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本书最初名为Ein moderner Mythus：Von Dingen, die am Himmel gesehen werden（苏黎世、斯图加特，1958），作者题赠“致建筑师Walter Niehus，感谢他促使我写成这本小书”。后来，此书正文后又增加了一篇简短的“附记”，并由R.F.C.Hull译成英文，以现名出版（伦敦、纽约，1959）。现版本在此基础上略有校订。——英编者】
英文第一版序言
当今世界范围内关于飞碟的传言，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心理学者面前，其挑战性源自多个方面。首当其冲的、显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疑问便是：它们究竟是现实的存在呢，抑或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关于这一点，至今尚无确切的答案。假如飞碟是一种真实存在物，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如果它们仅属于幻想，那么上述的传言又何以能够存在？
关于后一点，作者获得了一个有趣而相当出人意料的发现。1954年，我曾为一家瑞士周刊“Die Weltwoche”撰写了一篇文章。在该文中，尽管我对一大批坚信UFO确实存在的航空专家郑重其事的意见表现了应有的尊重，但总体来说是表达了一种存疑的态度。到了1958年，这篇专访不知怎的突然被全球新闻界发掘出来；于是乎这条“新闻”如同燎原的野火，顷刻间由地球的这一头传到另一头，遍布了整个世界——只可惜它是被扭曲的。他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我的话，把我说成一个相信飞碟存在的人。我在合众社发表了一则声明，阐述自己的真实意见；然而这一次却不见什么回应：据我所知，除了一家德国报纸之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声明。
这件事给予我一个相当有趣的教训——既然报界的举动可以视为全世界意见的某种采样标本（如同盖勒普民意测验一样），那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那些倾向于肯定UFO存在的新闻是受到欢迎的，而持怀疑态度的新闻则似乎不得人心。相信UFO是真的，这便迎合了大众的心意；倘不相信这一点，便会受到冷落。这种情形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一种相信飞碟存在、希望它们当真存在的倾向，而新闻界则在无意中助长了这种倾向。除此之外，他们对于该现象并无情感共鸣。
这件引人注目的事实本身，当然令心理学家们备感兴趣。人们为何更乐于看到飞碟的真实存在，而不是相反？在以下的篇幅中，我便尝试回答这一问题。我在行文中舍去了累赘的脚注，只在有限的几处加注，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C. G.荣格
1958年9月
前言
要对当代事件的意义做出正确评断是很困难的，其中，莫大的危险在于我们的判断始终逃不脱主观的局限。故而我完全了解，把自己关于当前某些事件（在我看来它们很具重要性）的个人见解公之于众，说给那些有足够耐心聆听的人们，将要冒着多么大的风险。我这里所指的，就是那些由全球各个角落传到我们耳边的报告，风传着有一种叫做飞碟（Flying Saucers, soucoupes, disks）或“UFO”（Unidentifed Flying Objects，不明飞行物）的圆形物体，在大气的对流层和同温层中倏然穿行来去。这些传言，或者这类物体可能的实际存在与否，在我看来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令我感到不得不发出一点示警的声音，就像从前那一连串对欧洲来说酝酿着致命后果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一样。我知道，这次和以前一样，我的个人的声音实在太过微弱，不足以传到多数人的耳朵里。论到我的动机，并非仅仅出于自以为是，而是出于我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的良心，它驱使我履行自己的责任，让那些肯于倾听我意见的少数人做好准备，以便去迎接那即将发生的、与一个时代临近终了的阶段相符的变故。正如我们在古埃及的历史中所看到的，这些事件乃是占星学上每一个“大月（Platonic month）”即将结束、新的“大月”即将开始时所常见的人类心理波动的外在表现。显然，它们是心灵的优势遗传物（dominants）、原型，或旧时所谓“众神”之整体的星移斗转；作为结果或与之相伴的，便是集体心灵的持久转化。这种转化发端于历史时代的长河，最初在金牛座时代与白羊座时代交替之际显出踪迹，随后又在白羊座时代到双鱼座时代的更嬗时期（后一时代的初期恰逢基督教的兴起）有所表现。如今，我们又面临着春分点即将移入水瓶座的重大转变时期了。
其实，上面的这类想法不仅极为不受欢迎，甚至险险接近于那些专门从事解读世界变革或其他“兆象”的人们蒙翳头脑中所产生的杂乱幻想——可是，我若试图将这一事实向读者隐瞒，那便是愚妄了；我必须去冒这个风险，即使这意味着我好不容易获得的诚实、可靠而且具备科学判断能力的声誉即将毁于一旦。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我在这么做的时候心情决不轻松。坦白地说，我在为所有那些对于此处探讨的事件毫无准备、以致会在事到临头之际因其不可解的性质而惊惶失措的人们担心。就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人感到有必要研究并阐明上述可预见的星相学变化可能引起的心理后果；既然如此，我便认定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尽一己之力。我自愿承担起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而内心早已知道：凭我的这把“凿子”，可能根本无法在人心的“坚硬磐石”上刻下任何的印痕。
一段时间以前，我曾就所谓“飞碟”的性质发表过一则声明。我所得出的结论与前美国空军UFO调查项目小组负责人爱德华·J.鲁佩尔特（Edward J.Ruppelt）先生的结论完全一致，那就是：人们看到了某种东西，却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些东西，要在头脑中形成任何正确的概念，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东西的活动形态并不像某种实体，倒像是没有重量的缥缈思绪。迄今为止，除了有雷达曾侦测到某些类似物体的情形，尚无任何经得住辩驳的证据能表明UFO的切实存在。我曾与雷达研究领域的一位专家马克思·克内尔（Max Knoll）教授讨论过此类侦测结果的可信度。他的见解并不令人鼓舞。然而，似乎的确存在一些经过确证的事例，在人眼观察到UFO的同时又有雷达波记录显示。我在此要提请读者注意凯伊霍的几部著作，所有这些书都是以官方材料为基础，并着意回避了其他出版物中的各种无稽揣测、天真想法或者明显偏见。
十年以来，UFO真实存在与否，始终是个未解的疑问。尽管这期间持续积累了大量的观测材料，但是并没有形成倾向于任何一方的具有必要明晰度的结论。悬疑的时间越长就越可能说明，这种一望而知的复杂现象，有着某种极其重要的心理成分的参与，并拥有可能的物质基础。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所研究的这种表面上的物理现象，一方面以其经常性的显现而闻名，另一方面却以其奇异、未知且着实矛盾的性质而引人注目。
这样的一个对象，较其他任何事物更能勾起来自意识和潜意识的幻想；其中，前者会引发更多推理性的猜测和纯粹的虚构，而后者则提供了与此类撩人遐思的观点如影随形的神话背景。如此一来，便会形成一种状况：一个人哪怕拥有世上最出色的意志，仍然常常既不晓得，亦无从发现究竟是感觉在先而后造成了幻象，还是相反——源自潜意识的幻想以虚影和幻象侵入了意识头脑。过去十年间我所掌握的材料，对两种假说均提供了支持。在第一种情形下，某种客观上真实的物理过程为相伴而来的神话打造了基础；在第二种情形下，是某种原型创造了相应的幻象。除了以上两种因果关系，我们还必须增添第三种可能性，也就是某种“同步的”关系，亦即非因果关系的、意味深长的巧合——自古林克斯（Geulincx）、莱布尼茨（Leibniz）和叔本华（Schopenhauer）时代以降，这个问题始终占据着人类的脑海。这种假说对于原型心理过程的相关现象有着特殊的影响。
作为一名心理学者，我没有资格在UFO切实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做出任何有用的贡献。我只能对确乎存在的此事的心理层面予以关切，故而在下文中，我所讨论的几乎纯粹是与之相伴的心理现象。
一、作为流言的UFO
那些关于UFO的报告中所讲的事，不仅听来令人难以置信，而且似乎公然违背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一切基本假定，因此，很自然地，一个人的最初反应便是全然排斥、彻底地否定。我们会说，那肯定只是一些幻觉、幻想和谎言。报告这种事情的人——主要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他们肯定是脑子出了毛病！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故事大多数来自美国，那个喜欢夸大其词、钟爱科幻小说的国度。
为了迎合这种自然的反应，我们最初难免会把关于UFO的报告简单地视为一种流言，也就是说，把它看做一种心理产物，并由此推得凭着分析型思维方式足以推得的所有结论。
这样看来，在那些持怀疑论的人们心目中，关于U F O的报告可能就像一个全世界都在传讲的虚构故事，但又和普通的流言不同，它是以幻象作为表现形式的，或者，也许最初它是由幻象而来，现在又因幻象得以维持其生命力。我把这种相对罕见的变体，称之为幻象流言（visionary rumour），它与集体幻象（collective visions）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在历史上围困耶路撒冷的十字军战士、一战期间驻扎于蒙斯（Mons）的部队，以及葡萄牙法蒂玛（Fatima）地方那些对教皇无比虔敬的信徒等等，都曾经历集体幻象。除了集体幻象之外，还存在一些有记载的事例，其中一个或多个当事者曾亲眼看见了某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例如，我曾参加过一次唯灵论者的降神会，在场的五个人当中，有四个都看见灵媒的腹前飘浮着一个好似月亮的物体，而那第五个人就是我。他们向我指示那物体所在的确切位置，并且对于我怎么会毫无所见表示完全无法理解。我还知道另外三个例子，也是有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某物（其中两个例子是二人同时看见，另一个则是一人单独看见）；而事后经过证明，此物并不存在。这三个例子当中的两例，就发生在我的直接观察之下。就连那些精神十足健全、对自身感官拥有完全控制力的人，有时也会看见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我并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形。它们很有可能并不像我想得那么罕见。我们通常对“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往往并不再加以查验，所以即使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也无从得知。上述可能性相对较小，但是我之所以提到这种情形，是因为在UFO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上，必须把各个方面都考虑周全。
幻象流言与普通流言有着显著的区别。普通流言的散播，只需要大众的好奇心和耸动煽情的炒作就可以了；而幻象流言存在的第一要件，永远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然而，由这种情感的加剧而形成幻象和感官错觉，却是来源于更强的刺激，因此发自更深的源头。
关于UFO传说的最初端倪，发轫于二战最后两年人们在瑞典上空所见的神秘抛射体——这当然被说成是苏联人的作为——还有关于“火焰战机”的报告，所谓“火焰战机”就是与德国上空的盟军轰炸机群相伴出现的光球[Foo是法语词feu（火）的谐音]；此后，在美国有人见到了奇异的“飞碟”。由于人们既不可能找到飞碟在地球上的基地，也不能解释它们在物理学上的奇特之处，于是很快引来了有关其地球以外来源的猜测。发展到这一步，这一传言又与二战前夕美国国内爆发的一场心理大恐慌挂起钩来；那场恐慌源自一出由H·G.威尔斯（H.G.Wells）小说改编的广播剧，讲述火星人入侵纽约，造成人类的大溃退，导致车祸无数的故事。显然，该剧恰恰暗合了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潜伏于人们心中的情绪。
上述流言紧紧抓住外星入侵这个主题，并把UFO解读为来自外太空的智能生物所操纵的机器。那些宇宙飞船看似全无重量的飞行姿态，及其智慧的、有目的性的运动，被归因于外星入侵者们高超的技术知识和能力。由于他们没有给人类带来损害，也克制了任何敌意举动，因此人们便认为他们在地球上的出现乃是好奇心所致，或者是出于航空勘察的需要。另外，人们还发现人类的飞机场和原子设施似乎对他们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于是有人得出结论说，地球人在原子物理学与核裂变方面所取得的危险进展，已经引起了邻近星球居民的某种不安，他们认为有必要从空中对此进行更精确的考察。如此一来，人类便感到自己正在受到来自外太空的监视和侦察。
这些传闻引起了官方的莫大关注，以至美国军方特别成立了一个局，专门来收集、分析和测评一切与此相关的观测结果。法国、意大利、瑞典、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同样的举措。鲁佩尔特的报告公开发表之后的一年里，有关飞碟的媒体报道似乎逐渐有销声匿迹的苗头。显然，这方面的内容已经不再是“新闻”了。不过，人们对UFO的兴趣和目击UFO的次数，实际上或许并没有减少；这一点有事实为证：前不久便有媒体报道，一位美国海军上将曾倡议在全美范围内建立UFO俱乐部，用来收集关于飞碟的报告并对其进行周密的研究。
据传闻中讲，UFO的外观通常呈凸透镜形状，不过也有椭圆形或雪茄形的；它们能发射多种颜色的光芒，或发出金属似的辉光。由静态位置观测，它们的飞行速度可以高达每小时一万英里左右；有些时候，它们的加速过程是如此之快，以至超出了人类生理功能的耐受极限，假如操纵它们的是某种与人类相仿佛的生物，那么其驾驶员必定会在瞬间死于这种加速。在飞行当中，它们急转的角度极为特别，只有毫无重量的物体才做得出这种动作。
