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治晋三年

第二章 治晋三年

一、订方针,理乱麻

张之洞浮游宦海二十年,没有经历州县、府、道、按察、布政等台阶,而由内阁学士直接提拔为山西巡抚,一跃步入封疆大吏行列,这在清代和平时期实属罕见。当然,这反映了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奕譞对他的信任和赏识。感激之余,张之洞即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陛辞,二十二日抵太原,二十四日接篆视事,可谓雷厉风行。

山西在太平天国战乱中本已残破,光绪初年又遭遇丁戊奇荒,此后两任巡抚曾国荃、卫荣光皆应对不力,民困政怠,积弊如山。张之洞此去,乃是收拾烂摊子,能否不负所托,上下皆有悬揣。应该说,他交出了一份出色答卷。

张之洞首先确定理政方针,认为:“当以课吏安民之道,先为深根固柢之图。垦荒积谷以厚生,节用练兵以讲武。”具体规划有清官累、厉廉洁、纾民困、查除蠹弊吏奸等。经过半年调研、实践,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张之洞奏称,整饬治理的关键在于培元气。国之元气在增加户口、开辟田地、政事有纪纲、经费赋税无侵盗,而不是聚敛吝啬;民之元气在官吏无苛扰,士农工商四民无游惰,而不是奸商牟利;官之元气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贤否不颠倒,功过有黑白,而不是滥恩和曲法。为此必须标本兼治。要务则有二十项: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徭、除累粮、储仓谷、禁罂粟,这六条“务本以养民”。减公费、裁摊捐,这两条“养廉以课吏”。结交代、核库款、杜吏奸、理厘金、救盐法,这五条“去蠹以理财”。开地利、惠工商,这二条“辅农以兴利”。培学校,此条“重士以善俗”。纾饷力、练主兵、遏盗萌、修边政,这四条“固圉以图强”。还对前八条分别附片详细说明。大意为:一继续垦荒,为此应推迟征收地丁钱粮以促进。二、清查登记地产。三、裁减州县差徭。四、禁种罂粟。五、裁减各州县应解公费银两,禁止馈送、水礼,严定章程,奏明立案。六、裁减州县常年摊捐十七款,以清官累。七、拟在包头、碛口等处建仓积谷以备缓急。八、将已移作善后之用前收各省赈款十五万余两提归正款报销。此奏被迅速批准,并得到“实心为民、洁己率属、深堪嘉尚”的称赞。

十个月后,他给李鸿藻信中称已略将全局看清,粗将线索寻着,可望渐入佳境。这些方针实行三年可使晋人获益,十至三十年之内获得最大成效。

二、整治官场

要治理好山西,关键要有一批得力的官员,张之洞因此不遗余力地整肃官场。

对于庸劣官员,严劾不贷。游击刘定邦原是代州棍徒,在口外归化城、萨拉齐等处开设粮店,由监生捐纳游击衔,即勾结官吏,倚势横行,陷害无辜,买空卖空,把持行市,前后坑害商民资本数十万金,鉴于当地官吏多为其收买,张之洞密嘱署大同总兵张树屏将其缉获解省,饬发太原府审讯,请旨革去职衔,以便严行惩办。光绪八年六月十二日,特参前藩司护巡抚葆亨、前冀宁道王定安贻玩民瘼、糜库款、收受贿赂等误善后之咎。

葆亨、王定安皆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光绪九年十月,又劾罢不职文武官员九人。九月初四日,以和顺县知县鲁燮光纵丁扰民,奏请革职。光绪十年二月,甄别武职,劾罢副将以下二十一人。力度皆不小。

