，我感到十分幸福。我想尽方法模仿菲利普，还问他好不好？但是通常总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不满意我，不是说这匹马拉得太吃力，就是说那匹马完全没有拉，最后从我身后伸过胳膊，夺去了我手中的缰绳。天气越来越热；一朵朵白云像肥皂泡一样开始向天空飘去，越飞越高，聚拢到一起，呈现出暗灰的色调。从马车窗口伸进一只手，递过来一只瓶子和一个小包；瓦西里以惊人的灵活劲儿从奔驰着的马车上跳下去，给我们拿来奶渣饼和克瓦斯。
遇到陡坡，我们就都下车，有时争先恐后地跑到桥边，同时，瓦西里和雅科夫轻轻地刹住车轮，然后在两边抓住马车，好像如果翻车，他们能拉得住似的。后来，得到米米的许可，我或者沃洛佳就坐进轿式马车，而柳博奇卡或者卡坚卡就坐进小四轮马车里来。这种变动使姑娘们得到很大的乐趣，因为她们说得很对，在小四轮马车里快活得多。有时，在炎热的时刻穿过一座小树林的时候，我们就叫轿式马车先走，我们留在后面折下一些绿树枝，在小四轮马车上搭一座凉亭。这个活动凉亭用全速追赶轿式马车，这时柳博奇卡就用尖得刺耳的声音喊叫起来，每当她开心到极点的时候，她从来忘不了这么做。
我们预定要在那里吃饭和休息的村子就要到了。已经闻到了乡村的气息——烟、柏油和面包圈的味道；我们听到人声、走路和车轮的声音；马身上的铃铛不像在旷野里那么响亮了；两边隐隐约约出现一些草顶的木屋，带有镂花的木台阶和装着红红绿绿百叶窗的小窗户，有些窗口探出一个好奇的女人的头来。有些只穿衬衣的农家男孩女孩，睁大眼睛，伸着胳膊，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一个地方，或者飞快地光着脚在尘土里追逐我们的车辆，不顾菲利普的威吓手势，极力爬到缚在后面的皮箱上。有两个红头发的旅店主从车子两边跑过来，说着动听的话，打着讨人喜欢的手势来招徕旅客。大门吱呀响了一声，车上的横木碰在门上，然后我们的马车赶进了一家旅店的院子。接着是四小时的休息和自由！
二 雷雨
夕阳西下，它那炎热的斜晖照射着我的脸颊和脖颈，像火烧似的，令人难以忍受；小四轮马车的边缘烫得连碰都碰不得；浓厚的尘土从大路上腾起，布满空中。没有一丝微风来把它吹散。在我们前面，轿式马车隔着一定的距离有节奏地摇晃着车顶上行李放得很高、蒙满灰尘的车身，从车身那边不时可以看到车夫挥舞着的鞭子、车夫的帽子和雅科夫的便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论是在我身旁打盹的沃洛佳的被灰尘弄黑的面孔，不论是菲利普背部的动作，也不论是我们的小四轮马车拖在后边的斜斜的长影，都不能给我解闷。我的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到我从远处就看到的里程标和片片云彩上，这一片片的云彩原来分散在天边，现在却拖着险恶的黑影，聚成了一大片阴云。有时传来远处的雷鸣声。最后这种情况特别使我急不可耐地要快些赶到客店。雷雨使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忧郁和恐怖的沉重心情。
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十俄里左右，可是不知从哪儿飘来一大片紫黑色的乌云，虽然没有一丝风，乌云却飞速地向我们飘过来。太阳还没有被乌云遮住，明亮地照耀着它那阴郁的云团和由它直拉到天边的一道道灰色的云。远方有时打闪，传来微弱的雷声，后来这雷声逐渐增强，自远而近，变成断断续续、响彻整个天空的霹雳。瓦西里从赶车的座位上欠起身来，拉起车篷；车夫穿上外套，打一次雷，他们就摘下帽子画一次十字；马匹竖起耳朵，张大鼻孔，好像在嗅那片迫近的乌云带来的新鲜空气；于是，小四轮马车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加速前进。我觉得惊心动魄，感到血管里的热血流得更快了。现在，最前面的乌云已经开始遮住太阳。太阳投下最后的一瞥，照亮了阴沉可怕的天边，就消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突然变了样，呈现出一派阴惨的景象。白杨树林开始颤动。树叶变成苍白色，衬着紫色的乌云，这种颜色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树叶沙沙响着，旋转着。高大的白桦树的树冠开始摇晃，一簇簇干草从大路上飞过去。雨燕和白胸脯的燕子仿佛打算阻挡我们一样，在小四轮马车周围飞翔，从马肚皮底下穿过去；乌鸦展开羽毛凌乱的翅膀，似乎在侧身顺风斜飞；扣在我们身上的皮帘子的边缘开始掀动，放进了一阵阵湿风，皮帘子鼓动着，拍打着马车的车身。一道闪电仿佛就打进了马车，令人目眩，刹那间照亮了灰呢子、金银线带和沃洛佳踡缩在角落里的身形。就在这时，头顶上响起一阵极大的轰隆声，它好像以一个巨大的螺旋线越升越高，越扩越广，声音逐渐加强，变成震耳欲聋的霹雳，使人不由得打哆嗦，连气也不敢出。“上帝发怒了！”这种民间流传的想法包含着多少诗意啊！
车轮滚动得越来越快了；从瓦西里和焦躁地抖动着缰绳的菲利普的背影看来，我觉得他们也很害怕。小四轮马车飞也似的向山下驰去，咕咚咕咚地驶上木桥；我动也不敢动，以为我们随时都会同归于尽。
咔嚓一声，车上的拴套轴掉了下来，尽管雷声连续不断，震耳欲聋，我们却不得不停在桥上。
我把头靠着马车的边上，屏住呼吸，揪着心，绝望地注视着菲利普的粗大的黑指头的动作。他一边缓慢地用鞭子抽马，拉正挽索，一边用手掌和鞭柄推着拉边套的马。
我的忧郁和恐惧交织的惊惶不安的心情随着雷雨的增强而加剧，但是在雷雨大作之前通常出现的那种庄严肃穆的时刻到来时，这种心情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刻钟的话，我相信一定会由于激动而死去。就在这时，桥底下突然出现了一个衣裳又脏又破的人，他的脸浮肿而愚蠢，头发剪短的脑袋摇晃着，两条罗圈腿骨瘦如柴，一只手没有了，只剩下一截通红的、光溜溜的残臂，他就把这残臂一直伸到小四轮马车里来。
“老——老——爷！看——在基——督面上，赏给残——废人点东西吧！”这个乞丐用痛苦的声音说，说一个字就画一个十字，深深一鞠躬。
我表达不出当时我内心寒彻骨髓的恐怖心情。我毛骨悚然，眼睛吓得呆呆地紧盯着那个乞丐……
沿路施舍的瓦西里，指示着菲利普怎样绑好车前的拴套轴，等一切就绪，菲利普拿起缰绳，爬上赶车的座位时，他这才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东西来。但是我们的车子刚一行驶，就来了一阵耀眼的闪电，一瞬间使整个山谷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连马都不敢迈步了；紧接着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好像整个苍穹会在我们头上塌下来。风越来越猛；马鬃和马尾、瓦西里的外衣、皮帘子的边缘，都向一个方向吹去，拼命在狂风中招展。一滴大雨点沉甸甸地落到小四轮马车的皮篷上……接着第二滴、第三滴、第四滴，突然间，仿佛有人开始在我们头顶上敲鼓一样，周围响起落下来的雨点的均匀的淅沥声。从瓦西里的胳膊肘的动作看来，他在解钱袋；那个乞丐，还在一边画十字，一边行礼，紧挨着车轮跑着，他随时都可能被轧死。“赏点儿钱吧，看在基——督面上！”一个铜板终于从我们身边飞过去，那个浑身湿透、衣服紧裹在枯瘦肢体上的可怜人，手足无措地站在大路中间，在风中摇晃着，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雨被狂风吹斜了，倾盆似的降下来；雨水从瓦西里的粗布外套的背上不断流到在皮帘子上形成的混浊水洼里。尘土起初被打成泥团，经车轮轧过后又变成泥浆；颠簸得轻一些了，混浊的水流在黏土的车辙里流动。闪电照耀得更宽阔，颜色更苍白了，在节奏分明的哗哗的雨声中，雷声已经不那么令人惊心动魄了。
现在雨小些了；乌云开始分散成一朵朵云彩，在大概是太阳的地方开始发亮，透过乌云的淡灰色边缘，微微露出一小块晴朗的蓝天。过了一分钟，一线羞怯的阳光就已经在大路的水洼里，在仿佛筛落下来的细直的雨丝上，在被雨水冲洗过的路边的鲜嫩青草上闪烁着。一片乌云还是那么险恶地遮住对面的天边，但是我已经不怕它了。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情绪，这种心情迅速地代替了我那沉重的恐怖感。我的心灵像焕然一新的、欢欢喜喜的大自然一样微笑着。瓦西里翻下外套的领子，摘下帽子抖了抖；沃洛佳掀开帘子；我从小四轮马车里探出身去，贪婪地吸着芳香的新鲜空气。轿式马车的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光亮的车身，连同顶上的箱子和提包，一起在我们前面摇晃着；马背、皮套、缰绳和轮带全都是湿漉漉的，像油漆过一样在阳光中闪闪发光。大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越冬麦田，有些地方被浅浅的沟渠割断，这块麦田里闪现着潮湿的泥土和植物，像一块浓绿的地毯一样一直铺到天边；大路的另一边，有一片夹杂着胡桃树和野樱桃树的白杨树林，它好像过分欢乐似的，纹丝不动地屹立着，慢腾腾地把亮晶晶的雨珠从洗净的树枝上滴落到去年的枯叶上。生着冠毛的云雀唱着愉快的歌曲到处盘旋，迅速地飞掠下来。在潮湿的树丛里可以听见小鸟在忙碌活动，从丛林中间很清晰地传出杜鹃的啼声。春天雷雨过后树林的这种奇妙的芬芳，白桦、紫堇、腐叶、羊肚菌和野樱桃的气味，是那么令人心醉，我在马车里简直坐不住了，于是从踏板上跳下来，往树丛里跑去，虽然滴落下来的雨点洒了我一身，我还是去攀折开着野樱桃花的潮湿树枝，用它来轻打我的脸，吸着它醉人的芳香。我甚至毫不注意靴子上沾了大泥团，袜子早就湿透，我蹚着泥浆，跑到轿式马车的窗前。
“柳博奇卡！卡坚卡！”我喊道，递进去几枝野樱桃花，“你们看，多好啊！”
姑娘们大呼小叫起来；米米大嚷着要我走开，她说我要是不走开，一定会被轧死。
“可是你闻闻，多好闻啊！”我叫道。
三 新观点
在小四轮马车里，卡坚卡坐在我身边，低着她那美丽的小脑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从车轮下面飞驰过去的满是灰尘的道路。我默默地望着她，由于我初次在她那粉红色的小脸上发现那种不像孩子所有的忧郁神情，不禁感到吃惊。
“我们不久就要到莫斯科了，”我说，“你想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她不乐意地回答说。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以为它比谢尔普霍夫[2]大还是小呢？……”
“什么？”
“我没什么。”
但是，凭着一个人用来猜测另一个人心思和用来作为谈话引线的直觉，卡坚卡明白她的冷淡使我痛苦；于是她抬起头来，对我说：
“爸爸对你们讲过，我们要住在你外祖母家吗？”
“讲过；外祖母希望永远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都住在那儿吗？”
“当然啰。我们住在楼上的一边，你们住在另一边，爸爸住厢房；但是，我们都在楼下同外祖母一起吃饭。”
“妈妈说，外祖母非常傲慢，爱发脾气，对吗？”
“不，不，只是乍看起来仿佛这样。她样子傲慢，但是一点也不爱发脾气；恰好相反，她很仁慈，很快活。要是你看见在她的命名日举行的舞会就好了！”
“反正我怕她；况且，天知道，我们会不会……”
卡坚卡突然不作声了，又沉思起来。
“什——么？”我不安地问。
“不，没有什么。”
“不对，你为什么说‘天知道……’呢？”
“你是说，外祖母家举行过一次很好的舞会吗？”
“是的，可惜你们没有参加。有好多客人，大概有上千人，还有音乐，有将军，我也跳了舞……卡坚卡！”我说了半截突然停止描述，“你不在听吧？”
“不，我在听；你说你跳舞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忧愁？”
“人不能总是快活的。”
“不，自从我们从莫斯科回来，你变多了。老实告诉我，”我补充一句说，带着坚决的神色转向她，“你为什么变得这么古怪？”
“我是很古怪吗？”卡坚卡兴奋地回答说，表明我的评论使她感到兴趣，“我一点也不古怪。”
“不，你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接着说，“以前看得出来，你和我们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你把我们当亲人看待，像我们爱你那样爱我们，但是现在你变得那么严肃，避开我们……”
“没有的事……”
“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打断她的话头，觉得鼻子已经有点发酸，这是我倾诉憋在心里已久的思想时经常涌到眼里来的泪水的前奏，“你躲避着我们，只同米米讲话，好像你不愿意认识我们一样。”
“但是人不能老是一个样子，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卡坚卡回答，她有一个习惯，当她不知道怎么讲才好的时候，她就用一种“宿命论”的必需来解释一切。
我记得，有一次她同柳博奇卡吵嘴，柳博奇卡管她叫傻丫头，她回答说：“不能人人都聪明，也该有傻的呀。”但是，她说“有时是要改变一些的”这个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于是我继续追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呢？”
“要知道，我们不能永远住在一起，”卡坚卡回答，脸有点红了，目不转睛地盯着菲利普的后背，“我妈妈是你故去的母亲的好朋友，可以住在她家；但是同伯爵夫人，据说她脾气很大，天晓得，她们合不合得来？况且，我们总有一天会离别的；你们有钱——你们有彼得罗夫斯科耶庄园，可我们穷，妈妈一无所有。”
“你们有钱，我们穷”，这句话和其中包含的概念，使我觉得万分奇怪。照我当时的理解，只有乞丐和农民才是穷人，在我的头脑中，贫穷这个概念怎么也不能同优雅美丽的卡坚卡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既然米米和卡坚卡过去总和我们住在一起，那么将来也会永远同我们住在一起，共享一切。不可能出现另外的情况。但是现在，我的头脑里涌现出许许多多有关她们无依无靠情况的新奇而模糊的想法，一想到我们有钱，她们穷，就使我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望卡坚卡一眼。
“我们有钱，她们穷，那又有什么呢？”我心里想，“为什么因此就必须分离呢？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财产平分呢？”但是我懂得，同卡坚卡不便谈这个，一种与这个合乎逻辑的思考相矛盾的现实的本能已经暗示我，她的话是对的，向她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合适的。
“难道你真要离开我们吗？”我说，“分开了我们可怎么过呢？”
“那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也很难过；不过万一如此，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去做女演员吗？……那简直是胡闹！”我接茬说，知道做女演员是她的宿愿。
“不，那是我小时候说说的……”
“那么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进修道院，住在那里，穿上一件黑长袍，戴一顶天鹅绒帽子。”
卡坚卡哭起来了。
读者，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过这种情形：在一生中的一定时期，你们突然发现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好像你们以前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突然把它的另一面，你还不认识的一面转向你们。这种精神上的变化，在我们旅行的期间初次在我心里发生，我认为，我的少年时代就是从此开始的。
我心里头一次有了这样明确的思想，就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即我们一家人)，并不是一切利益都以我们为中心，而是还有别的人们，还有另外的生活存在，那一切与我们毫无共同之处，根本不关心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毫无疑问，我以前也知道这些，但是并不像现在认识得那么清楚，以前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感觉到。
一种思想转变成一种信仰，只经过某种一定的途径，而这途径时常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与别人获得同样信念所走的途径大不相同。同卡坚卡的这次谈话使我深为感动，并且使我考虑到她未来的境遇，对我说来，这次谈话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当我望着我们路过的乡村和城市，每幢房子里至少都住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望着那些由于一时好奇而打量着我们的马车、随后就永远消失了踪影的妇女儿童，望着那些不但不向我们行礼致敬(像我在彼得罗夫斯科耶见惯的那样)，甚至都不赏脸看我们一眼的店员和农民，我心头初次涌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们，那么他们对什么感到兴趣呢？由这个问题又产生了另外一些问题：他们怎样生活？靠什么生活？他们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们？是否教他们念书？让他们玩耍吗？怎样责罚他们呢？诸如此类。
