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胆剑篇
论“口袋运动”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口袋，倘若以用途来划分，无非是两大类：装钱、装物。不才少见多怪，生平所见口袋中，给我留下特别印象的，有二：一是童年时所见新四军战士所背米袋，常常未能装满，看上去有点“松松垮垮”；二是四十年前，在复旦大学求学时，中文系的赵宋庆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此老留着贝多芬式的长发，身穿长衫，走上讲座后，手伸进裤袋掏东西，身子渐成四十五度状，掏了好一会儿，才掏出一支粉笔。我很惊异他的口袋怎么会那样深？而且掏之良久，亦仅粉笔一支而已。如此看来，似乎口袋并无文章可作。其实，绝非如此。倘若形象一点说，中国历史就是一只“剪不断，理还乱”，举世无双的大口袋，只要你钻进去稍稍翻动一下，就会发现口袋是太有说头了。
不必去考证是谁发明了口袋。事实上，即使是国学大师，倘若考证此事，也肯定是“枉抛心力作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口袋运动史。对广大蚩蚩小民来说，口袋足，知荣辱。这里所说的口袋足，是指最低意义而言，即尚能糊口，风雪年关时，杨白劳们、喜儿们，还能有两升白面、两尺头绳。而反过来，如果他们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锅灶上结了蜘蛛网，就会揭竿而起，吃大户，抢官府，用暴力手段争取自己的口袋也能鼓起来，这差不多就是历代农民造反史的缩影。而另一类人，不过是为了夺取黄绫袋里的金印，最终目的也还是使自己口袋里的财富永远装不完，甚至富甲天下或富有天下，并妄图“子孙永葆永享”。第一类人，令人同情，第二类人，令人憎恶；因为正是后者的巧取豪夺，才使前者的口袋空无一物。
回顾历代口袋运动史，耐人寻味。而从根本上说，封建统治者很难吸取历史教训。每个王朝前期尚能注意前朝被口袋运动覆亡的教训，中叶后即弃之脑后，真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五代梁时，浙江奉化有位布袋和尚，经常拿一只布袋，见物即讨，然后又在人前倒出来，说“看看”。显然，他颇有透明度，收入、支出，毫无隐秘。临终前说偈，有谓“时时示世人，世人自不识”。对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者而言，当然永远是“自不识”。据徐祯卿《翦胜野闻》记载，明初有人在破庙里的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题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微服私访的朱元璋看到此画时，墨迹新鲜，但庙内空无一人，也许是知情者特意画给他看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家，真正能悟此诗真谛，恐怕为数寥寥。而几乎无官不贪的众多官员，倘若翻开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口袋，绝对不会像赵宋庆老师那样，只有一支粉笔，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历史上真正袋中如洗的清官，只有几十人，为数之少，足可说明一切。据《濯缨亭笔记》载，明中叶后，“人皆志于富贵，位卑者所求益劳，位高者所得愈广……时人语曰：‘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叉袋口。’”可见贪污成风，权越大，贪欲越大，口袋也越大。但是，取之不义，终难避免垮台。“千层浪里翻身，万丈崖巅失足，猢狲裹在布里，老鼠走在牛角。”（明·屠隆：《娑罗馆逸稿》卷2）落得这样的下场，悔之晚矣！
遥想古人，寄语世人：如能想到新四军战士——当然还有八路军及他们的前身红军战士的米袋，恒念创业艰难，又当如何？让我们还是回到布袋和尚的话题上来。岳飞之孙岳珂曾有诗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不知贪心甚炽者读此诗，能从中有所悟否？
哀赵妪
妪者，老太太也，赵妪者，赵老太太也。天下老太太多矣，何哀之有？笔者所述赵老太太，非普通老太太也，乃明代万历年间宰相、中国古代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的母亲，姓赵，故以赵妪称之。她多寿，活至七十六岁，集大红大紫、奇耻大辱于一身。而无论她的至尊、大辱，却都是历史的悲哀。她的浮沉，与其子张居正的改革事业息息相关，这就更值得世人回味。
赵妪娘家情况不详，当属小户人家；因为封建社会婚嫁强调门当户对，而张家不过有几十亩田，数间房，余衣甚少，决非大户。本来，她不过是乡间普通妇女，每天看日落日出，相夫教子，闲话桑麻而已。但曾几何时，张居正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并当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后，母因子荣，她成了诰命一品夫人，风光可想而知。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神宗听说张居正的父母还健在，很高兴，当即亲笔致书张居正，“特赐大红蟒衣一袭，银钱二十两；又玉花坠七件，彩衣六匹，乃奉圣母（按：皇太后）恩赐”。赵妪得到这样的礼物，心情之愉悦，《红楼梦》里的贾母也不曾有过。二年后，居正老父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故。张居正悲痛欲绝，更以老母为念，在奏章中说：“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张太岳行实》）万历皇帝对此很关心，特派司礼监太监魏朝，在这年秋天前往江陵迎接赵妪进京，“仪从煊赫，观者如堵。”（《明史》卷213）沿途地方官员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俨然是伺候西王母。将渡黄河时，老太太有些害怕，私下对奴婢说：“这样大的河流，过河太艰难了吧？”话一传出，立刻有人通知地方政府，同时安慰赵妪说：“过河尚未有期，临时当再报。”后来，快到北京了，老太太未免心疑，问：“怎么还不过黄河？”侍奉左右者告诉她：“您老上次问起后，没几天就过了黄河！”原来，有司早已在黄河南北，“以舟相钩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万历野获编》卷23）显然，即使是皇太后渡河，充其量也不过能享此如天之福也。舟抵通州，时正中午，秋暑尚炽，州守张纶估计老太太一路上定是鱼肉不断，早已吃腻，遂“具绿豆粥以进，但设瓜蔬笋蕨，而不列他味”。赵妪果然大喜，抵京后即对张居正说：“一路烦热，至通州一憩，始游清凉国。”第二天，张纶即调京任户部员外郎，管仓库、粮储等美差相继到手。真是赵妪一顿凉餐，张纶平步青云！
