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0年8月12日。
这是极为平常的一天，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就在这一天，他蕴酿多日、初稿写于5月的《受戒》正式定稿，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在他准备搁笔的时候，他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四十三年前”，也就是1937年。那一年，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了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学习回到故乡高邮，此后又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现在，许多人都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就是汪曾祺初恋的梦，因为作者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明白无误地写道：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的姿态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见《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多人据此得出结论：所谓 “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就是指作者对小英子的思念。其实，这是没有仔细辨析而产生的美丽误解。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同样明白无误地以肯定口吻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父亲汪菊生）在一旁瞎出主意。” （见《多年父子成兄弟》，《福建文学》1991年第1期）这里说的“写情书”的时间明显在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受戒》中写的“菩提庵”之前，也就是说，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小英子”。
1935年夏，汪曾祺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暑假后即将读高三的汪曾祺，因日寇占领了江南，被迫回到家乡高邮，为不误学业，曾辗转就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等校，后战事日紧，不得不中断学习与祖父、父亲到高邮乡下逃避战火，这才有机会认识农村姑娘小英子。汪曾祺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的生活经历很少写入他后来的作品里，倒是他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的那两年发生的朦胧的初恋生活，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甚至难忘的记忆。1993年9月8日，时年已73岁的汪曾祺在一篇题为《我的世界（代序）》中这样写道：“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墩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永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 （见《汪曾祺说·我的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在汪曾祺自己写下的这段充满惆怅略带伤感意味的深情文字中，分明有一位不知名的初恋情人若隐若现。正是这段不常见的作者自述，证明早在认识小英子之前，初恋的情感已萌动在年轻的汪曾祺的心中。世上的事也真难预料，汪曾祺直到1997年5月16日离开这个世界，他确实没有“再到江阴”，但在他的生前，却见到当年与他一道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读书的女同学章紫；并且两人有机会一道回忆了当年的“朦胧”故事。多年来一直细心收集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经历的苏北，在题为《汪曾祺的迷人细节》散文中这样写道——
一个重庆的记者，曾因受命写一篇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叫章紫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看，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位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时（1936年）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书，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完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这期间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她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牢，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小胖手。这句我记得……”
在同一篇散文中，苏北还写道：
20世纪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章紫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章紫觉得，汪曾祺指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见苏北：《汪曾祺的迷人细节》，《读者》2017年第15期）
正因如此，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一文中断言：“小英子并不是他的初恋情人，这是可以肯定的。”（见《我们眼中的父亲——老头儿汪曾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1988年，汪曾祺在与香港作家施叔青对话时，施叔青当面问他：“……想到《受戒》，你说过是写你的初恋，一个几十年前的梦……”汪曾祺马上纠正说：“不是写我的初恋，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见《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我们只要仔细体会上述文字材料，特别是汪曾祺自己关于初恋的表述，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汪曾祺所说的“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其实是明明白白的文学梦。诚然，他在“菩提庵”躲避战火的半年中，因为认识了小英子而联想到自己的初恋，得以重温珍贵的朦朦胧胧的初恋的情感；但是，更重要的，也正是在这半年中，他确立了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见《自报家门》，《作家》1988年第7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追求真正的文学之梦，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对自己圆文学之梦更是充满期望，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未必能写，自己擅长的笔法未必能用，而自己又不愿意以文学跟风应景。面对这样的政治的、文学的现实，他内心不甘，却又只好无奈地搁笔。
文学梦！汪曾祺早在年轻时就萌发并最终确立的文学梦，这一天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到来呢？
他等啊，等啊，岁月飞逝、两鬓添霜、眼看花甲之年已经临近，就在汪曾祺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大地春回，圆梦的日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1978年，被世界称为引导古老中国真正开始走向春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巨大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具体到汪曾祺个人来说，他完全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获得了新生！如果没有新时期，他就只能被岁月的尘埃最终湮没于无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可能就没有留下那么多美文的汪曾祺！
《受戒》是汪曾祺的投石问路之作，他有意以这样一篇从题材到文风都别具一格的作品试一试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创作路子。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则因《受戒》的发表而得到积极的推动与改善，文艺界和广大作家从中得到一个确凿无疑的信息，期盼已久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春天已降临中国大地。
《受戒》的成功让汪曾祺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梦寐以求的圆文学之梦的日子真的在眼前出现了。他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见《关于〈受戒〉》）
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汪曾祺一生追逐文学梦，但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在他进入花甲之年后，他才迎来自己创作上的辉煌期。他一生写出4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90%写于最后的18年中。新中国成立前，他仅出书一种，即收有他初涉文坛后创作的8篇小说的《邂逅集》，总字数不足10万字；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他仅于1963年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羊舍的夜晚》（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总字数才4万字多一点。新时期给了汪曾祺真正的快乐宜人的创作环境，他复出文坛，可惜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即便如此，从1980年10月发表《受戒》到1997年5月逝世的短短18年中，他出书26种；而从他逝世到2018年底的20多年中，国内多家出版社竟争相出版汪曾祺的书超过200种，并且，这一出版势头还在继续，以致成了当今文学界、出版界一道靓丽的风景。这既可看出广大读者对汪曾祺作品的真心喜爱和深切怀念，更从一个侧面看出汪曾祺作品的深广影响及其长久的文学价值。
都说数字是机械的，但这些关于汪曾祺创作状况粗略统计的数字，是诗，是献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深情颂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