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水韵山风
——山水与故乡书写
第一节 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
诗歌，这昔日高悬在我们头顶的气势壮观的瀑布，已落地潜隐为心灵河床上的涓涓小溪。在经历了太多的诗歌旗号、口号和争辩之后，诗歌走向了静寂与平和，回归了常态与本真。桃花源诗群就是开在诗歌春天的一树寂静的花朵，以其蕴藉、谦和的姿态，热烈、深挚的情感，明亮而略带忧伤的色彩，在心灵和大自然的春风里驻足和歌吟，呈现出一种生态化抒写的诗性智慧和审美趣尚。
桃花源诗群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首先，桃花源诗群是地理的。这群诗人行吟在“沅有芷兮澧有兰”的湘西北，北枕长江之虹霓，南拥桃花之斑斓，东含洞庭之波光，西执凤凰之彩翼，在这天然的诗歌版图里写诗、饮酒、做梦。是他们在抒写诗歌的图腾和密码，是诗歌在抒写他们的足迹和追寻。其次，桃花源诗群是文化的。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底蕴成就了这群诗人的文化胸襟和诗歌梦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个庞大的具有隐喻意义的文化符号，它不仅上下连接起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和游历的诸多才情卓异的文人奇士，捧出了一串串璀璨的文化珠宝，而且诗化、美化了这方传奇的山水，使之成为后世者羡慕和向往的仙界福地和精神家园，同时召唤、激发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浪漫而诗意的文化想象力和表现力。正是在这种精神血脉的流注和贯通中，桃花源诗群展示了自己既具有共性又富有个性的风采。再次，桃花源诗群是诗性的。“桃花”是这群诗人笔下一个共有的诗性意象，它以明亮、斑斓的色彩和温暖、和谐的内涵在其象征的意义上渲染出诗人内心的向往和眷恋，拼贴出一幅幅春意盎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桃花源诗群是一个具有地域特色并打上了某种文化、审美胎记的诗歌群落，是当今诗坛一个不容忽视的诗歌现象。
桃花源诗群的骨干成员有庄宗伟、龚道国、罗鹿鸣、张天夫、刘双红、杨亚杰、邓朝晖、谈雅丽、余志权、余仁辉、冯文正、唐益红、章晓虹等人。在此之前，生活于斯而“诗名鹊起”的周碧华、黄修林等人所倡导的“新乡土诗”应该说是桃花源诗群的前身。这里不对桃花源诗群作全面的评析，只从生态化抒写这个角度进行一些梳理。
一
表现和谐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一个重要特征。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和谐。自然生态追求的是万物和合、各得其所，生命生态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融相通、诗意相处，心灵生态追求的是平和宁静、涵纳万象。可以说，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诗学意义上的生态史。农业社会自然生态的原始静穆、民风民俗的淳厚、心灵的单纯和唯美，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诗意想象，滋生了早期诗歌的生态化描写。那些吟咏山水、抒发性灵的诗歌大都是表现和谐生态的典范之作。随着时间推移，自然生态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包围中发生种种改变，社会生态、政治生态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诗人也开始从对自然的歌唱转为对政治、革命和主流话语的关注。从新诗取代旧诗，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诗歌在整体上都保持了一种政治书写和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生态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诗歌描写中也遭遇了冷落，甚至被放逐。正如有的学者撰文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自觉意义上的生态诗歌创作由萌芽、发展逐渐走向繁荣，形成了相当规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1]当21世纪人类吹响生态文明的号角，诗歌也必然拨动诗性生态的琴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桃花源诗群关注并表现生态和谐与和谐生态。这种和谐，既有自然生态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更有人自身心灵的和谐。
诗歌永远是大自然和人类心灵的知音，甚至可以说，诗歌就是用文字的符码砌建的一方诗性的自然空间和心灵空间。唯其这样，诗歌写作才成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方式之一，成为一种最具有体验性、灵性也最具有诗性的话语活动。桃花源诗群的诗人，用各自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抒写着“桃花源胜景”，以及人游走、拥抱、销魂于自然万物中的那份自在和惬意。经历了漫长的“高原之旅”回到故乡并一脚踏进“桃花源”的诗人罗鹿鸣，其长诗《屋顶上的红月亮》，一改他在青藏高原时期雄浑、冷峻、滞缓的风格，变得朴素、纯粹、亲切，仿佛现代版的诗歌《桃花源记》。《桃花源记》中的“仿佛若有光”在罗鹿鸣笔下浸润、放大为故乡“灵魂的光芒”：乡村弥漫的纯净之光、人性之光与红月亮的神性之光相融合，召唤着过去甜美的记忆并漂洗着一个现代人的疲惫的灵魂；对美、爱、自由、明亮和静谧的赞美与眷恋，羽毛一般舒放出诗人的心灵之光。由此诗人的心灵和村庄、红月亮相走相亲、相融相谐，呈现出一片大和谐与大智慧，印证了“生存就是一片大和谐”这个至上的真理。这是一个久远的令人倍感亲切的乡村童话，更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到来之后一个叫人越发珍惜的寓言。“生态”的意义也从“童话”和“寓言”中得到深层次的体现。当诗人把“高原”赋予他的那份厚重、坚韧和对生活的信念，以及城市经历带给他的那种焦虑和忧思，与乡村叙事、乡村抒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在追寻一种记忆中的生态梦想，并渴望延续、放大这一梦想。罗鹿鸣的诗歌在感性中有理性，诗思飘逸腾挪，意象新奇跳转，往往于铺叙中融抒情，在抒情中含哲理。
罗鹿鸣写诗正如他喜欢摄影一样善于“取景抒情”，“镜头”伸缩转换，胜景迭出，情感充沛。另一个久居“桃花源”的诗人龚道国则擅长“写意抒怀”，在看似对大自然的随意点染中表达着内心的诉求。他的组诗《赏桃记》《松雅河记》在对桃树、桃花、河流、泥土等意象的吟诵中，反复渲染、求证并赞美着一个大主题，即“和谐”。“花去果熟/香散甜聚。一棵桃树终其一生/在内心里安居，在枝叶间轻移”（《一棵桃树》）；“我看见草牵着草/相互扎根。叶子/叠着叶子，一片厚实穿着/另一片厚实，爱抱着爱，安身立命”（《亲爱的大地》）。这是一种淡泊自守、相依相亲的景象和境界，是写景，更是写心、写情，写一种大自然与人类的生态理想和生态守望，追求并体现了一种“自然心灵化，心灵自然化”的艺术表达效果。其诗情有一个酝酿、积蓄和爆发的过程，往往在平淡的描写和叙述中出其不意，用具有穿透力的语言点化和升华，把表象引向深入，把疏松拉向紧密，把平淡推向高潮。这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功力，更是一种诗性智慧的结晶。