UFO的飞行姿态很像昆虫。在飞行当中，它们可以突然悬停在某个令其感兴趣的对象上空，就这样停留很长时间，或是好奇地绕着后者飞，然后又同样突然地急速离开，循着其特有的曲曲折折的飞行轨道去发现新的目标。因此，人们不会把UFO混同于陨星或所谓“逆温层”的反射。据称它们对人类的机场和与核裂变有关的工业设施表现出兴趣，但是这一点并不总能得到证实；因为它们也曾现身于南极地区、撒哈拉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区。就其偏好来讲，尽管近期报告显示，UFO也在欧洲和远东地区频繁现身，但它们似乎更多地出现在美国。没有人真正了解它们究竟在寻找什么，或者想要观察些什么。我们的飞机似乎激起了它们的好奇心，因为它们常常朝着我们的飞机飞来，或者追踪飞机。不过，它们也有回避飞机的时候。它们的航行看不出有什么系统性。它们的行为表现更像是一些到乡间随兴漫游的观光客，这里看看，那里停停，兴趣变幻不定；过一会儿，又不知为什么突然拔高蹿起，冲上极高的高度，或者在恼火的人类飞行员面前，上演一串串杂技般的飞行动作。有些时候，它们看起来直径足有500码，另外一些时候又似乎只有街头的路灯那么小。还有一些庞大的母飞碟，能从腹内释放或回收多个小飞碟。据说，这些飞碟既有由“人”直接操纵的，也有“无人操纵”，即遥控型的。传闻还说，飞碟中的“人”，身高约有三尺，长相与人相似；但是也有说他们长得全然不像人类的；还有一些报告则描述说，那是一些身高15英尺的巨人。这些生物光临地球的目的，是要谨慎地考察这个星球，并小心回避与人类的一切遭遇；一种更凶险的可能性是，他们在暗中侦察着陆地点，打算将来把在其他星球上面临生存困境的居民安置到这里，对地球实行强制殖民；由于他们对地球的客观条件没有把握，又害怕受到未知的感染，所以暂时不敢直面地球人或者尝试登陆地球，尽管他们拥有的可怕武器足以灭绝地球上的人类；除了拥有技术上的明显优势之外，在智慧和道德方面他们也大大超出地球人，因此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有能力拯救人类。自然，传闻中也有关于飞碟着陆的故事。飞碟上的生物不仅曾近距离地出现在地球人的视线以内，他们甚至还曾试图掳走地球人。就连凯伊霍这样一位值得信赖的人也告诉我们说，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海面上，曾有一个由5架飞机组成的空军飞行中队外加一架大型水上飞机，被UFO母飞碟吞入腹内，遭携掠而去。
读着此类报告及其附带的书面证据，令人不由得心惊胆战，汗毛竖立。再考虑到已知的用雷达追踪UFO的可能性，我们就集齐了一部天字第一号“科幻小说”的所有必要成分。每个以自己拥有的健全常识而自豪的人，都会有种公然遭受挑战的感觉。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深入讨论上述传闻所引发的种种尝试性的解释了。
就在我写作本文的同时，又有两篇相关文章几乎同时出现在美国的多家主流报刊上，它们清楚地体现了当前关于UFO问题的认知局面。第一篇文章是关于目睹UFO事件的最新报道，当事人是一名航班飞行员，当时他的飞机正飞往波多黎各，机上载有44名乘客。他正在海面上飞行，忽然看见一个“火球似的物体，冒着发绿的白光”，那东西高速地向他飞来。开始他还以为那是一架喷气式飞机，但很快就看出那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未知的物体。为了避免与之冲撞，他将飞机陡然拉升，结果机上乘客纷纷扑跌，彼此相撞。有4人受伤，需要住院治疗。当时，同一航线上距此300英里范围内还有7架飞机在飞行，这些飞机的驾驶员都看见了那个奇异物体。
另外一篇文章题为《美国专家明言飞碟不存在》。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CA）主任德莱顿（Dryden）博士在文中明确表态说，UFO根本不存在。德莱顿博士毫不含糊的怀疑论态度令人不由得顿生敬意；他以坚决的态度传达了一些人心里的感受，认为这种荒谬传闻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冒渎。
如果我们稍微闭一闭眼睛，将某些细节略去不看，就可能站到以德莱顿博士为代言人的大多数人所持的理性立场上，把数以千计关于UFO的报告以及随之而来的喧嚣视为一种幻象流言，从而给予其相应的对待。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现象客观地归结为一批着实令人印象深刻的错误观察和结论，并有主观心理假定投射于其上。
然而，如果说这是一种心理投射（projection）的情形，那就必定存在着造成这种情形的心理病因（psychic cause）。像UFO这样一种影响遍及全世界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纯粹的偶发事件，内中全无意义可言。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作证，其背后必有同样广泛的因由背景作为支撑。当这类声明在现实中已然遍地开花，我们就只能据此事实来认定：与其相应的动机，也必定遍布各处。尽管幻象流言可能由各种各样的外在情况所引起，或是由其相伴，但它们却主要建筑在一种无所不在的情感基础之上；具体说来乃是一种普遍见于全人类的心理情境。这种流言的心理基础是一种情感上的不安（emotional tension），其原因来自某种集体性的痛苦或危险，或某种至关重要的心理需求。上述状况无疑存在于今天的世界，鉴于苏联的政策及其至今尚不可预知的后果，全世界现今正笼罩在一种紧张氛围之中。同样，从个人角度讲，只有当一个人遭逢心理上的分裂，即他的意识态度与相对的潜意识内容之间产生了裂隙之时，才会出现诸如此类的离奇信念、幻象、错觉，等等。正因为意识头脑不了解这些潜意识内容，因此面对着一种似乎绝无出路的局面，这些奇异的潜意识内容无法直接被意识头脑整合，但在寻求着一种间接的自我表达，于是便产生了那些出乎意料的、看似无法解释的观点、信念、幻觉、幻象，等等。任何一种不同寻常的自然事件，如流星、彗星、“血雨”、双头牛犊及其他类似的发育异常的案例，都可以被解读为不祥之兆或者上天的凶示；许多人可能在各自独立的情况下，甚至在同一时刻看到某些非现实存在之物。另外，多个个体的联想过程，常常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平行共生，其结果就是，不同的人会在同时各自独立地产生同一个新想法。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此外，还有更多由同一集体心因造成相同或相似结果的例子；也就是说，其造成的视觉幻象和诠释完全相同，而且这种事每每发生在那些对此类现象最无准备，也最不可能相信它们的人身上。这个事实给那些目击者的叙述平添了一重特别的可信度：相关报道通常都会强调，该目击者的话无可怀疑，因为此人在大家心目中素来都不是一个想象力活跃或者轻信的人；相反，人们都知道，他具有冷静的判断力和批判的理性态度。恰恰是在此种情形之下，人的潜意识才不得不诉诸于特别激进的手段，以便令其内容得到感知。投射就是这样一种最为生动的手段，潜意识将它的内容推延到某件外物之中，通过外物的反射揭示出先前潜意识中隐而不露的东西。生活中处处可见投射机制在发生作用：在精神病人身上，在迫害意念与幻觉当中，在“只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的所谓正常人的身上，还有一种极端情形，那就是在政治宣传当中。
我们说，投射有着不同的域界，其划分依据在于它是仅仅发自个人情境，抑或是发自更深层的集体情境。个人的潜抑（repressions）和我们未能察觉的内容会表现在我们近边的环境和我们的亲友圈子里。而集体内容，比如宗教、哲学、政治和社会冲突，则会选择其相应的投射载体——共济会员、耶稣会信徒、犹太教信徒、资本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等等。在当今世界危机重重的局面下，当人们开始感到一切都已危若累卵之际，创制投射的幻想便高高超越了这个世界的组织和势力，转向了天空和星际空间，即往昔执掌着人类命运的众神所居的星座那里。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已经分裂为两半，没有人知道向何处寻求有益的解决之道。就连那些向来想不到宗教问题会成为关乎其自身的大事的那些人，现在也开始就一些根本问题认真地扪心自问了。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公众当中从来不问自己任何问题的那一部分人也受到了“异象”的造访，并亲历某种广泛传播的、被一些人真诚信奉而被另一些人斥为荒谬的神话；那些在诚实方面向来无可指摘的目击证人宣称他们“亲眼看见”天上出现了神迹，而他们所经历的奇妙之事是超出人类理解能力的；应该说，这种事情的发生一点都不令人惊讶！
所有这一切报告非常自然地引来了一片要求解释的喧嚷。起初有人试图解释说，UFO是苏联人或美国人的发明，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快就落败了。因为UFO那种显然不受重力约束的飞行方式是地球居民闻所未闻的。人类的幻想本已开始构筑飞向太空的登月之梦，这次更是毫不迟疑地假定一些更高层次的智能生物已经懂得了如何克服重力，并且利用星际磁场作为动力源，从而以光的速度穿行于太空。人们臆测说，地球上近期发生的原子爆炸已经引起了这些远远先进于我们的火星或水星居民的注意，他们担心这一举动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毁灭我们的地球。由于这种可能将会给相邻星球带来灾难性的威胁，因此那些星球上的居民感到必须监视地球上事情的发展状况，他们太清楚我们笨拙的核试验可能引起怎样的大灾变了。至于UFO为何从来不在地球表面着陆，或者表现出任何与人类交流的意愿，人们说，这些天外来客尽管知识水平大大高于人类，他们对于自己能否受到地球人的欢迎却没有丝毫把握；正因为如此，他们十分小心地避免与人类的任何智能接触。不过，出于他们优秀物种的本性，他们的行为举动均不带恶意，他们不想对地球造成任何损害，只从旁勘察地球人的飞机场和原子设施就足够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更高级的存在既然对地球的命运表现出炽烈的兴趣，又拥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却为何十年以来一直没能找到某种方式与我们沟通呢？关于这一点，答案始终裹在一团迷雾之中。因此，我们还须寻求另外的解释，比如，某一颗行星现已陷入困境——也许是水源枯竭，也许是氧气散失，或者是居民数量过多——因此正在寻找一个临时落脚点；整个巡回勘察要绝对小心谨慎地进行，尽管事实上这种活动早已在太空中进行成百上千年了。自从二战以来，飞碟的活动大量集中出现，显然标志着计划中的登陆已迫在眉睫。近来，关于外星人不抱恶意的判断已经开始受到了怀疑。还有一些所谓的目击者声称，他们看见U F O降落在地面，从里面走出一些会讲英语（当然如此！）的外星人；这些天外来客有时被描述得十分理想化，宛如关心人类福祉的科技天使，有时又被说成是一群顶着装满智慧的大脑袋的侏儒，还有时被说成是一群遍体长毛、生着尖爪的狐猴样生物，或者是身披甲胄、貌似昆虫的矮小怪物。
甚至还有这样一些“目击证人”，比如亚当斯基先生，他说自己曾乘着一架UFO在几小时内绕着月球转了一圈。他带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尽管月球在运转中始终把荒凉的一面冲着地球，但在它背向我们的那一面却有空气、水、森林和定居点，丝毫不受这种运转方式的影响——就是这个怪胎般的故事，还当真被埃德加·西弗斯（Edgar Sievers）这样一位有教养的好心人轻信并全盘接受下来。
美国人的摄影意识之强是举世闻名的。考虑到这一点，人们不禁惊讶，关于UFO的“真实可靠的”照片怎么会少得可怜，尤其是许多飞碟现身的时间据说长达几小时，与目击者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我本人恰巧认识一位亲眼见过飞碟的人，那是在危地马拉，他和其他数百人一起目睹了飞碟的真容。他当时随身带着照相机，但在兴奋中完全忘记了要给飞碟拍张照片；尽管那是在白天，飞碟的现身时间长达一小时之久。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的真实性。他只是加强了我固有的一个印象，即可能出于某种原因，UFO不是很适于拍照。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对U F O的观测和解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传奇。且不说各家报纸上数以千计的报道和文章，现在与之相关的文献著述也已经自成门类，其中有些是写来骗人的，而另外一些则是严肃认真的。然而，UFO本身却似乎对此无动于衷；最新的观测结果显示，它们依然按既往的方式活动着。话虽如此，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它们已经变成了活的神话。就此我们得到了一个金子般的机会，研究一个传奇是怎样形成的，看看在这个对人类来说艰难而黑暗的时期，一个关于来自地球以外的、“上天”的势力试图介入地球命运的不可思议的故事，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而恰在此时，人类也在认真考虑进行太空之旅、访问甚至入侵其他星球的可能性。我们这方面想要飞往月球或者火星，而另一方面，太阳系内其他星球，甚至某些恒星上的居民也想飞往我们的星球。至少，我们对自己征服太空的野心是有所了解的，然而如果说地外生物也有同样的意向，则纯属神话臆测，也就是投射。
对危言耸听的爱好、对冒险的热爱、技术上的狂妄和对知识的好奇，这些加在一起，已足以成为人们形成关于未来的诸般幻想的动机，然而人们构织此类幻想的冲动——特别是当上述幻想体现为目击人造航天器这样一种严肃的形式——却发源于一个潜在的因由，即某种危难的境况及其伴生的迫切需要。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到，地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正变得越来越小，因此人类心怀着逃离这个牢笼的愿望；这里不仅有氢弹的威胁，而且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人口数量的惊人增长也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威胁，令人有理由深深关切。人们一般不愿提起这个问题，或者只乐观地说起未来集约化食品生产的不可估量的潜力，仿佛这是一个被推迟实现的最终解决办法。作为预防措施，印度政府已经在节育宣传方面投入了50万英镑，而苏联人则利用劳动营制度消除令人担心的生育过剩现象。由于高度文明的西方各国已经知道如何使用其他方法来自救，因此最直接的危险并不来自他们，而是来自亚非地区的欠发达民族。至于以不惜任何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方式降低人口数量可否作为解决这一紧迫问题的选择，并不是我们应当在这里讨论的。大自然有许多方法来处置她养活不了的生灵。事实上，人类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地缩小，有许多民族早已超出了它的最适宜生存的界限。随着膨胀出来的人口的彼此侵犯，大灾难的危险也在相应地增加着。拥挤带来人们的恐惧，恐惧的人们在地球范围内找不到帮助，便把眼光转向了地球之外。
