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归祖国
●1958年秋天，李宗仁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归为一句话：“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周恩来说：“李先生不会去台湾。李德邻先生这次回来是自觉的……主席高瞻远瞩，欢迎他回来，来去自由。”
●1965年7月18日11时，上海虹桥机场，一架波音737客机徐徐降落。舱门打开，南京政府代总统、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出现在门口。
程思远奉命秘密进京
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
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一直在关注时局的李宗仁，听到了这一消息，兴奋异常。他以为，台湾局势拖下去，可能引起世界严重问题，对中国不利，对友邦无益。因此台湾问题必须解决。
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方向。凡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共同努力。
于是，李宗仁立即写信给程思远，嘱其同海外爱国人士交换意见，并替他准备一个文件，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
1955年8月，李宗仁针对中国当前形势，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并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李宗仁提出，今后解决问题，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国共再度和谈。中国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经过谈判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二是美国应正式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自治州。然后，在美国撤走其第七舰队的同时，实行台湾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只有通过这样的办法，才能免除台湾海峡的战争危险。经过长期的和平，两个敌对政府间的彼此仇视就会逐渐消失，然后就能够为国家统一做出安排。
李宗仁说：
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皆史无前例，国势日振，真可说举世瞩目。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乱出现中国。
李宗仁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一直采取“等尘埃落定”的政策。“试看今日中国，尘埃已经落定，室内红光耀目，焕然一新。”而美国当局却视而不见。他呼吁美国当局，改变对华政策。
李宗仁在美国看到周恩来的声明后，心情十分激动。想当初，在国民党统治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他曾设想划江而治，与共产党二分天下。后来，国民党被赶到了台湾，终于演成中国的分裂局面。
李宗仁坦言国民党失败，却不愿看到祖国分裂。对于蒋介石的“小朝廷”，他建议应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实验区”，以在政治上与中共的政治体制唱对台戏；而不要动辄以“反攻大陆”作宣传。这是因为，“一种政治宣传，如果连自己都欺骗不了，如何能欺骗世人呢？”
至于台湾将来的出路，他主张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但无论怎样解决，都要看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此他强烈反对以“联合国暂时托管”或“成立独立政府”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他认为，分离台湾的作法，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
李宗仁还从历史角度，考证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认可。
因据最近史家考证，远在殷商时代，台湾即为中国人所发现。隋、唐以后，中国即开始向台湾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兰人虽一度短期的占领，但不久即为郑成功所驱逐。郑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复明的英勇斗争，虽以众寡不敌而失败，而台湾一岛却成为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永远纪念碑。清末甲午战后，台湾割归日本50年。然珍珠港变起，中国对日本正式宣战，马关条约失效。按照国际公法，台湾遂复还于中国。1943年开罗会议，更经同盟国领袖正式承认，故台湾绝无独立的法律依据，任何中国人自皆不愿接受。
李宗仁说：
蒋先生比我年长4岁，已年逾70高寿，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早在1954年，当他被蒋介石彻底罢免职务后，曾专程跑到芝加哥，看望遭到同样下场的前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吴国桢。
他得到消息，美国曾有一个腹案，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以吴国桢取蒋代之。
在吴氏与前孙科内阁内政部长吴尚鹰的鼓动下，李宗仁曾设想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是没有多久，他便对此失去了兴趣。他终于发现，自己是以一介平民身份流亡海外，要搞政治活动，既无基地，也无群众，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从此，他也不再关心什么“第三势力”了。
没有了职位，也没有了政治活动，李宗仁开始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过，寄居在异国他乡，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他刚到美国的时候，与夫人郭德洁租住在纽约市郊的一座房子。
