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派往日本的朝鲜通信使

关周一（日本　宫崎大学）

本报告考察的是15世纪朝鲜王朝向日本（中世日本）派遣的外交使节。因为这个时代的朝鲜使节名目繁多，并不限定于叫“通信使”，所以在本报告中将其总称为朝鲜使节。

一般来说，在朝鲜王朝时代后期、日本的江户时代（近世），朝鲜派遣的通信使是广为人知的，在日本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对的是，在朝鲜王朝前期、日本的室町时代（中世后期）朝鲜派遣的使节，知道的人就没有那么多，研究成果也少。

在日本中世后期，从南北朝后半期到室町时代，具体来说从1366年到1443年的约八十年间，外国的使节到访首都京都的次数，是远超近世的朝鲜通信使的。在这些外国使节中，以高丽和朝鲜王朝的使节为多，而明朝和琉球的使节也到过京都。

本报告在第一章介绍朝鲜使节的相关文献，在第二章通过宋希璟的《老松堂日本行录》检讨朝鲜使节对日本怀有怎样的认识，在第三章从同样的视点出发，考察朴瑞生的复命书，重点看一下文化交流的方面。

一　中世朝鲜使节的相关文献

（一）朝鲜王朝前期——室町时代的朝鲜与日本关系

朝鲜王朝之所以要积极地开展对日本的外交，其最大的目的是为了镇压14世纪后半叶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肆虐的倭寇（日本研究者称之为前期倭寇），并使其不再发生。为此，朝鲜王朝与有能力抑制倭寇的室町幕府和明朝保持了交涉，相互之间都有使节往来。

因为日本派往朝鲜的使节被允许在朝鲜进行贸易，所以除了室町幕府，博多的九州探题（今川了俊与涉川氏）、山口的大内氏（在博多也有其势力基础）和对马的宗氏等也频繁地向朝鲜遣使。田中健夫对此的评价是，日朝关系是多元化的通交关系，有异于存在于明朝皇帝与日本国王之间的一元化的日明关系。（田中1975）

朝鲜承认对马的宗贞盛有向对马岛及对马岛以外派遣至朝鲜的人员发放文引的权力。这是朝鲜王朝对来自日本的通交人员的规制措施。1443年，对马与朝鲜之间缔结了“癸亥约条”，规定每年派遣贸易船（称作岁遣船）50艘。岁遣船有由宗氏直接经营的直营型和其他类型，同时也被其家臣所利用，但是会受到限制。在最大的贸易港口博多有众多的商船入港，不仅日本和中国，朝鲜、琉球和东南亚的宝货都云集于此。实际从事这些贸易的博多商人和宗氏等，经常会派出名不副实的伪使去朝鲜。

在商人和原是倭寇的人中，来朝鲜进行贸易的人很多。其中也有“归化”朝鲜王朝的人，在朝鲜被称为向化倭人。在向化倭人中，还有得到朝鲜王朝赐给官职的受职人。日本船（朝鲜称“倭船”）被允许进入乃而浦（今荠浦）、富山浦（今釜山）和盐浦（今蔚山）三浦，在这些地方出现了长期居住本地的恒居倭。此外，以对马岛民为主的日本渔民在三浦的周边海域和孤草岛（被比定为全罗道巨文岛）等渔场捕鱼。宗贞盛在1441年和朝鲜缔结了“孤草岛钓鱼禁约”，对对马渔民的捕鱼活动进行管理。还有兴利倭船（乘员叫兴利倭人）运载鱼盐前往朝鲜交换大米。（长2002）

（二）朝鲜使节

为了和室町幕府交涉而造访京都的朝鲜王朝使节，从1397年的朴惇之到1443年的“日本通信使”朴孝文，一共有14次。1397年，被派往大内义弘处的“回礼使”（又称“日本通信官”）朴惇之来到京都与将军足利义满进行了交涉，这是朝鲜王朝和室町幕府之间最初的交涉。此后，朝鲜王朝便一直以“通信官”、“回礼使”和“通信使”等名义向日本派遣使节。

再往后，1459年派遣的“日本国通信使”宋处俭等人在海上遇难，1479年派遣的“日本国通信使”李亨元刚到对马岛就染病，在归国途中逝于巨济岛。通信使再次造访京都已经是在1590年的事了，通信使黄允吉和副使金诚一在聚乐第谒见了丰臣秀吉。

与多元化的通交关系相对应，朝鲜不仅向室町幕府派出过使节，而且也向大内氏、宗氏和壹岐的志佐氏等派遣过使节。但其中以与对马宗氏的交涉为目的的使节为多。这些使节在从朝鲜国内被派出时，大多会被授予临时性的文官职“敬差官”之职。

（三）私人著作

有关朝鲜王朝前期朝鲜使节的文献未必能说有很多。日本的史料，如《满济准后日记》、《看闻日记》和《建内记》等公家日记中，能够看到对他们在京都的行动的记述，但是，不存在有体系的记录。

朝鲜使节在日本的见闻记录留存在了朝鲜，可以在私人著作和正史《朝鲜王朝实录》当中看到。关于朝鲜使节留下的著作，笔者将对宋希璟所撰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以及申叔舟所著的《海东诸国纪》进行说明。

