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御门听政
早在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皇帝亲政之初，即开始御门听政。康熙八年（1669）五月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皇帝掌握全部政权，为将国家治理纳入正轨，康熙皇帝以御门听政为主要方式，以其全副身心投入国家事务的处理之中。通过这些活动，使得整个国家由危转安，由乱入治，清朝统治也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御门听政，即皇帝亲自到宫中一定场所，聆听各部院大臣启奏本部院要政，提出垂询和裁决争议，与大学士、学士一起讨论呈上的折本，发布谕旨，对重要国事做出决定等。最初，康熙皇帝御门听政的场所是乾清门，因称御门听政。后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以及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也都分别成为他御门听政的场所。如康熙早年，每逢夏日常避暑瀛台，因而听政地方就改在瀛台勤政殿。康熙二十六年（1687）以后，康熙皇帝常驻畅春园，因此，这里也成为一个主要听政地点。至于御门听政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早晨，故又称“早朝”。无论盛暑祁寒，康熙皇帝都坚持“昧爽视朝，无有虚日”[1]。
平定三藩之乱以前，政务繁巨，军情急迫，对御门听政，康熙皇帝十分重视，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倦”。同时，对各部官员也严格要求：“令部院官员分班启奏，偷惰安逸，甚属不合。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俱著一同启奏，朕可以鉴其贤否；其无启奏各衙门官员，亦著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俟启奏毕同散。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无常奏事宜，俱著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员、官员有怠惰规避者，即行题参。”[2]有时康熙皇帝需要到太和殿视朝，接受文武升转官员谢恩、外来各部族进贡行礼，便先动身视朝，“赐茶毕，回宫，少顷，御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3]。每逢需要到中和殿视享太庙祝版的日子，也总是一俟完毕，即回宫照常御门听政。遇到重要事件，康熙皇帝甚至一日数次临御乾清门。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末，京城地震，是日早朝后，康熙皇帝又于下午再次传旨内阁、九卿、詹事、科道满、汉各官齐集，并召大学士、学士入乾清宫，面奉谕旨。
三藩叛乱平定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应臣下之请，康熙二十一年（1682）九月，康熙皇帝对御门听政时间做了重要调整：（一）“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启奏各官，从容入奏。”（二）“九卿、詹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于启奏时齐集午门，如有年力衰迈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门说明，免其入奏齐集。”（三）“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俱停其每日齐集，着各赴本衙门办事。每月常朝，仍应照旧行。”[4]
康熙皇帝在京期间，御门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幸，鞍马劳顿之馀，也坚持处理政务，因此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也都成为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皇帝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送至内阁，由内阁遣使专程转送。康熙皇帝若驻跸南苑，则一日汇送一次或间日汇送一次；若远行外地，则三日一次递送至行宫。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他率皇太子、诸皇子北巡，经常于辰时准时御行宫，与扈从大臣马齐、学士恩丕、黑寿一起，处理吏部、礼部、刑部等部门递奏的折本。逢到清晨出门巡游、骑射，召集扈从学士发落当日递到的奏章的时间便安排在下午或晚间。外出回京，也不顾一路劳累，次日一早便御乾清门听政。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月，他巡查霸州等地，二十六日回到南苑，当日下午申时，即“御行宫，召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大臣入”，商奏朝中大事。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也是这样做的。总之，从他亲政之日起，至其去世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因生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祖先忌辰以及宫中遭遇丧葬变故，康熙皇帝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外，一生中几乎无日不坚持听政。因此，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皇帝独创的君王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制、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实在屈指可数，明、清以来更是绝无仅有。康熙皇帝利用御门听政之机，确实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
按照惯例，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奏事官员皆须赶至听政之处，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皇帝。有些问题康熙皇帝当时就做出决定，令有关部门具体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皇帝要当面询问细节，征求各方见解，命有关部门再作调查、商议。如康熙四十五年（1706）四月十二日，大学士等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甚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皇帝当即做出和平收买，并将贩钱抬价者治罪的决定。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贩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陶和气发生争执，在康熙皇帝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皇帝让二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批评刑部“真为悖谬”，并将此案交给都察院办理。
