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搭晚班车去迪尔

第二章 搭晚班车去迪尔

当我

……看到饥饿的海洋
占王国海岸的便宜。

并拿来和一些踢破黄色垩土崖壁,让它们像陶土那样粉碎,滚到步道上来的笨蛋相比时,结论就是人比潮汐的危害更甚。马盖特外的崖壁破裂,被凿入首字母、名字和日期;不但有凿痕还有焦痕。这是到此一游、精力过剩的闲逛人群的杰作。他们还用白垩写字:步道上写着“疯狂”——是对一个合唱团体致敬;还有,“庞克”和“我要毁了你”。

我登上几级台阶,通过一道“小门”—— 一个白垩崖壁的缺口,在顶上沿着小径往克利夫顿维尔走。这里是马盖特安静的郊区,满布潮湿的小屋和脏乱的麻雀,一只老鹰慢慢飞近断崖边,而海鸥在更靠近海的地方喋喋不休。有海鸥和浪涛叹息,加上风摩挲着树篱,所以这里并不安静,但这是一种平静的噪声。

有很多写着“危险断崖”的告示牌,警告路人不要太靠边。白垩坍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片峭壁倒塌在海边。这让我想起少数我徒步旅行过的英国海岸线上,那些警告破碎断崖和不安全小径的指示牌。我见过多塞特郡海岸滑进英吉利海峡:部分牧草地和草原崩落,围墙纠结着柱子和铁丝一起消失不见。肯特郡的这些白垩崖壁(从远方看又白又坚固)脆弱易碎,这样的海岸让英国看起来像一个由发霉蛋糕组合而成的国家,遇雨就软化粉碎。

雨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透过雨幕,我看到两个盲人(一黑一白),由两个明眼妇人牵着走在小径上。那位黑人说:“有多宽?”那位白人说:“狗需要一点地方玩。”两条狗快步跟在这群人后头,这两个人则用手杖点地,走过我身旁。我听见远处传来音乐声。有个人在一座圆形露天剧场中用风琴演奏《春天我们将再度怀抱紫丁香》。风拍打着他四周的折叠椅,吹得座椅帆布颤动翻飞。大约有五百张椅子,都是空的。那个人继续弹奏,只有在椅子倒在灰色天空下时才暂停。我沿着云影斑驳的海面,继续走在小径上,而在这单调的午后,我竟然听到了一只夜莺在树篱上唱歌。“夜莺唱着私通的错误。”T. S.艾略特一九二一年曾有轻微的精神崩溃,就待在克利夫顿维尔的阿尔比马尔酒店。

我沿着北福尔兰走,经过金斯盖特美丽的小海湾时,太阳露了脸。峭壁上有座现代城堡,后面更高的地方,还有座像白色磨坊的漂亮灯塔。鸽子停在树上和碉堡般的大房子四周的方形树篱上咕咕叫着。

距离马盖特不过四英里,眼前是有着新漆、花园和高大烟囱的英国。关于这个地区的社会地位有着清楚的暗示:道路散发出私立学校的味道——特定的肥皂和特定的料理,从大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传来年轻的笑声。一小时前是光头族、炸薯条店和马盖特沙滩上的雨,而在我接近布罗德斯泰斯的现在,则是明亮阳光下、微风徐徐吹过的中产阶层海岬。我心想:墨西哥是一片景色(一目了然),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是,但我开始怀疑每一英里的英国都不一样。

布罗德斯泰斯开满了初绽的花朵。没有光头族,没有纳粹标语,没有在英国公厕随处可见的写着“无政府!”的告示牌。大约三十个飞车党在海边喝苹果酒,半加仑的瓶子来回传递。这些男孩脱下夹克、安全帽和衬衫,坐在阳光下的绿色长椅上。布罗德斯泰斯没有大声的音乐,没有低俗的酒馆;海滨幽静——是有雕饰铁门的维多利亚式门廊。