首先想来讲一下宋希璟和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

作者宋希璟讳希璟，字正夫，号老松堂，在高丽朝末年的1376年生于忠清道连山县竹安坊筠亭里。父亲玄德，本贯在新平（忠清道洪州牧的属县）。妻子郑氏是东莱郑氏郑允孝的女儿。

1402年，他在27岁那年科举及第，此后历任司谏院、艺文馆等处的职务。1411年36岁时，他作为圣节使书状官被派往明朝，此后又在1417年被派往明朝，并从北京返回。1415年，担任忠清道知锦山郡事的宋希璟在40岁时，为向国王太宗奉献丁香和干肉而行猎。他在狩猎时杀了两名企图私吞猎物的郡吏，而被处以杖责一百的刑罚。翌年，他以郡吏乃是病死为由进行申辩，但未被采纳。他的职牒被没收，以赎其一百杖责之刑。晚年的宋希璟隐居在全罗道的潭阳，于1446年71岁时去世。此后，他的子孙就在当地定居下来。

1419年，倭寇袭击了朝鲜半岛西海岸（随后又侵犯了明朝），朝鲜王朝遵照前任国王太宗的命令，为了打击这些倭寇的根据地，对对马发动了进攻。这在日本被叫做“应永外寇”，在韩国被称为“己亥东征”。为了打探朝鲜的真实意图，室町幕府假托求取《大藏经》的名义，将无涯亮倪等人派到了朝鲜。第二年，朝鲜在赐予《大藏经》的同时，又派文臣宋希璟为回礼使与回国的无涯等人同行。希璟闰正月十五日从汉城出发，在四月二十一日抵达京都。六月十六日，他在谒见将军（室町殿）足利义持之后，于同月二十七日从京都起身，于十月二十五日回到汉城。他用五言、七言汉诗和散文序的形式将其在九个多月使行过程中的活动与见闻记录了下来。复命之后，他将这些记录整理成册，便有了《老松堂日本行录》这本书。

《老松堂日本行录》除了流传在日本的抄写于1556年之前的古抄本（井上周一郎藏，重要文化财）之外，还有朝鲜在1800年刊刻的古活字本（藏于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其中的古活字本由小川寿一以《校注老松堂日本行录》为题出版发行（太洋社，1933年。由续群书类丛完成会在1968年重版）。《日本庶民生活资料集成》第27卷和《三国交流志》（三一书房，1981年）上刊登了由进藤晋一所做的古活字本的日语转读。

中村荣孝在《朝鲜学报》第45辑（1967年）和46辑（1968年）上刊载了井上本的影印照片。接着，村井章介对井上本的文本加以校注的活字本《老松堂日本行录：朝鲜使节所见之中世日本》亦付梓刊行[岩波书店（岩波文库），1987年]。

本报告就是在岩波文库本（第3次印刷，2000年）的基础上展开探讨。岩波文库本将由题、序、诗构成的一段称为节，本报告在引用时会先标明是在哪一节，再介绍材料具体的位置。

接着要介绍的是申叔舟和《海东诸国纪》。

作者申叔舟（1417—1475）讳叔舟，字泛翁，号希贤堂，亦称保闲斋。历仕世宗、文宗、端宗、世祖、睿宗和成宗六朝，遍历京官和外官之要职。

1443年，他与通信正使卞孝文和副使尹仁辅一道，作为书状官前往日本的京都。在对马岛，他还参与了和宗贞盛缔结癸亥约条的交涉。

1452年，他作为书状官随同谢恩使首阳大君（后来的世祖）出使中国。1455年，驱逐端宗、实行反正的首阳大君刚即位（是为世祖），即派叔舟为奏闻使再赴北京请求承认。如此，叔舟乃受世祖知遇，因其襄赞反正之功而被授予功臣之号。他的官职从都承旨经艺文馆大提学，在1458年升任右议政，受封高灵府院君。1460年为江原、咸吉道都体察使，对毛怜卫女真（满洲的女真人，译者按：明代属建州女真）进行了讨伐战。1462年升至最高官位的领议政。1468年世祖去世之后，他从睿宗朝到成宗初年作为院相的一员，在国政中尽到了元老的职责。1475年六月二十一日，申叔舟在59岁时去世。

《海东诸国纪》是申叔舟遵照朝鲜成宗国王的命令编纂的，成书于1471年。对朝鲜王朝而言，此书不仅是关于日本和琉球等“海东诸国”的研究著作，还起到外交实用书的作用。这部书由地图和正文构成。地图方面，书内收录了与日本、琉球相关的“海东诸国总图”、“日本本国之图”、“日本国西海道九州之图”、“日本国壹岐岛之图”、“日本国对马岛之图”和“琉球国之图”，以及“熊川荠浦之图”、“东莱富山浦之图”和“蔚山盐浦之图”这些倭人停泊的三浦的地图。

顺便提一下此书的刊行情况。该书木活字本的影印本由国书刊行会在1975年出版。而田中健夫的译注版是在1991年由岩波书店（岩波文库）出版的。

（四）《朝鲜王朝实录》中可见的来自于通信使的日本情报

《朝鲜王朝实录》（《李朝实录》）是记载朝鲜王朝历代国王史事的编年体史书的总称。从太祖到纯宗的二十七朝（1392—1910年）共编纂了三十一种、一千九百四十六卷。从1409年编纂《太祖实录》开始，在每代国王驾崩后进行编纂。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1935年，《纯宗实录》的编纂完成宣告了《李朝实录》修纂的终结。