更有甚者，万历皇帝又特命司礼太监李佑出郊慰劳，并护送赵妪至居正私宅。同时，皇太后又特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用至京郊外慰劳赵妪，并与李佑一起护送她抵居正家。皇太后当即拟召赵妪入宫见面，只是因其年迈体弱而未成行，由居正至会极门“叩谢龙恩”。皇帝两宫皇太后赐给赵妪的衣服、首饰等，相当可观。赵老太太受到这样高的礼遇，是很罕见的，《明史·张居正传》说万历皇帝及两宫太后“慰谕居正母子，几用家人礼”。以至张居正在《谢赐母首饰等物疏》中感激涕零地说：“实臣子不敢觊之殊恩，亦载籍所未闻之盛事。”（《张太岳文集》第43卷）并誓言“移孝以作忠，苟利国家，敢惜捐躯而碎首”。
但张居正何曾想到，仅仅三年半以后，他就因病在北京家中“捐躯”了；他更难以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遗骨未寒，政局即开始逆转，他鞠躬尽瘁辅佐的万历皇帝，变脸了，亲自策划对他鞭尸了：剥夺了他所有的功名，剥夺诰命，赵妪由一品夫人而“天上人间”，还原为普通村妇，并贬斥其子孙，抄了她的家，用残忍手段对其子张敬修、张懋修等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寄存在外面的二百万两银子，完全是莫须有。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正式抄家前，荆州府、江陵县地方官已将张居正家包围，把时已七十六岁高龄的赵妪与儿孙等分别隔离，有十几口人被活活饿死。而据当时人记载，“其妇女自赵太夫人而下，始出宅门时，监搜者至揣及亵衣脐腹以下……其婴稚皆扃钥之，悉见啖于饥犬，太惨毒矣！”（《万历野获编》卷8）礼部主事张敬修被逼自杀，在悲愤万状的遗书中，说“吾母素受辛苦”；其弟懋修投井、绝食，侥幸不死；敬修妻高氏“投环求死不得”，复用“茶匕刺其目，血流被面，左目遂枯”。（《续修江陵县志》卷26）可怜赵老太太，以衰朽之躯，眼睁睁地看着其子张居正断气；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惊吓，被污辱，又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真个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油灯尽”。她再也受不了如此折磨，不久就永远闭上了她那双亲见张居正及其改革事业盛衰荣辱的眼睛。虽然，在一些正直之士的一再呼吁下，万历皇帝下诏留下空宅一所，田十顷，供张家赡养赵妪，但赵妪在地下，再也沾不着所谓的皇恩雨露了。
赵妪漫长的一生中，曾经到京城大开眼界，饱享荣华富贵，但不过是分享了其子改革家张居正的封建特权，也就是皇权的一杯羹而已，与其说是洪福，还不如说是历史的悲哀；在她的暮年，遭逢大难，受到了严重的迫害、摧残，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是已被万历皇帝抛弃、人亡政息、改革事业付诸东流的张居正的母亲。这是更大的历史悲哀。是皇权把她这位乡间老太太抛上荣誉的顶峰，也是皇权又把她从天上摔到地下，几乎摔得粉身碎骨。哀哉，赵妪！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赵妪是四百年前那一页兴亡史既普通又特殊的见证人。
毕竟东流去
“形势大好”是个新名词，而且应当是革命大词典里的条目。虽说我是在老解放区长大的，但当时并未听到这种说法，全国解放后，才渐有耳闻，第一次听到是哪年哪月哪天，失考。但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是在1962年全国大饥馑、浮肿病蔓延、不少人被活活饿死时，我在上海听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报告，他居然连续三次说“形势大好，空前的好”，实在令我大惑不解；二是十年动乱时，报刊上没有一天不说形势大好，我在“牛棚里”，见到老棚友写的思想汇报，总是要写上这几句：“当前全国形势大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其实，棚友们心里很清楚，此新式“革命”八股也。按正面文章反面观的原则，谁都知道：打倒成风、揪斗不止、武斗酷烈、经济瘫痪，就是所谓形势大好的注脚，事实胜于雄辩。
如此看来，似乎“形势大好”又是极左分子与“四人帮”的专利，至少也是他们用以欺世惑民的法宝。这究竟是咋回事？同样令我有些纳闷。
其实，形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是形势大好还是形势大坏，历来因人而异，“横看成岭侧成峰”。譬如北宋末年，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社会秩序动荡，盗贼蜂起。《水浒》中的好汉之一（此时尚未上梁山泊入伙）杨志，就曾经实事求是地对北京大名府梁中书说过：“……今岁途中盗贼又多……经过的是：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都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他知道是金银财宝（按：指押送“生辰纲”的财宝），如何不来抢劫？枉结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一言以蔽之：形势严峻，或形势不好。大官僚梁中书倒没认为杨志是污蔑大好形势，因此同意杨志采取的安全措施，杨志这才“便委领状”，监押生辰纲——十一担金珠宝贝——上路。但上路后，梁中书家老婆帮的要员“奶公”谢都管，依仗自己的特殊背景，倚老卖老，反对杨志的安全措施。究其因，是对形势的估计，与杨志截然相反。每当杨志强调“途路上千难万难”，“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老都管即痛斥他：“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显然，在老都管的眼睛里，天下太平，形势大好。正是由于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严重干扰了杨志的保安措施，终于使生辰纲在黄泥岗被劫，杨志差一点跳岗自杀。这里，且不论吴用等所劫的生辰纲，是贪官梁中书搜刮的民脂民膏，仅就对当时国内的形势分析而言，老都管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千金小姐不会当奶妈，奶妈的老公十之八九是乡曲愚民。因此，老都管说北宋末年形势大好，是由两个字造成的：愚昧。这类人物，如果换一个场合，明明形势不错，他也会说形势一团糟。我在杂文《九斤老头考》（见拙著《牛屋杂俎》）中即曾指出《儒林外史》中替大乡绅看坟山的老人邹吉甫，吃肉骂娘，十分留恋洪武年代，把比洪武时期强多了的永乐年间，一贬再贬，要言之，也就是形势不好。以是故，我给邹吉甫戴了一顶帽子：“九斤老太”式的“九斤老头”。至今未见有人出来为他鸣不平，想来我绝对没有冤枉他。