四 在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以后，我对于事物、对人以及我同他们的关系的看法上的改变更加明显了。
刚同外祖母见面，当我看见她那清瘦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无神的眼睛时，我对她怀着的那种唯命是从的敬畏心情就变成了同情；而当她，把脸俯在柳博奇卡的头上，好像她爱女的尸体就摆在她眼前一样呜咽起来时，我心里的同情甚至变成了爱。我看见她一见到我们就十分悲伤，心里很不舒服；我意识到，我们本身在她眼中算不了什么，她珍视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好像是一场回忆；我觉得她印在我们脸颊上的每一个吻，都表现着这么一种思想：她不在了，她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爸爸到了莫斯科，几乎完全不管我们，总是那么心事重重，只有吃午饭时才穿着黑色大礼服或者燕尾服到我们这里来。他，以及他穿的那件大翻领的衬衣和长袍，他和村长、管家去看打谷场或者去打猎的行动，都在我的心目中大大丧失了威信。卡尔·伊万内奇(外祖母管他叫保育员)不知为什么突然异想天开，在他那令人尊敬的、我看惯了的秃头上戴上了中间分缝的火红色假发，显得那么古怪和可笑，使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姑娘们和我们之间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鸿沟，她们和我们都已经各有各的秘密了；她们仿佛因为裙子长了一些而感到自豪，而我们则因为裤腿上有饰带而自豪。头一个星期日米米下来吃午饭时，就穿着那么漂亮的服装，帽子上系着那样华丽的缎带，令人立刻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不是在乡下，今后一切都要不同了。
五 哥哥
我比沃洛佳只小一岁零几个月，我们在一起长大，总是在一起学习和游戏。我们之间没有长幼的区别；但是就在我所讲的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在年龄、兴趣或者能力上，我和沃洛佳都没法相比。我甚至觉得，沃洛佳自己也意识到他的优越，而且以此自豪。这种信念也许是假的，是我每次和他发生冲突时，使我痛苦万分的自尊心引起的。他在游戏上、学习上、争论上和举止上，样样都比我强，这一切使我和他疏远起来，使我感到一种难以理解的精神痛苦。例如，当他们第一次给沃洛佳做了有褶缝的荷兰式衬衫的时候，我就直言不讳地说，没有这样的衬衫我非常苦恼；我确信，有了它我会自在得多，不至于在他每次整理衣领时，都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侮辱我。
最使我苦恼的是，有时我觉得，沃洛佳理解我，但是他极力隐瞒着这一点。
有谁没有留意到，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弟兄、朋友、夫妻、主仆之间，特别是这些人如果不以诚相见的话，在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动作，或者眼色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神秘的、无言的关系呢？当人们的目光胆怯而踌躇地相遇时，在一个无心的眼光中，流露出多少一言难尽的愿望、思想，或者怕被识破的心情啊！
但是，在这方面，也许我的过分敏感和好分析的癖性欺骗了我；也许沃洛佳的感觉一点也不像我那样。他是热情、坦率、兴趣不固定的人。他对形形色色的事物感到兴趣，全心全意地迷恋着它们。
有时他突然迷上了绘画：他自己画，用他所有的钱去买画，向绘画老师、爸爸和外祖母去讨画；有时他热爱上装饰品，从全家收集得来，摆在小桌上；有时他又爱好起小说来，悄悄地弄到手，整天整夜阅读……我不由自主地被他的热情吸引住了；但是我太骄傲，不肯模仿他，同时又太年轻，没有主见，无法替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我最倾慕的是沃洛佳那种愉快、高贵而坦率的性格，这种性格在我们吵嘴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但是我模仿不了他。
有一次，当他爱好装饰品的癖好达到极点时，我走到他的桌前，无意中打碎了一个空的、鲜艳多彩的小瓶。
“谁叫你动我的东西？”沃洛佳说，他走进屋里，看到由于我破坏了他桌上形形色色的装饰品的对称而引起的混乱状态，“小瓶在哪儿？一定是你……”
“是我无意中弄掉下去，把它打碎了。这有什么了不起呢？”
“请你永远不许动我的东西。”他说着，把打破了的小瓶的碎片凑在一起，心疼地望着它们。
“请你不要下命令，”我回答说，“打碎了就打碎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我微微一笑，虽然我一点也不想笑。
“是的，对你并没有什么，但是对我却有什么，”沃洛佳接下去说，耸耸肩膀，这是他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姿势，“打碎东西还笑！多么讨厌的小子！”
“我是小子；可是你又大又蠢。”
“我不打算和你破口对骂，”沃洛佳说着，轻轻推我一把，“滚出去！”
“别推！”
“滚出去！”
“我告诉你，别推！”
沃洛佳抓住我的手，就要把我从桌旁拉开；但是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我抓住一只桌腿，把桌子掀翻了。“我给你一下子，叫你瞧瞧！”于是，所有的瓷器和玻璃装饰品都哗啦一声掉到地板上了。
“讨厌的小子！……”沃洛佳大叫了一声，拼命想接住落下来的东西。
“得，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我一边走出屋去，一边想，“我们永远闹翻了。”
直到傍晚我们互相都没有讲话。我觉得自己错了，不敢看他，整天什么都干不了；可是沃洛佳却恰恰相反，他学习得很好，午饭后和姑娘们照常谈笑。
我们的教师刚一教完功课，我就走出屋去。单独同我哥哥留在屋里，我觉得害怕、不自在和难为情。晚上历史课以后，我拿起练习簿，就朝门口走去。走过沃洛佳身边时，虽然我想走到他跟前，同他言归于好，但是我噘着嘴，竭力装出一副怒容。这时沃洛佳抬起头来，带着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善良的讽刺的微笑大胆地望着我。我们的视线相遇了，我明白他了解我，而且他知道我明白他了解我；但是一种不可克服的感情使我扭过身去。
“尼古连卡！”他用十分随便的、毫不激动的声音说，“别生气了。要是我得罪了你，就原谅我吧。”
说着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感到有个东西越升越高，忽然压住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是，只过了一秒钟，我的眼睛流出眼泪，觉得好过些了。
“原谅……我，沃洛佳！”我说着，紧紧握住他的手。
但是沃洛佳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眼中含着泪似的望着我……
六 玛莎
我对事物的看法改变了，但是最使我感到惊异的改变是：我不再把一个使女看作女性的奴仆，而把她看成一个女人，我的安宁和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她为转移的。
从我记事起，就记得玛莎在我们家里，但是直到发生这件使我对她的看法完全改变的事情之前——这件事我就要叙述——我对她丝毫没有注意。我十四岁时，玛莎大约二十五岁；她长得非常漂亮；但是我不敢描写她，唯恐在我的想象中又出现当我热爱她时所形成的那种令人心荡神怡的虚幻形象。为了不弄错，我只说她皮肤白皙异常，身体婀娜多姿，像个妇人；那时候我十四岁。
我有时手里拿着课本，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极力只踏在地板缝上，或者唱一支毫无意义的曲子，或者用墨水涂黑桌子边，或者不动脑筋地重复一句格言，总而言之，就是没有心思工作，想象占了上风，一味地找寻印象；有一回，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离开了教室，漫无目的地走到楼梯口。
有人穿着便鞋从下面的楼梯走上来。当然我想知道这是谁，但是突然脚步声没有了，我听见玛莎的声音说：“喂，您为什么要胡闹呀？要是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来了，这样好吗？”
“她不会来的。”沃洛佳的声音悄悄地说，接着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沃洛佳想把她拦住。
“喂，您的手往哪儿伸呀？真不害臊！”玛莎说着，从我身边跑过去，头巾歪在一边，从头巾下面露出她那丰满的白脖颈。
我表达不出，这个发现使我多么惊奇；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惊异的心情就被我对沃洛佳的行动的同情代替了。这种行动本身已经不使我惊异，使我惊异的是，他怎么会发现这样做是愉快的。我不由得想模仿他。
有时我在楼梯口消磨好几个钟头，什么都不想，很紧张地谛听着楼上最轻微的动静；但是，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效法沃洛佳，虽然这是我在世界上最渴望的事。有时，我躲在门外，怀着又嫉妒又羡慕的痛苦心情倾听着使女室里发出的嘈杂声，于是我突然起了这样的念头：要是我上楼去，也像沃洛佳那样，想吻吻玛莎，我的情况又怎样呢？要是她问我要干什么，长着大鼻子和头发翘着的我，可怎么回答呢？有时我听见玛莎对沃洛佳说：“真是造孽！真的，您老缠着我干什么？走开，顽皮的孩子！……尼古拉·彼得罗维奇[3]怎么从来不来胡闹呢？……”她不知道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这时正坐在楼梯下边，情愿为了处在顽皮的沃洛佳的地位而牺牲世上的一切。
我天生怕羞，由于相信自己长得丑，这种怕羞心理就更增强了。我深信，再也没有比人的外表(与其说是外表本身，不如说是对外表动人不动人的信念)对于人的发展会有这样惊人的影响。
我太自负了，因此不能习惯于自己的处境，于是像狐狸一样，使自己相信葡萄是酸的，来聊以自慰；也就是极力蔑视动人的外表所给予的一切乐趣。我觉得沃洛佳享有这种乐趣，我从心眼里嫉妒他，竭尽智力和想象力要在孤高之中寻求乐趣。
七 铅弹
[4]铅弹是具一定大小的金属小球，是滑膛猎枪弹药的组成部分。
“我的上帝呀，火药……”米米高声叫道，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想把房子烧掉，叫我们同归于尽……”
米米带着难以描绘的坚决神情，吩咐所有的人都站到一边，就迈着坚定的大步走到撒在地板上的铅弹跟前，不顾它会突然爆炸的危险，开始用脚去踩。当她认为危险已经过去的时候，就把米海叫进来，吩咐他把所有这些火药都扔得远远的，最好丢到水里，然后，她高傲地晃动着包发帽，向客厅走去。“没有什么可说的，把他们照顾得真好！”她嘟囔着。
爸爸从厢房进来时，我们就同他到外祖母房里去。米米已经坐在那里的窗下，带着一副神秘的冷淡神情威严地朝门口望着。她手里拿着一包用几层纸包着的东西。我猜这就是铅弹，外祖母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
除了米米，外祖母房里还有使女加莎，从她那气得通红的脸上看得出，她心绪十分混乱。另外还有布卢门塔尔医生，一个身材矮小、麻脸的人，他正在徒劳无益地用眼色和脑袋向加莎做着神秘的、安慰人的信号来安慰她。
外祖母本人略微侧着身子坐着，在摆旅客牌阵，这种游戏永远意味着她的心情非常恶劣。
“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妈妈？睡得好吗？”爸爸说着，恭恭敬敬地吻她的手。
“好极了，亲爱的，您知道，我总是十分健康的。”外祖母回答说，她的声调表示爸爸提出的问题是最不恰当、最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她转向加莎，继续说：“喂，您愿意给我一条干净手帕吗？”
“我已经给您了。”加莎回答，指着搭在安乐椅扶手上的一条雪白的麻纱手帕。
“把这块肮脏的破布拿走，给我一块干净的，我的亲爱的。”
加莎走到衣柜跟前，拉开一只抽屉，然后用力砰的一声关上，震得窗户玻璃都响起来。外祖母严厉地望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个使女的一举一动。当她递给她那条在我看来还是同样的手帕的时候，外祖母说：
“您什么时候给我搓烟叶呀，我的亲爱的？”
“有工夫我就搓。”
“您说什么？”
“今天我就搓。”
“要是您不愿意服侍我，我的亲爱的，您就明说好了：我早就让您走了。”
“那就让我走吧，没有人会哭的。”使女小声嘟囔说。
这时医生开始向她使眼色；但是她那么愤怒而坚决地看了他一眼，他马上低下头，玩弄起怀表的钥匙来。
“您看，我亲爱的，”当加莎依旧嘟囔着，从屋里走出去的时候，外祖母对爸爸说，“在我家里，人家是怎样对我说话的呀？”
“妈妈，让我亲自来给您搓烟叶吧。”爸爸说，外祖母这样出乎意外的态度显然使他非常为难。
“不，谢谢您。要知道，她所以这样无礼，就是因为她知道，除了她，谁搓的烟叶我都不喜欢。您知道，我亲爱的，”外祖母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您的孩子们今天险些儿把房子烧掉吗？”
爸爸怀着恭敬的好奇心望着外祖母。
“是的，这就是他们拿着玩的东西！给他看看。”她向米米说。
爸爸把铅弹拿到手里，不由得微微一笑。
“这是铅弹，妈妈，”他说，“这毫无危险。”
“非常感激您来教导我，我亲爱的，可惜我已经太老了……”
“神经质，神经质！”医生小声说。
爸爸马上转向我们：
“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的？你们怎么敢玩这种东西？”
“用不着问他们，应该问问他们的保育员，”外祖母说，在说“保育员”这几个字时含着特别的轻蔑意味，“他是管什么的？”
“沃洛佳说这火药是卡尔·伊万内奇亲自给他们的。”米米附和着说。
“好吧，您看，他可有多么好！”外祖母接下去说，“他在哪儿，那个保育员，他叫什么……派人把他叫来。”
“我让他做客去了。”爸爸说。
“岂有此理，他应该总在这儿。孩子不是我的，是您的，我无权给您出主意，因为您比我聪明，”外祖母接着说，“不过，好像该给他们请个家庭教师了，而不是一个保育员，一个德国庄稼佬。是的，一个愚蠢的庄稼佬，除了坏作风和蒂罗尔[5]的歌曲，什么也不会教。请问您，孩子们会唱蒂罗尔的歌曲有很大好处吗？不过，现在谁也不考虑这个了，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现在”这两个字眼意味着：“现在他们没有母亲了”，这在外祖母的心中引起了悲哀的回忆。她低下眼睛，望着带有肖像的鼻烟壶出神。
“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爸爸连忙说，“想同您商量一下，妈妈。我们就请现在凭票子给他们上课的那位St.-Jérome[6]不好吗？”
“这样做好极了，我的好孩子。”外祖母说，不再用她先前说话的那种不满意的腔调了，“St.-Jérome至少是一个懂得怎么教导des enfants de bonne maison[7]的gouverneur[8]，而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menin[9]，不是只适合于带他们去散步的保育员。”
“我明天就同他谈。”爸爸说。
这次谈话后过了两天，卡尔·伊万内奇果真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那个年轻的法国花花公子。
八 卡尔·伊万内奇的身世
卡尔·伊万内奇要永远离开我们的头一天夜里，他穿着棉袍，戴着小红帽，站在床边弯着腰，很仔细地往提包里装东西。
最近卡尔·伊万内奇对我们似乎特别冷淡：他好像避免同我们有任何接触似的。因此现在，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他皱着眉头望了我一眼，就继续干他的事。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以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严格禁止我这样做，今天他却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一想到他再也不会斥责我们，再也不会管束我们，他同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就清楚地了解即将来临的别离。他不再爱我们了，这使我很悲哀，我很想对他表达出这种感情。
“让我来帮您的忙，卡尔·伊万内奇。”我走到他跟前说。
卡尔·伊万内奇望了我一眼，就又转过身去，但是在他向我投来的匆匆的一瞥中，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用来解释他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神情，而是出自内心的深沉的悲痛。
“上帝无所不见，无所不晓，万事都取决于他的神圣意旨。”他说着，挺直身子，长叹了一口气。“是的，尼古连卡，”他接着说，注意到我望着他时所含着的真诚的同情，“我命中注定从小到死都要不幸。我总是行善，而人家总是善将恶报，我的奖赏不在这儿，而在那儿，”他指着天说，“但愿您知道我的身世和我一生中的遭遇！……我做过鞋匠，当过兵，做过逃兵，在工厂里做过工，做过教师，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也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却举目无亲。”他结束说，闭上眼睛，坐在安乐椅上。
