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伴着猜疑与谴责摘掉总统光环
在2001年1月20日星期六布什宣誓就职的那个早上，《华盛顿邮报》上的大标题赫然印着：“达成协议，克林顿免遭指控，总统承认作伪证。”
在克林顿任期剩下的两个小时里，他最后一次在星期六通过广播向全美民众讲话——他曾于星期四的晚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作了电视告别——他签发了赦免和减刑名单，和女儿切尔西一起在儿童花园（Children's Garden）散步，并为接待布什夫妇、切尼夫妇和戈尔夫妇做好准备，还请来了钢琴师在他们喝咖啡时演奏背景音乐。在等待客人的时候，希拉里和比尔随着钢琴师弹奏的《我们的爱在这儿停留》的旋律不由“晃动起来”。
新闻秘书杰克·西沃特称，当时的气氛“很糟糕”，因为“戈尔和布什彼此之间肯定感到非常不舒服”。（此外，坦白地说，戈尔和克林顿之间也有隔阂。）
上午11点，比尔和希拉里最后一次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身份从白宫离开。克林顿夫妇和布什夫妇钻进同一辆轿车，戈尔夫妇和切尼夫妇进了另一辆，驶向国会大厦，布什和切尼中午将在这里宣誓就职。
这一天天气很冷，下着毛毛细雨，布什总统在国会大厦西门前发表就职演说。比尔·克林顿打了一个盹儿，错过了新总统的一些重要句子，这些话很明显指向他的前任——“美国最好是一个个人责任得到尊重和期待的地方”，并且“我们的公共利益依赖于个人性格”。
与此同时，回到暂时无主的白宫，正午12点一过，那忙乱的景象就显示了从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的变化。门开着，数十名工人——曾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律师萨拉·威尔逊觉得，好像有“上百名工人”，有些人站在老行政办公楼（OEOB）下面的台阶上，抬着“卷起来的大地毯”迅速跑进去，就像从起跑线上冲出的运动员。威尔逊说，在克林顿政府结束时她“关上了白宫里的灯”，并形容这些工人在认真地“揭起”白宫里的地毯、电线和石膏板，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然后重新布置墙角，重新装饰房间——根据新主人的要求更换地毯，进行室内装修。在老行政办公楼里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这个“大检修”，威尔逊说，必须在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前往布什宣誓就职现场之后进行，并且要在就职典礼后布什夫妇来到白宫之前完成。
天气阴冷，克林顿一些幕僚的心情也很低落，正如萨拉·威尔逊所说，他们在“向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说再见”。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身边骤然减少的随行人员驾车驶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穿过马里兰州波托马克河（Potomac），一会儿他还要乘飞机从这儿经过，飞往纽约郊区的新家。克林顿突然成为了在世的4位前总统之一。由于天气很糟糕，他无法按计划乘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西沃特陪着他的老板，他说，克林顿如此剧烈的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待遇上的反差真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他“已经不再有……大批警察的护送，道路上也没有进行交通管制，没有像对待总统那样将其完全封闭。真是一个相当快的变化……突然间你就来到了交通拥挤的车流中”。他的黑色防弹车已经没有了总统的特权。
在下午1:15左右，克林顿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机库——美国士兵的灵柩通常也是运到这里——全体仪仗队正等着他来检阅，军乐队这次演奏的不是《向统帅致敬》，而是《鼓号齐鸣》。曾在他的政府任职的数十名工作人员来向他道别，此时的总统有点儿怀旧。“当你离开白宫，你想知道将来是否还能吸引一大群人。”他说，声音因疲惫而变得沙哑。人群中有崇拜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离开”。克林顿激动地说：“我离开了白宫，但我还在这儿。”
查克·罗勃那时刚刚将自己在弗吉尼亚参议员的席位输给了乔治·艾伦。他回忆说，虽然克林顿在说些什么没有人注意，但他“看起来非常珍惜他的最后几分钟”。西沃特称“已经不重要了，他并没有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只是一个道别的场合”。
但是比尔·克林顿延续他一贯的作风，讲了很久，却言而无物，有人批评他试图在新总统就职游行时抢乔治·沃克·布什的风头。西沃特称它像一个“经典的脑筋急转弯，媒体采用左右分开的两幅画面，然后却抱怨说克林顿试图走在游行车队的前面，挡住了布什的脸”。《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称，画面上的克林顿在道别时长篇累牍，“人们真的希望克林顿那会儿赶快离开”。
“他比他的朋友芭芭拉·史翠珊叠唱次数更多。”《华盛顿邮报》剧评人汤姆·谢尔斯开玩笑说。他预言克林顿将“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谁想嫁给一位前总统’或更合适一点的‘幸存者’这样的栏目中崛起，但毫无悬念的是，他一定会再次受到众人的追捧”。
米奇·伊巴拉曾担任克林顿政府事务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那些聚在机库中的人们怀着“复杂的感情。毋庸置疑，克林顿为了应对弹劾必然浪费了政治资源，消耗了大量精力，而他本来应该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圆满完成他的第二任期。这让人们感到非常失望……有些人很是生气，有些人只是忧伤，还有一些人则是厌恶”。
查克·罗勃是林恩·约翰逊的大女儿琳达的丈夫。他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送别克林顿，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我清楚我们与前总统一家的关系，也知道对于即将远去的总统来说，有朋友到安德鲁斯为他们送行意味着什么。”他说，琳达本来也要去，但她需要待在得克萨斯照顾中风的母亲。
罗勃悄无声息地走到飞机库一个预留区域的后边，他坐在几个已被称为前克林顿内阁成员（罗勃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之后，克林顿恰巧看到了他。“出人意料的是，他让我站起来，公开表扬我所做的工作，然后派人对我说，请我在他登机时加入那些作最后告别的内阁成员中。”因此，罗勃从闷热的有顶盖的机库里走出来，冒着冻雨来到舷梯下，准备在克林顿登机时与他握手道别；这次的飞机不是“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而是“特别空中使命2800”（Special Air Mission 2800）。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没有穿大衣，只围了一条围巾，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而此时克林顿仍在机库里，萨拉·威尔逊说，他用了“很长时间尽可能与那一长排前雇员伸出的每一只手相握”。
飞机上坐着克林顿夫妇及他们的一些朋友和顾问，包括特里·麦克奥利弗、桑迪·伯格（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小弗农·乔丹（克林顿的朋友）、贝蒂·库里（克林顿的秘书）等人。飞机最终在下午2:57起飞，威尔逊回忆说，虽然那天阴雨连绵，“但你可以看到飞机升空远去……真是个值得怀念的镜头，所有的一切突然一下子全都消失在那厚厚的云层中，就像一部电影的结尾，屏幕上只剩下两个字——‘剧终’”。
洛基·安德森市长是一位民主党人，在布什总统进行就职演说时他一直都在现场。他说：“演讲非常枯燥，极为令人失望，真是一场糟糕透顶的就职演说。在整场演说中，观众唯一一次鼓掌就是在他谈到要削减税收时。”
安德森获悉他为克里·史特林费罗减刑的请求被拒绝后，感到很难过。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奔走努力，米奇·伊巴拉说，安德森“几乎被这件事压垮了”。（米奇·伊巴拉在盐湖城长大，曾是克林顿与所有市长和州长的联络员，现为华盛顿一名说客。）
安德森走向联合车站时，他的手机响了：“市长，我们成功了！”此刻正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伊巴拉在电话中喊道。伊巴拉告诉安德森，总统在走出白宫大门时签发了赦免文件。有点儿夸张，不过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
斯坦·布兰德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他在克林顿两届任期内已经在电视上为比尔和希拉里辩护了“一百次”，因此他觉得有很好的机会为一位客户即阿肯色州前州长吉姆·盖伊·塔克求得赦免。克林顿和塔克虽然都是民主党人，但他俩更多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塔克毕业于哈佛学院，1975年10月11日，比尔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市举行婚礼时，塔克为他们婚礼上的宾客。（比尔在1974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失败，当他和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女友希拉里结婚时，两人都在阿肯色大学教授法律。）
布兰德解释说：“塔克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被卷入了白水门事件的旋涡，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是因为他们将他视为一个直达克林顿的中途站。”但是，布兰德又说，肯·斯塔尔看错了人。塔克“承受了来自政府的全部正面压力，拒绝在任何事情上牵扯出总统”。他被指控共同谋划了那起复杂的房地产交易，并进行邮件欺诈。1996年塔克被迫辞职，随后被投入监狱。直到今天，塔克还声称他是清白的，他说：“我不断从斯塔尔和他的亲信那儿接到明确的信息。”他们说只要塔克告诉斯塔尔他想听的，他就能救了自己。
布兰德推测，赦免塔克这件事情“最终会受到那种混乱状态的影响，而更混乱的是，没有人为此负责，也没有人被彻底追究”。
布兰德和他的妻子离开华盛顿，开车去佛蒙特，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待在市里听就职演说。就在那时，布兰德接到一个来自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电话，说塔克不会被赦免。“我不得不打电话给他，想努力向他解释，但我却无法做到。”塔克一直期待着获得赦免，听到结果时他感到五雷轰顶，只是说：“他（克林顿）已经告诉很多人将要赦免我。”
一直在电话旁等待好消息却也没等到的另外一个人是克林顿的老朋友韦伯斯特·哈贝尔。哈贝尔是阿肯色州人，他是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时的搭档，在1992年总统大选后随克林顿夫妇来到华盛顿，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但他很快就倒下了。哈贝尔和他的兄弟比尔1993年还在马萨葡萄园岛上悠闲地打高尔夫球，但随后就在1994年辞了职。1995年，他因盗窃原法律事务所同事和客户的钱财，在一所联邦监狱中服刑18个月。在克林顿第二任期，他又被指控犯有邮件诈骗和逃税等罪行。
在比尔·克林顿离任时，他既没有父亲（他的父亲在比尔出生前3个月死于一场车祸）也没有母亲（他的母亲弗吉尼亚·凯利于1994年1月死于乳腺癌并发症）。因此，当他在华盛顿碰到糟糕的事情时，没有一个固定的能够给他慰藉的去处。他现在有了一套自己的新房——1999年在威彻斯特县的查巴克花170万买的——但是买这套房子只是出于一个原因，即希拉里将要竞选参议员，她需要一个住址。这套房一点儿也不漂亮，硬纸板散落一地，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地面。他和希拉里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就来到这里，但很快她就要离开，到华盛顿去开始她的新生活；她在华盛顿以怀特海芬（Whitehaven）的名字获得一套住房——这套房子位于怀特海芬街——不过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希拉里的房子”。