桃花源诗群中两位颇有才情的年轻女诗人谈雅丽和邓朝晖，诗风较为接近，都习惯用清丽的语言、优美的意象、舒缓而有张力的节奏来抒发作为女性诗人的那份细腻、微妙而内敛的感情。她们都喜欢对着自然和自我言说，那种自言自语的从容表达，那种心灵的感悟和精神的触摸，那种诗意瞬间的定格和日常细节的渲染，那种移情于景、心物交融的内在化抒写，使她们的诗歌具有一种气定神闲的姿态，一种优雅纯净的抒情气质，一种超越了简单的具象和表象的思想深度。她们在神秘、和谐的大自然面前袒露自己的心灵，表现心灵的和谐，更重要的是表现心灵如何摆脱孤独、寂寞、恐惧、世俗而走向和谐、宁静和愉悦。这个心灵超越、精神升华的过程，得之于自然万物的启悟和救赎，得之于对生命、青春和爱情的感悟和认识。表现经由沉浮、挣扎而抵达心灵的和美与平衡，较之于直接表现心灵的和谐与自洽更加富有动感，也更加艰难。“我身陷入暗流与漩涡的双重包裹/却不惊惧这泥沙俱下的水域/我将近于渔火，相似于渔港码头的一丛芦苇”（谈雅丽《夜航船》）；“那一晚后，我们越加慈悲，善良，/因我们听了一夜的水语/这一夜的水语就是命运的救赎/永不停息的爱和宽恕”（谈雅丽《蓝得令人心碎的夜晚》）；“就像我，就像我们/在每个夜晚不安的河水中/感觉自己在微微地下沉”（邓朝晖《夜晚》）；“我安心于自己栖息的枝头/对于曾经激烈的内心/也已宽恕”（邓朝晖《安居》）。犹如锦缎上的丝线，这样的句子遍布她们诗歌的缎面，以其细腻、柔韧和绵长刺绣出女性诗人困惑中的清醒、窘迫中的坚持和内心的富有与宽厚。
这样描写和谐生态的诗人和诗作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张奇汉的“村庄”诗歌在“写意画”似的神韵中描绘出一幅恬静和谐的生态乡村图；宋庆莲的“乡土”诗歌在“梦呓”般轻灵的诉说中表达了对大自然、生命以及爱情的感悟和感恩；刘双红、杨拓夫的“故乡”系列诗歌有一种在岁月变迁中与故土灵犀相通的亲近感、负重感和疼痛感；李富军的“桃花”系列诗歌在抒写大自然的清新诗意的同时富含一种历史文化的斑斓和厚重；彭骊娅的“抒怀”诗歌往往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中打开纯朴、浪漫的心灵之旅，把传统诗歌中的美丽、原初、消逝、等待、叛逆等主题演绎得富有现代感。
二
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和放低的姿态写作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又一特色。赫舍尔指出：“正确认识人是正确理解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前提。我们的一切决定，无论是认识上，还是道德上的或美学上的，都取决于我们关于自己的概念。”[2]就生态构建的本质意义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亦即人如何看待、对待自然以及如何看待自身的位置和作用是至为重要的。只有尊重、善待乃至敬畏自然，也只有去掉人类自我中心、自我膨胀的意识和观念，才能构建和谐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这种生态观念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要求诗人在对待写作以及对待生活的问题上，不刻意抬高、炫耀写作者的身份，“不做作，不卖弄”，秉持一种平常的心态和谦恭的姿态，俯下身子，贴近生活，化平淡为神奇，熔凡俗为诗意。就中国新诗创作来看，曾经不少诗人是以精神领袖、社会拯救者和担当者的身份来写作的，夸大了自身和诗歌的作用，疏离生活而据守心灵之一隅，架空内容而醉心于语言文字之游戏，结果导致诗歌的“水土流失”，出现营养不良、精神贫血等症状。那么新诗在步入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后也面临诗歌观念的调整，在写作者心态和身份的转换上，桃花源诗群很有代表性。
在诗歌旅途一直匆匆“赶路”的女诗人杨亚杰，曾出版《三只眼的歌》《折扇》等多部诗集，最近又将近年发表的新作拟结集为《和一棵树说说话》。我曾为她写过诗评《从“抒情”到“书写”》[3]，认为在她的笔下，诗歌还原为生活的诗性描画和勾勒，还原为童年、乡村、普通人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从细节、情境到语言和叙述风格，都弥漫着朴素的诗意。这一点在她近年来的写作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和彻底。她写日常生活，那些微小的毫不起眼的场景、事件和人物，被她有滋有味地书写着，传达出来的也许是一点小感觉、小情趣和小启示，但又分明蕴含着作者的大敏锐、大思考和大智慧。而当她描写身边或记忆中的那些大事件、大场景和大人物时，她又能还原一种生活的现场感、亲切感。她写诗，也是在用诗歌来生活、思考和对话，用生活的语言写诗，用诗歌的情怀生活，在她身上，诗歌和生活几乎是叠合的。这是一种诗歌观的体现，也是一种生活观的体现，在这种状态中诗人的写作是惬意的、快乐的，生活是幸福的、满足的，心灵是和谐的、滋润的。还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呢？初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壶“净水”，清澈、透明，似乎看不到什么；续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泓小溪，清澈透明的下面招摇着一些“水草”，静卧着一些“卵石”；再读她的诗作，有点像看一条江河，清澈透明的只是语言的浪花，回旋的则是深长的意味和韵味。这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境界。
在抒写日常生活的同时，把写作的眼光和立足点放低，这是桃花源诗群诗人们生态化抒写惯用的策略。放低自我，缩小自我，温良谦让，是对他人的友善和尊重，对事物规律的理解和遵循，对大自然的聆听和敬畏，是一种生存智慧；是为了从大地、泥土以及一切普通的事物和底层人物的身上获得一种启迪，汲取一种力量；同时也是为了寻求一种生活的恰当位置，一种内心的和谐感、满足感和愉悦感。冯文正的《农民工兄弟》《远去的补碗人》《我骄傲的橘子》，龚道国的《在低潮处闲居》《亲爱的大地》以及组诗《祖国，我看见你》，邓朝晖的《低语》《野菊花》《尘世之外》，谈雅丽的《船娘》《北小河》《方圆百里》，熊刚的系列诗歌《铺路工》《架线工》《泥水匠》，诸多作品，在平凡和朴素中提取诗意，从僻野之地和生活底层发现纯粹与崇高，或娴静，或奔放，或朴拙，或绚烂，或贮满幸福和沉醉，或满怀赞美与感恩，营造了一种和乐、静美的氛围，描绘了一方人与自然、人与人诗心相通、诗意共处的生态家园。
三
审视和反思是桃花源诗群生态化抒写的又一维度。对自然万物和人类自身的审视和反思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一种内在批判动力。只有审视和反思，才能发现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和自然的关系上还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从而调整我们的观念和前进的步伐。作为诗歌，在生态化的抒写方面既要表现并赞美和谐、诗意、谦恭的一面，又要具有一种思考的深度和批判的锋芒。桃花源诗群的部分诗人在写作中具备了这种审视、反思和批判的勇气。余志权的城市系列组诗，就直接审视城市生态，包括物化生态空间、文化生态空间和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等，表现城市的扩张和掠夺，以及乡村和农民“被城市化”的痛苦和无奈，幽默和讽刺之中有一种悲凉和愤激之情。章晓虹的诗集《城市飞鸟》有相当一部分是写城市生态的，写城市的车轮、高楼、霓虹灯、酒杯等种种物象，意在表现城市的拥挤、灰暗和遍布的欲望陷阱对自然性和人性的压抑、摧残；这种表现是在湖泊、森林、荷花、飞鸟等大自然优美的意象的参照和衬托下完成的，因而隐含的“城市生态批判”和“乡村生态向往”一目了然。张惠芬歌吟绿色自然、健康自然的诗歌，剖析了现代人身上的某种“病痛”和“颓废”，寄寓着对人的心灵生态的关注。陈小玲的诗歌表现自己在城市里的孤独、迷茫、忧郁以及“无处可逃”的窘境，渴望获得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救赎。唐益红的诗歌是关于流逝、燃烧、忧虑和救赎等主题的表达，在对时间、人生特别是爱情的审视和反思中，有一种希冀打通古今、融汇万物的气势和怀抱，有一种决绝的姿态和超拔的气质，有一种紧张感、尖锐感和疼痛感。与另外一些女性诗人那种平和温婉的表达不同，她是激烈的、奔放的、燃烧的，她想用这种方式拒绝平庸、浅薄和循规蹈矩，希望抵达内在、自我和深刻。正如诗作《我希望我的衣衫是我的马》所表达的那样，希望生命包括爱情被一匹野性的“能点燃出火焰”的马所包裹，在自我心灵的搏斗和较量中冲出“危机四伏的暗夜”。这种奔腾的、燃烧的情感，是一个现代诗人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冷静观察、体验和思索的结果。