这是一所带石沿的小楼。小楼分成两半，李宗仁夫妇只占住其中的一半。另一半住着一位戏剧演员。也许因为李宗仁是一位特殊人物，所以在小楼外的草坪边上，有一个小警屋。
带着枪、棍的警察，在这里昼夜值班，使小楼罩上了一层不同一般的森严气氛，而居住在小楼里的人物，也因此而显得格外神秘。
在美国，李宗仁的家人并不少，除了郭德洁和养子李志圣和李宗仁同住外，长子李幼邻，长媳珍妮和孙女玛茜、雷诗、文迪、琴妮也都住在纽约。只有李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因入美手续问题而久久没能到美国来。
总起来讲，李宗仁客居美国的16年间，家庭生活谈不上多么美满，但亲人们对他都是比较关心和照顾的，他也从亲人们那里得到了不少慰藉。不过，李宗仁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以他的经历和脾气禀性，他决不会满足于一般的天伦之乐。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落到了流亡异国他乡的地步，他不能不为此而经常地感到苦恼。那些填塞在心头的块垒，也不是家庭的温情就可以化解得了的。
李宗仁的建议发表以后，海外反共人士舆论哗然。在他们的眼中，李宗仁的建议荒谬绝伦，狂妄已极。而在一些爱国人士的眼中，李宗仁的声明则被看作他认清形势，转变政治立场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李宗仁的建议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香港通过李宗仁多年的政治秘书程思远，了解李氏思想转变的过程。
很快，有关方面的分析报告就送到了周恩来手里。报告认为，如果我方工作得当，李宗仁靠拢新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争取李宗仁回国。并决定这一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作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秘密而稳步地进行。
1956年1月，香港《大公报》的一位程思远同乡陪同香港《文汇报》副总编金尧如来看望程思远，交给程一份刊载在《大公报》上的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报纸，试探程思远对国内知识分子问题的态度。
1956年周恩来授意李济深：“想以你的名义告诉程思远，让他到北京来谈谈。”
当初李宗仁去台湾前，特别把程思远留在香港，其用意就是让他成为连接中共的桥梁。
李济深按照周恩来的意思，当即给香港方面的朋友打电话，请其转告程思远。
4月下旬，金尧如又来拜访程思远，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接到北京长途电话：李济深先生希望你去北京一谈，来去自由，并且保密”。
程思远虽觉突然，但事关重大，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如约秘密北上。
程思远没办任何手续，也不带行李，由专人护送回到大陆。这一行程充满了神秘。
程思远4月底到北京后，连续几天，受到李济深、蔡廷锴、黄绍竑的宴请。
5月6日晚，张治中约他在家中吃饭。饭后，张治中说：“明天下午，政协礼堂三楼举行酒会，招待海外归侨，周总理为要见你，也来参加。你最好写一些材料事前由我交给总理，明天我将郑重地向他介绍你。”
次日上午，程思远写了一份各方对台湾问题看法的报告，交给张治中。
1956年5月6日15时许，程思远到政协礼堂参加酒会，他正和张治中交谈时，周思来健步走进大厅。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一面扬起左手和大家打招呼，一面径直走到张治中和程思远面前。
张治中正准备作介绍，周恩来却已笑容满面地向程思远伸出手去，说：“程先生，久违了，欢迎你回来！我们1938年在武汉见过面。”
程思远不禁惊奇：事隔18年，他居然还记得我，真是记忆力惊人！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午宴招待程思远。当程思远由外交部副部长兼副总参谋长李克农陪同来到宴会厅时，他看到过去的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赫然在座，其中有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张治中、邵力子、黄绍闳、刘斐、屈武、余心清、刘仲容、刘仲华，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等。
周恩来首先讲话：
这一次程思远先生到北京，是建国以来我们同国民党人第三次会晤。第一次是叶帅在广州与张公权接谈，我们保留他在中国银行的董事职位，希望他回到祖国来，结果他到澳洲去，一去不返了。第二次是我接见龙绳武，即龙云之子，希望他到海外做些有益于祖国统一的工作，后来他去香港，却溜到台湾去了。这一次程先生到北京，我们很想借此机会深入地谈谈。
在宴会上，周恩来高度评价李宗仁的对台建议。但有一点，他不赞成李宗仁主张台湾非军事化。他说：“台湾重新归还祖国以后，还需要国民党的军队来保卫嘛。”
回顾往昔，周恩来点了李宗仁在签订和谈协议问题上一误再误，最后，提出了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合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主张。并且，他还宣布了对台工作“和为贵”的政策主张。
饭后，周恩来在客厅里同程思远进行了3个小时的长谈，涉及许多方面。
周恩来说：
我们国家当前的对内对外政策，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按照这一方针，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以诚相见。过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将来有第三次的国共合作。有人说，过去两次国共合作，结果凶终隙末，但是追源究始，责任不在我们。这是事实俱在，有目共睹的。
谈到对台政策，周恩来说：
从现在起，我们不派人去台湾工作，我们不在台湾内部制造分裂，我们希望台湾全部过来。台湾当局如要了解国内情况，尽可以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将提供一切帮助。他们不必派特务来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谈到李宗仁，周恩来说：