我注意到卡尔·伊万内奇十分伤感，在这种心情下，他并不注意听者，他自言自语地倾吐自己的心事，我不声不响地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那仁慈的面孔。
“您不是小孩了，您会懂得的！我来对您讲讲自己的身世和我一生中吃过的一切苦头。孩子们，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想念我这个非常疼爱你们的老朋友的！……”
卡尔·伊万内奇把一只胳膊支在身边的小桌上，吸了一撮鼻烟，翻着眼珠向上望，用他那平日要我们默写的那种特别的、悠扬的喉音开始讲述起来：
“我在母琴(亲)的肚子里就已今(经)是卜新(不幸)的了。Das Unglück verfolgte mich schon im Schosse meiner Mutter！[10]”他更加动感情地重复说。
由于卡尔·伊万内奇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说法和一成不变的语调，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自己的身世，我希望尽量一字不漏地把它转述出来。当然，语音上的错误我就不照录了，这一点读者由他的第一句话可以略见一斑。这究竟是他的真实经历呢，还是他在我们家中过着孤独生活时所产生的幻想，而由于反复讲述，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呢？抑或他只是用虚构的事实来点缀自己生平的实况呢？这些我至今无从判断。在一方面，当他述说自己的身世时，他的感情是那么充沛，前后是那么连贯(这是真实的重要表征)，令人不能不相信它；而在另一方面，他的经历中过多地充满了美妙的诗意，就是这些美妙之处引起人的怀疑。
“在我的血管中流着封·佐默布拉特伯爵家的高贵血液！In meinen Adern fliesst das edle Blut des Grafen von Sommerblat！我的母亲结婚后六个星期就生下了我。我母亲的丈夫(我管他叫爸爸)，是佐默布拉特家的佃户。他忘不了我母亲的耻辱，因此不喜欢我。我有个弟弟约翰，和两个妹妹；但是我在自己家中是个外人！Ich war ein Fremder in meiner eigenen Familie！约翰做了蠢事，爸爸就说：‘有了卡尔这个孩子，我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把我责骂、处罚一顿。我的两个妹妹吵嘴，爸爸就说：‘卡尔从来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于是又把我责骂、处罚一顿。只有我的好妈妈疼爱我，抚慰我。她常常对我说：‘卡尔，到我的房间里来！’于是她偷偷地吻我。‘可怜的、可怜的卡尔！’她说，‘没有人爱你，但是我不愿意拿你去换任何人。你妈妈要求你一件事，’她对我说，‘要好好学习，永远做一个诚实的人，上帝不会抛弃你的！’‘Trachte nur ein ehrlicher Deutscher eu werden-sagte sie-und der liebe Gott wird dich nicht verlassen！’于是我就努力这样做。我十四岁能够去领圣餐时，妈妈就对我爸爸说：‘卡尔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古斯塔夫，我们拿他怎么办呢？’爸爸说：‘我不知道！’于是妈妈说：‘我们把他送到城里舒尔茨先生那里，让他将来做个鞋匠吧！’于是爸爸说：‘好！’und mein Vater sagte‘gut’。我在城里鞋匠师傅那儿待了六年零七个月，主人很喜欢我。他说：‘卡尔是个好工人，不久他就会成为我的Geselle[11]。’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七九六年实行Conscription[12]，凡是十八岁到二十一岁能服兵役的人都要到城里集合。
“爸爸和约翰弟弟到城里来，于是我们一齐去抽Loos[13]，看看谁当Soldat[14]，谁不当Soldat。约翰抽到一个不好的号码，他得去当Soldat，而我抽到一个好号码，我不用当Soldat。于是爸爸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但是我得同他分离！Ich hatte einen eineigen Sohn und von diesem muss ich mich trennen！’
“我拉住他的手说：‘您为什么这么说，爸爸？跟我来，我有几句话对您讲。’爸爸来了。爸爸来了之后，我们就坐在酒馆的一张小桌旁。‘给我们拿两个Bierkrug[15]！’我说，于是给拿来了。我们一人喝了一杯，约翰弟弟也喝了。
“‘爸爸！’我说，‘您不要说您只有一个儿子，而您得同他分离。听见这话，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约翰弟弟不用服兵役，我去当Soldat！……这儿谁也不需要卡尔，卡尔去当Soldat。’
“‘你是个老实人，卡尔·伊万内奇！’爸爸对我说，吻了吻我。‘Du bist ein braver Bursche！’sagte mir mein Vater und küsste mich！
“于是我就当了Soldat！”
九 续前
“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尼古连卡。”卡尔·伊万内奇接着说，“那时出了个拿破仑。他要征服德国[16]，于是我们保卫我们的祖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und wir verteidigten unser Vaterland bis auf den leteten Tropfen Blut！
“我到过乌尔姆，我到过奥斯特利茨，我到过瓦格拉姆！[17]ich war bei Wagram！”
“难道您也打过仗？”我惊异地望着他问，“难道您也杀过人？”
关于这一点，卡尔·伊万内奇马上使我放心了。
“有一次一个法国Grenadir[18]掉了队，倒在大路上。我端着枪跑上去，想要刺死他，aber der Franeose warf sein Gewehr und rief pardon，[19]于是我把他放了。
“在瓦格拉姆附近，拿破仑把我们赶到一个岛上，把我们包围住，完全没有生路。我们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站在没膝深的水里。拿破仑那个恶棍既不俘虏我们，也不放我们！und der Bosewicht Napoleon wollte uns nicht gefangen nehmen und auch nicht freilassen！
“第四天，谢天谢地，他们把我俘虏了，带到一个堡垒里去。我穿着蓝裤子，一件上等呢料军服，还有十五个泰勒[20]和一块银表，这是我爸爸给我的。一个法国Soldat把这全抢走了。幸亏我有三块金币，我妈妈给我缝在紧身衣里。他们谁也没有搜出来！
“我不愿意在那个堡垒里久留，决定逃走。有一次，在一个大节日，我对看守我们的中士说：‘中士先生，今天是个大节日，我想庆祝一番。请拿两瓶马德拉葡萄酒来，我们一起来把它喝光。’中士说：‘好！’当那个中士拿来葡萄酒的时候，我们就各饮了一杯，我拉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您也许有父母吧……’他说：‘有，毛厄尔先生……’我说：‘我的父母八年没有看见我了，他们不知道我是活着，还是我的骨头早已埋在湿土里了。唉，中士先生！我的紧身衣里有两块金币，您拿去，放了我吧。您行行好吧，我母亲一生一世都会向全能的上帝为您祈祷。’
“那个中士干了一杯马德拉葡萄酒，说：‘毛厄尔先生，我很喜欢您，也很可怜您，但是您是个俘虏，而我是一个Soldat！’我握住他的手说：‘中士先生！’Ich drückte ihm die Hand und sagte：‘Herr Sergeant！’
“于是那个中士说：‘您是个可怜的人儿，我不要您的钱，但是我会帮助您。我去就寝的时候，您买一桶白酒给士兵们喝，他们就会睡着了。我不监视您。’
“他是个善良的人。我买了一桶白酒，当Soldat喝醉的时候，我就穿上靴子和旧大衣，悄悄地溜出门去。我走上围墙，想要跳下去，但是底下有水，我不愿意弄坏我的最后一套衣服，因此便向大门口走去。
“一个端着枪的哨兵auf und ab[21]，瞧着我。‘Qui vive？’[22]sagte er auf einmal，[23]我不作声。‘Qui vive？’sagte er eum eweiten Mal，[24]我还是不作声。‘Qui vive？’sagte er eum dritten Mal，[25]于是我就跑起来。我跳进水里，爬到对岸，就逃走了。Ich sprang in’s Wasser，kletterte auf die andere Seite und machte mich aus dem Stanbe.
“我顺着大路跑了一夜，天亮时，我怕被人认出来，就藏在高高的裸麦棵里。我在那儿跪下，合着掌，感谢天父救了我，怀着平静的心情就入睡了。Ich dankte dem allmochtigen Gott für Seine Barmhereigkeit und mit beruhigtem Gefühl schlief ich ein.
“傍晚我醒来，再往前走。突然有一辆套着两匹黑马的德国大篷车赶上了我。车里坐着一个衣着考究的人；他抽着烟斗，望着我。我放慢脚步，好让车过去，但是我走得慢，车也走得慢，那人打量着我；我走快些，车也走得快了，那人还是打量着我。我坐在路边，那人就勒住马，打量我。‘年轻人，’他说，‘天色这么晚了，您到哪儿去呀？’我说：‘我去法兰克福[26]。’‘坐我的车吧，有空地方，我送您去……您怎么什么都不带？您的胡子怎么不剃，您的身上怎么净是泥？’我坐在他身边时，他问我。我说：‘我是个穷人，想在什么地方的工厂里找个工作，我的衣服脏，是因为我在路上摔倒了。’他说：‘您讲的不是实话，年轻人，路上现在是干的。’
“于是我不作声了。
“‘告诉我全部实情，’那个好心人对我说，‘您是干什么的，您从哪儿来？我喜欢您的长相，如果您是个诚实的人，我就帮您的忙。’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说：‘好的，年轻人，那就到我的制绳厂来吧。我给您工作、衣服、工钱，您可以住在我那儿。’
“于是我说：‘好的。’
“我们坐车到了制绳厂，那个好心人对他妻子说：‘这个青年曾经为祖国打过仗，是从敌人的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他无家可归，无衣无食。今后他就住在咱们家里，你给他件干净衣服，给他点东西吃。’
“我在制绳厂待了一年半，我的主人非常喜欢我，舍不得放我走。我也很心满意足。我那时是个美男子，年纪轻，大个子，蓝眼睛，罗马式的鼻子……因此露……夫人(我不能说出她的名字)，我主人的妻子，是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她爱上了我。
“她看见我时，就说：‘毛厄尔先生，您母亲怎么称呼您？’我说：‘Karlchen[27].’
“于是她说：‘Karlchen，坐到我身边来！’
“我坐到她身边，她说：‘Karlchen！吻吻我！’
“我吻吻他[28]，他就说：‘Karlchen！我那么爱您，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浑身战栗起来。”
说到这儿，卡尔·伊万内奇停顿了好久，他那和善的蓝眼睛转动着，微微地摇着头，开始微笑起来，像人们回忆起愉快的往事时那样微笑着。
“是的，”他又开口说，在椅子上转动了一下，掩上自己的棉袍，“我这一生饱经沧桑，有甜有苦。瞧，这是我的见证人，”他指着挂在他床头的一幅绣在十字布上的救世主像，说，“谁也不能说卡尔·伊万内奇不是个诚实的人！我不愿意用忘恩负义的卑鄙行为来报答露先生给予我的恩惠，于是我决定从他家逃走。晚间，大家都去睡觉的时候，我给主人写了封信，放在屋里的桌上。我拿了我的衣服和三个泰勒，悄悄地出走了。谁也没有看到我，我就沿着大路走了。”
十 续前
“我有九年没有见到妈妈了，不知道她是活着呢，还是骨头已经埋在湿土里了。我回到祖国，到了城里的时候，我打听给佐默布拉特伯爵做过佃户的古斯塔夫·毛厄尔住在哪儿？人家告诉我说：‘佐默布拉特伯爵死了，古斯塔夫·毛厄尔的家现在在大街上，开了一家酒店。’我穿上我的新背心和我主人送给我的一件上等大礼服，把头发梳得光光的，就到我爸爸开的酒店去了。我妹妹小玛丽坐在酒店里，问我要什么？我说：‘我可以喝一杯酒吗？’她说：‘Vater！[29]有个年轻人要喝一杯酒。’于是爸爸说：‘给那个年轻人斟一杯酒。’我坐在小桌旁边，喝我那杯酒，抽着烟斗，望着我爸爸、小玛丽和也走进酒店来的约翰。我们谈话中间，爸爸对我说：‘您，年轻人，大概知道我们的军队现在驻扎在哪儿？’我说：‘我就是从军队里来的，它驻扎在Wien[30]附近。’爸爸说：‘我们的儿子是个Soldat；他九年没有给我们写过信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的妻子总为他流泪……’我抽着烟斗说：‘你们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在哪儿服务？也许我认识他……’我爸爸说：‘他叫卡尔·毛厄尔，在奥地利猎骑兵团里服务。’我妹妹小玛丽说：‘他是个像您这样又魁伟又漂亮的人。’我说：‘我认识你们的卡尔！’‘阿玛丽亚！’sagte auf einmal mein Vater[31]，‘到这儿来，这儿有个年轻人认识我们的卡尔！’于是我的亲爱的妈妈从后门进来了。我立刻就认出他[32]来。‘您认识我们的卡尔吗？’他说着，看了我一眼，脸色完全惨白了，浑身……颤抖……起来……‘是的，我见过他，’我说，不敢抬眼看她，我的心要跳出来了。‘我的卡尔还活着！’妈妈说，‘谢天谢地！我的亲爱的卡尔，他在哪儿？如果我能再看见他——我的心爱的儿子一次，我死也瞑目；但是上帝不愿意这样做。’于是他痛哭起来……我隐(忍)不住了……‘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卡尔！’于是他倒在我的怀里……”
卡尔·伊万内奇闭上眼睛，他的嘴唇抖动起来。
“‘Mutter！’sagte ich，‘ich bin ihr Sohn，ich bin ihr Karl！’ und sie stürete mir in die Arme.[33]他镇静了一点，擦掉脸颊上流下来的大滴的眼泪，重复说。
“但是上帝不愿意我在祖国了此一生！我是注定要不幸的！das UngIück verfolgte mich überall！[34]……我在老家只待了三个月。一个星期日，我在咖啡店里买了一杯啤酒，抽着烟斗，同朋友们谈论着Politik[35]，谈论弗兰兹皇帝[36]、拿破仑、战争等等；每个人都讲自己的看法。我们旁边坐着一个穿着灰Ueberrock[37]的陌生绅士，他喝着咖啡，抽着烟斗，什么都不对我们讲。Er rauchte sein Pfeifchen und schwieg still.当Nachtwochter[38]报告十点钟的时候，我拿起帽子，付了钱，就回家了。半夜有人敲门。我醒了，说：‘是谁？’‘Macht auf！’[39]我说：‘请告诉我是谁，我就开门。’Ich sagte：‘Sagt，wer ihr seid，und ich werde aufmachen.’门外说：‘Macht auf im Namen des Gesetees！’[40]于是我开了门。两个端着枪的Soldat站在门口，在咖啡店坐在我们旁边的那个穿灰Ueberrock的陌生人走进屋来。他是个密探！Es war ein Spion！……‘跟我走！’那个密探说。‘好吧。’我说……我穿上靴子und Pantalon[41]，系上背带，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心里在沸腾。我说：‘他是个坏蛋！’当我走到挂着我那把宝剑的墙边时，我突然抓住它说：‘你是个密探。你看剑吧！Du bist ein Spion，verteidige dich！’朝右边Ich gab ein Hieb[42]，朝左边ein Hieb，照脑袋上来了一下。密探倒下了。我抓起提包和钱就从窗口跳出去。Ich nahm meinen Mantelsack und Beutel und sprang eum Fenster hinaus.Ich kam nach Ems[43]；我在那儿认识了萨津将军。他很喜欢我，从大使馆给我弄到一张护照，把我带到俄国来教他的孩子们。萨津将军死后，您的妈妈就把我请来了。她说：‘卡尔·伊万内奇！我把我的孩子们交给您，爱他们吧，我永远不会把您辞掉，我会使您的晚景舒畅。’现在她不在了，一切都被遗忘了。虽然我工作了二十年，现在上了年纪，还得到大街上去讨饭……上帝看见这个，知道这个，这是他的神圣意旨，只是我舍不得你们，孩子们！”卡尔·伊万内奇结束了他的话，把我拉到他怀里，吻我的头。
十一 一分
一年的服丧终了，外祖母从自己所遭受的悲痛打击中稍稍恢复了一些，开始偶尔接待客人，特别是接待我们这么大小的男孩和女孩们。
十二月十三日，在柳博奇卡生日那天，科尔纳科娃公爵夫人带着她的女儿们，瓦拉希娜夫人带着她的女儿索涅奇卡，伊连卡·格拉普和伊温家的两个最小的男孩，午饭前就都来了。
谈笑声和奔跑声从这些人在楼下聚集的地方传到我们这里，但是我们不上完早课不能加入他们中间。挂在墙上的功课表列着：Lundi，de 2 à 3，Maot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44]我们非得等待的就是这位历史教师，得听完功课，送走他，才能自由。已经两点二十分了，但是还听不到历史教师的动静，连他必须路过的大街上都没有他的踪影，我望着那条街，强烈地愿望永远看不见他才好。
