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2012年2月
特里卡纳航空（Tregana Airways）双水獭飞机（Twin Otter）的引擎嗡嗡响起。我系着安全带坐在第一排座椅上。由于腿部空间太小，我的膝盖不得不被迫抵着胸口。这架飞机非常老旧，地板还用的是光秃秃的胶合板。我们脚下的大地如同铺着绿毯，上面流淌着蜿蜒曲折的河流。这里就像是为挖土机驾驶员准备的训练场，他们如看到这样的环境一定会为之疯狂。引擎放慢了速度，我们开始下降。随着下方丛林中出现一块开阔的沼泽低地，飞机猛地侧倾向左飞去。开阔地上建有几栋瓦顶的房子和一座始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绿色草地简易机场。我们的飞机再次侧身转向，掠过一条河流后开始着陆，飞机在跑道的尽头匆忙刹住。机舱后门弹开，一股浓浓的潮湿气息涌了进来。我刚从两级舷梯上落地，双水獭飞机又重新起航，剩下我独自一人留在了阿斯马特。
我为了来到这里，花了九天时间，但仿佛过了一辈子那般。
我不清楚自己对“原始性”（the primitive）——这是它过去的惯常称呼——的痴迷始于何时。虽然听着有点陈词滥调，但我的确对我家那台老飞科牌（Philco）黑白电视上播放的《人猿泰山》电影记忆犹新。那是我最初的电视记忆之一，那时的我也就四五岁。茂密丛林、鼓点声、号叫、火光。随着我年岁的渐长，我对它们的痴迷度也逐渐提高。我无法融入当下的集体，我坚持着自己的想法。我曾受过别人的欺负，我也打过架。小学五年级时，我接触了空手道，一种老式空手道。这种空手道需由一个局外人（outsider）配合教习且非常劳累。重复训练、身体接触和蛮横行为，充斥于练习过程之中。那时的我沉迷于这项训练。我个子不高，但我能承受训练给我带来的打击和痛苦，直到浑身青紫、鼻子受伤血流不止。没过多久，我就能让那些大个子空谈者给我下跪求饶。
位于尤尔（Ewer）的机场，这是阿斯马特方圆1万平方英里（25 899平方公里）的丛林和沼泽之内唯一的一座简易机场。
我酷爱读书，我能在夏日的吊床和门廊秋千上长时间阅读直到深夜。我喜欢平行世界、平行宇宙的科学构想。有一段时间，我阅读了大卫·利恩（David Lean）的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我当时的年纪尚小，难以理解T．E．劳伦斯（T．E．Lawrence）微妙的内心斗争，但我已能轻微地感受到某些情绪并辨认出一个与我同类的局外者。
后来，科幻图书逐渐让位给了那些伟大的非虚构类探险传记。我读过劳伦斯的经典作品——《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也读过威尔弗雷德·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的《阿拉伯沙地》（Arabian Sands）。《阿拉伯沙地》讲述了主人公与贝都因人（Bedouin）一同穿越沙特阿拉伯的鲁卜哈利沙漠（Arabian Empty Quarter）的艰难之旅。弗朗西斯·奇切斯特（Francis Chichester）曾在环球旅行时穿越合恩角（Cape Horn）。一次，他听到了一种声音，于是，爬上甲板，看到一架飞机在头顶盘旋确认他的情况并祝他好运。然而，他并未感受到短暂的友谊之情。相反，他感到恼怒，因为他的独处被打断了。还有伯纳德·穆瓦特西耶（Bernard Moitessier）的故事。在星期日黄金环球大赛（Sunday Times Golden Globe race，第一届单人帆船环球赛）中，他曾在接近终点线时决定继续航行而错过了冠军，因为他无法忍受航行的停止。也正因为如此，他又绕地球航行了半圈，并最终抵达了塔希提（Tahiti）的海岸。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四处旅行。还记得曾经的一次旅行，我走出开罗（Cairo）机场，就闻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味道——既刺鼻又香甜的怪味。这里烟尘弥漫，腐烂的水果味与汽车尾气味相混杂。昏暗的街灯勉强照亮了黑暗。一辆没有车窗玻璃、锈迹斑斑、破烂不堪的巴士咆哮着喷出灰色的尾烟。一个迷人、极具说服力且长着一嘴烂牙的男人，坚称我和女友要去的酒店早已打烊，并引导我们去了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边上一家破烂但友好的酒店。埃及是我最爱的地方，我将恐惧抛诸脑后。在卢克索（Luxor），我们在尼罗河的岸边花了很多时间和一位三桅船的船长讨价还价。我们不需要一次平常3小时的航行之旅，我们需要前往阿斯旺（Aswan）5天的冒险航行。这是一次美好的旅行，我们食用西红柿和尼罗河里的鱼，晚上船尾会燃起奇怪的火焰。
