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杰娴侠
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秉义小学一直是嘉善境内师资力量最强，教学质量最高，声誉最好的一所小学，有些教师甚至是从州府嘉兴等外地聘请过来的名师，在当地颇有影响。因此，魏塘有些名望的人家，通常都会把小孩送进这所学校上学。当时学制为六年，分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张钟俊开始上小学时，由于父亲常年在嘉兴工作，每天上学，均由母亲孙星英接送。其实张钟俊的整个童年生活，主要由母亲陪伴，其性格及习惯的养成也主要受母亲的影响。孙氏乃大家闺秀，性情温厚，善于持家，对子女教导有方，对张钟俊养成的乐观豁达、积极进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江南人家大都有早起的习惯。每每清晨，薄雾初晓，母亲便早早起来为他做好早饭，然后催促钟俊起床吃过早。待到阳光初现，魏塘市河上船夫们开始摇船启程，准备一天的忙碌劳作，母亲便护送他沿着河边的石板路由东向西，直到浦弄街右拐，再走几步路即到学校了。若按旧制，程氏义塾的在读学子，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早上课前必须到三开间厅堂正中间的正厅列队，面对程氏挂像跪拜，以示对学校创办人的感恩和纪念。教师们也顺便提醒学子要发扬美德，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成才要懂得回报社会。到了民国时期，这些过时的礼仪已被废除。但是每年开学典礼，时任校长都会详细向学生介绍学校的历史渊源；教师们在课堂上也不时提起学校创办的不易，希望学子们珍惜机会；家长也时常教导孩子要有感恩之心，不要辜负先辈的期望。这些优秀传统美德从小就自然而然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也时时激励他们要努力奋进。
种种因素，促成这一时期从魏塘秉义小学毕业出来，今后在社会上成为栋梁之材的比较多。仅就跟张钟俊同级同班毕业出来的魏塘学子，后来考上国内名校，毕业后又到国外留学，获得国外名校博士学位，回国后有较大贡献的，就有如朱德煌、周家仁、吴沈钇等数人。朱德煌与张钟俊同年出生，是从小跟张钟俊关系最要好的儿时伙伴。两人家境相近，从小就常一起玩耍，后来又一起上学，成绩也是一样的优秀。小学毕业后，朱德煌跟张钟俊一起考取嘉兴市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从初中直到高中毕业，后考取浙江大学机械工程专业。1935年毕业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机械工程，获硕士学位后转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学习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朱德煌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工厂工作，任高级工程师，为我国早期军工建设做出了贡献。周家仁也是跟张钟俊同年出生，魏塘镇人，一起在魏塘小学毕业，先后在魏塘和嘉兴上中学，毕业后考上浙江大学纺织专业，后又考取公费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纺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英商上海信合纱厂工程师等职。吴沈钇比张钟俊小一岁，魏塘镇人，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嘉兴和杭州上中学，1935年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院，获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成为我国著名的建筑学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待到张钟俊上三年级时，二弟张钟杰也开始上学了。张钟俊作为大哥，担当起兄长的责任，每天带着弟弟一起上学，到第二年不用母亲再辛劳接送了。钟俊、钟杰兄弟俩同上一所学校，早晚相伴，其乐融融，度过一段美好时光。不过这种好日子持续时间不长。由于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张钟俊在小学五年级时就跳了一级，1925年初夏，时年十二岁的张钟俊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这反而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此前嘉善境内没有中学，只有县学，即小学。正当张钟俊临近小学毕业，嘉善县第一所初级中学才开始筹办，预备于1926年秋开学，正在全县宣传广告招收优秀小学毕业生。要是等待一年，也许这是个就近入学的好机会。但张钟俊显然不能再等了，因为学校才刚开办，校舍建设仍有待完善，师资也未备齐，教学质量犹未可知。张钟俊天资聪颖，从小便被称为神童，又非常好学，父亲张恺敷担心钟俊的学业被耽误，那就太可惜了。为了升入更好的学校，父亲决定让他报考他所在的嘉兴市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张钟俊果然不负父亲所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嘉兴第二中学。如此一来，他只得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和从小相伴的弟弟钟杰，远赴嘉兴上学了。
年方十二，还处于儿童少年的张钟俊，要离开家乡到百里之遥的嘉兴跟随其父生活，其难舍之情可想而知。不过这反而锤炼了他独立自强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培养了克服生活中各种困难的勇气。据张钟俊大女儿张文渊介绍，从小父亲就经常给他们讲张家与孙家的比照。孙家不仅祖上是名门望族，在当地很有影响，而且大舅、小舅都在国外留过学，见识广、文化水平高。他们回国后也在大城市工作，而且业绩显赫，子女都很争气，均考上燕京大学。相比之下，张家显得相形见拙，无可炫耀之资。他们必须克服各种困难，加倍努力，不然今后与表兄弟妹之间往来，会有很大压力，很没面子。