从《太祖实录》到《仁祖实录》负责编纂工作的是春秋馆，从《孝宗实录》到《宪宗实录》负责编纂的是实录厅，最后的《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的编纂是在日本吞并朝鲜之后，由李王职（日本殖民时期设立的管理李氏王族的家政机构）承担的。编纂所用的基本史料是史官记录的《史草》（家史）和撰集自官厅重要文书的《时政记》。

面对实录的保存问题，朝鲜王朝采取了制作副本、分别存放的方针。自1473年以降，手抄本1部与印刷本3部被分别存放到了中央的春秋馆史库和忠州、全州和星州三个地方史库。然而，由于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唐入”），全州以外三史库的实录损失殆尽。战后，以全州史库实录为底本，重新印刷了三部。这三部和校正印刷本加上原本（旧全州史库本），总共五部实录被分别存放在春秋馆、妙香山（后在赤裳山）、太白山、五台山和江华五个史库中。

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五台山史库本（校正印刷本）被赠送给了东京帝国大学，但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大半被烧毁。当时，只有被史料编纂所借出的《成宗实录》的一部分逃脱了厄运，被收藏在了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中。2006年7月，东京大学将这部分实录以赠送形式移交给了首尔大学。而赤裳山、太白山和江华史库本在当时则被集中保存在了京城（汉城，今首尔）。

在1929—1932年间，位于殖民地朝鲜京城（首尔）的京城大学以太白山史库本（部分为江华史库本）为底本，出版了从《太祖实录》到《哲宗实录》的所有实录的写真缩印本，包括总目在内一共有889册。这套实录一共重印了30部，被发给了日朝两地的官立和公立大学的图书馆。这套实录被进一步缩印之后，从1953年开始，在日本由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成为56册《李朝实录》。

在韩国，从1955年起，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了全49册（含索引1册）《朝鲜王朝实录》，《高宗实录》和《纯宗实录》则另以全3册《高宗纯宗实录》的形式刊行。韩国和朝鲜都完成了《朝鲜王朝实录》的谚译。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更对实录全文进行了电子信息化处理，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实录的原文、谚译和影印照片（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还可以进行检索。

在日本，从《朝鲜王朝实录》中辑出的有关日本和琉球关系的记载，汇编而成12卷的《中国、朝鲜史籍中的日本史料集成》（《李朝实录》之部），收录范围到宣祖二十九年（1596）十二月为止，由国书刊行会（1976－2007）陆续出版。

那么，《朝鲜王朝实录》是如何记述通信使的见闻的呢？

朝鲜使节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和从事官等。笔者认为，从事官负责记录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一点在1439年高得宗在出发前向国王提出的事项中，承诺让从事官逐日记录途中见闻，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这件事情上得到了反映。见《世宗实录》卷86，世宗二十一年七月己酉条）。而使节在返回朝鲜之后，会在从事官日记的基础上作成记述交涉经过和日本情况的复命书，提交给国王。

《朝鲜王朝实录》中收录了包括原封不动引用复命书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归朝报告”。“归朝报告”有以下三种类型。

（a）使节从日本归国后，报告交涉经过和日本情报的文书——复命书。

（b）刚刚归国，或者归国后不多久，在与朝鲜国王的召对中所报告的日本情报。

（c）归国后经过相当长的岁月，回忆叙述曾经渡行日本的经历（不以与国王召对的形式）。

如果严格地从“归朝报告”的定义来考虑的话，只有（a）的复命书是符合的，但是（b）和（c）这两类中也有许多包含丰富信息的例子，所以应该和（a）放在一起来加以考察。

二　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中所见的日本

本章谈的是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所记载的有关15世纪（相当于室町时代）的日本。这本书记载的全部都是1420年（明朝永乐十八年、朝鲜世宗二年、日本应永二十七年）的事情。

（一）外交

1．围绕对马岛归属的交涉

与朝鲜方面的期待相反，针对对马岛的己亥东征并没有能收其全功。虽然有过再征的议论，但最终朝鲜王朝中止了这种议论，转而采取招谕之策，向宗氏提出对马岛民“卷土来降”的要求，即要让以宗氏为首的岛内领主层和对马岛民迁居朝鲜，企图使对马岛变成一座空岛。

前任国王太宗命兵曹判书赵末生向对马岛守护宗贞盛送去书契（日朝间所使用的外交文书样式），要求“卷土来降”，书契中写道：“对马为岛，隶于庆尚道之鸡林（庆州之雅称），本是我国之地，载在文籍，昭然可考。”（《世宗实录》卷4，元年七月庚申条）

接着，都都熊丸（つつくままる、宗贞盛幼名）的使人自称时应界都者，自对马来到朝鲜。时应界都提出了让对马岛民迁居巨济岛，仿朝鲜国内州郡之例决定对马的州名，以及请朝鲜赐给“印信”等愿望（《世宗实录》卷7，二年闰正月己卯条）。

朝鲜方面接受了请求，决定将对马作为朝鲜的属州。闰正月二十三日，世宗命礼曹判书许稠作成给都都熊丸的书契，决定在给与他的印上使用“宗氏都都熊丸”的名号（《世宗实录》卷7，二年闰正月壬辰条）。宋希璟就是以上述决定为前提去和对马方面交涉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对马岛是属于朝鲜还是属于日本这个问题，朝鲜的交涉对手并非京都的室町幕府（将军），而是对马岛的实权人物。下面，来看一看《老松堂日本行录》的记述。

