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继母的至爱真情，淡化了他三岁丧母的哀痛
汪曾祺的出生，给汪家带来欢乐和希望。满月那天，汪嘉勋给孙子相面，欣喜地认为：“这孩子五官端正，面目清秀，双眼透出灵气，将来必是有用之才。”汪家三个儿子中，汪常生早逝，没有后代。汪曾祺是三房的长子，这样，他便成了人们钟爱的对象，成了“惯宝宝”。因他皮肤黑，大家都爱称他为“黑子”。本地风俗，怕孩子长不大，从小给孩子认干妈，以消灾迎福，有些人家还给孩子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认为如此一来，鬼怪不敢扰乱，就万无一失了。汪曾祺出生后不久，家里为他认了好几个干妈，同时又为他在和尚庙、道士观里记名，来个双保险。汪曾祺的法名叫“海鳌”。他的父亲为了慎重，特别在书房中用一张八寸长五寸宽的梅红纸端端正正写上“三宝弟子求取法名海鳌”。两边各有一个字，一边是“皈”，一边是“依”。“皈”字比较生僻，一般孩子不认识，但汪曾祺长期耳濡目染，还没上小学就认识这个“皈”字了。
在全家关心呵护之下，汪曾祺健康成长。可他的母亲杨氏的身体自生过汪曾祺后，就一天不如一天，肺病日见严重。杨家是高邮大族，杨氏未嫁汪家前，就过着衣食不愁、安定平和的生活，她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读过书，练过字，直至她与汪菊生结婚后，依然不为柴米操心，过着闺秀式的生活。为治好杨氏的病，娘家人、汪家人找过许多医生，费过各种心思，可惜都收效不大。当时的医术不如今天发达，得了被人们称之为“痨病”的肺病，差不多就等于得了绝症。杨氏在自知病重难治后，只勉强抚养汪曾祺到断奶，就坚决独住在一间偏房里，自动和家人隔离，尤其不让人把汪曾祺抱去见她。世上哪有母亲不爱儿子的？杨氏为了曾祺这个“惯宝宝”的健康，这才下了狠心。1923年，杨氏终因病重不治去世，这时汪曾祺才3岁。他对生母的印象几乎一点都没有，甚至母亲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长大后才陆陆续续从家里人口中听说关于母亲的一些情况。他从姐姐巧纹那里了解到，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按理应该叫杨遵什么，可姐姐却说母亲叫“强四”。这使汪曾祺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是小名吗？也不像。从家里人的介绍中得到启发，汪曾祺依稀记起：父亲曾用一个煤油箱自制成有两个火口的炉子，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汤。他还想起来，有一次，父亲特地雇了一条船，带着他，陪母亲到淮安就医。汪曾祺记得，小船在途中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而船舱里挂了许多大头菜，大头菜的气味至今好像仍保存在记忆之中。
至于母亲的模样，汪曾祺一点也记不得了。长大后，他只能看母亲的画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姐姐很相似。父亲还曾让汪曾祺看过厚厚一摞母亲写的很清秀的大字，告诉他：直至母亲病倒之前，她还每天写一张大字。每逢看母亲画像，看母亲生前写的大字，汪曾祺就心中隐隐发痛，双眼湿润。特别是想到母亲病重后，不让人抱他去看望，汪曾祺就更增加对母亲不尽的思念。这件事，让汪曾祺刻骨铭心。他觉得，母亲真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伟大母亲，虽然她在自己3岁时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但她对儿子的独特的母爱将永远留在自己心中。
杨氏去世两年后，才28岁的汪菊生第二次结婚，5岁的汪曾祺有了第一位继母张氏。
张氏家是高邮南乡张家庄的一个财主。虽是财主的女儿，但张氏因幼年丧母、父亲很快再婚，她的生活并不幸福。她是跟姑妈一道生活长大的。姑妈夫家姓吴，她年轻守寡，领着两个儿子苦度光阴。因为吴家家境不富裕，姑妈住的是张家的三间偏房。稍懂世事的汪曾祺很快感觉出外公不喜欢继母张氏。最明显的是陪嫁妆奁不丰，首饰也很少，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戴上一点首饰，最好的也不过是一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张氏要带汪曾祺到外公家拜年，有意打扮一下，找了半天，换上仅有的一件灰鼠皮衣，连汪曾祺都觉得她一定很冷。还有，继母到了外公家，当然要去见外公外婆，但大部分时间却在三间偏房里和她姑妈在一起。聪明的汪曾祺一下子就感觉出继母与外公的关系并不亲热，关系很一般。
虽然自己在困境中长大，但张氏到了汪家后却十分关心“前房”杨氏丢下的孩子。这倒不是为了做样子给人看。她知道后娘不好当，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用耳朵听着。更重要的是她亲身体验过没娘的苦处。她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并认真按照《女儿经》宣传的道德规范做人：“张家长，李家短，别人是非我不管。”有时她也念《金刚经》《心经》《高王经》，这都是为她的姑妈念的，她忘不了姑妈对她的领养之恩。难得的是张氏一过门就把“前房”的三个孩子当成亲儿。三个孩子的吃饭穿衣，她照顾得妥妥当当，什么时候都将三个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汪曾祺的妹妹长了头虱，她煎了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不嫌脏，不嫌烦。三个孩子中汪曾祺尤得张氏的疼爱。汪曾祺上学了，她每天都亲自为汪曾祺穿衣戴帽，整理书包。有一次，冬天，汪曾祺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一扭一扭地回到家。张氏见了，二话不说，立即烧水给汪曾祺洗屁股，擦干净了，怕他受凉，又赶紧抱他上床，围上棉被坐着。她自己继续洗衬裤，刷棉裤，不但没有指责一句，还心疼地问个不停。每次张氏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两辆黄包车让他们坐。汪曾祺的姐姐、妹妹合坐一辆，汪曾祺则依偎在张氏怀里坐另一辆。当地有个规矩，姑娘回娘家，要让孩子手里拿着两根点着的安息香。70多年后，汪曾祺在一篇散文中深情而清晰地回忆道：“我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模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
这一切，汪家人看在眼里，孩子们记在心里，大家喜爱并尊重张氏。可惜好景不长，张氏结婚之前就有肺病征兆，咳嗽得厉害，结婚拜堂时，是用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强压住的。由于没有得到有效的医治，事实上当时也没有治肺病的良医妙药，加之结婚后家务增多，没几年，张氏终因肺病不治去世。才得到母爱的汪曾祺及其姐姐、妹妹，连同张氏生的两个孩子，一下子又都成了没娘的孩子。
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其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门外有壕沟吊桥。任氏与汪菊生结婚时，汪曾祺17岁，已经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他，叫他和姐姐到邵伯参加婚礼。婚礼一结束，汪曾祺便又回到学校读书。任氏娘对汪曾祺很客气，称呼他为“大少爷”。实际上汪曾祺与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特别是汪曾祺19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后，他与任氏娘有40多年没有见面。1981年秋，汪曾祺阔别家乡42年后第一次回家，任氏娘已75岁，这时她才不称“大少爷”，改称“曾祺”。虽然与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但汪曾祺对她十分尊敬，因为任氏娘与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长，那是漫长而又最艰苦的沧桑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