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熹（1130-1200）在中国理学思想史上之地位人多知之，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则未有定论；人知其为理学大师而难解其天理精微、遗传气禀之学，人鲜知其为文学名家而栖息于半亩方塘、源头活水之间，幸与不幸，言难尽意。欲理解其文学思想，必先理解其为人品性，欲理解其为人品性必观其言动思虑。朱熹辞官文字之多，实千古未有，其淡泊荣华，乐在陋巷，与孔颜同风；一旦作官则忧国忧民，奋不顾身，鞠躬尽瘁，德昭天下。其上书孝宗皇帝：“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以至于“上读之，大怒曰：‘是以我为亡也。’”^[1]其言直道而无忌，胸中浩然之气，自然流出，为国家民族大局忧深思远，精神丰碑，历史铭刻。

我1997年作博士学位论文即研究朱熹文学思想，著有《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恩师王运熙、杨明悉心指教，略有所成。人世匆匆，碌碌无为，资料繁富，草创粗略，无有理论体系。钱穆谓：“朱子乃吾国学术史上中古唯一伟人”，“私所向慕，时加赞叹”。^[2]读钱氏书，理解愈深，故十多年潜心研究而有《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之作。

本书研究分为六章，即《诗经》学研究，《楚辞》学研究，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欣赏研究，广义创作论研究，文学理论专题研究。《诗》学和《楚辞》学则探析义理，直达本源，研讨艺术，探赜索隐，具体社会政冶、婚姻风俗、天文地理等等无穷意蕴如溪之流，潺湲而出。论历代作家作品研究则探析本意，辩证分析，知人论世，以求真相。文学批评论和文学欣赏论则客观全面，比较审美，突出根本之义理核心，考证文学，细入毫芒，思艺并重，体系井然。广义创作论研究则揭示朱熹有感而发凸显时代精神，研析学习模仿并及态度方法，重视创作修养原则，论述创作主体复杂，乃至生活体验、创作灵感等均细加研讨，使朱熹零散评论，有机一体，创作理论清晰可见。文学理论专题研究则文道精微，真蕴显示；文体邃密，形神具备；自然平淡，大义不同；巧极微妙，返璞归真；文气纷繁，贵在适中，丰富多元，和谐为则；天生成腔子，乃天然风韵总体风格，直探大贤本意。凡此种种，实为朱熹文学研究领域前所未有，或可弥补空白，有助后学。学界成果多所引证，时加辨析，不敢唐突前辈，唯真实真理是求。

南开导师朱一玄、复旦导师王运熙耄耋之年亲为作序，栽培之恩，永志难忘。师兄刘国辉多方指教，责编葛云波悉心指导，令我感激，时刻在心。本书虽经多年，学识所限，疏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人不胜感谢之至。

[1]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一百八十八《朱熹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967页。

[2] 钱穆著《朱子新学案》《例言》，九州版社，201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