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筵日讲
在康熙皇帝发愤学习的早期阶段，经筵、日讲是一个主要的学习方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自我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经筵和日讲的主要内容是被尊为经典的几部儒家书籍和有关历代王朝兴废陵替的一些历史著作。其中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基本上都成书于封建社会前期。由于这些书籍的作者或传授者都是儒家阵营中一些最为杰出的思想家，因而其中所阐发的治世思想，对于封建君主施政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封建统治者经过长期的选择，将其确定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朝以后，又将其作为帝王自我教育的主要教材。至于有关历代王朝兴废的历史著作，则更为封建君主临政治国所必需。因此，凡是有政治责任心的君主，无不对其加以重视并将其作为自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些封建君主即曾通过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并将其用于实际政治而取得成功，成为千古称颂的明君。可见，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对于帝王自我教育和世道治乱都有着重要意义。
早在康熙以前，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政权，清朝统治者即注意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曾先后设立文馆、内三院，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翻译、学习和应用；入关以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也相继对此表示重视。从顺治十四年（1657）始，顺治皇帝还仿效历代帝王先例，专开经筵，于仲春、仲秋请学问渊博的高级官员为自己讲解儒家经典。尽管当时这些活动仅仅处于开始阶段，但对于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加速统一进程，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康熙时期经筵日讲的全面开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顺治皇帝去世后，中央政权中保守势力的抬头延缓了自皇太极以来清朝统治者学习儒家经典的进程。康熙皇帝即位时，清朝政权已基本上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兼之以当时康熙皇帝本人年龄尚幼，正宜结合其早期教育，及时举行经筵日讲，使其比较系统地学习各种治国经验，以便日后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有鉴于此，康熙皇帝即位半年之后，工科给事中王曰高首先疏请举行经筵大典，“以光盛德，以端化源”[1]。尔后，康熙二年（1663）四月和康熙四年（1665）三月，又相继有福建道御史王鼐、太常寺少卿钱
等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要求。但由于顺治皇帝去世后上三旗四辅政大臣掌权，基于固有的民族偏见，特别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权益，以四辅政大臣为代表的满族勋旧将重用汉官、仿效明制视为对“祖制”的背叛。在这一保守思想指导下，对这些要求全然不予理睬。这样，几年之中，不但由顺治时期开始的经筵活动被无形地搁置起来，而且，连一个宫中正式教读师傅也没有给康熙皇帝配备。
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开始亲政。这时，举行经筵日讲，以学习传统治国思想和方法的问题就愈显现实和迫切，不少臣下又为此纷纷上言，要求亟开经筵、日讲。如康熙皇帝亲政数日之后，吏科给事中蔺挺达即上疏，要求“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慎选老成清正之臣，以充讲读之任，使之朝夕侍从，尽心启沃”，于听政之暇，取“五经”“四书”及《资治通鉴》等书，“讲贯
绎，寒暑无间”[2]。次年三月，福建道御史李棠奏请“亟开经筵，以光典礼”[3]。五月，贵州道御史田六善亦疏请康熙皇帝于听政之暇，“日取汉、唐、宋、元四代史册亲阅数条，凡一切用人行政、黜陟赏罚、理乱兴衰之故，反复讨论，庶圣德日新，大智日广”[4]。康熙八年（1669）四月，兵科给事中刘如汉也疏请“先行日讲，次举经筵，选择儒臣，分班进讲”[5]。可以说，举行经筵、日讲已成为臣下们的普遍要求。然而，这时康熙皇帝虽名义上已亲政，但实际大权仍操于以鳌拜为代表的原辅政大臣之手。为达到长期专权的目的，他们把以开发康熙皇帝智力、培养其治国能力为目的的经筵、日讲视为对自己权力的威胁，采取了不予理睬的顽固态度。对在议开经筵、日讲活动中态度积极、影响较大者，还枪打出头鸟，予以惩处。如康熙六年（1667）六月，康熙皇帝亲政前夕，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康熙皇帝，要求他宜乘青年时期，选择道德、学问都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作为自己的老师，“证诸六经之文，通诸历代之史，以为敷政出治之本”[6]；康熙七年（1668）九月，他再次上疏，指出“讲学、勤政，二者不可偏废，而在今日尤为切要者也”[7]，并要求康熙皇帝将此事提到君德成就、天下治乱的高度加以重视。因为他对经筵、日讲态度积极，且将其意义也阐释得十分深刻，鳌拜等人极为愠怒。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摘取其奏疏中涉及辅政大臣的只言片语，指为语含讥讽，企图借此加罪。这样，尽管康熙皇帝已经步入青年时期，但由于鳌拜等人的无理阻挠，经筵日讲却仍像康熙皇帝亲政以前那样一直未能施行。因为治国方向不明确，至康熙八年（1669）时，虽除台湾外，整个中国大陆皆已统一在清朝政权控制之下，但因在中央是鳌拜专权，地方上又是三藩割据，兼以各级官吏竞相贪污，人民生活极为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整个国家仍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康熙八年（1669）五月，康熙皇帝经过周密布置，一举翦除了专权擅政达八年之久的鳌拜集团，全面控制了中央政权。