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姜查尊者说，无常有个别名，叫做生命的不确定性。
繁荣不确定，会走向枯萎；而枯萎也不确定，会重新繁荣。
繁荣时，不过分惊喜，枯萎时，不过分伤感，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知，会令我们超越悲喜。
百宝箱
我捧着百宝箱，固执地站在地下室里。
像一个笨孩子，缓慢地生长。
过马路的时候，我指给他看，那幢高楼，是省图书馆。再过去一点儿，就是省文化厅的宿舍，经纶曾经就住在那里。
省文化厅和省歌舞剧院的宿舍都挨着，门口原来有一个书店，叫尔雅书屋。店面很小，在20世纪80年代，是市里唯一能找着文艺书籍的地方。我曾经骑车来买三毛的书，还有席慕容的诗集。
那么远啊？
他知道我家和书屋的距离，有些惊诧。
那时候不觉得远。
一本书捧回去，高兴好长时间呢。
这一次收拾旧物，打开了地下室里的百宝箱。
我在无人的下午翻看，那些曾被我珍视多年的贺年卡、歌本、同学临别的赠言，甚至剪下来互相留念的头发，让我惊讶，陌生，不解。
少年时期，那些写给同性好友的滚烫字句，那些多情的思绪，那些纠结的恩怨……突然在一瞬间，又被赋予了生命，复活了。
保存得最多的，是三毛的书，翁美玲的画片，87版《红楼梦》的各种剪贴文章。
那是15岁的日子。是泛滥的情感找不到出口的日子，是有许多愁怨却无法概括厘清的日子，是故作姿态而不自知的日子。
看见交给语文老师的暑假日记里，充斥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尴尬，无事可写却硬写的干涩。尽管如此，却仍然得到老师的鼓励。想想我们的老师，面对当年这样的稚嫩和浅薄，却总是慷慨地给予欣赏。在如今流下冷汗的时候，不得不佩服老师的宽容。
有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些旧物的提醒，我已经忘了。
长期和自己相处，成熟仿佛理所当然，曾经的青涩，让我瞠目。
我真的，真的那么……无聊吗？
老同学笑我，那可不是无聊啊，你的耕耘可就是从那淤了的情感中起步的呢。不要嘲讽自己的幼稚哦，谁不曾从幼稚中来呢？
呵呵。
那个歌本也已经烂了，一页一页的手抄歌片，贴在父亲核反应堆的内部刊物上。圆珠笔的油有些洇开，个别字迹已经模糊。三毛的书，纸张薄脆，翻起来很响，许多书页坑坑洼洼，凹凸不平。那是86年的眼泪风干后的遗痕。是一个少年惋惜生命，惋惜离散的眼泪。
还有后来拒绝相见的伙伴们，曾经写下的誓言还在：“我们永远是朋友，千山万水也隔不断我们的友谊——我们互相许诺过，我一定要去找你，带着男朋友，带着孩子去找你，到时候，你不许发愣，不许装作不认识，我们还要在一起唱歌，大笑，疯跑，靠在一起睡大觉……”
嘿，你瞧，都在这个百宝箱里。
如果我反复搬家，把它遗失，也许，我就忘了。
就像有些朋友，已经忘了这些。
我们再相聚的时候，她们谈得更多的是她们的孩子。正在经历的，和未来的，永远比过去充满吸引力。往前看吧！人人都在写着未来。我微笑着，不插话，不打扰。也点头，也附和。只是，我知道，此刻，我并不在那个向前的队伍里。
我捧着百宝箱，固执地站在地下室里。像一个笨孩子，缓慢地生长。
我的记忆复活了，那个偏执地牢记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和座位的人站在空旷的操场上，闭目微笑。真的，大家四散以后，我还能默写出每个学期全班同学的姓名，谁和谁同桌，谁转学走了，谁半路插班，我都记得。
只要我愿意，回到1986年，甚至更早的时间，那就是一念的事情。
而这一刻，80年代的有香味的书签，从那些泛黄的书里掉出来。我轻嗅其味，味如当年。
故乡不在原地，她在心里
那些地名的背后，埋藏了太多不为人知，
无法为人道的故旧过往。
我们沉默着，但我们不平静。
陪父母回了山西。没有见亲友们。来去匆匆，我只是在条件日益简陋的家里写字。
末了的几天，陪他们去了太谷和榆次。
太谷，是妈妈生活了十年的地方。
她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和她一起走进那个校园，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校；于妈妈，却惊心动魄。1964年的大学生，离开以后没有再回来过。她再三地看，认出只有小树林和外国专家楼还是当年的情景。
太谷的老城，城楼和白塔还在。道路狭窄拥挤，饭馆很破旧，孔祥熙的老宅也荒凉了。父亲叹道，太谷曾经是他们这些乡下少年的城市，那是要走很远才能看上的新奇大都会。而今，黑漆大门、青砖马路都荡然无存了，矗立起来的是各个时代混搭在一起的新旧建筑，看不到一点规划。
妈跟我说，太谷离清徐有20里地，每周末她都要独自走个来回。途中有一条小河，河水湍急，冬天冰冷刺骨，她胆子小，身体弱，过河的时候被急流冲得要侧身走。可她还是风雨无阻。以至于老了以后，落下腿寒的痼疾。我问她，那为什么还要每周都回去呢？