“查尔斯·狄更斯曾于此居住。”一栋砖房前的招牌如是说。它有着砖造的角楼,是布罗德斯泰斯海岸小径上的风味之地。狄更斯说布罗德斯泰斯“具备美国人称为与‘天蓝吻合’的海水浴场的一切”。这座房子被取名为“荒凉山庄”,在礼品部可以买到印着“布罗德斯泰斯荒凉山庄”字样的锅垫、茶巾和钥匙圈。花一点钱就可以上楼参观小说家的书桌和洗脸盆。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狄更斯就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大部分的《美国纪事》。他坐在这张书桌前,望着那扇窗外,拿这支笔在那个墨水瓶里蘸一下,写道:“若说我以坏心眼、冷淡或敌意看待美国人,那只不过是在做一件非常愚蠢的事,那样说总是很简单的。”

布罗德斯泰斯海边有间占卜店,招牌上写着“欧兰达·克莱尔瓦扬特”。据说她是全欧洲最有智慧的女人。一封贴在她窗上的感谢函说:“亲爱的欧兰达,每次我觉得沮丧时(几乎每天如此),我就会把你的信拿出来,看过以后便觉得好多了……”

每天?我走进店里。欧兰达坐在帘幕后面,包着头巾,化着大浓妆,戴着项链。她的表情布满疲惫的疑虑,而且看着我的那种认真神情,让我觉得她一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要告诉我。

她说:“你要看相吗?”

我说好。她松松地执起我的手,仿佛要秤来吃似的。她说我远离家乡——是我的背包和沾满泥的靴子给了她线索吗?她说我在做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她指的是环游英国这件事,或许她知道些什么我所不知道的,因为我预见不到任何困难。她说我很敏感又有艺术家气质:或许是位画家?“画不好一只兔子。”我说。她说我虽然成功,却企图掩饰,经常处在陌生人中,其中有些会想占我的便宜,不过我的个性总能征服他们。

这些她全是借着戳刺我的右手掌,用她涂得血红的手指甲描着我因为在科德角湾划小艇得来的纹路看出来的。

“看出任何关于北爱尔兰的事情了吗?”

“那肯定是个遥远之地。其中之一是阿尔斯特。”

“我最后会平安无事吗?”

“噢,当然。你过着健康的生活,比如说你不抽烟。”

“一年前戒了。烟斗。我以前会抽。有时还是会像想念一个已经往生的老朋友一样思念它。”

“你有许多朋友,”欧兰达说,或许是她听错了,“但你习惯与他们保持距离。你独来独往。你非常独立。”

“我是自由职业者,”我说,“最后一个问题。今晚我要睡在哪里?”

她没再看我的手,转而盯着我的鼻子说:“不是在家里。”

“哪个城市——你可以给我个暗示吗?”

“我看的是个性,”欧兰达说,“不提供旅游信息。”

这花了我七镑,再多花一镑就够我住提供一宿一餐的民宿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她的鼓励,也很高兴得到保证说我可以一路平安地活下来。

布罗德斯泰斯另一个指示牌写着:“距此七英里的海中有可怕的古德温暗沙(吞噬船只之常地),是许多优秀的航海人认为世上最危险的海域。”古德温的船难和残骸故事说也说不完。“它们吞咽范围之广,就算是最大的船开过,也会在几天内就被吞没,一物不存。”不为大众所知的是,经过一个世纪,在浅一点的海域,沙已经变得非常坚实,坚实得人都可以在上头打板球了。

经过一群坐在凳子上的老人,也经过带着野餐盒和气球的家庭和等在海边喝茶小屋招牌下的远足者,我走出布罗德斯泰斯,穿过一道小门,进入一个纪念乔治六世的狭窄公园。这里的地形较高,悬崖上有鹊鸟、狗主人和放风筝的人。其下是原有的三十级阶梯,通往海边。

公园的另一边即是拉姆斯盖特。

在去马盖特的火车上遇到的那个人(莫尔德先生)跟我说他要去拉姆斯盖特时,感觉像是在吹牛。总之,这些位于肯特郡,距离伦敦才几小时路程的城镇不是被形容成伦敦化,就是没有那么伦敦化——影响越小越好,大家都这么说,因为伦敦对这些地方的影响总是被视为一种污染。海边象征着逃离俗世一切疾病的避难所,其中又以首都的苦闷为最,伦敦就是典范。当贝德克尔形容布罗德斯泰斯是“某个没那么伦敦化的马盖特”时,其实是种赞美。那是一九〇六年,不过时至今日,这样的地方仍用伦敦来评估,因为伦敦象征未来,却又让人讨厌。当一个沿海城镇太大、太吵或交通拥挤(当它太不方便、太丑或有臭味)时,人们便会用无助的方式说“就像伦敦一样”,因为现在他们已经来到海边,无路可走了。