为了真正挑起管理国家事务的重任，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以取得治国经验刻不容缓。于是，在他亲掌政权之后不久，在集中力量清除鳌拜弊政的同时，他即注意到经筵、日讲问题。康熙九年（1670）十月，他下令礼部为经筵、日讲做准备工作。几天之后，礼部遵旨议覆：经筵、日讲均照顺治十四年（1657）例，于明年开始举行。同时，根据康熙皇帝的指示，选拔讲官、撰拟讲章等项工作也在紧张的准备之中。康熙十年（1671）二月，经康熙皇帝批准，首先任命了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的满、汉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在他们之下，又从翰林院选出十人充当日讲官员。当年二月，首开经筵；四月，初行日讲。这样，在清除鳌拜集团之后不到两年，康熙皇帝即开始了自己的经筵、日讲活动。
康熙皇帝五岁读书，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即位之初，又面临内而辅政大臣专权，外而兵戈不休、社会混乱的历史局面，于是，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中所描述的尧舜盛世成为这个青年君主所憧憬的目标。为了从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中汲取营养，学习传统的治国理论和治国方法，对经筵、日讲，从一开始，康熙皇帝即极为重视。
首先是热情主动，持之以恒。长期以来，对于经筵、日讲，历代君主多持敷衍态度。对于其中的经筵，因系礼仪活动，不得不参加；对于日讲，则以君主视政事之忙闲自行决定为由而百般推托，偶尔有个别君主一生之中进行几次日讲，便被史臣翊为盛事。康熙皇帝却一反历代君主之所为。就经筵而言，自康熙十年（1671）二月至其去世，半个多世纪里，除因巡幸、出征偶未举行之外，从未停止；就日讲而言，虽然这一活动开始不久便已在数量上超过了历代君主，但康熙皇帝仍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一再要求打破惯例，增加日讲次数。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伏期刚过，因秋季经筵尚未届期，日讲活动无法开展。为此，康熙皇帝指令讲官：“方今秋爽，正宜讲书，尔等即于本月二十五日进讲。”[8]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他又要求讲官改变间日进讲旧例，每日进讲。他说：“人主临御天下，建极绥猷，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为未足。嗣后尔等须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9]当年五月和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他又先后指示打破寒暑停讲惯例，“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虽寒暑，不必辍讲”[10]；“天气犹未甚寒，仍令进讲”[11]；康熙十四年（1675）底，又再次指示讲官不必于次年春季经筵后始行日讲，“著于正月二十日后，即行进讲”[12]。之后，随着日讲活动的开展，康熙皇帝的热情愈益高涨。先是巡幸南苑期间，以讲官侍从，日讲于南苑东宫前殿；后来又发展到万寿节祭祀之前的斋戒日期和因病不能御门听政的空闲时间也不辍讲。同时，为了争取日讲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对于日讲时间的安排，康熙皇帝也颇费心思。三藩叛乱期间，因军务紧急，康熙皇帝一般是起床后不及用膳即御门听政，尔后再行日讲，以致日讲之时时近中午，饥肠辘辘，影响学习。后来三藩平定，台湾统一，紧急政务减少，为了提高日讲效果，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始，康熙皇帝特将日讲安排在御门听政之前。一般情况下，每日上午均为日讲和御门听政时间，偶尔当日没有启奏本章而不行御门听政，也不辍讲。个别时候，因为政务较少，日讲、御门听政之后，时间尚早，还一日两讲。他自己说：“读书以有恒为主，积累滋灌，则义蕴日新。每见人期效于旦夕，常致精神误用，实归无益也。”[13]正是这种热情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使得康熙皇帝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效果上却大大超过了历代君王，在十五年的时间里，系统地学习了“四书”《尚书》《易经》《诗经》《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等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创造了日讲近九百次的纪录，使之成为康熙前期康熙皇帝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方式。
与此同时，为了搞好日讲，康熙皇帝对讲官也十分尊重。日讲之初，由于康熙皇帝知识未开，讲官进讲一度是康熙皇帝学习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的关键环节。为此，日讲之前，日讲官须预选内容，撰写讲章，缮成正副两本，将正本呈给康熙皇帝；日讲时，为了照顾康熙皇帝的接受能力，又须对内容详加解释并阐发其中义理，还须设法启沃其联系实际政治。从始至终，负担相当沉重。对此，康熙皇帝予以全力合作。日讲时，常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对于讲官本人，也体恤备至，日讲之后，每赐御制书画卷轴以示慰劳；寒暑令节，也常赠给貂裘、表里、纱缎、果品之属以联络感情；遇有优缺，从速升转；如有疾病，还遣医诊治并赐药物，去世之后，又遣使吊唁致赙，赠予美谥，录用子孙。康熙皇帝的这些行为使得日讲官员普遍地感激涕零，实心报效，从而使经筵与日讲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其次是认真踏实，重视质量。日讲之初，康熙皇帝态度极为认真，每次日讲后，都坚持课下复习。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朕于尔等进讲之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证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14]又说，“自幼读书，凡一字未明，必加寻绎，期无自误。”[15]这足可看出他早年日讲课后用力之勤。后来，随着康熙皇帝文化知识的逐渐提高，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他向讲官提出：“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全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16]从此以后，约有两年时间，每次讲官讲毕，例由康熙皇帝加以复讲。