张之洞参劾贪劣,力图肃清官场贪污等不正之风,还特别致力于消除致贪的根源。

州县原应是亲民之官,可是州县官搜括民众,除自润外,还要分割一大部分孝敬上司,以博取青睐,得到庇护。这又分为公开与秘密两种。暗中即为行贿。公开则为负担上司衙门的公费,山西名为“摊捐”。山西官场原来就有属吏向上司节寿送“规礼”的陋习,不过无定数,有时还会欠、减。葆亨用王定安之谋改为公费,明减暗增,将水礼一律改为实银,归并入向上司衙门提供办公费用的“摊捐”之中,公然檄催,促使大小官员进一步对百姓搜括,并趁机自润,从而造成贪污无法根绝,并且普遍化的现象。张之洞多次指出,州县官的最大负担莫过于摊捐,廉洁者也必然因之亏空。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即札令布政司永远裁禁陋规,传知全省本衙门旧有规礼如院署津贴、水礼、门包、桌饭、查库银两等一概不准呈送,以恤属官而维政体。他又认为只有上司特别是一省最高权力机关巡抚衙门带头拒礼、裁减费用,才能杜绝基层贪污的借口,清澄吏治。所谓“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为此,他率先垂范,声明“本部院受国厚恩,忝为一省文武诸官之长,堂堂诏糈本足自给,就令不敷惟当以俭养廉,亦断无取盈属官之理。”“总之本部院目击山西官穷民困,决意挽此颓风,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首先将巡抚衙门公费及一应陋规全行裁除,所有各署公费一并裁汰。减去各项浮费共计每年一千零八十七两。对公认的肥缺盐法道、河东道,他一再要求酌减公费,饬查盐务陋规,严禁滥放滥支库款。对发现的问题,予以严厉惩处。

整治的另一重点是官场“疲玩”,即懒政。他将这种状况概括为:一是懒,二是散,因懒成散,懒散之极,将有“鱼烂瓦解”之忧。深恶痛绝之余,除不断训诫外,更以身作则,树立勤政榜样。如他订立的上午作息表是:丑正二刻(夜一时半)即起,寅初(凌晨三时)看公事,辰初(七时)见客。希望一天当两天用,并长期坚持,以致被人攻击“起居无节,号令不时”。他不用幕友、文案,只慎选属吏,委以簿书笔札技术事务,事必躬亲,一切文件自己动手起草。告诫属吏至于“口舌枯涩,不能多言”,当然也被攻击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晋三年,他始终保持这种作风,光绪十年四月十五日离任赴京宿于直隶获鹿县时,还致函护理山西巡抚奎斌,交代河道修治等未尽事宜五十二条。

对于贤能之员,张之洞予以保荐、升迁,委以重任。他还不断访察属员,从中选拔人才。太原知府马丕瑶、阳曲县知县锡良等即是在其手中不断升迁的。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奏请将王文锦、李秉衡发往山西委用。李秉衡一到山西候补,即派充抚标营务处总办。于公牍中被其识拔的还有补用道高崇基、潞安府知府何林亨、平定州知州沈晋祥、霍州知州杜崧年、朔州知州姚官澄,候补直隶州知州俞廉三、方龙光,太原县知县薛光钊、阳曲县知县锡良、万泉县知县朱光绶等。四月二十日胪举贤才并附清单,称学习胡林翼的办法,共推荐中外文武官吏凡五十九人,其中京官张佩纶、吴大澂、于荫霖、李文田、朱逌然、陈宝琛等十四人;外官徐延旭、易佩绅、刚毅、游智开、黄彭年、孙凤翔、陈宝箴、刘璈、陈彝、李秉衡、陶模等二十九人,高崇基、马丕瑶也赫然在列;现任、前任口外八旗大臣可膺边寄者等锡伦、德平阿、依克唐阿、富陞、李云麟、升泰六人;武职张曜、宋庆、吴长庆、曹克忠、唐仁廉、郭宝昌、方曜、程文柄、程文和、宋得胜等十人。这些人不少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或某方面大员。

