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这八位作家，因在古文创作上成绩卓著，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在本书中的作者介绍部分已经略讲了一些，这里就相关的情况再作些补充。

“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呼，可以追溯到明初朱右编的《六先生文集》（一名《唐宋六家文衡》，实际收录了八家文章）。明代中期，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古文家推崇八家的文章，形成了一个古文流派——“唐宋派”。其中的茅坤遴选八家古文，编成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八大家”之名由此正式确定下来。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先秦时代就已涌现优秀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以降，政论文得以繁荣，《史记》的诞生，标志着古代散文出现了一座高峰。到了魏晋南北朝，骈文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骈文讲究声律、对偶、用典，在艺术形式上堪称精美，也出现了不少佳作。然而，一些作家过分追求词藻的富丽，使这种文体日益陷入形式主义的窠臼。

从唐代前期开始，陈子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梁肃等有识之士相继起来反对骈文、提倡古文，但基于种种原因，未取得明显成效。“安史之乱”后，思想领域兴起儒学复兴思潮。与之相伴随，在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倡导了文学领域的革新，即文学史上著名的古文运动。他们主张用一种先秦和西汉时代曾经盛行的、以单行散句为主的文体取代内容空疏的骈文。由于这种文体时代较久远，就被称为“古文”。韩、柳不仅提出一系列鲜明的古文创作主张，更以其数量众多、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古文作品享誉士林。在他们周围，团结了李翱、皇甫湜、刘禹锡等一批古文作家。遗憾的是，古文兴盛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韩、柳的后继者创作能力有限，他们只知尽力模仿韩愈奇崛的文风，而不能自铸伟词，写出器局宏大、构思新颖的古文力作。因此，晚唐时期骈文复炽，古文运动的任务没有彻底完成。

到了宋代，朝廷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为古文的重新繁荣提供了契机。宋初即出现了柳开、王禹偁等提倡古文的作家。当时流行于文坛的是雕章琢句的“西昆体”时文。石介等文人极力抨击这种文风，可是矫枉过正，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措辞怪异、佶屈聱牙的“太学体”古文。欧阳修扭转了这种古文创作中的不良倾向，使宋文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欧阳修早年就为韩愈的文章而倾倒，踏上仕途后更是学而不厌。他明智地抛弃了韩文“怪怪奇奇”的一面，继承了其部分作品平易的特点。在不断提高古文创作水平的同时，他还尽力从多方面保证古文的主导地位。他发现了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古文创作人才，并在科举考试中，运用主考官的权力竭尽所能地奖掖后进，提倡古文。正是因为后继有人，宋代没有出现像唐代那样骈文复炽的情况。欧阳修的后辈中，苏轼是最杰出的一位。他早年的应试文章已让人刮目相看，后期历经磨难，又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奠定了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局。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四人，成就虽不及苏轼，但在古文运动中功不可没，在当时亦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这八人被称为“唐宋八大家”，反映了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为后世所公认。

自茅坤采用“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以来，出现了不少选录八家古文的选本，较为著名的有清代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清代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这些选本各有特色，也扩大了八家的影响。但是，由于编选者个人好恶等因素，各选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韩愈文60篇、苏轼文26篇，曾巩文却达128篇，这样的选文比例虽反映了编选者个人的兴趣，但毕竟与八大家中各人实际成就的高低不相符合。这也说明，编选唐宋八大家文的工作还是值得今人再去尝试的。

本书选录八大家文共78篇，其中韩愈和苏轼各16篇，柳宗元和欧阳修各13篇，王安石7篇，曾巩6篇，苏洵4篇，苏辙3篇，这样的选文比例或许是比较合适的。每篇选文都附有白话译文，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译文力求准确流畅，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对于文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等专用名词，以及少数难字，则略加注释。因为已有译文，注释就尽量简明扼要。每一篇文章最后，都有一段品读文字，以简练的语言说明文章的主旨和艺术特色，不求面面俱到，却体现了评注者最直观的阅读感受。本书一定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方笑一
2001年8月于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