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门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出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的我颤抖不已。
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受惊的孩子睁大恐惧的眼睛，他的脸形在黑暗里模糊不清。那个女人的呼喊声持续了很久，我是那么急切和害怕地期待着另一个声音的来到，一个出来回答女人的呼喊，能够平息她哭泣的声音，可是没有出现。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当初自己惊恐的原因，那就是我一直没有听到一个出来回答的声音。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战栗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
紧随而来的另一个记忆，是几只白色的羊羔从河边青草上走过来。显然这是对白昼的印象，是对前一个记忆造成的不安进行抚摸。只是我难以确定自己获得这个印象时所处的位置。
可能是几天以后，我似乎听到了回答这个女人呼喊的声音。那时候是傍晚，一场暴雨刚刚过去，天空里的黑云犹如滚滚浓烟。我坐在屋后的池塘旁，在潮湿的景色里，一个陌生的男人向我走来。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走来时黑衣在阴沉的天空下如旗帜一样飘荡着。正在接近的这个景象，使我心里蓦然重现了那个女人清晰的呼喊声。陌生男人犀利的目光从远处开始，直到走近一直在注视着我。就在我惊恐万分的时候，他转身走上了一条田埂，逐渐离我远去。宽大的黑衣由于风的掀动，发出哗哗的响声。我成年以后回顾往事时，总要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惊诧自己当初为何会将这哗哗的衣服声响，理解成是对那个女人黑夜雨中呼喊的回答。
我记得这样一个上午，一个清澈透明的上午，我跟在村里几个孩子后面奔跑，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和迎风起舞的青草。阳光那时候似乎更像是温和的颜色涂抹在我们身上，而不是耀眼的光芒。我们奔跑着，像那些河边的羊羔。似乎是跑了很长时间，我们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庙宇，我看到了几个巨大的蜘蛛网。
应该是更早一些时候，村里的一个孩子从远处走过来。我至今记得他苍白的脸色，他的嘴唇被风吹得哆哆嗦嗦，他对我们说：
“那边有个死人。”
死人躺在蜘蛛网的下面，我看到了他，就是昨天傍晚向我走来的黑衣男人。虽然我现在努力回想自己当初的心情，可我没有成功。回想中的往事已被抽去了当初的情绪，只剩下了外壳。此刻蕴含其中的情绪是我现在的情绪。陌生男人突然死去的事实，对于六岁的我只能是微微的惊讶，不会出现延伸的感叹。他仰躺在潮湿的泥土上，双目关闭，一副舒适安详的神态。我注意到黑色的衣服上沾满了泥迹，斑斑驳驳就像田埂上那些灰暗的无名之花。我第一次看到了死去的人，看上去他像是睡着的。这是我六岁时的真实感受，原来死去就是睡着了。
此后我是那么地惧怕黑夜，我眼前出现了自己站在村口路上的情景，降临的夜色犹如洪水滚滚而来，将我的眼睛吞没了，也就吞没了一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躺在黑暗的床上不敢入睡，四周的寂静使我的恐惧无限扩张。我一次次和睡眠搏斗，它强有力的手使劲要把我拉进去，我拼命抵抗。我害怕像陌生男人那样，一旦睡着了就永远不再醒来。可是最后我总是疲惫不堪，无可奈何地掉入了睡眠的宁静之中。当我翌日清晨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活着，看着阳光从门缝里照射进来，我的喜悦使我激动无比，我获得了拯救。
我六岁时最后的记忆，是我在奔跑。记忆重现了城里造船厂昔日的荣耀，他们制造的第一艘水泥船将来到南门的河上。我和哥哥跑向了河边。过去的阳光是那么的鲜艳，照耀着我年轻的母亲，她蓝方格的头巾飘动在往昔的秋风里，我弟弟坐在她的怀中，睁大着莫名其妙的眼睛。我那个笑声响亮的父亲，赤脚走上了田埂。为什么要出现一个身穿军装的高大男人？就像一片树叶飘入了树林，他走到了我的家人中间。