复讲虽能督促康熙皇帝日讲时专心听讲并考察其记忆和理解程度，但就学习方式而言，尚属被动。因此，从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开始，每次日讲，均由康熙皇帝先讲，或讲全文，或讲其中一节，然后再由讲官进讲。这样，为了准备亲讲，每天日讲前，康熙皇帝必须预习日讲内容。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康熙皇帝逐渐培养起自学能力。同时，对讲官日讲中的过分颂扬之词，如“媲美三王，跻隆二帝”“道备君师，功兼覆载”等[17]，或者谕令删除，或者谕令改撰“劝戒箴规”之词，并一再通令讲官，以后所撰讲章中不得再行出现过分溢美之词，“但取切要，有裨实学”[18]。
再次是目的明确，联系实际。康熙皇帝举行经筵日讲，目的在于汲取治国经验，因此，他在日讲中极为注意思想内容。日讲之初，他虽一度允许讲官注重词句训诂，但同时又要求只以明白书理为限，不得漫无边际，多为援引，以使自己如入迷宫，不知所归。他说：“书中义理原自完备，惟在注解明白，加以反复玩味，自然旨趣无穷。若多为援引，反至书理不能豁然矣。”“读古人书，当审其大义之所在，所谓一以贯之也。”[19]康熙十六（1677）年以后，他进一步向讲官提出要求，在日讲中以阐释其中义理为主。他对讲官说：“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勿隐，以不负朕孜孜向学之意。”[20]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注重将其思想内容和实际政治相联系。他说：“朕每披阅载籍，非徒寻章摘句、采取枝叶而已，以探索源流，考镜得失，期于措诸行事，有裨实用，其为治道之助，良非小补。”[21]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整个日讲活动中，他常常将日讲活动和实际政治结合起来学习；在施政时，也有意识地联系以往日讲内容。其中，仅以日讲活动结合实际政治而言，例子便不胜枚举，如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一次日讲后，他即联系讲章内容发表议论：“孟子所谓一曝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透彻，人君诚不可不知。”[22]康熙十七年（1678）九月，在讲官讲授《尚书》时，他又说：“朕观高宗命傅说，谆谆以纳诲辅德为言，可见自古君臣为一心一德至诚孚感。为上者实心听纳，以收明目达聪之益；为臣者实心献替，以尽责难陈善之忠。然后主德进于光大，化理跻于隆平。后世君臣之间徒尚虚文，中鲜实意，治不逮古，职此故耳。”[23]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在讲授《尚书·吕刑》时即席发表看法：“律与例不容偏废，律有正条，自应从律；若无正律，非比例何以定罪？总之，用律用例，俱在得人。”[24]可以说，在整个日讲活动中，凡与当时政治有关者，康熙皇帝几乎都曾论及。
此外，为了使日讲内容和实际政治联系更密切，康熙皇帝还主动要求增加新的讲授内容。如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他向讲官提出：“每观《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应与‘四书’参讲。作何拣择，撰拟讲章进讲，尔等议奏。”[25]考虑到《资治通鉴》一书部头巨大，讲官提出，朱熹所作《通鉴纲目》一书，内容本乎《资治通鉴》，且又“提纲分目，尤得要领”，“拟从《纲目》中择切要事实进讲。讲章体裁，首列纲，次列目，每条之后，总括大义，撰为讲说。先儒论断可采者，亦酌量附入。”[26]从此，学习与实际政治密切相关的历史知识也成为康熙皇帝日讲的重要内容。不久，因为《通鉴纲目》一书过于简单，不能满足康熙皇帝的要求，根据他的指示，从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起，讲官又将《周易》和《资治通鉴》参讲，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从未中止。与此相一致，结合各种历史经验教训，如外戚专权、母后临朝、权臣专制、宦寺乱政、藩镇割据、异族入侵、人民起义等日讲内容，康熙皇帝发表了更多的议论。所有这些，都对康熙皇帝的思想及其施政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日讲之外，为了取得治理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康熙皇帝还坚持自学。在自学中，他相当刻苦勤奋。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诸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27]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他专选张英、高士奇等入值南书房，辅导自己学习《春秋》《礼记》《资治通鉴》等书，并学习书法、诗词等，从而使其成为日讲外的另一个重要自学场所。为了督促自己自学，他在座右铭中自箴：“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划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意哉！”[28]利用自学，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他已系统地精读了“关于治道尤为切要”的《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纲目大全》等书，“不但错误者悉加改正，即阙失者亦皆增补”[29]。