对疲沓不知振作者,张之洞“严檄教戒”,许其自新。他认为人才难得,当节取而磨砺之。

候补知县王炜鸦片烟瘾甚重,张之洞批示,必须惩戒,但考虑其文学优长,不忍遽行参劾,从宽暂行停职,勒令半年戒除。限期满如能断瘾,仍然委用,否则一参到底,绝不姑息。

对贤良的官员,张之洞能从实际出发进行宽待、优待。光绪九年候选州判陈庆恩禀告弥补已故嗣父任内未结清的欠款。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批示,这一亏欠是为了煮粥救济饥民,属因公欠账,而且该官官声甚好,自应不能累及后人,令清源局会同布政使核议予以清结。候补知县安颐因款目未能细加清厘,被张之洞奏请降级调用,仍留清源局办事,局事完毕,又因其任劳任怨,备极艰苦而奏请恢复其原官。

三、除弊端,培元气

张之洞在山西的行政,简单来说不外为两类,即除弊与兴利。

在除弊方面,除整饬官场吏治外,另一个重点是查禁鸦片。从入晋伊始,张之洞即沿途考察,得到印象是山西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而鸦片流毒尤烈。关于鸦片泛滥危害情况,他在给张佩纶信中断言“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鸦片嗜好者,乡村中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九,而吏、役、兵这三类属国家机器的人中几乎是百分之百。人人形容枯瘠,家家昼夜颠倒,迟睡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气象,犹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为国矣。”扭转此颓风刻不容缓,张之洞乃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禁种,从源头根绝,正本清源。十月发布禁种罂粟章程十条,谕示绅民:田地一律改种五谷、蔬果、桑棉一切有用之物,不准再种罂粟。倘若故意违反,概行拔毁,照例惩办,决不姑息。当年春夏间批复各府县禀查罂粟情形四十二件。对努力奉行且效果显著者予以褒奖,对蒙混欺饰者则严斥,并指示办法,督促官员认真推动。二是禁吸,将境内烟馆全部查禁,更着重禁止官吏吸食,通告后不断复查,参劾一批违禁者,以儆其余。并延医设局,帮助吸食者断瘾。禁、治结合,不乏人道关怀。

裁减杂税、差徭。清代财政腐败、官场贪污泛滥,因而对民众搜括不遗余力,各种苛捐杂税及差徭多如牛毛。张之洞决心予以清理。他一再强调,差徭为本部院治晋第一要事。要求各司道府于三日内将春秋例差、小钱、白役、保甲、契尾、盐当、烧锅、马匹等,还有虽非例差而等于例差者,如缉捕、钱粮、驿站、稽查、游勇等,一应查明核复。后又在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札解州等四十一州县减免徭役》中提出,除大差、兵差、流差等曾经明文规定者照旧遵办外,还要查清支差、酒席等有无借支民力,修理河渠、堤堰、衙署、仓敖、监狱等有无借助民财,衙署公所所需桌椅、瓷器、天棚及各项铺陈家具、木炭、米面、油肉、酒烛、纸张、铜锡铁器、鸡鸭蔬菜一切食物用物民间有无供给,州县下乡相验踏勘是否由百姓供应,沿途牵夫、杠夫民间如何派拨,岁科考试、月课童生、公务庆贺、招解转解赴省人犯、递送过境人犯及其他各事,是否派民支差,做到务必考虑民力,逼不得已者留之,可删者删之,可减者减之。

许多差徭实际会通过付费方式摊派,这是州县官寻租、贪污的重要抓手,张之洞当然洞悉其中奥妙,着意整顿。如介休县议定裁减差徭,从原来全年一万七千缗减为一万二千缗,而张之洞则将其减为共可摊钱九千二百余缗,且规定每年差费、局费、杂费并炭草等价所用总不得过八千缗,以便每年余一千二百余缗发商生息,藉备要需。此外裁革的还有骡马厘捐等,力度可谓大矣。