从埃及之旅开始，我有了拥抱世界的想法。我并不想去那些平常的地方，而是希望去那些布满灰尘的旮旯角落。美国就像被包裹在塑料薄膜中的世界，令人拘束。我想拥抱的是电影《人猿泰山》里的那些鼓声、号叫和火光。我想体验远航水手的恐惧和孤独，还有塞西杰和劳伦斯的贝都因激情与壮观。苏丹（Sudan）、刚果（Congo）、印度（India）、阿富汗（Afghanistan）、北极（The Arctic）、西伯利亚（Siberia）、孟加拉（Bangladesh）、马里（Mali）和印度尼西亚（Indonesia），20年间，我走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喜欢强烈的味道，也即我们人类强烈的感觉和情感——无论是感情上还是身体上的爱、恨、暴力、痛苦与折磨。我希望层层剥开人类开化的一切，我喜欢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那些偏远的地区，作为局外人，我感觉自己更合群。因为不会有人期待我在那些地方找到归属感，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在那些地方找到归属感。
所有的一切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居住在丛林里的传统部落社会也许能告诉我某些东西的根在哪儿——关于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代人类学家很久之前质疑原始社会能平稳线性地发展到文明社会的理论。他们对技术先进的现代文化比像阿斯马特这样复杂的文化更“文明”的概念持疑问态度。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博物馆试图将与世隔绝的文盲部落人的艺术与教育与西方做比较。对我而言，少年梦永不熄灭。原始人、部落人，我不管人们对他们的称呼，我渴望看到《圣经》、《古兰经》、基督教的罪与耻辱文化、衣服和刀叉发明之前的人性。我希望看到如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所描述的世界。那里居住着中世纪的野蛮人，掌握着自然秘密的男人。那是一个依靠自然欲望支配一切的世界，一个披着狼皮的男孩可以与那些龇牙咧嘴的生物共舞的世界。
在追索梦想的道路上，我发现了托比亚斯·施宁鲍姆关于阿斯马特人的书。阿斯马特人居住在世界最偏远的角落，远离一切现代事物。他们也许还保留着最纯粹的天真和理想的希望，我也许能在他们身上审视这个原始、未经过滤的世界。施宁鲍姆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打过滚，乘坐过他们的独木舟，同睡同起。我绝不是同性恋，但他的一切经历让我产生了共鸣。正是在施宁鲍姆那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迈克尔·洛克菲勒的故事。
现在，我终于来到了这里。
几个月来，我一直深入研究阿斯马特文化，我沉浸在荷兰殖民地档案和传教士的文件里。这个过程甚是耗时，我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荷兰蒂尔堡（Tilburg）与许贝特斯·冯·佩吉（Hubertus von Peij）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他的手绘地图。我曾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Canary Island of Tenerife）花了无数个小时的时间倾听维姆·范德瓦尔（Wim vandeWaal）的谈话。范德瓦尔是前荷兰巡警，曾于1961年在阿斯马特服役，与洛克菲勒案牵涉甚深。他们都为我提供了很多可以追踪下去的人名和线索。一连串的文档从未公开过，它们叙述了一个鲜活的故事，惊人而直截。为了弄明白迈克尔的遭遇，我不得不先了解阿斯马特。