于是，出现了“上天的异兆”，某种更高级的生物，乘坐的是经我们的科技幻想改造而成的宇宙飞船。一种解释性的投射，生发自一种原因远未得到充分了解、故而尚未被意识到的恐惧，其目的在于从各式各样的次级现象中寻索那个原因，无论那现象是如何的不适宜。在上述投射当中，有些是如此显而易见，似乎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然而，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一种甚至有集体幻象相伴的群体流言（mass rumour），我们就绝不能满足于那些过于理性的、表面看来过于明显的动机。像UFO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若能以某种原因加以解释，那么这种原因必定深深地触及了我们存在的根本。在古时候，尽管人们也把它们当成罕有的奇事来观测，但它们充其量只为普通的本地流言提供了谈资而已。
影响遍及全世界的群体流言，注定是我们这个开化的、理性的时代的产物。公元第一个千年将近尾声时，广泛存在着世界即将毁灭的幻想，它源于超自然的玄想，并不需要借助于U F O来给自己披上理性的外衣。上天干预的概念非常符合当时人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然而现今的公众意见，恐怕很难苟同于将某种现象诉诸超自然行为的假说，否则的话，肯定早就有无数的教区牧师，在那里宣讲上天发出的警兆了。以我们现代人的世界观，并不认为会发生这一类事情。我们更倾向于考虑到心理障碍和干预的可能性，特别是自从上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的心理平衡已经越发成问题了。在这方面存在着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就连我们的历史学者们也无法继续使用传统的方法来评价和解释过去几十年来欧洲所经历的发展了，现在必须承认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因素正在以惊人的方式开始拓宽历史编纂学的视野。作为结果，思想界对心理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种现象已经招致学术界以及那些不称职的专家们的内心反感。尽管上述圈子对于心理学影响的扩展有着明显的抵触，但意识到自身责任的心理学研究者，却不应该因此而退缩，他们不应该放弃对于像UFO这样的群体现象进行批判的审视；这是因为，UFO报告中显见的不可能性已经向我们的常识提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极有可能揭出某种心理障碍的存在。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关注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层面。出于这种目的，我们且对UFO流言的核心陈述做一番简要回顾：人们在地球大气层中看到了某种物体，此物不同于任何已知的气象学现象，并且白天夜晚都有出现；它们不是流星，不是被错认的恒星，不是“逆温现象”，不是云体，不是迁徙的鸟类，不是航空气球，不是火球，当然更不是酒醉或发烧状态下神志昏乱的产物，也不是目击者撒下的弥天大谎。人们通常所见的是一个圆形的物体，呈碟状或球状，发出各种颜色的炽烈的光；也有少数情况，它们呈现出雪茄状或圆柱状，大小各不相同。据报道，这些物体有时无法被肉眼看到，却在雷达屏幕上留下了踪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那圆形的形状——潜意识在梦境、幻象等情形当中的创造物，也具有同样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应被视为以视觉形式出现的象征物，代表着某些尚未被纳入意识范围的思想；这些思想只是无形地潜在于人的潜意识领域，只有通过转化为意识的过程才能成为可见的。然而，可见的形状只能约略地体现出潜意识内容的意蕴；实际上，其意蕴的完全体现必须通过放大式解读才可以获得。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误读；而消除上述误读的唯一方法，就是遵行所谓的“服从事件”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通过比较不同个体的一系列梦境，从中得到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可解读的文本。对梦境的解读原则，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流言中形象的解读。
如果我们将此原则用于上面所说的圆形物体上——无论它们是碟状还是球状——我们立刻就会发现，它们的形状类似于任何一名研习深层心理学的学生都熟知的心灵整体性（totality）的象征物，那就是曼荼罗（mandala，梵语词，意为“轮圆”）。这绝对不是作者的新发现，因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见到这个圆；它一次次地反复出现，永远具有独立于传统的相同的含义；无论它表现为史前时代的“日轮”，还是魔圈，是炼金术所讲的小宇宙，还是现代吸纳和涵盖了心灵整体性概念的所谓“秩序象征（symbol of order）”；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它是“保护性”或是“避邪”的圆。正如我在别处指出过的，多少个世纪以来，曼荼罗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确定无疑的心灵整体性的象征，正如炼金术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此，我想引用一个六岁女孩的梦境来说明曼荼罗是如何在现代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她梦见自己站在一幢高大的陌生建筑物的大门口。一个仙女在那儿等着她，并领她进去，走过一条长长的柱廊，来到一个中央大厅，大厅四面都有同样的柱子环抱着。仙女走到大厅中央，在那儿摇身变成一团高高的火焰。三条蛇围着那火焰爬，像是在绕火巡行一般。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典的、原型化的儿童期梦境，不仅经常被梦到，而且时常出现在画作当中，没有任何外来的暗示，其目的显然是要避开令人不快或感到困扰的家庭影响，并保持内心的平衡。
曼荼罗包含、庇佑和捍卫着人的心灵整体性，它抗拒外来影响，极力将人内心的对立两面统一起来；就这一点来讲，它同时又是一个鲜明的个性化象征（individuation symbol），即使在中世纪的炼金术理论中也被视为如此。依照柏拉图的世界魂理论加以类推，灵魂的形状应当是圆的；而我们在现代人的梦境中又遇到了同样的象征。这个象征，因其古老而将我们引向神秘的天穹，引向柏拉图的“高高在上的神性世界”，万事万物的“理念（Ideas）”都储存在那里。因此，对于将UFO视为“灵魂”的天真解读，不存在任何排斥因素。自然，它们不能代表我们现代人关于心灵的概念，却在无意间展现了一幅关于潜意识内容的原型或神话性画面，那就是炼金术士们所说的rotundum（圆），它表达的是个人的心灵整体性。我曾将这种自发生成的形象定义为自性（self）的象征。所谓自性不同与自我（ego），它是指同时包括了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灵整体。持此观念者不止我一个。早在中世纪，神秘哲学（Hermetic philosophy）已经得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结论。这一观念能自发地再现于现代某个和周遭大众一样对此传统一无所知者的脑海，从而证实了它所具有的原型特性。即便那些可能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也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孩子竟会一梦便梦到遥远的神秘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笼罩着一重最深重、最黑暗的无知，这当然谈不上是神话传统最适当的载体了。
如果把天空中出现的这些圆形发光物视作幻象，我们就难免要将其解读为原型意象。那么它们便是一些在本能基础上不由自主的、自动的投射，和任何其他心理表现或症状一样，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斥为毫无意义的纯粹偶然现象而等闲视之。任何一个具备必要的历史和心理学知识的人都晓得，圆形象征物在以往各个时代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就拿我们所在的文化领域来说，它们不仅是灵魂的象征，同时又是“神的意象”。有句老话说：“神是一个圆，圆心无所不在，圆周无处可寻。”上帝因其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特性，成了一种最典型的整体性象征，圆满、全备而完美。这种灵光乍现，传统上通常有火与光相伴。因此，以古代标准看来，可以很容易地把UFO视为“神灵”。作为整体性的一种外在表现，它们令人印象深刻：它们的形状是简单的圆，描摹着自性的原型；我们凭经验得知，在对心灵中显然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加以整合方面，自性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最适于用来补偿我们这个时代分裂的心理。在众多原型当中，它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的首要角色是混乱状态下的调整者和秩序维护者，从而令人格尽最大可能保持了统一和完整。是它创造了神——人这样一种人格，也就是原人（Primordial Man或Anthropos）、真人（chên-yên，意为“真正的人或完全人”），是从天上召来火、最后乘着火焰车升天的以利亚（Elijah），而这位以利亚又是弥赛亚的先导，是教条化了的基督形象，也是教条化了的黑德尔（Khidr），即那位“常青者”——这又是一个类同于以利亚的形象：作为安拉的人形化身，他也和以利亚一样在大地上四处漫游。
当前的世界局势，据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勾起人们对救赎性的超自然事件的期待。如果说，这种期待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现出来，那只是因为没有谁依然深深扎根于以往世纪的传统当中，以至于认为上天的干预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确实已经远离了中世纪对于超自然现象的确信，但是还没有远离到完全抹杀存在于我们历史和心理背景中的超自然期待的程度。然而，在意识层面上，居于支配地位的还是理性启蒙主义，这种观念憎恶一切趋于“玄秘”的倾向。尽管人们尽了极大努力想要“复原”基督教信仰，但是我们已经无法恢复以往那种受局限的世界观，那种为我们相信超自然力的介入留下心灵空间的状态。今天的我们也不可能复活从前那种真挚的基督教信仰，不可能再相信死后的生命，或者相信世界末日已然迫近、届时创世时留下的令人遗憾的错误都将断然终止……尽管人们做出种种相反的保证，但相信此生，相信人类自身力量，却已经成为一种切合实际的，而且目前尚无可辩驳的真理。
这种为绝大多数人所抱持的态度，为投射即潜意识背景的外在体现，提供了无比良好的基础。后者顶着理性主义的批判，凭着恰当的幻象为其提供的伴随和支持，硬是以象征性流言的形式挤上了前台，从而激活了一个素来表达秩序、解救、救赎和完整等意义的原型。一个具有我们这个时代鲜明特色的现象是，原型的外在表现已不同于以往，如今它表现为一个客观物体，一个技术构建物，为的是绕开那令人讨厌的神话式人格化身。任何看似科技产物的东西，在现代人那里都能畅通无阻地被接受。时至今日，太空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可能，这就使原本不得人心的关于超自然力介入的观念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了。UFO那种看起来仿佛没有重量的样子，自然十分令人费解；不过，我们人类的物理学家们不是也做出了那么多近乎奇迹的发明吗？为什么比我们人类更先进的外星人，就不能发现某种对抗重力的方法，使他们的飞船达到光速，甚至更快呢？
现代的核物理学已经令普通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再可靠了，其程度远远超出物理学家自己的感觉；不久之前还被斥为无稽之谈的东西，转眼间就会成为可能。因而，UFO才能够轻易地被视作物理学家制造的奇迹，进而令人深信不疑。今天的我还能怀着一种疑虑不安的感觉回想起，有一段时间我曾确信凡是比空气重的东西都飞不起来，结果却是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UFO看似真实的性质给人出了一道如此难解的谜题，即便是最聪明的头脑也想不出它的答案；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又构筑了一个令人如此印象深刻的神话，使人情不自禁地认为它在99%的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产物，并相应地以通常的心理解读方式来对待它们。即便真的存在某种未知的物理学现象作为这一神话的外在原因，那未知的现象对于神话本身也不会有丝毫减损，因为我们知道，许多神话都有着气象学现象或其他自然现象作为其伴因，尽管这些现象并不能解释神话。神话主要是潜意识原型的产物，因此是一种需要用心理学解读的象征。对于原始人来说，任何一个物件，哪怕只是一个被扔掉的旧罐头盒，都能在他们心中瞬间唤起关于神性意义的联想。显然，这种效果并非藏在那个罐头盒里，它其实是一种心灵的产物。
二、梦境中的UFO
UFO不仅为人们所见，它们当然还出现在人们的梦境当中。这一点令心理学者们尤其感兴趣，因为这些梦告诉我们，它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被潜意识所理解的。若想就某物在心灵中的反映勾勒出任何貌似全面的图景，只凭纯粹的思维活动是远远不够的。除了感觉（估价）、知觉（现实感）和直觉（对可能的感知）这三种功能之外，我们还需要潜意识的反应以展现潜意识联想情境。只有凭着这张全景图，才有可能对因外物而呈现的心理状态做出一个全面的判断。纯粹思维方法注定有50%～75%的可能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下面我将借助于具体例子，引述一位受过教育的女士所做的两个梦。这位女士从来没见过UFO，但对这一现象很感兴趣，只是没能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确定的画面。她并不了解关于UFO的诸多文献作品，也不知道我对此所持的观点。