河边已经站满了人，哥哥带着我，从那些成年人的裤裆里钻过去，嘈杂的人声覆盖了我们。我们爬到了河边，从两个大人的裤裆里伸出了脑袋，像两只乌龟一样东张西望。
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由喧天的锣鼓声送来的，在两岸欢腾的人声里，我看到了驶来的水泥船，船上悬挂着几根长长的麻绳，绳上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纸片，那么多鲜花在空中开放？十来个年轻的男人在船上敲锣打鼓。
我向哥哥喊叫：
“哥哥，这船是用什么做的？”
我的哥哥扭过头来以同样的喊叫回答我：
“石头做的。”
“那它怎么不沉下去呢？”
“笨蛋。”我哥哥说，“你没看到上面有麻绳吊着？”
身穿军装的王立强，在这样的情景里突然出现，使我对南门的记忆被迫中断了五年。这个高大的男人，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南门，坐上一艘突突直响的轮船，在一条漫长的河流里接近了那个名叫孙荡的城镇。我不知道自己已被父母送给了别人，我以为前往的地方是一次有趣的游玩。在那条小路上，疾病缠身的祖父与我擦肩而过，面对他忧虑的目光，我得意洋洋地对他说：
“我现在没工夫和你说话。”
五年以后，当我独自回到南门时，又和祖父相逢在这条路上。
我回家后不久，一家姓苏的城里人搬到南门来居住了。一个夏天的早晨，苏家的两个男孩从屋内搬出了一张小圆桌，放在树阴下面吃起了早餐。
这是我十二岁看到的情景。两个城里孩子穿着商店里买来的衣裤坐在那里。我一个人坐在池塘旁，穿的是手工缝制的土布短裤。然后我看到十四岁的哥哥领着九岁的弟弟向苏家的孩子走去。他们和我一样，也都光着上身，在阳光下黑黝黝的像两条泥鳅。
在此之前，我听到哥哥在晒场那边说：
“走，去看看城里人吃什么菜。”
晒场那边众多的孩子里，愿意跟随哥哥走向两个陌生人的，只有九岁的弟弟。我的哥哥昂首阔步走去时，显得英勇无比，弟弟则小跑着紧随其后。他们手上挎着的割草篮子在那条路上摇晃不止。
两个城里孩子放下了手中的碗筷，警惕地注视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没有停留，大模大样地从小圆桌前走过，又从城里人的屋后绕了回来。比起哥哥来，我弟弟的大模大样就显得有些虚张声势。
他们回到晒场后，我听到哥哥说：
“城里人也在吃咸菜，和我们一样。”
“没有肉吗？”
“屁也没有。”
我弟弟这时出来纠正：
“他们的咸菜里有油，我们的咸菜里没有油。”
哥哥可能推了弟弟一把：
“去、去、去，油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家也有。”
弟弟继续说：“那是香油，我们家没有。”
“你知道个屁。”
“我闻到的。”
我十二岁那年王立强死后，我独自一人回到南门，仿佛又开始了被人领养的生活。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感觉，似乎王立强和李秀英才是我的真正父母，而南门这个家对于我，只是一种施舍而已。这种疏远和隔膜最初来自于那场大火。我和祖父意外相遇后一起回到南门，恰好一场大火在我家的屋顶上飘扬。
这样的巧合使父亲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和祖父，仿佛这场灾难是我们带来的。有时我无意中和祖父站在一起，父亲就会紧张地嗷嗷乱叫，似乎他刚盖起来的茅屋又要着火了。
祖父在我回到南门的第二年就死去了。祖父的消失，使父亲放弃了对我们的疑神疑鬼，但我在家中的处境并不因此得到改善。哥哥对我的讨厌，是来自父亲的影响。每当我出现在他身旁时，他就让我立刻滚蛋。我离自己的兄弟越来越远，村里的孩子总和哥哥在一起，我同时也远离了他们。
我只能长久地去怀念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还有我在孙荡的童年伙伴。我想起了无数欢欣的往事，同时也无法摆脱一些忧伤。我独自坐在池塘旁，在过去的时间里风尘仆仆。我独自的微笑和眼泪汪汪，使村里人万分惊讶。在他们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以至后来有人和父亲吵架时，我成了他们手中的武器。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只有坏种才生得出来。