不过，亲临阿斯马特与从其他途径了解阿斯马特大不相同。很多网站提供了来自那里的照片信息，但这些照片信息要么时间老旧，要么模糊不清。谷歌地图上也仅显示了一块绿色的空白，所以，我除了去那里实地考察弄清真相外别无他选。我没有预约，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我手里只有一个名字——“亚历克斯（Alex）”先生。据说，亚历克斯在阿加茨拥有一家酒店，他会说英语，也能安排旅行。
我从华盛顿特区乘航班飞往伦敦、新加坡、雅加达（Jakatra）。然后，连夜赶上了前往查亚普拉（Jayapura）[前霍兰迪亚（Hollandia），曾经的荷属新几内亚的首都]的航班。我必须从警方那里弄到一张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Papua）省旅行的许可证。迈克尔也曾穿越查亚普拉，如同大部分查亚普拉的曾经的殖民地官员一样。我不由畅想着与他们（鬼魂）身处老殖民地大楼交谈的场景。印度尼西亚为了压制不断蔓延的巴布亚独立运动，施行了用印度尼西亚人填满这个区域的策略。现在，巴布亚人反倒成了自己领土里的少数民族。查亚普拉是印度尼西亚的大城市，这个城市里塞满了摩托车、汽车、面包车和混凝土大厦，几乎看不到土著人。
我继续飞往提米卡（Timika）。提米卡是一座燥热和肮脏的小城，我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艘前往阿加茨的航船。不过，那里并无船只，甚至没有河流，距其最近的“港口”大约在30英里（48公里）之外。我想办法坐车抵达了那里。出租车司机的名字叫埃努姆（Ainum），是来自望加锡（Makassar）的印度尼西亚人。我们找到了日程不定的木制货船和一艘每两周出发一次的轮船。埃努姆告诉我，每周四和周六有航班去往那里，但购票点只有一处——候机楼。提米卡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及第三大金矿格拉斯伯格矿（Grasberg Mine）的所在地，矿场的拥有者和运营者是美国自由港麦克莫兰公司（Freeport-McMoRan）的分公司。提米卡机场的候机楼（国际航班）崭新、现代、闪亮、味道清新，每一面墙上都有自由港公司的环境管理口号。墙上的时钟显示着雅加达、伦敦和新奥尔良的时间。停车场另一侧的国内航班候机楼却只有一个简易的棚。水泥地板上满地刺眼的橙色槟榔渣、烟蒂、塑料吸管、空酸奶盒、破旧塑料袋，洗手间的液体四处横流。不过，我终于在这里看见了巴布亚人，这些穿着破旧T恤的矮小黑人男女，光脚上长满老茧，全身散发着体味。
不过，周四的航班已售完。“别担心，”埃努姆说，“我在机场有个朋友，我能帮你弄到票。”他做到了，他到我下榻的酒店递给我一张别人名下的机票，我给了他两倍的机票钱。
四天后，我回到那个候机楼。这里还是混乱嘈杂、人潮汹涌，气温达到了100华氏度（37.7摄氏度）。两只锁在一起的红绿鹦鹉栖息在一张长凳上。女人们的脸颊上纹着带黑点的小刺青，男人们留着络腮胡。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不是阿斯马特人。在候机室中，没人知道飞机在哪儿，更不知道它何时起飞。我找了个位置坐下，感觉很虚弱，有点发烧，胃部痉挛。3个小时后，飞机出现了。我们鱼贯而出，挤了进去，40分钟后，我已身处阿斯马特。
飞机降落在位于尤尔（Ewer）村的机场。不过，这里是数千平方英里内唯一一处地面干燥到可以降落飞机的地点。我背起包，跟着其他乘客，沿着一条摇摇晃晃的步道往河流的方向走去，途中经过了几栋木头房子。我看到了一栋又大又长的门户（阿斯马特人的房子），男人们在房子的游廊里闲荡。我恍如隔世；这景象似乎只是书里的照片。我看见了一座剥落的水泥桥墩，螺旋楼梯的钢筋暴露在外，桥墩上系着一些鲜艳的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玻璃钢快艇。我将背包递给一个印度尼西亚人，跳上了一艘小艇和其他三人一起驱艇离去，其他三人全是印度尼西亚人。
我不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也不清楚我们的航行时间。我们在一条0.25英里（400米）宽的河道中顺流而下，和其他快艇竞速前行，两岸是茂密的丛林。渐渐地，河流开阔起来——我们越来越接近大海，辽阔的阿拉弗拉海就在我们的前方。这时，另一个方向驶近了一条大划艇，划艇上的乘客夸张地上下挥手、指指点点。当我们抵达河口时，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手势。他们指着的是河口沸腾翻滚的波浪、漩涡和水流。船长收了油门，但水花还是溅了我们一身。船长正设法穿越激流去往对岸。我们转头向左，前往阿沙韦茨（Asawets）河的上游。15分钟后，我们的小艇驶入了阿加茨。