克林顿的退场和他的前任——显赫而尊贵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有着许多不同。1993年1月20日，老布什和妻子芭芭拉·布什将白宫交给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在他们夫妇离开时，阳光明媚，几百名布什的支持者聚集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为他们送行。罗恩·考夫曼自1978年起就一直为老布什工作，并为他在1988年竞选中出谋划策，老布什就任总统后，考夫曼出任他的白宫政治部主任。考夫曼回忆说，离开的时候老布什不希望任何人出现在那儿，“他希望低调处理整个事情……他认为在第42届总统就职这天来为自己送行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喧宾夺主”。考夫曼记不清布什是否向人群讲了话，飞往休斯敦的朋友们与他们一起匆匆登上蓝白双色的波音747（现在载着克林顿和他团队的是同一架飞机），到达休斯敦的艾灵顿空军基地。布什夫妇的两条狗米莉（Millie）和兰格（Ranger）也在飞机上。
2001年1月20日，克林顿疲惫不堪。梅兰妮·维微尔称，他“几乎在飞机上站着就睡着了”。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在环球航空公司的机库里也聚集着一群人。希拉里在这儿作了一场很长的竞选似的演讲，汤姆·谢尔斯称，比尔“眼睛望着远方，看起来非常厌烦”。随后麦克奥利弗和克林顿夫妇上了同一辆车，驶向克林顿在查巴克的新家。“我们一坐进那辆车，”麦克奥利弗写道，“克林顿就把头垂靠在希拉里的肩膀上，沉沉地睡着了。”他们到达查巴克时已是傍晚6点了。
那天晚上，麦克奥利弗在查巴克古老的可爱屋餐厅（Kittle House，成立于1790年左右）宴请随同克林顿夫妇来到纽约的人们。桑迪·伯格及他的妻子当时也在，伯格称，那次晚餐是“令人伤感却又非常温馨的谢幕”。在那些人中，有的人已经为克林顿政府工作了整整8年，有的人甚至从克林顿参加竞选就一直跟随着他，“因此，这好像就是一个年代的结束”，西沃特回忆说，当时的气氛“真有点儿像过节”。不过，一道过来出席晚宴的许多人都是希拉里的僚属，西沃特解释说，因为她“正在为竞选参议员作准备，所以带着她的整个团队”。晚宴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去了城里，克林顿夫妇回到他们的新家。这所房子很古老了，它以前是荷兰殖民者的房子，有11个房间，在车行道脚下老房巷15号一条死胡同的最里边，尽头是一片树林，这里以前是秘密特工的据点。
居住在查巴克的一位女士说，它是“一块相当漂亮的中上层飞地……住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多……但这里不是威彻斯特县最迷人的地方，贝德福德和庞德里基才是。那两个地方才是‘宇宙主宰者’的所在地……查巴克是医生和律师的选择”。如果她不知道这是克林顿夫妇的房子，这位女士说，她会认为它是医生或律师的。
克林顿夫妇的一些朋友说这所房子“很普通”。霍华德·塔尔曼形容它就“像一个新英格兰牧场……想想以前去过的那些举办家庭聚会和募捐活动的大房子，觉得它们是这所房子的10倍大”。在上段中提到的那位女士说“它是一所宽敞的郊区房子”，但不是特别“迷人”。
拉里·萨巴托描写政治丑闻非常在行。他写道，克林顿在阴云密布中离开白宫，到查巴克“去舔舐他的伤口”。当比尔·克林顿作为前总统在那儿度过第一个晚上时，他不清楚这些伤口将会变多深。
1月21日星期日的上午是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后一起在查巴克度过的第一个上午，希拉里让比尔到城里去买早餐。根据一份报纸的描述，“他在当地的一家熟食店的咖啡前逗留了很长时间，与转过头来看见他这位新邻居的每一个人都要说上几句或握握手。他在那儿已停留了90分钟，看起来却一点也不着急，就像这天到商店来没什么事儿似的。他不慌不忙地在递过来的最后一个咖啡杯上签好自己的名字，然后，才带着防油袋装着的鸡蛋三明治回到郊区老房巷的新家”。
像今天这样逍遥自在的外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克林顿的明确计划之一是为他的总统图书馆——为他的遗产继续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模糊的计划，即揭露在他任职的每一天都对他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那些人的虚伪。他是第一位被要求抽血进行DNA测试的总统，DNA测试结果证明他的精液与一名实习生的裙子有关联，但是他形象地将精斑除去，显出与他那巨大的成功（包括在波斯尼亚的一次炸弹行动中，将一个独裁者铲除却没有造成其他任何伤亡）相比它是多么微小。他想，不需要多长时间，民众和那些专家们就会将他看成一名伟人——与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高高在上。
这个白日梦被粗鲁地打断了。
就在克林顿夫妇搬往他们的新家时，出现了一些关于克林顿的传闻，马克·布依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传闻，是因为“共和党人不甘心就这么轻易放过他”。随后出现的新闻报道让克林顿看起来像个装满垃圾的拖车。有人指责说，他们偷走了白宫中的家具和其他物什，那些东西不属于他们，而属于国家。不管是小报还是大报，甚至午夜的喜剧片，都满载着这样的传言。“有人声称要在国会再次弹劾克林顿，”杰伊·莱诺说，“你们准备怎么来弹劾？他现在甚至已经不再是总统了。第一次弹劾他说他弄脏了家具，现在又要弹劾他说他偷了那些家具！”
实际上这些谎言基本被揭穿了——尽管克林顿夫妇归还了白宫价值28000美元的家具、灯具和地毯，这些是他们从白宫带走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想一想他在白宫转悠着说：‘我需要这张沙发。’”杰克·西沃特说，简直荒唐至极。
希拉里感到“特别失望”，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说：“他们带走的东西是送给他们的，几乎每一位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一样。”
还有报道无中生有地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那些朋友将最后告别时乘坐的波音747上的所有东西——只要是没有钉在上面的——席卷一空。不但广播和有线电视这样说，甚至平时令人尊敬的报纸和杂志也充斥着这样的传闻。在这些报道被证实为假新闻之前——它们也确实是假新闻——克林顿夫妇被描绘成类似于那些从宾馆里偷窃毛巾的社会渣滓。
随后是对克林顿幕僚们的报道，说他们在即将离开白宫时故意糟蹋政府办公室和里面的设备。克里斯·詹宁斯在回应这一指责时说，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努力工作，直到最后一小时，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和创造力”将电脑键盘上的“W”键拆除。克林顿理应愤怒，《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说：“因为布什的人编造了太多关于他们的谣言……这使我们认识到走进白宫的这些人不是好人……这边克林顿刚一离开，再也不是总统了，他们那边就觉得一定要抓住机会编造一些故事。”
萨拉·威尔逊称这些报道纯粹是“一派胡言”。在克林顿任期结束时，他负责检查办公室，“确保每件东西都完好无损，还有，在墙上不能有卡通画之类的东西……我记得揭下一幅反布什的卡通画”。威尔逊称，克林顿夫妇和两位幕僚约翰·波德斯塔和布鲁斯·林赛“希望离开时给新总统留下……备忘录和指导手册……因为他们记得，当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到处都乱七八糟……他们要求工作人员写备忘录……进行有秩序的、超越党派恩怨的交接，帮助下一个团队尽快适应”。
1993年当克林顿来到白宫时，“墙壁上挂着比尔·克林顿的海报，头上满是飞镖，”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林恩·卡特勒说，“但我们当时什么都没说。”
乔治·沃克·布什称不应再纠缠于克林顿夫妇的事情，国家需要继续前进（或许指进步到一个更为优秀的第一家庭），听起来他很无私。
这些报道是真是假，还是夸大，都没有关系，拉里·萨巴托说：“那些最后的谣言……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仅仅是在强调克林顿总统最坏的那一部分，促使人们想尽快翻过这一页。他们达到了目的，通过将焦点放在一个新总统身上做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比起慢慢出现的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的故事，上面这些垃圾故事简直不值一提。对马克·里奇的赦免爆炸性地成为争议，政客们威胁说要将前总统拉到国会委员会面前，社论版作者痛斥总统不道德，不爱国，简直是道德败坏——是一名让国家蒙耻的、从道格帕奇（译者注：美国阿肯色州一个已不存在的主题公园，用的是著名漫画家阿尔·卡普《小阿伯那尔》中虚构的小镇名字）来的政客，并且说，他对里奇的赦免正是他那一贯的卑鄙行径的延续。
克林顿和他的亲密顾问，包括他的新闻秘书杰克·西沃特，都惊呆了。在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天的早上，西沃特宣布赦免名单时，“几乎没有一个人问我马克·里奇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不是来自原来那个华盛顿世界，而是一个纯粹的纽约故事。”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一判断得到了验证，纽约的小报猛烈抨击他，挖掘关于他的流言飞语和花边新闻，收集公众对他的负面反应。西沃特说，《纽约邮报》已经将故事夸大了，但是，随后几乎每一个媒体都跟着《纽约邮报》进行报道。西沃特记得克林顿好像“发疯了。当然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警告过他里奇的事情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件事”。
克林顿不知道如何进行回应，他已经习惯了交给白宫新闻办公室来处理。他在查巴克的车库中有6名特工；奥斯卡·弗洛雷斯是一名军事侍从，他正在一边洗袜子，一边做饭；道格·班德是一名前白宫实习生，为总统拿衣服或端水，也是一名随行助手，有时候被称为克林顿的“跟屁虫”。
离开白宫后，希拉里得到了那么多关注，而比尔却这么少，他看起来不需要再费心了，在卸任后没有团队也不再需要新闻秘书了。杰克·西沃特曾在1999年12月问过总统在1月20日后是否还需要他继续服务，克林顿告诉他“没必要了”。
“他正在为以后的生活作规划，这只不过是他内心的假设，”西沃特说，“他不再需要拟订社交计划，而她却需要……她将要成为一名参议员，将要走到聚光灯下，会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可问题是在她从第一夫人到参议员的过渡中他该怎么办。”
很明显，有一个问题只有西沃特考虑过，而其他人都没有考虑到：“当你有时候不想接触媒体时，你仍需要某个人来与媒体打交道，因为记者会写任何他想写的鬼东西，你需要这个人来澄清事实，平息谣言……在白宫时，西沃特曾与媒体人士频繁沟通来消除关于克林顿的谣言。”西沃特估计，在克林顿没有发言人的那段时间，“关于他和马克·里奇的故事中可能有一半都是假的，而关于他和（糟蹋）那架飞机的传言……则完全是捏造的”。
新闻报道和流言飞语说克林顿将到好莱坞担任制片公司经理，在西沃特看来：“当你没有一个发言人来代你发言时，报纸上就登些关于你的荒谬消息。”
西沃特继续说，没有人认为“在希拉里竞选成为参议员时，他只应该待在查巴克的地下室里。实际上她可能更需要得到帮助，更需要有人来为她策划，这才是克林顿这个资源的价值，而不是每天待在查巴克——我们随后就会担心这个问题。当出现糟糕的问题时，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处理”。
克林顿卸任5天后，内容可靠且风格自由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玛丽·麦克格拉里在专栏中写了一些句子，这会让新闻秘书一天都没有好心情：“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白宫的第一周过得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比尔·克林顿。克林顿的离开给布什阵营的‘让白宫恢复尊严’这一咒语以响彻云霄的回声……克林顿的退场将会成为‘周六晚间直播’让人沸腾不已的一个剧本。”
对于克林顿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状况很糟糕。克林顿的偶像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中做爱的次数要比他多，但是他所关心的那些人却仍然怀念着肯尼迪。克林顿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以传统方式离开白宫时的形象比实际上被轰出去的理查德·尼克松还要糟糕。“不像尼克松，”拉里·萨巴托说，“克林顿只是成了一个笑话，而尼克松完全应该被谴责，被鄙视，而且人们对待他的事情是严肃的……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总统像他这样经久不衰地成为午夜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开涮的对象。即使到今天，我也觉得关于克林顿的笑话和关于布什的笑话一样多，这可是闻所未闻。”