拉姆斯盖特比马盖特大,却和它一样丑,海边有座游泳池,看起来就像是涂成蓝色的罗马遗迹。那是荒废的“海滨泳池”,里头现在尽是坏掉的椅子和破碎的玻璃,一片狼藉。“议会正在讨论进一步的发展。”旁边的告示牌写着。但是一个人看到这种景象,实在无法不想到爆炸。

之前我因赶路太急,腿筋抽痛,于是就问一个戴扁帽的人车站在哪里。他人很好,问了我去向,并提供了三条不同的路线——车站有点远。

他叫莱恩·肖特里。他说:“你要走过去?”

我说是的。

“走过去太远了,”他说,“上车吧——我载你过去。”

肖特里先生爬上他那公共事务部的货车。为了放挖水沟时要车辆改道的塑料圆锥筒,他已经出来一整天了。他说他原本是伦敦人。“我五年前过来这里后,就没再回去过。”年约五十的他用一种逃往南太平洋的口吻说。

“小心那些火车,”肖特里先生说,“在假日里都不太灵光。”

我搭了九英里的火车到达桑威奇,徒步环城。这里几乎不比马萨诸塞州的桑威奇大,可是是个绿野环抱的可爱地方。它不但存活到现在,而且很漂亮,老式风格依旧,因为历经八百年,它已经从一个海岸都市滑进内陆,不再是一个大港口。它就那样封闭起来,现在坐落在离海两英里的丰富的淤泥上。“伊丽莎白女王一五七二年造访此城,住所就位于海滨街上。”我在那里看到一个受到惊吓的人正在遛一条蹒跚行走的狗。

我原本想一路走到迪尔,大约五英里远。一九四六年,德国的战俘修建了从桑威奇到迪尔的道路及自行车专用道,直到被遣送至埃索恩的战俘营。我很想在这条路上徒步旅行,但是膝盖因赶路而疼痛,只得搭上晚班车。

我在壮丽的夕阳下抵达迪尔。这里非常安静,非常空荡,而我喜欢鱼和海草的味道。每个人都回家了——进屋子里或回伦敦去了。海边只剩下绳索和泊岸的捕鱼小船,风沿着石砺海岸吹着。眼前海天一色,我坐下来。太阳像个红宝石,我决定留下来。

一趟三个月的旅程没有必要预约旅社或者宾馆。我想随兴地来去,不被特定的地点和日期限制住。我心想:如果找不到房间,我就到下一个地点去找——结果始终无须如此。我从来没有发现一个旅馆全满,倒是看到许多全空的。我从来没有被拒于门外。有些旅馆老板和民宿主人为他们的空房感到尴尬,有些人说这个季节还太早。“我们到六月会客满,”他们在五月的时候说。但是到了六月他们又说:“现在是很安静,不过等七月学校开始放假,这里就会变成疯人院的。”到了七月又说:“八月我们总是被订得全满。”但日子过去了,房间仍几乎是空的。有些店家说大家已经不在英国境内旅行了——要旅行就会去西班牙。有些人说:“都怪经济萧条,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有些人说:“我们再也不是个有钱的国家,我们穷了。”但那种态度会让我提高警觉,因为向我多收费的就是那些人。

我找过夜地方的方式是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找一间看起来干净、设施完善又有海景的建筑。我会避开新酒店(太贵),有音乐传出的地方(太吵),或潮湿破烂、屋顶塌陷、通常深埋在后巷里的旅馆(有臭味,而且床很硬)。逛了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在迪尔找到的那间半独立旅馆看起来不错——有可爱的窗户。可是一走进去,我就发现它不好,有培根和啤酒的味道,由又胖又脏的斯尼思太太经营,她就冲着我的脸抽烟。

“最便宜的单人房是十镑,”斯尼思太太说,“有床和整套的早餐。”