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们在1英里（1.6公里）长的破败码头上看到了一排建在柱子上的棚屋。棚屋下方漂浮着塑料水瓶、拉面包装以及香烟盒；几十个光着屁股、黝黑发亮的小孩跳入浮着泡沫的棕色河流；一条破旧的步道斜着向水道延伸。一个光脚男人抓过我的背包，我盲目地跟着他。几分钟后，我们抵达了帕达艾诺（Pada Elo）酒店。酒店有四个位于河面上方的无窗的胶合板房间，中间是一个由装满水的油桶垫起的院子，院子的晾衣绳上挂着刚洗好的衣服。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年轻女人带我看了房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河道旁的一处洞口是这里的洗手间，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只凤头鹦鹉在油桶边上踱步，用它那黑亮的眼睛盯着我。
“我在找阿莱克斯先生。”我说。
女人摇摇头，耸了耸肩，她显然不会英语。
天空像破了个洞，大雨滂沱而下，我从未见过如此大的雨。我疲倦地坐下，此时的我烧得更厉害了。房间非常昏暗，湿热令人窒息，一排蚂蚁在床柱上爬行，水滴从屋顶滴落聚成一条“小河”流过地板。雨水拍打着茅草屋顶，足足下了两天。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追寻什么？我不会这里的语言，如何展开调查呢？
后来，公鸡的打鸣声将我唤醒。刺眼的光从房门、墙壁和房顶的裂缝漏了进来。我用水桶中的冷水将脸部清洗干净，然后走了出去。水汽从长满苔藓的残破的步道上蒸腾而起，其下是无处不在的空塑料水瓶。它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就像一条泥泞的地毯。四处可见的船只——独木舟、6英尺（1.82米）长的大划艇和色彩斑斓的小快艇——拥挤在小溪和河流里。阿加茨拥有7 000人口，却没有一条主干街道，甚至没有一辆汽车。码头区的店铺沿着步道开设，爪哇（Java）、巴吉兹（Bugis）、托那加（toraja）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以及来自整个群岛的投机者人来人往。小镇广场和足球场均是用木板在粪堆上搭建而成。这里是崛起的印度尼西亚（Indian country of Indonesia）共和国的边境，在这里，“天命扩张说”（Manifest Destiny）极为盛行，就像100年前的美国。曾经，迈克尔·洛克菲勒抵达阿加茨时，这里设有荷兰行政管理机构。距离这里最近的是阿斯马特的修鲁（Sjuru）村，那里住着几个荷兰传教士、修女和殖民地官员，迈克尔曾被这里的荷兰政府接待过。今天，这里没有了西方人。雅加达（Jakarta）当局投资了该区域并支付了比爪哇公务员高六倍的工资，阿加茨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阿加茨的市场里充斥着阿斯马特人。阿斯马特皮肤黝黑、胸部宽阔的男人和瘦骨嶙峋的短发女人在市场上售卖用棕榈叶包裹的蛤蜊和螃蟹。他们还售卖鳐鱼、鲇鱼，以及外观奇怪的白色团块——西米棕榈的树心。这些都是阿斯马特人最重要的食物。我越来越靠近阿斯马特人的纯净世界。
步行了1个小时后，我发现了另一家酒店。这家酒店的房间配备了厕所、床单，还有一扇能打开并看到一个黑土院子的窗户。更令我高兴的是，这里的前台服务员还能说点英语。我向服务员询问了有关导游的事情，他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哈伦（Harun）走了进来。
哈伦是阿斯马特人。他沉默寡言、说话轻细、目光低垂，左手打着肮脏的石膏，性格难以捉摸。“我是导游，”他说，“很多游客都来阿斯马特旅游。”
“多少人？”我说。
“今年好像有4个。”他说。
“我想要艘船去考察河流和村庄。”我说。我特意不提洛克菲勒，虽然我已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进行一场侦察之旅，往南穿越迈克尔曾到访过的村庄，最后在奥马德塞普村和奥茨詹内普村结束旅程。
我拿出了迈克尔两次旅行的地图给哈伦看。“一周还是两周，我还不能确定。”我说，“我只打算考察一下。”
哈伦点了点头，“我能带你去任何地方。”