第一个梦
我和许多人一起乘公共汽车沿香榭丽舍大道行进。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起来。汽车停下来，所有的乘客都跳下车，转眼间消失在附近的那些房子里，房子的大门在他们身后一扇扇砰然关闭。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我想跑进一所房子，但每一扇带着亮闪闪铜把手的大门都关得严严实实，整条香榭丽舍大街空无一人。我把后背紧贴着一幢房子的外墙，抬头仰望天空：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看见轰炸机，却看见一个飞碟状物，一个形状像水滴似的金属圆形体。它缓缓地自北向南飞来，我感到自己正在受到监视。一片寂静中，我听见一个女人的高跟鞋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正沿着空旷的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独自走来。那种气氛真是怪异极了。
第二个梦（大约一个月后）
夜晚，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天上出现了许多星际“飞行器”，每个人都逃走了。这些“飞行器”形状好像庞大的钢铁雪茄。我没有逃。一架“飞行器”注意到了我，斜斜地一直向我飞来。我心想：荣格教授说，人不应当逃跑。于是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盯着它看。从近处看，它的正面就像一只圆眼睛，一半蓝一半白。
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我的两个上司走了进来，满脸忧虑的样子。他们向我姐姐发问，情况怎么样了。我姐姐答道，由于看那“飞行器”，我的脸全被烧焦了。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他们所说的是我，而且意识到我的头部全裹着绷带，尽管我自己看不到。
对第一个梦的评论
正如梦中一开始的情形所显示的，这个梦描述的是一种群体恐慌，就像空袭警报拉响时那样。一架U F O出现，它的形状如同水滴。一种液态物，它所呈现的样子如同即将滴落的水滴；从这一点，我们能清楚地看出，这架UFO被想象成一种从天而降的液体，就像雨那样。UFO的这种令人称奇的水滴形状，以及上述关于液体的类比，也曾出现在有关文献中。这里指的或许是通常报告中所说的飞碟形状的多变性。这“天降”的液体必定具有神秘的特性，其概念或许类似于炼金术中的aqua permanens（永恒之水），后者在16世纪的炼金术中也被称为“天”，代表着quinta essentia（乙太或第五元素）。这水是炼金术中的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奇妙的solutio（溶媒），solutio一词就其意义来说，既指化学溶液，同时也指问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它就是伟大的法师墨丘利（Mercurius）本人，分解者和结合者（solve et coagula），它是物质和精神上的万灵药，同时又可成为威胁与危险之物，作为aqua coelestis（神性之水）从天而降。
正如炼金术士们所说的“石”并非石头，他们的“哲学”之水也不是水，而是水银，这水银亦非普通的汞元素，而是一种“精气”（pneuma）。它所代表的乃是神秘物质，在炼金术操作过程中由低级的金属转化为灵性形态，通常被人格化地称为filius hermaphroditus（赫马佛洛狄忒斯之子）、filius macrocosmi（外在宇宙之子）等。所谓“哲人之水”是传统上用来改变化学元素的物质，在这一改变过程中，它自身也经历了转化。它又是“救赎之灵”。上述观念起源于上古文献，到中世纪又经过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渗透到了民间故事和童话当中。一份非常古老的文稿（可能来自公元1世纪）中写道，在尼罗河里发现的一块石头当中藏有一个灵。“伸手到你掌心，唤出那个灵。那就是exhydrargyrosis（水银的排出）”。在此后一段将近1700年的漫长时期里，我们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万物有灵论原型的效力。水银（Mercurius）一方面是一种金属，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极易挥发的液体，也就是说，它很容易变成气体或精气；这种精气被称为“spiritus Mercurii（墨丘利之灵）”，被视为万灵药、救世主和servator mundi（世界的保护者）。墨丘利是“愈疗的使者”，“给敌对双方带来和平”；作为“不死灵粮”，它拯救造物众生免于疾病和朽坏，正如基督拯救了世人一样。在基督教早期的教父用语中，基督被喻为“涌泉”；同样，炼金术士们亦将墨丘利称为永恒之水、ros Gedeonis（基甸的露水）、vinum ardens（火酒）、mare nostrum（我们的海洋）、sanguis（血液）等。
在许多UFO目击报告中，特别是一些早期的报告中，显然都说到UFO能够突然显现，又同样突然地消失。它们能被雷达测知却不为人眼所见，或者相反，能被人眼所见却不为雷达测知。据称UFO可以随心所欲地隐身，显然肯定是由某种时而可见时而不可见的物质组成。与此最接近的类推结果是，这是一种挥发性液体，由某种不可见的状态经冷凝形成液滴状。展读那些古老的文献，我们依然能感觉到炼金术士们目睹水或水银的蒸发时，对这消失复又重现的奇迹心怀的神奇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此乃“已变成水的灵魂”（赫拉克利特语）在赫耳墨斯神杖的轻触下再化作不可见的精气，并由至高天降下，成为可见形式的过程。潘诺普列斯的佐西摩斯（Zosimos of Panopolis，公元3世纪）曾为我们留下一部宝贵文献，其中就描写了此种变化过程，是发生在一个厨用器皿当中的。守着蒸汽升腾的锅子遐思，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经验之一——由此而产生的幻想，或许对于UFO的突然消失和突然重现也有所贡献吧。
这个梦中出现的令人意外的水滴形，提示我们将其与炼金术的一个核心概念进行比照，此一概念不仅源于欧洲，而且在印度和2世纪的中国都有其根脉。UFO的奇异性与其心理内容的奇异性相映成趣，而我们若想冒险对UFO现象做出任何阐释，就必得援引上述心理内容作为依据。鉴于UFO现象的离奇本质，我们根本无法指望本着自身熟悉的理性原则对其做出适当的解释。若是借着精神分析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把整个UFO事件释为某种性幻想，充其量不过得出结论说，一个受压抑的子宫自天而降。这解释倒和那种把歇斯底里症释为“游离失所的子宫”（νστєρο=womb，子宫）的古代医学观点不谋而合，特别是当女人做了焦虑之梦时更是如此。然而，UFO流言的来源却主要是一些男飞行员，这又如何解释呢？性语言并不见得比任何其他的象征性表达方式更为重要。从根本上讲，这种解释在神话色彩和理性色彩方面，与那些玄想UFO之性质、目的的科技神话并无二致。
梦者具有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因此她在第二个梦中意识到了不应该屈服于内心的恐惧而逃跑，正如她情不自禁想地要做的那样。但是潜意识创造出一种情境，把她的这条出路堵死了。于是她便有机会近距离地来观察飞碟。事实证明它是无害的。实际上，那女子无忧无虑的脚步声所暗示的，就是某人对此毫不知情或是毫不惧怕的情形。
对第二个梦的评论
在梦者的叙述中，开头就说到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正常情况下人人都沉浸在梦乡的时刻。和第一个梦里一样，恐慌突然爆发。许多的UFO出现在空中。回顾上文对第一个梦的讨论，在此我们可以说，那个超拔凡尘、半神形象的自性（self）整体已然分裂为多个存在。从神话学意义上讲，这可与多元的神、神—人、神灵或灵魂形成对应。在神秘哲学中，神秘物质有着“一千个名称”，但实质上它是独一的（One and Only，即独一神），这一物质只有经由分裂（multiplicatio，增殖）才能变为多元。炼金术士们着意进行的opus divinum（伟大工程）就是要释放“链锁的灵魂”，也就是说，要解放那分布于造物之中、被造物所囚的创世之精魂，使之恢复原来的归一状态。
从心理学角度看，整体性象征的多元化意味着它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单位，成为多个“自性”；那个代表着一神论的“玄秘”物质被分解成多元的次级神灵。站在基督教教义的立场，这种思维流程很容易被解读为最大的异端，只是耶稣基督曾经明明白白地指出“你们是神”，此外，“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一同样无可置疑的观念也为其提供了支持，两者都预先假定人类与神之间至少存在着潜在的亲缘关系。从心理学角度看，U F O为数众多可能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人类个体的投射，而象征物的选择（圆形物）则表明投射的内容并不是真实的人本身，而是他们理想化的心灵整体性；不是人从经验中了解到的自己，而是他的整个心灵，其意识内容尚需潜意识内容的补充。尽管我们由研究中了解到一些关于潜意识的情况，这给予我们一些关于潜意识本质的线索，但还远远不够，甚至不足以为其勾勒出一幅假想的图像。仅以其中最大的一个难题为例：时至今日，一些心灵学（parapsychology）经验已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在对心理过程的评价中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畴。在对待潜意识的问题上，我们已经不能再将其视为一种因果式地依赖于意识的东西了，因为它所拥有的某些特质并不在意识支配之下。它更应被理解为一种自主的、与意识相互作用的独立存在。
因而，为数众多的UFO便是一个整体的多个心理意象在天空中的投射；因为，一方面它们代表着载有能荷的原型，另一方面这些原型作为心理因素尚未得到辨识——其原因是，今天我们的意识当中，不包含那种使我们得以凭之理解心灵整体性之本质的概念范畴。可以说，我们的意识还处于一种过于古老的状态，尚未出现这种类型的统觉（apperceptions），因此相关内容便无法被识别为心理因素。此外，我们素来受到的训练就是，绝不能把此类意象视作心灵固有的形式，而要把它当成心灵以外的、形而上空间里的存在，或者当成历史事实。因此，当原型从时代环境和普遍心理状况中汲取了额外的能荷，却因为上述的原因而无法直接被意识所整合，就只有以自发投射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时出现的投射意象从表面上看是一种独立于个体心灵及其本质的实体。换言之，曼荼罗之圆所代表的整体性，摇身变成了由智慧生物所操纵的宇宙飞船。UFO通常的凸透镜形状可能是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影响：历史证据表明，心灵整体性向来具有某种宇宙亲缘特性——个体心灵被认为来自“上天”的源头，是世界魂的一颗微粒，故而是一个小宇宙，是宏观宇宙的反映。莱布尼茨的单子论（monadology）就是上述观点的一个雄辩例子。宏观宇宙就是我们周围的星光灿烂的世界，在天真的心灵看来，它是一个球体，因此传统上认为我们的灵魂也是一个球体。实际上，天文学中所见的太空充满了星星的集群，即星系，它们大多是凸透镜形状的，与UFO的形状相似。这种形状可能是对近期天文学发现的一种妥协，因为据我所知，在此之前的传统中并没有说灵魂具有凸透镜形状的提法。这里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旧有传统被新吸纳的知识所改造的例子，原始的观念受到了意识最新获取物的影响，正如现代人梦境中常用汽车、飞机来替代动物和妖怪一样。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自然或绝对的“知识”也有存在的可能，那便是潜意识心理恰恰巧合于客观事实的时候。这是一个由心灵学的发现而来的问题。“绝对知识”不仅出现在心灵感应、预知等情形下，在生物学上也有出现，比如波特曼（Portmann）所描述的狂犬病病毒对狗和人的不同生理结构的适应；又比如黄蜂对毛虫体内运动神经节的所在位置显然了如指掌，才能准确地将后者麻痹，用以喂养自己的后代；还有信鸽所拥有的方向辨别力、某些鱼类和昆虫所拥有的效能近乎百分之百的发光能力、家鸡和家猫对地震的预警能力，以及我们在共生关系中看到的令人称奇的协作能力。我们还知道，生命过程本身不能单纯地以因果律来解释，而是需要“智能”选择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讲，UFO在形状上可与组成宇宙结构的要素——星系之间形成类同关系，尽管该观点在人类理性头脑看来是极为荒诞不经的。
在这个梦里，通常的凸透镜形状被少见的雪茄形状代替，显然是由旧式飞艇衍化而来。正如心理分析方法会用子宫这一女性“象征”来解释第一个梦里的“水滴”形状，同样，在这个梦里关于阳具形状的性类比直逼人的眼目。人类心理的古久背景与原始语言有着太多的共同点，以至于两者都会把未知的或未能完全理解的东西转换成本能的、习惯形式的思维，如此，弗洛伊德才能归结出所有圆形或中空的形状都具有女性意指，而一切长条形状都具有男性意指的论点，例如螺丝螺母、插座插头等等——当然，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上述情况下，人们对性的自然兴趣引发了这些类比，而它们所展现的娱人画面更是自不待言。然而，性并不是煽动此类喻象的唯一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饥饿，即饮食的欲望。在宗教史上，人除了通过性的途径与众神结合，还通过吃喝的途径达成同一目的。就连性的吸引也成为饮食比喻的对象：当我们喜爱某个女孩时，就会说她“秀色可餐”。语言当中充满了用一种本能来表述另一种本能的比喻，但我们无须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中真实的内核永远是“爱欲”或食欲、权力欲等。关键在于每一情形都激活了相关的本能，后者便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需求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决定着象征物的选择及其解释。
在这个梦境里，极有可能存在着菲勒斯类比（phallic analogy），它按照这一超级古老的象征的含义，赋予UFO某种“具有赋生能力的”、“使多产的”，并且（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有穿透力的”特质。古时候，人们用性行为来喻指那种被神“穿透”或者说“接纳”神的体验。不过，如果仅只因为一个比喻就把真正的宗教经验解读为“潜抑的”性幻想，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宝剑、枪矛或箭矢也可以表达“穿透”的意义。