作为一个诗歌群体，桃花源诗群除了文中所说到的诗人之外，还有一批人数可观的诗歌作者，较为活跃的有张一兵、胡诗词、黄道师、刘冰鉴、刘浩、彭淼、汤金泉、戴希、杨孚春、张奇汉、张晓凌、谭晓春、麻建明、海儿、谢晓婷、曾宪红、张庆久、聂俊、肖友清等，还有张文刚、肖学周、夏子科、佘丹清等一批评论家正在参与其中。近两年，这个群体在《诗刊》与澳大利亚《酒井园》等诗歌刊物频频集体亮相，在《人民文学》《诗刊》不时获奖，在诗坛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尽管如此，我认为现在桃花源诗群还没有形成自己共同的诗歌主张和观念，诗人之间在艺术表达、抒情方式和所达到的思想深度等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目前，就我所接触到的诗作来看，从大的方面讲，诗歌在如何把握和处理俗与诗、显与隐、散与聚、言与意、情与理等关系方面还有所欠缺，有时呈现出某种“生态失衡”的状况。就具体的方面讲，有些诗歌描写和铺叙太多，沿袭传统而缺乏创新；有些诗歌较为单纯明朗，而淡化了应有的厚实和深刻；有些诗歌有意象有佳句，但没有一种完整感和场域的气息；有些诗歌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但没有放进更多的光和影、更多的气象和胸襟，等等，这些都是今后在创作中应该加以注意的。正如龚道国在诗歌《一棵桃树》中所写的，“让一种站立向上下用力/向下去的，一脚踩进了土/扎向深处，坚持着隐蔽和挖掘”，启示我们诗人在创作中“上下用力”，向下，深入生活，贴近泥土，亲近自然；向上，加强修养，陶冶性情，训练诗艺。唯其“上下用力”，桃花源诗群才会像春天斑斓多姿的“桃花”一样，繁花似锦，生机勃勃，美不胜收。
第二节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
诗歌，唯有触摸、聆听和感悟，从诗歌语言的村庄抵达一个被创造的镜像世界，好与不好、美与不美，都带有个人的喜好和阅读印记，一旦说出也许就是流逝或者改变。但又不得不说，总有一些诗歌在风沙中坚守下来，成为岁月历久不衰的植物，因而也就具有了言说和传播的可能性。我对桃花源诗群的感受和理解已在2011年写成《桃花源诗群的生态化抒写》[4]一文，发表于《文艺报》，就桃花源诗群的特质、诗人队伍和生态化抒写的审美追求进行了简要介绍和概括，引起了诗坛的一些关注。这里，我亦不打算全面评析，仅从生活化抒写的角度谈点阅读体会与感想。
生活化与生态化，虽只有一字之差，究其内涵却大有不同。就桃花源诗群而言，诗歌的生态化抒写是一种“关系描写”，侧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既有现实批判，更有理想守望和诗意建构，是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歌、闲适诗歌精神的一种当代呈现；而生活化抒写则是一种“现实关怀”，侧重现实生活中的场景、氛围和气息，带有更多原生态或草根性的韵味与意趣，诗人观察、感悟和表达生活的过程就是意义追问或心灵自适、精神漫游的过程。应该说，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赋予这群诗人一种审美眼光和胸襟。湘西北的秀山丽水，尤其是桃花源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由此滋生的丰富的想象力，从基调和基质上成就了这群诗人的诗歌理想和抱负。“生态化”与“生活化”这两个关键词的拈出，是为了叙述和分析的方便，其实在诗歌中二者有时是彼此渗透、融会贯通的，并没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分界。
一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首先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诗群中活跃着一批女诗人，她们热衷于描写大自然和日常生活，借以表达个人的情趣、生活态度和爱情立场。河流山川、月夜星光，乃至一场雪、一棵树或一只蚂蚁，都能唤起她们的诗情并予以有意味的构思和表达，她们凭借敏锐、细腻和心灵的穿越往往能从自然物象中发现新的意义，并赋予自然山水一种人格化、心灵化的丰盈呈现和灵性表达。从自然意象的撷取来看，她们尤其青睐和擅长运用“花”和“水”系列意象来抒情达意，桃花、樱花、菊花，甚或芙蓉花、油菜花，在其诗歌中或感情浓郁，或性情散淡，或朴素无华，斑斓多姿、摇曳生辉；洞庭湖、沅江、澧水，甚或清水湖、花岩溪，在其诗歌中或灵动深情，或蜿蜒奔涌，或静美如画，水汽淋漓、诗意沛然。对于谈雅丽、邓朝晖、唐益红、章晓虹、龙向枚、陈小玲、张慧芬、张小玲、宋庆莲等女性作者来说，“花”意象掩映着她们诗歌的精神高地，“水”意象生成她们诗歌版图上的蓝色“海洋”，这些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也烙上了独特的抒情风格。“花”意象和“水”意象是一方地理风物的存在，也是女性身体和心灵的隐喻，成为她们抒写乡愁、寄寓爱情、慨叹流光的象征物。在自然景物的描写方面，谈雅丽和邓朝晖的诗歌风格较为近似，含蓄、轻灵，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谈雅丽有着细腻的观察和想象，善于捕捉细节和场景，把生命安放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凝视、倾听和感悟自然界的一切，表现人身上的自然性、诗性和大自然的神性、灵性，传达出平凡、朴素、深挚和丰富的情感，营造和追寻一种诗歌乌托邦的境界，渴望一种诗意的生活。邓朝晖表达的则是平凡生活中的诗意，善于描写和铺排景致，将诗境与尘境打通，用语言的芳香酿造出一种“微醺”的气息和氛围，传递出祥和、温暖的感觉。近年来邓朝晖的诗歌风格似乎有一些变化，开始从纯净、朴素走向丰厚、神秘与斑斓。尤其是她的那些表现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诗作，在对独特的自然风物和风俗礼仪的描绘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力。