当然，从历史上看，如果有谁认为只有谢都管、邹吉甫这类无文化者，才会错误估计形势，那就未免太天真。苏东坡，大笔杆子也，但他反对王安石改革，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还不是把王安石主政后的大好形势，说得一团糟？明代攻击张居正改革最厉害的人，不是小民百姓，也是某些政治家、大秀才。由此可知，谢都管、邹老人辈又何足道哉，倒是那些以政治家、大文人面目出现的歪曲大好形势者，引经据典，蛊惑人心，“曲儿小，腔儿大”。但是，鼓噪声中千帆过，黄河毕竟东流去。历史从来就是这样前进的。
8月7日于牛屋
还有健忘不能卖
今年三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七位新闻出版界的委员联合提案，充分肯定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所取得的成绩，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对这项工作予以热情关注。我以为，这充分体现了这七位有识之士的历史感。
何谓向阳湖文化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回顾历史。在“文革”中期，从1969年至1973年，在古代云梦泽，今称向阳湖的文化部系统“五七干校”，先后聚集了六千余名干部及其家属，在这里一边劳动，一边“斗、批、改”。这种在特定历史环境里的文化人——其中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如冰心、张光年、陈白尘、冯雪峰、臧克家、萧乾、郭小川、冯牧、韦君宜等等——大结集，在中国政治史或文化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不能不是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现象。读过陈白尘先生写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的人，对当时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情景，当会留下难忘的印象。以我而论，曾被勒令在黄海之滨的大丰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想，既是“同根生”，天下的“五七干校”肯定是大同小异：不管上面说的如何动听，这里只能是变相劳改、惩罚干部、使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蒙受种种屈辱与苦难之所在。当然，向阳湖的“五七干校”毕竟有其特殊性：名人荟萃。今天，采访这些文化名人在向阳湖度过的难忘岁月，了解他们当时的所见、所闻以及今天的所忆、所思，显然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让人们永远记取“文革”的教训，让“五七干校”之类的噩梦不再重演。这对于教育当代人，警策后来者，都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就是历史感！我相信，这也正是咸宁地委和政府部门近几年来大力提倡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前提。没有人会愚蠢到这种地步：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是为了怀旧，让当年的“五七战士”留恋过去，为“文革”评功摆好。对此，只要思维健全者，是不难做出正确判断的。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这项严肃的、别具只眼的文化举措，竟有人嗤之以鼻，认为这是出卖文化人的苦难，在报纸上著文《还有什么不能卖》，大加挞伐。“还有什么不能卖？”真是危言耸听！不过，正确的回答应当是：还有健忘不能卖！
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民族，如果得了健忘症，就不可能走出历史的误区，这是很危险的。古今中外有太多的实例，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遗憾的是，最近几年来，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目迷五色，晕头转向，价值取向错位，漠视历史教育，甚至公然抹杀、歪曲历史。产生于六十年代，由管桦作词、瞿希贤作曲的《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曾经感动、教育过多少青年！然而，近年来，也不知是何人指使，电视台、电台、磁带里播放这首家喻户晓、感人至深的歌曲时，只剩下开头四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过去什么事情，对不起，下面的全删了！这一来，歌中妈妈讲的在旧社会所受的苦难，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全部无影无踪了。而且，居然将这首歌庄重、深沉的旋律，改为轻松得不能再轻松的流行歌曲的旋律。这实在使我大惑不解。为此，我已写了杂文《听妈妈讲什么？》提出责问（见拙著《喘息的年轮》），有关方面，并未引起重视，今年“六一”节电视台演播此歌时，依然故我，便是明证。现在看来，类似不愿意再“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事情，迭相发生。悻悻然嘲笑讲“五七干校”历史是“还有什么不能卖？”是又一例也。忽视历史教育，尤其是革命传统教育，后患无穷。不了解过去，又怎能了解现在？讳言旧社会的旧，又怎能认识新社会的新？对历史一无所知，又从何而来历史使命感？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讲历史，包括一代文化名人被迫集中到“五七干校”去劳改的苦难史。讲这一些，当然绝对没有听或唱流行歌曲那样轻松的感觉，但目的正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能够生活得轻松，愉快。我打算写十篇《听妈妈讲什么？》的文章，本篇就算是二论《听妈妈讲什么？》作为文章的副标题；尽管我并没有标出这个副标题，好在关键是文章内容，而不是有无副标题也。
