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人自以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
入清以来，明词以其艺术上不能度越前代而深掩重门，三百多年来，未能成为受众关注的焦点。随着《全明词》的编纂出版，近年来明词研究逐渐预热升温，研究者开始探寻抵达明词殿堂的途径。我们愿意加入这个探寻过程，并力图为接近明词殿堂寻访一条风景别样的路径。本文将采取传播学的视角，运用包括传播、考据等在内的有效方法，立足文学，讨论明人词作在明代的传播。
一 从传播的角度重审明词价值
任何文学现象都有研究的价值，但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文学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单从艺术层面看，明词可能并未取得较大的突破，自身也存在一系列弊端。也正因其如此，明词研究是当代词学研究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王兆鹏师曾统计20世纪前90余年词学研究的成果，明词研究仅124项，在12702项成果中仅占0.97％。
但研究的薄弱并不意味着明词创作成果的单薄：有明一代，将近2000位作者，超过25000首作品，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随着明词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发掘，我们相信这个数字还会增加。研究成果的薄弱也不意味着明词作品价值的缺失，赵尊岳先生曾从词家创作的角度认定明词不可废。但文学活动并不仅仅是由作家独立完成的，因此我们对文学史的研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作家——作品”批评。王兆鹏师就曾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
从传播的角度观察明词，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明词的价值与特点：首先，正如赵尊岳先生指出的，明词作者广泛分布于各个阶层。除去有词籍传播的文人士大夫，明代缙绅之家以词教育女眷者在在皆有，为女子出版词集的不乏其人。相对于宋人对李清照的看法，明人对词作传播的态度开明得多。今人常会拈出窃杯女子的故事，以说明宋代普通百姓都能张口作词，证明宋词繁荣。而明代百姓对词也不陌生，明人以普通百姓为传播对象的劝善作品、实用韵文也有以词为之者，详见本文第四章。说明词并非只是明代文人椒房雪室中的案头文本，亦足见明词的传布阶层之广。
其次，明词的受众群体也自具特色。除有文集流播的文人之外，明词在市民大众间的传播也具有自身特点。明代市民文学高度发达，市民阶层是当时畅销的小说戏曲、日用类书、娱乐书刊的重要传播对象。词作通过这些文本在市民中传播，出现了有别于前代的新现象。如以市民为重要受众群体的小说、戏曲，其中存有大量词作。这些词作有些参与了情节的发展，有些则只是头回、开场的点缀，但都在市民中流传。加之，戏曲的传播途径不但具有可读的文本，还具有舞台演出的方式，普通百姓也通过观看舞台演出接受词作。尽管宋代的小说、戏曲就已产生了这些形式，但考虑到明代数量众多的小说、戏曲作品，其对大众的传播效果应更显著。
又如，宋代日用类书也有使用词作的现象，但当时的日用类书主要在娱乐门类中运用词作总结歌诀，或撰成酒令。在明代日用类书中，词作纂辑的材料遍布了农耕医药、计帐算命、宴饮娱乐等诸多方面。娱乐书刊的出现，同样适应着市民阶层的需要，增加了市民阶层接触词作的机会，也为词学普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再次，从词作的传播方式看，明词传承了前代的传播方式，而且发展了新兴的传播载体。古代文学传播方式不外乎口头与书面两种，二者又各分不同的传播媒介，因媒介的差异而有不同的传播效果。一般认为，词诞生于唐代，盛于宋朝。其主要传播方式在唐宋两朝已基本大备，明词在传播过程中继承了唐宋时期的大多数传播方式，并发展了前代不甚流行的传播方式。宋代已经出现题写诗词于国画上的现象，但风气尚属初起。虽然苏轼在文同的墨竹图上题诗，“从而倡导了融和诗书画三事于一炉的新局面”，但大多数画卷上并未有题署的风气。而在明代，书画同卷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但巨幅山水要题跋，连册页扇面都文字灿然。又如帐词，其最初出现也并不在明代，但是到了明代，这种传播方式带动了创作的大兴，众多帐词流传至今，形成了特殊的文学现象。
复次，从传播的地域来说，明词具有显著区别于前代的鲜明的南方化特点。唐五代词的分布，从丝路敦煌到南唐、西蜀，南北均有传唱。两宋词处于词史的巅峰状态，当时山河表里无处无词，词甚至令金人产生立马吴山的贪念。元词作家尽管以南方为多，但南北差距却远不如明代明显。明词的高度南方化倾向却令人咋舌，超过90％的明词作者来自南方，超过90％的明词作品出自南方作者之手，南方词人在词坛的活跃程度相差颇大。宋代的环太湖地区虽然词人辈出，但宋词创作的另外两个中心——鄱阳湖东南地带和闽江流域——仍然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而明代，这一地区词作者的密集程度，已然独步天下，未有其匹了。一种文体，在某个区域密集流布，本身就是文学史应该关注的现象。对于大多数文体来说，这种情况是罕见的。明词的这一现象应当如何解释，就有待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加以考虑了。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也可以从文体学的角度探究，还可以采取其他的理论观照。当然，从传播学的视角依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一种现象的产生绝不会是单一原因作用的结果，明词的南方化也是一样。家族文学的内部传播，地域词学传播的风气，传播的语言媒介等条件，恐怕都是明代南方盛产词作者的诸多原因之一。
总之，通过对“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中“传播”环节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原先忽略的文学现象，修复业已模糊的文学史画卷，丰富其色彩，还原其本真。通过传播角度还原明词史，也可以为文学传播学提供一个具体的例证，为完善文学传播学的方法和理论做出贡献。
二 传播学视角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本文是立足于文学的立场，尝试以传播学的视角反观文学的研究。本文讨论的对象是明代作家创作的词作在明代当时的传播，希望通过对该问题的讨论揭示明词的流传方式、流布特点、接受规律，丰富特定文体的断代文学史内容，完善对词史发展链条的认识。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文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文学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方法来构建本文的基本研究理念。