在麦克格拉里写上那些文字的同一天，杰伊·莱诺也有一段独白。莱诺拿布什在白宫的头100个小时开涮，嘲笑布什呆若木鸡，而克林顿却形象突出：
第100小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转来转去，裤子脱落在脚踝，说：“看，我是克林顿总统！”
莱诺：而克林顿总统——我们仍然称他为总统，这个称谓会伴随他一生，他将一直是“总统”。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说到他时总会说“已婚”……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白宫强制执行了新的服装规则，这些规则更严格了一些，这是为了与克林顿形成对比，克林顿在白宫主政时，他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穿一件新套装……在比尔·克林顿宣誓就职时，一名闯入者穿过安防。4年前，这个人还站起来和克林顿握手——他毫发无损。今年他又可以做同样的事了，可以和布什握手。布什说他并不担心这名闯入者穿过安防，他只是担心这个家伙握过克林顿的手后再握他的……
杰克·西沃特在怀俄明州租了一套房子，在那儿他可以滑上一个月雪。但是在克林顿成为普通公民的那个星期结束时，“克林顿给我打电话说，媒体搬弄是非，对他不依不饶，问我能否过去为他解围”。
克林顿就在查巴克的家中待着，像一名被软禁的囚犯——记者们正在外面等着他牵着他的巴迪出去散步，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他提问和拍照——而他却没有一个发言人，可恶的媒体将他描绘成正减价处理的商品，更糟糕的是，克林顿对“从道格帕奇来的总统”一直难以释怀。梅兰妮·维微尔说，以前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西沃特，都在想办法帮助他，但是“他们也需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去寻找新工作”。
克林顿的处境实在不怎么好。希拉里两天后就到华盛顿去了，麦克奥利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希拉里离开的那天下午，克林顿打电话给我，听起来很失落。我对他说第二天我就飞往纽约，我们可以打打牌。”他和克林顿步行去查巴克的主干道上吃午餐，路过一个ATM，“克林顿看着那台机器……挠了挠头……‘它会吐钱？’”
即使希拉里希望他也去华盛顿——实际上她并不希望——因为那件赦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华盛顿他也不能参与她的事情，虽然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或者其他的理由留在纽约。希拉里的顾问希望她不要和她的丈夫靠得太近，他只会伤害她。即使是短暂访问华盛顿也会对希拉里造成“极大的分散”，西沃特说。在参议院休会期间，比尔和希拉里计划一起过个假期。直到那时，这个计划对他来说——用西沃特的原话——“还是要秘密进行的”。
克林顿唯一的孩子远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他现在的婚姻状况很不自然，有些人称它为字谜游戏。朋友们说，前总统明白现在轮到希拉里了。他将保持沉默，离开聚光灯，离开麻烦事，只在被问及的时候显示他的政治智慧。马克·布依尔说，当他看到希拉里得到所有的关注时“心里一定感到很不好过”，“我觉得有些时候他有点儿迷茫”。
克林顿在离开白宫时所签允的赦免中，有一些是恰当的、英明的，但是另外一些，则看起来无疑是将自己的脸凑到对手面前主动找打，特别是他让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抓到了把柄。朋友们坚持认为，克林顿将请求赦免者的苦楚与他自己的遭遇联系了起来，在他眼里，这些人可能是那些热情过度的检察官们的受害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释去对斯塔尔的愤恨，正是他将克林顿的几乎整个第二任期搞得一塌糊涂，让他深切体会了什么叫人间炼狱；正是他写了让全世界无数人窃笑不已的《斯塔尔报告》，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克林顿与一名比他心爱的切尔西大不了多少的实习生进行约会的大多数情节。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上网时读到这份报告，报告上写的是一个——萨莉·贝戴尔·史密斯这样写道——“使她爸爸落泪”的事实。（史密斯也提到，在莱温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旁的私人书房中为切尔西的爸爸服务之前，切尔西曾常在里面做家庭作业。）
在最后那天晚上，他一直苦苦思索，最后还是签准了对苏珊·麦克道格尔的赦免。苏珊·麦克道格尔是一名阿肯色人，比尔的朋友，白水门事件也牵涉到她，因为她拒绝告诉肯·斯塔尔他想听的事情，结果她便被指控犯有银行诈骗罪，被判处18个月监禁。麦克道格尔经常穿着橘黄色连体服出现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她拒绝供认比尔和希拉里也牵涉其中，而且从未动摇过。
克林顿也赦免了他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秘书亨利·希斯内罗斯，希斯内罗斯被指控在联邦调查局询问他给了前情妇多少钱时撒谎。在克林顿看来，希斯内罗斯也是那些失去理智的特别检察官的一名受害者，希斯内罗斯以前的情人同样也是，克林顿把她也赦免了。
关于克林顿对马克·里奇作出的赦免决定，许多人之后将其归因于他一直在为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作准备，身体严重透支，大脑极端疲乏。“我认为他有一周都没怎么睡觉，”梅兰妮·维微尔说，“即使是睡着了，很快就又醒了。”她形容他“几乎就要虚脱了”。
《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曾连续数年报道克林顿，他说总统“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超负荷地工作，我认为这样他的判断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他做许多事儿真的太急躁了。他很累，并且对即将离开总统工作感到很难过……他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不管怎样，他们（总统们）不像我，我可以一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对于赦免被指控与敌人进行交易、逃离美国司法判决的亿万富翁这件事，甚至他的朋友们也没有为他辩护，哪怕是站在中立的立场。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是一名自由民主党人，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安·刘易斯的哥哥。他说，赦免里奇是“克林顿总统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国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也是一名自由民主党人，他称克林顿对里奇的赦免“混淆视听”，使“每一名民主党人，甚至每一名美国人感到羞辱”。
最好的情况是他的忠实追随者猛烈地谴责前白宫法律顾问杰克·奎因（他是里奇的律师，同时也为其他一些被控有罪的人进行游说）。他们指责杰克·奎因为了大捞一笔，恶毒地利用克林顿出现的脆弱，背叛了他曾经的老板及客户——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细节逐渐披露，但情况并未有所好转。虽然里奇本人不是克林顿的朋友，但他的前妻丹妮丝却是，她一直都在请求克林顿赦免里奇——在电话里、留言上，还有12月20日在白宫与总统的谈话中，甚至还有毫无根据的流言说，总统和这名歌曲作家是情人。2000年，丹妮丝向民主党捐了100多万美元，为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捐了45万，为比尔建总统图书馆捐了45万。此外还有小一点的：她送给比尔一个新萨克斯，送给希拉里一些价值7375美元的家具。
关于赦免的传言变得越来越不着边际，有人甚至说克林顿将赦免卖给了丹妮丝·里奇的丈夫，目的是换取丹妮丝的慷慨捐助，或者他们两个确为情人关系，从而做出这种践踏宪法赋予的无尚权力的丑事。传言说，克林顿与他的那些前任不一样，他将赦免权下放给了亲信，甚至还有一些更恶毒的谣言，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中存在太多讹传，这使得事态愈演愈烈。
在过去许多届政府中，司法部负责审议特赦的官员——会习惯性地，但不是一定——参与赦免过程，向白宫建议正当赦免，反对不正当赦免。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上，克林顿没有经过这些官员的审议就直接签发了赦免文件。
埃里克·霍尔德是克林顿政府司法部位居珍妮特·雷诺部长之下的二号人物，这例赦免也将他卷了进来。人们觉得霍尔德暗中操纵了赦免过程，目的是在将来能成为阿尔·戈尔的司法部长。在这件事中，霍尔德答应奎因的请求是为了讨好奎因，因为奎因不但是副总统戈尔的幕僚长，而且还是副总统的朋友，这样奎因就可以在将来促使戈尔提名霍尔德担任他的司法部长，从而使霍尔德成为历史上首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的非裔美国人。
媒体披露了更多的细节。1998年11月，马克·里奇在纽约一次晚宴后成为奎因的客户。当时，马克·里奇由一位名叫格森·凯克斯特的男公关带着前去赴宴。格森·凯克斯特当时与另一位客人即埃里克·霍尔德在闲聊，但这两个人并不知道彼此是谁，当凯克斯特获悉霍尔德的身份后，据说他问霍尔德谁能帮忙请求克林顿特赦里奇。霍尔德——据说——把手指向了奎因。而对于奎因，凯克斯特则早就认识。奎因说，就在那时，凯克斯特走过来“缠着我”，并且，“他至少在3个不同的场合找到我，督促我接手这件事情”。（霍尔德现在是一位私人律师，他说：“那次谈话只字未提关于赦免马克·里奇的事情，凯克斯特只是问我关于如何使司法部门作出一项决定这样的一般性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提到里奇或杰克·奎因。”）
在随后风暴般的抨击中，人们将对赦免负有完全责任的霍尔德描绘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说他想要等戈尔获胜后，在其政府内担任司法部长，因此选择了与杰克·奎因联手来做这件事，为此，霍尔德没有告知检察官们克林顿将要赦免里奇，并且断言说司法部负责审议赦免的官员没有对里奇的赦免进行审阅，没有提出关切，也没有向总统建议不要同意这个赦免。
霍尔德说，那时奎因和他见面“很频繁”。刘易斯·斯库特·利比当时也是马克·里奇的一名律师，并将成为副总统理查德·切尼的高级助手。据说，利比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奎因说利比鼓动他接下这项任务，并向他分析了成功后的好处，还有马克·里奇雇用的另一名律师马丁·金斯伯格（他是克林顿指定的最高法院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的丈夫）对他所说的“税减免方面的考量”。
奎因一直都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他说：“我对那些负责审议赦免的官员在审议赦免中的指导原则非常清楚，我也知道作出赦免的决定并不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因此，奎因说，他直接去找了霍尔德。他说，他也和时任克林顿总统白宫法律顾问的贝斯·诺兰讨论过他去找霍尔德的事情。他坚持说他没有在赦免事件中秘密行事。
曾在克林顿司法部工作的一位男士说，以前也有一些总统不经司法部评议就直接签发的赦免，比如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他曾经赦免了6个人，包括卡斯帕·温伯格，温伯格是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卷入了“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Scandal），把售伊武器部分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他在1974年还未受到任何指控前赦免了杰拉尔德·福特，旨在清除对他进行的全国性抨击，他当时也没有和司法部负责审议特赦的官员商讨。