我们谈了下价格。他的手臂受伤了，他告诉我，有天晚上他从一处步道摔了下去。他现在要前往医院，他说他几小时后会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带来了另外两个男人：阿马兹（Amates）和威伦姆（Wilem）。“医生说我手臂受伤了，不能带伤陪你前行，但我的朋友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阿马兹看起来紧张不安，似乎是受了很重的伤。他满头大汗，宽松的褶皱长裤里的身体摇摇晃晃，他的嘴巴像个丑陋的黑洞。他的脖子上有一个正在化脓的痈，他不停地摸着它。他还有根手指头断了一半，手指的残端还肿胀着。威伦姆则完全相反，威伦姆的身体偏胖，他穿着人字拖鞋、运动短裤和白蓝条带的球衣，神情有些高傲。阿马兹的英语说得很慢，“我来自比瓦海村，”他说，“我上过大学，当过英语老师。这是威伦姆，他是开船的司机。”
我们又进行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了一个数目。他们会为我提供食物和燃料。
第二天早上刚过6点，我们驾着一艘30英尺（9米）长的由15匹马力的约翰逊牌（Johnson）舷外机提供动力的大划艇离开码头。阿沙韦茨河有半英里（800米）宽，几乎没有河风。划艇上有5人：阿马兹、威伦姆和我，还有威伦姆的助手马努（Manu）以及阿马兹的兄弟菲洛（Filo）。划艇上载着200升汽油、一堆米面和水，还有足够让全体阿斯马特人患上癌症的散装烟草和丁香卷烟——价值数百美元。我们沿着河的左岸经过了修鲁村，那曾是阿斯马特的起源村庄，阿加茨就建在附近（现在的修鲁村是一片废墟，浓烟滚滚）。然后，我们左转驶入了凡波雷普河（Famborep River）。
上一秒，还有船只、沿海贸易商以及阿加茨和修鲁村的气味和喧嚣；下一秒，却是一片寂静，绿树葱葱，水声哗哗。凡波雷普河只有20英尺（6米）宽，是一个由挂藤、附生植物和苔藓丛生的红树林组成的水淹世界。幽暗的水面倒映着树木和天空的影子，阳光穿过疯长的植物，河流淹没了我目所能及的陆地，鸟儿在呼喊。这景象美丽、空灵而疏远。这里没有垃圾，没有任何人造物品，给人一种洪荒时期的感觉。
阿马兹指着一扇苏斯博士风格（Seussian）的叶子。“一棵西米树！”他说，“我在这里睡过一次，那时，我从比瓦海村回阿加茨的学校。”阿马兹今年32岁，有6个孩子。他自幼聪慧，早年被送到了阿加茨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后来又上了巴厘（Bali）岛的大学。不过，他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钱。即便乘坐大动力划艇顺流而下到比瓦海村只有几小时的航程，但他也有5年没回家了，因为这段旅程对他来说太昂贵。
接着，我们进入了班杜夫河（Banduw River），这是鳄鱼的地盘。我们曲折前行，来到了杰特河（Jet River），然后转向北方，水道开始变宽。阿斯马特是另外一个世界，它引人入胜，是一个奇特而丰饶的世界，完全脱离了我们世界的掌控。这里丛林茂密，河流可充作交通要道，不会给人腻烦和压抑的感觉。这是一个被淹没的伊甸园，不乏鸟鱼、淡水和变幻莫测的天空。我们经过了一个个村庄，在靠近它们之前你就能闻到味道、看到烟雾、听到欢笑声。你可以看到村里的独木舟被村民拖上泥岸栖息。河面上一艘艘独木舟从我们身边划过，划桨的男人在舟上站成一排，船尾的煤块上升起了袅袅青烟。
4个小时后，我们来到阿奇村，这是阿加茨之外最大和最发达的村庄之一。航行中一路的微风陪伴让我们并未感到湿热，停航时，我们才见识了这里的太阳的威力。我们把划艇系在一些摇晃着的桩子上，爬上一栋未粉刷的木屋，那是阿马兹姐姐的房子。木屋前廊挤满了穿着T恤和运动短裤的男女，地板被光脚踩踏多年后显得富有光泽。一个短发的苗条女人冲了出来。“噢，噢，噢！”她哭了。“噢……”她呜咽着，抓着阿马兹的手肘、手臂，紧紧抱着他前后摆动身体并抽泣起来。她用泪水涟涟的脸蛋摩擦阿马兹的手臂和面颊。但这种戏剧性的情感宣泄又快速结束，紧接着，她倏地转身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瞥见阿斯马特人的行事方式——他们拥有强烈的极端情感以及自我警觉意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些行事方式都与食人行为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