文学传播学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之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文学理论的这一基本形态。文学传播学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是文学门类下文艺学的分支学科。文艺学，又称文学学，是研究文学及其规律的科学。文学理论归属于文艺学，是文艺学的五个分支之一。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传播——文学接受这一流程来看，文学传播学显然也应当是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形态。过往文学理论的研究，通常忽略了文学传播这个环节，而将文学作品直接链接上文学接受。事实上，没有文学传播的过程，文学作品是不会自动来到接受者面前的。通过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可以发现作品如何与作者和读者互动，在作家、作品和读者间存在着怎样的相互关系，以完善文学活动的基本链条。
我们认为，文学传播学是一门建立在普通传播学基础上的，以传播学普遍方法研究文学现象的特殊传播学，其研究对象是文学。文学传播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文学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的总结、探索，发现克服文学传播障碍、隔阂的科学方法，从而推动文学的良性、健康、持续发展。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文学传播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通过对既往研究中较被忽视的文学传播环节的再认识，可以更加贴切地理解文学现象，为文学作品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提供一些新的认识。
就文学史而言，几乎所有文学现象都与传播相关，但较少见到前人的论述，我们以明词作为个案，实际上也是希望藉以揭示这些常见的文学现象。如艺术门类的跨际传播问题，关于题画诗词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看，这里涉及一个传播增殖的问题，研究者往往熟视无睹。诗、书、画三种艺术门类在传播过程中的结合，不断生成新作品，诞生新意蕴，产生新价值。这些新作品、新意蕴、新价值就是通过传播产生增殖的结果。
又如，文学传播中的社会角色问题，也是过去人们司空见惯的。传播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互动行为，人们通过传播保持相互影响与作用。而人是社会的人，不同的阶层必然会被打上不同的烙印，从而影响到相互间的关系。现有文学传播研究通常并不注意系统阐发传受双方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相关问题对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影响。本文通过考察青楼与闺阁两个场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女词人，以及杭州府学词人群体、夏言台阁词人群体等文学群体所处权力场的位置及其影响等问题，试图探讨这种影响对文学传播究竟会产生何种作用。类似现象，不单单存在于明词传播中，也存在于其他时期的其他文体传播中。因此，借助该个案，可以丰富文学史的视角，拓展相关理论，进而完善文学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选择运用了适合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通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结构上则采用了王兆鹏师《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的意见。王师指出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必须追问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我们尽管没有对这六个层面都进行集中阐发，但基本上采取了传播环境、传播观念、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线性布局。这种布局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拉斯韦尔的“五W模式”。本文特别注意对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的讨论，传播媒介的演进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传播方式从宏观上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发展，同时在微观上则影响着对既有的艺术本文的阐释”。明词既采取了传统的书册、演唱等传播方式，又采取了文体交叉、门类交叉等跨际传播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明人相互之间的词作酬唱，明人部分歌诀、占卜卦辞，甚至偶见政府告示借用词体面向普通民众传播信息的方式。这些特殊的文学现象如果借用传播学的视野，可以挖掘现象背后更加丰富的意义。
总之，对于以传播学的视角，进行文学研究，通过明词传播的研究，不但可以校验文学传播学理论，丰富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更可以通过对特殊对象的研究，发现新的文学传播规律，解释新的文学现象，探讨新的文学传播理论。从而既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的空间，又完善文学传播学的理论，而这也将有助于文学研究疆域的拓展，促进文学研究的深入。
三 文学传播学研究方法及本文的实践
传播学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强势崛起的背景下兴起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汲取着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难免存在其他学科的影子。由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通过不同途径积极进入到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其原有学术背景带来了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它们基本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但是文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学科，其自身特殊性也是不容忽略的。