赦免里奇这件事不仅让比尔·克林顿和杰克·奎因痛苦不堪，也让埃里克·霍尔德烦恼不已，看情形他将来成为民主党政府司法部长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像奎因一样，霍尔德也被拖到一个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电视节目上，这个节目由克林顿的死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丹·博尔顿主持。博尔顿自愿作证说，霍尔德是“自愿参与该计划，不让司法部知情和反对”马克·里奇的赦免。博尔顿在报告中也引用了杰克·奎因于2000年11月18日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正在请求对里奇进行赦免，并将这封信发给里奇的人，看起来真糟糕，奎因写道他在前一晚告诉了“埃里克”。“他说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埃里克）……他还说时机正好。”
霍尔德坚决否认存在秘密交易：“许多人认为戈尔会赢，都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我成为司法部长？将这些事情毫无根据地联系在一起是完全错误的。”
克林顿坐在查巴克的家中，眼睁睁看着他的名声又一次败坏，那些仍然愿意为他辩护的人声称他被奎因蒙蔽了，在这个案件上，他相信了奎因描述的事实和细节，他很疲惫，精力无法集中，没有仔细思考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克林顿的几位朋友在证词中说：“他做这件事是为了杰克·奎因。”“奎因竭尽所能为马克·里奇求取赦免，一次又一次地请求”，约翰·卡西马蒂斯说，“最终总统真的说：‘好了，我同意。’”
直到今天，奎因还辩称克林顿当时像以往一样敏锐，知道里奇案子的所有细节，就如他处理其他任何事情时一样。克林顿同意了赦免，奎因说：“他是根据这个案件具体的是非曲直作出的判断。”
在回忆录中，奎因说，“我平生唯一最大的遗憾”是为这件赦免不辞辛劳地奔波，而它却严重损害了比尔·克林顿的名声。奎因说他“错估了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和公众反应”。他称自己“也认为比尔·克林顿是本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我真希望我没有参与使克林顿陷入窘境这件事”。
奎因自己也熬过了一段黑暗的时期，国会委员会召他过去，人们对他进行猛烈抨击，他的名声也同样受损。奎因称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离开克林顿后，他成为广播和电视政治秀节目中的常客——特别是在莱温斯基性丑闻之后。现在，没有人再邀请他做电视嘉宾了。“我认为没有人……在电视上有我为比尔·克林顿作的辩护多。”此外，他还说：“当我在电视上就莱温斯基事件为他辩护时，至少有一次我对白宫的人们说：‘我感到我在这儿真的陷入了困境，如果我说的事情不是真的，或者我不应该说，请向我指出来。’但是没有人那样做。”
当有人问里昂·帕内塔为何克林顿要赦免马克·里奇时，他反问道：“谁知道呢？有时候你会认为这是克林顿周期中的一件事，在这个周期中，绝大多数时间他做得都很好，每件事进展都非常顺利，但是，他偶尔也会犯一些错误，就像过山车一样，突然从高处滑到了低处。在我看来，他离任时是处在高处的。他做得相当棒，人们对他评价很高，我认为他的满意度在百分之六十几……对于在他离任时所做的事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解释。”
在查巴克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比尔·克林顿悔恨不已，后悔没有赦免吉姆·盖伊·塔克和韦伯·哈贝尔。
塔克现在是一名做有线电视和软件生意的商人，他对克林顿的愤恨已经消失了，他说，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在阿肯色见到前总统一次，有时是在葬礼上。塔克说，几年前，在小石城皮博迪酒店的大厅里，“克林顿眼里含着泪，说非常抱歉，没能赦免我是他当总统时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很快就主动表达了他的悔恨和痛苦”。塔克问克林顿为什么不赦免他了吗？塔克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质问过他‘你究竟为什么不赦免我’。”
谈到韦伯·哈贝尔，“总统和他的关系非常亲密，”杰克·西沃特说，“他们的感情极为深厚，我认为总统一定很想赦免他，但被其他人劝服了，他若那样做的话，会让人觉得他在照顾自己的朋友……要知道他现在因为赦免了自己并不关心的人都招致如此猛烈的抨击，他一定会想：‘正反都要被攻击，我为何不来照顾一下我喜欢的人呢？’”哈贝尔曾先后担任过小石城的市长和阿肯色高等法院的法官，现在向“负责任的大麻消费者”推销人寿保险。（哈贝尔没有接受采访。）
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幕僚的乞求下“投降”了，却没有赦免塔克和哈贝尔。总统最亲近的两名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和布鲁斯·林赛——特别是林赛——曾请求他们的老板不要赦免里奇。留给人们的是这样的疑问：在其他赦免问题上他都会听从他们的建议，为什么在里奇这件事上没有？
西沃特在2002年10月加入美国铝业公司，担任全球沟通部的副主任。他在2001年2月1日开车来到查巴克，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前总统“那时几乎就要从家逃走了”。一名以色列的电视记者和他的同行正准备采访克林顿。西沃特说，他们想让他“谈除马克·里奇或报道中所说的将白宫或飞机弄得一团糟的人员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西沃特说，出于对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好感，克林顿接受了采访（人们也许会认为，克林顿对马克·里奇的赦免可能受到以色列总理的影响，否则不会这么快就乐意接受以色列记者的采访）。当那些记者出去后，克林顿坚持要带西沃特到镇上吃午餐，记者们则在后面跟踪了一路。
克林顿告诉西沃特，那些记者“真的很难对付”，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她几乎成了死胡同里的监视器。他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看报纸，虽然来到查巴克几天后，他就已经能够逃出那些记者的监视到朗氏小店或熟食店买到报纸。
那天在查巴克镇中心，克林顿第一次想尝试使用ATM。他有自己的卡，却不知道卡的密码。他一直给希拉里打电话，却始终接不通。“那好，我去买午餐。”西沃特说，但因为那天是西沃特的生日，克林顿想由他来请。“我们就去镇中心的一个小餐馆，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刷信用卡，就向我要了一些钱……我们分摊。我觉得他付一半餐费的钱还是有的。等我们到了那里，他被作为名人对待，只一会儿，以前的克林顿就回来了。”
克林顿那时的情绪就像“过山车”，西沃特说，“他并不是一直坐在那儿生闷气”，而是一会儿“生那些报道的气”，一会儿“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些有益的事”。西沃特回忆说，克林顿尤其“对说他们偷了家具的报道感到愤怒”。不过，当他们随后到外面吃午餐时他的怒气就消了，西沃特说，“我们共进午餐时相当愉快”。他还说克林顿现在常常会陷入思考，他还在白宫时可不是这样子，比如，“他在打开包裹找东西时，和我们一样，如果某件东西让他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他会讲一些关于它的故事”。他对这所房子“非常满意”。“这是他们真正拥有的第一套房子，”西沃特说，“并且，像其他任何搬入自己第一套房的人一样，他也有点儿兴奋。”
另一方面，“如果我无意间和他谈到最近有什么新闻，他自己就加快速度埋头忙自己的活儿。但是，如果你谈到这所房子，询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或者聊起过去任职时的事情，他的状态就很好。”当有人向西沃特问克林顿是否对弹劾和莱温斯基性丑闻这两件事感到后悔时，他说：“我不是生活在昨天，我不想用这样的问题来弄糟今天。”
2001年2月11日，《纽约时报》一篇社论将克林顿描述成一个恶棍，而对新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则大加颂扬，称他“坚决恢复良好秩序”。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写道：“克林顿的那些最猛烈批评者对他的预期已经很低，而他则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看起来走得更远……我们觉得整个国家都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位前总统留下的民事和法律上的烂摊子。”
杰克·西沃特于2月16日登上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频道，他说前总统对赦免里奇所引起的巨大关注很“不理解”。“你们现在是国会议员，一直靠上电视谋生，通过攻击比尔·克林顿出名。他现在离开了，不再是总统了，他也不会再参与任何竞选了……你们将不得不适应这一切，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谋生。”
当比尔·克林顿试图来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时，他怎么都不能接受他所签发的赦免会引发这么强烈的愤怒。他能感觉到那些受害者的委屈。一名与克林顿熟识的记者在一次专访中问他赦免里奇的事情，克林顿则“用一大堆话来搪塞”。然后他就谈到后来和他成为朋友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当时，老布什刚刚卸任，人们经常从性格和所属阶层上拿比尔·克林顿和老布什作比较，而比较结果总是克林顿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猜你不会提到老布什赦免奥兰多·博施的事，是吗？”克林顿问。博施是一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他承认参与了炸毁一架古巴飞机，导致7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但是老布什仍然在1990年赦免了他。
克林顿在白宫时的日记员和朋友詹尼斯·科尔尼用了“沮丧”一词来形容总统当时的情绪。梅兰妮·维微尔说，在这条漫漫长路的尽头，他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他“知道他的总统职位完了。他曾有过那种特别好的机会，但现在机会永远地消失了”。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经为卡特总统和福特总统写过传记，他也曾编辑过里根总统的日记。布林克利说，克林顿与那些前任总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每个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失去权力或被迫辞职，重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时，他们也都很难适应……周围不再有大批随从……还负了债，迫于无奈不得不去撰写回忆录，去为总统图书馆募集一些钱。”他说，完成这些任务前的那段时间“就像炼狱，会持续好几年”。
拉里·萨巴托曾详细深入地研究过总统们，他认为克林顿在“总统”这个兄弟会中几乎处于主流地位，罗纳德·里根却是个例外。萨巴托说，里根对他当时的状况“比较满意”，他回到了自己喜爱的大农场，还有南茜陪在身边。里根在公众面前通常很透明，在2007年他的日记出版后就更加透明了，只是让他难过的是南茜已离他远去。萨巴托说，杰拉尔德·福特输给吉米·卡特后很难过，但是他也“很高兴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其他一些总统也有与克林顿类似的痛苦历程——林登·约翰逊始终都无法适应，有人说，他死于调整过程中，还有尼克松，当然也少不了吉米·卡特。萨巴托说吉米·卡特“承认实际上在他的竞选遭到惨败后，他患上了抑郁症，但等他们回到乔治亚州的平原镇后，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与克林顿性情最相似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但与克林顿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离开白宫时声名没有任何污点，不过，相同的一点是，他也是满怀遗憾离开白宫的。他们两个都不惜一切地想回到白宫再任一届总统。跟克林顿一样，西奥多·罗斯福也是精力过人，似乎永远都处于青少年时期——第一夫人艾迪丝·可米特·罗斯福曾经说过她有7个孩子——算上她的丈夫。两个人在任何所到之处同样都会成为焦点。“他是每一场婚礼上的新郎，每一场葬礼中的死者。”罗斯福的大女儿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不过这也完全可以用在克林顿身上。西奥多·罗斯福逃到他钟爱的纽约乡村房子“蚝湾”（Oyster Bay），逃到渴望拥有时间陪伴他和孩子们的艾迪丝身边。那些孩子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慰藉，他领着他们疯狂地“玩闹”。很多人发现西奥多·罗斯福玩起来比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尽兴。不久，其中一个孩子去了非洲，进行为期1年零1个月的探险，接着就是他再次竞选没有成功。