孔夫子神奇在哪儿
不久前，我模仿《魔鬼词典》，写了一篇短文。其中的一个词条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的释文是：“孔夫子的神奇预言”。并举了三条例证。没想到拙文在某报发表后，三条例证被编者都删掉了，于是这一词条便成了让人莫名其妙的闷葫芦。一位老友当面问我：“这一条，你想说什么啊？”一位外地的文友，更打来长途电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尽人皆知，怎么竟成了神奇的预言呢？神奇在哪儿？”这真让我哭笑不得。说编者滥施刀斧，未免言重，但红笔一勾，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可这一勾，岂不勾出麻烦来了！其实，那三条例证，足以回答孔夫子预言神奇在哪儿。谓予不信，我现在就补抄在这里：
（一）马路上三个行人中，就可能有一个是研究生导师。（二）某研究所的一、二、三把手，都是博士生导师。（三）不久，三个博士生导师中，就有一个可能是国学大师。
读者看了这三条例证，便立刻明白，我讽刺的无非是：时下研究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未免过滥；而越来越多的国学大师，也在贬值。某大学某系，居然已有了九个博士生导师，该系的一位资深教授对我说：“要我画圈，我只好闭起眼睛来画，一人向隅，举座不欢，有啥办法！”其中有些人，平生连一本专著都没有，名不见经传，无名之师亦能育高徒乎？怎不令人生疑也。例（二）确有其事的，只是不便明指。由学风推测该单位的党风、政风，可想而知。此辈竟不懂这条常识：官大未必学问大。例（三）也并非想当然。某出版社推出的国学大师列传，已经有二十几本，还要继续出下去。国学大师总不能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吧？这些怪现象，是孔夫子当年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时下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物价呈稳定趋势。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却呈上升势头，岂能等闲视之？！
关羽二题
“还我头来！”
前年冬天，我冒着严寒，去陕西看武则天的陵墓。在她的墓前，站着一排部下，包括少数民族的首领，甚至国外使节。然而，他们都没有脑袋。究竟是何时何人将他们的脑袋统统没收了？不得而知。望着那一排排没有头脑的躯体，不禁令我打起阵阵寒噤；也许再没有比眼前这些惨相，更能形象地展示中国历史的沧桑了！从历代封建统治者遵奉的金科玉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林彪一伙叫嚷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以为，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哀，是在于封建统治者及某些野心家、阴谋家，公然不准百姓拥有自己的头脑，也就是思想、灵魂。但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史都证明：一种统治思想的存在，必然导致另一种与之对立的思想存在。封建统治者要拿走人民的头，人民答应吗？除了那些“自愿把自己的脑袋层层上缴，自以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寿”（陈虞孙：《还我头来！》，载《文汇报》1979年3月7日）的麻木不仁者、糊涂虫，以及一部分甚至以此作为“做官的诀窍”者而外，多数人——尤其是其中的爱思考者，显然是不会同意的。按照《三国志》关羽本传的记载，他兵败后在临沮被孙权所杀，砍下脑袋，死后并无异闻。但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却有玉泉山显圣的一段神奇、悲壮的故事。关羽魂魄不散，到处寻头，漂泊云端，不断高呼：“还我头来！”这一呼不打紧，随着《三国演义》的风行天下，更加显示了关公的名人效应、神的效应；有多少有识之士，借助于“还我头来！”的口号，寻求思想的火花、精神的升华、心灵的慰藉。明代的大画家唐寅敢于以“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自居，并刻上一枚闲章“烟花队里醉千场”把玩不已；思想家李贽打出“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旗帜，在评《水浒》时，称赞打死郑屠、喝酒吃肉的花和尚鲁智深是“真佛”“活佛”；明末清初的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猛烈批判君权；金圣叹歌颂被统治者下令查禁、焚毁，被道学家诋毁为有害世道人心的《水浒》《西厢记》是才子书，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如此等等，无一不是独立思考、苦苦探索的结果；事实上也无一不是从封建统治的壁垒里“还我头来！”的结果。
“还我头来！”至今并未过时。我在《寻“头”有感》一文中说：“现在难道就再没有‘还我头来！’的问题了吗？否。就说近年出版的字典、词典之类工具书吧，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是编者认真用头——大脑苦苦思索的产物……词典之类的浅薄，还是小矣哉。联想到农村小学生、中学生的大量流失，大学生、研究生不时有人中途退学，街头充斥着不入流的书刊……我们有必要继续借用关羽的话，大声疾呼：‘还我头来！’”（见拙著《牛屋杂俎》）
“还我头来！”——看来，我们还得继续借用关公的口号。好在他是圣人，生前就慷慨好义，肯定不会为我们还要使用他的悲怆的呼号，就向我们索要香火，善哉，善哉。
人神之间