清理官员前后任交代,清库款、清仓谷,也是张之洞整顿吏治、整理财政的重要内容。山西财政不仅困难,而且管理混乱,弊窦丛生,两者互为因果,成为深不可测的“黑洞”。为摸清家底,张之洞设清源局清查库款,刊印清盘仓谷章程四条。规定未盘点的各处,接到此次章程五日内起,五千石限一个月,一万石限两个月,二万石以上限三个月,一律盘清。

清查的一个重点是各任官员的积案。按规定,前任、后任官员权力交接时要同时交接账目,但往往是一笔账目与钱款、仓储不符的糊涂账,其原因不外贪污、挪用所致,后任官或急于上任或迫于上司压力而被迫接受,离任时再依样画葫芦,此为官场通病而山西尤为严重,“上下三十年余,悬结八百余案。尘牍如山,官累如海,上亏国币,下累寅僚。”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十二月奏参交代不清官员,勒令限期清结。光绪九年正月,又命清源局制定交代章程,分为初限新案、二限新案、三年旧案、历年陈案四门,分别办法,严定期限,遵照执行。至光绪八年十二月底完成清查,查清实际库存银七十二万八千九百八十七两,较原报库储之数多七万余两,销去欠账五十万余两。光绪九年十一月,他向朝廷奏陈完成清查的情况,如释重负地宣称,从此以后,山西藩库除应还地方善后一项外,再没有债务纠缠的困扰。无论存多存少,滴滴归源,亦无名存实亡之弊。官不能蚀,吏不能欺,将设立会计簿,按年、月核计,巡抚、户部都能知数,可以随时查核,永远循守。

对兴利,张之洞也抓得很紧。在丁戊奇荒中,山西农业受到沉重打击,民众流离死亡的结果是大量田地被抛荒。张之洞在任内继续推进灾后几任巡抚所实行的垦荒。光绪九年三月,他札善后局派员查勘荒地,分别继续豁免税收和重新开征地丁钱粮,规定分别查清有主、无主、停征三年、四年情况,特别是新荒地亩从前清丈时有无遗漏、误报、代认无领、已领未垦者,以推迟征收钱粮而宽舒民力,还采取“押荒”的办法调动垦荒积极性。对在垦荒中不体恤民众的官员则严劾不贷。

与此同时又积谷备荒。他在下达各厅州县劝办设仓积谷备荒的公文中说,山西省丁戊大灾时赤地千里,流亡过半,虽然各省捐助不下千余万金,也难满足需要的十之三四。所以“救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要求因势利导,广建社仓、义仓积谷,制定了相关章程十一条。

张之洞也重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鉴于山西沿黄河、汾河一带适合种植棉、桑,他又设棉桑局,招募苏州织绸机匠来晋教授纺织技术。盐业是山西的重要经济来源,潞盐一直畅销中部西北各地,但咸、同以来一蹶不振。张之洞整饬盐务积弊,采用借发盐商本银试销潞盐积引等方法,重振山西盐业。对于也是山西重要资源的铁,他也发银招徕铁商,拟大举开发铁矿,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奏晋铁运销请变通成例改从天津出海,以减少成本。光绪十年正月,张之洞筹议采矿炼铁。为促进流通,他又筹议加铸制钱。鉴于云南铜业萎靡,他饬宝晋局试运洋铜满足需求,此举更与洋务活动相联系了。

山西是华北平原的“制高点”,四周境内太行、五台、王屋各山环峙,奇峰耸立,层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极为艰难。丁戊奇荒时,晋省一度饿殍遍野,与运道不畅、赈粮常难及时到位不无关系。有鉴于此,更因发展工商业的需要,张之洞对山西交通建设极为重视,重点修治了四天门、韩侯岭道路。四天门路西起榆次县什贴镇,东迄获鹿县土门口,共三百八十余里,沿途劈山填谷,开渠筑堤,内种桑麻,外植杨柳,车辆可并轨而行。东天门修治旧路后,又在山麓开辟新路七里,以利通行。韩侯岭为晋南驿路最险要处,自坡底镇起至霍州北关共九十里,分十一段施工,兼用土石,镶石磡,开水道,筑护栏墙。此外,自潞安府西至洪洞县曲亭镇开路三百五十里,潞安府东北至黎城县东阳关开路一百四十里,平遥县东关至沁源县赤石桥开路八十里,偏关至朔州秤沟开路一百二十里,皆商旅所必经而以往不通车辆之地。修四天门、韩侯岭两路主要动用营兵、间雇民夫,费用只有三万余两。余路由地方集资兴建,竣工后对通往货物车辆收费,由绅士经管,作为日常维修费用。道路通畅后,险途变坦荡,人员、货载络绎不绝,对晋民生计,大有裨益。