世宗二年（1420）二月二十一日，宋希璟宿于对马岛东边的船越（对马市小船越）。此时，对马岛主宗贞盛因为年幼，实权一度掌握在倭寇头目早田左卫门大郎（太郎）手里。早田左卫门大郎携酒进谒宋希璟，言语中表达了其对朝鲜的至诚之情（39节）。

二月二十八日，早田左卫门大郎的态度陡然一变。左卫门大郎向朝鲜派去的使节刚刚返回。左卫门大郎向希璟的同伴抗议道：“朝鲜去年行兵于对马此岛，今此岛又属于庆尚道。其文前日来也。此岛乃小贰殿（少贰氏）祖上相传之地也。贰殿若闻之，则虽百战死争之不已矣。”他来到希璟的船上，告诉希璟：“此书贰殿见之，则官人去留皆不得矣。送于贰殿乎？置此而使贰殿不知乎？官人决之。”这份“来书”即礼曹发给都都熊丸的文书。

希璟对此的回答是：“此岛，我国得其地无以居，得其人无所用。唯汝等所送人（时应界都）愿属我国，请之不已。故上召政府、六曹曰：‘马岛之人以其岛愿属国家，若不听，不仁。乃属于庆尚道耳。’今日汝等之意，上若知之，则必不属也。予以此启闻以上前矣。”

左卫门大郎大喜，回应说：“然则，此书吾藏置不使贰殿知之，又出吾舟楫送于朝鲜，则必无事矣。”希璟表示同意后，便于翌日出发了。

希璟对左卫门大郎的意思作了这样的判断：

朝鲜出兵对马之后，左卫门大郎向“本国”（朝鲜）派去的倭人，或是怕死，或是疑心会被拘留，想活着回国，因此编造了想让对马岛归属朝鲜，自为朝鲜之民的假话。这并非少贰殿和左卫门大郎的意思。

接着他赋诗一首，云：“瘠地顽民无所用，古来中国厌寒胡。渠今慕义自求属，非是朝鲜强籍图。”（46节）

左卫门大郎主张的根据是对马岛乃少贰殿相传之地这一点。对马岛是武士代代相传的领土这一点是基于日本国内的原则来讲的，算不上对外主张此地是日本的一部分。在镰仓时代，出任对马守护和地头的是武藤氏。因为武藤氏世袭大宰少贰之职，故又称少贰氏。宗氏作为少贰氏的地头代驻岛内，承担岛上行政。仅从左卫门大郎的主张来看，可以发现少贰氏当时对对马的影响力依然很强。

希璟接受了左卫门大郎的主张，约定在回国后向世宗提请撤回将对马岛归属庆尚道的决定。并且，他断定时应界都的提案不是代表对马岛的少贰满贞和左卫门大郎的意思。

2．室町幕府准备的住所

室町幕府指定的宋希璟在京都的住所是深修庵。这座庵堂与被称为“花之御所”的室町殿（将军）居所相距1朝里（《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月癸卯条内尹仁甫所述为30里），是一座竹林之中的尼姑庵（118、120节）。“王”（足利义持）将庵内的尼姑迁走，用以接待希璟。有个倭人解释说：“此庵，朝鲜回礼使来则所接之处也。”

但是，仅从日本方面的史料来看，深修庵第一次被使用是在这个时候。关于使用什么样的设施来接待高丽、朝鲜使节，桥本雄做过如下的整理（桥本2011）。

高丽使节

1367年　金龙：天龙寺

朝鲜王朝使节

1420年　回礼使宋希璟：魏天宅、深修庵、松月庵

1424年　回礼使朴安臣：深修庵

1443年　通信使朴孝文：景云庵（东山双林寺边）

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京都以外的居所。

根据伊藤幸司的整理，在接待明朝使节时，从一开始，使节便直接前往将军所在的北山殿和花之御所谒见，住宿在京都之内。

1401年明朝派遣的天伦道彝和一庵一如等人在京都的法住寺下榻。法住寺也称“北山法住寺”，乃是仁和寺之一下院，位于京都北面，住的是禅僧。

1434年，与足利义教恢复开通的遣明船同行，明使雷春来到了日本。虽然幕府原本决定让明人下榻在仁和寺法住寺，但雷春等先在六条法华堂等道场寄住了几日，在将军接见之后住进了大宫猪熊道场（伊藤2000）。

在明朝都城北京，外国的使节住在紫禁城南的会同馆。在朝鲜王朝的都城汉城（首尔），也有日本使节下榻的倭馆东平馆和西平馆。在日本古代，平城京和平安京都设置了鸿胪馆。与之相对，在中世的京都，没有迎接外国使节的专用建筑。原本中世的京都就不同于古代日本和中国、朝鲜的都城，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会有迎奉外国使节的事。

（二）宋希璟遇见的中国人

1．对马的“唐人”