在表现日常生活和自我生存空间时，这些女诗人似乎不避唠叨，不厌其烦地罗列和描写生活中的种种道具与场景，从琐碎和非诗中提炼出完整、圆融和诗意。阅读者需要拨开那些看似芜杂的枝叶才能见到潜隐在生活深处的花朵和果实。厨房、客厅、卧室等个人生活空间和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生活的必需品成为诗歌的题材，她们以一种满足或欣赏的态度触摸身边的人事和带有体温的日常器物，努力发掘俗世生活中的真情和温暖，从平凡和庸常中找到精神的归依和寄托。邓朝晖的诗集《空杯子》第一辑“安居”中的大量诗作，如《回到》《夜晚》《苍茫》《厨房里》等几乎都是描写日常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与感悟，也有对平凡者、弱小者的关注和赞美，钟情于“微小的世界”和“内心的花瓣”（《这么多》）。在这个熙攘的多元化的时代，正如当年诗人叶芝所言“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中心”，众多诗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写作，有些诗人甚至远离生活和时代的烟火气息，以自我为中心，自说自话，沉溺于内心的虚妄和想象的暴力之中，其结果当然是诗歌的日益碎片化、封闭化和小众化。作为桃花源诗群中的女性作者，虽然也有人把诗歌当作一种极度私密乃至自恋的宣泄，但从总体上说诗歌不是封闭的“围城”，也不是孤芳自赏的“后花园”，而是与生活息息相通，是关于生活的诗歌，是生活溶解于内心而又在内心得到升华的诗歌。生活，是她们创作的灵感和对象；创作，是她们的一种生活样态和方式。她们写作诗歌似乎就是一种普通的日常劳动，如同种花、做饭、拖地、洗涤一样，自由自在、随情适意。写作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关联体，诗歌及其写作就是她们每天都要重复的劳动，就是她们打开或关闭的门窗和打扫过后洁净的地面，这种劳动因其精神的活跃和心灵的突围而带给她们更多的身心愉悦。因而对她们来说，诗歌成为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生存空间的象征性符码和载体，也表达和确证了自身诗意而快乐的存在。
二
桃花源诗群生活化的抒写，同时体现在文化生活的层面。文化景观、文化事件、文化仪式、文化名人和文化经典等都是这群诗人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宝藏，这种文化因子的摄取和提炼使得他们的诗歌带有更多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当然这种文化的内涵和气息，不是简单的添加或拼凑，而是像盐一样无声无息地溶解在水里，成为一种味道和审美趣尚，这也要求作者把那些理性的结晶有机地融入诗歌的感性描写和诗意形式中，让读者在领略诗歌美感的同时接受文化的熏染和启迪。向未（向延兵）的诗歌，有一种浓郁的宗教文化气息。著名诗人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等都曾为他的诗集作序，把他的诗归入禅诗之列，他说的虽是佛道轮回，“其本质亦是世道人心，对人生的理解和洞悟”[5]。寺庙袈裟、青灯黄卷、晨钟暮鼓、水中月、镜中花等，都是他的诗作信手拈来的意象。诗人以一颗宁静之心、慈善之心看宇宙、看人生，字里行间充溢着静穆、恭谦和大慈悲，洗濯、宽解着尘世的烦恼、纠结和困惑。他的诗作处处散发着虔诚与干净，“甚至是深刻的安然与浓厚的恬淡”[6]。唐益红的诗歌，向着时光深处挖掘，越过魏晋直达三皇五帝传说的时代，在对看似原始、蛮荒的村落、河流、田野的描写与想象中，有一种撩人的气息从岁月深处奔涌而出，这就是文化积淀和发散、延续的魅力。陶潜和传说中的善卷是她诗歌中的两位文化巨人，成为她诗歌表现的直接对象或隐性背景，也确立了她诗歌的文化基调和氛围，这就是对洁身自好和善德文化的一种诗性表达和渲染。当作者把这种历史叙述、诗意想象与现实生活对接时，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诗作的当下意义和价值担当。因而作者在直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时，常常会以今观古或依古寻今，试图在“温暖的灰尘”之下打通文化的潜流。
曾有过高原生活经历的罗鹿鸣，对大自然有着神秘的感悟和表达。他写高原的戈壁瀚海，也写家乡小村的青山秀水，他的仿佛现代版《桃花源记》的抒情长诗《屋顶上的红月亮》弥漫着纯净的人性之光和神性之光。这样一个对大自然情有独钟的诗人，近来诗歌表现的内容和风格开始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诗作有了更多的人文色彩和文化内涵。他最近创作的组诗《汉字越千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笔下的汉字有一个动态生成、生生不息的过程，从“字”到“词”，再到“句子”和“段落”，在汉字的扩展和聚合中体现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汉字既是文化的载体，承载和传续着中华民族文明的烟火，记录和演绎着岁月长河中的沧海桑田和喜怒哀乐，同时又构成文化的一部分，成为文化本身，有着迷人的魅力。作者在对汉字打量和咏叹的背后，实际隐含着对人和社会的思考，正如汉字如何组字成词、连词成句、由句谋篇一样，人也由孤独、游离而融入社会文明的大环境，从而产生巨大的聚合力和能动性，书写历史画廊中的华彩乐章。跨越千年的汉字，在作者笔下就是一部社会的文明史、一个民族的兴盛录。作者构思新巧，想象丰富，笔墨灵动飘逸，特别是运用了大量生活化的比喻，赋予汉字以生命的活力和气息，静态的汉字就变成了通灵的经脉和富有思想感情与人格高度的血肉，令人肃然起敬而又思绪邈邈。诗歌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作者对汉字的审视和玩味，其实还包含了对诗歌语言运用方面的思考，包括如何炼字、遣词，如何造句、结撰和谋篇，所以可以说这首组诗也是对诗歌艺术的叩问和探求。
三
桃花源诗群的生活化抒写，还体现在心灵生活的层面。“诗言志”，诗歌是最能表达诗人内心感悟、体验和志趣的。无论是日常叙事，还是写景状物，都会有内心的映射与应和，表现出诗人的心灵维度和操守。桃花源诗群正如其命名所昭示的，诗人的创作蘸着“桃花”的斑斓和绚丽，在寻找这样一方心灵的净土和乐土，这里充满友善、和谐与美，阳光、温暖，远离世俗喧闹，拒绝庸俗丑陋。作为这个群体中一直坚持诗歌写作的诗人杨亚杰，近些年受“新湘语诗歌”的影响，尝试用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真实和真纯。从早年的诗集《赶路人》《折扇》《三只眼的歌》，到新近出版的《和一棵树说说话》，不论抒情方式、语言风格怎样变化，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在尘世中的心灵守望和诗意追寻。就如我在诗集《三只眼的歌》序文《从“抒情”到“书写”》[7]中所说的：作为诗人，当在常人的“双眼”之外还睁着一只美丽的“诗眼”；作为人类，当在日月两只巨眼的眨动之中还睁开虹眼、雨眼、雪眼、星眼，岂止是“三只眼”，应当是无数只眼。杨亚杰近年来的诗作依然是对诗意生活的寻找和坚守，和早年诗作有所不同的是，她不再单纯地借景抒怀或托物言志，更多的是一种内心表白和诉说。她往往借一点小因由、小事件把自己摆在对立面来审视，或把自己作为朋友来倾诉，将内心深处的困惑、矛盾、悔恨或欣喜、幸福、感动等种种情绪和盘托出，毫不隐瞒和掩饰，而这一切都是对如何“做人”的逼问和考量。最近她写作的《我想活成一首诗》简直就是她的人生宣言：“我的首就是身子啊亭亭玉立/我的诗就是骨子里散发的香气。”而在她的另一首诗歌《春天里开得最烂漫的花都没有名字》中，对诗坛不重诗歌而追逐名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诗歌写得越来越纯粹的诗人龚道国，在不断寻求拓展和超越，近年来的诗作有了更开放的视界和更厚实的底蕴，尤其是有了更多内心的体验、沉吟和感悟，将自然物象心灵化、情意化和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的大和谐。正如他在新近出版的诗集《神采》“自序”中所言：“要感谢大自然的提醒，让我在喧嚣之中安然静下，空明透彻，……我发现，我们置身的事物总有一种神采蕴含其中，让人可以拨去浮尘，找到内心的认同，抵达美好的沉静，能够从中获得身心之适，风骨之韵，气闲之境。”在他的诗作中，物即是心、心即是物，心物交融，能够把自然万物的“神采”折射或沉潜为心灵的光芒，也能把心灵的光芒集束、投映为自然万物的“神采”。诗人杨亚杰曾撰文赏析他的诗作，看到了这一特点：“一边用心感悟自然、人生和社会，拓展心灵疆域，提升心灵境界，一边以旺盛的精力和热情，修炼性情，从容写作。”[8]诗界诸多名家在他的《神采》出版后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中对他“强大的与自然对话的能力”“努力接近事物的本质”以及心灵化的表达更是好评有加。