李宗仁先生在声明中反对搞“台湾托管”，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协商解决。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怀祖国的表现。请你向李先生转达，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我们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花了几个晚上，把回大陆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及海外人士的话，写了一封长信。
因为篇幅太长，他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远在美国的李宗仁。
李宗仁决定落叶归根
1958年秋天，李宗仁给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落难他乡的种种心境。
最后，他把这种心境归为一句话：
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丈，叶落归根。
从那以后，李宗仁便开始认真思索回归祖国的问题。
李宗仁1924年11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后完成统一广西的任务，成为新的国民党桂系军阀首脑。
李宗仁曾率第七军2万多人参加北伐战争，转战湘、鄂、赣、皖等省，立下战功。
在北伐时期，还兼任过左翼军指挥官、江左军总指挥、国民党湖北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5年4月，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1938年2月至5月，指挥徐海会战。其中3月至4月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徐州失守后，率部入鄂，在桐柏山、大洪山创立游击基地，坚持抗战。6月到10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时候，礼炮过后，李宗仁听见了毛泽东那湖南口音很重却充满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声音，也听见了震耳欲聋的群众欢呼声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知道，另一个富有生气的政府诞生了。
李宗仁脸色阴沉，语气平缓地对在座的白崇禧等人说道：
我，1月21日上台当代总统，是为了乞求和平而当的。为了这一点，我派代表团两次到北平去和谈。我抱着希望，希望可以签署和平协定。这样，历史上也算有了一笔，至少我是对和平有功的。可是，蒋介石他下了台却不甘寂寞，在幕后操纵，把持一切，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签订和约，这个代总统当得多窝囊！
李宗仁悲叹不已地在总结他9个多月的代总统生涯，他继续说：
和谈破裂，解放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渡江了。在4月22日杭州会谈，我对蒋介石讲：“我为和平而来，也要为和平的失败而退”。可是蒋介石当时却对我说：“和是你，战也是你。我在幕后支持你！”他支持什么！他马上就食言了。我原本打算让华中部队能立即开来广东保卫广州，蒋却从中作梗，把这支队伍开到广西去了。这样，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我们陷入今天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造成的！
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听了，勃然大怒，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
他见在座的人都不再作声，便说：
我和老蒋已经决裂了！今天上午，我到东山梅花村去见了蒋介石，我怒冲冲当面历数了他的种种错误。我算是给他算了一次总帐。我对他讲：“从北伐至今，20多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呀！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
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搞妥协，还搞什么革命！？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这才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天安宁？国民党的失败和错误，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你5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有哪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陈诚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去台湾，自己直接委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我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你哪里是下野？你是目无法纪、独断专行，竞到了如此地步！”
李宗仁几乎一口气讲完了他当面斥责蒋介石的话，停了半晌，又说：
这是我认识蒋介石以来，第一次当面指责他。我之所以不留任何余地，就是准备决裂而去了。好了，这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指责他了，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呢？他作什么反应？”几个人都很关心蒋介石对受指责的态度。
李宗仁说：
我历数他的过失时，他脸色尴尬紧张……想不到我责备完后，他竟面色转现轻松，脸含笑容地向我道歉，说：“德邻老弟，朱绍良和汤恩伯的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这是我和他共事20多年来，第一次听他承认自己有错了。
李宗仁和蒋介石决裂了！他知道，他要去台湾的话，无异于自投罗网，成为张汉卿，即张学良第二。
他只好漂泊国外。广州解放，他又经过一番转折，飞往重庆，又经昆明、南宁到了香港。他让程思远早一天到香港为他安排一切。12月5日，包了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美国治病……
