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出茅庐
受所读过的书的影响，我打算离开旧金山去国外发展，我的想法是跟随某个大剧团离开。有一天我去见一位途经旧金山巡演一周的剧团经理，并得到了在他面前试舞的机会。那是一个上午，面试在一个大型黑色背景的空舞台上进行，母亲为我伴奏。我身着一袭轻柔白衫在门德尔松的《无词歌》音乐声中起舞。音乐结束，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转而对我母亲说：“这种东西对剧院来讲没有什么优势，它更适合教堂，我建议你带你的小女儿回家吧。”
舞蹈中的邓肯
尽管失望，但我并未气馁，而是另有其他打算离开此地。为此我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用长达一小时的滔滔演讲向他们阐明了在旧金山生活毫无希望的理由。母亲有点不知所措，但她准备跟随我去任何地方；我们先买了两张去芝加哥的旅行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仍留在旧金山，打算等我掘到第一桶金后再来与我们会合。
带着一个小行李箱、祖母的一些过时珠宝以及25美元，我们在一个炎热的六月天到达了芝加哥。我期望马上就能签约，那样的话一切都会变得令人愉悦和简单，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身着白色希腊衫，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经理，在他们面前试舞，但是他们的意见都跟先前那位一样，“跳得非常可爱，但是不适合剧院演出”。
几周过去，我们的钱用光了，祖母的珠宝也典当不了多少钱，不可避免地，我们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最终身无分文流落街头。
我衣服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小蕾丝领，那天我在炎热的太阳底下走了好几个钟头，就想把它卖出去，最终，傍晚的时候我卖掉了(我记得卖了10美元)。那条漂亮的爱尔兰蕾丝让我有了足够的钱付房租，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一箱西红柿，没有面包和盐，我们就用西红柿维持了一周的生活。可怜的母亲变得很虚弱，她再也不能熬夜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早上出门，努力约见经理人，但是最后我决定无论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我都干。我向一家职业介绍所提交了申请。
“你会干什么？”柜台处的女人问我。
“什么都行。”我回答。
“可是你看起来什么也干不了！”
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
绝望之余，一天我请求约见共济会圣殿屋顶花园的经理。那家伙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帽子遮住一只眼，目空一切的样子，看我随着门德尔松的《春之颂》翩翩起舞。
“好了，你很可爱，”他说，“也很优雅，但是如果你能改变一下，跳得热辣一些，我就用你。”
想到我可怜的即将昏厥的母亲在家仅靠着最后一点西红柿过活，我问他如何跳得热辣一些。
“不是你跳的那样，”他说，“应该穿着有褶边的裙子，带踢腿的动作。开始你可以先整成希腊式，之后再穿褶裙，跳踢腿舞，一定是个有意思的转变。”
但是我到哪里去弄褶边裙呢？我知道从他这儿借点钱或者提前预支点儿是不可能的，只好说我第二天将带着褶边裙、带着热辣的踢腿舞再过来，就离开了。天气很热——典型的芝加哥天气。我拖着疲倦的身体沿街道徘徊，饿得快要昏迷了，就在这时看到一家马歇尔菲尔德大百货商店。我进去请求见他们的经理一面，有人带我进了办公室，就见一个年轻人坐在办公桌后。他语气亲切，我向他解释说我第二天早上必须得准备一条褶裙，如果他肯赊给我，我能拿到薪水后很快还给他。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这个年轻人接受我的请求，但幸运的是，他确实同意了。多年之后，当我再次遇见他——戈登·赛尔佛里奇先生，他已经步入了富豪行列。我买好了材料：白的红的布料用来做衬裙，蕾丝用来做褶边。胳膊底下夹着这一大捆东西，我就回家了，结果发现母亲奄奄一息，但她仍然坚强地连夜在床上给我赶制舞蹈服。她做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终于把最后一条褶边缝完。我带着这件舞蹈服回到了屋顶花园的经理那儿，乐队已经准备就绪。
“配什么音乐？”他问我。
我之前没想过这点，但我回答：“《华盛顿邮报进行曲》吧。”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曲子。音乐响起，我即兴起舞，尽量跳得活力四射，经理相当高兴，从嘴里拿出雪茄说：“很好，你明天晚上过来吧，到时候我为你发一个特别公告。”
他承诺一周付我50美元，并且好心地给我提前预支了。
我取了个艺名，在屋顶花园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这一切都令我生厌，所以在那个演出周即将结束、他承诺跟我续约并有可能做巡演的时候，我拒绝了。我们幸而没被饿死，但是在用违背我自己理想的舞蹈努力取悦观众的过程中，我受够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做。
我想那个夏天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插曲，每次来到芝加哥看到它的街道都令我想起当时那种病态的饥饿感。
但就是经历了如此的艰难，我最勇敢的母亲从未说过一句打道回府的话。
有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记者名片，是个叫安布尔的女记者，她是一家芝加哥大型报社的副主编。我去见她，她高大、瘦削，头发火红，55岁左右，我把自己关于舞蹈的梦想告诉她，她贴心地倾听，还建议我带母亲加入“波西米亚”俱乐部，她说在那里我们能遇到艺术家和爱好文学的人。当天晚上我们就去了那个俱乐部，它在一个高层建筑的顶层，由几个带桌椅的舞厅构成，里面挤满了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人，安布尔站在正当中，以恰似男人的声音在召唤：
“所有优秀的波西米亚人，来吧！所有优秀的波西米亚人，来吧！”