以上从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心灵生活三个层面对桃花源诗群生活化抒写这一特色进行分析，是基于分析的方便所做的概括和提炼，在诗歌文本的实际情形中，更多的时候是相互渗透和浑融的。对于桃花源诗群及其创作，我会予以持续关注，还将从别的角度切入撰写评析文章。
第三节 《坚守十一种维度》：自然的音符与诗意的坚守
翦伯象最近出版了诗集《坚守十一种维度》[9]。我读翦伯象的诗歌，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词：“自然”与“诗意”。自然，是指意象的选择和运用以及描写对象本身，当然也涵括自然清新、通脱典雅的艺术风格；诗意，是指诗歌信仰、生活方式和一种超越当下的未来眼光。自然和诗意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中有诗意的密码，诗意中有自然的音符。作者在对大自然亲近、感悟和表达的同时，也就完成了对诗意的眷顾和坚守。这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浪漫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基于现实思考的富有诗意的理性建构。
翦伯象的诗歌中有一种自然意象思维，即诗人敏锐的触须总是和大自然有着内在的神奇感应和汇通，能够撷取五彩缤纷的自然意象来构思结撰、传情达意。关于意象思维，朱寨先生曾比较过意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认为“形象思维”与“意象思维”两个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两者相较，“意象”比“形象”的外延更有涵盖性，更恰切[10]。就翦伯象的诗歌来看，他的意象思维总是与大自然的种种联系在一起的。描写自然风物的诗歌自不待言，表现爱情、亲情和乡愁等主题，以及感悟历史人文的作品，无一不是用生动而恰切的自然意象来承载和传达诗意神韵。就地域和色彩来讲，这种自然意象的选择，多是江南灵秀、灵动而诗性灌注的自然之物，充满一种唯美的气息。就艺术和修辞的层面讲，这种自然意象的运用，有中心意象的贯穿，有关联意象的剪接，有辐射意象的推衍，有叠加意象的铺排，有比喻意象的跳跃，有象征意象的虚化，这些都以服从诗思的贯通、意境的浑融和思想的表达为目的。自然意象的广泛运用，既诗化和美化了诗歌的艺术形象，又丰富和内敛了诗歌的思想内涵，还延展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这种自然意象思维的形成，应当说与早年乡村生活对诗人心灵的熏染，以及诗人离开乡土后对大自然的殷勤守望并渴盼回归、化入自然胜景的诗心是分不开的。诗歌《光与影的倾诉》品读了一位摄影家的一幅艺术作品，给人的启示是：艺术家只有融入自然，甚至成为自然，才能表达自然、歌唱自然。可以说，诗人就是这样一位穿行在诗歌和大自然之间的“摄影家”。
自然意象在诗意层面上接通了生态的理性之光。大自然本身是一种昭示，也是一种呼唤，以其自身的诗性、神性和自洽导引着人类生活的脚步，指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与静穆。翦伯象用自然意象来象喻现实人生或直接描摹自然生态时，不仅提炼诗意盎然的一面，而且倾注了理性的目光，体现了一种诗意的理性和理性的诗意，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诗歌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他用大自然的美丽音符在一个诗人的浪漫心性和一个学者的现实情怀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面，他极写生活与记忆中美和诗意的一面，并用想象和期待召唤着更高层次上的美和诗意；另一方面，他直面现实，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和忧思对大自然本身以及现实人生给予冷静的烛照，并寻求一种诗性的融合和超越。因而他的诗歌，既是一种创作和心灵体验，更是一种介入和现实关怀。就这一点来讲，他的诗歌高出了眼下那些一味沉浸在个人内心感受中的幻想型诗人，也高出了那些被现实所裹挟而不满现实的怨愤型诗人。就其整个诗歌创作来看，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诗性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张力构成了一种内容和情感上的推进，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螺旋式上升。这样就在宏观的诗式结构上呈现出“正—反—合”的逻辑关联和诗意期待。正，是指立足于生态中健康、优雅的一面，采撷与之相贴切、相对应的自然意象加以融洽自如的表现；反，是指对生态中那些负面形态的东西予以审视和批判；合，是指向大自然的无限诗意寻找药方，在更高和更内在的层面上渴望超越和重建。
对爱情和婚姻的描写在翦伯象的诗歌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诗人一方面用大量优美、明媚而柔性的自然意象表现爱情和婚姻中的浪漫色彩和唯美气息，另一方面又从内部展开对爱情和婚姻的审视与思考。《幸福的水》《平静的蚕》《菊花茶》等作品表现了爱情和婚姻中的幸福和感动，诗歌意象带有更多古典韵味；而《瓷器的裂纹》《中国婚姻正在酣睡》《小鱼的老家》等诗歌则表现了爱情和婚姻中的破碎、迷茫以及心灵的突围与寻找，诗歌意象及传达的感受更富有现代感，也给人更多理性的启迪。对乡情和亲情的表达，往往也是借景抒怀，把内心深处那份细腻而深挚的感情传达得真切感人。《村后的小港》《老屋的炊烟》保留了儿时“翠绿”的记忆和温暖的诗意，也沉淀为诗人一种深深的乡恋情结和寻根意识。《母亲与竹背篓》《清明悼父》则借助寻常的自然景物或生活道具把人性中最朴实、最深情也最温暖的一面表达得朴素而真挚，“母亲是冬天的一株桃树/果子摘走了，只剩一些牵挂”，“父亲只是一株寻常的水稻/熟透后/被上苍收获了”，诗句中最普通不过的自然意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诗歌形象的内涵，也提升了诗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品质。同时在这类作品中，诗人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冷静地观察乡村的变化，表现人的孤独情怀和迷惘情绪。直接描写大自然的作品，也是从正反两个维度展开，既表现其诗性的一面，又揭示其生态遭到破坏之后非诗的一面。在正反表达的背后，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思考，是一种生态重构。这个重构的基础是大自然的诗性和神性，重构的动力是人的心性的诗意化，重构的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以及人自身的心灵自由。大自然是人的心性诗意化的源泉，也是诗歌作品在从正反两方面用笔之后走向“合”的命题的一个纽带。诗歌因此在内在的融通中拥有了一种未来眼光和超越价值。
这种“自然书写”和“生态书写”不仅是一种诗歌观念，更是一种写作姿态。诗人把自己多年来创作的作品结集为《坚守十一种维度》，这个命名是一种题材和情感向度上的归纳，究其实，所有的维度都是一种维度，即“诗意”的维度。诗人的坚守就是对诗意的坚守。在诗人那里，写作不仅是一种诗意的精神活动和生活方式，也是发现、创建诗意的过程和对理想的守望。说到底，诗人的坚守，就是对诗意人生、诗意内心和诗意宇宙的坚守。有学者分析指出，“80后”诗人，其精神脉象主要体现为困顿感、漂泊感、悲悯感和空心感，那么在我看来，“60后”乃至“70后”诗人的精神维度更多地表现为责任感、使命感和方向感。翦伯象作为“60后”诗人，对诗意的坚守和内心深处秉持的理想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种坚守，来自诗人心性和人格的修炼。诗人在聆听和表达自然诗意的同时，也接受着大自然的诗意熏陶和诗性启悟。有人认为，抒情诗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叙事和口语的双重冲击早已成为“亡国之君”，即便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优秀诗作中抒情并没有缺席，进入21世纪后，对抒情的重新重视已经提到了诗学的议事日程之中[11]。在这样的背景下，翦伯象的诗歌创作对诗意和抒情的坚守就更加难能可贵。他在诗歌《拥有一枚桃子》中写道，“坚硬的桃核保持着自我/它让所有诗人自惭”，这是一种感叹和训诫，希望诗人像桃核一样保持自己的本色、立场和精神韧度；在诗歌《接受一小片阳光的关注》中把梁启超比喻为“一小片阳光”，“很想借他的光洗涤骨头”，将自己的生命“烙上阳光的印记”。这些足以说明诗人对诗意的坚守源自自己内心的诗意和人格操守。