这时，随着他自学能力的提高和年龄的增长，日讲逐渐成为影响他自学的一种形式。于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他以每日日讲时讲官均诣讲筵行礼，仪节烦琐，为时良久，有妨其披览载籍为由而下令停止日讲[30]。至此，除经筵因系典礼，仍按期举行外，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日讲活动停止下来。从此，康熙皇帝进入以自学为主的新阶段。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制度，经筵、日讲对其本人思想及康熙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概而言之，一是对其本人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二是为其巩固统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三是为其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所有这些，都对清朝统治的巩固和康乾盛世的到来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由于权力的腐蚀，绝大多数君主几乎都将儒家经典中关于君主自我克制的论述撇在一边，生活上穷奢极欲，纵情声色；政治上不是专横武断，倒行逆施，就是贪于宴安，怠于政事，听凭官侍、女宠胡作非为，从而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大动乱，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有这些，都给康熙皇帝以极其深刻的教育。他感到，天下治乱，君主本人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31]为了防止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社会动乱再度重演，保持长治久安，对于儒家经典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他倍觉亲切。他曾多次指出：“必己德既明，而后可以推以及人。”[32]因此，无论处理国家政务还是对待个人生活，他都能对自己严格要求。在理政活动中，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未明求衣，逐日听政。如逢水旱、地震、星变、日月蚀，还皆加修省。
对于个人生活，他也极力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厉行节俭。宫中用度一缩再缩，至康熙三十年（1691）以后，整个皇宫用度“尚不及当时（指明末）妃嫔一宫所用之数”；“至宫中服用，则三十六年之间，尚不及当时一年所用之数”[33]。与此同时，他还企图从制度上约束自己。从康熙十年（1671）九月始，他专设起居注，以日讲官兼摄，逐日记载自己的各种活动，并一直坚持到康熙末年。此外，他还常常自敲警钟：“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正因为康熙皇帝系统地接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才能从巩固统治的大局出发，自觉地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就此而言，不能不承认经筵、日讲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其次，经筵、日讲对康熙皇帝巩固统治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清除鳌拜集团之初，尽管康熙皇帝已将中央权力置于己手，但由于承四辅政大臣专权之后，内而朝政混乱，外而民生凋敝，兼以三藩各拥重兵，对中央政权呈半独立状态，整个形势依然颇为严峻。对于这个出身满族的青年君主来说，为了对付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事端，通过经筵、日讲以取得统治经验是当务之急。对此，当时讲官熊赐履即看得极为清楚，他对康熙皇帝说：“人主深居高拱，几务殷繁，若非平时一一讲究明白，到临时方去料理，臣恐虽尧舜之圣，亦难免丛脞之虞矣。”[34]康熙皇帝对此极表赞成，他说：“天下之大，待理于一人，断宜读书明理，使万机洞察于中，可以当前立决。”[35]正是从这些思想出发，康熙皇帝才异常积极地投身于经筵、日讲活动中；也正是由于长期坚持日讲，使得康熙皇帝取得了丰富的治国经验。不如此便无从解释这个满族青年君主何以能够完成平三藩、定台湾、服蒙古、败罗刹（俄罗斯）的大业，并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就此而言，在将康熙皇帝造就成为一个杰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方面，经筵、日讲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是，由于长期坚持经筵、日讲，康熙皇帝对儒学的思想体系和精神实质的理解程度远较其他各代君主更为全面和深刻，因而在施政时，比较注意抓住其基本点及其积极方面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对其消极、过时的部分则加以扬弃，从而也对康熙朝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形成的一种思想，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在思想上倾向中庸，在政治上主张阶级调和，在治世手段上强调礼制，虽不像法家思想那样激进，对封建政权的建立也不像法家思想那样作用更为直接，但对于封建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却起到了包括法家在内的其他各家都无法起到的作用。而且，由于儒家学说形成于封建社会早期，虽对于封建制度极力论证其合理性，但作为封建贵族在野派的一种思想，其中也不乏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揭露和指责之词。同时，也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治世方案，其主要者如“尚德不尚威”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的仁政思想等。应该说，这些都是儒家学说的积极方面。西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虽然适时地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但由于地主阶级日趋反动和最高统治者的腐朽不学，除大乱之后的个别君主曾将这些方案作为临时措施予以实行之外，多数君主不过只是摘其枝叶而忽略其基本内容，更不用说注意到它的积极方面了。