神是人异化的产物。有的人，还活着，却被“奉若神明”。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汉以来在高度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体制下被几乎捧到九霄的帝王，一个个成了“君权神授”光环辉映下的人间非神之神。但是，他们的地位愈高，离臣民的距离越远。以明代皇帝而论，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而已。万历皇帝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量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木偶，数日而视听始复。”（《万历野获编》卷1）清末的慈禧太后，祸国殃民，虽然借用鲁迅的话说，“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竟被尊奉为“老佛爷”，与如来佛、弥勒佛辈大佛平起平坐，实在是岂有此理！然而，他们的迫害忠良，诛戮功臣，株连九族，残民以逞，臣民对之何尝有半点亲近感？非神却以神自居，这是中国政治史极不光彩也最为黑暗的一页。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在众神之中，关帝却是神不以神自居。尽管他是众神之神，与孔圣人平分秋色的武圣，但他却能上能下：上，在宫廷里都有他的庙，京城中更有多处，香火鼎盛。明代北京正阳门的关帝庙，受到朝廷的隆重祭祀，外国使臣也不断来顶礼膜拜。下，虽乡间小镇，甚至三家村头都可以有他简陋的庙宇；他关怀天下苍生，屈尊充当描金业、皮箱业、皮革业、烟业、香烛业、绸缎业、成衣业、厨业、酱园业、豆腐业、屠宰业、肉铺业等不下二十几种行业的行业神，在某些作坊里，享受的，不过是一纸画像，烟熏火燎，但从未听说关帝以此为忤；人们叫他关公、关爷、关王、关老爷、关夫子、老关爷，固然皆可，在口语中随便说“关公面前舞大刀”“大意失荆州”“关羽走麦城”之类，甚至在舞台上，揭他的疮疤，演“走麦城”，也从来没有遭到过什么报应；在一些北方农村，干旱时农民将关公像抬到太阳下暴晒，以表示对他“官僚主义”的不满……难怪远在天涯海角，都有关帝庙。1992年夏，我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北部的“金矿山”，就亲眼看到了一座并不宏伟，却庄严肃穆、香火不绝、一百多年前成了华人淘金工精神枢纽的“关帝庙”。
是神不以神自居——对比之下，人间那些大大小小、是人却以神自居、对百姓作威作福之流，在关帝爷面前，能无愧乎？
圣德服中外，大节共山河不变；
美名振古今，精忠同日月常明。（解州关帝庙春秋楼楹联）
大哉，关羽！
1997年6月16日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别了！“打虎将”
虎年将至，忽然想起《水浒》里一位使枪棒卖狗皮膏药的人：李忠。此名从古到今，不知凡几，实在平常，这倒也罢了。那么，他的武艺如何？一言以蔽之：差劲。他是“九纹龙”史进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导下，史进能“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转”，故十分自负，不想遇到禁军教头王进，较量不到两分钟，便“扑地往后倒了”。王进对史进的老爸笑道：“令郎学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这事实上也就是对李忠教学成绩的评价。显然，李忠的花棒，与花拳绣腿，乃一路货色。翻遍七十回《水浒》，李忠除了与周通占据桃花山打家劫舍外，无所作为；在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也不过是奉宋江之命，将一匹好马牵给呼延灼骑，实在不值一提。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李忠居然有个十分响亮的绰号：“打虎将”。其实，就凭他那点本事，别说打虎，就连打狗，恐怕都费劲。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对梁山泊，无大功可言，居然也成了梁山头领之一，列名于七十二地煞，并排名第五十位，位置不低。这岂非咄咄怪事！对此，施耐庵先生并未说明。在不才看来，无非是：他久经江湖，推销狗皮膏药有术，自然也擅长推销自己；有背景——梁山骨干、位居三十六天罡第十三名的鲁智深，就是他的老相识，第二十三名的史进，更是他的学生；与宋江关系也还不错。如此这般，才会使李忠居然也大模大样地坐在聚义厅的一把交椅上，参与决策，接受小喽啰们的朝拜。
但是，位居要津，不等于有真本事，或本事立马大增。不，李忠还是李忠，一个惯打马虎眼、挂虎头卖狗肉的“打虎将”也。这是梁山的悲哀：凡夫俗子混迹于英雄豪杰，泊深浪阔，鱼龙混杂。
反观时下，李忠式的人物又何尝少见？他们把持的部门，或了无政绩，或一塌糊涂。杜绝此等名不符实者混进领导班子，是其时矣。让我们大喝一声：别了！“打虎将”。
12月27日于牛屋
说纸老虎
虎，百兽之长，故又称山君，也就是山中皇帝，其赫赫威风，从“谈虎色变”这一成语中，足可想见。但是，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有活老虎，就有死老虎；有真老虎，就有假老虎；有张牙舞爪、令人毛骨悚然的老虎，就有毫无力气、顶个屁用的纸老虎。此乃某可断言也。
关于死老虎，难得见到，但倘若你关注媒体，仍可从胆大妄为的偷猎者枪下，惨不忍睹之。至于假老虎，最典型的，莫过于明末嘉定县沙冈桥附近的那“一只”：当时，这里一度曾“遍地皆虎迹”，吓得人们早晚都不敢走路。后来发现，原来有个和尚蒙着虎皮，穿着虎趾爪形的鞋，“盖贼秃为此邀夺过客”。（《外冈志》）显然，这个冒充老虎的秃驴，与《水浒》里冒充李逵剪径的李鬼，是“今古何殊貉一丘”。晨钟暮鼓、慈悲为怀的佛门中，竟然跑出假老虎害人，这是令人惊诧的。
说到纸老虎，自从几十年前，毛泽东形容具有极大杀伤力的原子弹，及其最早的拥有者、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从此“纸老虎”一词名满天下。毛泽东的形容，是否确切，有些君子持有异议，此处不加枝蔓。惭愧的是，笔者最初听到毛泽东的宏论，尚是乡间少年，还以为纸老虎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及长，始知民间口语中，就有纸老虎的说法。近几年不才颇留心某些常用口语的来龙去脉，如“发财”“三百六十行”“开门七件事”“酒色财气”等，已逐一写成考证文章发表。但“纸老虎”一词，最早是谁发明？始于何书记载？不学如我，至今考而未得。这里，谨向近年来几有雨后春笋之势出现的新国学大师求教：请不吝指点，如何？先行叩谢了！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笔者对纸老虎的蛛丝马迹，一无所知。我推测纸老虎至迟在宋代，恐怕就出现在人们的口语中了。施耐庵夫子笔下的名人、十几年前又被巴山鬼才魏明伦先生炒得火爆的潘金莲女士，当其夫武大推门捉奸时，她见情夫西门庆慌作一团，不禁大怒道：“见个纸虎，也吓一交！”（《水浒》第25回）此纸虎，不就是纸老虎之谓吗？武大身材短小，手无缚鸡之力，知夫莫若妻，潘金莲说他是纸老虎，其实倒没有小看他。耐人寻味的是，古代山川丰厚，林木茂盛，山窝水曲，每有丛莽，故老虎甚多。虎既成群，必有窝囊废在。据宋人灌园耐得翁《就日录》载：“顷有一村夫入市醉归，临崖而睡。有虎来嗅之，虎须偶入醉者鼻中，醉者一大喷嚏，其声且震，虎惊骇落崖而毙。”你看，这只老虎竟被区区喝醉酒村夫的一个大喷嚏吓死，与纸老虎有什么两样？真乃虎身其外，败纸其中，大概是虎中的纨绔子弟，或小花脸之流。武松在景阳冈上，如果碰到这样的老虎，也许一声断喝，伸出一只小拇指，就足以使它灵魂出窍了！
