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言

宋词向来与唐诗相提并论。宋词,是中国古代诗歌绚丽多姿的百花园里另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它悄悄地在民间萌芽生成,于花前月下文人歌伎的诗酒宴会之间汲取着芬芳的养分,日益滋润成熟,终于成为一种可以与唐诗分庭抗礼的新的抒情格律诗体。它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侧重于个人的享乐私生活,突出表现抒情主体享受人生过程中的细腻感官感受、幽隐心灵体验、曲折情感历程,形成“言情”与“侧艳”的文学特征。其间,又不乏天才作家“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随意挥洒淋漓。唐圭璋先生编篡的《全宋词》共计辑录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作约二万首。孔凡礼先生又编得《全宋词补辑》,增收词人一百余家,词作四百三十余首。

词这种独特的抒情诗体式,最初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歌唱的歌词。其特点是每首词都有固定的词调,而且“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不能随意增减变换。词的格律变化繁复但又十分严格。根据词的不同侧面特征,它又有许多别名,如曲子词、乐府、乐章、歌曲、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词的最初创作大都活跃在中下层文人之间或民间,一九○○年一个偶然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二八八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到了中唐,填词的文人逐渐多起来了,其中著名的有张志和、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刘禹锡在洛阳时以《忆江南》词调相唱和,并自注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依曲拍为句”的提出,总结了唐代配乐填词的经验,把词的写作自觉地提高到倚声填词的新阶段。晚唐五代,出现了词史上第一个创作高潮,涌现出“花间词人”、“南唐词人”两个优秀创作群体。宋以前词人的系列努力,已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词的发展,从大的范围来看,可分成北宋词与南宋词。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北宋词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第一是晏殊、欧阳修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这一期的小令创作,与唐末五代最大的不同就是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第二是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柳永长期生活于歌伎舞女之间,他一面继承敦煌曲子词的传统,一面从民间的“新声”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使他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他大量创制和运用慢词形式,从而使其成熟并得到推广,成为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他汲取民间文学营养,创立了俚俗词派。第三是苏轼词风暂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苏轼将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入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词中往往以自我为抒情主人公,突出自我的主观情绪,表现个体的心灵矛盾,清雄旷达。苏轼成为北宋词坛最具变革精神的词人。第四是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在传统的“艳情”题材范围内寻求新变,具体表现为言情体物时之炼字炼句和谋篇布局更趋精致工整,词风更趋富丽堂皇,奠定了“雅词”创作的基本格式。他们的作品,被南宋雅词作家奉为创作之圭臬。宋室南渡以来,小朝廷始终笼罩在外族入侵的阴影之下。歌词创作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不得不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苏轼的豪放词于此时发挥了广泛的影响,逐渐汇聚成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创作流派。随着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追求词的“风雅”化的文人创作倾向再次占据词坛主流地位。姜夔的清空骚雅、史达祖的奇秀清逸、吴文英的密丽幽邃、王沂孙的晦隐缠绵等等,名花异卉,灿烂辉煌,将“雅词”的创作带向颠峰。南宋词人的努力,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段,同时也使歌词成为脱离音乐的文人“案头文学”。

千百年来,历代都有无数读者为宋词折腰倾倒,“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沈增植《菌阁琐谈》),各取所爱,各得其所。许多优秀的宋词选本,一版再版,深受读者的喜爱。清末朱祖谋编定的《宋词三百首》是流传最为广泛久远的一个选本。朱祖谋选词,是与他的友人同时也是词学大家况周颐商榷而定。前后有几次修订删改。初稿1924年问世,选宋词人87家,词300首。不久,朱祖谋便对初稿修订,删除作品28首,另增加11首,入选总数变为283首。在第三稿中,朱祖谋又增加了2首,合计285首。这次重新评注这个选本,以第二稿为底本,将初稿与三稿选录的作品也一一录入。对具体作品的删录情况在“点评”中做简要说明,以见朱祖谋选录作品的前后构思及审美情趣之变化。本书在注释之外,增加“辑评”、“点评”、“附录”、“插图”四项内容,力求活泼生动、图文并茂,以帮助读者拓展、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引导、推动目前的喜爱古典文学、喜爱宋词的热潮,适应广大读者渴望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宋词、欣赏宋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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