我在南门的所有日子里，哥哥唯一一次向我求饶，是他用镰刀砍破了我的脑袋，我流了一脸的血。
这事发生在我家羊棚里。当初我脑袋上挨了重重一下后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看到哥哥的态度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然后，我才感觉到血在脸上流淌。
哥哥堵在门口，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求我将血洗去。我硬是把他推开，向村口走去，走向田间的父亲。
那时候村里人都在蔬菜地里浇粪，微风吹来，使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粪味。我在走近蔬菜地时，听到了几个女人失声惊叫，我模糊地看到母亲向我跑来。母亲跑到跟前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回答，径自走向父亲。
我看到父亲握着长长的粪勺，刚从粪桶里举起来，停留在空中，看着我走去。
我听到自己说了一句：“是哥哥打的。”
父亲将粪勺一扔，跳上田埂急步走回家去。
然而我并不知道，在我走后，哥哥强行用镰刀在弟弟脸上划出了一道口子。当弟弟张嘴准备放声大哭时，哥哥向他作出了解释，然后是求饶。哥哥的求饶对我不起作用，对弟弟就不一样了。
当我走回家中时，所看到的并不是哥哥在接受惩罚，而是父亲拿着草绳在那棵榆树下等着我。
由于弟弟的诬告，事实已被篡改成是我先用镰刀砍了弟弟，然后哥哥才使我满脸是血。
父亲将我绑在树上，那一次殴打使我终身难忘。我在遭受殴打时，村里的孩子兴致勃勃地站在四周看着我，我的两个兄弟神气十足地在那里维持秩序。
这次事情以后，我在语文作业簿的最后一页上记下了大和小两个标记。此后父亲和哥哥对我的每一次殴打，我都记录在案。
时隔多年以后，我依然保存着这本作业簿，可陈旧的作业簿所散发出来的霉味，让我难以清晰地去感受当初立誓偿还的心情，取而代之的是微微的惊讶。这惊讶的出现，使我回想起了南门的柳树。我记得在一个初春的早晨，突然惊讶地发现枯干的树枝上布满了嫩绿的新芽。这无疑是属于美好的情景，多年后在记忆里重现时，竟然和暗示昔日屈辱的语文作业簿紧密相连。也许是记忆吧，记忆超越了尘世的恩怨之后，独自来到了。
我在家里的处境越来越糟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导致了我和家人间永远无法消除的隔膜，使我不仅在家中，而且在村里声名狼藉。
村里王家的自留地和我家的紧挨在一起。王家两兄弟在村里是最强壮的，那时候王家兄长已经结婚，最大的孩子和我弟弟一样的年龄。为自留地争吵在南门是常有的事，我已经记不清那次争吵的具体原因，只记得那是傍晚的时刻，我坐在池塘旁，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兄弟站在那里，和王家六口人争执不休。我家的人显得势单力薄，就是声音都没有人家响亮。尤其是我的弟弟，骂人时还没有王家同龄的孩子口齿清楚。村里的人几乎都站在了那里，有几个人出来规劝，都被他们双方挡了回去。后来我突然看到父亲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却让王家弟弟王跃进一把抓住了手腕，接着一拳就将我父亲打进了稻田。父亲破口大骂，水淋淋地想爬上来，被王跃进一脚又踢回到稻田里。父亲几次想爬上来，都被踢了回去。我看到母亲嘶叫着撞向王跃进，他顺手一推，母亲也摔进了稻田。我的父母就像是两只被扔进水里的鸡一样，狼狈不堪地挣扎着。两人挤在一起的耻辱情景使我心酸地低下了头。
后来，我的哥哥挥着菜刀冲了过去，我弟弟则提着镰刀紧随其后。哥哥手中的菜刀向王跃进的屁股上砍去。
接下去的情形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刚才还十分强大的王家两兄弟，在我哥哥菜刀的追赶下，仓皇地往家中逃去。我哥哥追到他们家门口时，两兄弟各持一把鱼叉对准了我哥哥。我的哥哥挥起菜刀就往鱼叉上扑过去。在不要命的哥哥面前，王家兄弟扔了鱼叉就逃。
弟弟在哥哥精神的鼓舞下，举着镰刀哇哇大叫，也显得英勇无比。但他跑起来重心不稳，自己将自己绊倒了好几次。