和历史上多数君主相反，康熙皇帝在施政中基本上是以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为指导，即此而言，已较以往的君主高出一筹；而且不止于此，他还颇为注意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指导施政。终其在位期间，对于国计民生，他一直极表关心。六十年间，蠲赈不绝，数字过亿；对于吏治，则注意整顿，一再严禁各种额外剥削，如火耗、摊派、杂税等；对于刑狱，则慎之又慎。同时，对于儒家学说中一些明显过时的内容，如井田、封建、车战等，他也并不因是圣人之教而泥古不化，刻舟求剑，强力推行。在他的影响下，继他之后，雍正、乾隆两帝又相继将此奉为国策，一直坚持了一个多世纪，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直接促成了康乾盛世的到来。因此，可以说，对于康熙皇帝各项积极政策的制定，经筵、日讲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我们看到经筵、日讲对康熙皇帝的思想和政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儒家学说从根本上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而且清朝又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儒家学说的反动作用日益明显突出，因而，康熙皇帝举办的经筵、日讲也给他的思想、政治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其主要者，一是程朱理学的复兴和思想界的反动。明末清初，作为儒家学说的变种，程朱理学早已日暮途穷，在学者中和社会上的市场已越来越小。而为巩固封建统治起见，康熙皇帝却选定朱熹所注各经作为教材，逐日讲解，津津乐道。他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措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一家”[36]，甚至动用行政力量予以提倡。于是知识界从风而靡，程朱理学死灰复燃，重新泛滥，从而使明末清初以来思想界颇为活跃的局面再次沉寂下来并出现长时期的反动。对此，康熙皇帝的经筵、日讲不能不负极大的责任。其次，在施政中，儒家思想的消极部分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即以吏治而论，康熙皇帝对此虽颇用力，但在多数情况下，只以表彰清官为主，对证据确凿的贪官却网开一面，往往从“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这一传统儒家思想出发，“每事务从矜恕”[37]。这种态度无疑是对贪官的包庇和纵容，从而导致康熙朝后期的政务废弛。所有这些，都和经筵、日讲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治绩和成就。
[1] 《清圣祖实录》卷四。
[2] 同上，卷二十三。
[3] 同上，卷二十五。
[4] 同上，卷二十六。
[5] 同上，卷二十八。
[6] 《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二。
[7] 同上，卷二十七。
[8]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六日。
[9] 同上，康熙十二年二月七日。
[10] 同上，康熙十二年五月三日。
[11] 同上，康熙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12] 同上，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13]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
[14]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三月四日。
[15]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
[16]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17]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四年二月十七日。
[18] 同上，康熙十五年二月七日。
[19]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
[20]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21] 同上，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22] 同上，康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
[23] 同上，康熙十七年九月五日。
[24]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四月九日。
[25] 同上，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26] 同上，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27] 清世宗：《庭训格言》。
[28]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八《杂著·书座右铭四则》。
[29]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30]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31] 同上，康熙十二年十月九日。
[32] 同上，康熙十二年七月八日。
[33]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
[34]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二年七月八日。
[35] 《清圣祖御制诗文二集》卷三十九《杂著·阅史绪论》。
[36] 《御纂朱子全书·序言》。
[37] 《清圣祖御制诗文一集》卷二十六《杂著·讲筵绪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