“看起来，列别杰夫今天不会来了。”沃洛佳说，视线从他正在准备功课的斯马拉格多夫所编的教科书[45]上移开了片刻。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要不然，我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好像他来了。”我用悲伤的声调补充说。
沃洛佳站起来，走到窗口。
“不，这不是他，那是一位绅士，”他说，“我们要等到两点半。”他补充一句说，一边伸懒腰，一边搔头，他在做功课中间休息片刻时经常这样。“如果他两点半还不来，我们就可以对St.-Jérome说一声，把练习本收起来。”
“他何必——来——呢？”我说着，也伸了伸懒腰，晃了晃我用双手捧在头上的凯达诺夫编的教科书[46]。
没有事做，我就翻开书本上留下功课的地方，开始读起来。那一课又长又难，我一点也不明白，而且看起来我怎么也来不及记下里面的东西，特别是我心烦意乱，在这种心情下，无论准备什么课程，思想都无法集中。
上次上过历史课(这门课程我总觉得是最枯燥、最困难的)以后，列别杰夫曾向St.-Jérome说我功课不好，在我的分数本上打了个两分，这是很坏的分数。当时St.-Jérome还对我说，如果下次上课我的分数不到三分，就要重重地处罚我。现在这下一次课就摆在我的面前了，我承认我害怕极了。
我专心致志地温习我不熟悉的功课，前厅里脱套鞋的声音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身穿缀着学者纽扣的蓝色燕尾服的教师，就在门口露出我所讨厌的那张麻脸和十分熟悉的笨重的身形。
教师慢腾腾地把帽子放到窗台上，把练习本放到桌上，双手分开燕尾服的后襟(仿佛这是非常必要的)，就喘吁吁地坐到他的位子上。
“喂，先生们，”他搓着他那双汗手说，“我们先温习上一回讲的，然后给你们接着讲中世纪的事件。”
这就是说，要复述功课。
沃洛佳带着一副从容不迫、满有把握的神情(这种神情是把功课准备得很好的人所特有的)回答他的问题，这时我就漫无目的地向楼梯走去，因为我不能下楼，就很自然地、不自觉地到了楼梯口。但是，刚想躲到门后我经常观望的位置上，米米突然遇上了我，而她永远是使我倒霉的原因。“您在这儿？”她说着，严厉地看了我一眼，接着又望望使女室的门，然后又望望我。
为了不待在教室里，而跑到这么个不该来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完全错了，因此一声不响，低下头，露出一副非常令人感动的悔恨表情。
“不，这可太不像话了！”米米说，“您在这儿干什么？”我不作声。“不，这可不能就算了，”她重复说，用指关节敲着楼梯栏杆，“我要统统告诉伯爵夫人。”
差五分三点时我回到教室。教师仿佛并没有发觉我不在，他正给沃洛佳讲下一课。他讲完之后，就开始把练习簿摞到一起，沃洛佳到隔壁房间去取上课票，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快慰的想法，以为万事大吉，把我忘记了。
但是，冷不防教师带着凶恶的、似笑非笑的神色转向我。
“我想，您的功课念熟了吧。”他搓着手说。
“念熟了。”我回答。
“请您给我讲讲圣路易[47]十字军远征的事情，”他说，在椅子上摇晃着，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脚下。“您先给我讲讲促使法国国王加入十字军的原因，”他说着，扬起眉毛，指着墨水瓶，“然后再给我解释一下十字军远征的一般特征，”他接下去说，手指乱动，仿佛他要抓住什么东西，“最后，讲一讲这次远征对于欧洲各国的普遍影响，”他说，用练习簿敲打着桌子左边，“特别是对法兰西王国。”他结束道，敲打着桌子右边，头也朝右歪着。
我咽了好几口唾沫，咳嗽了几声，歪着头，一声不响。接着我拿起摆在桌上的一支鹅毛笔，把毛拔掉，但是依旧一声不响。
“把鹅毛笔给我，”教师说着伸出手来，“它还能用。嗯。”
“路易……圣……圣路易……是……是……是一个仁慈而又聪明的皇帝……”
“什么人？”
“皇帝。他想到耶路撒冷去，于是把政权交给自己的母亲。”
“她叫什么？”
“布……布……朗卡！”
“什么？浅黄色的马[48]？”
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喂，您还知道什么？”他冷笑着说。
我反正豁出去了，于是就咳嗽一声，想到什么就信口开河地诌上一套。教师沉默着，用从我手中夺去的鹅毛笔掸拂桌上的灰尘，目不转睛地从我耳边望过去，一再地说：“好哇，太好啦！”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胡诌瞎编，看到教师并不拦阻我，也不纠正我，我觉得很痛苦。
“他为什么想去耶路撒冷呢？”他说，重复我的话。
“因为……为了……由于……因为……”
我张口结舌，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而且感觉到即使那个凶恶的教师一言不发地带着疑问的神气打量上我一年，我还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教师凝视了我大约有三分钟，随后他的脸上突然显出非常痛心的样子，用感伤的声调对刚走进屋里来的沃洛佳说：
“把本子拿来让我打分数。”
沃洛佳把练习本递给他，小心翼翼地把上课票放在本子旁边。
教师打开练习本，慎重地把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用他那漂亮的笔迹在成绩和操行栏里给沃洛佳写了个“五”。然后，把笔停在给我记分数的那一栏上边，他望了望我，甩掉点墨水，沉思了一下。
突然间，他的手轻轻一动，就在栏里写上一个很好看的“一”字，并且点了一点；又轻轻一动，在操行栏里便出现了另一个“一”字和一个点。
教师轻轻合上记分本，站了起来，仿佛没有注意到我那流露出绝望、恳求和责备的眼光，就向门口走去了。
“米哈伊尔·拉里奥内奇！”我说。
“不，”他回答说，他已经明白我想对他说什么了，“不能像这样学习。我不愿意白拿钱。”
教师穿上套鞋和驼绒大衣，非常小心地围上了围巾。在我遭到这件事以后，居然好像还能够关心别的事？在他是大笔一挥，而对我却是最大的不幸。
“课上完了吗？”St.-Jérome走进屋来问。
“是的。”
“教师对你们满意吗？”
“是的。”沃洛佳说。
“您得了几分？”
“五分。”
“Nicolas[49]呢？”
我不作声。
“好像是四分。”沃洛佳说。
他明白，至少在今天必须拯救我。千万不要在今天有客人来的日子受处罚。
十二 小钥匙
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下楼去向所有的客人问好，就被招呼去吃饭了。爸爸非常快活(他最近赢了钱)，送给柳博奇卡一套贵重的银茶具，吃饭时忽然想起，他的厢房里还有为她的命名日准备好的一盒包装漂亮的糖果。
“何必派仆人呢？最好你去，考考[50]，”他对我说，“钥匙放在我那大桌子上的贝壳盘里，你知道吧？……你取出来，用那把最大的钥匙打开右边第二个抽屉。在那儿你会找到一个盒子，糖果用纸包着，都拿到这儿来。”
“把雪茄烟也给您拿来吗？”我问，知道他在饭后总派人去取。
“拿来吧，不过千万不要动我的东西！”我往外走时，他在我身后说。
我在指定的地方找到钥匙，就要去开抽屉，但是这时我忽然想弄清这串钥匙中最小的一把究竟是开什么的。
在桌上各种各样的东西中间，有一只挂锁的绣花公文包立在桌栏杆旁边，我想试试这把小钥匙开它合不合适。我的尝试完全成功，公文包打开了，我发现里面有一大堆文件。好奇心一个劲儿地劝我了解一下文件的内容，我就顾不得倾听良心的声音，开始查看公文包里有些什么…………………………………………………………………………………………………………………………
我对所有的长辈，特别是对爸爸，怀着绝对敬慕的稚气的感情，这种感情非常强烈，因而我的智力自然就不能对我目睹的一切作出任何的结论来。我觉得，爸爸一定是生活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美妙的、我所不能了解的、高不可攀的天地中，想要识破他的生活秘密，在我来说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
因此，我几乎是无意中在爸爸的公文包里的发现，除了使我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做了坏事以外，并没有遗留下任何明确的概念。我觉得羞愧和不安。
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我想尽快锁上公文包，但是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分明注定了要遭到各种各样的不幸。把钥匙插进钥匙孔以后，我把方向转错了。我以为已经锁上，就把钥匙往外一拔，啊呀，糟糕！我手里只剩钥匙柄了。我想把它同留在锁里的那一半接合起来，用什么魔法把那一半拉出来，但是徒劳无益；结果，我不得不抱着这样可怕的想法：我又犯了一次罪，爸爸当天回到书房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米米的控告、一分和小钥匙！我真是倒霉透顶了。由于米米的控告，外祖母会惩罚我；由于我得了一分，St.-Jérome会惩罚我；由于弄坏钥匙，爸爸会惩罚我……至迟今天晚上，这一切都要落到我的头上。
“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唉，唉，唉！我干了些什么呀？！”我一边在书房里柔软的地毯上走来走去，一边大声说着，“唉！”我自言自语地说，拿出糖果和雪茄烟，“在劫难逃啊……”我就跑到房里去。
我小时候无意中从尼古拉那里听来的这句宿命论的格言，每逢在我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刻，就对我产生一种有益的、宽慰一时的效能。我走进大厅时有几分激动和不自然，但是心情却愉快极了。
十三 见异思迁的姑娘
饭后开始petits jeux[51]，我积极地参加了。玩“猫捉老鼠”时，我很笨拙地撞上和我们一起游戏的、科尔纳科娃家的女家庭教师，无意中踩住她的衣服，把衣服给撕破了。我发现，所有的姑娘们，特别是索涅奇卡，看到女家庭教师脸色懊丧地到使女室去缝衣服，都开心得很，我决心再让她们乐一次。出于这种善意的企图，女家庭教师一回到屋里来，我就围着她奔跑，一直到我找到个适当的机会又踩着她的裙子，把它撕坏，才停止这种活动。索涅奇卡和公爵小姐们忍不住大笑起来，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St.-Jérome想必注意到我的鬼把戏，便向我走过来，皱紧眉头(这样子我最受不了)，说我的快活显然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我不收敛一些，虽然是喜庆日子，他也会使我后悔的。
但是，我当时十分兴奋，就像一个人输的钱超过囊中所有时害怕算账，虽然没有翻本的希望，但是为了不容自己有时间清醒过来，继续孤注一掷。我放肆地笑了笑，就从他身边走开了。
玩完“猫捉老鼠”，有人提议玩我们似乎叫做Lange Nase[52]的游戏。这个游戏的要点是：面对面摆上两排椅子，男女分成两组，由女的轮流挑选对象。
小公爵小姐每次都挑伊温家最小的孩子，卡坚卡不是挑沃洛佳，就是挑伊连卡，而索涅奇卡每次都挑谢廖扎，令我极其惊异的是：当谢廖扎一直走过去，坐在她对面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害羞。她发出悦耳的、银铃般的笑声，点点头，表示他猜对了。但是没有人挑选我。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明白我是多余的人，是被遗忘的人，每次总得有人提到我说：“还剩下谁呀？”“噢，尼古连卡！好啦，你就要他吧。”因此，轮到我出来时，我不是一直走到我姐姐跟前，就是走到长得不好看的公爵小姐们中的一个跟前，不幸得很，每次都是这样。至于索涅奇卡，她仿佛心思都倾注在谢廖扎·伊温身上，她心目中根本没有我。我不知道，我凭什么在心里管她叫做见异思迁的姑娘，因为她从来没有答应过要挑选我而不挑选谢廖扎，但是我确信，她是在用最卑鄙的手段对待我。
玩完游戏以后，我发觉，那个见异思迁的姑娘(我看不起她，但是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同谢廖扎和卡坚卡一起到一个角落里去，秘密地嘀咕什么，我悄悄地走到钢琴后面，想要揭穿他们的秘密。我发现以下的情景：卡坚卡揪住一条麻纱手帕的两头做屏风，遮住谢廖扎和索涅奇卡的头。“不，你输了；现在还账吧！”谢廖扎说。索涅奇卡耷拉着胳膊，像个犯人一样站在他面前，红着脸说道：“不，我没有输，mademoiselle Catherine[53]，是不是？”“我爱说老实话，”卡坚卡回答，“打赌是你输了，ma chère。”
卡坚卡刚说完这句话，谢廖扎就俯下身去，吻了吻索涅奇卡。他直接吻了吻她的红唇。索涅奇卡笑了，仿佛这无所谓，仿佛这很有趣似的。可怕呀！！！噢，狡猾的见异思迁的姑娘！
十四 一时糊涂
我突然感到瞧不起所有的女性，特别是瞧不起索涅奇卡；我开始对自己说，这些游戏并没有丝毫的乐趣，它们只适合小丫头们玩，我特别想捣捣乱，露一手，使举座皆惊。不久就有了一个机会。
St.-Jérome同米米商议了一阵以后，就走出屋去；最初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随后在我们头顶上，往教室那边去了。我想，米米一定告诉他上课时她在什么地方看到我，而St.-Jérome一定是去看分数本。我认为，当时St.-Jérome在他的生活中，除了想处罚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在什么书本上看到过，十二岁到十四岁的孩子们，就是在过渡到少年的时期，常常特别爱好杀人放火。回想我的少年时代，特别是我在那个不幸的日子里的心情，我十分清楚地理解到毫无目的、毫无伤害人的念头而犯下滔天大罪的可能性，原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由于无意识地要干一番事情。有些时候，一个人觉得前途渺茫，使他连想都不敢想，他完全停止自己的思想活动，极力使自己相信既不会有将来，也不曾有过去。当思维不事先考虑意志的各种决定，而肉体本能变成生活的唯一动力的这种时候，我明白，一个孩子由于没有经验，特别容易陷入这种心情，他会毫不犹豫、毫无畏惧地，含着好奇的微笑，在他热爱的父母兄弟睡觉的房子里放一把火。在这种一时神志不清、几乎是心不在焉的情况的影响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庄稼小伙子，当他的老父趴在条凳上睡熟的时候，他打量着摆在条凳旁的一把新磨过的斧头和利刃，突然抡起斧头，怀着愚蠢的好奇心看那被砍断的脖子怎样往条凳下流血。在同样神志不清的情况和本能的好奇心的驱使下，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想：“如果跳下去，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把一支实弹的手枪对准脑门，想：“如果扳了扳机，结果会怎样呢？”或者望着人人都阿谀奉承的某某要人，想：“如果我走到他面前，揪住他的鼻子，说：‘喂，来吧，亲爱的！’结果会怎样呢？”等等，都会感到一定的乐趣。
就是在这样内心骚乱和欠思考的情况下，当St.-Jérome走下楼来，对我说，我无权待在这里，由于我行为不好，学习不好，我必须立刻上楼的时候，我对他伸了伸舌头，说我不离开这里。
St.-Jérome最初又惊又气，说不出话来。
“C’est bien，”[54]他追赶着我说，“我已经几次讲过要处罚您，而您的外祖母总给您说情；但是现在我看出来，除了用树条而外，没有东西可以使您服从，今天您就好好地挨一顿鞭子吧。”
他说得那么响亮，使大家都听见了他的话。血液以罕有的强力涌上我的心头；我可以感到我的心跳动得多么厉害，脸色煞白，我的嘴唇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想必是那时我的神情非常可怕，因为St.-Jérome躲避着我的眼光，很快走到我跟前，揪住我的胳膊；但是我一感到他的手碰到我就觉得那么不舒服，气得失去了理智，我甩掉他的手，使出孩子的全部力气打他。
“你怎么啦？”沃洛佳说着，朝我走过来，看到我的举动又惊又怕。
“别管我！”我眼泪汪汪地对他叫道，“你们谁都不爱我，都不明白我有多么不幸！你们都是讨厌的，可恶的！”我怀着狂怒对全屋子的人补充了一句。
但是这时St.-Jérome带着苍白而坚决的脸色，又走到我面前，我还没有来得及自卫，他就用很猛烈的动作像钳子一样抓住我的两只胳膊，把我拖走了。我激动得头昏眼花；我只记得，我用头和膝盖拼命地又踢又打，直到精疲力竭为止；我记得我的鼻子在什么人的大腿上撞了好几次，我咬住什么人的礼服，我听到四面八方都有人的脚步声，闻到灰尘和St.-Jérome用的violette[55]的味道。
五分钟以后，贮藏室的门砰的一声，我被关在里面了。
“瓦西里！”他用讨厌的、扬扬得意的声音说，“拿树条来……”
十五 幻想
难道当时我能想象，遭遇到那一切不幸以后，我还会活下去，而且有朝一日会平心静气地回想它们吗？……
追忆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我想象不出会落个什么结局；但是我模糊地预感到，我算是无可挽救地完蛋了。
起初楼下和我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至少说，由于我内心过分激动，使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逐渐能分辨出各种声音来了。瓦西里走上楼来，往窗台上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像是一把笤帚，他打着呵欠，躺在大木柜上。楼下传来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声音(他一定是在议论我)，随后是孩子们的谈笑声、奔跑声，几分钟以后，家里一切如常，仿佛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关心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