诗人是神圣的孤独者。里尔克有一首诗歌题为《你我的神圣的孤独》[12]，在该诗中表达道：“你何其宽广纯洁而丰足/像一个睡醒的花园”，“请将金色的大门紧闭/门口等待着种种祝愿”。借以祝福翦伯象和所有诗人！
【作家简介】翦伯象，笔名老茧，1963年出生于湖南常德。现为五邑大学文学院教授，江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诗歌近百首，出版诗集《坚守十一种维度》。
第四节 《逝去的雪》：水孕育的诗情
《逝去的雪》[13]从南国的花城出版社出发，静静地飘落在我的书桌。在这春末夏初的夜晚，在一片蛙鼓之中，我打开这朵诗意的“雪”，握住的是满把悠远而亲切、美丽而神秘的水声。水，这洞庭湖区纵横交错的“根系”，这江南水乡风度翩翩的“意象”，被青年诗人周碧华深情地托举，植入他诗歌的脉络之中，植入他情感的波涛深处。
水是万物之源。“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管子·水地篇》）同时，水又是人类德性的象征。“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刘向《说苑·杂言》）“水，至清，尽美。从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时行时止。道性净皆然，交情淡若此。”（刘禹锡《叹水别白二十二》）水具有丰富的内涵，每每被中国古人用来联想与表现时间、机缘、功业乃至年华、生命的不可复返性，生发出对生命、爱情、事业等价值追求及其不如意的无限感喟，人们在对潺潺流水、滔滔逝川的观照中省思自身，萌生由物观物到反观诸身的自我意识[14]。周碧华笔下的水作为诗歌意象，包含着丰富的意蕴。诗人善于从水的自然形态中提炼出某种人格精神和道德情操：《湘江》浸润着“革命的情调”，《资江》展示了“坚韧”的个性，《沅江》弥漫出“超凡脱俗的气质”，《澧水》包藏着“深邃的思想”。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在他诗歌中串起了湖湘这块神秘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神韵。水作为楚地的水，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周碧华把诗歌的手指探进水的深处，触摸到楚文化的辉煌和浪漫气息。在一派苍茫的水域，屈原、陶潜、刘禹锡、范仲淹带着他们的诗文、梦想和人格次第浮现出来，把这一片诗意的水装扮得古色古香而又气宇轩昂。而那浸入江中的“楚辞”，岸上千年不败的“桃花”，洲上摇曳出唐宋情调的“芷草”和“兰”，则构成一种幻美飘灵的意境，散发出浓烈的文化芳香。
由这样一方诗意而又具有文化底蕴的水滋润的土地和人民，是那样神奇和美丽。这里，既盛产温暖的棉，又收割金质的稻；既开放梅的高洁，又托举兰的芬芳；既孕育高贵的面孔，又滋养平凡的背影。江河两岸的人民，在接受水的恩惠的同时也被注入了水的性灵和品格，甚至他们本身就成为流布在大地上的一道道奔流或者宁静、激情或者温润的“水”。“她精心调理的蔬菜和孩子/正端坐在一滴水的边缘”（《汲水的女人》）。庄稼和花朵，现实和未来，心灵和梦想，在生命泉流的浇灌下生长得更加多姿多彩。即使是爱情，也因为接受了水的滋润，显得那样柔情满怀、温馨浪漫，既具有古典韵味又富有现代气息。
这样一方诗意而又满蕴着文化气息的水，这样一方化育万物、荡动着生命意识和爱情光芒的水，以它的空明和澄澈，流淌在人生的岸边，成为安放在诗人面前的一面镜子。诗人常常走出户外，聆听水的吟唱，伫立岸边，目睹自己的影子，审视自己的灵魂。这种个性的袒露，这种对自我心灵河床的逼视，使我们透过诗歌真实性的品格，感受到了诗人在人生道路上苦苦叩问和求索的可贵。
诗人这样钟情于水！即使写《陕北高原》，也要写到“从一首唐诗里奔腾而下”的黄河；即使写《祥林嫂》，也要“沿着悲剧的线索”，走到鲁镇的小河边。特别是诗歌还多处写到水的另一形态——空中的雪和雨、身上的汗、眼角的泪……这是水的凝聚或浓缩，是水的诗意化或情态化。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加丰富了水的内涵和性格。诗集题为《逝去的雪》，是对诗歌内容的一种诗性提示：诗歌捕捉的是水的精魂，是生命的源和流，是对诗意生活的眷恋和向往，是对心灵世界的观照和感悟。诗人这样钟情于水，是和他的生活经历以及诗歌理想分不开的。周碧华出生在虎渡河畔，求学于湘江岸边，供职于沅水之滨。水以其迷人的姿态和声息抚弄着他心中的诗弦，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和热情，于是他“站在一支曲子最抒情的位置”歌唱，站在江南水乡最诗意的河边歌唱。而他追求的是一种纯真的歌唱。他在《跨世纪，我们的诗歌（代序）》中写道：“诗人！拍掉身上的尘土/返回真实/用一盆净水濯洗双手和心灵”，“高贵的诗歌/来自于高尚的灵魂/来自于万物深情的呼唤”。诗人追求心灵的高尚、诗歌的高贵，当他把目光投向大地的时候，就掠过闹市的喧嚣、道路上的灰尘和人事的纷扰，眷顾于那永远充满青春气息的一派清波和碧流。
10年前，周碧华在痛苦中开始诗歌创作。出生于乡村、栖止于城市的他对乡土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让我在任何一条陌生的水边跪下/拨开涟漪，寻找家园”（《想起家园》）。他寻找的家园，既是那一方山环水绕乡情浓郁的家园，更是内心深处魂牵梦萦、诗意盎然的精神家园。那里有他所向往的一切，有他的美学理想、文化憧憬、生命渴望和情感寄托。富有意味的是，在他的乡土诗中，家园和水紧紧地依傍和渗透在一起。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缘水而居”的人类对水的依赖，超过了陆地上几乎任何其他自然物，人类文化的一大部类——水原文化，也在水之于人的恩惠祸患中得以创造，从而成为各民族基本而永恒的文化原型之一[15]。诗人的可贵，在于从具体的意象切入对历史的眷顾和对永恒的守望。水，在周碧华的诗歌中，不仅是与“家园”相依傍、浇灌人类日常生活的诗意存在，而且以其灵性滋养了诗人的才华，给了他激情而又柔婉的歌喉、飞扬的想象和智性的思考，给了他一种典雅浪漫的诗歌怀抱和流动飘逸的现代审美意识。
现实中的诗歌，是不是像他笔下忧伤的洞庭？“那一望无际的光芒，最初的明亮/被谁一点一点收藏？”尽管在他看来，“诗歌已遭污染”（《逝去的雪·后记》），但我们希望他不要“撤退”，而要坚守。因为正如他在诗中大声宣告的：“世纪的最后一步需要诗歌的指引/新世纪的啼声不能没有诗意。”
【作家简介】周碧华，湖南安乡人。作家、资深媒体人、网络达人。已出版长篇小说《权力·人大主任》《桃花劫》，散文集《春天是件瓷器》《幸福的流放》，诗集《涉江之舟》《逝去的雪》《用雪捂热一个词》，通讯集《踏遍青山》，有7种以上体裁的作品获省以上奖励百余项。
第五节 《走向》：远行者永远青春的背影
初识民间微刊《走向》是在2015年。那年初夏我参加一次文学采风活动，归来后写成一组诗歌，名《城址村赏荷》，旋即被《走向》刊用。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得以走近《走向》，后来又应邀多次参加其文学活动，这样对《走向》的来龙去脉和办刊旨趣及取得的成绩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走向”最初是一个民间文学组织，2001年成立于洞庭湖畔的汉寿县，并自费印行内部刊物《走向》，2004年文学活动因故中止。直到2015年“走向”文学骨干成员相聚于常德又重新启航，并将纸质内刊《走向》转型为同名微信公众号。2015年4月28日，“走向”微信公众号正式推出，常德本土第一个纯文艺微刊《走向》由此面世。目前，该微信公众号正在深度开发其功能，打造升级版的微信平台。