在这场争端里，由于我一直坐在池塘旁观看，村里不管是支持父亲的人，还是反对父亲的人，甚至是王家的人，都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像我这么坏的人了。在家中，我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我的哥哥则成了众口皆碑的英雄。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池塘旁，或者割草的时候，喜欢偷偷观察苏家。两个城里的孩子出来的时候并不多，他们走得最远的一次是来到村口的粪池旁，但马上又回去了。一天上午，我看着他们从屋里出来，站在屋前的两棵树中间，用手指指点点说着什么，然后走到一棵树下，哥哥将身体蹲下去，弟弟扑在了他背脊上。哥哥将弟弟背到了另一棵树下，此后是弟弟背着哥哥回到了刚才那棵树旁。两个孩子轮流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每当一个压到另一个身上时，我就会听到令人愉快的笑声。兄弟两人的笑声十分相似。
后来从城里来了三个泥瓦匠，拉来了两板车红砖。苏家的屋前围起了围墙，那两棵树也被围了进去，我就再没看到苏家兄弟令我感动的游戏。不过我经常听到来自围墙里的笑声，我知道他们的游戏仍在进行。
他们的父亲是城里医院的医生。我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净、嗓音温和的医生，下班后在那条小路上从容不迫地走来。只有一次，医生没有走着回家，而是骑着一辆医院的自行车出现在那条路上。那时我正提着满满一篮青草往家中走去。身后的铃声惊动了我，我听到医生在车上大声呼喊他的两个儿子。
苏家兄弟从屋里出来后，为眼前出现的情景欢呼跳跃。他们欢快地奔向自行车，他们的母亲站在围墙前，微笑地看着自己的家人。
医生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骑上了田间小路。坐在车上的两个城里孩子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喊叫。坐在前面的弟弟不停地按响车铃。这情景让村里的孩子羡慕不已。
在我十六岁读高中一年级时，我才第一次试图去理解家庭这个词。我对自己南门的家庭和在孙荡的王立强的家庭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确定下来的理解，便是对这一幕情景的回忆。
我和医生的第一次接触，是发生在那次自留地风波之前的事。
那时候我回到南门才几个月，我的祖父还没有死，他在我们家住满一个月以后，去我叔叔家了。那次我持续高烧了两天，口裂舌燥地躺在床上，脑袋昏昏沉沉的。刚好我们家的母羊要下崽了，一家人全在羊棚里。我独自一人躺在屋内，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纷乱的声音，我兄弟的尖嗓音时刻在中间响起。
后来是母亲走到我床边，嘴里说了一句什么后又出去了。母亲再次进来时，身旁有一个人，我认出是苏家的医生。医生用手掌在我额上放了一会，我听到他说：
“有三十九度。”
他们出去以后，我感到羊棚那边的声音嘈杂起来。医生的手掌刚才在我额上轻轻一放，我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没过多久，我听到了苏家两个孩子在屋外说话的声音，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给我送药来的。
病情好转以后，我内心潜藏的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开始躁动起来。我六岁离开南门以前，我和父母之间是那么亲切，后来在孙荡的五年生活里王立强和李秀英也给予了我成年人的爱护，可是当我回到南门以后，我一下子变得无依无靠了。
最初的日子，我经常守候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他从远处走来，想象着他走到跟前对我说的那些亲切的话语，并期待着他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我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我，现在想来是他根本就不会注意我是谁，为什么总是站在那里。他总是匆匆从我身旁走过，偶尔也会看我一眼，可他用的是一个陌生人看另一个陌生人的眼光。