我没有哭，但是心口压着像石头那样沉重的东西。各种思绪和幻影，越来越快地从我的混乱的头脑中掠过；但是，关于我所遭受的不幸的回忆，不住地打断它们的离奇古怪的锁链，我又陷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不知我的命运如何，又是绝望，又是恐惧。
有时我想，大家都不喜欢我，甚至憎恨我，一定有些不明究竟的道理(当时我确信，所有的人，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车夫菲利普，都憎恨我，对我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一定不是我父母的儿子，不是沃洛佳的弟弟，而是一个不幸的孤儿，出于善心收养的弃婴，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荒唐想法不仅使我得到一些悲惨的安慰，甚至完全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我很高兴地想到：我所以不幸，不是因为我犯了错误，而是我生来就命该如此，我的命运同不幸的卡尔·伊万内奇的很相似。
“我自己已经识破了这个秘密，何必还把它隐瞒着呢？”我自言自语地说，“明天我就到爸爸跟前，对他说：‘爸爸，用不着隐瞒我的身世的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了。’他一定说：‘没有办法，我的孩子，这事迟早你总会知道的，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但是我收养了你，如果你不辜负我的爱，我永远不会遗弃你。’于是我对他说：‘爸爸！虽然我没有权利这样称呼你，但是现在我最后再叫你一声，我一向爱你，将来也会爱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是我的恩人，但是我再也不能在你家里待下去了。这里谁都不爱我，St.-Jéromc发誓要毁掉我。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因为我管束不住自己，我恨他恨到极点，因而什么都干得出来。我会杀死他。’是的，我就这么说：‘爸爸，我会杀死他。’”于是爸爸就开始恳求我，但是我只摆摆手，对他说：“不，我的朋友，我的恩人，我们不能一同生活，放我走吧。”于是我拥抱他，对他说(不知为什么说的是法语)：“Oh mon père，oh mon bienfaiteur，donne moi pour la dernière fois ta bénédiction et que la volonté de dieu soit faite！”[56]我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想到这里就大哭起来。但是我猛然回想起等待着我的可耻的处罚，现实便露出它的真面目，幻想转瞬间都消逝了。
有时我想象自己已经自由了，不是在我们家里。我加入了骠骑兵团，前去打仗。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冲来，我挥舞着佩刀，杀死一个，又挥一下，又杀死一个，接着又是一个。最后，由于受伤和疲劳，我没有一点力气，就倒在地上，喊道：“胜利啦！”将军走到我跟前，问道：“我们的救星，他在哪儿？”人们指着我，他就扑过来拥抱我，含着欢喜的眼泪喊道：“胜利啦！”我逐渐恢复健康，胳膊上绑着黑色吊腕带，在特维尔林阴路上散步。我当了将军！那时皇帝遇见我，问道：“那个负了伤的年轻人是谁？”人们对他说，这就是那位著名的英雄尼古拉。皇帝走到我跟前，说：“谢谢你。无论你要求什么，我都照办。”我恭恭敬敬地行个礼，倚着佩刀，说：“我很高兴，伟大的皇帝，能够为祖国流血，我愿意为祖国牺牲；但是，如果承您的恩宠，许我要求什么，我只要求一件事，允许我消灭我的仇人，那个外国鬼子St.-Jérome。我渴望消灭我的仇人St.-Jérome。”我威风凛凛地站在St.-Jérome面前，对他说：“你造成我的不幸，à genoux[57]！”但是我猛然想起，真的St.-Jérome随时会拿着树条进来，于是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拯救祖国的将军，而是一个最可怜、最悲惨的人了。
有时我想到上帝，我大胆地询问他，他为什么惩罚我？“我觉得早晚并没有忘记祷告；那么，我为什么要受苦呢？”可以肯定地说，在少年时期使我不安的对宗教的怀疑，现在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怀疑，并不是因为我遭到不幸，因而产生抱怨和不信神的心情，而是因为在我完全神经错乱和整日孤寂的这个时候，天道不公的思想涌上了我的心头，像一颗不好的种子雨后落在松软的土地上，迅速生根发芽一样。有时我想象我一定会死掉，我便生动地想象着当St.-Jérome在贮藏室找到的不是我，而是一具死尸时，他所表现的惊异神情。我回想起纳塔利娅·萨维什娜讲的故事，说死人的阴魂不散，四十天不离开自己的家，我想象自己死后，就变成隐身人，在外祖母家所有的房间里游荡，偷听柳博奇卡真心真意的哭泣、外祖母的叹息、爸爸同奥古斯特·安东内奇的谈话。“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爸爸会眼中含着泪水说。“是的，”St.-Jérome说，“不过淘气极了！”“您应当尊重死者！”爸爸就会说，“是您把他置于死地；您把他吓坏了，他忍受不了您给他准备下的那份侮辱……滚吧，恶棍！”
于是St.-Jérome就跪倒在地，哭着求饶。四十天以后，我的灵魂就飞到天堂去；在那儿我会看到一样美妙得惊人的、洁白透明的、长长的东西，感到那就是我母亲。那个白白的东西一直围绕着我，爱抚我；但是我觉得心神不定，好像辨认不出她来。“如果真的是你，”我说，“那就把身形显得更好一些，好让我能拥抱你！”于是她的声音回答我说：“我们这儿全都这样，我无法更好地拥抱你。难道这样你不高兴吗？”“不，我非常高兴，但是你不能给我搔痒，我也不能吻你的手……”“不必这样，在这儿，这样就好极了。”她说，于是我觉得真的美好极了，我同她一起越飞越高。这当儿我仿佛醒过来，又发现自己坐在漆黑的贮藏室里的大箱子上，泪流满面，毫无意义地重复一句话：“我们越飞越高。”我费了好半天的气力来弄清自己的处境；但是现在，我的心目中呈现出一幅阴惨透顶、难以测知的远景。我极力想再唤回那些被现实的意识打断了的、慰藉人心的快乐梦想，但是使我惊异的是，我刚一进入先前那些幻想的境界，就看出它们不可能接续下去，而最使人惊奇的是，它们已经不能使我得到丝毫的乐趣了。
十六 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在贮藏室里过了夜，谁也不来看我；到了第二天，就是说星期天，他们才把我转移到教室旁边的小屋里，又上了锁。我开始希望我的惩罚只限于监禁。在甜蜜的、令人身心舒畅的睡眠，在结着霜花的窗上嬉戏的灿烂的阳光和大街上日常的喧闹声的影响下，我的思想开始平静下来。但是孤独依然令人十分难受；我想活动，把郁结在心里的一切向什么人倾诉，但是我周围没有一个活人。这里比贮藏室更加令人不痛快，因为，尽管我觉得非常讨厌，但是我不能不听着St.-Jérome一面在自己房里走动，一面十分平静地吹着愉快的歌曲。我完全相信，他根本不想吹口哨，只不过是吹来折磨我罢了。
两点钟的时候，St.-Jérome和沃洛佳下楼去，尼古拉给我端来午饭，当我和他谈起我的所作所为和会有什么结局时，他说道：
“唉，少爷！不要发愁，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虽然这句格言以后不止一次地鼓舞我那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得到一些安慰，然而使我苦苦沉思的却正是这个情况：给我送来的不是一块面包和水，而是全份午餐，甚至还有甜点心。如果他们没有给我送来甜点心，那就表示他们用禁闭来惩罚我，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还没有受到惩罚，仅仅作为危险人物同其他人隔离开，将来还是要惩罚的。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时候，一把钥匙在我的监牢的锁眼里转动了，St.-Jérome脸上带着严厉的、公事公办的神气走进屋来。
“到您外祖母那儿去！”他望也不望我，说。
我想把短外衣袖子上蹭的白粉掸掉再走出屋去，但是St.-Jérome说这根本不必要，仿佛我处在那么可怜的精神状态中，用不着为自己的外表操心。
当St.-Jérome拉着我的手穿过大厅的时候，卡坚卡、柳博奇卡和沃洛佳都用那样的神情望着我，就像我们平时在星期一观看从我们窗前押解过去的罪犯一样；当我走到外祖母的安乐椅跟前，打算吻她的手时，她扭过身去，把手藏在斗篷里。
“是的，我亲爱的，”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她说；沉默的时候她用非常严厉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叫我真不知道望着哪儿，把手放到什么地方才好，“我可以说，您很重视我的爱，是我真正的安慰。St.-Jérome先生是经我的请求，”她拉长每一个字的声调，接着说，“来教育您的，而现在他不愿意再在我家里待下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您，我亲爱的。我希望您会感激，”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她的声调表明她事先已经打好腹稿，“为了他的关怀和操劳，我希望您能重视他的功劳；可是你，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娃娃，居然敢动手打他。好啊！好极了！我也开始认为，您不能理解高尚的待遇，对您非得用别的不体面的手段不可了……立刻去请求他饶恕，”她指着St.-Jévome，用严厉的命令口吻补充说，“你听见了吗？”
我向外祖母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St.-Jérome的大礼服之后，就扭过身去，一动也不动，又感到心揪了起来。
“怎么？难道您没有听见我对您讲的话吗？”
我浑身颤抖，但是动也不动。
“考考！”外祖母说，想必看出来我内心的痛苦。“考考，”她说，用的已经不是命令的口吻，而是柔和的声调了，“你就这样吗？”
“外祖母！无论如何我也不求他饶恕……”我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我感到，如果我再说一个字，我就要控制不住窒息着我的眼泪了。
“我命令你，我请求你，你为什么不呢？”
“我……我……我……不愿意……我不能够！”我说，郁积在我胸口的、被压抑的呜咽，突然冲破障碍，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
“C’est ainsi que vous obéissee à votre second mère，c’est ainsi que vous reconnaissee ses bontés！”[58]St.-Jérome用悲痛的腔调说，“à genoux！”
“噢，我的天啊，但愿她能看见这个情景！”外祖母说着，背过身去，擦掉眼中涌出的泪水，“要是她能看见……就好了。不，她受不了这种痛苦，一定受不了。”
于是外祖母越哭越伤心。我也哭了，但是并不是想讨饶。
“Tranquillisee-vous au nom du ciel，madame la comtesse！”[59]St.-Jérome说。
但是外祖母已经不听他的话；她用双手捂住脸，她的呜咽很快就变成哽咽和歇斯底里。米米和加莎神色惊慌地奔进屋来，出现了酒精的气味，整个家里突然充满了奔跑和耳语声。
“看看您干的好事吧！”St.-Jérome说着，一边把我带到楼上去。
“我的老天爷，我闯了大祸了！我犯了多大的罪呀！”
St.-Jérome吩咐我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就下楼去了。他刚走后，我就糊里糊涂地顺着通到外面的大楼梯跑下去。
我是打算从家里逃跑呢，还是要投水自尽，我记不得了；我只知道我沿着楼梯越跑越远，用两手捂住脸，免得看见任何人。
“你到哪儿去？”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问我，“我正要找你，亲爱的！”
我想从他身边跑过去，但是爸爸抓住我的胳膊，严厉地说：
“跟我来，亲爱的。你怎么敢动我书房里的公文包？”他说着，把我领进小起居室。“喂，你怎么一声不响啊？喂……”他补充一句说，揪住我的耳朵。
“我错了，”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哼，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他反复地说，说一个字就揪一下我的耳朵，“你将来还要乱管闲事吗？还要吗？还要吗？”
虽然我感到耳朵痛极了，但我却没有哭，精神上反而产生了一种快感。爸爸一放松我的耳朵，我就抓住他的手，含着泪水，热烈地吻起他的手来。
“再打我一顿吧！”我眼泪汪汪地说，“再使劲些，再疼一些，我是个坏蛋，我是个可恶的人，我是个不幸的人！”
“你怎么啦？”他说着，轻轻地推开我。
“不，我决不去。”我说，抓住他的大礼服不放，“大家都憎恶我，我知道这一点，但是，看在上帝分上，你听我说说。保护我，要不就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生活，他千方百计地侮辱我，命令我跪在他面前，要用鞭子抽我。我不能这样做，我不是个小孩，我忍受不了这个。我会死掉，我会自杀。他告诉外祖母，说我是个坏蛋；她现在病倒了，她会为了我死去的！我……同……他……看在上帝分上，鞭打我吧……何苦……折……磨我。”
眼泪哽住我的呼吸。我坐到沙发上，再也说不下去了，我把头垂在他的膝盖上，痛哭得那么厉害，仿佛我当时就会死掉一样。
“你说的是什么，胖娃娃？”爸爸同情地问道，俯在我身上。
“他是我的暴君……我的迫害者……我会死掉的……谁也不爱我！”我好容易才说出来，说完就抽起风来。
爸爸把我抱起来，送到寝室去。我睡着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我的床边点着一支蜡烛，房间里坐着我们的家庭医生、米米和柳博奇卡。从他们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们在为我的健康担忧。但是，经过十二小时的睡眠以后，我觉得那么舒适，那么轻松，要不是我觉得打破他们确信我是病重的想法是一件杀风景的事，我就马上从床上跳起来了。
十七 仇恨
是的，这是真正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仅仅在小说里描写的而我并不相信的仇恨，并不是那种仿佛以损害别人为乐事的仇恨，而是这样一种仇恨：它促使你对本来值得你尊敬的人抱着无法克制的反感，使你觉得他的毛发、脖颈、步伐、声音、四肢和一举一动无一不令人讨厌，同时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把你吸引到他那里，迫使你怀着不安的心情注意观察他最细微的动作。这就是我对St.-Jérome所怀的感情。
St.-Jérome已经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半。现在当我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个人的时候，我发现他是个很好的法国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并不愚蠢，相当有学问，并且忠心耿耿地为我们尽义务，但是他具有他的同胞们所共有的、同俄国人的性格截然相反的特点——轻浮的个人主义、爱好虚荣、蛮横无礼、愚昧地自以为是。这一切我非常不喜欢。不消说，外祖母曾对他说明过她对体罚的看法，因此他不敢打我们；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常常用树条威吓我们，特别是对我，把fouetter[60]这个字说得那么难听，近似变打，而且用那么一种声调，好像鞭打我是他的最大的乐事。
我一点也不怕处罚的痛楚，我从来没有尝过那种滋味，但是一想到St.-Jérome可能打我，我就陷入极度的悲观和愤怒之中。
有一次，卡尔·伊万内奇发了火，亲手用戒尺或者吊袜带来惩治我们，但是回想起这件事来，我没有一点儿恼恨。即使在我所讲的那个时候(那时我十四岁)，如果卡尔·伊万内奇打我一顿，我也会冷静地忍受他的殴打。我爱卡尔·伊万内奇。从我懂事起就记得他，一向把他看作家庭的一员；但是St.-Jérome为人自高自大，扬扬自得，除了所有的大人们教导我的那种不是出自我本心的尊敬以外，我对他毫无好感。卡尔·伊万内奇是个可笑的老保育员，我从心眼里爱他；但是在我对社会地位的幼稚理解中，我依旧认为他比我低。
St.-Jérome恰好相反，是个又有教养又漂亮的花花公子，他极力使自己和所有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卡尔·伊万内奇总是心平气和地责骂和处罚我们；看得出来，他认为尽管必须这样做，但它毕竟是一项很不愉快的职责。St.-Jérome恰好相反，他很喜欢摆出一副老师的架子；显然他处罚我们的时候，与其说是为了我们好，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开心。他自高自大得不得了。他那些辞藻华丽的法语，说话特别强调最后一个音节，加上accent circonflex[61]，使我说不出有多么反感。卡尔·伊万内奇生气的时候总是说：“骗人的把戏”“调皮的孩子”“发酒疯的苍蝇”。St.-Jérome却管我们叫mauvais sujet，vilain garnement[62]等等伤害我的自尊心的称呼。