比尔·克林顿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关注的是负面的东西。“然而突然，”萨巴托说，“什么都没了，对于他尤其如此，只剩下那些最后的丑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有了一份全新的工作，接近重大行动的核心，而他却在边缘。”
没错，希拉里和他一起回了查巴克的新家，但她在积蓄力量，两天后就离开了。切尔西远在太平洋东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成了“一名空虚无聊的守门人”。
更为糟糕的是，克林顿几乎没有访客。杰克·西沃特说“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访客流”。安东尼·坎波罗是一名作家、教师和美国浸信会的指定牧师，也是在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帮助克林顿的“牧师协谈员”之一。他曾到查巴克拜访克林顿，他说，他发现克林顿“精神状态很好……为希拉里和她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只要能向她提供建议，对她有所帮助，他就会竭尽全力”。（坎波罗回忆说，在克林顿遭到弹劾的那天下午，他与克林顿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交谈，当时看到克林顿很乐观他并没有感到奇怪。“我们谈论，我们祈祷，眼前的事情看起来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在希拉里去华盛顿之后不久，麦克和伊琳娜·梅德沃伊夫妇二人便乘飞机从洛杉矶来看望克林顿。“他想带我们在查巴克转转，”伊琳娜说，“如果是真正的朋友，你不会就只想去林肯卧室，就像我们那样非常幸运地去过……他到了查巴克，你也应该去看一看他现在的生活。他非常自豪，很喜爱他的房子，领着我们看每一间房。”她记得在他卧室有一张狗床，克林顿说他的拉布拉多猎犬巴迪和他一起睡。她认为比尔和巴迪之间“这种亲密关系”是由于“空巢综合征”造成的。他也向他们展示了将要用于撰写回忆录的所有“备忘录”和笔记。她说，他看起来迫不及待，想立即就写。
他们在周围转悠的时候，巴迪就跟在克林顿旁边，他非常喜欢停下来和人们交谈，梅德沃伊回忆道。“他是一个想融入小镇的人。他在内心仍是一个小镇的男孩。”她称查巴克“很迷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小镇”，还说克林顿的房子“虽然很小很传统，却很别致”（一位生活在查巴克的女士说，只有从好莱坞来的人才会说克林顿的房子小）。
当梅德沃伊夫妇在那天下午五六点离开后，克林顿就又变了一个人，如政治顾问汉克·申可普夫说的，这种状态让像克林顿这样一个需要观众的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已经习惯了“在聚光灯下吸取巨大的能量”，他不喜欢和自己的思想独处。
根据《新闻日报》的一篇报道，在克林顿搬进这所房子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他让特工请来一位邻居和他14岁、12岁的两个女儿，他们交谈了三四十分钟。他和女孩们谈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向女孩的爸爸展示地毯，并提议说他们将来可以一起打高尔夫球。
在那些恶毒的传言被证明是“绝对的垃圾”之后，西沃特就等着其他疯狂的故事出现。果不其然，不久，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时，克林顿正试图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随便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却被拒绝了。西沃特说，实际上，克林顿并不适合加入高尔夫俱乐部。为什么他要加入呢？“他可以和很多人一起玩儿。”但这个事实阻止不了人们“漏出消息说在克林顿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某个俱乐部之前，他们对克林顿加入俱乐部就作出禁止。你在报纸上可能看到过有些俱乐部拒绝他加入，由此我问他，他说‘我从未听说过（那些俱乐部），听起来像是一个我会喜欢去那儿玩的地方’”。
但是基调已经定下了，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媒体报道了关于克林顿的极其详细的情况，媒体知道在面对他时，没有什么界限。在2月底，《纽约时报》的亚当·纳格尼描述道，在众议员查尔斯·兰格（正是他说服希拉里竞选纽约州的参议员席位的）、歌手罗柏塔·佛莱克和一些特工人员陪同下，克林顿来到哈莱姆阿波罗剧院的一个艾滋病资金募集现场。克林顿得到“一小阵一小阵的掌声，观众对他表示认可”。纳格尼描述道，克林顿在拥挤的人群中坐了4个小时，“偶尔会有人递过来东西让他签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作为一个名人，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纳格尼还说，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关系仍然很疏远。他们原来计划一起度假，但后来并没有成行，而且克林顿只在希拉里华盛顿的家里住过一夜。纳格尼在报道中说，希拉里的幕僚们仍然劝说她要和她的丈夫保持距离，这样赦免事件才不会对她的第一次出场产生影响。
不管最近的失误如何折磨克林顿，他仍旧是比尔·克林顿——虽然没有了总统的光环。
2001年2月初，克林顿在查巴克待着很无聊，于是，他喊上内布拉斯加前州长和参议员以及在1992年初选中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对手鲍勃·克里和他一起到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观看圣约翰——康涅狄格篮球比赛（St. John's-Connecticut basketball game）。随后他们在Babbo餐厅吃晚餐，这是格林威治村一家很有特色的意大利餐厅。克林顿由两名前助手和一名现助手陪着，举止就像乡巴佬一样，结果就出现在报纸的花边新闻上了。
有些人可能已经告诉过克林顿，克里不是他的好伙伴——克林顿和他有过一段磕磕绊绊的历史——在他被弹劾之前克里曾建议总统辞职。（克里曾参加过越战，获得过荣誉勋章，并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脚的一部分。很多人知道克林顿圆滑地躲过了那个法案，后来他又在这件事上撒谎。）“在他们之间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情，”乔纳森·阿尔特说，“克里真的很狡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狡诈多多少少让克林顿感到不快。”
鲍勃·克里参与1992年竞选的计划被致命地破坏了，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了他给克林顿讲的关于两个女同性恋和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的笑话。克林顿亲自拿出实物回应，证明自己不在录音上，于是他继续进行竞选，而克里的竞选却夭折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克里说，“他们都没有抓到克林顿也在上面，为什么却相信它的真实性呢？”克里确信克林顿没有想到克里接下来会做的：“我第二天去了旧金山，1991年，在讲了一个同性恋笑话之后，那儿并不是一个好去处。”他很快发现自己被“一圈几乎贴到了脸上的麦克风包围”，随后，他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即使克林顿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他发表了“卑屈的道歉，使事态变得更糟”。
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关于预算草案他们进行了一场世俗的吵架，克林顿警告克里（当时克里还是一名参议员），如果他不投票将使总统预案通不过。“浑蛋”，克里回应道——克林顿说克里应为克林顿能否继续担任总统负责让克里怒不可遏。1996年，克里称克林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说谎者”(1)，就像鲍勃·克里发出的许多声明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像它所看起来的那样。比尔·克林顿的朋友们说克里的幽默感并不强。乔纳森·阿尔特说：“但克里对记者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他那十分狡猾的讽刺能力……而克林顿却不喜欢讽刺人。”
在Babbo餐厅，克林顿说话声音很高，坐在旁边的一名食客听到了一部分谈话内容，这名食客叫罗伊德·格拉夫，他当时在主持《华盛顿邮报》花边新闻“可靠消息”这一栏目。根据格拉夫的报道，“克林顿用……嗯……不堪入耳的女同性恋笑话来逗众人开心，还讲了许多这样的笑话”。根据其他报道，克林顿承认他确实在1991年给克里讲了一则关于女同性恋的笑话。当时克林顿很大声地重新将那个笑话向在座的人们讲了一遍。
在随后的《纽约客》杂志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报道中，在这次谈话中，克林顿提到他在白宫团队中最不喜欢的5个成员，其中包括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他也是克林顿夫妇核心圈成员，后来写了一本批评他们的书；路易斯·弗里，克林顿政府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发现克林顿太容易出丑闻了，并且对恐怖主义打击不力；珍妮特·雷诺是克林顿政府的司法部长，克林顿的朋友们都将肯·斯塔尔的事情归咎于她；还有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他也写了一本书，直接批评克林顿。科尔伯特写道，克里告诉了她这个故事，但她记不清第5个人的名字了。（克里说克林顿从来没有向他说过这些名字，但是科尔伯特却坚持说她所报道的是事实，不过克里认为也很可能是克林顿的其中一名助手在他点头默认的情况下列出了这个名单。）
在那时，克林顿仍然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已不再考虑担任哈佛校长的事情。（肯尼迪演讲稿撰写人西奥多·索伦森说，如果约翰·肯尼迪在任期结束时还活着的话，他也会对这份工作感兴趣。(2)）
克林顿有兴趣到哈佛大学做一名访问讲师——他将它视为缓冲，作为他卸任后的过渡，一个在这个政治氛围相对友好的社区消磨时间的理由——然而，克林顿遭遇的却是师生们的沉默，他的朋友霍华德·塔尔曼说，这导致前总统放弃了当教师的想法，虽然他可能“特别喜爱”给他指定的工作，“但我觉得他不想使自己服从那些排挤他的十足的政治白痴们”。
他将要到好莱坞去的传闻经久不衰，这看起来也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克林顿明白，这其实是一种侮辱。克林顿的朋友、CNN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称这些传闻是“合理的……如果我有一个制片公司，我会雇用他，因为成为一名好莱坞制片公司老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你需要招徕电影客户，试图说服人们到你的制片公司来拍电影。谁还能比克林顿更合适呢？”
克林顿选择纳尔逊·尚克斯(3)来为他画国家肖像馆中的肖像，并在11月份克林顿离开白宫前与他会晤过两三次。纳尔逊·尚克斯曾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玛格丽特·撒切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戴安娜王妃等人画过肖像。因为尚克斯觉得为克林顿画肖像的报酬有点“不明朗”，所以将肖像画推迟了。直到2002年，国家肖像馆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嗨，它在哪儿？”尚克斯就给克林顿的人打电话，并在他的纽约画室预定了一些座位。这个画室位于西67街的一个公寓中。
尚克斯是从一名老夫人那里租的房间，这位老夫人一直住在那里。在这之前，克林顿的安保人员和“为他画像的艺人”走到房间内进行检查。他们“绝对坚持原则”，不经授权不会让任何人进入。“他们像鹰一样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注视着走近的每一个人，”尚可斯回忆说，“我的女房东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不许她在现场。”考虑到她住在这个公寓里，尚克斯觉得将她赶出自己的家很不合适。“我们认为不太有这个必要，我不知道他们是担心克林顿的人身安全呢，还是仅仅觉得有女性在场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反正觉得很别扭。”