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宋希璟在对马近海遇见了一个“唐人”，其经过如下。

看见希璟的船，一个倭人（老人）靠了过来。那个倭人乘着小船，干着捕鱼的营生，想卖鱼给希璟一行人。希璟看到渔舟中有一位僧人跪地乞食，就把粮食给了僧人，并询问他的境遇。僧人回答：“我是江南台州小旗，去去年被虏来此，削发为奴，不胜辛苦，愿随官人去。”说完，黯然泪下。倭人插话说：“给米则吾当卖此僧。”希璟向僧人询问他在岛上住所的地名。僧人答道：“吾来转卖随此人二年矣。如此浮海而居。故不知地名也。”一番对话过后，希璟吟出下面这首诗：“被虏唐僧跪舟底，哀哀乞食诉艰辛。执筌老贼回头语，给米吾当卖此人。”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被虏中国僧人引人哀愁的境遇和“倭人老贼”的形象。

按照川越泰博的说法，“小旗”是明代军制中的职务。明代实行卫所制度，1名小旗率领10名士兵。所以，这个“唐人”应是隶属台州卫的军人。并且，金山卫及其周边地区在1418年曾经遭到过倭寇的袭击（《明太宗实录》卷200，永乐十六年五月癸丑条）。川越推论他是在这个时候被俘虏的。所以，这位中国僧人本是台州卫的小旗，在1418年倭寇入侵时被俘，然后被转卖。

可以看出，他被渔夫囚禁，帮助捕鱼。在为“奴”之时，他被剃掉了头发，变成了僧人模样。另外，使唤他的渔夫是浮海（在船上）为生的，愿意用他来交换大米。这里的被虏人虽是僧人外表，实际上却是在海上渔业活动中被使唤的“奴”，从能用米来转卖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是商品。

2．通事魏天

四月二十一日，宋希璟进入了目的地京都，当晚宿于室町幕府的通事魏天家中。

魏天虽然是中国人，但幼年时就被掠到日本。后来，他渡海去了高丽，给李子安（高丽末期的文人）为奴，又跟随高丽派往日本的回礼使再次来到日本。这次的使节可能是高丽在1366年派遣的金龙一行。当时恰好江南（明）使节来到日本，遇到他，因为其是中国之人，就把他夺回，带到江南。这位明使可能是1370年来日的赵秩。洪武帝召见了魏天，又将他送回了日本。

后来，魏天当上了幕府的通事，娶妻并生了两个女儿。他受到了足利义满的宠爱，积累了丰厚的家产。宋希璟来日之时，魏天已经超过70岁，听说朝鲜回礼使（宋希璟）来了，十分欢喜，携酒来到“冬至寺”（等持寺）迎接，并将其迎至自己家中盛情款待。魏天对朝鲜语（“我言”和“我语”）也是十分通晓的。

魏天在自家招待宋希璟的时候，又把陈外郎找了过来。陈外郎是渡海到日本的陈延祐的儿子，也是与宋希璟同行来日的平方吉久之父。他曾奉足利义满之命，跟随遣明使赴明，带回了秘药灵方丹。此后，他在幕府旁边修建了家宅，活跃在幕府的外交和医疗领域。异国之人和华裔一同相会，摆酒设宴。这里的接待费用不是由幕府支出的，而是魏天用自己的“私钱”，也就是个人钱财办的。希璟这晚就在魏天家里落了脚（107节）。

魏天在中国、日本和朝鲜之间辗转往复的不幸人生中，语言能力得到认可，成为通事。像这样的通事的例子，还能见到若干，但几乎仅限于中国人，无法确认有朝鲜人的例子。中国人做通事的理由应当是当时外交上的通用语言是华语（汉文）。在这一点上，反映出与被虏朝鲜人的明显差异（关2002）。

（三）海贼

宋希璟在京都完成与室町幕府的交涉之后，取道濑户内海航海归国。

七月二十二日，希璟一行从尾道出发，途中经过了海贼的据点高崎（161节）。

同日申时（下午4点左右）到泊安艺国蒲刈（广岛县吴市）。

此地是“群贼”（海贼）所居，为“王令”（将军的命令）所不及，因为无人管辖，所以也就没有护航的船只。一行人对海贼都疑惧不已。偏巧夜幕降临，无法通过这个地方，因此，只好对着贼穴停泊了下来。

当地有东西两股海贼。由东向西航行的船上如果搭乘一名东贼的话，西贼便不会袭击。同样的，从西向东航行的船上搭乘一名西贼的话，东贼也不会袭击。从濑户内海的东边向西边航行的宋希璟一行让一名东贼上了船，宗金（译者按：博多商人）付了七贯钱。

这个贼乘小船而来，他说：“吾来此。愿官人安心焉。”（162节）

上面是关于海贼上乘的有名的记录。根据村井章介《老松堂日本行录》的注释，艺予群岛中的上蒲刈岛和下蒲刈岛隔海相望，向浦正对着三之濑，可以认为东贼的老巢在向浦，西贼的老巢在三之濑。

蒲刈周边海域是室町幕府管辖不到的地方。因此，海上秩序并非由幕府而是由海贼的自立救济来维持。海贼分别控制着东西两边的上乘权，对经过船只进行保护并征收保护费（警固料）。在到这里以前，宋希璟一行是有护送船护航的，但在这里则没有了护送船，要由海贼上乘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四）性风俗