卡尔·伊万内奇让我们跪在墙角里，用这种姿势所引起的肉体痛苦来处罚我们；St.-Jérome却挺起胸膛，威风凛凛地打着手势，用悲剧性的声调喊道：“A genoux，mauvais sujet！”[63]命令我脸朝他跪下，向他讨饶。这种惩罚在于侮辱人。
我没有受到责罚，甚至没有人向我提到我的事；但是我不能忘怀我这两天体验到的种种心情：绝望、羞耻、恐惧和仇恨。虽然从此以后，St.-Jérome似乎对我置之不理，差不多完全不管我，我也不能养成对他淡然处之的习惯。每当我们的视线偶然相遇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眼光表现出过分露骨的敌意，连忙装出一副冷淡的神情；但是当我觉得他明白我是在伪装时，我就脸红了，整个转过身去。
总之，无论让我和他发生任何关系，我都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十八 使女室
我越来越觉得孤独，我的主要乐趣就是独自沉思和观察。关于我沉思的对象，我将在下一章里叙述。而我观察的主要场所则是使女室，那里发生了一桩我觉得非常有趣和动人的恋爱故事。这恋爱故事的女主角当然是玛莎。她爱瓦西里，瓦西里在她还没有进外祖母家的时候就认识她，当时就答应要娶她。以后，命运使他们在五年前分离，又使他们在我外祖母家重逢，但是尼古拉(玛莎的亲叔叔)却阻挠他们的爱情，他不愿意听说他侄女同瓦西里结婚，他说瓦西里这个人做事乱来，不受管束。
这道障碍使得以前对这件事相当冷淡、毫不在意的瓦西里突然爱上了玛莎，他的爱情达到了一个穿粉红衬衫、涂着发油、当裁缝的家奴所能达到的程度。
虽然他表达爱情的方式非常奇怪和荒唐(譬如，一遇到玛莎，他总千方百计地伤害她，不是捏她一把，就是打她一巴掌，要么就使劲搂住她，使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但是他的爱情是真挚的，这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当尼古拉断然拒绝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的时候，瓦西里就借酒浇愁，经常出入酒馆，乱吵乱闹，总而言之，他的举止非常恶劣，不止一次被关到拘留所，受到丢脸的惩罚。但是这些行动及其后果，在玛莎的心目中似乎是值得赞叹的，更加助长了她对他的爱情。当瓦西里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玛莎就一天到晚眼泪不干，哭哭啼啼，向加莎(她非常关心这一对不幸的情人的事情)抱怨自己命苦，并且不顾她叔父的打骂，偷偷跑到警察局去探望和安慰她的好友。
读者们，请不要鄙弃我给你们介绍的这些人。如果你们心中的爱和同情的弦没有变弱，那么，在使女室里就会有使它们产生共鸣的音响。不论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我，我都要到楼梯口去，从那里可以看到使女室里发生的一切情景。那儿有一只炉架，上面放着熨斗和一个鼻子破了的纸做的娃娃、一只水罐和一只脸盆；窗台上凌乱地放着一块黑蜡、一卷绸子、一根吃了一半的青黄瓜和一个糖果盒；还有一张大红桌子，桌上放着没有做完的活计，活计上面放着一块用印花布包着的砖头。她坐在桌旁，穿着我喜欢的那件粉红麻布衣服，包着一条特别惹我注目的蓝头巾。她在缝衣服，偶尔停下来用针搔搔头，或者剪剪烛花；我一边望着她一边想：“她长着这么明亮的蓝眼睛，粗大的褐色发辫和高高的胸脯，为什么不一生下来就是个小姐呢？她如果头上戴着粉红缎带的小帽，穿着大红绸衣(不像米米的那一身，而像我在特维尔林阴路看见人家穿的那样的)，坐在客厅里，那该多么相称啊！那时，她就会在绣花架前刺绣，我从镜子里看她，凡是她希望的，我都照办；替她披斗篷，亲自替她端饭……”
这个瓦西里，他把肮脏的粉红衬衫的下摆露在裤子外边，衬衫上面套着瘦窄的大礼服，那副醉醺醺的面孔像什么样子！那个身形多么令人讨厌！他的一举一动，他每一弯腰，我都看出他无疑是受到了使人十分难堪的惩罚……
“怎么，瓦夏[64]，又来了？”玛莎说，把针插在针垫上，瓦西里进来时，她没有抬起头来看他。
“你以为怎么样？难道他会做出好事！”瓦西里回答说，“他要做个决定就好了；要不然，全都因为他，我就白白地毁了。”
“您喝茶吗？”另一个使女娜焦莎说。
“谢谢您啦。那个强盗，你叔叔，他为什么恨我，为什么？因为我有像样儿的衣服，因为我有派头，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总而言之……啊呀，天啊！”瓦西里挥着手结束说。
“应该听话，”玛莎说着把线头咬断，“但你总是……”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豁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听到外祖母房门的响动声和加莎的声音，她一边上楼一边抱怨。
“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要什么，你怎么能叫她满意……该死的生活，囚犯的生活！但愿上帝饶恕我的罪过吧！”她摆着手，嘟囔说。
“向您致敬，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65]！”瓦西里说，迎着她站起来。
“滚你的吧！哪儿有工夫受你的礼呀！”她望着他，怒冲冲地回答，“你老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这是男人嫖姑娘的地方吗？……”
“我想问您身体可好。”瓦西里畏怯地说。
“我快死了，这就是我的健康状况！”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抬高嗓门，更加气愤地喊道。
瓦西里笑起来了。
“没有什么好笑的，我说滚，你就滚！看看这个坏蛋，还想结婚呐，这个下流东西！喂，滚，快滚！”
于是阿加菲·米哈伊洛夫娜顿着脚，走进她自己的房间，用劲关上门，把窗玻璃都震响了。
好久还听见她在隔板后面连连咒骂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咒骂她自己的生活。她把自己的东西乱扔一气，揪她的爱猫的耳朵；最后，门开了一道缝，那只猫凄惨地叫着，被倒提尾巴扔了出来。
“看样子，我还是下次再来喝茶吧，”瓦西里小声说，“下次再见吧。”
“没有关系，”娜焦莎使了个眼色说，“我就去看看茶炊烧开了没有。”
“我要想个办法结束这种情况，”瓦西里接下去说，娜焦莎一离开，他就挨着玛莎坐下，“要不我就直接去见伯爵夫人，对她如此这般一说，要不……我就抛掉一切，跑到天涯海角，真的！”
“抛下我可怎么办……”
“我就是舍不得你，要不然我老……早就自由了，千真万确！”
“怎么，瓦夏，你为什么不把衬衫拿来让我洗？”玛莎停顿了一会儿说，“你看，都成了黑的！”她补充了一句，拉住他的衬衣领子。
这时楼下外祖母的铃声响了，于是加莎便从自己的房里走出来。
“喂，你这个坏东西，你想从她那儿得到什么？”她说，把一见她就连忙站起身来的瓦西里往门口推去，“你把这个姑娘弄到这种地步，还来缠着她，好像你高兴看见她的眼泪，无耻的东西！滚出去！别在这儿留下你的影子！你发现了他这个人有什么好处？”她接下去对玛莎说，“为了他，你叔父今天把你打得还不够吗？你老是死心眼儿：‘除了瓦西里·格鲁斯科夫，我谁都不嫁。’真是傻瓜。”
“是的，我谁都不嫁，谁都不爱，哪怕你杀死我也要跟他！”玛莎说着，突然痛哭起来。
我望了玛莎好久，她躺在大箱子上，用头巾擦着眼泪；我费尽心思想改变自己对瓦西里的看法，想找出能使她迷恋他的原因。不过，虽然我真心同情她的悲哀，但我怎么也不理解，以她这样一个让人神魂颠倒的人儿(我认为玛莎是这样)，为什么竟会爱上瓦西里。
“等我长大了，”我上楼回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心里暗自思忖，“彼得罗夫斯科耶就属于我，瓦西里和玛莎就会是我的农奴。我坐在书房里抽着烟斗。玛莎拿着熨斗到厨房去。我说：‘把玛莎给我叫来。’她就来了，屋里没有一个人……突然瓦西里走进来，看见玛莎，就说：‘我完蛋了！’于是玛莎也哭起来；可是我说：‘瓦西里！我知道你爱她，她也爱你，这一千卢布是给你的，同她结婚吧，愿上帝赐福给你！’说罢，我自己就走进起居室去。”在掠过脑际的万千思绪和幻想中，除了没有留下痕迹的，还有一些留下了深深的感人至深的沟痕；因此，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思想的实质，但是常常感到脑海里有些美好的东西，感到思想的痕迹，极力想把它再现出来。比如玛莎认为只有同瓦西里结合才能得到幸福，我想为了她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感情——这样的念头在我心中就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十九 少年时代
我少年时代最爱好和经常思索的东西，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同我的年龄和地位非常不协调。但是，据我看来，一个人的地位和他的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正是最可靠的真实的标志。
在我过着孤独的、内向的精神生活的一年间，一切有关人类使命、未来生活和灵魂不灭的抽象问题，已经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幼稚而贫乏的头脑，以其全部没有经验的热情，极力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标明人类智慧已经达到最高阶段，但是它们却得不出答案来。
我觉得，人类智慧在各个人身上都是按着它千百年来发展的途径发展的，作为各种哲学理论基础的思想是智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是，每个人在知道哲学理论的存在以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清楚地理解它们了。
这些思想那么清晰、那么惊人地在我的头脑中出现，我甚至极力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中去，以为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种伟大而有益的真理的人。
有一次我忽然想到，幸福并不在于外在的原因，而是以我们对外界原因的态度为转移，一个吃苦耐劳惯了的人就不可能不幸。我为了使自己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就不顾剧烈的疼痛，伸直胳膊把《塔季谢夫词典》高举五分钟之久，或者到贮藏室去，用绳子使劲抽打自己的光脊背，疼得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又有一次我忽然记起，死神随时随刻都在等待我，我纳闷以前人们为什么不理解，一个人只有及时行乐，不考虑将来，才会得到幸福。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有三四天抛开功课，只躺在床上以读小说为乐事，吃点我用最后的钱买来的蜜糖姜饼。
又有一次，我站在黑板前面，用粉笔画各种各样的花样，当时我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为什么对称看起来就顺眼？对称是什么呢？我自己回答说，这是天赋的感觉。这种感觉以什么为基础呢？在生活中一切都有对称吗？恰恰相反，生活是这样的——于是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椭圆形。死后灵魂进入永恒；这就是永恒——我从椭圆的一边起画了一条线一直拉到黑板边上。那一边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线呢？实际上，永恒怎么能只在一边呢？我们在出生以前一定就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忘记了。
当时我觉得这种推理特别新奇而明确，我现在已经很难追溯它的来龙去脉。不过，它使我欢喜极了，我拿起一张纸，打算把它写出来；但是，由于千思万绪一齐涌上心头，我不得不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当我走到窗口，我注意观看一个车夫套上去运水的马，我把所有的思路都集中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匹马死后转世，它会变成什么牲口，或者变成什么人？这时，沃洛佳从房里穿过去，看见我在想心事，就笑了笑。他的微笑足以使我了解我所想的一切都是十分荒唐的胡思乱想。
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桩事情是值得纪念的，我所以叙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了解我当时的思考是怎样的。
但是，在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再也没有比怀疑主义更使我神往的了，有一个时期，怀疑主义使我濒于疯狂的境地。我曾经想象：在整个宇宙中，除了我而外，什么人和什么东西都不存在，物体并非物体，只是当我加以注意时才出现的形象，我一不想它们，这些形象马上就消失了。总而言之，我的思想同谢林[66]不谋而合：物体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我同物体的关系。在这种固定观念的支配下，我曾经达到非常疯狂的地步，有时飞快地转过头去，朝对面张望，希望出其不意地、在我不曾存在的地方找到空虚(néant)。
人类的智慧是精神活动的可怜的、微不足道的动力！
我的贫乏的智慧看不透无法洞察的东西，然而在这种力所不及的精神活动中，我接二连三地丧失了那种为了我一生幸福我永远也不敢触动的信念。
在这一切繁重的精神活动中，除了削弱我的坚强意志随机应变的智能和经常进行破坏新鲜感觉以及明确理性的精神分析的习惯而外，我毫无收获。
由于人类在一定时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心情，并把它转移入记忆之中，这就形成了抽象的概念。我对抽象思维的爱好在我的意识中畸形发展的程度，使我开始想到最普通的事物时，我常常陷入分析自己的思想而得不出任何结论的圈子，我不再考虑盘踞在我脑际的问题，而在思索我在想的究竟是什么。我自问：我在想什么？我回答说：我在想我所想的东西。可是现在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想什么。这样思索下去，我脑子就糊涂了……
但是我的哲学发现却使我的虚荣心得到特别的满足：我时常想象自己是个为全人类幸福发现了新的真理的伟大人物，我怀着了解自己身价的高傲心情来看待其他的凡人；但是，说也奇怪，每逢我接触这些凡人，我对哪一个都感到忸怩不安，我对自己的估价越高，我就越是不但不能向别人表达自尊的意识，连不为自己最简单的言语行动感到惭愧，都觉得不习惯了。
二十 沃洛佳
真的，这段生活我越往下描写，就越感到痛苦难堪。在这一阶段的回忆中，我极少找到那样光辉而且经常地照亮我的人生开端的那种真正的温暖感情的时刻。我不禁希望快快地跨过少年时期这片沙漠，到达一个幸福的时期，那时又有温暖而高贵的友情的光辉照耀着少年时期的结束，并且为充满愉快和诗意的新阶段——青年时期奠定开端。
我不想再琐琐碎碎地追忆往事，在从我以上讲述的时期起一直到我同一个对我的性格和倾向有决定性良好影响的非凡人物接近为止的阶段，我只想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其中最主要的事件。
沃洛佳日内就要进大学了，教师们已经单独给他上课。我怀着嫉妒和不由自主的尊敬心情倾听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很敏捷地写着，解析函数、正弦、坐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高不可攀的大智大慧的表现。有一个星期日，午饭后，所有的教师和两位教授都聚集在外祖母的房间里，当着爸爸和几位客人的面，举行了大学入学考试演习，在演习中，沃洛佳表现出非凡的博学多识，使外祖母高兴万分。他们也问了我一些课程中的问题，但是我答得很不好，教授们显然极力要在外祖母面前掩饰我的无知，这使我更加难堪了。然而，大家并不大注意我，因为我才十五岁，离考大学还有一年。沃洛佳只有吃午饭时才下楼，他整天，甚至整晚，都在楼上学习，这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他特别自负，不愿意勉强及格，而要成绩优异。
第一场考试的日子到了。沃洛佳穿上缀着青铜纽扣的蓝色燕尾服，戴着金表，穿着漆皮靴。爸爸的轻便四轮马车驶到门前，尼古拉打开车帘，沃洛佳同St.-Jérome上了车，往大学里去。姑娘们，特别是卡坚卡，喜笑颜开地望着窗外沃洛佳上车时匀称的身材。爸爸说：“上帝保佑吧，上帝保佑！”外祖母也勉勉强强走到窗口，眼中含着泪花，朝着沃洛佳画十字，嘴里念念有词，一直到马车拐过小巷的转角才罢。