文学传播学是建立在普通传播学基础上的，因此部分普通传播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到文学传播学研究的过程中。这些研究方法，已经有不少专著论及。但是，关于文学传播的研究依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一些普通传播学的方法不能完全适用于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例如支庭荣等主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书中所涉及的8种主要研究方法，有一半是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古代文学的传播研究实践的。试问调查、实验、访谈、质化这样直接面对传播者和受众的研究方法，古代文学的既往传播研究如何能很好地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则是从人类学借用的，该方法以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为基础，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却并不甚适用于古代文学的文本研究中。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除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运用适当的普通传播学研究方法外，还需要为研究对象量身定制适合其特点的方法。
关于文学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前人时贤已经有一些理论指导。王锺陵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文学史新方法论》虽然并未提出“文学传播学”的概念，但该书第六章与第九章分别从国家形态、家族色调、地域文学集群、师友唱和、总集、评点等方面讨论了文学传播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而在第七章《文学史运动的内在机制与外在形式》和第八章《纷纭浑沦的文坛浮沉》等章节更是明确提出传播在文学史流衍中的作用。其意已在从传播角度建立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为古典文学传播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准备。王兆鹏师亦发表《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由作家——作品的二维研究逐步转向作家——作品——传播——接受的四维研究”，并指出：“有关古代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播过程和传播途径、传播观念和传播（出版）法规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都有待深入的探讨。”曹萌先生《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第一次将文学传播学推上舞台，他从建立文学传播学学科的立场出发期许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并总结古代文学主要传播方式和相关的传播思想以及古代文学传播的辅助性要素。
前辈学者谈及文学传播学的研究，在总体上是借鉴传播学方法，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传统畛域以外。虽然言人人殊，但都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可资参考和进一步思索的方向。笔者以为，文学传播学的方法是开放的。传播学本身既然是研究除人的生物、生理信息之外的，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的科学。那么，其他涉及除人的生物、生理信息之外的，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的一切信息的研究方法均可以借鉴。正如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威尔伯·施拉姆所指出的：“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正因为传播虽没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却是任何土地不可或缺的，所以传播学的研究可以自由转移于各个不同学科的领域，而借鉴、接受其他领域的方法也就不但成为可能，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过，“法无定法”不等于完全“无法无天”，传播学研究依然有其自身的方法论。这个问题不是本文需要解释的，但本文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借鉴仍然需要关注自身的学科特点，以及研究对象的特点。
按文学的符号载体来说，文学可以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实际上又是综合艺术的一部分。大多数民间文学是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是活在人们口头间的文学；文人创作的作品以书面的方式保留下来的很多，这种传播方式也是雅文学传播运用的主要方式。那些参与到综合艺术中的文学文本，往往与其他艺术形式共同流传下来。如唐宋词就是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的结合，并通过音乐与文本的传播而流传，后世的戏曲、影视剧等也是这种综合艺术。古代口头文学因其声音载体的不可持续性，很难得到当时的文本，现有的研究主要靠历史文献的记载，或者对口耳相传的文学形式进行整理发掘展开。因此，关于口头文学的传播研究需要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等相关方法。经典文学在古代的研究除文献梳理之外，还可以通过统计学的方法调查传世文献的作者情况、传世书目中的记载情况等方式进行。例如，明清修纂的书院志中保存有不少当时书院的藏书目录，通过对这些目录的整理统计，我们可以了解经典作家作品、经典文学体式在某个区域、某个时期的传播情况。
若要讨论经典作品在当代的传播情况，我们不但可以借鉴出版发行学的知识，也可以使用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调查问卷法。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又因为文学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我们在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时，尤其要借鉴文艺学的其他基本形态所运用的方法。如在对小说故事源流的传播梳理过程中，借鉴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在对戏曲故事图像传播的研究过程中，借鉴文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在对经典作品的人际传播研究过程中，也可以借鉴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等等。
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寻找适当的研究方法，借鉴多元的学科理论就是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无法之法”。本文是一个文学传播学研究的个案，是借用传播学视角描述文学现象，解释文学现象的研究。基于这个目的，本文从笔者自身的学术背景出发，运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历史学的方法。本文实际上是一篇文学史研究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注意运用历史眼光看待问题，解释现象，分析结果。按照历史事实分析说明明代词坛的诸多现象，借鉴史学界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努力避免解释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力图揭示特定文体断代文学史上的真实断面。