宋希璟对日本的性风俗作了若干记述。（高桥1987）

1．室町殿的御成（巡幸活动）

室町殿（将军、御所）频繁地进行着访问大名等家臣和寺社的御成活动。其中规模大的有南都下向（巡幸奈良）和东寺御成，此外有日常性地对京都的大名宅邸和寺社所作的访问。御成活动含有明确室町殿与大名间的主从关系，以及显耀室町殿是寺社的外护者的政治意义，此外，因为大名和寺社会向室町殿进献许多贡品，所以也起着填补幕府财政的作用。

对御成的实况，宋希璟有如下的记载：“六月十三日，王（足利义持）归甲斐殿（译者按：甲斐氏，管领斯波氏家臣）家。殿设馈奉物。”

接着，他对御成的习俗作了如下的解说：“日本此法乃（上一年定好）来年某月某日王归某殿家。其殿别构迎王之堂。其奉王之物，弓剑、鞍马、钱物，别求备畜，又求水陆之味，争相胜。其日，王归其第。主人率妻出庭迎之。王率武卫、管领等二、三人而来，主妇迎王上堂馈饷。夫于堂外接对宾客。王许入，然后乃入。王醉后入于浴室，主妇随入，去王身垢。此日本子孙相传之法也。”

由此可知，御成的日程是在前一年定好的，迎奉室町殿是家臣们竞相争取的差事。还有，家臣之妻作为接待的主角发挥的作用很大。

希璟还记下了魏天下面这段话：“今王以此法归于神堂（佛堂）直僧仇问珠家，如此饮浴，通其妻。还宫，入其妻为妃，生一子，使其僧改娶他妻也。”

造访某座寺社的室町殿，在和接待僧人的妻子发生关系、生下孩子之后，会把这个女人纳为侧室，让那个僧人另娶其他女性。

在此希璟赋诗一首，云：“修篁处处似名园，甲斐堂深设酒筵。迎主劝觞最奇事，扶桑风俗子孙传。”（128节）

宋希璟把如此的御成习俗当做“最奇事”，认为这会作为扶桑的风俗子孙流传。

2．日本奇事，游女与男色

宋希璟对自己观察到的作为“日本奇事”的性，有着如下的记述。

首先是对游女的记述：“日本之俗，女倍于男。故至于路店游女迨半。（中略）店女见行路之人，则出于路而请宿。请而不得，则执衣而入店。受其钱，则虽昼从焉。盖其州州村村皆边海缘江，孕其江海之气，故其生女颇有姿色。”

对于倾城（游女），在申叔舟《海东诸国纪》中可以看到下文这样极其相似的记述：“富人取女子之无归者，给衣食、容饰之，号为倾城。引过客留宿，馈酒食而收直钱。故行者不赍粮。”（《海东诸国纪》国俗）

回到《老松堂日本行录》，接着来看看希璟对男色的记述。“男子二十岁以下学习于寺者，僧徒髠去眉毛，以墨书眉，于额上涂朱粉。面蒙，被斑衣为女形而率居焉。”这段是关于稚儿的记述。稚儿指寺社、公家和武家等使唤的少年，希璟对寺院内被僧人当作男色对象的少年是如此记载的：“王（室町殿、御所）尤好少年，择入宫中，宫妾虽多，犹酷爱少年。国人效之，皆如王之好少年焉。其风土如此，故闻而记之。”

宋希璟称室町殿最好少年，而日本人尽皆同然。对此，他作了下面这首诗：“清江处处水为乡，游女争妍满道旁。且问王宫谁第一，涂朱粉面少年郎。”（137节）

3．喝食

宋希璟在深修庵中遇见两个美貌的喝食。据“深修庵二小娥”一诗，年龄大概10岁上下。希璟是这样记述“日本之法”的：“日本之法，童男女上寺不削发，着僧衣而吃肉，谓之可乙只（喝食）。其年至十四五，乃削发也。其土风，人生男女，则择善男女各一为僧尼也。”（146节）

喝食本是禅寺在斋食之时，向众僧高声报告用斋次序的小童，也叫喝食行者。后来，转而指代稚儿。

4．全念寺的僧尼

回程之中，宋希璟曾因风大而暂时滞留在赤间关。在此，希璟再次探访了全念寺（去程时对全念寺全无记载）。他对全念寺有下面这样一段解说，是关于寺内僧尼的。“一寺内，僧东尼西而居。殿内尼西僧东而坐。常时念佛，夜则隔置经函而宿焉。”（井原2009）

从念佛这一点来看，全念寺像是时宗寺院的样子。村井章介先生在替《老松堂日本行录》校注本作注时，据《游行上人缘起绘》中“为避男女之爱之烦恼，于僧尼两者间置十二箱”这段文字，指出这经函是时众所持物品中的“十二光箱”。宋希璟记录了僧尼用它们将佛殿分隔为东西两边睡觉的情形。

希璟观察完寺院的样子便回到了船上。不多久，来了一个叫做三甫罗（三郎）的人。这个三甫罗系居住在全念寺门前的朝鲜人。

希璟向三甫罗询问寺里的内情：“此寺僧尼乃于佛殿内常时同宿，其年少僧尼无乃相犯乎？”三甫罗笑答：“尼孕儿则不居，归其父母家，产后还寺，卧于佛前。三日后，众尼来请，还入本坐矣。”寺内同住的僧尼之间是有发生性关系的，尼姑怀孕后回到本家生产，产后再回到寺里，恢复出家生活。希璟对此的解说是，“称念佛寺、阿弥陀寺如此寺，则处处皆僧尼佛宇内同宿焉”。