我很喜欢“走向”这个命名。“走向”可作名词解，意即方向、方位，比方说东西走向、南北走向，这意味着一定的地理空间和体量，用作文艺当然有其寓意，寄寓着美好的愿望和期盼；更多的时候“走向”是用作动词，虎虎有生气，凛凛而生风，是梦想、力量和激情的代名词，带有过程性、目标感和归属感，同时这背后也隐含着一种召唤和仪式感。既然名为“走向”，就必然有一个渐进和生成的过程。就目前来看，其周围已聚集了相当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并推送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且仍在继续，仍在生成和壮大，不断展示其开放、包容的魅力。文艺创作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个体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并不是孤立、封闭的，并非孤芳自赏和自娱自乐，需要相互激励、烛照和借鉴，需要引导和富有实效的组织，需要融入社会并对生活发生作用与影响。“走向”作为一个有组织、有追求的网络平台，在不断聚集的同时也在不断唤醒和催生，唤醒心灵的诗意、创作的灵性和对生活的感悟与热爱，催生更多富有艺术个性和思想内涵的作品以及丰富多彩的文艺实践活动。
“走向”的意义是文学的，又不仅仅是文学的。“走向”在其理念中宣示：弘扬优秀文化，尊重自由创作；聚集文艺薪火，致力公益传播；亲近本土人文，倡导深度阅读。这个“理念”是纯粹的、高雅的，又是多维的、贴近生活的。就其组织形式来看，既是民间的、自由的，又是合作的、有序的。有明确的宗旨和愿景，不带结社营私和功利色彩，既有骨干成员的相互合作和明确分工，又与其他社团乃至地方官方媒体合作，联手推介优秀作者和作品，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就其作者队伍来看，既有风姿卓立、成绩斐然的知名作家，又有成长中的作者和初出茅庐的文学新人，体现了网络文学媒体和平台的涵容、淘洗和强势助推的功能。就其创作本身来看，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历史文化底蕴，带有内容上的集中指向性和艺术旨趣、追求上的相似性，又呈现出开放的创作观和艺术胸襟。就其功能来看，既是文艺的、审美的，又是社会实践的、带有公益性的。“走向”在推介文艺作品的同时，还热心组织文艺活动和公益活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组织文学采风、研讨和联谊活动50余次；尤其可贵的是联络、发动文友，为图书馆捐赠图书，为贫困地区的学生捐助学费和生活用品，大大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将文学的审美教化功能延展、跃升为现实生活中的关怀和温暖。
“走向”此次组织编辑的诗歌集《走向·常德诗歌年选》（2015～2016）[16]和散文集《走向·常德散文评论年选》（2015～2016）[17]是一个阶段的回顾和小结，是一次集中的自我展示和检阅，更是为继续前进、“走向无限可能的旅程”提供参照、滋养和动力。这些诗文我未及一一细细品读，好在很多作者我都比较熟悉和了解，而且平常也留意他们发表在微刊《走向》上的作品。这是一群生活在洞庭湖滨、沅澧大地的作家和文学梦想者，他们深受屈子楚辞、陶潜怀抱的熏染和影响，其志趣高洁、性情脱俗，为文放达而有诗意，脱平庸而向优雅、摈浅薄而求深刻。这里辑录的诗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故乡书写以及浸润其中的浓烈的情感和历史文化色彩。故乡总有区别于他乡的地理地貌特征和精神文化特质，也总是深深地烙印着写作者的独特记忆、感受和思绪。关于故乡的叙述总是和怀旧联系在一起，在故乡的经典叙事中，遵循的是“游子归来”的语法，其模式为“远离—追忆—回归”；以鲁迅的《故乡》为代表，情节大致沿着“回乡—故乡已经变异—再次离乡”的路线起伏，游子在回乡之前因为思乡，不可避免会对回忆中的故乡带有某种意想中的期待，然而当他回到现实中的故乡时却发现时移事异、故园不在，最后只能带着深深的失望与落寞再次踏上离去的路[18]。由于时代的原因，聚集在《走向》周围的作者，打破了这种模式化的文学书写，往往立足于乡土，尽情挖掘和展示故乡的种种胜景和历史文化。历史厚重的古文化遗址如城头山、汤家岗、城址村，寄寓理想怀抱和具有传奇色彩的千年胜迹如桃花源、夹山寺，别具一格的城市景观如常德诗墙、穿紫河，享誉一方的自然风光如壶瓶山、花岩溪、乌云界，灿若星辰的历史文化名人如阴铿、宋教仁、翦伯赞、丁玲，等等，这些都成为作者描写、歌咏的对象或诗文中的地理标签与精神符码。或溯源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再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史诗般的情怀，或书写现实生活中的人文景观表现时代的改革春风，或探寻山水之奇诡、险峻和神秘带给人生的惬意与至乐，或借故乡景致抒写亲情、爱情和乡情，寄寓游子之思和文化乡愁。这种故乡书写既能唤起“本土阅读”心理上的亲切感、认同感和自豪感，又在网络传播中成为介绍和宣传故乡的诗意蓝本。
性灵书写及蕴含其中的浪漫情怀与创造精神是这些诗文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品格而言，表现真情实感，不夸饰，不矫情，自然而然。无论写景状物、记人叙事，还是直抒胸臆，都从本真出发，都是作者内心感受、体悟和情感的真实表达。就风格而言，灵秀、俊逸，极富浪漫色彩。这些作品大多构思精巧，立意高妙，修辞纯正，文字灵动；尤其是善于借景写意、融情入境，从大自然的花鸟虫鱼、日月山川中找到恰切的寄托和象征，凭实化虚，由此及彼，想象丰富，诗意蒸腾。就创格而言，富有自由创作、探索创新的精神。诗歌和散文相较于其他文体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创造空间，更能深入心灵的幽微和暗角，也更能在艺术形式上追求新变。辑录的这些诗文题材广泛，视角各异，手法多样，表现了丰富的心灵旨趣和思想感情。一批作品在形式上进行了有意味的探索和创造，比如“六行诗”“十二行诗”“野语文”等，在诗体形式和语言表达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和生长点，引起了文学圈内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无疑，这种性灵书写是深受湘楚文化、洞庭湖水系文化和桃花源文化的浸润和滋养而形成的。“走向”得天时地利人和。湘西北一角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地理风俗和神奇传说丰富了作者的描写和浪漫想象；洞庭湖、沅江、澧水相融相亲的水色天光和浩渺烟波，以其宽厚辽远和灵性孕育了作者的灵感、激情和诗意创造；桃花源作为一个庞大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喻指引发并寄寓了作者无限的幽思、逸兴和追索。这一方地理山川及其特有的魅力与精神气质将激励和催生更多个性创造与灵性书写。
当然这些诗文在构思立意、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等方面还有不少值得挖掘和分析的地方，有待更多的文艺批评者关注和研究。欣喜的是，今后每年“走向”均会组织编辑年选，精选作品，研讨切磋，砥砺前行。我认为，基于地理和文学上的“走向”，经过艰难旅程的淬炼和时光的淘洗，一定会从洞庭湖滨的涓涓细流走向江河和大海，从平原、丘陵走向文学的高原和高峰。
2016年4月，《走向》文艺微刊创刊一周年举行纪念活动，我应邀参加，欣然写就一首“十二行诗”，题为《走向——为文艺微刊〈走向〉周年庆典而作》，录于此作为结束，也表达我由衷的祝愿和期待：
