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曹雪芹在北京写成《红楼梦》，内容是清康熙、雍正时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在京城和江南的生活，这些普通常识，高中文化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此书诞生二百多年来，一代代读者对书中地理区域的认识，都没有超出北京和江南的范围。然而谁都没有想到，这本处处春秋笔法、章章设置谜局的伟大著作，其众多谜底却在东海之中的普陀山。这个说法或许令人难信，却是一说便知、一点就通的事实。
普陀山与《红楼梦》存在深刻密切的关系，从乾隆时期直到今天的红学界，似乎还无人言及。这个情况令人费解。看来，普陀山确实是一座神奇玄妙的宝地，而曹雪芹的艺术构想也确实出人所料。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普陀山让世人崇敬和景仰。殊不知，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也将眼光投向这里，并将普陀山的观音菩萨、莲花洋、潮音洞、小白花、寺庙藏印、康熙雍正碑文等素材，一股脑儿纳入其空前绝后的艺术架构，成为《红楼梦》的精彩元素和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
曹雪芹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苦心孤诣，绕了一个几千里的弯路，以“假语村言”敷衍故事，将“真事”隐藏其中，写出这样一个至今尚未完全揭开面纱的文学瑰宝，还得“归功”于乾隆皇帝一手推动、殃及全国、令无数文人闻之丧胆、又让数百人头落地的“文字狱”。
乾隆皇帝这样做，是继承了祖父康熙皇帝和父亲雍正皇帝的统治方法。作为满族入主中原，最怕的就是汉人思想情感的反叛。想到此，康、雍、乾这祖孙三代皇帝都会不寒而栗，其共同做法是首先大兴文字狱，通过大开杀戒以惩效尤，风波稍停后又竭力安抚拉拢汉族知识分子。这个方面的情况，原中国《红楼梦》研究所冯其庸老先生在《论红楼梦的思想》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红楼梦》正是写于乾隆时期。
更让读者惊讶的是，《红楼梦》的笔头所向，直指乾隆帝的爷爷康熙帝和父亲雍正帝。对于康熙皇帝，曹雪芹内心充满怀念和感恩之思；与之相反的是，雍正皇帝则是曹雪芹决不放过，发誓用笔力大加讨伐、令其遗臭万年的对象。对康熙、雍正帝的不同情感评判，正是曹雪芹创作这本书的根本动机之一。
如果说曹雪芹胆大包天，此言绝对不谬。但如果说曹雪芹真的愿将自己的头颅送上乾隆的断头台，或者说曹雪芹为了全身避祸而对国恨家仇钳口隐忍，就此作罢，放弃对雍正的口诛笔伐，让已经流转百年、对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曹家从此灰飞烟灭，在历史上彻底消失，即小瞧了一代文化大师的大智慧及坚定的文心。要知道，由于家族命运的天翻地覆，曹雪芹过早阅尽人间冷暖沧桑，并没有等到“五十而知天命”。在京城郊区的乡下，曹雪芹决意以自家和皇家的百年纠葛，凭“字字看来都是血”的笔迹，创造一个文化上的大奇迹。
问题是不能对乾隆帝周围那些嗅觉极其敏感、为讨好主子不惜制造莫须有文字事端的鹰犬有任何幻想。在那种血腥弥漫的文化环境中，曹雪芹注定只能用非常规的方法写他的书。
艺术是解决一切难题的最好办法。
曹雪芹还是幸运的，有心者就有舞台。这不，历史的某些因缘巧合，恰恰给曹雪芹发挥天马行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千载希逢的机会，也给曹雪芹戏弄乾隆帝的文字政策布下了一个慧眼也难识破的疑阵。
这巧合就是康熙、雍正帝在普陀山留下的种种痕迹。本书后面将要仔细叙述，此处且按下不表。
更为巧合的是，康熙帝多次南下苏杭时，随同人员的行列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如影随形，侍奉左右。康熙帝许多与普陀山相关的事务，都交由曹家办理。曹寅的弟弟曹宜还亲自护送康熙赐予的佛像等物品前往普陀山。康熙帝不能去普陀山进香，耿耿不能释怀，曹及地方官员乡绅看在眼里，他们共同捐资，索性在苏州造了一个与普陀山同名的“普济寺”，以解康熙帝对普陀山的无限渴念。为此，康熙帝亲书“香岩普济”四字匾额，由曹及苏州织造李煦共同挂在该寺普济堂正中梁上，并为此举行隆重典礼。故宫有关档案对这些有详细的记载。
从《红楼梦》相关内容看，曹家祖辈与康熙帝的这些交往，都源源不断灌输到了年轻的曹雪芹心中，普陀山进入曹雪芹的艺术视野，是自然的事。
普陀山的主要特征是它与红尘拉开了足够的距离。普陀山浓厚的佛道氛围，使之成为世俗社会的鲜明反照。普陀山远在东部海疆，属舟山群岛，为波涛海浪环绕。自远古直到明清前，该岛虽有人居，亦有道人先足踏入，甚至有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一说，但到底是一个蛮荒之地，远离政治中心京城，与经济中心、百里繁华地的苏嘉杭相比，也宛如两个世界。普陀山山横亘，海无涯，天无际，山海形势，海天之境，孤绝一隅，千古如一。所有的景致，让人会自然联想到鸿蒙、原始，远古、尘外和无限。正因为如此，它挡住了许多人前往的脚步，也挡住了许多人对它的精神关注，使它具备足够条件成为曹雪芹回避文字拷问、为尘内尘外两个世界设局布阵的艺术原型，满足了曹雪芹沉潜伟大情思的创作需要。
有一利就有一弊。
曹雪芹的设想毕竟太出格了，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读者，甚至学人智者对作品的感悟能力。谁会在欣赏京城大观园里是是非非的同时，联想到数千里之外、波涛汹涌的东海呢？会联想到金銮殿上的皇帝与大海的关系呢？即便曹雪芹在书中明确提到大海，创造了一个与普陀山高度一致的太虚幻境，一代代的读者还是没有意识，甚至曹雪芹身边的脂砚斋也处在完全的懵懂之中。享誉海内的脂评，没有一句话与普陀山挂上钩。对这个问题，合理的逻辑是曹雪芹出于对脂砚斋的保护，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是三缄其口，不作任何透露。曹雪芹将“真事”隐藏得这么深，这么离奇，以至于面对茫茫人海和无数的硕学鸿儒，依然要感叹“谁解其中味”。曹雪芹的预言成了谶语，至今还有某些红学家仍将太虚幻境牵强附会成北京的某个庙宇，实在与曹雪芹的构思南辕北辙。
《红楼梦》成为千古谜书，普陀山是重大因素之一。
然而有了普陀山，曹雪芹笔下的众多金钗，包括逃避红尘的甄士隐、柳湘莲和贾宝玉就都有了命运和精神的最后归宿。
有了普陀山，《红楼梦》才如此让读者心醉神迷，百读不厌。
有了普陀山，周汝昌老先生一再论证推究的“情榜”，才能找到一处最适合挂的地方。
翻完此书，读者会自然明白，没有普陀山，《红楼梦》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曹雪芹欲隐藏“真事”，普陀山，就成为将真事隐藏起来的主要手段。曹雪芹手段太高妙了，这一藏，就是二百多年，不但成功躲过了乾隆时期严酷的“文字狱”，还“蒙过”了一代一代的读者。今天，当普陀山与《红楼梦》之间的迷障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问一声：不关注普陀山，怎么能读懂《红楼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