随后，希璟吟了下面这首诗：“击铮念佛经，开户见人家。尼室昏灯挂，僧窗晓月斜。天秋来岛屿，海曙出云霞。桑域多奇事，津留上汉槎。”（168节）希璟此诗的上阕咏颂的是全念寺的情景，并述怀道：“桑域多奇事。”

三　朴瑞生的复命书与文化交流

朴瑞生字汝祥，号栗亭，1407年在科举考试中合格，历任兵曹佐郎、集贤院副提学、工曹参议和判安东府事等职，世宗十年（1428）十二月，被任命为日本通信使，与副使李艺一同来日。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吊问在1428年逝世的室町殿足利义持并庆贺新任将军足利义教即位。世宗十一年（1429）六月，瑞生在京都晋见义教之后，于十二月归国。这次，足利义教向瑞生传达了请求朝鲜代为转奏日本希望遣使入贡大明的愿望，但朝鲜方面并没有这么做。

瑞生在归国后向世宗提交了一份有15条的长篇复命书（《世宗实录》卷46，十一年十二月乙亥条）。这里面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朴瑞生所观察到的日本社会，还包含了朴瑞生基于滞日体验向世宗提出的建议。秋山谦藏曾经注意过这份复命书，并对其做过介绍。（秋山1935）笔者想对这份复命书的部分内容做一介绍。

（一）钱的普及和市场

朴瑞生对钱在日本的普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例如，他介绍说，在日本从国都（京都）到沿海地带，钱的流通胜于米、布，纵使行千里之路，若带缗钱（さしぜに）则无携粮之需，路边客栈竞相招揽过客。他还指出：“至于土田舟车之税无不用钱，故使钱之术广而人（旅客）无负重（米、布）致远之劳矣。”

申叔舟在《海东诸国纪》的日本“国俗”之项也提到，在路边茶铺花一文钱便能喝一碗茶及市、店之事。他还记录了“故行者不赍粮”，即“旅行之人无须携粮，只须有钱便可”这样钱在当时的普及情况。

日本中世使用的主要货币是从中国来的渡来钱。中央开有四方形的钱孔，其周围刻有四字钱铭的圆形铜钱，1枚钱是1文。渡来钱中最多的是北宋钱。

钱货在原则上以缗（さし、钱串）的状态使用。用绳子从钱洞穿过，大概以每100枚（100文）为标准串成一串使用。但以97文当100文使用的所谓省百在当时属一般情况。一文价值大概和当今的一枚一百日元硬币相当。

另一方面，随着钱货流通的扩大，日本对中国钱的需求增加，钱的绝对数量变得不足。为此，日本用输入的中国钱翻成钱模，开始使用模铸钱。在14世纪前半叶之后，模铸钱在全国范围流通起来，其中也有没有文字的无文钱。这些模铸钱会和精钱中国钱串在一串使用。

瑞生关心日本钱的流通情况的背景是，1423年朝鲜王朝开始铸造取代楮货（纸币）的朝鲜通宝。但实际上，朝鲜通宝并没有流通过，朝鲜仍然和以前一样用布匹作为基准货币。（须川2001）因此，瑞生在观察了钱在日本的流通进展情况之后，向世宗提出了以下这些使钱流通起来的施政意见。

（二）桥

在与钱的普及相关的事物当中，朴瑞生注意到了“关梁”也就是桥。

“关梁则大江设舟桥，溪涧设楼桥。其傍居者掌其桥之税，今（经）过客人纳钱十文或五文，酌其桥之大小而纳之，以为后日修补之资。”

所谓舟桥是用多艘舟船浮在水面，在横梁（桁）上铺上桥板架成的桥。对于舟桥的架法，瑞生作了以下的解说：“以竹为大索系于两岸，削全木为舟镫于竹索下，于舟上立柱，架梁排板成桥。”

他还记载了“津吏”从过桥的人那里征收“过涉之税”，充作将来桥梁损坏时候的修补之用。

在日本中世，朝廷和幕府等公权力对桥梁的整修是不完全的。为此，僧侣常进行劝进，从许多人那里募捐，用这笔资金来整修桥梁。从瑞生上面的记述可以看到，虽然公权力的参入并不明确，但却存在以征集桥梁修筑费用的名目向过桥的人征税的机制。瑞生指出的“桥税”可能就是在《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记载的“狛桥赁”和“宇治桥赁”[文明十七年（1485）七月十一日条，后者见于明应六年（1497）正月二十八日条]这样的“桥赁”。（相田1943）

根据日本的这些情况，瑞生向世宗提议在朝鲜的汉江和临津江上像日本一样架桥征税，作为桥梁损坏时的修理费用，从而使钱的流通活性化。这里，朝鲜王朝的意图是把桥梁的整修和征税的事情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在以国家主导为意图这一点上与日本的情况形成对照。

（三）市

接着，来看一看瑞生关于市场的记录。“日本街市之制，市人各于檐下用板设层楼，置物其上。非惟尘不及污，人得易观而买之市中。食物无贵贱，皆买食之。我国之市，则干湿鱼肉等食物皆置尘土，或坐或践。”

瑞生提出了仿日本之例，在汉城的街市上构檐置棚，把商品置于其上等建议。由此可见瑞生积极地想要把日本市场的优点引进朝鲜的态度。可有的使节虽同样观察过日本的市场，却作出了和朴瑞生迥异的评价。