医生的两个儿子，苏宇和苏杭，不久以后也加入到村里的孩子中间。那时我的兄弟在田埂上割草，我看着苏家的两个孩子犹犹豫豫地走过去，他们边走边商量着什么。我的哥哥，当时感到自己可以指挥一切的哥哥，向他们挥着手中的镰刀，叫道：
“喂，你们想割草吗？”
苏宇在南门很短的生活里，只有一次走过来和我说话。我至今记得他当初腼腆的神情，他的笑容带着明显的怯意。他问我：
“你是孙光平的弟弟？”
苏家在南门只住了两年，我记得他们搬走的那天下午，天空有些阴沉。最后一车家具是由医生拉着走的，两个孩子在车的左右推着。他们的母亲提着两篮零碎的东西跟在最后。
苏宇十九岁的时候，因脑血管破裂而死去。我得到他死讯时，已是第二天下午。那天我放学回家，路过以前是苏家的房屋时，心中涌上的悲哀使我泪流满面。
在我记忆里，哥哥进入高中以后，身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现在想来，我倒是十分怀念十四岁时的哥哥。那时的哥哥虽然霸道，身上的骄傲却令人难忘。我的兄弟坐在田埂上，指挥着苏家兄弟为他割草，这情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代表着哥哥的形象。
我哥哥升入高中没多久，开始结交城里同学。与此同时，他对村中孩子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漠。随着哥哥的城里同学陆续不断地来到我家，我的父母觉得脸上光彩，甚至村里的几个老人也断言，认为村中孩子里最有出息的是我的哥哥。
那段时间里，经常有两个城里的年轻人凌晨跑到村旁来大喊大叫。他们的喊声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尤其是嗓子喊破的一瞬间，听起来毛骨悚然，村里人起初还以为是在闹鬼。
这事给我哥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神情黯然地说：
“当我们想成为城里人时，城里人却在想成为歌唱家。”
哥哥显然是村里孩子中最早接受现实的提醒，他开始预感到自己一生都将不如城里同学，这是他对内心自卑的最初感受。公正地说，我哥哥结交城里同学是他一贯骄傲的延伸。城里同学的来到无疑抬高了他在村中的身价。
我哥哥的第一次恋爱是升入高中二年级时出现的。他喜欢上一个粗壮的女同学，是城里一个木匠的女儿。我几次看到哥哥在学校的某个角落，从书包里拿出一包瓜子偷偷塞给她。
她经常嗑着我们家的瓜子出现在操场上，她吐瓜子壳时的放肆劲，仿佛她已经儿女成群。有一次她吐出瓜子壳以后，我看到她嘴角长时间挂着一条唾沫。
那时候我哥哥和他的同学开始谈论女人了。我坐在屋后的池塘边，听着那些过去闻所未闻的话。关于乳房、大腿等一些赤裸裸的话语从后窗飘出，我听得心惊肉跳。后来他们开始谈论自己，哥哥起先闭口不谈，在他城里同学怂恿下，他说出了自己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他相信了他们绝不泄密的誓言，另一方面是他心血来潮。显然我的哥哥夸张了和那个女同学的关系。
不久之后，那个女同学站在操场的中央，她身边站着几个同样放肆的女生。她向我哥哥喊叫，要他过去。
我看到哥哥忐忑不安地走过去，他可能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恐惧。
她问：“你说我喜欢你？”
我的哥哥满脸通红。那时我已经走开了，我没有看到一贯自信的哥哥在不知所措之后的狼狈不堪。
她在身旁女同学助威的哄笑里，将吃剩的瓜子扔向了我哥哥的脸。
这天放学以后，我哥哥很晚才回来，没吃饭就躺到了床上。几乎整整一夜，我在迷迷糊糊之中听到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声响。第二天他还是忍受住了耻辱，走上了上学之路。
哥哥知道是城里同学出卖了他，他并不因此表现出一丝愤怒，甚至连责怪的意思都没有。他继续着和他们的亲密交往，我知道他这样做是不愿让村里人看到城里同学一下子都不来了。然而哥哥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当他们高中毕业以后，一个个陆续参加了工作，便不再像以前那么游手好闲，所以哥哥也到了被他们抛弃的时候了。
当哥哥的城里同学不再光顾我家，这天临近傍晚的时候，苏宇意外地来到了，自从搬走以后，苏宇还是第一次来到南门。当时我和哥哥在菜地里，正在做饭的母亲看到苏宇来到后，以为是来找我哥哥的。我母亲站在村口激动无比呼喊着哥哥的情景，多年后回想时令我感慨万分。
当哥哥跳上田埂回到家中时，苏宇的第一句话却是问他：