眼下，在李宗仁看来，回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大陆去，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因此不能轻率做出决定。
他的慎重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的原国民党官员，在两次反共内战中，他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共产党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原谅他的过去，他却没有十分的把握。
所以，当程思远这次向他转达共产党的态度时，他没有立即做出反映，而是批评程思远事先没有和他商量。
为了试探共产党的诚意，李宗仁给留在大陆的老友李济深写过一封长信。
李济深接到信后，很快将这一信息报告了周恩来。
不久，李济深在北京病逝，李宗仁又以“西乡”作署名，致信海外友人表达如下意思：
我已有5年不作政治活动；
美国务卿达勒斯战争恐吓政策失败，美国承认中共政权仅时间问题而已；
共产党主政，百事俱举，应为奇迹……今日不应再反共；
我同情返大陆，我是风烛残年，文不能执笔写作，武不能耕种，何苦回去消耗一份粮食，居占一席屋地，对大陆政权与人民两无利益，此是一片良心的话……香港某报，对我大肆造谣。
在此之前，程思远的长女林黛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常到李宗仁家作客。
李宗仁写信告程思远：“一晤月如，即林黛，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林黛返港后对爸爸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惯，所以总想回国。”
不久，李宗仁又写信对程思远表示，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
关于李宗仁对共产党认识转变原因，他的儿子李幼邻曾有过这样的分析：
父亲在美国期间，有3件大事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一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二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名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三是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美国苏联有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国有了原子弹，打破了他们的垄断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亲常慨叹，我们统治国家多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即自行车都造不出来，我们不得不服输。
而对于曾经打败了他的共产党领袖们，李宗仁不再考虑什么恩怨，而是渐渐有了好感，不愿与之为敌了。
李宗仁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我本人虽失败去国，而对北平，即北京诸领袖的日夜孜孜，终有今日，私心弥觉可喜。我国变乱百余年，民穷财尽，今日得此和平建设的机会，我们断不应再使内战出现于中国。至愿红色政权好自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辙。我个人戎马半生，雅不愿再见铜驼于荆棘中也。
1959年，海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回国参加建国10周年庆典，程思远也在被邀之列。
10月25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他。周恩来说：
李德邻先生出于爱国热诚，要向国家贡献一些文物，政府表示赞赏。至于他有落叶归根的意愿，估计当前他回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适当的时候希望他先到欧洲同你谈谈，然后作决定。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立即写信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李宗仁得信后十分兴奋。
后来，李宗仁托人将存在美国的字画运到香港，通过程思远送到北京。
这些古董有12箱，李宗仁说是他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时花12万美元购买的，要献给国家。
周恩来处理此事非常慎重、周到、细致。对于李宗仁所献历史名画，周恩来也请人进行了鉴定。经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假的。
周恩来说给他3万美元吧，当时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感到已够大方了。
周恩来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
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2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寄语程思远：
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助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洁到香港，收下了这笔外汇。
李宗仁看到归回故国很有希望，就想为统一祖国做点工作。
此时，恰逢肯尼迪入主白宫，美国人普遍对他寄以期望，认为这位40岁的总统，可能对杜勒斯制订的僵硬的对外政策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李宗仁也觉得肯尼迪对新中国的态度比较绥和，于是，在张歆海教授帮助下给肯尼迪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当选总统，并望他就职以后，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肯尼迪复了李宗仁一函，说此事关系重大，将予慎重研究。
于是，李宗仁将来去函件都寄给程思远，嘱送周总理核阅。
对于此事，周恩来一眼看透。他于1961年6月上旬专门召见程思远，让他转告李宗仁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