妈轻轻地说，想我妈啊。
来到妈妈的中学，她向90年代以后出生的在校生询问，才知道那些在她记忆里鲜活数十年的平房校舍，早已夷为平地。阔气的雕塑，名家的题词，时尚的体育场，砌出省重点的今日模样。
妈妈站在校门外，没再进去。
她告诉我，梦里常常会想起的那些老房子，那些街，现在都不存在了。
曾经教过妈妈的老师，在校园里，也成了雕像。
妈妈最好的朋友，还在这所大学，留校任教，种种不甘，最后和自己的生活妥协。
记得我们初回太原时，她曾到北京求医，找到妈妈，两个中年的女人搬着小板凳在我们屋后的林子里畅谈了四个小时。那是久别后的唯一一次重逢。那个阿姨说，她是类风湿病，很重，唯一的心愿就是去看看北京。
后来，阿姨从北京回到太谷，病竟好了。
这一次，我们就在阿姨终老的所在流连探访，但妈妈却没有去看她。
妈在教务处的门口遇到了一个老师，打听了阿姨的近况，知道她很好，就心满意足了。
我是多么地理解她呀。
不必惊扰。悄悄问省。
其实，太谷还有我们的一位亲人，燕儿姐姐。
她是我亲姑姑的女儿。姑姑去世的时候，父亲12岁。后来历经分家风波，父亲随奶奶去了太原。姑父很快另娶。燕儿姐姐和父亲就这样生分了。我们回到太原时，燕儿姐来看过父亲一次。他们相差12岁，我和姐姐相差近30岁。
血缘这么近，大家却如此陌生。那次会面，父亲和姐姐说过什么，我几乎毫无印象。
燕儿姐姐在新华书店上班。现在也该退休了。
去看姐姐吗？
父亲摇了摇头。
我们路过新华书店的时候，父亲伫立良久。
近乡情怯。这话是谁说的啊。
车行太长高速。所有遥远的心理距离被量化成微不足道的路程。清徐7公里，榆次30公里，太谷60公里，祁县80公里，平遥100公里。这些地名，在外省人心里激荡不起任何涟漪的普通地名，在我们的眼睛里，车窗外，镜子当中，一一掠过。
那些地名的背后，埋藏了太多不为人知，无法为人道的故旧过往。
我们沉默着。
但我们不平静。
回到我的太原，我曾经生活过6年的故乡，很多参照物、路标已经不见了。
新的一代在新的市景中巧笑嫣然。
那已不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了。
其实，舟行岸移，剑落入江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不能再寻回来了。
刻舟求剑，那只会惘然，无所得。
若我要回乡，就静静地在这心里回想，那就都寻回来了，它们，永远历历在目。
八月桂花香
不管世间沧桑如何，
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
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杨老师给我打了两次电话。
一次是收到书。一次是收到贺年片。
老师懒得写信，小灵通和座机是一个，也不会发短信。他家里的电话打不通长途，就骑了自行车去电话局给我打。
大冬天，5站地，老师70多岁的人，只为告诉我，他收到了贺年片。
他说，今年，他只收到了这一张贺年片，他教书50年，只有我，在今年记得感谢他。
我跟老师说，对他心怀感谢的学生一定还很多。但大家可能已经很少写信了。快捷的交流方式，让我们的问候变得简单。有时候，就疏忽了。
老师于贺年片的重视，令我很内疚。这么多年了，我也是在今年才给6位长辈发了贺年片。往年年年要寄的贺年片，只有给经纶父母的。好友经纶因为意外已经走了8年，我把他的父母认作自己的干爹干娘。我的贺年片，代我说出暖老人心的话。
我没给其他长辈寄过，不是因为我忘了他们。是因为，人们常说的大恩不言谢，让我有了偷懒的借口。过了年，我一晃要往中年里奔，长辈们正往高龄里走，天寒地冻，我和父母都不回故乡过年。因为想念，所以给他们都写了比较肉麻的字。
其实都是感谢。发自肺腑。但如果平时说出来，或者当面告诉他们，会非常难为情。
我心里总是装着他们的。对于一只货真价实的笨鸟来说，他们对我的鼓励、不放弃、垂顾、教诲和倾听，是我蹒跚行走时扶助我的那双双温暖的手。除了父母，也就是他们，对我最耐心，最有恩德了。
杨老师，是他们中的一位。
他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我至今仍然记得，80年代末的北方，有大雪的早晨，学校里停了电。杨老师秉烛，坐在讲堂上，给我们读诵《冯谖客孟尝君》的段落。
他摇着头，操着浓重的五台县口音，津津乐道。
有不喜欢语文的同学说，快看杨老师，跟喝醉了似的。
我却被老师对古文的那份热忱深深吸引——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让我的老师在其中深得其味，乃至手舞足蹈地沉醉呢？
身教给人的感染是深刻的，我耐下性子开始钻研生僻的文章。有那音节和语感都令人欣欣然的意会，也有逐字逐句学，然后才能掌握的豁然。因为耐心，慢慢地，知识浸染到身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及至后来，能够囫囵吞枣地看经书，都是源于那几年打下的基础。