寒斋所藏工具书不多，翻了几本，觉得还是出版于六十年前、后多次重印的《辞海》，对纸老虎的解释最为简要、妥帖：“俗谓徒著外观而无实际者为纸老虎；亦称纸扎老虎。”妙的是，晚明山人气息极重、以务虚名为啖饭之道、被清初剧作家蒋士铨讥为“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松江（按：古称云间）陈眉公，曾著有《虎荟》一书，但所谈东扯西拉，牵强附会，往往与虎毫不相干。这样的虎扯淡，乃胡扯淡也，实在也是纸老虎。
不过，“徒著外观而无实际者”，又岂独陈眉公一人而已？环顾寰中，在商界、政界、学术界、文化界，这样的人我们见的还少吗？如此看来，纸老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如果让此辈发展到“滔滔天下皆是”，则比真老虎成群结队下山，更祸莫大焉。
牛年岁尾：元月十八日于京南
说风马牛
“他娘的，压根儿是风马牛嘛！”“真乃风马牛不相及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时能听到不同生活圈中的人，把“风马牛”挂在嘴边上。何谓“风马牛”？《辞海》之类工具书告诉我们，语出《左传》僖公四年的一段记载：“君处北海，寡人居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汉代有注疏家说，雌雄引诱叫作风，马与牛不同类，二者雌雄间当然不会互相勾搭，比喻二者全不相干。当然，这样的解释也不过是一说，未必准确。明代都卬则认为：“牛顺物，乘风而行则顺，马健物，逆风而行则健。”（《三余赘笔》）这就是说，牛爱顺风走，马喜逆风行，二者对风势的适应性完全不同。如此解释“风马牛”，似乎更合情理。其实，与“风马牛”相近似的词“牛头不对马嘴”，通俗、明了，一望、一听，便知其义。同样一句俗语，分明也显示出“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别。
说来也许是不幸，自从人类把马、牛之类动物从野生驯化为家养，结下不解之缘，人类自身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有意无意地演出一幕又一幕“风马牛”的喜剧、闹剧，甚至是悲剧。对此，马、牛无言，当然当不了评论家；倘若彼辈也有“特异功能”，洞察人类的这一切，肯定要笑掉比人类牙齿要大好多的大牙的。
《笑林广记》卷5载有二事。其一：某位怕老婆者，忽然在梦中哈哈大笑。其妻摇醒他，诘问梦见何事而如此得意？他老实相告梦娶一妾，妻竟大怒，罚他跪床下，并用家法杖之。其二：夫妻相骂，夫发狠道：“我明日做了皇帝，就杀了你。”妇闻之甚忧，哭个不停。邻女劝解说：“哪有此事，不要听他。”不想妇说：“我家这个臭乌龟倒从不说谎的，自养的儿女，前年说要卖，当真的去年都卖去了。”这不失为二幕小闹剧，但我们读后，却有喜剧效果：颇堪发噱。何以故？梦中娶妾，与实际上娶妾，以及卖自己的儿女，与做“老子天下第一”、操生杀予夺头等大权的皇帝，根本是“风马牛”，或用上海话讲“一眼眼弗搭界”嘛！唯其如此，才构成幽默，令人捧腹。
当然，此辈皆“愚夫愚妇”，于无意中做了牛头不对马嘴的事，除了自寻烦恼，并给旁观者留下笑柄外，于社会并无挂碍。倘若我们留心观察身边的人和事，这样的笑料，其实是并不罕见的。
而对封建统治者来说，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实际上便是七扯八搭，偏要“风马牛”。一代名将史，千年孤臣泪。韩信、岳飞、于谦、袁崇焕等冤狱，是人们熟知的。他们的罪状，有哪一条站得住？罗织、构陷，把零说成一万，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文革”去今未远，人们记忆犹新。在那个“黑漆漆装下了陷人坑，响当当直说出瞒天谎”的荒唐岁月里，大而至于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被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刘少奇被戴上“叛徒、工贼、内奸”的万丈高帽；小到上海一家工厂车间开批斗会，喝令一青年工人交代解放前的所谓反革命活动，此君只好嗫嚅着如实交代：“当时我还穿开裆裤呢，有时到弄堂口看大小囡打弹子白相。”与会者忍不住哄堂大笑。如此等等，真个是“风马牛”横行无忌，无处不在。哭耶？笑耶？哭笑不得也。历史的悲哀，莫此为甚。
无可奈何花落去，“牛马”依旧乘“风”来。时下的“风马牛”乘着种种不正之风，越闹越猛，令人心忧。三句不离本行，即以我捧饭碗的史学界而论，“风马牛”又何曾少见？沸沸扬扬的李自成结局之争，相当典型。经过几代史学家的研究、考证，李自成在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殉难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是一清二楚的，国务院也已于1988年批准九宫山下的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湖南石门某些人士不甘罢休，偏要硬说与李自成毫无关系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大兴土木，盖起所谓的“闯王陵”。近几年又在子虚乌有的“郭沫若得意门生”操纵的明史会支持下，掀起阵阵风波，迷惑视听。好在鱼目岂能混珠，牛头毕竟永远对不上马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奉命成立的以著名历史学家王戎笙教授为首的李自成结局课题组，经过刻苦研究，排除了种种干扰，终于得出了科学结论，重申李自成殉难通山是千真万确的，李自成的石门出家说，是对历史真相的严重歪曲。现在课题组已结题，结论已上报有司。据悉，国家文物局奉命派出的专家组，在考察了陕西、石门、通山的实物后，也否定了石门说，肯定了通山说，结论也已上报有司。是的，那些至今也未写过李自成之死一篇文章，却以权威学者自居者，以及对清史、尤其对南明史尚未入门却自我感觉极好者，今后还会借助于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再搞点名堂，但还能糊弄得了谁呢？“风马牛”毕竟只能是“风马牛”！
看来，只要有人类社会，只要有风，有马、牛，“风马牛”的现象就一定会存在。关键在于：君子当明察，不要为政治文化领域里的“风马牛”喝彩，更不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去炮制形形色色的“风马牛”。如是则幸甚、幸甚矣！