集结着这些美好的词汇和事物，
比如诗歌、散文，渐渐长高的花草和树木。
云朵一样静寂，恍若隐隐而伸手可触的山脉。
庞大，来自于一根丝线、一眼清泉，
细小的雪花织成满天云锦。
沉醉，只为找到自己的内心和回家的道路。
春天不问身份，是花朵就尽情绽放。
午夜的一声低吟或长啸，
比闪电还快，瞬间照亮另一方夜空。
列队，梦想、美与创造的快乐。
走向，是一种气度和格调，
是远行者永远青春的背影。
第六节 彭其芳散文的意境美
就这样走进一片“桃花”的掩映之中，到处是岁月和心灵绽放的花朵，到处是寻芳觅诗的眼睛。这是一片江南的“桃花”，也是一种文学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既有通向古典情怀的幽径，又有承载现代诗意的芳亭；既有空灵的抚之若梦的花瓣，又有真切的触之如诗的枝干；既有含玉吐翠的依依柔情，又有经风沐雨的铮铮铁骨。这就是我读湖湘散文作家彭其芳先生的散文最初的也是最美的感受。在散文创作成为作家个人的心灵独语或者成为思想碎片文化化石的今天，踏进这样一方花影摇动的诗化意境，枯寂的心间仿佛淌过涓涓溪流、升起缕缕幽香……
一 诗意美：人生境界的提升
可以说，彭其芳的散文深受古今以来散文中的“美文”一格的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当代散文三大家”[19]的诗意熏陶，最初的创作甚至未能走出“大家”的影子和气息。但是他毕竟在诗意意境的营造中找到了自己的美学追求。如果说当年杨朔们对诗意的刻意追寻是为了把诗意的光辉黏附到“时代”的画卷上去的话，那么彭其芳对诗意的发掘除了表现时代的主题外，更多的是把这一诗意融入“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彭其芳的散文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时文学的目光在对昔日中国社会的狂欢和动荡进行冷静的审视之后，深情地投注到“人”的身上来，或者说从人的诗性的角度思考和表现一种理想的生活形态。彭其芳的散文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展开对美好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著名学者、作家林非在总结新时期之初的散文创作时说：“我认为最近几年以来的散文创作无疑是有成绩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健康的，这主要表现为满腔热情地拥抱着时代与人生，自然贴切地抒发着自己内心的体验与激情；追求真情实感多起来了，追求朴实和浑厚的生活气息多起来了，追求对于社会人生严肃和深沉的思考多起来了，追求思想境界和艺术表现的新颖独特性也多起来了。”[20]可以说，彭其芳是新时期开始散文创作并富于“追求”的众多作家中的一个代表。
作家一双优雅的眼睛在蓝天碧水间搜寻，一颗诗意的心在青山白云间飞翔；然后突然静止，如风姿翩翩的蜻蜓悄然静止于花瓣。于是我们看到作家极写大自然的美以及美中的宁静之态，并把人的种种追求和人格精神投映到这一幅幅静美的画卷中，从而交融成一种诗意沛然而又灵性灌注的意境。在《水府阁眺望》中写江湾村庄“宁静得像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与城市里的喧闹、浮躁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静静的犀牛湾》中写宁静的江湾“流溢出尘世间少有的闲情之中的甜美”。在如此宁静的画境再安放上人的活动，就立刻使人有了去尘忘忧、澄澈满怀的感觉。在《白鹭的节日》中，写静美的湖光山色之间人与白鹭的和睦相处，在人与大自然的琴弦上轻抚出悠扬的“和曲”；在《洞庭秋色赋》中，写人“对着高远的蓝天举杯，对着千顷波涛举杯”，在一种古雅的意境中酿造出淡淡的“酒香”。在大自然的怀抱，人不仅回复了自由天性，更重要的是从山水的个性中生长出超尘脱俗的优美人格。《世上有个野炊岭》借“青山的怀抱”拥抱人的纯真的理性：“在这野岭上，没有大腹便便的对财产的占有者，没有佝偻着身子屈服于压力的奴婢，也没有行乞者，卖唱者，吆喝者。要说‘穷’，大家都穷，穷得吃的尽在锅里；要说‘富’，大家都富，偌大的青山任你拥抱，绚丽的美景任你去欣赏。”因为渗透了人的理性精神，这一方诗化意境在烟雨朦胧中便隐现出奇崛和伟岸。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交融，人在青山绿水间的飘逸和超脱，这是智慧的生存，也是诗意的栖息，同时又是文学穿越时间隧道的永恒追求。在彭其芳的笔下，因为有了现代社会的虚假、庸俗、浮躁等世相和心态作为参照，人与自然从性灵到气质的契合便成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山水文学所提供的人生境界，亦即不是在虚静恬淡中求无为、求无争，而是在诗境仙源里追求一种更充盈更有为的生命存在。
而当把这种大自然的诗意向着人的心灵延展时，我们又看到了一片特异的风景，这便是人的至诚至笃、至善至美的心灵。假如说写人与大自然的浑然交融是为了展示人的性情和理性精神，那么作家写人的心灵的诗化则是为了捧出人性的优美风光和情感的丰富资源。《青青的茶亭》是一篇令人感动得落泪的作品，那棵生长在老家门前的古枫在盛夏里给过往的行人遮阴送凉，同时它也无异于一汪情感的温泉，使那些在路上“挣扎的生命”感到神清气爽，因为在古枫下面奶奶开设了一座免费茶亭，奶奶把她的善良的德行像“茶叶”一样天天放在茶罐里让那些匆匆行客提神解乏，于是郁郁葱葱的“古枫”便成为奶奶慈善的象征，而普普通通的奶奶则成为传承中华民族美德的长青不衰的古枫。另一篇作品《清清的小河》也是通过一位女性展示人性富含诗意的一面，如同清清的小河“在我心中汩汩流过”的是人间至纯至真的情感，外在的美景成为人的心灵的辐射。人的诗意心灵与大自然的融合，这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梦想。于是我们才从《边城》中听到沈从文对“人类最后一首抒情诗”的咏叹，从《菱荡》中看到废名对人的内心的微波细澜的捕捉。显然彭其芳也在开拓这样一片点缀着人性花朵的“山水自然”，这样一方纤尘不染的心灵境界。
是优美的意境，也是诗意的人生境界，或者说是通过诗化意境的建构，从凡俗和尘世中提升人的生存境界。这样一朵鲜艳的“桃花”，引导人的目光和心灵向着高处攀缘。作家的审美视野和文字血脉里弥漫着一派古典诗意的芬芳，他试图用传统的、典雅的美——自然的和人自身的美来丰富和修复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灵。
二 理性美：哲理思辨的包容
桃花摇红，绿树生香。彭其芳的散文在缤纷的花朵之中暗藏着智慧的枝叶，在诗意的意境中也充满着理趣。著名作家王蒙曾说：“在文学里头，智慧往往也是以一种美的形式出现的。一个真正的智者他是美的，因为他看什么问题比别人更加深刻，他有一种出类拔萃的对生活的见地，对于人的见地。这样的智者也还有一种气度，就是对人生大千世界的各种形象、各种纠葛，他都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待它。”[21]应该说，彭其芳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发现和思考。从卵石的身上“于普通中发现了特别，于平凡中见到了不平凡”（《一条璀璨的河》）；借助山里人那双明亮的眼睛“分出美丑、辨出真伪”（《悟道花岩溪》）；在烈士纪念碑和现实生活的比照中，发现了“伟大与渺小，高贵与卑贱的深深内涵”（《在烈士纪念碑下》）……这些富含哲理的奇花异草，如果掐下来都是平平常常的，但是生长在具体的“意境”中，和一定的人事组合在一起则意味深长，由此引发我们对生活真谛和生命存在的思考。散文作品中的这些智慧果使我们想到当代著名散文作家秦牧。秦牧在他诗意栖居的花城搭建了无数智慧的宫殿。可以说彭其芳是深受秦牧创作的影响的，他在回忆秦牧的散文中说自己读过他不少作品，并感谢他的引导（《两江情》），可见他在秦牧散文世界中穿行的时候一双眼睛也镀上了智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