“孙光林呢？”
于是母亲在惊愕中明白了苏宇是来找我的。哥哥则冷静得多，他神态随便地告诉苏宇：
“他在菜地里。”
苏宇没想到那时应该和他们说上几句话，他没有丝毫礼貌的表示就离开了他们，走向菜地里的我。
苏宇来找我，是为了告诉我他参加工作的事，他去的地方是化肥厂。我们两人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在晚风里共同望着那幢苏家昔日的房屋。苏宇问我：
“现在是谁在住？”
我摇摇头。有一个小女孩经常从那里走出来，她的父母也能经常看到，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苏宇是在天黑的时候回去的，我看着苏宇弓着背消失在那条通往城里的路上。不到一年，他就死去了。
我高中毕业时，高考已经恢复。当我考上大学后，却无法像苏宇参加工作时来告诉我那样，去告诉苏宇。我曾经在城里的一条街道上看到过苏杭，苏杭骑着自行车和几个朋友兴高采烈地从我身旁疾驶而过。
我参加高考并没有和家里人说，报名费也是向村里一个同学借的。一个月后我有了钱去还给那位同学时，他说：
“你哥哥已经替你还了。”
这使我吃了一惊。我接到录取通知后，哥哥为我准备了些必需品。那时我的父亲已经和斜对门的寡妇勾搭上了，父亲常常在半夜里钻出寡妇的被窝，再钻进我母亲的被窝。他对家中的事已经无暇顾及。当哥哥将我的事告诉父亲，父亲听后只是马马虎虎地大叫一声：
“怎么？还要让那小子念书，太便宜他啦。”
当父亲明白过来我将永久地从家里滚蛋，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了。
我母亲要比父亲明白一些，在我临走的那些日子，母亲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哥哥，她更为希望的是我哥哥去上大学。她知道一旦大学毕业就能够成为城里人了。
走时只有哥哥一人送我。他挑着我的铺盖走在前面，我紧跟其后。一路上两人都一言不发。这些日子来哥哥的举动让我感动，我一直想寻找一个机会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激，可是笼罩着我们的沉默使我难以启齿。直到汽车启动时，我才突然对他说：
“我还欠了你一元钱。”
哥哥不解地看着我。
我提醒他：“就是报名费。”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了悲哀的神色。
我继续说：“我会还给你的。”
汽车驶去以后，我探出车窗去看哥哥。他站在车站外面的树下，茫然若失地看着我乘坐的汽车远去。
不久之后，南门的土地被县里征用建起了棉纺厂，村里的人一夜之间全变成了城镇居民。虽然我远在北京，依然可以想象出他们的兴奋和激动。尽管有些人搬走前哭哭啼啼的，我想他们是乐极生悲了。管仓库的罗老头到处向人灌输他的真理：
“工厂再好迟早也要倒闭，种田的永远不会倒闭。”
然而多年后我回到家乡，在城里的一条胡同口见到罗老头时，这个穿着又破又脏的棉衣的老头得意洋洋地告诉我：
“我现在拿退休工资了。”
我远离南门之后，作为故乡的南门一直无法令我感到亲切。长期以来，我固守着自己的想法。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即便有某种感情伴随着出现，也不过是装饰而已。有一次，一位年轻女子用套话询问我的童年和故乡时，我竟会勃然大怒：
“你凭什么要我接受已经逃离了的现实。”
南门如果还有值得怀念的地方，显然就是那口池塘。当我得知南门被征用，最初的反应就是对池塘命运的关心。那个使我感到温暖的地方，我觉得已被人们像埋葬苏宇那样埋葬掉了。
十多年后我重返故乡，在一个夜晚独自来到南门。那时成为工厂的南门，已使我无法闻到晚风里那股淡淡的粪味了，我也听不到庄稼轻微的摇晃。尽管一切都彻底改变，我还是准确地判断出了过去的家址和池塘的方位。当我走到那里时心不由一跳，月光让我看到了过去的池塘依然存在。池塘的突然出现，使我面临了另一种情感的袭击。回忆中的池塘总是给我以温暖，这一次真实的出现则唤醒了我过去的现实。看着水面上漂浮的脏物，我知道了池塘并不是为了安慰我而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它是作为过去的一个标记，不仅没有从我记忆里消失，而且依然坚守在南门的土地上，为的是给予我永远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