那个时候，我是班里的语文科代表，常常去杨老师的小屋子里送同学们的作业。
因为常走动，所以能看见老师一个人过。也听说他有女儿女婿。但我从来没有碰见过。
窗台上的瓶瓶罐罐是老师吃的药。书架上满满当当是老师看的古文书。我和好友宇还一起发现他的秘密——像模像样的《史记》《资治通鉴》后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武打书。老师的心里竟也装着江湖的传奇？他不跟我们说，秘密藏在装点门面的那些书背后。
我感激杨老师，不仅仅是因为老师对我看重些，纵容些。更因为在我后来考学受挫的道路上，他是要求我坚持的那小部分人之一。当大多数人都看见我就摇头的时候，他却开口说，我有个侄子，考了6年。
老师对我的期许，竟然是6年。如果6年还做不成别人1年就完成的事，我就辜负他了。
杨老师和恨铁不成钢、一见我就失望的物理老师是麻将桌上的好友。他们谈起我，一个牢记，一个记不清。我偏科，看见理工科的知识就闪躲。我不能令所有的老师皆欣慰，这是我的局限，也是我频遭坎坷的原因。
有一度，他和我父母常常在菜市场见面。父母总和我说，杨老师为我忧心忡忡，问他们，今年，考上了没有？
每年过年，我只去看他。坐在一群都有了去处的同学中间，老师对我说，坚持，一定要咬住牙坚持。杨老师对我的坚信和宽厚，让我有了咬牙的理由。
去年去看老师，我送了他茶。老师高兴地说，你还记得老师爱喝茶啊？
我颇惭愧，老老实实地说，我不记得的。只是现在自己开始喝茶了，知道茶是好东西，所以拿来送老师。
我不知道老师爱喝茶，搜寻了记忆，也只是有零星印象，老师在喝泡得浓浓的花茶。
我们那时候太小，而老师已经阅尽沧桑。老师遍览的烟火，于我们，是尚未到来的风景。
老师为什么多年一个人生活？老师为什么吃那么多的药？老师以前的那些经历是怎样的？我们好奇，不敢问，悄悄感受。
杨老师看了我写的文字，在第一个电话里与我说了很久的话。他告诉我，他是五台人，母亲是学佛的。老母亲下葬的时候，是穿着僧衣走的。在他的心里，有佛。
那以往动荡的岁月里，后来为人师长的生活中，这心里的珍藏，从未与人言说。
还记得80年代末曾有台湾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主题歌很好听。当时大家也传唱一时。我曾意外地看见老师的书案上，有他漂亮的小楷抄写的歌词：
尘缘如梦 几番起伏总不平
到如今都成烟云
情也成空 宛如挥手袖底风
幽幽一缕香 飘在深深旧梦中
繁花落尽 一身憔悴在风里
回头时无情也无语
明月小楼 孤独无人诉情衷
人间有我残梦未醒
漫漫长路 起伏不能由我
人海漂泊 尝尽人情淡泊
热情热心 换冷淡冷漠
任多少深情 独向寂寞
人随风过 自在花开花又落
不管世间沧桑如何
一城风絮 满腹相思都沉默
只有桂花香 暗飘过
这首歌，当时的少年如我们，都很喜欢。喜欢它的旋律，喜欢它的曲调。但老师竟然抄下，压在书桌的玻璃下，这令我惊讶。我们缠着杨老师让他唱一唱。
老师却摆摆手说，他不会唱，只是喜欢这个歌词。
我每每去看老师，看他一天天地老去，我们一天天地成人，总要想起这首歌。老师的故事，为学生者，是永远不敢启问的。但我知道，他们也曾经如我们一般，挣扎过，疑问过，深深地爱过，狠狠地哭过。之后坦然，之后厘清，之后平和苍茫。
吉屋出售
我们不断地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人们，在陌生里重新开始。
但是，我却没有全部舍弃
仅仅是因为，在那些旧物中，能看见令人敬畏的时光。
回到家里，我一直在找三毛的书。
书名已经忘记，是她后期写的。书里收录了她的一篇文章，唤做《吉屋出售》。
却没有找到。
那是17岁的年纪，三毛的书几乎读遍。而今最难忘的，不是《闹学记》，亦不是《撒哈拉的故事》，竟是《吉屋出售》。那是三毛与荷西在非洲西海岸曾经共有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他们生活了三年。那是三毛躲避内心，躲避宝岛的避风港；也是她织梦的田园。之后，荷西去世。这里成为三毛的伤心之地。先开始，她不回去。后来，她鼓足勇气，标出“吉屋出售”。
有泪有笑有珍藏之所，可不尽是吉屋么？
许多年后，我陪父母回到故乡。
父母年过七十，前些年已随我定居京城。老家太原的这所房子，闲置多年。他们原本每年都要回来住一段时间，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六个多小时的路程，渐渐地跑不动了。
父母一再提出卖掉旧房，不再回来了。
于我，却总有许多不舍。
太原的这个家，是我们历经七次搬家，余下的一些生活记忆。
七次搬家，分别是四川南坝基地的三次，桥头的一次，太原的三次。每一次短程，我们优胜劣汰，筛选着物件。而由南至北的大迁徙，我们扔掉了大部分关于四川的记忆——父亲的铁锹，妈妈的被单，我的小人书，很多很多家具。