梦者并没有因为UFO的可怕样子而逃开，甚至当她看见它径直飞向自己时，也没有跑。在这次面对面的遭遇中，原来的圆形或凸透镜形状又以“圆眼睛”的形式得以再现。这个意象与传统的“上帝之眼”意象形成了对应，上帝的眼目无所不见，检点人心，揭示真相，无情地看穿心灵的每个角落。它反映着人对自身存在的整个现实的洞悉。
这只眼是半蓝半白的。这对应着天空的色彩，是纯净的蓝天和为其提供遮蔽的白云的颜色。自性作为心灵的整体乃是对立因素的结合体。如果没有阴影，就连自性也称不上真实。它永远由两面构成，一面明亮另一面幽暗，就像《圣经·旧约》中所体现的前基督教时代的上帝概念，这一概念较之至善论（Summum Bonum）更切合于宗教经验的实际情况（《启示录》14：7），因为后者仅立足于一个三段论式推理（privatio boni，善的缺乏），故而其根基并不稳固。就连深受基督教思想浸染的雅各布·伯麦（Jacob Boehme）也无法回避这一洞见，并在他的《有关灵魂的四十个问题》中，对此进行了雄辩的表述。
UFO的水滴形状暗示着它是某种液态物质，类似于“水”的东西，后来这个意象又让位于圆形结构的意象，后者不仅有视物能力，即发光能力（古老的观念认为，“光”等同于“看”），还散发出灼人的热力。这令人立即联想到摩西见过上帝之后脸上发出的凡人无法忍受的荣光，想到“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以赛亚书》33：14），又想到耶稣的话：“靠近我的就是靠近火”。
如今拥有这种经验的人多半会急忙去找医生或心理学家，而不是到神学家那里去寻求帮助。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地遇到过，那些被自己的梦或幻象惊吓到的人跑来向我咨询。他们把这看做是精神疾病的症状，有可能是发疯的先兆；然而事实上却是“神的托梦”，即真实而真正的宗教体验，与没有准备的、无知的、怀着深刻偏见的头脑之间所发生的抵触。在这件事上，今天的人们并无选择的余地：任何不寻常的事情都只能被归之于病态，因为人们心目中被奉为“终极真理”的，乃是“统计平均值”这种抽象概念，而不是现实。由于人们对狭隘的思维能力和偏颇理性的推崇，一切价值感都遭到压抑。难怪我们的患者在梦中经历了与UFO的遭遇之后，会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脸被灼伤。这种事情如今并不足奇。
第二个梦不同于第一个梦的地方在于，它表现出梦者与UFO的内在关系。UFO在众人当中特别注意到了她，不仅向她转过探寻之眼，又以奇异的热力照射她，这热力就是她自身内在易感性的同义词。火在象征意义上等同于某种极为强烈的情感，在此例中这种情感十分意外地临到她心头。尽管她有许多理由对UFO感到害怕，但是她依然坚持站在那里，仿佛它实质上于人无害似的；可是现在她却被迫认识到，它是能够发出致命热力的，而这种叙述在关于UFO的记载中经常见到。这热力乃是她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情感的投射——尽管这情感已经强烈到了产生实际效应的程度，却依然没有得到识别。甚至她的面部表情都已经因此而发生了改变（被灼伤）。这不仅令我们想到摩西脸上的变化，还有圣人克劳斯兄弟（Brother Klaus）在令人惊骇的幻象中见到上帝之后所发生的变化。它指向某种“不可磨灭”的经验，其痕迹在他人眼里始终可辨，因为它已经给经历者的整个人格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当然，在心理学意义上，这样的事件只是预示着潜在的变化；它必须首先接受意识的整合。正因为如此，克劳斯兄弟才感觉到有必要花费许多年头进行枯燥的学习和冥想，直到最后他成功地认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可怕幻象实际上是圣三一（Holy Trinity）向他显现的异象，这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通过这种方式，他把上述经验转化为经过整合的、对他具有理智和道德约束力的意识内容。同样的工作尚有待于我们的梦者去完成，或许所有那些目睹过UFO、梦中见到过UFO或传播过这方面流言的人，都应包括在此列。
神性的象征恰巧重合于自性的象征：那些看似代表着心灵整体性的心理经验，在另一方面则表现着“神”的观念。这并非断言此二者形而上的同一性，而只是从经验主义角度指出代表它们的意象的一致性，这些意象都发源于人类的心灵，正如我们此处分析的这个梦所表明的那样。至于这些意象相似性的形而上前提究竟是什么，这和所有超验的东西一样，都已超出了人类所能了解的范围。
天空中孤零零的“上帝之眼”，是潜意识所提供的对于UFO的解读，这一母题亦可在古埃及神话中发现，就是“霍鲁斯（Horus）之眼”——霍鲁斯神靠着它治好了其父奥西里斯（Osiris）被仇敌塞特（Set）害得半瞎的眼睛。这独一的“上帝之眼”也曾出现在基督教典籍的插图中。
在研究集体潜意识产物的过程中，凡举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神话特质的意象，我们都必须对其象征语境加以仔细考查。它们是心灵及其结构天生固有的语言，并且，就其基本形式来说，绝对不是个人后天习得的。人类心灵尽管具有出色的学习和意识能力，但是也和动物心灵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心灵植根于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带着其固有的特定形式，从而构成了该物种的特有传承。意志、意愿和一切个人的差异性都是后天习得的；它们之所以存在，靠的是已然由纯粹本能中获得自我解放的意识。凡是在原型形成方面存在问题之处，人格试图对此进行解释的努力就会引我们走上歧路。另一方面，比较符号学（comparative symbology）方法不仅从科学立场上被证明颇有成效，而且在实践中也令更深入的理解成为可能。符号学的或曰“放大的”方法所创造的结果，最初看起来像是将其回译为原始语言似的。实际上，假如这种在潜意识帮助下的理解活动只是纯粹智力上的锻炼，而不是一种调动我们全部能力的活动，那么它的确会成为上述的“回译”。换言之，原型除了它正式的表现形式之外，还拥有一种神秘性质，一种在实践中十分高效的情感价值。一个人或许意识不到这种价值，因为它有可能被潜抑；但潜抑会带来神经失调的后果，因为被潜抑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通过某些不适当的路径为自身寻到了另一条发泄渠道而已。
正如这个梦中清楚表现的，UFO来自于潜意识背景，而潜意识背景一贯地通过神秘意念和意象来进行自我表达。正是这些神秘意念和意象为这个奇异现象提供了解读，使之显示出重要性——之所以说它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勾起了与比较心理学发现相关联的朦胧的历史记忆，而且是因为这其中有实实在在的情感过程在发挥着作用。
当今时代，人们出于科技原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头顶的天空。对于飞行员们来说就更是如此，他们的眼光一方面要盯着面前复杂的操纵设备，另一方面要涵盖前方的一片茫茫浩天。他的意识片面地专注于那些需要最认真观察的驾驶细节，而在意识的后台，他的潜意识则努力地在填充那片无边无际的虚空。他所受到的训练和他的常识都妨碍他注意到自己内心为补偿那片空虚及高高飞行在大地之上的孤独感而悄然升起并变成可见形式的一切。上述环境为自发心理现象的发生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每个曾经在沙漠、海洋、深山或原始森林的孤独、寂静和空虚环境下生活过足够长时间的人都会了解这一点。理性主义和厌倦感从根本上说是城市居民所特有的对于刺激的过分嗜好的产物。城市居民追求人为的感官刺激，借以逃避内心的厌倦感；寂寞的隐者不追求这些，反倒无可奈何地深受其扰。
我们从苦行僧和隐修者的生活中得知，无论他们愿不愿意，也无须来自意识的任何协助，自发心理现象都会由其内心升起，以补偿他们的生理需求：神秘幻想的意象、幻象和幻觉，其中有些可能被给予正面的评价，也有些可能被给予负面的评价。那些得到正面评价的，来源于人们感到属于灵性的潜意识范畴，另一些则显然来源于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本能领域，那里有丰盛的佳肴、满壶的美酒，有无上的美味安抚着他们的饥肠，有美艳撩人的尤物屈服于他们久被压抑的性欲，有巨额财富和世俗的权势降临于他们，替代了现实中的清贫和默默无闻，更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喧嚣和音乐，为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寂静和孤独平添了一抹生动。尽管我们可以方便地说这些意象是发自潜抑的欲望，并以这种方式来解读幻想的投射，但这却无法用来解释那些得到正面评价的意象，因为后者与潜抑的欲望并不相符，而是对应于某种完全自觉的欲望，故而无法形成投射。只有当心理内容与自我人格的关联未被认知的时候，才有可能以投射的方式表现出来。出于这个原因，上述的欲望假说只能被抛弃。
隐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灵性经验，并为此目的而压抑自身的凡俗一面。自然，受到触犯的本能世界会以不体面的投射对此做出反抗；然而他们的精神领域也同样以正面性的投射对此做出响应——这种情形，按我们的科学思维方式来说是大大出乎意料的。因为他们的精神领域从未受到丝毫忽视；相反，他们通过祈祷、沉思及其他精神活动而竭尽所能地滋养其灵性。故而，按照我们的假说，这一方面理应不需要什么补偿；那种一味压抑肉体的片面性已然在本能的狂野反抗中得到了补偿。不过，表现为神秘意象的正面性投射，它的自发出现在经历者看来是一种神恩，被视为神性的启示，而这些幻象的内容也的确具有上述的特点。从心理学角度讲，这些幻象与被忽视的本能所产生的幻象在功能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圣人们不遗余力地塑造自身的灵性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他们不曾压抑灵性，因此在这方面并不需要补偿。
面对上述困境，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已经证实的补偿理论，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做出以下的矛盾结论：尽管表面上相反，但隐者在灵性上实则处于亏欠状态，需要适当的补偿。正如生理上的饥渴被美味大餐所满足（至少在比喻的意义上如此），同样，灵魂的饥渴也因充满神秘意象的幻象而获得饱足。然而，令人难懂的是，隐者的灵魂为何会感到“饥渴”？他付出一生来追求的panis supersubstantialis（灵粮），已经足够令他饱足了，除此之外他还能随时随地由教会的恩具中得益。那么，他又怎么会有所缺乏呢？尽管他拥有这一切，但事实上，他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他那难以填满的欲壑依旧张着大口。显然，他现在所缺乏的是真实而直接的灵性现实经验，无论这经验如何体现出来——是相对具体还是较富于象征性，都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他所期待的绝非任何尘俗的现实可触之物，而是崇高的、不可触及的灵性幻象。这种经验本身就是对传统形式之贫瘠空洞的一种补偿，因而会受到隐者本人的至高推崇。一种神秘意象确确实实地显现于他眼前了，这意象并非出自他自己的创造，其真确性、现实感（因它确是在他身上“上演”着）与那被忽视的本能所编织的幻觉毫无二致；然而，前者因这种现实性和自发性而被他渴望，后者（感官幻觉）却因同样的原因而遭到他的厌弃。只要神秘内容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利用传统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原因导致焦虑。然而一旦它们违背古道，表现出某种非同寻常的、令人不快的状貌，此事的性质就变得令人痛苦地暧昧起来。这时，这位圣人便开始怀疑它们是否和感官的幻觉一样虚妄。事实上，甚至可能出现原本被视为神启的幻象最终被斥为魔鬼的诱惑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上，辨别标准是简单而绝对传统的，不像辨别真实的和幻想中的大餐那样，只看其现实与否。幻象，正如它的神秘内容一样，是一种心理现象。在这个领域里，精神对精神形成回应；而在禁食过程中，回应身体对食物需求的乃是幻觉，而不是一顿真正的大餐。如果说第一种情形是用现金付账，那么第二种情形就是用空头支票付账了。前者是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而后者显然不是。
不过，上述两种情况在现象结构上是完全一样的。生理饥渴需要真正的饭菜加以满足，灵性的饥渴则需要神秘的内容加以满足。这些内容具有原型的本质，总是以自然的启示方式形成自我表达；因为基督教象征和其他任何宗教观念一样，都建筑在可以一直回溯到远古时代的原型模式之上。这些象征的“整体性”特点，包纳着人类的所有兴趣和本能，故而保证了原型的神圣性。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在比较宗教学研究当中，总会发现宗教和灵性方面的东西与性、饥饿、侵略、权力等内容相互关联。宗教象征的一个特别丰富的来源，是某一特定时代或文化情境下最受重视的本能，或者是最受个人关注的本能。有些人群把食欲看得重于性欲；也有相反的情况。我们的文化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食物禁忌，而是更多地在于性的约束。现代社会中，这个问题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性的禁忌扮演着一个受伤神祇的角色，在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寻求着报复，其中也包括心理学领域，其表现就是把“精神”简化为性压抑的学术倾向。