尚克斯认为前总统“这次非常严肃”——与他上次在白宫见到的克林顿十分不同，那时克林顿与尚克斯带去的摄影师侃侃而谈，足足有两个小时。“我觉得我让他变得严肃了，”尚克斯观察着说，“我尽量照他那个状态画，他看起来有点儿拘谨。我觉得被我这样观察着他有点儿不自然……我画过很多人……他相当难为情，可能是他感到皮肤上有些不舒服。”
克林顿的一名助手对记者说，在克林顿将要离任时，他一直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描述了两位总统卸任后的生活，他非常羡慕。其中一位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任众议院议员，在最高法院上为释放奴隶进行过争辩，另一位是吉米·卡特，“他在全世界监视选举”。
实际上，比尔·克林顿当时完全不看好吉米·卡特的前景。在卡特离任时，人们对他是一片谩骂，指责他无能、行动迟缓、善变。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反对肯尼迪的人的话，那就是卡特。而现在他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克林顿一想到卡特就特别恼怒，他不喜欢他——卡特和克林顿长期不和，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卡特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的厌恶。
毫无疑问，卡特不仅在国内外的公开舞台上保持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写了一本畅销书——这哪是随心所欲、容易转移注意力的克林顿写的回忆录可比的呢——卡特还得到一个令克林顿垂涎的奖项：诺贝尔和平奖。
克林顿也知道，他必须在自己变得无关紧要前快速行动；不久他发现，他的角色和未来都是由深夜喜剧、电视脱口秀节目上的侮辱和右翼电台大放厥词的人定义的。
梅兰妮·维微尔说克林顿一直在问他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人这么年轻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怎么将过人的才能和在世界上的突出地位整合到一起开始新的人生，同时也不对在任总统形成挑战呢？”他知道，如果他试着那样做，他将在嘲笑声中离开世界舞台，同时帮助提升布什的形象，而他自己则进一步没落——并且，如维微尔所描述的，他非常清楚“不管他下一步将要做什么，都不会再比原来的影响力大了”。
起初，他试图摆脱赦免事件所带来的困扰，但他那点石成金的魔法和令人吃惊的好运气似乎都已不再了。
但是，克林顿的韧性和乐观后来让他再度走出低谷，登上高峰。克林顿喜欢称自己为“鸭宝宝休易”（这是一个卡通角色，它不断地被打倒，然后又一次次地爬起来）。约翰·爱默生称“鸭宝宝休易”的这个特点也是他这位聪明朋友的一个重要素质，他说，克林顿将能够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这句话与克林顿的竞选征程是如此紧密相关——爱默生称克林顿实际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然而这一承诺让人感觉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人们对有些东西作出回应是因为他能够引起轰动，并再次崛起。每个人都喜欢那样，他们喜欢一个失败者又东山再起的故事，而这就是他的故事”。
克林顿的朋友们提到1988年的“那次演讲”，以此来解释克林顿将会寻找某种方式在他从白宫狼狈退出后再重返舞台。当时，克林顿决定在1988年不参加总统竞选，但他决定在1992年参加竞选，克林顿接到邀请让他在1988年亚特兰大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介绍被提名人迈克尔·杜卡基斯。这个主旨演讲在黄金时间播出，意在打造将来的明星——而最近的例子则是巴拉克·奥巴马，他在2004年的大会上作了主旨演讲之后声名鹊起。克林顿当时的演讲原定是20分钟，后来他却延长到50分钟，他自己感到非常尴尬。本来开会的那个星期就很无聊，他的演讲让人感到越发枯燥，他得到的唯一一次掌声是在“结束时”。
主持那次大会的多恩·福勒说：“每个人都认为那很失礼。”“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这是黄金时间。先生，这对一个小州州长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没有把握住，这些他知道。”那些政治评论家和政客，比如沃尔特·蒙代尔，为克林顿的政治生命写下了讣告。还有吉米·卡特的助手汉密尔顿·乔丹也写道：“很明显，在那天晚上他进入国家办公室最微小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一名民主党工作人员回忆说，克林顿在发表那些无用的见解时，他确信他一定让那些正在用餐的重要人物们感到吃惊。一位女士和一位民意测验专家正在吃饭，这时，克林顿来到他们桌旁，试图“讨好他们，表现好些，这只是想得到人们的喜爱。自己觉得一切都很好”。这位女士称之为“负面影响控制”。
他的朋友们即电视剧作家和制片人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和哈里·托马森——后者，曾留在白宫陪着克林顿度过总统岁月的最后一夜——为他在强尼·卡尔森的脱口秀预约了节目。他用自嘲的口吻与卡尔森交谈——开玩笑说他在演讲中故意让杜卡基斯看起来更好——他戴上太阳镜，和达克·赛佛伦森及NBC乐团一起吹起萨克斯。想到那天晚上，查克·罗勃说克林顿“有点像野葛和竹子……你怎么都不能让他变低，他总是会反弹”。
约翰·爱默生与比尔·克林顿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当州长的时候，当时他想参加克林顿和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的竞选运动。爱默生相信克林顿会让可耻的政客出现在深夜电视上。爱默生也指出克林顿夫妇随后进行的艰苦工作就是他们的品质证明。“人们使那个最小化……他们想，‘噢，这个家伙真是口齿伶俐……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家伙工作真是努力。”爱默生说，他“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宣传杜卡基斯”，并且他“在1988年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完全恢复了”。
杰克·西沃特近距离地看到了克林顿在白宫和查巴克的崛起，他说，对于克林顿，你要清楚的是“他每天都会醒来，可能会发一点牢骚……但是他不是将头蒙到被子里的人，并说：‘我今天不想出去玩了。’因此人们说：‘噢，他残废了或者他生气了。’他可能很生气，但是他仍然还是比较振作的……我听说许多人看到他在查巴克周围随便转转，自言自语；即使是在那些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日子，他仍然相当振作，试图处理他过去为自己造成或别人给他造成的问题”。
关于克林顿为什么签准那愚蠢的赦免，《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政治编辑比尔·西蒙斯在回应里昂·帕内塔时解释说，因为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西蒙斯称，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像“摩天轮，他总是上了又下，下了又上”。政治顾问汉克·申科普夫认为，克林顿是“政治上的弗雷德·阿斯泰尔，他懂得怎么在这个领域里跳舞”。他“知道何时”把他自己接走，“并且他掌控时间的能力非常了不起”。
所有的前总统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办公室的费用。现在，克林顿的身份只是一名郊区居民和纽约参议员的丈夫，除了曼哈顿，他别无选择。在全国范围内曼哈顿的房地产在最贵的行列之中，但这并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那有名的政治天分似乎也没有帮上他什么忙——暂时是这样。
2001年2月2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克林顿打算租赁的一个地方每年将花费不少于60万美元。保守的脱口秀广播节目也热烈讨论着这个话题，说这个价格“是国会授权的3倍”。两周后，《纽约时报》又报道说，租费将更高：西57街152号的卡耐基大厦第56层每年需738700美元。他办公室的邻居将包括艾迪·墨菲、杰里·赛恩菲尔德和巴里·迪勒等人。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小厄内斯特·伊斯图克说那个价格高得离谱。他举行了一场临时演说来指责克林顿，因为他是这里的附属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具有监督总务管理局（GSA）的职能，并负责为离任总统安排办公室。伊斯图克警告说，纳税人没有义务为比尔·克林顿的“一个耳房”支付全部费用，并声称卡耐基大厦每年的租费“要比其他前总统每年租费的总和都要高”。
杰伊·莱诺也掺和进来，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在一般美国人看来并不好笑，虽然莱诺的话很明显针对的是克林顿总统：“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办公室呢？他连工作都没有。难道你不应该先找份工作，然后再担心办公室的事情吗？”
拯救克林顿的人是查尔斯·兰格。兰格是一名非裔美国国会议员，他的辖区包括哈莱姆（多为黑人居住）。兰格打电话给被小说家托妮·莫里森赞扬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那个人（1998年莱温斯基性丑闻危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时，莫里森赞扬克林顿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并建议他将办公室设在哈莱姆。
杰克·西沃特称兰格发出了“天才的一击”，此举让克林顿看到了“曙光，因此他很快就采纳了”。似乎比尔·克林顿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虽然不是他想出的主意，但是他性格里的包容和开明让他很快接受了。“他把办公室设在哈莱姆真是非常有远见，”卡耐基公司的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说，他的话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态度，“他的举动打破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界限，所以我认为他为哈莱姆做了很多……”与克林顿的支持者、芝加哥实习律师乔·帕沃尔的赞美相比，上面的话则显得苍白，帕沃尔说：“克林顿将办公室搬到哈莱姆的象征性意义是：面向未来，援助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们……我认为他正在竭尽所能消除全球和我们国家存在的饥饿，以及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保障。”
诚如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所说：“比尔·克林顿在这件事上欠查尔斯·兰格一个很大的人情。”
一个旨在指责他挥霍公款的谣言变成了他公共关系上的财富。最终，比尔·克林顿将办公室设在了最繁华的购物大街旁的西125街55号的第14层（顶楼），他可以从这里鸟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中城（Midtown）和乔治·华盛顿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他还得与希拉里的一个政治对手朱利安尼市长作战。朱利安尼的一个城市机构，即儿童服务管理局已经租下了这个地方，用以成立一个哈莱姆试验办公室。虽然朱利安尼最初对克林顿搬到那里有意见，但他同意缩小他们办公室的空间，这样克林顿就可以拥有那个顶楼。“我觉得克林顿总统待在纽约，特别是来到哈莱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在市政厅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哈莱姆目前的位置不仅对纽约人很重要，对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一样。”