每次她这样呼喊的时候，大家就举杯畅饮并歌唱应和。
这时我就在中间跳起我的宗教舞蹈。波西米亚人很困惑，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尽管如此，他们仍认为我是个漂亮的小女孩，仍邀请我每晚去那里和他们一起狂欢。
这群波西米亚人是个极其令人惊异的群体——包括各个国家的诗人、艺术家及演员。他们看起来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全部身无分文。我甚至怀疑他们当中的好多人，就跟我们一样，如果不是靠俱乐部里的三明治和啤酒供给，根本没有东西吃。而俱乐部里的大多数食物都是由慷慨的安布尔提供的。
这群波西米亚人之中有个叫米拉斯基的波兰人，他45岁左右，有着一头浓密的红色卷发、红胡子和洞穿一切的蓝眼睛。他通常坐在角落里，口衔烟斗，以略带嘲弄的微笑看着这群波西米亚人狂欢。但是我那些日子为之跳舞的那群人里，唯有他，懂得我的理想和事业。他也非常穷困。但是他经常邀请母亲和我去一些小饭馆吃饭，或者带我们坐有轨电车去乡下树林里野餐。他特别钟情于秋麒麟草，每次来看我都带上一大捧，这些红金色的花儿总是让我联想到他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个怪人，兼具诗人和画家身份的他打算靠在芝加哥做生意谋生，却根本应付不来，几乎饿个半死。
那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小女孩，难以理解他的悲伤和爱恋。我想在如今这个复杂的年代里，没有人会了解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有多天真和无知。那时候我生活的理想就是纯粹的抒情和浪漫，还从未跟男人有过肌肤之亲、经历过肉体之爱，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带给米拉斯基的狂热感情。这个45岁的男人以波兰人特有的方式，如此狂热地因为我这样一个天真、无知的小女孩而陷入了爱河。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还无意地给我们提供了多次单独相处的机会。在树林里的长时间漫步及谈心催生了心理反应，最后，米拉斯基再也抑制不住地吻了我，还请求我嫁给他，那时我相信这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爱情。
剧团经理奥古斯丁·戴利
但是夏天即将过去，我们的钱就快花光了。我认为在芝加哥待下去没有任何希望，于是决定出发去纽约。但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读报纸了解到伟大的奥古斯丁·戴利和他的剧团以及明星艾达·里恩来到了镇上，我决定一定要见见这位享有最热爱艺术之人及美国最具审美趣味的剧团经理美誉的大人物。在剧院的后台入口处，我站了好多天，一次又一次地报上名字请求约见奥古斯丁·戴利。他们告诉我说戴利太忙了，我可以见他的助理经理，但是我拒绝了，并声明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奥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后，在一天傍晚，我终于见到了大人物奥古斯丁·戴利。他非常英俊，也知道如何在陌生人面前虚张声势，我被吓到了，可还是鼓起勇气开始了一个长而非凡的演讲。
美国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
“我有个好主意想告诉您，戴利先生，您可能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能懂它的人。我发现了一种舞蹈，这是一种已经遗失了两千年的艺术。作为当今最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您的剧院里缺失一种东西，一种能使希腊剧院发扬光大的东西，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团，剧院里少了它，就如同一个人只有头和身体而失去了双腿的支撑。我为您带来了这种舞蹈，带来了将使我们整个时代发生变革的这种理念。您要问我从哪里发现了它，我在太平洋岸边、在内华达山间摇摆的松浪里亲身体悟，我在落基山顶看到了新一代美国舞蹈的理想图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这种舞蹈可以和他的诗相媲美，事实上我是惠特曼的精神之子，要为美国民众创造一种得以表达自我的新型舞蹈。我为您的剧院带来了它所缺失的生命的灵魂，舞者的灵魂。因为您知道，”我继续说道，同时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位伟大经理人不耐烦地打断(“够了，够了！”)。“因为您知道，”我提高了声调继续道，“剧院的产生源于舞蹈，剧院舞台上的第一位演员就是舞者，他边跳边唱，这样才诞生了悲剧；除非舞者带着他自然的崇高艺术重返舞台，剧院才能具有真正的自我表现力。”
奥古斯丁·戴利不清楚是什么使得这个瘦弱的陌生女孩胆敢用这种方式在他面前长篇大论，他只好答道：
“好吧，我即将在纽约上演的哑剧里面有个小角色，10月1日你可以来排演一下，如果合适的话我们就用你。你叫什么？”
“我叫伊莎朵拉。”我回答。
“伊莎朵拉，好名字。”他说，“好了，伊莎朵拉，那我们十月一号纽约见吧。”
我满心欢喜地冲回家向母亲“汇报”。
“终于，”我说，“终于有人赏识我了，妈妈，我被伟大的奥古斯丁·戴利录用了，10月1日我们就在纽约啦！”
“嗯，”母亲说，“但是我们怎么去弄两张去纽约的火车票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后来我有了主意，我给在旧金山的朋友发了个电报，内容如下：
成功签约。奥古斯丁·戴利。“十一”必达纽约。电汇100美元旅费。
奇迹发生了，钱汇到了。
不仅钱汇到了，得知电报的消息，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确定我们的转机就要来到，他们也过来了，我们全部满心狂喜饱含希望地坐上了去纽约的火车。我想，我就要得到世界的认可了！不过，如果我预先料到将要发生的令人厌倦的事情，可能会失去前行的勇气。
得知我要离开的消息，伊凡·米拉斯基悲痛欲绝。但是我们发誓永远相爱，我向他解释一旦我在纽约获得成功，我们结婚就不成问题了。并不是我相信婚姻，而是我想让母亲高兴。那时我还未拿起武器为我后来所为之抗争的自由之爱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