那一箱子小人书，几乎都要被我翻烂，时至今日，我还能想起其中很多画法和字句。马上游走的秦琼，用兵如神的韩信，他们的神情，铠甲和席卷的历史云烟，尽悉蕴涵在那回首怒目的一瞬间里了；《海港》里的大吊车，蕉下客探春的一蹙眉，那阶级的情，钗钏的苦，都启蒙着懵懂的眼睛和心。那是我能够想象这世界的全部凭证啊。
走的时候我死活想带，但父亲不让，非要把这些我视若珍宝的书送给他同事在农村的小孩子，财迷如我，反抗无效，竟在每本小人书里都写了20多个自己的名字。为此，还险些挨了一顿打。
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我们一直在离开，一直在告别，一直在扔东西，一直在舍弃。
现在的这所房子里，已所剩无几。
因为不住，电话停了，有线电视费也不交了，老冰箱在前年也停止了工作，这没有电视没有电话没有冰箱的地方，真的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了。热水器在我们这回回来，仅用了一次之后彻底宣告报废。下水道也因日久失修而散发出刺鼻的异味。躺在木板床上，盖着妈妈缝制的厚棉被，那红色缎面的被子上飞着凤凰，热而且沉，睡觉的时候会因为压得重做噩梦。
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的继续北迁而停滞下来，不再更新。
但打开衣柜，拉开抽屉，进到地下储藏室，那些半旧的衣服，曾经覆盖小身躯的小毯子，写着诗句的旧课本，好友给我织的老款毛围巾，还有快要散了棋盘的弹子跳棋……落了尘烟的每一样东西，在午后的光芒里，显现出不真实的感觉，它们竟都会令我心跳半天，不敢久视。
这里是无人看守的生活陈列馆。打开它们，就看见过去。它们有生命，是我们无法挽留的岁月的标本，带着特有的卫生球和樟脑丸的味道，在那里静默地等待着这场离别。
妈妈问我，这些布，能带吗？
我看着那些花花绿绿，或清新或朴素的布匹，我知道那来自七十年代初的木城镇，那是布票盛行的时代，是女人们关于家庭，关于生活，关于美好未来的所有憧憬。
那也是我幼年时期偷偷打开的宝藏，是我描摹青春最早的一扇窗。
节俭的母亲，竟然从来不曾用过这些布。
她以为她会慢慢地消耗它们，会常常因为它们的更迭而光鲜亮丽。
但不及使用，布票作废了，岁月倏忽而逝，花布们没有发挥作用，人已经老去。
这里面错位了的，到底是谁呢？
我看着残留在那上面的三十多年前卖布人标示的划粉，有些恍惚了。
掩饰住自己的心惊肉跳，我对母亲说，带吧。
我知道这一切都会消失的。
也知道人会离开。我们都会离开。
物与人也都在迁徙，搬家。
我们不断地离开熟悉的环境和人们，在陌生里重新开始。
但是，我却没有全部舍弃。
仅仅是因为，在那些旧物中，能看见令人敬畏的时光。
在任何新居的一隅，我都情愿打扫出一处僻静之所，存放它们，凭吊它们。
如果，再没有这样的角落，我情愿，把它们埋藏在心里。
我也在找一个小丑娃娃。那是个红袄绿帽大嘴的玩偶。
我不喜欢玩具。最多的玩伴就是书。
妈妈却在我长年考学时期，给我买了个玩偶——一摁这个小丑圆咕隆咚的脑袋，它就会像鸭子一样叫。妈说考学艰难，怜惜我心苦，就买个玩具，来逗乐我。虽然简单丑陋，却也是个安慰。
我有时候想起那几年的日子，总能记起这个丑八怪。它令我多年以后，都会浮现微笑。
妈妈说，那丑娃娃已经坏了，不能叫了。不知道扔到哪里了。
我却有耐心要找找它。
也许我不会找到它。也许找到它我也不会带走它。也许它最后的去处是废品收购站。
如果在废品收购站，你看见那些散落的玩偶，路人只会认它们作垃圾，而于那些相关的人们，它们都是故事，都是情感的寄托。
而每次回到这个院，父母都会听到一些“坏”消息。大多就是他们的老同事老了，病了，或者死了。老得惊人，病得沉重，死得早了一些。
他们的唏嘘，让我更加接近老病人生。
或许因为是独生子女的原因，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于我是陌生的，但长辈的生活，却总让我提前接触。父母壮年时的情景，我历历在目，而今，他们的感叹，我又声声入耳。
有人传，说这个院子风水不好。我听了，跟父母讲，不要以讹传讹。风水再好的地方，会没有老病死吗？无论哪里，人都会经验荣枯。这是自然，亦是无常啊。
看阿姜查尊者的开示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老病死的兄弟姐妹。在这一点上，人人平等。
我知道这么说，又没有了温情脉脉，但唯其如此，才能减轻伤怀对父母的伤害。
阿姜查尊者还说，无常有个别名，叫做生命的不确定性。
繁荣不确定，会走向枯萎；而枯萎也不确定，会重新繁荣。
繁荣时，不过分惊喜，枯萎时，不过分伤感，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知，会令我们超越悲喜。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彻底超越悲喜。