沃洛佳回来了。大家都急不可耐地问他：“怎么样？好吗？多少分？”不过，从他那高兴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情况很好。沃洛佳得了五分。第二天，大家又怀着祝他成功的愿望和担心的心情把他送走，又怀着迫不及待和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回来。这样过了九天。第十天举行最后一门最难的考试——神学。大家都站在窗口，更为焦急地等待着他。已经两点钟了，可是沃洛佳还没有回来。
“我的上帝啊！唉呀！！！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柳博奇卡叫道，脸紧贴在窗玻璃上。
果然不错，在马车里，沃洛佳坐在St.-Jérome旁边，但是他穿的已经不是那身蓝色燕尾服，戴的已经不是那顶灰帽子，而是一套缀有浅蓝色绣花衣领的大学生制服，戴着三角帽，身边挎着一把短短的镀金宝剑。[67]
“噢，你[68]要是活着就好了！”外祖母看见沃洛佳穿着那身制服，叫了一声，就晕倒了。
沃洛佳容光焕发地跑进前厅，亲吻和拥抱我、柳博奇卡、米米和卡坚卡，这使卡坚卡羞得脸一直红到耳根。沃洛佳欢喜得忘了形。他穿上那身制服有多漂亮啊！那浅蓝衣领和他那刚刚长出来的黑色小胡子是多么相称呀！他的细长腰身有多么好看，举止是多么优雅！在那令人永远难忘的日子，大家都在外祖母房里用午饭，大家都笑逐颜开。上点心的时候，管家带着庄严而又愉快的神情，拿来一瓶用餐巾包着的香槟酒。自从妈妈死后，外祖母第一次喝香槟，在祝贺沃洛佳的时候，干了一满杯；她望着他，又高兴得哭起来。从此，沃洛佳就独自坐着自己的马车出门，招待自己的朋友到自己家里来，抽烟，参加舞会，我甚至亲眼看见，有一次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同他的朋友们喝了两瓶香槟酒，听见他们频频为什么神秘的女人干杯，争论谁该得到le fond de la bouteille[69]。然而，他经常在家吃午饭，饭后依旧坐在起居室里，老是神秘地同卡坚卡谈论着什么；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但就我所能听到的，他们只是谈读过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谈到嫉妒和爱情。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们能在这种谈话中得到什么乐趣，他们为什么那么神秘地微笑，那么热烈地争论。
总之，我发现，在卡坚卡和沃洛佳之间，除了儿时伴侣的友情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俩与我们疏远，使他们彼此秘密地联系起来。
二十一 卡坚卡和柳博奇卡
卡坚卡十六岁；她长大了。一个小姑娘在年龄转变时期所特有的体态不匀称、羞涩和笨拙的举止已经消失，而出现了像含苞欲放的花朵一样的和谐、娇艳和优雅。不过，她的模样并没有改变。还是那双淡蓝色的眼睛，那笑盈盈的目光，还是几乎与前额形成一条直线的笔直的小鼻子和坚实的鼻孔，还是那含着愉快笑意的嘴唇，在光泽而红润的脸颊上还是那两个小酒窝，还是那双白皙的小手……不知道为什么，整洁的小姑娘这个名称对她仍然非常合适。她身上出现的新特点，只是她像大人一样梳着淡棕色的粗辫子和显然使她又羞又喜的青春的胸脯。
虽然柳博奇卡和她一齐成长和受教育，但是她在各方面都是个截然不同的小姑娘。
柳博奇卡身材不高，佝偻病的后果使她直到如今还是罗圈腿，腰身很难看。她全身只有眼睛好，这双眼睛真是美极了，又大，又黑，含着那样矜持而天真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愉快神情，使人不能不注意它们。柳博奇卡在各方面都纯朴自然；而卡坚卡却仿佛愿意模仿什么人似的。柳博奇卡总是直视着人，有时候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久久地盯在什么人身上，直到人家骂她没有礼貌才垂下眼皮；卡坚卡恰恰相反，眼睫毛垂着，眼睛眯缝着，硬说她是近视眼，虽然我很清楚，她的视力好极了。柳博奇卡不愿意在外人面前装模作样，有人在客人们面前吻她的时候，她就绷着脸说，她忍受不了这种温情劲儿；而卡坚卡正相反，当着客人们的面，对米米总是显得特别温柔，喜欢搂着别的姑娘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柳博奇卡非常爱笑，有时她一边大笑，一边挥动着胳膊满屋子乱跑；而卡坚卡恰好相反，刚要笑，就用手帕或者双手捂住嘴。柳博奇卡总是笔直地坐着，走路时垂着胳膊；而卡坚卡总是微微歪着头，走起路来抱着胳膊。柳博奇卡同成年男人谈话的时候总是高兴极了，说她一定要嫁个骠骑兵；卡坚卡却说，她觉得所有的男人都讨厌，她永远不嫁人，男人同她说话的时候，她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好像害怕什么一样。柳博奇卡为了米米给她把紧身衣束得那么紧，使她“喘不过气来”，总生她的气，而且很爱吃；而卡坚卡相反地，常常把一个指头放在自己衣服的突出部分，让我们看衣服有多么肥大，而且她吃得特别少。柳博奇卡爱画头像，卡坚卡却只画花卉和蝴蝶。柳博奇卡弹奏菲尔德的协奏曲和贝多芬的一些奏鸣曲，弹得非常明晰；卡坚卡却弹变奏曲和华尔兹舞曲，拉长拍子，踏着节拍，不住地踩踏板，未开始弹曲子以前，先富有感情用琶音弹三组和弦……
但是卡坚卡，据我当时的看法，更像个大人，因此更合我的心意。
二十二 爸爸
自从沃洛佳进了大学，爸爸特别高兴，到外祖母那里去吃午饭的次数比往常更频繁了。不过，他高兴的原因，据我听尼古拉说，是他最近赌钱大赢。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晚上去俱乐部以前，他还到我们这里来，坐在钢琴旁边，让我们围着他，用他的软靴(他不喜欢后跟，他的靴子上从来没有后跟)打着拍子，唱茨冈人的歌曲。那时你该看看他的爱女柳博奇卡，他的崇拜者的那副可笑的狂喜神情。有时他走进教室，一本正经地听我回讲功课，但是从他想用来纠正我的一些话看来，我发现他不大清楚我所学习的东西。有时候，外祖母无缘无故骂起人来，生大家的气，他就偷偷眨眨眼睛，向我们做手势。事后他说：“哦，我们挨骂了，孩子们！”总之，他在我的心目中，逐渐从我童年的想象把他摆在的那个高不可攀的高处稍稍下降。我照旧怀着真诚的敬爱心情吻他那白皙的大手，但是我已经敢于估量他，评论他的行动，我不由自主地产生的这些念头，使我大为吃惊。我永远忘不了使我产生许多这类思想和使我的精神受到许多痛苦的一次事件。
有一回晚上很晚的时候，他穿着黑燕尾服和白背心走进客厅，打算带着正在自己房里换衣服的沃洛佳去参加舞会。外祖母在卧室里等着看看沃洛佳(她有个习惯，在沃洛佳每次去舞会之前，总要把他叫到跟前，祝福他，打量他，嘱咐他一番)。大厅里只点着一盏灯，米米和卡坚卡在踱来踱去，柳博奇卡坐在钢琴前边，练习妈妈喜爱的曲子，菲尔德的第二协奏曲。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像我姐姐和我母亲那样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不在于面貌，也不在于体态，而在于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她的手，她走路的姿态，特别是她的声音和某些表情。当柳博奇卡发脾气说“缠着我一辈子”的时候(妈妈也有说“一辈子”的习惯)，叫人听起来就像妈妈拉长声调说“一——辈——子”一样；但是，最罕见的相似是她弹钢琴的姿势和与此有关的一举一动：她同样地整理衣服，同样地用左手翻乐谱，当她很久弹不好难弹的段落时，也同样懊恼地用拳头敲打琴键，说：“啊，我的天！”她弹奏美妙动人的菲尔德的协奏曲时，那种同样难以捉摸的细腻而清晰的技巧，真堪称为jeu perlé[70]，那种魅力是最流行的钢琴家们的任何手法都不能使我们忘怀的。
爸爸迈着急促的小步走进屋来，走到柳博奇卡跟前，她一看见他，就停下不弹了。
“不，弹下去，柳芭，弹下去！”他说，让她坐下，“你知道，我多么爱听你……”
柳博奇卡继续弹下去，爸爸用手托着腮帮，面对着她坐了好久；随后，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每次走到钢琴旁边都停下来，久久凝视着柳博奇卡。从他的举动和走路的姿态上，我看出他心里很激动。在大厅里走了几趟之后，他在柳博奇卡的椅子背后停下，吻吻她那乌黑的头发，随后迅速地转过身去，又继续踱步。柳博奇卡弹完那支曲子，走到他面前，问道：“好吗？”他默默地抱住她的头，怀着我在他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柔情吻她的前额和眼睛。
“啊，我的天啊！你哭了！”柳博奇卡突然说，松开他的表链，她那双含着惊异神情的大眼睛紧盯着他的脸，“原谅我，亲爱的爸爸，我完全忘了这是妈妈的曲子。”
“不，好孩子，常常弹吧！”他用激动得颤抖的声音说，“但愿你知道，和你一同哭一场我觉得多好过……”
他又吻了吻她，极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激动，耸耸肩膀，走出穿过走廊通到沃洛佳房间的那扇门。
“弗拉基米尔，快准备好了吗？”他叫了一声，停在走廊中间。正在这时，使女玛莎在他身边走过，一看见主人，她就低下头，想从他身边绕过去。他把她拦住。
“你越来越漂亮啦！”他说着，朝她俯下身子。
玛莎脸红了，头垂得更低。
“请让我……”她小声说。
“弗拉基米尔，喂，快好了吗？”爸爸又说了一遍，当玛莎走过去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就耸耸肩膀，咳嗽了一声……
我爱父亲，但是人的理智是不受感情支配的，人的理智中常常包含着伤害感情、不为感情所理解、对感情十分残酷的思想。虽然我极力想摆脱这种思想，但是它们却袭上我的心头……
二十三 外祖母
外祖母一天天衰弱下去；她叫人的铃声、加莎的抱怨声和房门的噼啪声，更频繁地从她的房间里传出来，她接见我们已经不是在起居室里的高背安乐椅上；而是在卧室里堆放着镶花边的枕头的高床上。向她问安的时候，我发现她手上有一个浅黄的很光泽的肿瘤，房间里充满了五年前我在妈妈房间里闻到的难闻的气味。医生一天来看她三次，而且已经会诊了几次。但是她的脾气，她对待家里所有的人，特别是对待爸爸那种高傲而讲究礼节的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她讲起话来依旧拉长声调，扬起眉毛，说：“我亲爱的。”
已经有好几天不让我们去见她了，有一天早晨上课的时候，St.-Jérome提议我跟柳博奇卡和卡坚卡去兜风。尽管上雪橇的时候，我发现外祖母房间窗前的街上铺着干草，我们的大门口站着几个穿蓝袄的人，但是我却一点也没能理解，为什么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打发我们出去游逛。这一天，整个出游的时候，我和柳博奇卡不知为什么兴致特别高，每一桩平常的事情，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使我们放声大笑起来。
一个小贩捧着托盘快步跑过马路，我们见了就笑起来。一个衣衫褴褛的雪橇车夫挥动缰绳的一端，纵马追赶我们的雪橇，我们见了哈哈大笑起来。菲利普的鞭子挂住了雪橇的滑木；他回过头来说：“哎呀！”我们见了笑得要死。米米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说，只有蠢人才无缘无故地傻笑。于是柳博奇卡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她由于拼命忍住笑，把脸都憋红了。我们的视线相遇之后，便哈哈狂笑起来，笑得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们无法控制使我们透不过气来的一阵阵哄笑。我们刚刚平静下来一点，我就望望柳博奇卡，说一句在我们中间流行一时的、一向引人发笑的妙语，于是我们又哈哈大笑起来。
快到家的时候，我刚张开嘴，要对柳博奇卡做一个妙不可言的鬼脸，就看到靠着我家一扇大门的一个黑棺材盖，使我大吃一惊，我的嘴就那样歪着僵住了。
“Votre grand-mère est morte！”[71]St.-Jérome说，脸色苍白地迎着我们走出来。
外祖母的尸体停放在家里的全部时间，我一直感到一种难过的怕死心情。就是说，死尸清楚地、令人不快地提醒我说，有朝一日，我也会死去。不知为什么，这种心情总夹杂着伤感。我并不惋惜外祖母，而且也未必有人真心惋惜她。虽然吊客盈门，但是对她的死谁也不感到惋惜，只有一个人是例外，她的极度悲伤使我惊讶得无法形容。这个人就是使女加莎。她藏到顶楼上，把自己锁在里面，不住地哭泣，咒骂自己，揪自己的头发，不愿听任何劝告，她说失掉了她所敬爱的女主人以后，只有死是她唯一的安慰。
我再重复一遍，感情上的矛盾乃是真实最可靠的标志。
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关她的回忆和各种各样的议论仍然存在我们家里。这种种议论多半同她临死前立的遗嘱有关，至于遗嘱的内容，除了她的遗嘱执行人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外，谁也不知道。我注意到外祖母的仆人们中间有些骚动，时常听到谁将归谁所有的猜测，我承认，我不由自主地、愉快地想到我们将要得到遗产了。
六个星期以后，一向是我们家传播新闻的尼古拉对我说，外祖母把她的全部财产都留给柳博奇卡，把她婚前的监护权委托给伊万·伊万内奇公爵，而不是爸爸。
二十四 我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进大学了。我学习得很好。上课时我不但不怀着惧怕的心情等待教师到来，甚至还感到某种乐趣。
清楚明晰地回讲我学会的功课，我觉得很愉快。我准备入数学系，说老实话，我做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原因是，正弦、切线、微分、积分，以及诸如此类的名词，使我特别喜欢。
我的身材比沃洛佳矮得多，肩宽，肥胖，还像从前那么难看，我还像从前一样为此苦恼。我极力想显得与众不同。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安慰：这就是，爸爸有一天谈到我，说我相貌聪明，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St.-Jérome很满意我，夸奖我，我不仅不再憎恨他，而当他有时说以我的才能和我的聪明，不做出一番事业是很可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很喜爱他了。
我早就不去观察使女室的情况了，因为我觉得躲在门后是可耻的，又加上确信玛莎爱瓦西里，老实说，这使我的心有些凉了。彻底医好我所害的倒霉的单相思病的是瓦西里的结婚，由于他的请求，我曾亲自为他的婚事求得爸爸的同意。
当新婚夫妇用托盘端着糖果，来向爸爸道谢，而玛莎戴着系蓝缎带的帽子，也为了什么来向我们大家道谢，吻我们每个人的肩头的时候，我只闻到她头发上的玫瑰发油的香味，丝毫也不激动。
总而言之，我开始慢慢地改正我少年时期的缺点，不过，主要的缺点却没有纠正，这就是爱好空想，这种爱好使我一生受害不浅。
二十五 沃洛佳的朋友们
虽然在沃洛佳的朋友圈子里我扮演了有伤我的自尊心的角色，但是当他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却喜欢坐在他的房间里，默默地观察那里发生的一切情景。最常来找沃洛佳的是副官杜布科夫和大学生涅赫柳多夫公爵。杜布科夫身材矮小，肌肉发达，黑头发，已经不是刚进入青年时期，腿短一点，但是长相不难看，而且总是高高兴兴的。他是一个才智不高的人，这种人正因为才智不高而特别可爱，他们不能从各方面观察事物，他们永远被现象所迷惑。这类人的判断常常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但总是坦率而吸引人的。甚至他们的狭隘的个人主义，不知为什么，也显得情有可原和可喜可爱。除此而外，杜布科夫对于沃洛佳和我有着双重的魅力，他那军人的仪表，尤其是他的年纪，不知为什么，年轻人总习惯把这一点同他们估价很高的体面(comme il faut)的概念混为一谈。不过，杜布科夫真是人们所谓的un homme comme il faut[72]。只有一点使我很不痛快，这就是在他面前，沃洛佳有时好像为了我的天真的举动，尤其是我年幼无知而感到羞愧。
涅赫柳多夫并不漂亮：灰色的小眼睛，低平的前额，四肢不匀称，都不够个美字。他身上唯一美的地方是他那魁伟得出奇的身材，娇嫩的脸色和漂亮的牙齿，但是由于那光辉照人的小眼睛和那时而严肃、时而稚气和若隐若现、变化多端的微笑，他的面孔获得了那样独特而精力充沛的特征，使人不能不瞩目。
他似乎非常怕羞，一点小事就使他脸红到耳根；但是他的羞涩跟我的不一样。他的脸羞得越红，他的神色就变得越果断。好像他为了自己的弱点而生自己的气一样。
虽然他好像同杜布科夫和沃洛佳很要好，但是很显然，他同他们的交往只是出于偶然。他们的爱好完全不同：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好像最怕谈论严肃的问题和令人感伤的东西；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是个极端热情的人，虽然遭到嘲笑，却常常谈到哲学问题和情感。沃洛佳和杜布科夫喜欢谈论自己的恋爱对象(他们时常一下子爱上几个女人，有时两个人又爱上了一个)；涅赫柳多夫恰好相反，他们一暗示到他爱某一个红头发的姑娘，他就要大发脾气。
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时常拿自己的亲戚开一个善意的玩笑，而涅赫柳多夫恰恰相反，若是有人说一句不利于他热烈崇拜的姨母的话，就会发怒。沃洛佳和杜布科夫晚饭后时常坐着车到什么地方去游逛，不带涅赫柳多夫，并且管他叫作美人儿……
从第一次见面后，涅赫柳多夫公爵的谈吐和仪表都使我感到惊异。但是，尽管我发现他的性格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也许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初次和他见面的时候，心里产生了远非友好的感情。