对山西境内的汾河、文峪河、瓷窑河等水利工程,张之洞也十分关注,一直选员筹款,积极修治。

山西元气初复后,张之洞也不忘曾在丁戊灾荒中支援山西、此时遭遇水患等灾的山东、直隶,皆拨款筹济,并倡导各官捐助,他自己即两次各捐银二千两。

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张之洞一如既往,努力发展文教事业。他大修贡院,推广学校,又创办令德堂书院,选通省高材生肄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延聘洪洞同治壬戌进士王轩为主讲,乡宁同治甲子举人杨笃、闻喜,光绪丁丑进士杨深秀为襄校。教学方针:汉学、宋学并重。又命冀宁道详议令德堂办学章程,以期经久。

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

作为忠实臣僚,张之洞行政的根本目的,是巩固清王朝在山西的统治,他采取的各种措施,也确实行之有效。

张之洞任内重视山西军队的整治。严禁营务积弊,规定将官凡有不恤士卒、扣减饷银、物资者从严参办,决不姑容。入晋不久他委任赏识的知府李秉衡统带精兵马步三营。同时改革山西绿营,定营制十二条,裁汰员额三分之一多,减额加饷,改为练兵,练习使用火器。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惜筹措巨款购买外洋军火,装备训练晋军。

山西有七厅在口外内蒙地区,属边防。张之洞曾谋划对边疆的改革,中心是开垦这七厅蒙地,按内地编籍升科、屯田练兵,曾指令归绥道绘制口外七厅全图,编制了自归化城东至丰镇,西至和林格尔的大致规划。光绪九年九月奏请变通边缺,改口外七厅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通判,兼用满汉。他加强巡边,慎重处理蒙、回、汉等民族矛盾,认为应恩威并用,既不可孟浪,也不可因循延误,以免激化矛盾,酿成事端。但因张之洞不久离任,这一规划未能完成,而民国时期在蒙地实行的办法,大体也借鉴了他当年的许多举措。

继续实行就地正法制度。就地正法,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曾国藩创立的不经过正常、繁琐的司法程序,由大吏任意迅速杀人的恶政。此时太平天国覆灭已近二十年,但地方督抚们仍然乐此不疲,一再抵制清廷为维护中央集权而要求停止此制的主张。张之洞更为积极。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奏陈通行保甲法,并请定就地正法章程。理由无非是山西盗匪猖獗,治安堪忧,不续行此政无以有效镇压暴民,要求对具有持刀械军火、三人以上、行劫二次、行劫致伤事主、拒捕伤人、入城行劫赃数较多、牵线窝赃二次等七种行为之一,即由州县官将供词禀报巡抚,经该管道府或省派道府大员前往提讯,供证确实,即准就地正法。

他更从理论上阐明其必要性:“夫弭乱于既兆,不如防患于将然。”山西位置重要,情况复杂,“养痈伏莽,臣实惧焉。”惩暴安良两者一致,惩治暴民,就是保护良民,地方官只要平时在讼狱、赋敛时稍存公正良心,不虐待拖累平民,则一省之中一年之内所保全生命者已不下数百千人,比让这几十名匪徒苟延残喘要仁爱得多,这才是真正的“慎重民命”。