加入1443年通信使卞孝文一行来日的李仁畦在1479年接受国王成宗关于日本社会风俗的询问时候，对市场和交易作了如下的说明：“市肆颇类我国，然土瘠民贫，所贸之物不过海错。其妇女被发为饰，涂以冬柏油，昼聚为市，夜则淫奔，以资生业。”

值得注意的是，李仁畦把在市场贩卖海产品当成日本贫穷的表征，还注意到了聚集在市场中的游女。

对于成宗“有水牛乎”的提问，仁畦的回答是：“无之。其国无物产，凡物多贸于南蛮而用之。只有黄金，其直与我国无异也。”（《成宗实录》卷101，十年二月丙申条）

如此，虽然李仁畦和朴瑞生一样看到了日本的市场，可是强调的都是其不好的方面，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想要学习日本的态度。各使节由于关心不同，观察的内容和评价便大异其趣。

（四）水车及其造法

朴瑞生还注意到了日本的水车。“日本农人，有设水车斡水灌田者。使学生金慎审其造车之法。其车为水所乘，自能回转，挹而注之，与我国昔年所造之车因人力而注之者异矣。但可置于急水，不可置于漫水也。水砧亦然。臣窃料之，虽漫水，使人踏而升之，则亦可灌注矣。今略造其形以献，乞于各官可置之处，依此造作，以助灌溉之利。”

朴瑞生所见到的日本水车是自转扬水车（后引朝鲜史中作“自斡之车”），利用水流使水车旋转，将水汲上，导入装在水车上部的水管（樋）中的设施。可以认为，这和《徒然草》第51段中的引取龟山殿池水的水车，以及《石山寺缘起绘卷》中描绘的水车是同一种装置（宝月1943、今谷1992）。恐怕金慎是在日本绘成水车图，然后带回朝鲜的。

对于瑞生条陈的建议，世宗国王命令礼曹让议政府和各曹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应在各道尝试造置水车（《世宗实录》卷46，十一年十二月乙亥条）。

朝鲜虽有用人力驱动的水车，但却没有像日本那样用水流驱动的水车。因此，世宗想将其引进朝鲜，但没有取得想象中的进展。世宗认为“上自中国，下至倭邦，皆受水车之利，岂于我国独不能行”，于是下令选任担当官员，派往各道进行调查（《世宗实录》卷52，十三年五月庚辰条）。

此后，成为工曹参议的瑞生再次就水车的问题提出建言。其要点有：①日本的“自斡之车”既优于中国的水车，也优于朝鲜的“踏升之车”；②虽然令工人制造了“自斡之车”，但因为工人无法完全理解学生金慎的话，所造之水车不能用；③向世宗说明了“自斡之车”的造法；④于是，世宗下达了上述内容的谕旨，又给金慎下令，希望他改进水车的造法。世宗命令瑞生和金慎，令工曹匠人造作水车，进行试验（《世宗实录》卷52，十三年六月乙未条）。

由于朴瑞生的上述建言，在各地都造出了倭水车，但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1433年，左承旨金宗瑞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本国土性粗疏，泉水污下。虽百倍其功，一日所灌，不过一亩，而功辍则渗漏。”在实际的调查中，使80余人整日操作水车，其所灌溉的田地还不到一亩，而且水全都渗漏进了地下。于是，世宗召还了各道的敬差官，废止了所有的人力水车，只保留了“自激水车”。结果，朴瑞生提议引进的日本水车（倭水车）在朝鲜未能得到普及。

结语

最后，笔者想对以上有关朝鲜王朝向中世日本派遣的使节的论述来做一下概括。

（1）有关中世朝鲜使节的主要史料是朝鲜史料。其中的私人著作有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和申叔舟《海东诸国纪》。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收有以朝鲜使节的复命书为主的“归朝报告”。

（2）对于在宋希璟《老松堂日本行录》中所能看到的中世日本的各种情况，笔者着眼于外交、日本、海贼和性风俗这四个方面。外交方面，围绕对马岛的归属来和朝鲜交涉的不是室町幕府，而是对马的实力人物早田左卫门太郎。希璟抵达京都后，被幕府勒令寄宿在京都郊外的深修庵内。希璟还在海上遇见了被渔夫使唤的被虏中国人，在京都受到了中国人通事魏天的接待。关于海贼，希璟记述了上乘的习惯，由此可知，在室町幕府管辖不到的海域，海上的秩序不是由幕府，而是由海贼的自由救济来维持的。在性风俗方面，希璟注意到了将军御成、游女与男色、喝食、住在全念寺佛殿中的僧与尼。

（3）对于朴瑞生的复命书，在关注其文化交流的方面同时进行探讨。朴瑞生对在日本流通的中国钱给予了深切的关心。他指出在日本存在以桥梁修理费用的名目向过桥者征税的机制。他向世宗提议在朝鲜的汉江和临津江上架桥征税，在桥损坏的时候用修桥费用的办法使钱的流通活性化。他也注意到了日本市场的优点，建议在汉城的街市上“构檐置棚”，在上面放置商品等等。他还注意到了日本的自转扬水车，向世宗提议将其引进朝鲜。尽管世宗下令在各地建造日本水车，但对其的推广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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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大学　张子平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