但我愿意以不确定性的说法，作为自己立足的支点。这是一种慰藉和启示。让我不至于沉溺。
其实，过年的时候，我听到了另一个消息——那是父母在四川的老同事，叶落归根回东北后，已于去年开春悄然谢世。我隐瞒了这件事情，是不想专门来说，让老人伤神。
有叔叔辈的人寄来他们的照片，看着那位可亲的长辈，我也痴痴地在想：大家天各一方以后，当初的道别，今天看来，就是最后一面啊。
记得我们曾说过，我们会再见，会保留，会珍存，可最终，连我们也都会不在。
这次回乡，距离上次只有两年之隔，但许多街道我已经不认识了。一些面容有了巨变的人蛰伏在别离后的生活里，而新的一代一代人进入主流。我们在不断的洗牌当中，排列，站队，分流，失散。
其实我们什么都带不走。物件，东西，陪伴我们，见证我们，也跟随我们从这里去向那里，而最后，那里，也将不会是我们的家。而那些爱、相聚、温暖的记忆，随着记着的人的慢慢消失，也将会隐没在浩瀚的时空深处。
我们都是老病死的兄弟姐妹。这句话，细品之下，反倒有了更多的释然。
还应该加上那个字，生。
“老病死”，在给我们看“灭”的过程，而“生”，在给我们看“起”的过程。
生灭法里，人和人，人和物，因缘而聚，因缘而散。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对待，分开以后，就海天辽阔，人物两不知了。
这一所房子，这一些纪念，它们只为我们仅有的几个人所知，爱护过，眷念过。这便够了。
再见了！我们的青春。再见了！我们共有的纪念。
吉屋出售，还有过客将会到来。
屋子会粉刷一新，旧家具会尘归尘，土归土，下水道会疏通清洁，电话铃声会再一次愉悦地响起，对讲机也会恢复正常功能，有人会在这里上网，也有人会在这里出生，宾朋会满座，家宴会再度开启，还有哭闹喜乐的人生在这处所继续上演。
也好。
待到人物两空，又将是一个清凉新世界。
解梦
感恩当下的相伴，清空过往的创伤，告别那些离开的人。
往前走。往前走。
晚上去看爸妈，妈讲起我回四川期间她做的一个梦，梦见她的父亲回来了，一身戎装，高鼻梁，很好看的样子。他和姥姥一人把着一个门边，大姨在屋子里，妈在外，一家四口在梦里终于团聚了。
妈说她在梦里进了屋子，喊了姥爷一声“爸”，然后就扑到姥姥的怀里大哭起来，仿佛把这一辈子受的委屈都哭出来了。
妈说这话的时候，又哭了。我看着她，也心疼地流泪。
妈老了，对我的依赖，让我觉得自己像是她的家长。
后来给她翻周公解梦，说梦见去世的父亲归来，是好梦。预示着自己的生活会平静幸福。
我跟她说，虽说她和姥爷没见过面，是她的心病，但那个时代，男人们活下来很难，姥爷和她，这给予生命的因缘，也是足够，不可奢求，若真心痛，要给姥爷做超度，通教寺就能做。
其实我根本不相信周公解梦，所有算来算去的都只是在外围打转，心足够强大，能转万境。如果是心里有恐惧，外围的事情只是一种掩饰和逃避。
什么时候面对，恐惧才什么时候解决。
人能聚在一起多久啊？都是靠因缘聚合来管着的。有些人只能陪伴你一段时间，有些人能很久。
但愿长聚不愿散，是奢求。
感恩当下的相伴，清空过往的创伤，告别那些离开的人。往前走。往前走。
长者
那些都是柔软的情怀。
我甚少虑及，怕自己因为渲染而伤感。
妈妈没有看过海。一辈子去过的地方都是爸爸在的地方。出差仅到过北京和广州。在广州，还崴了脚，更激发了她守家的愿望。
我要带她去海边了。
她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告诉我说，因为70岁了，当难得稀有之想，或一生一次之想。所以，答应我去。
我跟妈说，下午最热的时候可以躲在屋子里看书。你不是喜欢看《李敖有话说》吗？我给你买一本解闷。
妈妈笑，不，妈妈只带一本佛经。一本《无量寿经》，足够。
妈妈的心好安静啊。
如果我把每一天都当做自己的暮年，我对法宝一定会更加珍视。一定不敢挥霍时光。
妈妈和我不在一起住。
她客居在我这里的时候，常常坐在我书桌后面的沙发上。
我写字时，她会冷不丁地问我几句闲话，我不耐烦了，就轰她出书房。
说客居，也许有些生分，我何尝不想让妈妈觉得在女儿家里自由自在。但她总是把自己当客人，待不了一周，就要走。
她回自己家后，我再写字是没人打扰了，但回身看着那个空了的沙发，眼泪就要掉下来了。
走到客厅里，看见亮得能照见人影的地板，我就忆念起她在家的时候，对我说，妈就能给你擦个地，我知道她想让我表扬她，但我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坐下来，看那光可鉴人，恨自己对妈妈都如此吝啬。
她缝补好的衣服，都整齐码放在抽屉里。她反复叮咛的话，都写成了纸片。她想让我看的书，由最早的书桌旁移到了茶盘旁，后来又放在我的枕头边，她用铅笔画了线，重点的地方还画了五角星。
我都看见了。认认真真，屏息静气，在想念妈妈的时候，都看见了。
那些都是柔软的情怀。我甚少虑及，怕自己因为渲染而伤感。
