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1935年夏，汪曾祺在高邮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家人决心让他继续上高中。汪曾祺想考扬州中学，又想考常州中学，但最终还是考了江阴南菁中学。南菁中学是江南一带名气很响的中学，这所创立于1882年的老牌中学，过去叫南菁学院。创立以来，出过不少名人，共产党、国民党还有其他民主党派的都有。像民国初期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等等。专家学者更多，如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家人送汪曾祺去报考南菁中学，还因为祖父与江阴的一些商店有业务往来，让他在这里读书，生活上也好托熟人照应。
汪曾祺进入南菁中学之后，很快发现初中学习阶段那种宽松的特别有利于他的文艺爱好发展的气氛，再也不见了。这个学校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老师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科学救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为了促进学生数理化水平的提高，三日一小考，五日一大考，加上期中考试、学期考试，直压得学生连喘气的工夫也没有。与此相适应，学校对英文也抓得很紧。这一切对汪曾祺压力很大。他不得不把心爱的文学暂放一旁，而拼命攻读数理化，以求勉强跟上，不致落后太远。至于英语，本来小学六年级就有英语课，初中更是主课之一，但汪曾祺一直没有好好学，加之上初三时教英文的是校长，他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什么委员，用的教材又是《英文三民主义》，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在南菁中学教汪曾祺英语的，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吴锦棠先生。他的英文水平很高，无奈汪曾祺英文基础太差，仍是跟不上。尽管如此，他每次考试居然顺利及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吴先生糊涂。吴先生原本英俊潇洒、洋气，他的夫人是个美人儿。后来夫人不幸病逝，他受了刺激，不仅人变得很邋遢，脑子也糊涂了。课依然讲得好，但考试时，他给上一班出的题目忘了，给下一班出的题目还是那几道题。月考、大考，都是这样。学生们知道了，就把上一班的试题找来，到时总可以应付，而且吴先生心肠特好，学生的答案即使文不对题，只要能背下一段来，他也给分。
因为学习紧张，汪曾祺不再画画，也没工夫唱青衣了，但他仍买了一本《词学丛书》，课余常抽空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第一次离家出外求学，紧张学习之余，每逢端午、重阳等节日，总不免想念家乡。宋词大都是抒情的，又以写离别居多，这恰恰和少年易有的无端伤感情绪相吻合。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姜白石的“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王安石的“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这些千古传诵不衰的名句，直读得汪曾祺双眼湿润，惆怅不已。每每诵读默写之后，不仅使他的思乡念乡之情得到一次宣泄，这些词意还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心灵深处，以至他在日后的小说里时不时显露出一点隐隐约约的哀愁。
假如汪曾祺一直在重视数理化、轻视文史的南菁中学读下去，还会成为日后的文学家汪曾祺吗？这很难预料。但高二以后的一场民族灾难使得他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他也因此得以摆脱数理化、英语等对他的巨大学习压力。1937年暑假后，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连高邮城也待不下去了，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在这个村中的小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
乍从城里来到乡村小庵，简直像到了世外桃源。小庵建在一片高地上，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个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一尊弥勒佛，两旁的对联是：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使汪曾祺感到新鲜的是，庵本来是尼姑住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这个庵住的是和尚。更使他感到新奇的是，人的七情六欲，和尚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这里的和尚也有老婆，也打牌、杀猪，甚至还会唱情歌。在意外地揭开那道神圣的帷幕，深入地了解了和尚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之后，汪曾祺同时有机会了解到普通农民既艰辛又安定平和的日常生活。离这个庵不远处有一户姓王的人家，这家住的地方像小岛，三面都是河，只西面有条路通小庵。王家三口人，王大伯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修水车、砌墙、烧砖、箍桶、绞麻绳……人很和气，一天到晚不声不响。王大伯是棵摇钱树，王大妈就是个聚宝盆。她精神得出奇，50岁了，两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他们有个女儿叫大英子，她的明秀的眉眼，开放爽朗的性格，优美而健康的身体姿态，都和城里女孩子不一样。汪曾祺觉得，她全身散发着一种青春的气息。不仅汪曾祺，祖父、父亲也渐渐喜欢上大英子，以至后来局势稍稍平稳些，汪家还特地让大英子当了看管汪曾祺弟弟的小保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