——文献学的方法。“文献”一般被指称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文本，它包括多种具体形式。一般说来，中国古典文献学有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等分支。本文运用了其中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等诸多具体的研究方法，对明词文献进行辑佚是本文占有更多研究对象的基础。目录学和版本学的著作是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本文对之也有较多的运用。
——社会学的方法。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社会现象，对文学现象的揭示离不开社会学的方法。本文专章借用布尔迪厄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将其引入明词研究，对场域中的明词传受双方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讨论。若运用得当，可以更好地解释古代文学领域的其他问题。
——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本文在进行词作者地理分布等问题的研究中，使用到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到了历史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还参考了文体学、叙事学、文化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不论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好，还是采用传播学的视角也罢，笔者立足于解决文学问题，进行文学研究，意在通过其他学科的方法引进，更好地解决文学的问题。同时，在现代科学从更高更深的层面揭示过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之当下，也能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校验其理论，完善其方法，丰富其实例略效薄力，至于其实际效果如何，还待校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传播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现象，因此在明词的传播过程中，现象纷繁，本文无力亦无意面面俱到。我们为读者提供的是明词传播过程中，那些突出的断面，尤其是在明词传播中特别重要的，或足以体现明词传播特点的现象。
- 陈弘绪《寒夜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4册第700页。
- 王兆鹏《昌盛与萧条——本世纪词学研究中的清词研究》，《鄂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 赵尊岳认为明词不可废的八个理由：1.明代开国诸作多有可取，作手“尚沐赵宋声党之遗风”。2.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以视南宋末年，几有过之，殊无不及。3.明代大臣无不有词籍，亦多可存之作。4.明代武职，多有能词者。5.“明代之以理学称者，若邱仲深、薛应旂、陈龙正、陆桴亭诸家，卓然名世，然亦均有词附集以传。且其流美之情，正不亚于广平之梅花作赋。”6.明代女词人多至数百人。7.道流为词可传者亦所不少。8.盲人治词，无可征考。但明季南陵盛于斯饶有著述，亦事填词（《惜阴堂汇刻明词记略》，《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附录5—8页）。其他论明词价值者，可参陈水云《20世纪的明词研究》（《中州学刊》2003年第6期）；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等相关论著。
- 王兆鹏《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 事见王弈清《历代词话》卷六引《宣和遗事》，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8页。
- 庄申《王维研究》上集，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1年版，第186页。
-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金主亮闻（柳词）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1页。）
-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 李郁《论文学活动中传播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 如〔美〕利贝卡·鲁宾等《传播研究方法——策略与资料来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戴元光《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阳《大众传播学研究方法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李红艳《传播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支庭荣、张蕾《传播学研究方法》，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此前孙宜君有《文艺传播学》（济南：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但并非专门讨论文学传播的问题。
- 王兆鹏《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
- 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 相关问题可以参考李舒《传播学方法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 周芳萍《中国四大名著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接受》就是使用调查问卷方法的一个实例，该文是2009年8月武汉大学文学院、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论文收录在大会论文集王兆鹏、潘碧华主编的《跨越时空：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之《现当代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9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