虎年正月二十五日于老牛堂
再论九斤老太与谢都管
九斤老太是鲁迅小说《风波》里的名人，她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名言，使她几乎成为保守的、向后看的典型；谢都管的名气比九斤老太差远了，但看过《水浒》的人就知道，他是大名府梁中书家的奶公，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高级家奴，一听到杨志说“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就勃然大怒，斥责杨志“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显然，这是个闭着眼睛，粉饰太平的家伙。对于这二位，我曾经著文批评。近日因“吃饱了撑的”，胡乱想些类似杂文家陈四益所形容的“瞎操心”的事，忽然悟到我对九斤老太不够尊重，而对谢都管则未免小看了，显然都不妥，因此有必要再论。
九斤老太在《风波》中刚出场时是七十九岁，风波结束后，“早已做过八十大寿”，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当年，她老人家确实是高寿了。至少在她居住的村庄里，她的生活经验，要比别人丰富。她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今不如昔，也并非毫无事实根据。例如，她常说“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就是说的大实话。倘若你翻翻竺可桢老先生的气象史就可以知道，自古以来，中国天气发展的趋势，是温度在缓慢地升高；而当代气象学则告诉我们，岂止是中国，整个地球的气候都在变暖。至于豆子，分明是她老了，牙齿不灵了，比起年轻时嚼炒蚕豆的所向披靡来，恍如隔世，自然觉得蚕豆比过去硬多了。又如七斤嫂与八一嫂怄气，用筷子扎六斤的头，使她手里的饭碗掉在地上，破成一个大缺口，七斤公然大喝一声“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显然太粗暴，此时的九斤老太，倘不感叹“一代不如一代”，而是连连喝彩“一代胜过一代”，岂不是太奇怪了吗？当然，这些毕竟还是小焉矣哉。从大的方面说，她老人家生活在清末民初的鼎革之际，清朝灭亡了，她并没有捶胸顿足，张勋复辟了，她也没有兴高采烈，可见老太太大事不糊涂。更需指出的是，在那个社会激烈动荡的岁月里，即使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绍兴乡下，民生凋敝，物价腾飞，阿Q们、孔乙己们，生活都很贫困，喘息在饥饿线上。她没有如半个世纪后有人高叫的那样，“形势大好，空前的好”，更不会说出“莺歌燕舞”那样文绉绉的肉麻话，面对艰难世事，感到不解与无奈，除了感叹“一代不如一代”外，还能做什么呢？其实，她觉得有老米饭、霉干菜吃已经知足了，何尝有半点鼓动儿孙造反之心？应当说，九斤老太本质上是个老实人，好老太，比那些摇身一变“咸与维新”、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党”“柿油党”不知要好多少倍。
至于谢都管，小看不得。他虽然只是梁中书老婆奶妈的丈夫，人称老都管，但身份特殊，受到梁中书的重用。看来，他与其妻是梁中书老婆从幼儿到成人的陪伴者，并陪嫁到梁中书家，是在蔡京太师府中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训斥杨志曰：“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奶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喏喏连声。”便是明证。而且，他连“四川、两广，也曾去来”，是个很受重用、经常出远差的侯门心腹。因此，他的消息肯定灵通，对北宋末年危机四伏、农民起义不断的社会形势，是很清楚的。但是，他作为权奸的走卒、贪官的帮闲，自然是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胡说天下太平、形势大好。他与九斤老太，属于两个营垒，具有本质的差异。九斤老太的嘟嘟囔囔，是有口无心，而且有些确是事实；谢都管则完全是别有用心！
鉴古知今。对于现实生活中类似九斤老太者的牢骚，我们应耐心倾听，不要动辄斥之为“吃肉骂娘”；而对粉墨登场的谢都管，则切不可重用。
虎年3月9日于老牛堂
史家回归赞
文史本来是一家。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尽人皆知，固不必论矣。即以现代而论，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考古学家，都曾经写过小说。如尚钺教授1928年即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斧背》；裴文中教授1924年发表过短篇小说《戎马声中》；冯沅君教授1927年出版过小说集《卷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享有盛誉的女小说家之一。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对这几位的文学成就，都有所论列、肯定。著名文史学者钱基博先生则写过武侠小说《老镖客》《甘凤池》。先师谭其骧教授，生前曾告我，他也写过小说，后来兴趣才转到史学，并专攻历史地理学；周予同教授虽未写过小说，但早年也酷爱文学，今天我们重读他的《过去了的五四》《僵尸的出祟》，仍然会深感这是优秀的散文、富有杂文气息的学者随笔。不久前才去世的对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研究有素的程应镠教授，抗战初期，在西安从戎，也写过短篇、中篇小说。如此等等。令人纳闷的是，这些小说家或原本立志要当小说家的著名学者，后来为什么放下写小说的笔，也就是让文史彻底分家？个中原因，这里不予探讨，以免枝蔓。文史分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某些作家取材于历史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往往完全游离于历史真实之外，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艺术的真实。包括笔者在内的史家，对这种无历史文化的文化现象，颇感不满，但不无困惑的是，经不起他人反诘：你们历史学家只会指手画脚，你们怎么不写历史小说、影视作品呢？也许正是这种“逼上梁山”的态势，使几位史学家按捺不住，终于继承先辈文史结合的传统，挥笔上阵，写起长篇历史小说来。