然而，我们应该严肃地看待以性语言对象征进行的片面解读。如果人类对精神目标的追求不是一种真正的本能，而只是特定社会发展的结果，那么本着性原则的解读便是再恰当不过、也最容易为理性所接受的。然而，即便我们承认对完全性和整体性的追求具有真正本能的特性，并以此作为我们进行阐释的主要依据，性本能和对整体性的追求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一事实却依然存在。除宗教期待之外，没有什么比性更能对现代人构成自觉的、个人化的挑战。也有人可以发自内心地说，他本人更多地受着权力本能的控制。此事应取决于每个人的天性及其主观倾向。唯有一点无可置疑，那就是，在当代人意识中，人类基本本能当中最重要的追求整体性的宗教本能扮演着最不显眼的角色，究其原因，正如历史所显示的，在于它能够通过持续的倒退，以最大的努力挣脱与其他两种本能的关联，从而免受它们的沾染。这些可以诉诸于人所共知的普通日常现实，但朝向不圣洁的本能为证明其存在却要求更加高度分化的意识、深思、自省、责任感以及林林总总的其他品质。因此，此种本能并不为那些相对说来潜意识化的、受自然冲动驱使的人所接受，这样的人受限于自己熟悉的世界，固守于那些庸常的、明显的、可能的、在集体意义上有效的东西，他们的座右铭是：“思索太难了，所以不如听从群体的判断！”任何看起来复杂、不寻常、令人迷惑并且成问题的事物如果能被化简为平凡而普通的，都会令他们感到极大的宽慰，特别是当其答案显得惊人的简单，并且有些可笑的时候。最方便的解释总是性本能和权力本能，而把一切都化简归因于这两种显性基因的做法，令理性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们获得了一种难以掩饰的满足感：他们借此漂亮地甩掉了一个令他们在思维上和道德上很不舒服的难题，此外还能享受到一种完成了一件有用的启蒙工作的成就感，这种启蒙将使个人从不必要的道德及社会责任下解脱出来。于是乎，他们就可以摆出一副有恩于全人类的姿态了。然而，细加考察之下，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个人被免除了一项困难的、看似无法解决的任务，而这却导致更危险的压抑，性的压抑被理性主义或毁伤灵魂的玩世不恭所替代，而权力本能则被推向某种社会性质的理想。这种情形与追求整体性的目标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因前者的初衷乃是将个人从其他两种本能的强迫作用下解放出来。他面前的任务带着未被使用的所有能量又兜转回来，将那向来妨碍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本能强化到了几乎病态的程度。无论如何，它总是带着我们这时代所特有的令人神经紧张的效果，故而从一般意义上说，当前在个人层面和世界层面上的分裂格局主要应归咎于此。我们只是不肯承认阴影的存在，这才导致“右手不知道左手在做什么”的局面。
天主教会虽然把性罪错视为一种“可饶恕”的轻罪，但它正确地审时度势，因而在实践中始终把性作为头号敌人严加防范，从各个幽微的角落对其进行侦测。如此便创造出一种对性的敏锐意识，这对于灵性薄弱者固然有害，而对于灵性强健者却可促进其深思，拓展其意识领域。天主教会讲究浮华排场，多为清教徒所诟病，而这种排场的意图显然在于显示灵性的威权，令其在自然的权力本能面前得以高扬。以果效而论，此举的威力大过最雄辩的逻辑论证；逻辑家是没有人乐意跟从的。从人类总体来看，能由深思中学习的人只占极小的比例；其他所有知识的传达，全靠可见例证的暗示力。
一段题外话之后，我们还是言归正传，继续讨论从性角度解读象征的问题。如果我们试图定义那拯救、疗治并创造整体性的宗教体验的心理结构，以下似乎就是我们所能发现的最简单的公式：在宗教体验中，人面对面地遇到了一个在心理意义上不可抗拒的他者。关于这种力量的存在，我们只能臆断，却拿不出任何现实的或逻辑上的证据。它披着一层心理伪装降临于人心。我们不能说它是纯粹灵性的，那样的话，我们的经验会立即跳出来迫使我们收回这种判断，因为幻象往往根据我们个人的心理特性而以性或其他非灵性冲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某种不可抗拒的东西，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才能对整个人构成挑战，并迫使其作为一个整体而做出反应。我们无法证明此类事情在发生或者肯定发生，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超乎心理范畴之物，因为关于它们的所有证词完全建筑在个人的叙述和表白之上。在我们当今这个崇尚唯物论和统计数字的时代，这一点听来仿佛是对宗教体验的一种谴责了。结果，普通人的头脑所选择的避难所不是无信仰就是轻信，因为在他们看来，心灵不过是一缕可怜的雾气而已。这里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存在无可辩驳的事实，或者这个他者仅只是受到压抑的性或受到过度补偿的自卑情结所引起的幻象。作为这种认知的反动，我极力主张承认心灵自有其独特的现实。尽管人类在有机化学方面已有了大幅进展，但我们还远未达到能将意识作为一种生物化学过程来解释的程度。相反，我们不得不承认，化学法则甚至无法解释食物同化的选择性过程，更不必说解释生物机体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存续了。无论心灵的现实性如何，它似乎重合于生命现实，同时又与统辖无机世界的客观规律相联系。因为心灵还具有另一种不为我们大多数人认可的属性，也就是那种令空间和时间相对化的、目前已成为深入的心灵学研究对象的独特因素。
自从人们由经验而发现了潜意识的存在，心灵及其内在活动已经成为自然的事实，而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意见——如果它们生发于反复无常、无根无据的意识，则必定属于主观意见无疑。不过，据我们所知，尽管意识具有千变万化的活动性，它的基础却是相对静态的，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高度保守的本能及其特定表现形式——原型。这一背景世界已被证明是意识的对立面，后者由于其活动性（学习能力）而经常处于失去根基的危险之下。正是出于上述原因，人类从远古时代起便感到举行各种仪式的必要性，以便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潜意识的合作。在原始社会里，没有人会无视神灵的影响而自作主张，人们心里总是装着众神、精灵、命运、时间和地点的神奇特质，恰当地承认人自己的意志只是总体情境中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原始人的行为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特点，这是文明人总想抛弃掉的，仿佛它是个不必要的累赘。没有它似乎也照样诸事顺利。
这种态度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发展了有辨别能力的意识，但它也同样存在着一大缺点，那就是令人原有的整体性分裂为各自独立、彼此冲突的多项功能。这一损失在现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为人所感知。在此我只需提起尼采（Nietzsche）那充满酒神精神的“突破”体验，以及德国哲学中那股以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的著作《作为灵魂之反动的精神》（Der Geist als Widersacher der Seele）作为显在标志的潮流。通过上述分裂过程，意识的某一功能得到高度分化，从而能够脱离其他功能的控制，以至获得了某种自主性，构筑起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世界，其他功能只有在服从于该主要功能的条件下才能获准进入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意识便失去了自身的平衡：如果智力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情感的价值判断力便遭到削弱，反之亦然。另外，如果感觉占据了支配地位，直觉这种对有形事实最不加留意的功能就会受到阻碍；反之，一个拥有过多直觉的人则会生活在一个充满未经验证的可能性的世界里。这种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有用结果就是专门化，但它也同样助长了令人不快的片面性。
正是这种片面的特性使得我们仅从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一旦有可能，还要把它们简化为单一的原理。在心理学上，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按照某种特定的偏见来解释问题的倾向。例如，在明显外倾论中，研究心灵整体时会追溯到环境的影响，而在内倾论中，追溯的方向则是朝向身心两方面的遗传禀赋以及与其相伴的智力和情感因素。两种解释都倾向于把人的精神结构当成一架机器来对待。任何人若试图不偏不倚地公平对待这两种论调，就会被斥为蒙昧主义。然而，在实践中应当对这两者兼而用之，即使这最终会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为避免解释原则的多重性，一个容易识别的基本本能就会压倒其他本能而占据主导地位。尼采将其全部理论都建筑在权力本能之上；快乐及其挫折则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根基所在。在尼采那里，潜意识还作为某种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因素而被感知；而到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潜意识成了一个sine qua non（必要条件），然而它从未蜕去作为次要之物的特性，并且“只不过”是潜抑所带来的结果；而阿德勒（Adler）的视野则局限于主观的“声望（prestige）”心理学，在这里潜意识作为一种可能的决定性因素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传承到第二代，也遭逢了同样的命运。由弗洛伊德本人所开启的通向潜意识心理学的重要开端，到俄狄浦斯情结这一个原型便戛然而止，再也没能得到其学生后辈当中治学更缜密者的进一步发展。
在乱伦情结中，性本能的迹象是如此昭然若揭，以至于受哲学所限的智力头脑足可满足于这一结论。阿德勒的主观权力意志也同样如此。两种观点都钻进了某一种本能前提的牛角尖，而没有为对方留下空间，把我们撂在了片段解释的专家式死胡同里。另一方面，由于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产生了记述完备的精神现象学历史，而这令我们得以从全局的角度来纵观人类心灵。心灵的自我表达并不仅仅限于个人人格的主观层面，超乎这个层面的还有集体心理现象，对于后者，弗洛伊德也有所察觉，至少在原则上如此，正如他的“超我（superego）”概念所显示的。目下的情况是，方法和理论还都掌握在精神病医生手中——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得太久了——他们所关注的自然只是个体及其迫在眉睫的个人问题。涵盖史学研究的对基本原理的研究当然不是他们的本行，而且他们所受的科学训练和实际工作对其了解心理学的基本知识也无甚助益。出于这个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必须跳过比较心理学这个显然是令人厌倦的梯级，继续向主要凭推测的、极不确定的史前人类心理领域推进。在这一过程中，他失去了脚下的坚实地面，因为他不愿受教于人种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发现，而是把自己在诊疗过程中由现代神经症患者身上获得的洞见，直接转移到原始心理学这个广阔的领域。他没有足够地注意到一个事实，即在某种情况下会发生重点的转换，其他的心灵优势遗传物（dominants）开始发挥作用。弗洛伊德学派局限于俄狄浦斯母题，即乱伦原型，因此他们的观点始终以性为主。他们认识不到俄狄浦斯情结是仅限于男性的，而且性并非心理过程中唯一可能起作用的优势遗传物；至于乱伦，由于其中包含着宗教本能，因此远远不只是后者的原因，而是它的一种表现。在此我且不提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我的理论始终像“七印之书”一样属于不敢轻易碰触的东西。
然而，性假说却有着相当令人信服的力量，因为它恰恰契合于心灵的主要本能之一。权力假说也是如此，它同样诉诸本能，后者作为一种特征不仅表现在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之中。我们在上述两种立场之间找不到调和点，除非承认自性（self）同时包纳个体和社会的独特本质。经验告诉我们，原型具有“逾越性”；它们有时能表现得仿佛既属于社会又属于个人；因此其效能是神秘而有感染力的（感性化的人才能以情感动别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逾越性也能制造出意味深长的巧合，即因果性的同步现象，莱恩的ESP实验结果便是一例。
本能是生命整体性的一部分；它们关联且从属于这个整体。各种本能作为单独存在的释放会导致混乱和虚无主义，因为这种释放打破了个人的统一完整性，从而造成了个人的毁灭。心理治疗的任务——如果被正确理解——应当是对上述整体性的保持或重建。教育的目的不可能是制造理性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专家、技师等等诸如此类的人，这些人还未意识到自身的来源，就被猛然推入现在，为社会的迷惘和分裂状态平添了一份助力。出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心理治疗如果局限于单一方面，都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然而上述行为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大，在节奏匆促的现代文明社会里，本能失落的危险又是如此充满威胁，因此我们对于本能的每个表现都必须保持严密关注，因为它是整体性的一部分，对于人的心理平衡可谓至关重要。
鉴于以上原因，UFO在性方面的意义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表明这一现象的结构当中也有性这种极为有力的本能的参与。在上文所述的一个梦中，我们谈到了一个女性象征的出现，而在另一个梦中，又有男性象征出现，它们分别与相关报告中提及的凸透镜形状飞碟和雪茄形状飞碟一致，这恐怕不是一种巧合，因为凡成双成对的事物，只要一个出现了，我们就自然期待着看到另一个。
幻象是一种象征，它不仅仅由思维的原型形式构成，还包含着本能因素，这样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为一种“现实”了。它不仅具有“历史性”，还具有时事性和能动性。因而，它不仅能激发人的自觉的科技幻想和哲学思辨，而且能潜入他的内心，触及他的“动物性”本质。我们料想中的真正的象征正是如此；它必须能够作用于整体的人，并能表达整体的人。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性解释是多么不尽如人意，但它所做出的贡献却不容忽视，必须给予适当的考虑。