除口奏外，许多重要、复杂或需要保守机密的事，各部要具本奏上，待面奏完毕，由大学士们处理。其他如九卿、詹事、科、道、三法司诸官吏，有时也参加听政时的面奏，其中尤以“九卿”最为活跃。九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的合称，他们有时为各地的重要事情面奏汇报，更多的是准备回答皇帝的有关询问，或奉皇帝的旨意一起商讨有关公务。
康熙四十五年（1706），为治理黄、淮，在分工、筹款、官吏管理等诸方面，康熙皇帝与九卿存在很多分歧，并在御门听政时进行了多次争论。对九卿们提出的“河务重大，需饷繁浩，应开捐纳条例”，康熙皇帝反复劝谕，说现在国库里银钱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么能减免各省应纳的钱粮呢？康熙皇帝还批评九卿“毫不谙练河务”，指出：我去年视察高家堰，见堤坝再不预先修治，一定会出大问题，便命令张鹏翮开工修治。而张鹏翮却坚持说根本不会有事，一直拖着不办。如今修河，应以高家堰工程为重，如果高家堰溃决，则黄河也难保坚固。由于康熙皇帝对治河颇有经验，对河工利病也胸中有数，因而说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执行。
有时经过争论，康熙皇帝也发觉自己意见并不完全正确，最后采纳臣下意见，改变自己原先的决定。如对九卿会议提出“祈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皇帝开始断然拒绝，声明：我屡次巡察途经河道，对此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虽然没有经过，但从地图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随时可以拍板定夺。我几次南巡，发现走小路十分扰民，所以没有必要亲自前往。然而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善成。十二月，经过通盘考虑，康熙皇帝终于同意亲自前往视察。这场争论，从康熙四十五年（1706）正月初十开始，至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九卿或面奏，或递折，直陈己见，从而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对国务治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与各部院衙门官员面奏政务相比，参与朝政更多的、对康熙皇帝听政影响更大的，是皇帝身边的内阁大学士、学士们。每天各部官员启奏完毕，陆续退下后，他们留在案上的奏章由内阁侍读学士取走，接着便由另一位读本满学士捧来当时需要大学士、学士们面奏的本章，也称折本。折本是康熙皇帝事先选出，需要与大学士、学士们商酌的各部进呈之本章，重要性和机密程度都高一些。这些本章大多已经学士们做了初步批示，即经过了“票签”。御门处理折本，就是皇帝与大学士们一起切磋票签的内容。经过商讨和修改，确定出最后的票签结果，由康熙皇帝用朱笔批出。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一月十七日御门听政，待部院官员退下后，康熙皇帝与大学士、学士们开始商议折本，先后议了为吏部题补翻译汤古忒、为广东督粮道蒋伊捐纳加级事等六件折本。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月二十六日，皇帝与大学士温达、松柱，学士周士璁等先后议论时政、处理折本达十八件之多。
大学士们请旨诸事大多由康熙皇帝决断定夺。一次大学士们捧折面奏请示户部奏销前一年湖南钱粮之事，康熙皇帝问道，所奏钱粮数目是不是确切？大学士明珠回答说：我核对过，是相符的。康熙皇帝仍不放心，问道：户部钱粮浩繁，很容易蒙混，经常在销算当中出问题。你们传我的话，要户部务必严加清查，除却弊病隐患。如果不改，定要严加查办！
对官员们的升转任命，康熙皇帝则非常注意听从大学士们的意见。每逢有吏部或九卿推荐官吏，康熙皇帝总是让大学士们充分发表意见，以决定去取；有时一时无法议定，便下令有关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议。一年，户部侍郎、贵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都出现员缺，吏部报上拟升转名单，康熙皇帝并未指点，而是下令：“著以开列人员问九卿，各举所知。”对吏部所开山东等九省学政名单，康熙皇帝也实事求是地对学士们讲：直隶地区，我已点过；江南等地学臣紧要，这本折子里开列的人员我不大认识，请向九卿去问询。但对各部部议及大学士们票签的错误，康熙皇帝却丝毫不加迁就。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康熙皇帝在处理翰林官外转奏章时问询大学士们的意见，大学士明珠说，就依如吏部所议吧。康熙皇帝听后大为不满，批评道：这是你们顾及情面的话。现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书法，不能写文章，不能读断史书，只知饮酒下棋，这样的人一旦重用，使无才之人反受宠幸，怎样去教育后人？一定要降谪一两个人来儆戒他们。于是当即指示大学士、学士们带着谕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质询、追问。晚上，大学士们再次回到康熙皇帝御榻前，汇报了吏部与翰林院承认在本部调用任命事宜上有疏误之处，并完全接受康熙皇帝的批评。通过这些事务的处理，不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门的薄弱之处，对加强皇权、防止权臣擅政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康熙皇帝长期坚持的一种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御门听政对于康熙时期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清除鳌拜集团到平定三藩之乱，十数年时间里，局势一直十分严峻。当时，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集团盘踞南疆称兵作乱；东南沿海，又有郑成功遗部割据台、彭、金、厦，对抗清廷；西北，准噶尔汗噶尔丹不断向东扩张，严重威胁着清政权；北方，沙俄势力也不断向黑龙江流域发动侵略。