“你的招牌上说房价从七镑起。”

“那种没空房了。”她说。

“我就住十镑的。”

“加上税一共十一点五镑,”她说,写下账单,“先付,支票抬头写斯尼思太太。你可以走了。”她继续对着一位瘫坐在吧台凳子上拿着杯淡啤酒的女人说。

“我在喝杜松子酒。”另一位女士说。她叫菲利太太,是个爱尔兰人,虽然是在跟斯尼思太太聊天,却一直友善地看着我,似乎想问我从哪里来,以便接下去说她一辈子都想去那里。

“我只喝烈酒,”斯尼思太太说,“我觉得乐队很好,还有那些吃的。吉罗负责供应饮料。我大口吃熏鲑鱼,还有用牙签固定住的菠萝火腿卷。朗姆酒不会让你宿醉,而且我总是喝大量的水。杜松子酒不会让你哭吗?”

“偶尔会。”菲利太太说。

“我有几十年没参加过婚礼了。”斯尼思太太说。

“现在不像过去有那么多人结婚了,现在的人好像只是同居,直到厌倦彼此。”菲利太太对着我笑,不过继续对斯尼思太太说,“我们的婚礼棒极了,杰里跟我。我酩酊大醉。他们现在都不那样了,都嗑药。”

斯尼思太太没有回应。她瞪着我,用她黄色的嘴唇抿紧香烟。“你住十九号房间。楼梯顶,右手边最后一间。厕所在走廊底。早餐九点整。”

“我要在八点离开。”我说。

“该死的,天刚亮呢。”她说。

“我要走去多佛。”我说。

“多佛很美。”菲利太太继续以她友善的方式说。她长得丰满,语气充满了鼓励。她说:“但过去比现在还要漂亮得多。”

“早餐九点开始。”斯尼思太太捏了捏她肮脏的罩袍以擦干手上的汗水。她眨眨眼,拨散烟雾,冷冷地斜看我一眼,然后说:“要是我开了特例,就得做整个早上的早餐了。是真的料理出来的正式早餐,明白了吧,所以我收费才不便宜。”

她递给我一根棒子——是一根用铁丝绑着钥匙的木头。

“十九号房间。楼梯顶。”

那晚我逛遍了整个迪尔。虽然只有几条街,但逛完让人心情愉悦,在海边还听得见海浪浮起岸边圆滑的石头,再像吞咽般从石头间把水排出。后来在海边一个暗处,我被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拦住了。“嗨。”我以为他们是要问路。两人都年约十八。女孩说:“给我四十五便士,好吗?”

我想象不出她怎么会要求一个这么确切的数目,那大约是一美元。我说不好。

“又不多,”她说,“微不足道。”

他们俩穿着整齐,都抽着烟。

“他是个同性恋。”女孩说完,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他们全都坐在黑暗中看电视,映着蓝光的脸上没有表情:斯尼思太太和她先生威尔,菲利太太和杰里,一个长相疯狂的流浪汉耶比,以及斯尼思太太的父亲,从斯凯格内斯过来的查理·文瑟姆。“斯克吉”,他这样说那个地名。他喜欢海岸。虽然在那么暗的房间里很难说,不过文瑟姆先生年约七十五。他的皮肤被电视光染蓝了。从他们的沉默和翘高脚的坐姿,以及压扁的沙发,我觉得他们每晚都是这样过的。门上有个告示写着“电视休闲室——只限房客”。

新闻上场了。我可以听见耶比的呼吸沉重。没有人说话。屏幕上展现出福克兰群岛的地图,两小块碎地。

斯尼思太太说:“你对福克兰群岛事件有什么想法?”

我说努力争取属于你的东西,似乎是件合理的事。

“有人说他们看不出这样做的意义。”杰里·菲利说,“你看得出其中的意义吗?”