特别令我兴奋的是，仅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已有三位史学家，在历史小说的创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最近，现代出版社出版了廖心一先生著的《正德皇帝全传》，共四册，一百万字，真是洋洋大观。这是著者“明史纪实小说系列”的一种，接下去，还要继续推出写明朝其他皇帝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历史小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本世纪明史领域内所创作的历史小说中，带有里程碑性质的佳作。廖心一八十年代初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研究员专攻明史，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明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我们曾共事多年。他治史严谨，学风正派，著有《明朝史话》及多篇学术论文，是明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八十年代末，他因妻儿故移居香港，近年返京长住，搜集史料，并正努力争取重返研究岗位，但愿有司勿戴有色眼镜看人，更不要“武大郎开店”；此附笔述及也。廖心一不仅有扎实的史学功底，而且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正是这二条，有力地保障了他头一次写长篇历史小说即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引人注目的是，他写的是“明史纪实小说”，所谓纪实，是指书中所写内容，百分之七十都是有史料依据，历历可考，而用文学想象虚构的部分，则仅占百分之三十。我将此书粗读一遍，感到他对明武宗一朝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于当事人的文集、野史、笔记，下了相当大的苦功，否则不可能对那样众多的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包括一些生活细节，了解得那样透彻；而涉及政治、军事制度，以及种种典章及职官、称谓、风俗等，无外行话，真是难能可贵。但是，小说的根本一条，是好看，关键在于能否将那些“死人”写活，塑造出生动鲜明，能够打动读者，关注其命运的人物形象，否则读者就不可能看下去。我认为，作者刻画的主要人物正德皇帝、刘瑾、李梦阳、王阳明、赵等人，以及宠妃刘氏、苏州才子徐祯卿等等，都活灵活现。他使用的是相当精练、准确的书面语言，也许这是写历史小说最好的语言，至少我是偏爱这种语言的，用以刻画古代的人和事，更易接近不啻已是遥远的梦的彼时氛围。作者平时即富有幽默感，这使他的笔端，每有彩头，令人读之解颐。如写刘氏：“她面带微笑，眼送秋波，眉浓鼻挺，唇红齿皓，天生的八分妩媚、二分端庄。今日见了皇帝，她端坐不动，面无表情，妩媚还余二分，却有了八分端庄。……皇帝抓起刘氏的双手，轻轻抚弄，面带笑容地说话。见了八分妩媚的刘氏，他口称爱妃，见了八分端庄的刘氏，他学着小太监们的腔调，口称娘娘。”读来忍俊不禁。作者对他稔熟的史料，精心剪裁，进行文学再创作，文笔相当细腻，有不少精彩的场面。如写徐祯卿拜见王阳明，二人的对话；徐祯卿从容永别人寰，王阳明写了非常精彩的墓志致悼，都相当传神。又如写流民起义领袖赵（绰号赵疯子）在小酒店的墙上挥笔写下著名的诗句：“魏国英雄今已休，一场心思付东流。秦廷无剑诛高鹿，汉室何人问丙牛？野鸟空啼千古恨，长江难洗百年羞。西风吹散穷途客，一夜游魂返故邱。”然后面对前来捉拿的官兵，“没有反抗，束手就擒”。读来真是大气磅礴，不落俗套。虽说此诗系赵所作，乃野史传闻，靠不住，但作者用为小说家言，浓笔渲染，是完全可以，并是很成功的。
更令人欣慰的是，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研究员近年来在治史之余，正在创作“岳飞与宋高宗系列小说”，第一卷《靖康奇耻》已经交稿，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建炎风云》也已接近完稿。我与曾瑜臭气相投，彼此相当了解。曾有国内外的学者，在国内或海外向他或我打听，我俩是否是弟兄？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答曰：不是弟兄，胜似弟兄。八十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多种宋史专著，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其中包括《岳飞传》《宋高宗传》。他文思敏捷，具有忧患意识，而且很有文学功底，因此我敢说他的历史小说出版后，一定不同凡响。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我对清史专家周远廉研究员深怀敬意。他是位很勤奋的学者，著有《乾隆皇帝大传》《顺治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清代租佃制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他退休前，我从未听说过他与文学有什么关联。可是，他在退休后，以年过花甲之身，勇敢地跳进大海——我指的是文海，以顽强的毅力，钻研文学，他不但是历史研究所，也是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中第一个拿起笔从事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人，已先后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香妃入宫》（华艺出版社）、近四十万字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北京燕山出版社），以及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天下第一清官》。前述二部小说我都读过，是历史学家创作历史小说的有益尝试。远廉兄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在于澄清重大谬误传说，传播历史研究成果，给读者好的精神食粮，让他们爱看。我以为，他的创作目的已经实现；这些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