我不喜欢他那灵活的眼神、坚决的声调、傲慢的态度，尤其是他那种完全漠视我的神情。在谈话中间，我特别爱和他唱反调；为了惩治他的自高自大，我想在辩论中驳倒他，向他表明，尽管他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是很聪明的。
羞涩阻止了我。
二十六 讨论
下晚课后，我照平时的习惯到沃洛佳房间去的时候，他连腿带脚躺在沙发上，支着胳膊肘，在看一本法国小说。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阅读起来，这是一种最普通、最自然的动作，但是却使我脸红。我觉得，他的目光里流露出问我来干什么的神情，而他赶紧把头低下去，这又表现出他不愿让我看出那眼神的含义。我当时连对最普通的举动也爱疑神疑鬼的脾气，是我这种年龄的特征。我走到桌边，也拿起一本书；但是还没有开始看，我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整整一天没见面，这样彼此什么都不谈，是有些滑稽的。
“你今天晚上在家吗？”
“不知道，做什么？”
“没有什么。”我说，看话不投机，便拿起书看起来。
说也奇怪，沃洛佳和我单独相处时，竟会好几个钟头相对无言，但是只要有第三者在场，哪怕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就足以使我们之间展开各种各样十分有趣的谈话。我们感到，我们彼此太了解了。过分了解或者过分不了解，同样妨碍彼此接近。
“沃洛佳在家吗？”前厅传来杜布科夫的声音。
“在家。”沃洛佳说着，把脚放下来，把书摆到桌上。
杜布科夫和涅赫柳多夫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走了进来。
“喂，沃洛佳，看戏去吗？”
“不，我没有工夫。”沃洛佳红着脸回答说。
“喂，那怎么行！咱们去吧！”
“不过我没有票呀。”
“戏院门口，你要多少有多少。”
“等一等，我就来。”沃洛佳搪塞说，于是耸耸肩膀，走出屋去。
我知道，沃洛佳很想上杜布科夫邀他去的戏院；他拒绝，只是因为他没有钱，他出去是去找管家借五个卢布，等下次发钱时归还。
“您好，外交家！”杜布科夫说着，跟我握手。
沃洛佳的朋友们管我叫外交家，是因为有一次午饭后，在外祖母的房间里，不知怎地，她当着他们的面谈论起我们的前途，说沃洛佳要当军人，但是她希望我做个外交家，穿着黑礼服，梳着à-la coq[73]，她认为这是外交官必不可少的条件。
“沃洛佳到哪儿去啦？”涅赫柳多夫问我。
“我不知道。”我回答，一想到他们大概猜到沃洛佳出去的原因，脸就红了。
“大概他没有钱啦！对不对？噢！外交家！”他这样肯定地解释我的微笑，“我也没有钱，你有吗，杜布科夫？”
“我看看，”杜布科夫说着掏出钱包，用他那短手指头非常仔细地摸索里面的几个小钱，“这儿是五戈比，这儿是二十戈比，唉呀呀！”他说着做了个滑稽的手势。
这时，沃洛佳走进屋来。
“喂，去吗？”
“不去。”
“瞧你多有意思！”涅赫柳多夫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没有钱呢？要是你愿意去，就拿我的票去！”
“那你怎么办呢？”
“他到他表姐的包厢里去。”杜布科夫说。
“不，我根本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我不喜欢坐在包厢里。”
“为什么？”
“我不喜欢。我觉得不自在。”
“又来这一套！我不懂，为什么在大家都高兴看见你的地方，你会不自在。真可笑，mon cher！”
“那有什么办法，si je suis timide[74]！我相信，你这辈子从来没有红过脸，但是我随时随刻，为了一点小事，就会脸红！”他说着说着，脸就红了。
“Savee vous d’où vient votre timidité？…d’un excès d’amour propre，mon cher.”[75]杜布科夫用保护人的声调说。
“什么excès d’amour propre[76]！”涅赫柳多夫被刺到痛处，回答说，“恰恰相反，我害羞，是因为太缺乏amour propre[77]；恰恰相反，我总觉得，人家同我在一起会感到不愉快，感到无聊……因此……”
“去换衣服呀，沃洛佳！”杜布科夫说着，抓住沃洛佳的肩膀，替他脱下常礼服，“伊格纳特，给你主人换衣服！”
“因此我时常……”涅赫柳多夫接着说下去。
但是杜布科夫不再听他讲了。“特啦啦——塔——啦啦——啦——啦啦……”他哼着什么曲子。
“你不听我也要对你讲，”涅赫柳多夫说，“我要向你证明，害羞根本不是由于自尊心而产生的。”
“如果你同我们一道去，那你就证明吧。”
“我说过我不去。”
“嗯，那你就留在这儿，向外交家证明吧；等我们回来，他再讲给我们听。”
“我一定要证明，”涅赫柳多夫带着孩子气的固执劲儿反驳说，“不过要快点回来。”
“您认为我自尊心很强吗？”他说着，坐到我身边。
虽然对于这一点我有我的看法，但是听到这句出其不意的质问我是那么羞怯，以致未能马上答复他。
“我想，是的，”我说，一想到这是向他证明我聪明的好机会，我就感到我的声音发颤，红晕满面，“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尊心，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都是出于自尊心。”
“您所谓的自尊心，指的是什么呢？”涅赫柳多夫说，我觉得他的微笑带着几分轻蔑的意味。
“自尊心，”我说，“就是相信自己超群出众，聪明过人。”
“但是怎么能人人都相信这一点呢？”
“我不知道对不对，不过除我以外，谁也不会承认的；我相信我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聪明，我想您也相信这一点。”
“不，我首先要说，我遇见过一些我认为比我聪明的人。”涅赫柳多夫说。
“那不可能！”我坚信不移地回答说。
“难道您真的这么想吗？”涅赫柳多夫说着，全神贯注地打量我。
“真的！”我回答。
这时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立刻就说了出来。
“我来向您证明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爱自己胜过爱别人呢？……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更值得爱。如果我们认为别人比自己好，那么我们就会爱别人胜过爱自己，但是这种情形是从来也没有的。即使有，我的想法仍然是正确的！”我不由得带着扬扬自得的微笑补充说。
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
“哦，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聪明！”他含着那么善良的、和蔼可亲的笑容对我说，使我突然觉得幸福极了。
称赞不但对人的感情，而且对人的理智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令人愉快的影响之下，我觉得我变得聪明多了，各种想法异常迅速地接连涌入我的脑际。我们不知不觉地从自尊心谈到爱情，对这个题目，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虽然我们的讨论在局外人听来可能毫无意义，因为它是那么含糊和片面，但是对我们来说，却具有崇高的意义。我们的心灵是那么和谐，随便在一个人的任何一根心弦上轻轻一触，就会引起另一个人的共鸣。正是我们在谈话中所触及的各种心弦的共鸣，使我们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们觉得言语和时间都太少了，表达不出我们彼此要倾心吐露的思想的全部。
二十七 友谊的开端
从此以后，我和德米特里·涅赫柳多夫之间建立起相当奇怪、然而极其愉快的关系。在外人面前，他差不多毫不注意我；但是只要碰到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坐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讨论起来，忘记了一切，也不注意时间的飞逝。
我们既讨论未来的生活，也谈论各种艺术、公务、婚姻、儿童教育等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所谈论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所谈的那一派胡言是既聪明又动人的荒唐话；在青年时代，我们还重视智慧，相信智慧。在青年时代，我们的全部心力都向往着未来，而这未来，在希望(这种希望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建立在想象中幸福的可能上)的影响下，采取了那么多种多样、生动迷人的形式，因此，在这种年纪，单单是互相谈论、彼此理解关于未来幸福的幻想，就已经是真正的幸福了。在脱离实际的谈论中(这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我喜欢那样一种时刻：各种思想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快，变得越来越抽象，最后好像坠入五里雾中，使人感到没有表达它们的可能，本来打算讲心中所想的，说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喜爱这个时刻，这时在思想的领域里越升越高，突然间理解到它是浩瀚无边的，意识到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有一次，在谢肉节期间，涅赫柳多夫拼命追寻各种各样的乐趣，虽然在一天之间到我家来了好几趟，但是一次也没有同我交谈，这使我感到极大的委屈，因此我又觉得他这个人既自高自大又讨厌了。我只等着，一有机会就让他知道，我毫不珍视他的友情，对他并没有丝毫特殊的依恋之情。
过了谢肉节，他又想同我谈一谈，我第一次对他说，我要准备功课，然后就上楼去了；但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开教室的门，涅赫柳多夫走到我跟前。
“我打扰您吗？”他说。
“不。”我回答说，虽然我很想说我真的有事。
“那么您为什么离开沃洛佳的房间？要知道，咱们好久没有在一起谈谈了。我跟您谈惯了，咱们不谈，我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我的恼怒转瞬就消失了，德米特里在我的心目中又变成从前那个善良而可爱的人了。
“您大概知道我为什么走开吧？”我说。
“也许知道，”他回答着，坐到我身边，“但是，即使我猜对了，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不过，您倒可以讲讲。”他补充一句。
“那我就讲：我所以走开，是因为我生您的气……不是生气，而是觉得很烦闷。简单地说：我总害怕您因为我还非常年轻而看不起我。”
“您知道，咱俩为什么这么情投意合吗？”他说着，用善意的、聪明的目光回答我的自白，“为什么我爱您超过那些跟我交情更深、与我有更多共同点的人呢？我刚刚得出了结论。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有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说的总是我羞于承认的事情，”我证实说，“但是我只对我深信不疑的那些人讲。”
“对。不过，要对人深信不疑，就必须和他亲密无间，而咱们俩还不大友好呢，Nicolas。您记得吧，我们谈过友谊：要做真正的知己，就必须互相信任。”
“我深信：我告诉您的事情，您不会对任何人讲，”我说，“不过您要知道，最重要、最有趣的思想，恰恰就是那些我们彼此无论如何都不肯讲的东西。”
“多么卑鄙的思想！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丑恶的思想，我们就应该承认它，它就永远也不敢再进入我们的头脑中来。您知道我想到什么吗？Nicolas？”他补充说，从摇椅上站起来，笑着搓搓手，“我们这么办吧，您会明白这对咱们俩会有多么大的好处；让我们约好，彼此之间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们彼此就会更了解，而且可以问心无愧；为了不怕外人，让我们约好，永远也不把彼此的事情对任何人讲。我们就这么办吧。”
“好！”我说。
我们真的这么办了。结果如何，我以后再说。
卡尔[78]说过，在任何眷恋中都有两方：一方爱，另一方就让自己被爱；一个吻，另一个就把面颊送过来。这是十分正确的；在我们的友谊中，是我吻，德米特里把面颊送过来；但是他也准备吻我。我们平等地相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影响我，而我屈服于他。
不言而喻，在涅赫柳多夫的影响下，我不知不觉被他的倾向同化了，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对美德典范的热烈崇拜，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自我完善。在当时看起来，使全人类改邪归正，消灭人类的一切罪恶和不幸，好像是行得通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人，也似乎轻而易举……
然而，只有上帝知道，少年时代的这些崇高梦想是不是可笑的，这些梦想不能实现，又是谁的过错呢……
[1]指前仰后合，打瞌睡。
[2]城市名，现在是莫斯科州的区中心，在奥卡河畔。
[3]尼古连卡的本名和父名。
[5]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在阿尔卑斯山中。
[6]法语：圣热罗姆。
[7]法语：好人家的孩子。
[8]法语：家庭教师。
[9]法语：侍从。
[10]德语，意义同上句，不另译出。以下的句子同此。
[11]德语：帮工。
[12]德语：招募新兵。
[13]德语：签。
[14]德语：兵士。
[15]德语：啤酒杯。
[16]指一八○五年至一八○九年俄奥联军对拿破仑的战争。普鲁士并没有加入联盟，但卷入了军事行动中，让前去与奥军联合的俄国军队通过自己的国土。
[17]乌尔姆(德国西部城市)，奥斯特利茨(现在捷克的斯拉夫科夫城)，瓦格拉姆(维也纳附近村落)，一八○五年至一八○九年在上述三地进行的战役中，奥军遭惨败。
[18]德语：掷弹兵。
[19]德语：可是那个法国兵扔掉武器，喊叫饶命。
[20]德国旧币名。
[21]德语：来回走着。
[22]法语：什么人？
[23]德语：他突然问。
[24]德语：他又一次问。
[25]德语：他第三次问。
[26]德国城市名。
[27]德语：小卡尔。
[28]卡尔·伊万内奇说俄语时，常把阴性的“她”说成阳性的“他”。
[29]德语：父亲。
[30]德语：维也纳。
[31]德语：我父亲突然说。
[32]又把“她”说成“他”了。
[33]德语：“妈妈！”我说，“我就是您的儿子，您的卡尔！”于是她倒在我的怀里。
[34]德语：不幸到处跟随着我。
[35]德语：政治。
[36]一八○四年至一八三五年的奥地利皇帝。
[37]德语：大礼服。
[38]德语：巡夜人。
[39]德语：开门。
[40]德语：根据法律要你开门。
[41]德语：裤子。
[42]德语：我击了一下。
[43]德语：我到了爱姆斯河畔。
[44]法语：星期一、二至三时，历史和地理教师。
[45]指一八四一年出版的斯马拉格多夫著的《中世纪历史教程》。
[46]指凯达诺夫著的《世界史简编》。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五四年共印行十六版。
[47]即路易九世(1226—1270)，法国国王，曾进行过两次十字军远征。
[48]这里指路易九世的母亲勃朗士(Blanche de Castille，1188—1252)，在俄文为Бланка(勃朗卡)，但尼古拉说成Буланка(布朗卡)。“布朗卡”是“浅黄色的马”的意思。
[49]法语：尼古拉。
[50]尼古拉的小名。
[51]法语：游戏。
[52]德语：长鼻子。
[53]法语：卡特琳小姐(就是卡坚卡)。
[54]法语：好吧。
[55]法语：紫罗兰香水。
[56]法语：噢，爸爸，噢，我的恩人，最后一次为我祝福，让上帝的意旨实现吧！
[57]法语：给我跪下！
[58]法语：您就是这样服从您的第二个母亲，您就是这样报答她的恩惠！
[59]法语：伯爵夫人，看在上帝面上，您平静一些吧！
[60]法语：鞭打。
[61]法语：长音符。
[62]法语：坏蛋、流氓、无赖。
[63]法语：跪下，坏蛋！
[64]瓦夏是瓦西里的小名。
[65]加莎的本名和父名。
[66]谢林(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最大的代表之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俄国有许多追随者。
[67]这是当时大学生的特定制服。
[68]这里的“你”是指沃洛佳的母亲。
[69]法语：最后一口。
[70]法语：珠玉般的演奏。
[71]法语：你们的外祖母逝世了。
[72]法语：一个体面的人物。
[73]法语：直译为“雄鸡式的”，即高耸的发式。
[74]法语：假如我害羞。
[75]法语：你知道你的羞涩是怎么产生的吗？……是由于自尊心太强，我的亲爱的。
[76]法语：自尊心太强。
[77]法语：自尊心。
[78]阿尔方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他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俄国读者中相当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