张之洞手迹

另一方面,他则要求官员认真审理命盗案件。由于盗案比较难破,而朝廷又将破案与对州县官的考核挂钩,所以清代官场一直存在“讳盗”的通病。山西情况更加严重,甚至对连发多起劫案、一案有数十人,地方官都隐匿不报,希图侥幸。张之洞心知肚明,一再严饬各级官吏不得讳盗,更要求对命盗案件的审理要认真负责。光绪九年正月十七日札臬司通饬各属审理命盗案件不得删改口供,保证材料真实,指出山西州县官的恶习是,所有刑案多系捏改情节,编造供词,甚至死者本是徒手,却诬蔑是“拼命”,伤者已倒地而诬称为去“拾石”还击,各案表述如出一辙,“以致惨死者受诬,行凶者幸免。”对惯于兴风作浪的讼徒,强调也要严加惩治。

落实保甲制。他认为山西近年盗风日炽皆因风气怯弱,人情懈散素无警备所致,归根到底是无组织所致,因此令地方官组织城乡居民举办“守助约”:以十家为一牌,举一人为牌长;同在一社庙办事者为一社,社长即为约长;一村有数社者举一人为总约长。每名丁壮备器械一件,每家备铜锣等响器一件,设岗巡逻,如有盗劫,一家鸣锣四邻响应,一街鸣锣阖村响应。各村听到必须响应和出动协同,或前往会拿,或于要路拦截。又在与直隶、河南两省交界调派兵勇于南北两路分段巡查。

四、初涉洋务

光绪初年,洋务运动正逐步发展。在山西任内,张之洞开始关注洋务。

山西是列强重点觊觎的内陆省份,入晋考察、传教的洋人络绎不绝,鉴于其中不乏非法或手续不全的入境者,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四月奏陈洋人游历腹省应由总理衙门知照,以维护主权和法制的统一。这当然也是为减轻自身的压力。

他还认识到,山西民教交涉事件日渐繁多,且多为教曲民直,又皆无关传教的地方事务,而原因在于教民依势生衅,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主教背后又有驻华公使撑腰。更使他头疼的是,教士们动辄绕过各级官员,直接向巡抚衙门投信。针对这一弊端,他专门设立教案局,派冀宁道专司其事,规定遇有教案令教堂致函该局,由其根据事实和条约分别准驳,对不经该局直接向巡抚衙门交涉者则不予理睬。饬令各州县遇教案要秉公处理,对不法刁恶的教民驱逐出境,惹是生非的教士责令主教撤换,安分讲理的教堂则予以嘉奖。他总结称,只有使公使不受主教蒙蔽、教堂无所依恃,不能干预诉讼,民、教自然相安无事,以免激成众怒难以收拾。

洋务运动的重点是引进西方的装备,学习科学技术。张之洞也于省城设洋务局,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的人士,广为招募对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洋务知识有造诣者,并试造机器,购买西方纺织、耕作设备。张之洞还特地召见在晋活动的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支持他在太原组织每月一次的演讲会,向士人、官绅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并饬令各司局讲习洋务。其对洋务的兴趣和魄力,已初见端倪。这对他此后在粤、鄂的建设,有重要引领作用。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七日,张之洞应召回京,迅即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结束了他在山西的行政生涯。治晋三年其政绩如其幕僚许同莘在《张文襄公年谱》中所总结的:将一个“官积累,民积困,军积弱,库积欠”的烂摊子,变为“民有余粮,官有余力。”但还有许多计划未及实行。当然,他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时常心忡气喘,鬓发多白,显得未老先衰了。

但更应看到,这三年张之洞所获更多:不仅取得了封疆大吏的宝贵经验,更进一步得到了清廷,特别是慈禧的激赏,认为其居官谨饬,操守清廉,积极肯干,才堪大用,足供驱策。从此张之洞官运更加亨通,几乎步步高升。

  1. 《全集》第83页。
  2. 《全集》第2299—2301页。
  3. 《全集》第2315页。
  4. 《全集》第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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