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翻译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或翻译学（translatology）在中国则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通常所说的翻译研究主要是指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对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因为文学作品的审美文化含量极高，对译者的要求也最高，其对原作的改写甚至再现空间也最为广阔，因此文学翻译的过程不啻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有鉴于此，文学翻译所引起的批评性讨论甚至争论也最为常见，因为正是这些批评性的讨论甚至争论才使得翻译研究这门学科颇有生气，不断发展完善，并产生出大量的相关专著和论文。袁榕博士的这本专著就是专注翻译策略研究的一部学术著作，基于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几年前，我有幸应袁榕的导师孙致礼教授邀请，主持了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就觉得她的博士论文超越了一般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从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跨学科视角入手，聚焦英国文学名著《简·爱》的六个主要译本，通过仔细比照各个译本的成败得失，揭示出隐于其背后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的选择，从而提出了一些颇能引起学界讨论的理论洞见。同时我也指出，这篇博士论文仍有很大的发展和修改空间，因而建议她在答辩后将其修改成专著出版。现在她经过几年的思考和新资料文献的搜集和阅读，又对之做了较大的修改。在这部专著即将提交出版前，她希望我为之撰写一篇序，我想这也是我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所义不容辞的义务。

确实，我们今天研究（文学）翻译，通常从两个视角切入：对比语言学和比较文学，尤其是一些比较文学学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将其扩展到文化研究的领域，酿成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文化转向”，对传统的基于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促使翻译研究得以走出语言中心主义的藩篱，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且自满自足的学科。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变革作用的强调从来就没有被学者们忽视。今年适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没有翻译，新文化运动至少不会像当时那样轰轰烈烈地爆发。没有翻译，大量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人文学术著作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并启迪国人的思想和观念。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对翻译的重要性的认识就不能只是基于语言转换的层面，而更应该基于文化阐释、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层面，以及社会变革的层面。这样看来，翻译的策略就成了译者和研究者无法回避的一个选择。

诚然，翻译策略选择问题应该是文学翻译研究的永恒主题，它贯穿于文学翻译研究过程的始终。正如本书作者所认识到的，作为一种策略选择，译者并非随意的选择，在选择的背后隐藏着深刻而系统的社会文化制约机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译者做出翻译决策。但对翻译策略选择的研究不应仅限于语言层面的比照，而更应具有社会历史的眼光，应将其纳入社会文化研究的宏大视野，同时也应看到译者选择不同的策略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所发挥的功用，这样的研究才不是孤立地看待翻译行为，才能对译著的评价具有客观公正性。显然，这是作者对自己提出的很高的要求。通过仔细阅读这本书稿，我发现她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

袁榕也和当今的许多翻译研究者一样，在步入这一学术殿堂之前，从事了大量的口译和笔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当她进入翻译研究学科领域后，稍加补充必要的理论知识，就能游刃有余地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对于新入门的译者而言，这些基于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使人感到丝毫不脱离实际；而对翻译学研究者而言，从实践的比较中抽象出的结论又不乏一定的理论深度和文化高度。作者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文化学派研究翻译，注重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主张将翻译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联系起来，但这一流派并不认为翻译研究应脱离语言研究。相反，他们十分重视对语言的本体研究，重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语言毕竟是翻译操作的主要形式，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与文化交融，这一切最终都是通过对语言的操控而得以实现的。袁榕的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这本专著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主要方法，以“面向译本”“面向功能”为主要导向，选取《简·爱》在中国跨越近一个世纪里出现的六个有研究价值的汉译本为蓝本，深入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从意识形态层面、诗学层面、话语世界层面以及语言差异性层面详细论述了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制约性。尽管在写作过程中，作者以勒菲弗尔的制约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四因素”为理论基础，试图分析在不同历史时期制约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社会文化因素，以便结合具体的翻译实例，本着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探讨译者选择不同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以及这样的翻译策略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但在实际论述中，作者的倾向性观点也是明显的。

在袁榕看来，翻译策略研究应全面而系统地进行，应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翻译策略的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译本研究而抽象地高谈阔论，翻译策略的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综观学术界对《简·爱》翻译策略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简·爱》作品本身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丰富的文学艺术价值以及丰厚的文化价值含量，这又增加了《简·爱》翻译的难度，而中国出现《简·爱》复译的热潮又为文学翻译策略选择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这种不脱离翻译实践，又不无理论分析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倡导的严肃的学术研究态度。

多年前，我在专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研究之前，就近距离地接触了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这两位“文化转向”的始作俑者，发现这两位翻译理论大家在进入理论研究的殿堂前就已经广泛从事了多语种的翻译实践：勒菲弗尔的母语是荷兰语，但他用母语和英、法语著译的水平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而巴斯奈特这位来自东欧的学者更是娴熟地掌握了东西欧多国的语言，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不像国内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事翻译的文化视角研究会忽视语言的因素。因此，认为文化翻译研究者脱离翻译实践是毫无根据的，只是文化研究学派更加彰显翻译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应该承认，袁榕对文化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的把握是比较到位的。

既然翻译涉及至少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其间的差异就应该是主要的，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学翻译。诚如作者所言，在文学翻译中，对语言本体的研究与追寻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内容。两种语言的差异永恒存在，但两种语言又绝不是相互陌生的，它们对所指事物的相互关联性又注定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因此，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可译性。这种可译性的程度多少，是文学翻译家把握的度，也是文学翻译研究永恒的主题。这应该是作者在长期的翻译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得出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纪念五四运动百年之际，翻译之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作用再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我本人也在这方面多有著述。确实，在中国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概念，同时又是经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阐释和发展的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之于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这同时也预示了其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由此，我们从中不难看出，翻译的巨大作用远远超出了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更是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向外传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得经过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和阐释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以国际化。同样，用于文学翻译，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推论：翻译将世界文学引入中国，同时，翻译也已经并仍将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从事这两个方面的翻译，都离不开翻译策略的选择。这样看来，本书兼具了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值得广大读者一读。不知国内同行读者以为然否？

王宁

2019年年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