同样地，权力本能也在两个梦中均有表达；梦者出现在一个独特的情境当中，她被单独挑中，确被“拣选”出来，就像面部被圣火烧到的人那样。上述两种解释，就其声称的排他性而言，均为突出本能的表现而泯除了梦的象征意义和个人因素。在本能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个人的虚弱再一次得到证实。对于尚未认识到这一事实的任何人来说，此类解释当然显得新奇而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的梦者并不属于天真无知的类型，在她看来，以这种方式把这个梦打发掉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她是一位晓得个人的泯灭意味着什么的现代人。令人麻痹的虚无感和失落感借着这些梦得到了补偿：众人当中唯有她顶住了恐慌，并识别出了它的起因。那超自然之物指向的目标是她，并在她身上留下了它力量的可见痕迹。她被从众人中区别出来，成为“选民”。只有当纯粹功能性的存在所带来的自卑感和无谓感对人格形成了扼杀的威胁时，潜意识的这一姿态才自然有了实用的意义。
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今日弥漫于有思想的人群中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一个范例，同时也揭示出潜意识的补偿力量。
第三个梦
这是一位42岁的女性患者记录下来的，是她本人六年前所做的一个较长的梦的片段。那时候她根本没听说过飞碟这类东西。在梦中：
她站在一座花园里，突然听到头顶传来发动机的嗡嗡声。她坐在花园的墙上，抬头看发生了什么。天上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金属物，并且绕着她飞：那是一只巨大的飞行蜘蛛，通体用金属制成，眼睛又大又黑。它呈圆形，是一种独特的新型飞机。一个庄重的声音从飞蛛体侧发出，洪亮而清晰；那是一篇祷词，意在训诫和警告所有人，包括地球上的人和飞蛛内部的生物。祷词的主要内容是：“请引领我们下降，让我们在低处（得平安）……请携我们扶摇直上！”和花园毗邻的是一座行政大厦，那里正在做出某些国际决策。那飞蛛降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沿着大厦的窗口飞行，显然是为了让它的声音影响到里面的人，向他们指出和平之路，也就是通向隐秘的内心世界之路。他们应当做出和解的决策。花园里除她之外还有一些旁观者。她觉得有点尴尬，因为自己衣着不整。
对第三个梦的评论
在之前的那一部分梦中，梦者的床紧靠着花园的墙。于是，梦中她就睡在露天，完全暴露于大自然的影响之下，这里的“大自然”在心理学上意味着非个人化的集体潜意识，由于它与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对应，因此总是投射于自然之上。墙代表着一道分隔梦者的周遭世界和较远处世界（行政大厦）的屏障。一个圆形金属物出现了，被梦者描绘成一只飞行蜘蛛。这一描述很切合UFO的情况。该金属物被称作“蜘蛛”，这令我们想起那种把U F O说成某种身披泛着金属光泽甲壳的外星昆虫的假说。它们近似于我们地球上的昆虫，后者的几丁质甲壳外观上也很像金属。每个UFO都被视为单独的昆虫个体，而不是一群。我得承认，我自己在阅读大量飞碟报告的时候，也不由得想到U F O的独特活动方式真的很像某些昆虫。对于善推测的头脑来说，世上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事，其观念基础就是，大自然在别样的条件下能够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比如，若环境合适，进化的结果就可能不是会发光的昆虫，而是某种“抗地心引力”的生物。无论如何，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想象力总是远远落后于大自然。我们经验范围内的一切都受引力定律所辖，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那就是人的心灵。我们由经验中感知，心灵本身是无重量的。就我们的知识范畴而言，心灵“实体”和引力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二者似乎有着原则性的不同。心灵所代表的，乃是我们所知道的引力的唯一对立面。用“抗地心引力”来形容它，可以说是分毫不差。我们可以援引心灵学中的悬浮现象和其他心理现象作为证据，对于这些令时间和空间相对化的现象，只有无知者才会加以否认。
显然，此处“飞蛛”是建立在这种潜意识幻想之上的。在关于U F O的文献中，也有提到飞行的蜘蛛的，用以解释据说出现在Oloron和Gaillac地方的“蛛丝雨”。值得注意的是，此梦也情不自禁地向现代科技幻想做出了让步：它把这个蜘蛛叫做“一种独特的新型飞机”。
蜘蛛的心理本质由一个事实而表露无疑：那就是它拥有“声音”，这声音显然发自某种类似于人类之物。这一奇特的现象令人联想到精神病患者的一种类似症状，他们能听到任何物体或者任何人对他们说话。幻听和幻象一样，都是潜意识活动造成的感官自主表现。在记述UFO的相关文献中也有关于“上天的声音”的描写。
梦者重点强调了眼睛，它代表着看和看的意愿。这意愿被那声音表达出来，其中的信息既是传达给地球人的，也是传达给“飞蛛内部的生物”的。关于“飞机”的联想令人不合逻辑地感到那是一架运送乘客的机器。其中的乘客显然被认为是一种准人类，因为这里发出的信息是要同时传达给他们和地球人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二者只是人类的不同侧面，比如，置身于下界地面上的经验主义的人和置身于天堂的灵性的人。
那神秘的信息或“祷词”来自一个单独的声音，由一位类似于领祷者的人物发出。他与一位“引领者”或“携带者”交谈，而后者必定是那蜘蛛。因而，我们便不得不更为切近地研究一下蜘蛛的象征。正如我们所知，尽管这种动物在我们这里被视为无害，但对于许多人来说，蜘蛛身上却寄托着无限的恐怖和迷信观念（araignée du matin, grand chagrin；araignée du soir, grand espoir）。在德语中，当一个人的脑筋出了毛病，人们就说他在“织网”，或者“阁楼里结了蛛网”。和所有非温血动物或没有脑脊髓神经系统的动物一样，蜘蛛在梦境中作为一种极度异己的心灵世界的象征而出现。据我所知，这些象征所表达的内容虽则活跃，却无法上达意识层面；它们似乎还没有进入脑脊髓神经系统的领域，而是驻留于更潜在的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之中。关于这一点，令我想起了我曾接触过的一位病人，他在理解心灵超凡入圣的整体性方面备感困难，并对此抱着极端抗拒的态度。他是在我的一本书里接触到这个观念的，但他分不清自我（ego）和自性（self）的差异，这是很典型的一种现象；并且，由于他的遗传素质使然，他的病态膨胀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他梦到自己在自家阁楼里翻来翻去，寻找着什么东西。在阁楼的一个窗口处，他发现了一张漂亮的蛛网，一只巨大的圆蛛蹲在蛛网中央。它的身体是蓝色的，闪着钻石般的光芒。
这个梦深深地打动了他，实际上，这个梦令人印象深刻地表现了他对自性的认同——鉴于他的遗传特质，情况显得更加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自我存在实质性的弱点，因此无法做出任何退居次席的暗示，那会严重凸显出它本身的渺小，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然而，幻象是与生活现实相抵触的，由于其性质不健康，迟早要把人绊倒。故而，这个梦试图加以纠正，如德尔菲预言（Delphic oracle）一样，这一纠正之举表现得十分含混。它实际上告诉梦者的是：“虽然你可能不晓得，但你头脑（阁楼）中烦扰着你的是一件稀世的珍宝。它就像一只奇异的动物，在象征意义上构成多重同心圆的圆心，暗示着一个或大或小的世界的中心，如同中世纪宇宙图中的上帝之眼一样。”面对这种情况，健康的头脑会竭力抗拒与中心点的认同，因为它蕴含着把自己视同于上帝的妄想狂危险。任何人若落入这张蛛网，就会被围裹成茧，被剥夺了自己的生活。他被孤立于周围的人，令他们再不能触及他，他也无法触及他们。他生活在创世者的孤独之中，他就是一切，自己之外一无所有。如果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精神失常的父亲，那么他自己也非常可能走上这条路。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们说蜘蛛的象征具有不祥的一面，不应等闲视之。
在我们所分析的这个梦里，圆形的金属蜘蛛很可能也有着类似的含义。它显然已经吞噬了若干人，或者说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很可能对地球上的居民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祷词中将这蜘蛛认定为一种“神性”存在，请求它引领众灵魂“下降”并“在低处得平安”；因为它们还不是脱离肉体的灵魂，而是活在凡尘的生灵。照此说来，他们是想以信念来充实他们的现世存在，而不是放任自身的精神膨胀，否则他们最终就会葬身蛛腹。换言之，他们不应将自我置于至高处，给予其终极权威，而是应当时刻谨记自己不是那幢房子里唯一的主人，它始终被那种我们称之为潜意识的因素所环绕着。这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它那充满矛盾的外在表现。理解大自然是我们的本分，如果只因为这个对象太“复杂”、太棘手便感到不耐烦，就是我们的不对了。就在不久之前，还有某些医学权威不“相信”细菌的存在，其结果是，仅在德国一地就有两万名年轻妇女死于产褥热，而这种病本来是可以轻易预防的。至于某些“专家”头脑的惰性给多少心灵造成了灾难，却没有任何数字统计，于是人们便得出结论说，这种损害根本不存在。
在关于保持在低处凡尘的告诫之后，紧接着就是一句看似矛盾的吁求：“请携我们扶摇直上！”如果梦者没有在两句之间特地设置了一个删节号的空隙，我们就可能联想到《浮士德》（Faust）里面的那句话：“下吧！我说上也是一样！”此举表明，这是一个承续性的过程，而不是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对立之并发）。显然，这里包含着一种对道德进程的构想，大撤退之后的大进军：表现在古代转化秘仪中，就是下七个台阶，再上七个台阶，先走下地罅（krater），再提升为“天国的子息”。弥撒仪式也以忏悔词作为开头：“Confiteor……quia peccavi nimis”。显然，人必须被“引领”方能下降，因为要他们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走下来，并保持在低处，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首先，他们害怕丧失社会声望；其次，他们也怕承认了自身的阴暗面之后会失去道德上的自尊。因此，他们对自我批评的回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他们只顾对他人进行道德说教，对自己却一无所知。他们对这种全无自知之明的状态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东西来侵扰那玫瑰色的幻象之光了。“低处”代表着现实的基岩，无论你怎样自欺，它始终是客观的存在。如果说今天的人们生活在超出他们应在高度的地方，那么把自己降到这个脚踏实地的位置并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似乎就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问题。梦境使得如此宽泛的一个推论成为可能，它是从人类群体的角度来显现这个问题的，因此使之具备了集体问题的特点。实际上，这个梦所虑及的正是人类整体，因为那蜘蛛紧贴着一座大厦的窗子飞行，那幢建筑物里面“正在做出某些国际决策”。它试图“影响”大厦内部的会议，向人们指出通向“内在世界”之路，也就是自知之路。这个梦期望着借此令和平成为可能。故而，蜘蛛在此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向世人发出警告，并带来疗治的信息。
最后，梦者发现自己衣着不整。这个极为常见的梦的主题通常显示梦者的缺乏调适或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所处的境遇没有察觉。这种对于一个人自身错误和疏忽的提醒，出现在其他人正在蒙受启示的关头，正是再恰当不过的，因为这种情况总是潜伏着膨胀的危险。
在当今时代里，“保持在低处”的劝诫引起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神学忧虑。人们害怕此种心理学将导致道德标准的松懈。然而，心理学不但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恶，同时也使善的意义更为明了；这样一来，人心屈服于前者的危险反而大大低于你对它一无所知的时候。假如你想了解恶，也未必总得借助心理学的帮助。每个睁大双眼在世上行走的人都无法忽视恶的存在；再说，和瞎眼者相比，这样的人跌入坑里的机会不见得更多。正如对潜意识的研究遭到了诺斯替主义神学家的怀疑，同样，由潜意识研究引发的对伦理问题的探讨也遭到了唯信仰论者和宗教自由主义者的指责。凡是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人在完全彻底地悔改了自身的罪过之后，就从此再也不会犯罪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他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就会再次犯罪。较深刻的心理学洞见显示，实际上，人不可能生活在尘世而不出现“所思、所言、所行”上的过犯。只有超级天真并且无知的人才可能想象自己能够避免罪过。心理学不可以再向人们提供这种幼稚的幻想了；它必须将人引向真实，大声宣告无知非但不是脱罪的借口，实际上反而是一种最最十恶不赦的罪过。人类的法律或许对其免于惩处，但大自然的报复却更加无情，因为大自然才不管一个人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罪过。我们甚至从《圣经》里那个不义管家的比喻中得知，主耶稣会夸奖那个弄虚作假的仆人，因为他“做事聪明”，更不消说《路加福音》第6节中基督对违反安息日戒律的人所说的话了（此段在《圣经》中已被删去）：“人啊，你若当真知道你所做的，你就是有福的；但你若不知道，你就要受诅咒了，并且是违犯律法的罪人。”