我还没有老过。若我是长者，也会缩小自己的交往圈，人际关系日益萎缩，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吧。那个时候，我的热情，我的爱，我的衰微，和我的矜持，又会以怎样的面貌来示人呢？
如果我把每一天都当做自己的暮年，我对长者，一定宁愿更体恤，更忍耐，更娓娓道来。
时光手里的牌
是谁和谁，年轻时候擦肩，到老了还有福分寒暄过往？
我痴想着。
看不见时光手里的牌。
赵警官是我们管片儿的户籍警。
我为父母迁户入京的事情要麻烦她。她总不在。说是奥运过后在轮休。
也许是我总去得不凑巧吧。
好不容易碰上，准备好的材料被打回一半。于是又去央人改。再去会她，她又在轮休。一晃三周过去，终于碰对了我们彼此的作息。兴冲冲地赶了去，找她的人排起了长龙。
排在我前面的，是个戴帽子的老太太；后面的，是一个白发老太太。她们先后和我搭讪，很快就掌握了我的情况。出于礼貌，我也回问。
戴帽子的老太太说，她是来销户口的。老伴走了。老伴比她大11岁。两年前去世的，要是还健在的话，今年就85了。
我和白发老太太唏嘘着，表达着路人甲乙的惋惜。
白发老太太是要申请去香港看定居在那里的儿子。她身边还有个女儿。戴帽子的老太太夸她好福气，放走一个还留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却摆手说，为了女儿的婚事，她操碎了心。又说把老房卖了，想给女儿买个大房子找倒插门女婿，可没想到卖房之后的巨款竟然买不起任何一所更加昂贵的新宅子。地方远的倒便宜些，可又担心女儿上下班路上的安全。
白发老太太是要申请去香港看定居在那里的儿子。她身边还有个女儿。戴帽子的老太太夸她好福气，放走一个还留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却摆手说，为了女儿的婚事，她操碎了心。又说把老房卖了，想给女儿买个大房子找倒插门女婿，可没想到卖房之后的巨款竟然买不起任何一所更加昂贵的新宅子。地方远的倒便宜些，可又担心女儿上下班路上的安全。
戴帽子的老太太问她，闺女多大了啊，这么操心？
她答说，47了。
一时大家皆无语。
冷场片刻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两个老太太同时忍不住问对方：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
搜索引擎立即在俩老太脑海中启动，终于，答案揭晓——20年前，她们还没退休时，戴帽子的老太太是医院里的耳鼻喉科大夫，白发老太是卫生局的干部。她们是上下级关系，曾经前后脚出现在同一场合；和同一个人说过话，打过交道；知晓同一些人事……她们开始小声地攀谈。
而我的附和成了多余的声音。
这时候，老者的形象在我眼里慢慢变成了黑发的大夫们。
她，那个时候不爱戴帽子，她烫着头发，还不算孤独，有年长的老伴；而她，也不是如今这白发苍苍的模样，她在大夫的记忆里，是“您那时候可真是个美人”。曾经的美人，儿女还均在身边，不需要她跋涉千里去探亲，女儿也正年轻，还有拣择爱情的权利。
过去的荣誉，在真心的赞美中重新闪耀。
我不敢打扰。只是旁听。
她们是我们的将来。
是谁和谁，年轻时候擦肩，到老了还有福分寒暄过往？
我痴想着。看不见时光手里的牌。
戴帽子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把老伴的材料递给赵警官。
怕我等得不耐烦，她对我说，我快。
赵警官接过她的信封看，问了一句：两年前的证明，怎么今天才来办？
老太太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事，她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和警官能听得见。
她说，咳，舍不得办。
赵警官没说话，手指娴熟地在电脑上操作，然后她拿起剪刀，把老头的身份证剪去了一角。她把这样一个身份证还给了老太太，告诉她，办完了。
老太太举着那个身份证看，这就办完了？
然后半自言自语半对我们说道：“真快。”
轮到我了。
白发老太夸我孝顺。我谦虚道，反正没什么实用，只是给父母的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白发老太一口京腔，对我说：“不介。要是你父母争气，活到九十岁，市政府会每个月奖励一百元。到百岁，则有二百大元等着呢。”
我笑了。借您的吉言，愿我的爸爸妈妈得到奖励。
还有一张材料需要复印，我办妥后折返，白发老太太已经走了。
不知道她是否办得顺利？
后面排队的，年岁不等。
有给新生的孩子上户口的年轻父亲；有为邻居咨询患了重病，想从香港迁回北京享受生活补助的好心人；有坚决摒弃金三顺此等恶俗名字，想改成金珊这样谐音好运气的女孩子；也有带着儿子再嫁的中年妇女，要实现把母子的外地户口都落在在京的丈夫家里的愿望……
赵警官面前，真的是热气腾腾的人间啊。
尽管都是烦琐而具体的手续、表格、证明材料和大红印章。但每一个焦急的，欣喜的，絮叨的，闷声旁观的面孔后，都藏着些故事。