多难兴邦，面对内忧外患，康熙皇帝充分利用御门听政，使朝廷上下协调一致，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如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八年中，不少情况下，都是康熙皇帝利用御门听政及时做出各种决定，并及时贯彻执行，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尔后，他又抓住三藩平定、郑经病死的有利时机，于御门听政时授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做出“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著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的重要决策，终于顺利收复台湾，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见在整个国家由危转安的过程中，御门听政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对于当时社会由乱入治，御门听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的破坏，三藩叛乱平定之初，民生凋敝，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为此，康熙皇帝经常在听政时与九卿、大学士们一起商讨赋税、制钱、平抑粮价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并先后就此做出许多规定。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月，根据大学士们的建议，他在听政时亲自指定苏赫、龚佳育、胡昇猷等“颇谙钱粮事务”的官员重修《赋役全书》。同时，鉴于河患严重，为了堵住决口，保证漕运通畅，他更是经常在御门听政时向启奏的大臣们询问各地水利工程情况，并利用六次南巡之机，多次视察河工，并就此做出各种决策，使黄河治理大有改观，出现了四十年安澜的局面。
在国家整顿治理过程中，各级官员，尤其是中央各部主要官员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康熙皇帝在御门听政时，不只处理日常事务，还借机考察官员、整顿吏治，并以此增进各级官员们同自己的感情联系。他首先将官员是否认真按时启奏视为勤勉与否、贤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他对朝奏时偷惰安逸的官吏严加训斥，对启奏诸臣，也时时要求他们注意民生利病。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奏上本省要政时，多举琐屑事情。康熙皇帝严厉批评道：你身为地方大吏，应举有关民生利病应该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这种琐事来搪塞呢？对一同入奏的山西、陕西、湖广等地布政使、按察使的汇报，康熙皇帝较为满意，详加询问，“奏章多全览，有问至再三者”，并告诫身边的官员说，布政使、按察使身为一方大吏，所奏必须与国计民生相关。同时，对各部官吏，康熙皇帝也鼓励他们讲实话，讲真话，反对说空话。他指出：“科、道为朝廷耳目之官，每览章疏，实能为国有裨政事者甚少，草率塞责者甚多”，“卿等必有至公之论，以佐朕意。卿等但有所见，即直言，不可隐讳，……务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方称其职。今每见直言谠论者不过几人，徇私好名者不可胜数。”[5]一次，大学士郭棻上朝时缄默不语，康熙皇帝对此甚为反感，批评他说：国家任用你，就要你对国家有益，你既然任大学士之职，遇事就应秉公尽言，说得对当然好，说得不对又怕什么？像你们这样随声附和，对国家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各级官员，康熙皇帝不只使用，而且也处处表示关心，以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交流。他认为君臣只有经常在一起商讨国事，才能上通下达，共同筹划，才能避免前明君臣阻隔、依赖宦官而至亡国的悲剧再度重演。他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康熙皇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则政何以理焉？”[6]他除了与诸部臣、大学士讨论重要政务外，“即小事，必向大学士、学士、九卿问之”，有时也通过问询他们的家境来联络感情，体恤下情。出于对康熙皇帝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对工作尽职尽责，“凡有上谕，一字未妥，必行改正，不肯草草放过”，甚至敢于与他争论，不让地步。他对大臣的这种“执拗”总是十分赞许，对大臣们说：你们都是议政大臣，应该各抒己见，直言无讳，即使有小差错，我难道还会因为议政而加罪于你们吗？一次，他发现自己批阅奏章出现两处误差，就对大学士们说：你们拆封，见到错误就应指出来。你们若能指出我的错误，我只有高兴，还会责备你们吗？像汉朝那样，一见灾异，即杀大臣，真是荒谬！辅佐君王的人，如有过失，应该君臣共同承担，哪里可以只推卸给大臣们呢？
对臣工们的身体和家庭生活，他也极表关心。有时出巡在外，见到扈从学士、部臣因病不能处理奏章，他便让御医为其治疗、护理。夏天炎热，他几次临时改变启奏时间，或改为间日一次，免老病者前来面奏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康熙皇帝出巡塞北，感到天气炎热，便诏谕扈从文武大臣、官员：早朝时，吃完祭肉就散朝回去，老年大臣暂免朝奏，有事随时召见。巡守人员可脱帽，穿短衣衫，“热甚，解衣露体，亦无妨也。朕出时亦不必遽着衣帽。弓匠、箭匠等除该班外，无事免到”，“报上递来事件，并无紧要处，每限傍晚时到。今值酷暑，驿递人马交困，应着少缓，限于次日日出前到，俟暑退后，仍照常行。”[7]这样，终其在位期间，君臣关系一直颇为融洽密切。对工作，各级官员普遍任劳任怨；对康熙皇帝，他们也倍加爱戴，并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康熙皇帝生病期间，宣布暂停御门听政，而各部院官员“俱赴左门请安”，这使康熙皇帝十分感动。他曾十分动情地对大臣们说：“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安危欣戚，无不可相告语者。堂陛之义，固宜如是也。”御门听政中，他对大臣们的“感情投入”的确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加了广大臣工对他的向心力，他的统治也因此进一步巩固下来。
[1]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二月。
[2] 同上。
[3] 同上，康熙十六年八月。
[4] 同上，康熙二十一年九月。
[5]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八月。
[6] 《康熙起居注》，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
[7] 《康熙起居注》，康熙五十三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