增加对潜意识的了解能令人的生活经验更为深邃、意识更为强大，因此这显然将使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需要我们自己做出道德决策的情境。当然，这种情境在以往也一贯存在着，但人总不能在智识上或道德上清晰地对其加以把握，于是它常常因人的疏忽而处于一种若明若暗的状态。这样一来，人便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无罪的托词，从而逃避道德决策。然而，有了更深的自知之明以后，一个人便会时常面对所有问题当中最困难的问题，即责任的冲突，这是任何道德戒律都无法裁定的，无论是摩西十诫还是别的什么权威。这才是道德决策的真正开端，因为单单遵守“你不可如何如何”的律条绝对不是什么道德决策，只不过是一种驯服的举动，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给钻空子者提供了方便，与道德全不沾边。笔者年事已高，这辈子从未有过因否定道德准则而给自己带来轻松的情形，或者对道德准则产生过丝毫怀疑；相反，随着经验和见识的增长，道德问题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尖锐，道德责任感也变得更加敏锐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与一般的看法相反，无知并非脱罪的借口，反而的的确确是一种罪。尽管如上文所述，福音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教会却出于某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对此略过不表，反将其留给诺斯替主义者去做更为严肃认真的探讨。结果，基督徒依赖privatio boni（善的缺乏）这样一种教条，总是自以为了解何为善恶，从而以道德准则替代了真正的道德决策，而后者却是自由的。作为结果，道德退化成为守法行为，而felix culpa（堕落之幸）则始终滞留在伊甸园里。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纪，道德败坏的景况令人备感震惊；我们又看到，道德的停滞不前与科技领域的大幅进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正的社会精神已被淹没在堆积如山的道德戒律之下，但却没有人对这一事实感到忧虑。然而，社会精神却是一种难以把握的东西，无法被纳入公式或法典；它是众多富有创造性的非理性因素之一，任何真正的进步都要以此为基础。它所要求的，是作为整体的人，而不仅仅是分化的功能。
分化的功能无疑取决于个人，有赖于个人的努力、耐心、坚毅、对权力的孜孜以求，以及他的天生才干。有了这些素质，一个人就能在世上出人头地，不断“进步”。从上述经验中，他懂得了个人的发展靠的是自身的奋斗、意志和能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就是人，就是他眼中看到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事，因为他的存在取决于不受他控制的外在因素。在这里他不是主动的行为者，而是一件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受造物。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他对自己也只有一个粗略的了解。直到不久前，他甚至还以为他的心灵是由他对自身的知识构成的，并且是大脑皮层所制造的产物。五十多年前人们发现了潜意识心理过程，但这一发现至今仍未作为常识被广为接受，其中意蕴也未得到大众的认可。现代人至今都没有认识到，自己全然依赖着来自潜意识的合作，后者完全有能力把他想要说出口的话截断在嘴边。他还没有觉察出自己的存在始终是由某种东西支撑着，反而一直把他本人视为唯一的主动行为者。他依赖并由那个他并不知道的实体供养着，他会得到来自后者的种种暗示，而在人类历史的晨曦微明之际，这些暗示也曾“降临”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行显现于——他那久被遗忘的祖先的脑际。它们究竟源自何处？显然来自潜意识过程，这所谓的“潜意识”，它在每个刚刚来到世间的人类生命身上，仍是先于意识而存在，犹如母之先于子。潜意识一如既往地在梦境和幻象中进行自我描述，将各种意象展现在我们眼前，与来自意识的分割的功能不同，潜意识意象强调了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整体的人相关的事实，并且明显地只与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功能相关，而将其他功能排除在外。尽管梦境通常借着我们所擅长的语言进行表达——正所谓canis panem somniat, piscator pisces（狗梦面包，渔夫梦鱼）——它们所指的却是整体，或者至少是人的另一个侧面，即他自己眼中看到的那个具有完全依赖性的造物。
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对于这样的知识抱有一种几乎是本能的反感，因为他害怕它那麻痹人心的效果——这种害怕也并非全无理由。他或许承认这种对未知力量的依赖确乎存在（无论它叫做什么），但他会尽可能迅速地闪身避开，就像躲避一个危险的障碍物。只要看起来一切顺遂，这种态度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优势；然而事情并不总能尽如人意，尤其是在今天，尽管有欣快感和乐观主义的支撑，我们依然感到这个世界的基础中传来了一丝震颤。我们的梦者当然不是唯一感到恐惧的人。相应地，这个梦中描绘了一种集体的需求，同时表达了一种集体的警告，告诫我们应当降到坚实的地面，不要再上升了，除非那蜘蛛携着始终处于低处的人上升。因为意识被功能主义主宰之际，补偿性的整体性象征便包含在潜意识中。飞行的蜘蛛所体现的正是这个内容，它本身便有能力提升意识头脑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除非有潜意识从旁协助，否则人不可能向上发展。单凭自觉意志本身是无法推动这一创造性行为的；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此梦还选择了祈祷的象征。既然根据使徒保罗的观点，我们无法正确地了解自己应当祈求些什么，那么祈祷本身便也无非是我们表达自身无能为力的“叹息劳苦”（《罗马书》8：22）而已。这令我们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以弥补人对自身意志和能力的迷信。与此同时，蜘蛛的意象还标志着宗教观念在向着至高权力之兽形象征的退行（regression），回到久被遗忘的那个古老阶段，即把猴子或野兔奉为救主的人格化身的时候。今天基督教所称的“神的羔羊”或“圣灵之鸽”最多不过是一种隐喻。反观梦中的兽形象征，则与此不同，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梦中作为象征的动物，它们所指的是在动物生物学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本能过程。动物的生活正是由这种本能过程所决定和塑造的。人的日常生活似乎不需要本能的参与，特别是当他确信自身意志的统治力的时候。他忽视本能的意蕴，将其贬抑到萎缩的地步，而看不出这种本能的缺失已经威胁到了他的存在本身。因此，当梦对本能进行强调之际，其实就是在试图填补我们在适应生活方面的一个危险缺口。
与本能的偏离会以情感作为自我表现的方式，在梦境中也同样以动物形象表现出来。所以说，不加控制的情感理应被视为兽性的或原始的，并且予以回避。不过，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不造成潜抑，即不造成意识的分裂。在现实中，我们永远逃不脱它们的影响力。就算在意识中找不到，它们也会在这一处或那一处潜在地继续发生着作用。在最坏的情形之下，它们会在神经症或潜意识授意“安排”的各种莫名其妙的小灾小祸中寻得自我体现。那些看似免于这种弱点的圣徒，他们为这种免疫力付出的代价是苦行和克制人欲，如果不付出这种代价，他们当然成不了圣徒。从圣徒们的生活可以看出，上述两方面是相互抵消的。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年迈和死亡的苦难之链。为了我们的人性，我们能够而且应该“控制”自身的情感，使之有所约束；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我们究竟想用哪一种货币来纳贡呢，这个选择权有时甚至留给了我们。
令自己保持在低处，并服从于某种兽形象征，这对于我们人的尊严来说颇似一种冒犯，但就其意义来说，这只不过是要我们始终意识到上述的简单事实。永远也别忘了，世俗的人（无论他飞得多高），在解剖学和心理学上总归是猿人的近亲。然而，假如他获得了发展到更高层次而无伤其天性的权利，他也被提醒说，这种转化并非由他自己所掌握，因为他依赖于一些他本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他必须安于一种祈祷般的向往和“叹息”，期望着某种东西能携着自己向上，因为他不大可能像吹牛大王闵豪生那样揪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面。通过这种态度，他唤醒了自身潜意识中那些既有助于他、同时又很危险的力量；如果他能正确理解这些力量，它们就于他有助，如果他的理解错误，那它们就是危险的。无论他怎样称呼自己体内的这些创造性力量和潜在可能性，它们的现实存在性都始终不会改变。没有人能阻止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把它们叫做神或精灵，或直称其为“上帝”，因为我们由经验中得知，它们表现得确实像神一样。假如某些人使用了“物质”这个词来描述它们，认为自己的表达大有深意，那么我们必须提醒他们，这只不过是用一个符号代替了另一个符号而已，较先前并没有任何进步。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深深的无知，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离这个巨大谜团的答案近了一步抑或相反。没有什么能带我们走出“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圈子，除非是借着信仰做危险的一跃；而说到信仰，我们只能把它留给那些拥有此种天赋或蒙上天眷顾的人去享受。每一步真正的或表面上的前进，都取决于我们所经验的事实，而且正如我们所知，对事实的证明乃是人类所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第四个梦
在我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意外地收到国外一位熟人寄来的一份关于他本人于1957年5月27日做的一个梦的记录。我们的关系一直都局限在每隔一两年通一封信的程度。他是个业余星相学家，对共时性（synchronicity）问题也很感兴趣。他根本不知道我在潜心研究UFO现象，也没把他的梦和我感兴趣的主题做任何联系。他突然做出这个不寻常的决定，把自己梦的记录寄给我，此事可被划入“富有意味的巧合”之列，对于此类巧合，那些满脑子统计学偏见的人是不以为然的，说这只不过是一些互不相干的事件而已。
此梦的内容如下：
那是一个午后，渐近傍晚时分，太阳低垂在天边。天空遍布云彩，连太阳也被一层薄云遮着，但隔着云层还能清晰看出太阳的轮廓。这样一来，太阳就像是白色的了。突然间，它（太阳）变得异乎寻常的苍白。西边的整个天际都变得极度苍白。日球的苍白——我要格外强调“苍白”这个词——继续变化，变得令人心惊地惨淡。随后，西边天际又出现了第二个太阳，和前一个太阳高度差不多，只是稍稍偏北一些。然而，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凝望天空之际——有很多人，遍地都是，他们都和我一样在仰望天空——那第二个太阳的形状变了，变成一个特别的球体，与第一个太阳那扁圆的日轮形成鲜明对比。第一个太阳在徐徐沉落，夜幕降临，与此同时，那个球体急速地向地球驰来。
随着夜的来临，这个梦总体的潜在语气发生了变化。前面出现的“苍白”、“惨淡”等词贴切地描述了太阳的生命、力量或潜能的消退，而此刻的天空却呈现出一派强有力的、君王般的威严（majesty），它在人心里激起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敬畏之感。我不能说我看见了星星，然而薄云笼罩的夜空却时而从云隙里露出一两点星光。这样的夜，确切无疑地传达着庄严、伟力和美。
那球体高速地驶近地球，我起初还以为是木星偏离了它的轨道，不过，随着它变得越来越近，我看到，它的个头虽然很大，却要比木星小得多。
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出它表面的纹理了，看起来类似经线，但是富于装饰性和象征性，不像是地理或数学上的线条。我必须着重强调，它的颜色是那种浅淡的灰色或不透明的白，衬着夜空的背景，显得格外美。当我们意识到这球体肯定会对地球造成猛烈冲撞，我们当然感到了恐惧；但在这种情绪当中，敬畏的成分占了主要地位。这是何等令人敬畏的宇宙现象！我们望着望着，更多的球体一个接一个地从西方天际出现，飞速向地球驶来。这些球体又一一地爆裂开来，像炸弹一样，但由于距离太远，我还看不清这到底是爆炸还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自己至少看见一次爆炸发出了闪光。随后，这些球体便在周围各处不时地掉落下来……但所有掉落物都离我们很远，不至于把我们消灭。那些飞溅的碎片似乎有伤到我们的危险……
后来，我肯定是进到室内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在同一个坐在藤椅中的姑娘说话，她膝上摊放着一册大开本的笔记，正全神贯注于她的工作。我们——我们其他人——都拥向西南方向（我认为如此），或许是想寻求安全。我对那姑娘说，她最好和我们一起走。情况似乎极其危险，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她以非常确定的口吻回答道，不，她要留在原处，继续她的工作。如今哪儿都一样危险，没有哪个地方比另一处更安全些。我立即明白，道理和常识都在她那一边。
这个梦结束时，我迎面遇到了另一位姑娘，或者，她很可能就是刚才那位依旧坐在藤椅中全神贯注于工作的能干而镇定的年轻女士。这回她显得更高大、也更真实，我能看见她的脸，或者，她至少是在直截了当地和我说话了。她用异常清晰的语气说道：“J-S-，you will live till eleven eight.（你将活到11点零8分。）”这句话共有八个单词，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再没有比那更清楚的了。她那种带着权柄似的口吻，似乎暗示着我应当为自己没有想到生命将截止于11点零8分而受到责备似的。
梦者的评论
这份详细的描述后面附有梦者本人的评论，可以为我们解读此梦提供一些提示。我们应该能够料到，他在梦开头的气氛突变之中看出了一个高潮，就是当那死一般令人恐惧的苍白惨淡的落日景象转换为夜的沉郁静穆，使人心里的恐惧化为敬畏之时。据他讲，这和他目前正在专心研究欧洲政治前景一事有关。根据他的星相学测卜，他担心1960——1966年之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感到自己有责任给一位政治要人写封信来表达他的忧虑。过后，他发现（这种情形并非罕见）先前那种忧惧不安的情绪突然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甚至是漠然，仿佛整件事已经与他无关了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