我说我一无所知,除了截至目前这场战争尚无伤亡,如果保持下去的话,更容易和阿根廷达成协议。

“他说尚无伤亡。”此话出自耶比之口。

新闻糟透了。一艘载有一千两百名官兵的阿根廷战舰沉没,大部分的人恐怕都已经惨遭溺毙。这艘战舰是“贝尔格拉诺将军”,而这些人是战争的第一批死者。新闻是在我进来之前几分钟才发布的。

有一阵子大家什么都没说,或许是出于对说出坏消息的恐惧。在悲剧发布之后那一刻所说的话,总是会被大家牢牢记住。

但是斯尼思太太变得激动起来,口气既内疚又挑衅。

“他们说他们要吃那些羊!”

“谁要吃羊?”我问道。

“那些阿根廷佬——不然还有谁?”她说,“等他们没东西吃,什么都不剩的时候。吃那些羊,真不公平。他们没有权利那样做。福克兰群岛或许属于阿根廷,可是那些是英国的羊!”

“那些可怜人。”菲利太太用哀伤的口吻说。

杰里说:“掉进海里,没希望的。”

我和文瑟姆坐在沙发上。他把脚缩到身体底下,像个印度托钵僧一样盘腿而坐,以映着蓝光的脸面对蓝色电视上的坏消息。毫无预警,我感觉到被推了一下,手臂被什么用力一戳,手肘上也承受了压力。我飞快地往下看,竟然看到了文瑟姆先生把脚放在我的手臂上。我觉得他这么做真是令人恶心。

“我看不到电视了!”他叫嚣着,对我亮出他发亮的蛀牙,那些蛀牙比脸还蓝。

因为太痛恨他的脚,所以我走出了那个房间。

早餐桌上没有其他人。事实上旅馆根本没有其他客人,所有房间都是空房,看电视的不是家人就是朋友。所以斯尼思太太所谓的“房客”、没有便宜的客房和必须做一整个早上的早餐都是骗人的。她在厨房里,对着煎锅抽烟和咳嗽。她说,如果我多留一晚,她也许可以帮我找到更便宜的房间。

“下回吧,”我说,“我会再回来。”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心想。

“随便你,”斯尼思太太说,“多佛很贵,我们这里便宜得多。”

可不是吗。

她把我那盘培根和蛋放到我面前,然后坐到另一张桌子前抽烟,喝她的茶,看她的《太阳报》。头条是《沉船!》,说的是“贝尔格拉诺将军”及一千两百名死者,为未来许多幸灾乐祸的头条开了头。

我出门并恢复了自由,呼吸新鲜的空气——早晨离开很好。我关上门,不再回头。回见,他们说,路上小心。我跨着大步离开,很高兴不用多留一分钟。当我受不了黏糊糊的过咸早餐时,就会站起来,在其他人醒来之前出门,顺便让猫出来。我急急忙忙地赶了一百码路,然后省悟自己已经永远都不必再回去,于是放慢速度散步。这是一种逃离家门的解放式幻想。

没有人等我,没有巴士要赶,没有票要买,也没有约会。下次要是发现旅馆肮脏,我又不喜欢那些人的话,大可以一走了之,我心想,只要上路再找一间更好的。我喜欢认为每回离开时都是在进步。要是运气不好,也没关系,因为前方的路上总是有更好的,海滩、断崖、有名的小镇,或是森林,而有时只是好天气,在我顺时针的海岸环游之旅上。

去我从来没有去过、我光知道名字的、那些书上的形容正好错误地吻合我想象的地方,让我感到快乐。威廉·科贝特在《乡间骑踪》里说:“迪尔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地方,充满长相猥琐的人。这里弥漫着憎恨的极度荒芜……一切似乎都在走向灭亡……”判断如此强烈地表达出来,以至于我推测那里应该就是那样。但其实它是个温和的小镇,没有防波堤,也没有太长的海滩,只有几棵树迎着法国吹来的风,是种粗率的高尚。沙滩上的船看起来相当实用(缓慢、笨拙,只为一个目的而打造;上面有号码,却没有名字;生锈的铁具),是渔船。男人仍旧每天从饱受践踏的海岸和上头拥挤的房子出门,以捕鱼的辛苦方式维生。

我在明亮的阳光中从迪尔出发的那天,他们正把渔船绞上来。海边的绞盘总是意味着小规模的认真渔业;比一般地区还多的酒吧也显示从事渔业的人口;木头、绳团和前滩像抹着焦油的顽固垃圾同样代表了渔夫。关于渔夫的另一件事是,他们看起来都不像会游泳的样子。