那个年轻的父亲，生活的画卷刚刚全面展开，他有没有做好准备？他是否在预想了所有幸福之余，也有承担不幸和意外的勇气？
那个帮邻居咨询的好心人，他的邻居所幸有他帮扶——空巢家庭里的孤身老人，唯有互相照顾。而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好心人就是那个邻居本人？
叫做金三顺的女孩子，是不是有着许多名不正言不顺的苦恼？是不是遇到了爱情的挫折？还是说，叫了金珊，就会多一些财宝，多一些美好，改善生活里的困窘？
那个带着儿子再嫁的女人，是投奔爱而来？还是为了孩子落户北京，减轻考学压力而选择的两全之策？
……
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些伤口，一些隐私，在这里，以工作程序的形式不经意地被抖露。
赵警官不动声色地面对着人们的需求。
她公事公办地回答，解释，拒绝和受理。她可以一心四用——接电话，应付插科打诨的同事，回答问题，给正在看的材料纠错。她丝毫不乱，气定神闲地面对着人们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
我等了很久，才再次轮到我。
但为了我的爸爸妈妈的一点点高兴，一点点心理上的需要，也为了这些排队的人们一点点卑微的要求，一点点努力生活的心愿，我愿意对他们所有人说客气话，好话，温暖的话；我愿意静立，无怨言，无恼怒，保持微笑，心怀理解。
对你说抱歉
我只是汗颜。为自己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和轻蔑。
那些分别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长期不觉羞愧。
而今，他们的朴实，照见了我隐藏已久的傲慢。
徐师傅是我们家的工长。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我就要崩溃了。
我其实是努力地去听了，但他说话的时候仿佛嘴里含了一颗枣，每个音节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就变形了，以至于我不能再去盯着他的口形。他一开口，我就浑身难受。
爱人是个天生耐心的人，虽然他和我有着一样的感受，但他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节和微笑，听着徐师傅一遍一遍重复着语义和发音都含混的介绍。
我后来很少去工地。仅有的几次也避免和徐师傅讲话。我对他不提问，这样就省却了他回答我费解的难堪。而他的主动介绍，我也尽量让爱人去应付。
他让我想起往昔考学时认识的一个考生，姓夏，来自农村，家里以杀猪为生。他要考表演系，和我们这些报考文学系的考生混住在招待所里。小夏没有什么表演基础，却又对一切好奇，谁说什么他都关注地听，别人唱一句歌儿他也要记下歌词，及至面试临近，他要准备小品，来找我们文学系考生出主意，大家帮他想了很多点子，设计了台词，身段和情境，但他只是笑，扭捏，不入戏，而那些记歌词记台词的纸片也常被他随手丢在各处——我的耐心终于被他消耗殆尽。后来但凡他来，重复着我认为毫无作用的那些功课，我都躲了出去。
眼不见为净。走为上策。
徐师傅和小夏并不一样。但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如出一辙。
装修一个家，需要油工，瓦工和电工。
他们每一个人都令我难忘。第一次去，就是和瓦工打交道。他和我印象中的装修工人不一样，他穿着很干净的衣服，牛仔裤、鞋一尘不染。他叫我们去，是给我们看厨房的地砖大小不一，铺出来不整齐，他希望我们能换砖。
其实，我和爱人也都算完美主义者。但看了略微有些偏差的地砖，感觉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和瓦工师傅商量，多用一些勾缝剂就行了。对于我们的抓大放小，瓦工师傅不愿意妥协。他坚持让我们去再选一款质量过关的地砖。我觉得好笑，客户都通过的工人却不满意，瓦工师傅最后吐露了原因——他在远近的工地上负有盛名，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这样参差不齐的地面出自他手。尽管我们以为可以忽略，但他对自己的名誉却爱惜有加。
我们当然尊重了他的建议，一边费尽周折地退换，一边感慨自己碰上了负责的，爱惜羽毛的工人师傅。
油工师傅长什么样子，我一直不知道。头回见到他，他戴着口罩，但头发和眼睫毛上都是白灰。我在那个暴土扬尘的屋子里一刻都不能久留，他却要打开所有的油漆、石灰、腻子，每天在各个工地上劳作。直到给墙漆调色，我才看见他的模样——挺好看的，竟很年轻。
他有个助手，俩人结伴，从家乡出来讨生活。
他们竟都不过20出头。衣服上都是油彩。调完色，便又脚不点地地赶往另一家住户。
吃饭了吗？