与最终报道为每年81.1万美元的卡耐基大厦的租费相比，每年21万美元的租费是合适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克林顿去看这个地方时，“一大群人在街上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请到哈莱姆来！’”有一次他步行去查看，克林顿的粉丝们在后面尾随着他，他径直去了Bayou，这是附近的一家Cajun Creole饭店（译者注：Cajun，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几个民族之一，是阿卡迪亚地区的法国移民后裔；Creole，克里奥尔式美食，经含有西红柿、洋葱和胡椒的香辣调味酱烹饪而成），《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在那儿吃了一些“虾和秋葵”。“我过去曾告诉人们，他非常喜欢用精美的瓷杯来喝咖啡，但是如果端上来的是一个泡沫塑料杯，他也并不介意，”杰克·西沃特说，“他不是那种自高自大的人。”
那幢刚刚翻新过的建筑就在克林顿位于查巴克的家附近，所以他将不需要坐地铁到那个迅速中产阶级化的地区。而且，他有一辆黑色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一位特工司机。大致来说，每星期他仅到办公室一次，他在新邻居们的赞扬中振作起来，并衷心感谢这些非裔美国人在他经过莫妮卡事件和弹劾案后仍然喜爱他，而且，在他看来，他们能看出丑闻是一群保守的白种共和党人炮制的。
将自己置于一个引人注目又积极的故事的中心，如果这还不足以授予克林顿勇气奖章，那赠给他一个“好孩子”的称号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的新办公室位于一个经济授权区，克林顿任总统时曾经通过立法来帮助开发这个区。他曾公开表示过他卸任后主要想做些什么，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一样，哈莱姆代表了“在我离任后很多想做的事情——为国内外那些缺乏经济机遇的人和地区提供这种机遇，并且使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背景的人们融合到一起”。
当他谈论起他的过去时，有点儿让人怀疑。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已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获得者，那时他常常到纽约来。他说：“每一次我都乘公共交通到西边的125大街——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从东边——我会沿着125大街一直向西走……人们——我是说当时生活在60年代的人们——走到我身边，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这样，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毫不奇怪的是，希拉里·克林顿，这位纽约参议员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他们的公共关系状况前所未有地令人感到惬意。
然而，也有报道说，希拉里有点儿生气，因为她第一次在参议院作一个关于医疗卫生的演讲时，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抢了她的镜头。
弗农·乔丹是一名非裔美国公民权利领导人，后来成了一名投资银行家。乔丹住在林荫大道的丽晶酒店，喜欢拿克林顿开涮——“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会以哈莱姆结束，而我却在林荫大道”。
“我必须忘记，”克林顿对乔纳森·阿尔特说，“愤怒或怨恨完全于事无补。”克林顿喜欢讲述这件事，即在1998年访问南非时——他以自己是第一个访问南非的美国在任总统为荣——他和纳尔逊·曼德拉一起参观了那个位于罗本岛上，囚禁了曼德拉27年的监狱。克林顿问曼德拉，当他离开监狱获得自由时，他是否憎恨那些把他投入监狱的人。曼德拉说是的，但后来他认识到，如果不将这些仇恨释放，那么那些狱卒“仍将关押着我。我希望获得自由，因此我消除了心中对他们的仇恨”。（曼德拉后来还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并在政府任职。）克林顿似乎已将他在政治上的遭遇，即被肯·斯塔尔穷追猛打，和曼德拉与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战斗画上了等号。“当我内心升起愤怒和怨恨的时候，我就想起曼德拉的话，并按着他说的那样做。如果我们都能那样做，我们每个人也都将变得更快乐。”
他也在着手制订一个计划。“你失去了你的权力，但却没有失去你的影响力，”他对《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说，“但是必须将精力集中到几个小领域上。”
回忆录很重要，但写作时的艰辛和孤独却让人难以忍受。杰克·西沃特说，克林顿将这个工程看成是“他的工作，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但他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推迟与出版商见面。他和他的华盛顿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律师都在等待那些负面报道趋于平静。
高额房租费的传闻将赦免事件从报纸头版上替换下来仅一段时间，赦免所引起的争议又回来了，并且有人要求进行调查，还有人推测说克林顿可能做了一些不合法的勾当。
他需要一个绝好的机会，以使他能够重返世界舞台。他在一次地震中找到了这个机会。2001年1月26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地震，据称此次地震是印度50年一遇的大地震，震级为里氏7.9级，有900多个村庄化为废墟，大约1.9万人死亡，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0万。
克林顿在印度本来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这次，他计划4月去那里访问，并力争募集到几百万美元的救济款，这些钱大多从印裔美国人社区募来，确保他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印度确实是他的最好选项，”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理查德·费舍姆说，“克林顿当总统时的一些做法很受印度人的欢迎，因此他在印度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美国乐施会是总部位于波士顿、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的组织。该组织的主席小雷蒙德·奥芬海瑟当时正在孟买，他看到“路两旁人山人海，挤着争看克林顿通过。他在印度旅行的整整一周内，成了印度各大报纸的主要新闻”。而在美国，克林顿的募捐筹备工作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占据着大标题的仍是赦免问题，《时代》封面故事是“名声大损的前总统：如果你永远都不离去，我们怎么会想念你？卑鄙的赦免、昂贵的礼物、奢华的办公室——难道这就是一名前总统的所作所为吗？”但在印度情况却不是这样。“你感到的是热烈的欢迎气氛。”奥芬海瑟说。
他还打算去拜访南非的朋友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到尼日利亚近距离地观察艾滋病危机。曼德拉可以使克林顿快乐，能够提醒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吹毛求疵外，还有一个令人感觉美好的世界。在1998年的弹劾案时，曼德拉曾到白宫来——在东厅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真不能理解你们对这位伟大的总统都在做些什么。”梅兰妮·维微尔当时也在场，她回忆道，曼德拉“谈到比尔·克林顿对他自己、对美国和对世界都代表了什么，这对于正在人生低谷的比尔·克林顿来说显得很亲切，也让他很受鼓舞”。
维微尔是1998年到非洲出访的众多随行人员之一，她说，克林顿坚持认为这次访问不应是很好的晚宴和吐司，而是他到农村地区的一次冒险，并与“当地人民真正地融合在一起”。她记得那次在塞内加尔的停留，“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在肮脏的道路旁向总统挥手，这时，克林顿命令车队停下，跳出汽车去与那个人拥抱。“在尼日利亚人们仍然在谈论那件事，”她说，“想想美国总统……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件事的照片。”在克林顿卸任后，他想再去那个贫穷的村庄一趟。
到印度的赈灾之行让克林顿很振奋，他到国外旅行感到很快乐，很快他就知道外国东道主们其实很乐于邀请他。
1990年，当比尔·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时，他的年薪是50个州长中最低的，只有35000美元，而当时纽约州长马里奥·库莫的年薪是13万美元。
克林顿当总统时情况好了很多，他的年薪是20万美元，还有5万美元的花销支出，并且不需承担生活费用，但是，当他离开白宫时，在有损总统形象的丑闻案中欠下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约1200万美元。在任职最后阶段面对独立检察官时，他不得不作出承诺，他不会挪用政府资金来偿还他欠下的律师费用。
在克林顿夫妇和他们任职时生活的故事中，人们忽略了希拉里曾经是阿肯色州最有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离任后挣很多钱。就在希拉里获得美国参议员这个新职位前，她为她的回忆录签了一份800万美元的合约。因为在美国，成为参议员后这样的收入将是不合法的；比尔觉得当他签下他的回忆录时，他的报酬可能更高。他在离任后的生活费用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在他还没有卸任时，幕僚们就已经让他和哈里·沃克经纪公司签约了，这个公司正在忙着预订演讲，每场至少10万美元。以这个价格，如果每年他作90次演讲，可以挣900万美元，因此，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但是朋友们说，他的潜在能力并不能让他放心，只有他手里有钱的时候，他对家庭未来的感觉才会好些。1999年8月底，他和特里·麦克奥利弗正在高尔夫球场，当他听说银行将不允许他通过抵押贷款来买房时（希拉里在纽约竞选参议员需要有房），他变得勃然大怒，这反映了他资金方面的恐惧。麦克奥利弗记得克林顿生气地骂道：“我们将失去这该死的房子。”麦克奥利弗以少有的坦率说，克林顿不敢告诉希拉里银行因为克林顿欠下大笔与丑闻有关的律师费用而拒绝了他们。麦克奥利弗答应借给克林顿135万美元，这件事情才算结束。（麦克奥利弗借钱给克林顿的新闻一旦传出去，银行就允许克林顿夫妇进行传统抵押，这样麦克奥利弗很快就又拿回了他的钱。他称这是“有史以来期限最短的135万美元贷款”。）
对克林顿来说，他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是个亮点。巴德·约金说，他的遗产“对他特别重要”。当约金和妻子一起到哈莱姆克林顿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总是会让我们看模型——‘看这个。就在这儿，人们可以看我曾经写过的每一封信。’”
一个“不是那么亮的亮点”是他还有一摞账单要付，读大学的女儿还计划要读研究生，另外还有两处昂贵的房子要继续付款。
起初，在克林顿收拾他的书箱时，他就在想，是否可以通过演讲来挣一些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甚至担心商界、政界和非营利组织会拒绝他，因为他们惧怕克林顿的出现会冒犯到自己的员工。最让他不安的是——他并不真正属于精英圈，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一个白人“垃圾”。他是美国历史上第42任总统，也是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唯一一名连任两届的民主党总统，但这两点似乎都不起什么作用了。
“起初有许多人远远躲着他，”杰克·西沃特说，“在一些公司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许多人犹豫不决……在那个时候，如果他和你谈话，就好像你已经选择了和他站在一条线上。”
在离任后，他于2001年2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及公司全球控股财务会议上作了第一场演讲，报酬是12.5万美元。报纸报道说公司的总裁菲利普·波赛尔发邮件给客户说邀请克林顿是个错误。“我们在发出邀请前应该三思。克林顿先生在离开白宫时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的匆忙决策显得不妥。”