我往南走了半英里,发现沃尔默的景观完全不同。头条充斥着阿根廷战舰被击沉和所有死者的消息,使得那天的报摊显得特别阴森。我走过从迪尔到沃尔默浅滩(“一般认为是恺撒大帝登陆英国的第一个地方”)旁的大片绿野。沃尔默有伦敦郊区的味道(花园和年长的店家)、病房的气息和穿得稍嫌温暖的人。在某些海滨城镇人们活着,在另一些海滨城镇人们死去。肩并肩的迪尔和沃尔默分别就是这样两种地方。在沃尔默还有进一步的证明,那就是过了一定的年龄后,英国人就不再买新鞋了,只清洁及修补他们旧鞋的裂缝,让鞋子看起来整齐。他们看着鞋子心想:这些鞋子会送我往生。

这里的海滩平坦,是桑威奇浅滩的延续,但越过金斯盖特村,前面是科尼角和博克希尔农场的白崖。走近断崖时,我看到一个告示牌说英国国防部步枪射击场就在崖壁底下,还有“不要碰任何东西——可能会让你丧命”。另一个告示牌则警示行人“确认最高水位以避免被海浪卷走”。大部分海边步道都受制于潮汐,所以步行者可能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前进或者后退。这种困境的专有名词称为“进港”:陷在涨潮中动弹不得。“步行者应该留心潮汐表,以避免进港的危险。”

我听到了枪声,并且看到一面表示危险的红旗举起,海浪拍打着接近白垩断崖的底部。于是我沿着上方的草地走。太阳隐去,大雨扫过旷野,朝我席卷而来,将我淋湿。几分钟后露脸的太阳又把我蒸干。我没有走访迪尔堡或沃尔默堡;我不是来逛景点的——至少不是那样的景点。我是来——看雨、太阳以及海岸的绿野,而且我想搭火车。黏土色的水随着撞击的巨响起伏,海鸥像风筝般挂在空中。

一离开迪尔,我就看到一片低矮云层从铁灰色转为蓝色,横越过英吉利海峡上空,仿若一道固执的雾岸。越接近多佛,它的形状越清楚,一会儿像长战舰,一会儿像小型舰队,一会儿又像岛屿。我继续走下去,看到那是一串海岬。那儿是法国,看起来就像是横过科德角湾的布鲁斯特。

小径前四百码外,有个人正下坡朝我走过来,不过我看不出是男是女。几分钟后,我才看到她的围巾和裙子。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就在偌大天空下长长的斜坡上,大步地朝彼此接近。风景中只见我们两个人——我们后面都没有人。她是个货真价实的步行者:双手摆动,平底鞋,没有狗,没有地图。天气也好:蓝天在上,太阳在东南方,一片云像个破袋子般挂在西边。我看着这个女人,这个年纪相当大的女人,围着温暖的围巾,穿着厚重的大衣,手里还握着一束花——我看着她走过来,心想:除非她先开口,否则我不跟她打招呼。

她没有看我,与我平行,但没有注意到我。海岸上看不到其他人,只有一艘像是黑色熨斗的渔船。赫塔·普姆弗里(我看得出这位女士叫这个名字)继续迈着大步向前走,膝盖扬起衣摆。此刻她已有部分经过我,却还是面无表情。

“早!”我说。

“喔,”她转过头来看着我,“早!”

因为我先说话,她给了我一个美好的笑容。可是如果我没出声,赫塔和我就会在断崖顶草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相距五英尺地擦肩而过,同时在出于安全考虑的沉默中不置一词。