没有。
很多时候，饥一顿饱一顿是家常便饭。
电工师傅姓高，个子却最矮。因为所有的灯是我挑选的，所以装灯的时候我饶有兴趣地去监工。小高师傅装灯，要踩一个简陋的凳子。凳子是三块木板搭在一起的，站上去摇摇晃晃不稳当。他要拿工具，拿灯，装上灯罩，需要跑很多趟，每一趟都是从凳子上跳下来，再爬上去，一下午装6盏灯，就要上下跑跳30多回。我不忍，就跟他说，你拿什么告诉我，我递给您。他笑了，跟我说，这是你在，业主不在，我们还不都这么跳上跳下的？习惯了。
工长徐师傅和小高师傅是老乡，都是安徽的。
他帮着小高师傅安大灯，跟我们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有一多半的人都出来搞装修了。聪明人就学电工。
我这才知道他们是安徽安庆人。
徐师傅笑说，如果老蒋当了头儿，安庆就是陪都（因为安庆离南京近）；如果陈独秀当了头儿，安庆就是首都（陈独秀是他们安庆人啊）；现在不成，安庆人都只能出来搞装修。我们大笑。
这一次，徐师傅的话，我竟然听懂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爱人说，徐师傅还挺幽默的啊。
爱人告诉我，他和老徐聊得多，知道老徐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考上了人大，小儿子也在县里的重点高中念书。老徐说，他要多挣点钱，让孩子们都能念上书。
房子的装修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请老徐吃个便饭，他熟悉环境，带我们去一家他们常去的饭馆。我们坐下来，看见菜单上的菜价很便宜，而餐具残破肮脏。
我又不忍。跟老徐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还不错，徐师傅，我们换地儿吧。
我们拉着老徐去了一家干净的快餐店。
其实离那个工人们的据点也不远，但徐师傅竟然一次都没来过。爱人给徐师傅点了菜，汤和饭，一人一份。老徐借口快餐店的桌子小，坐到了我们旁边一桌。看着他悄悄地吃饭，我突然对自己先前的不耐烦深感内疚。
五年前，我们经历过一次装修。
那是给父母买房。照例我很少去工地。几乎没有看见他们的劳动、汗水，吃饭的环境，一些些背景的故事。在验收的时候，我发现买的镜子被那个工长打碎了。
那个镜子的装法，我先前嘱咐过，一定要钉钉子再挂上去，而工长自信满满地告诉我，用双面胶一定可以粘牢，我并没有同意，但他坚持。结果还是掉了下来，碎了。
我因为气恼他的自负，所以在他的工钱里扣了镜子的钱。他没说什么。
他还是爱人的同乡，戴个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之后，也就再无来往了。
其实，很多人，和我们的关系，都是一辈子只打一回交道。
然后，这个人，和当时你们之间交流的只言片语，就一起成为往事。
这一次，我认识了工长徐师傅，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些过往的面孔。
如果我知道当年那个杀猪娃小夏，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和怯懦，才来到北京考表演系，恐怕我不会对他不耐心的；如果我知道那个老乡工长是怎样吃，怎样住，怎样看着一个个漂亮的房子经由他们的挥汗而建成，我一定不会摆出业主的姿态挑剔他的；如果我看见徐师傅日日奔波在他人的华屋和自己的陋舍，吃着便宜而不卫生的伙食，我也不再会为他的一个吐字不清而犯精神洁癖的……
因为知道缘由，因为完整地知道，才会慈悲。
我只是汗颜。
为自己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和轻蔑。
那些分别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长期不觉羞愧。而今，他们的朴实，照见了我隐藏已久的傲慢。
对不起。
为着那些并不能听到我此刻心声的他们。
我们跟老徐说，工程结束了，再请你大吃一顿！
老徐却急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们愿意就帮我。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
爱人问他，什么要求？
老徐特别地不好意思，嗫嚅了半天，才说：
“你们能不能到我们公司送我一个锦旗？”
锦旗？
我们都要乐了——在那个装修公司，我们是看见过一墙的锦旗，都是送给各个装修队的。老徐对我们说，得一个锦旗，他就能多得到一份活儿。
我们答应了徐师傅。
锦旗花了八十元。
上面写着：
服务周到，质量优良！赠工长徐师傅。
爱人把锦旗送到老徐公司时，老徐跟个孩子一样，脸都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