当那些重要客户在聆听比尔·克林顿谈论他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或税收政策，或全球化时，波赛尔可能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的脑海中想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在椭圆形办公室旁的总统书房里，克林顿一边在电话中试图说服一名国会议员，一边让莫妮卡为他进行口交。
罗伯特·托里切利是克林顿的一位密友，那时是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参议员，他认为对前总统的这个侮辱是那些疯狂的右派所进行的又一次攻击：“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对于比尔·克林顿取得的成功，以及他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所代表的一切，极右势力一直感到不满。”
克林顿作这场演讲时，得到阵阵掌声，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5天后，即2月10日，他被热烈邀请到一个犹太教会堂（佛罗里达州阿文图拉市的阿文图拉——坦伯利犹太中心）作演讲，演讲费是15万美元。
对摩根斯坦利迪恩·威特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批评一阵接一阵。”梅兰妮·维微尔说。她回忆道，在与一名商人交谈时，这名商人说“他从办公室伸出头，知道比尔·克林顿今天将要作主旨演讲，他决定过去聆听，况且……许多人交头接耳、低声抱怨，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不管怎样，他们不是冥顽不化、死不悔改的民主党人。现在的事实是他来到这里，阐明观点，征服了听众”。他们的掌声经久不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演讲。
唐纳德·沃克是演讲代理人，他说报道上说的那些已经邀请了前总统的某些集团正打算取消演讲的消息是假的。“从来不曾有哪一个演讲者像克林顿这样被邀请到各个地方作巡回演讲，”沃克对《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名记者说，“在巡回演讲的历史上，他的演讲费是价格最高的一位。”他挣的钱很快就会超过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让克林顿感到欣慰的是，他发现付清原来的欠款并不难。他在世界各地作的是同样的演讲，因此并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他边作演讲边别具一格地进行旅行，没过多久，他就不欠任何人钱了，用巴德·约金的话说，“一角都不欠”。另一位朋友说，这么容易就挣回上千万美元将所有欠款还清，他感到非常“惊讶”，也“特别”高兴。他很快就又挣了几百万美元。“他付清了债务，自己还有很多钱，感觉好多了。”乔纳森·阿尔特说，“他不是为钱来作演讲的，但是这些钱却能减轻他的痛苦。你知道钱对许多人都是动力，但对他来说，钱不是动力，倒更像过渡时期的治疗药物。”
共和党智囊人士和说客斯科特·里德曾看到鲍勃·多尔作为公务员用了一辈子才还清债务，而现在却看到克林顿通过“一场演讲200万”的方式来偿还债务。里德同时指出，人们在计算克林顿卸任后的收入时经常忽视了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克林顿的朋友、亿万富翁罗恩·伯克尔给了他一些尤开帕全球机遇基金，据说这给他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益，而且还在增加。不用多久，相对于基金来说，演讲只是锦上添花。《华尔街日报》估称，该基金可能给克林顿带来“1000万美元”的收益。
根据报纸的分析和2005审核通过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财务公开报表，前总统在7年内从演讲中可能挣了5000多万美元。在2006年，通过作演讲，他额外挣了1020万美元，包括当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挣得的45万美元。希拉里的公开报表没有写明她的配偶从伯克尔的尤开帕基金中得到多少钱，只写了超过1000美元。事实上远多于此。
而且，直到2001年3月在国外作了第一场演讲后，克林顿才意识到他摆脱了国内影响的束缚。听众们非常喜欢他，但记者却将他描述为令人作呕的“摇滚明星”。他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清教徒，他们把他当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但当他意识到他在欧洲、亚洲、南美洲、澳洲和加拿大很受欢迎时，国内那些人怎么评论他都不放在心上了。2001年3月9日到3月14日，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德国的巴登巴登、丹麦的哥本哈根进行演讲（他赚了70万美元）。
在巴登巴登，克林顿出席了德国传媒奖（German Media Prize）的颁奖仪式——他自己曾在1999年获过此奖——并在那儿作了一场演讲，赚了25万美元。在演讲中，如《波士顿环球报》所报道的那样：“在声情并茂地呼吁富裕国家给予贫穷国家更多援助后，他伤心地哭了。演讲结束后，当地的人们将他围个水泄不通，到酒店的那一英里路他是步行回去的。”
芝加哥支持者麦克·切里和妻子随同前总统一起到了那里。切里记得当时克林顿非常高兴，脸上几乎是获得自由的表情，就像刚从监狱的牢房中跳出来一样。“一名小男孩，”切里回忆说，“跑得飞快，想赶到这群人的前面。就像一个摇滚明星从这儿通过……那个男孩在不停地奔跑，手里拿着脏兮兮的一片纸和一支铅笔。”克林顿打手势喊他过来，在一阵噼噼啪啪的快门声中，为这个男孩签了名。他的魔力又回来了。
朋友们拿医学上的情形来形容克林顿在发现自己被人们认同后的快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任艾伦·索罗门特说：“就像给一个患贫血症的人输入了新鲜血液。”“他走出了自己的路，当世界接受他的时候，他不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托尼·科尔贺描写道，那些异常兴奋的人们使本来情绪低落的前总统一下子变得精神抖擞。
离开白宫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在国外其他地区挣得的演讲费——在香港他挣了25万美元——是他在国内的两倍。2001年5月14日到6月8日，他在挪威、瑞典、奥地利、波兰、西班牙、爱尔兰、英国、法国作完演讲后，又到英国作了一场演讲。他演讲的全部收入为159.9999万美元。在2001年最后一个季度，克林顿的演讲收入超过了335.3万美元。在他所作的23场演讲中，15场都在国外。
“当他卸任时，”托尼·科尔贺说，“他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与国内的人看待问题是一样的，但现在他发现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其他地方的人都喜欢他。”克林顿收到的国外演讲邀请非常多，每天排一场也排不完。“当他在全世界巡回演讲时，总是座无虚席，”科尔贺说，“他到一些会议上作演讲时，总是有很多听众，人们争着来听他的演讲，而与他同时作演讲的人那里则冷冷清清。这又一次给了他许多信心。他成了一名国际摇滚明星。”
科尔贺说，那时克林顿的好运气又出现了：国内媒体忙于报道赦免事件的后续新闻以及总统竞选重新计票方面的新闻，记者们无暇关注前总统的其他活动。编辑们一想到这个名誉扫地的总统，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在国内已经被“绞杀”了。科尔贺说，同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正在挣一大笔钱……否则，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放到头版头条，围绕这些钱奚落他”。
国际媒体对克林顿却很宠爱。“他为一个公司作演讲可以赚他们30万美元，”科尔贺说，“而媒体的报道却让人觉得好像是他给了这个公司30万美元。”
拉比·大卫·萨博斯坦是改革犹太教行动中心主任——他在国会和政府为改革派的犹太教进行游说——对于比尔·克林顿重新回到峰顶并不感到奇怪：“我知道他经常如此，踏实地做事情，热爱生命，过他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没有人可以让人们如此兴奋，而他却可以，并且我确信这样有助于让事情慢慢好起来。”
许多人会对外国团体或组织为他演讲开出的支票上的那么多“0”而皱眉头。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他为沙特阿拉伯一个投资公司作了两场演讲，获得了60万美元，他在中国的一个房地产投资公司演讲一次20万美元，为日本的一个“政治研究中心”作一次演讲获得40万美元。“这当然可以，”拉里·萨巴托说，“他现在是一名普通公民。但对一名前总统来说，这并不是最令人钦佩的事情。”
实际上，美国新闻开始注意并报道克林顿从贫穷的非营利行业挣了一大笔钱，其中包括那些接受部分捐助的公立学院。2001年3月26日，克林顿在马萨诸塞州的赛伦州立学院作了一次演讲，报酬是12.5万美元。这是赛伦州立学院，不是哈佛（他于2001年9月19日在那儿作演讲）或耶鲁（2001年10月6日作演讲），人们认为在这两所常春藤盟校作的演讲都是慈善性质的，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希拉里的财务公开报表上。伦州立学院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花钱，据说，克林顿的报酬是从私人那里获得的——3600张价格从2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的门票很快售罄。
克林顿并不是第一位在这个学院进行演讲的名人，几年前这里曾接待了老布什、卡特和福特总统，还有格洛丽娅·斯坦奈姆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继续抨击克林顿。“克林顿希望公众关注他帮助贫穷国家的心愿，而事实却是自从卸任后，克林顿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钱上面。”
3天后，乔·菲茨杰拉德（非常保守，工薪阶层，对克林顿历来都有意见）在《波士顿先驱报》的文章中说道：“看到赛伦州立学院的肥胖校长南茜·哈灵顿轻浮地迎接可耻的比尔·克林顿，就像一个抛媚眼的青少年见到她最喜欢的摇滚明星扑过去，你感到吃惊了吗？如果有一个地方不应该欢迎这个说得漂亮、干得不怎么样的家伙，那就是由男女学生组成的校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过教育——不要容忍那种已成为克林顿名片的办公场所里的剥削……这还没有算上他赦免罪犯、对大法官撒谎、攫取礼物并洗劫国家财产等。”他认为，给“一个凶残，邪恶却极力否认自己罪行的家伙”以“英雄般的礼遇”本身就非常可耻。
在克林顿演讲结束时，人们站起来为他鼓掌。《波士顿先驱报》报道说，早些时候，在寒冷的室外，站着一些抗议者，他们举着抗议牌，上面写着“说谎者，说谎者”。在赛伦的霍桑酒店为克林顿举行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抗议者拿着条幅，上面写着“数数毛巾”（COUNT THE TOWELS）。
2001年6月，克林顿被邀请参加一个生日宴会，这个宴会是朱安妮塔·乔丹当时的丈夫为她举办的，地点是迈克尔在芝加哥的一家餐厅里。影评人罗格·艾伯特也在那里。“迈克尔·乔丹在一个房间里，当比尔·克林顿走进这个房间，重心转移了，我注意到周围所有女人，起初她们都在看迈克尔，现在她们则把目光转向克林顿。”（克林顿和迈克尔·乔丹曾在森林湖地区的康威农场高尔夫俱乐部一起打过高尔夫球，这里离橄榄球队芝加哥熊队的训练基地很近。）
克林顿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乐趣，重新散发出个人魅力。但是，他知道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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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记者问：“为什么政治人士要说谎？”克里回答道：“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说谎，事实上政治人士更倾向于说真话，不经常说谎话。以比尔·克林顿为例，他是一名出色的说谎者……在他去得克萨斯州并与人们谈论时，他说他不是真想增加税率，而是国会迫使他这样做。”克里又说：“你可以认为是对他的恭维。我觉得，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总统不是我心目中的好总统。”
(2) 索伦森说，“卸任后”的肯尼迪可能也有兴趣成为“罗伯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或一份“知名报纸”的出版商。
(3) 尚克斯由他的资助者贝斯·多罗里兹——丹妮斯·里奇的朋友——支持进入委员会。多罗里兹以他充满活力地为民主党募集资金而出名，也极力促成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