多佛断崖的白,白垩的微光,是种可以忍受的漂亮光芒——白在大自然中似乎是纯洁无瑕的。多佛是个狭窄峡谷里的港口小镇,两边都是峭壁,而峭壁上则有城堡和碉堡。从多佛往上看,就会看到城垛和堡垒。我沿着城堡正下方的东部断崖走,下海军阅兵场到步道。这是个高度机械化和忙碌的港口,车子和货车排队等着上渡轮去法国。一股法国风悄悄爬进城里。多佛有点欧洲大陆的味道——街上的气氛、散步者的脸庞、店里的杂货、某些招牌上的语言。我并不知道这有多么非比寻常,因为英国人从不容忍其他国家。他们既无敌意,也不友善。无论如何,在英国,讲话或聊天本身都不像在美国一样是个友好的表示。跟陌生人说话在英国会被视为一种挑战,象征进入具有言语和社交特征的雷区。最好保持沉默,即便是正在穿过一条无人的草地小径。英国人的包容是对于任何可能让他们尴尬的事情几乎都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他们是亲切的,但也是害羞的。历经九百年,他们对于法国人依然没什么强烈意见,这一点让我惊讶不已,因为我只在英国住了十一年,就已经觉得法国人是全欧洲最没有道德原则的人了。不过在多佛,英国人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姿态。他们会奉承多佛的外国人;这城市有股微微的蒜味,近乎混种的感觉——是种文化小混合。但多佛海岸包容了这份偏离。就像是在采石场的底部,世界性的气息绝不会渗透出去。

从多佛到福克斯通只有七英里,但这条铁路如同所有海岸沿线一样壮丽。不只是断崖的景色和海风,还有工程,那所有深嵌进岩石的铁路和无可避免的隧道,引擎的隆隆声加上海浪的拍打声,铁轨下的海浪,向海那面火车窗户上的盐水斑点。因为峭壁的关系,声音更大;光线也更奇怪——火车一边是土地的影子,另一边则是闪闪发亮的海洋;而且铁轨从不笔直,总是绕着内湾和小海湾。这是人类最棒的机械横贯地表所呈现出来的最美的景色——火车就走在垂直岩石和水平海面的狭窄角度间。

奔驰的火车上方是莎士比亚峭壁,名字出自《李尔王》中的一段(“有个断崖,岩顶高耸弯曲/在狭窄的幽深处看来颤栗恐怖”)。我们经过各个徒劳无功的洞口,它们象征着企图修筑一条隧道到法国的努力。那是个古老的计划,世纪之交甚至出现了一口长长的竖井和一条开凿在英吉利海峡底下长七千英尺的隧道。最后一次挖隧道到法国的尝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宣布放弃。我想找火车上的人问问关于这条海峡隧道的事,于是换位子坐到一个看起来无害的人对面,他正在看《每日电讯报》上整版的福克兰群岛新闻。我问,英吉利海峡隧道就是从这附近开凿的吗?

他说是——也不算说,只是点了点头。

我说那似乎是个很棒的主意,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弃。

“没钱。”那个人有点生气地说。他是R. G. H.雷格特空军中校(已退休)。“这不是个富有的国家,我们再也没办法做那样的事情了。现在钱都在日本人手中,还有德国人,还有那些阿拉伯人。”

我本来要说今年日本才在津轻海峡下挖了一条长三十六英里、从本州岛通北海道的隧道。可是如果我说“勇气可以让你们繁荣”,他可能会回我一句“日本鬼子!”。英国人因为日本人攫取过多的财富、怀抱无罪的种族主义、爱吃生鱼片、工作勤劳以及在大战期间折磨战俘而痛恨他们。“他们因为我们在新加坡投降而看不起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做高尚的事情——集体剖腹自杀。”所以我没提日本隧道,也没说在我看来英吉利海峡隧道似乎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项工程建设。英国的未来或许就靠它了。可惜那份努力却告崩塌。

雷格特空军中校说:“我们要学会勒紧皮带过日子。”

当然,他的“我们”指的是其他人。

他继续读他的报纸。我再次换了座位,看到我们已经抵达福克斯通。我心想:要跟那个人攀谈,我得回到十一年前问陌生人一个严肃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的时候。可是我要如何闭嘴走完这段旅程呢?在不跟任何人说话的日子里,我会觉得自己轻了三十磅,而要是连续两天不说话,我就有种自己快要消失的恐怖感觉。沉默让我觉得自己是隐形人。

我之前只见过福克斯通一次。那是个寒冷的九月天下午,在前往法国的港口接驳列车上,往窗外探头时看到的。如今在五月的阳光下,那些大厦和如顶级豪华医院的酒店令它看起来挺优雅。整个福克斯通弥漫着一股疾病的气息。在这精致天气里,那出现于窗边的白色脸庞的某种东西,让你没有办法看着一个花床而不想到病房。那里的老人好像不会以正常步伐的速度走路。这是个富丽堂皇的城镇,红砖的建筑有着维多利亚的风貌,在海岸平坦的崖顶上,还有一英里称为丽丝的草坪。

这里距离法国很近,并有着同样的峭壁,就像是一条大河遥远的对岸似的。我看得到布洛涅上方的康贝坦角和欧德勒塞勒白垩断崖的裂缝,以及灰鼻角、白鼻角。加来就在角落。这不是视觉幻象;但这里没有一点法国风味。天气好的时候,有些人还会一路滑水去法国。

我在福克斯通穿过丽丝往西走时遇到了沃尔特·都德罗。他问我时间,不过我看得出他是想聊天。他用发抖的声音向我讲述,他曾在丽丝担任过园丁,所以现在才会在这里——还是喜欢来看一看。英国的大部分地方都变了,但福克斯通一点也没变。他的妻子走了,狗也走了。他去年冬天摔了一跤,跌在一片冰上,因而伤了膝盖,很严重,影响他跳舞,害他现在一周只能跳两三晚。

“之前你跳几晚?”

“五六晚,”都德罗先生说,“星期天没人跳,就算有,我也不会像个开业的基督徒一样去。”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舞。

“老式和现代集体舞,”他说,“你觉得我几岁?尽管猜。”

老年人总是会问我这个问题——或许是问每一个人?我说大约七十。

“下个生日七十九岁。”

“我不相信。”我说。

他说:“而且我可以碰到我的脚趾。”

他马上试,可是碰不到。

“都怪我该死的膝盖!”都德罗先生说,“通常我都可以毫无困难地碰到我的脚趾,刚刚才知道已经碰不到了!”

我说:“已经相当接近了。”

“我一向都说我是福克斯通身材保持得最好的人。”虽然面带笑容,但他确实如此相信。他说:“你结婚了吗?”

“结了。”我明智地回答。

他退缩了一下,因为惊讶而表情僵硬。如果我已婚,为什么会在工作日独自背个背包,穿着这双鞋沿着海岸走?

“我本来要说,如果你还没结婚,那么去跳舞可以交到不少新朋友。”都德罗先生说。

“总之,我结婚了——所以跳舞可能不适合我。”

都德罗先生摇头说:“你认为沿着海岸线走路有趣,但我告诉你,跳舞更有趣。”

我跟他说我正要徒步去滨海利特尔斯通。

他说:“我一个人去舞厅,出来的时候总会交上六七个新朋友。”

“是什么样的朋友?都德罗先生,男的还是女的?”

“都有,”他说,“这是我的舞,你瞧。”

现在我注意到他一直看着自己的脚。他的脚很小,鞋子很平滑,裤脚卷起,好像要吸引别人的目光。他以自己的脚为荣。

“我一直都在跳舞。你得为跳舞保持身材。今晚这里就有一场,明天在多佛还有一场。我会搭下午的车过去。”

他想让我大声赞叹他的努力,那样他就可以笑着说跳舞让他保持年轻。但我说我实在算不上是一个跳舞的人。

“就算你是个独行侠,也会喜欢。”他说。原来如此,他认为我是个疯狂的独行侠。“我的意思是,那好过做独行侠。”他的眼光从整齐的鞋子移到我褐色的背包上。

我说:“除了踢踏舞,我从来没考虑过跳舞。”

“那你可能会喜欢现代集体舞,”他说,“我喜欢的原因是它没有粗鲁的元素。知道我所谓的粗鲁元素吧?光头族、庞克族,这些粗野的男孩。噢,你在舞池里绝对不会碰到他们。”

我们来到丽丝最后一块草地,在通往海边的阶梯上(桑盖特就在底端),他跟我说再见,但仍继续说个不停。

  1. 英吉利海峡隧道计划最早在拿破仑时代便提出,到一九九四年终于开通,历经两百多年,中间曾放弃过二十六次。本书写于一九八二年,故作者有此说。

  2. 原文为Lea,诗歌用语,意为“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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