也许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张钟俊学习特别用功。他从小学开始就爱好读书，广泛浏览自然科学与人文类书籍。为了开阔眼界，他除了学校规定的英语作为主修外语，还尝试自学了德语，这为他今后的学术道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可以参阅多种外文文献，广泛吸收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他以身作则，带领弟妹几个勤奋读书，一定要跟孙家看齐。日后因家父过早去世，他作为家中老大，承担了所有家庭重任。在抗战艰难时局，他带领弟妹几个离开家乡在外闯荡，后来他们全都学有所成，还能留学海外，在各自行业均有所建树。这与他早年的历练学到的本领分不开。
之江大学主楼，位于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内
张钟俊二弟张钟杰（英文名Gerard Chang），1916年生。[1]于1922年开始在嘉善上小学，1928年小学毕业时父亲从嘉兴调往杭州，张钟杰得以随父亲到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上初中。钟杰的个性和才华都跟大哥钟俊有些相似，从小聪慧机灵，十分好学。父亲为他们兄弟俩人取名，就有期望成为人中俊杰之意。钟杰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很优异，1933年高中毕业时本来想追随大哥，报考交通大学。可是这段时期交大校园出现了一些意外和恐慌，可能是由于学习负担过重，加上生活营养不良，不少学生患上肺痨，就是如今所说的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大哥钟俊在初入交通大学时，学习也是非常努力，有时晚上要经常熬夜学习到十二点钟以后才入睡，到大三就感觉有些吃不消，也担心患上痨病，后来就干脆以保养为主，晚上九点多钟，基本完成课外练习就早早入睡。因此，他建议钟杰还是不要报考交大的好。加上此时张家家庭经济负担已经很重，只靠父亲一点工资收入，支持兄弟两在外地上大学十分吃紧。权益之下，钟杰选择报考杭州的之江大学土木系。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184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浙江宁波开办的“崇信义孰”（Boys BoardingSchool），1867年迁至杭州，改名“育英义孰”，开始只相当于小学。1907年在杭州秦望山麓兴建校舍，才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因新校舍坐落于钱塘江畔弯曲之处，型恰如“之”字，故1914年改名“之江大学”（HangchowChristian College）。当时之江大学分文理两学院，记有国文、英文、政治、经济、教育、哲学、化学、生物、物理、土木等共十个系，属全日制综合性大学，教师多为长老会从美国聘请，师资力量雄厚。其中的土木系在国内高校也是非常强的专业，学校新落成的图书馆、科学馆等，就是土木系自行设计建造的，不仅优美壮观，而且非常精致，是国内高校少有的。土木工程也是当时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就业前景非常好。
之江大学钟楼，位于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内。
可当1937年夏钟杰大学毕业时，却遭遇抗战全面爆发，这么好的专业一时间竟然就业无着落。父亲原本希望钟杰也跟钟俊一样，大学毕业后能到国外留学，拿到国外名牌大学的硕士乃至博士学位后回国，前程自然会更好。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出国留学之路基本无望。钟杰先是在之江大学继续读土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但随着南京和上海的失陷，杭州告急，之江大学师生撤离杭州，往西而行，先是步行至富阳，再乘船沿江逆行至安徽屯溪，形势仍然危急，不久即宣布撤散。钟杰则随父颠沛流离达半年之久，直到1938年秋大哥钟俊回国，将父母稍加安顿后，钟杰也随兄进川，在乐山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读研究生兼任助教。毕业后，钟杰先后到叙昆铁路、川康公路等地任工程师、西康省建设厅技正。1943年，由西康省派出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5年由大哥张钟俊资助，继续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商业管理，1947年获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此时国内处于战乱，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已不得人心，许多留美学生对是否回国效力采取观望态度。钟杰感觉自己努力钻研的土木工程和工商管理专业，也将报国无门。他只得在纽约找个建筑公司一边做些临时性的工作，一边焦虑地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和中美关系的恶化，回国就业无望，他只好加入美国国籍。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钟杰一直在美国纽约州的建筑工程公司任职，最后职务升至建筑设计高级工程师。七十年代中期，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缓和，钟杰希望能做点对中美交流和祖国经济、科技文化建设有益的事情，更盼望能够早日回国与家人团聚。他早早地向公司提出退休申请，终于在1975年获批提前退休。随即他与夫人刘希娅（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英国血统）在美国南部的休斯顿经营一家中式餐馆，取名“东方上海”（Shanghai East），表示对祖国和家乡的怀念。他亲任餐馆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经常以自己的餐厅作为跟当地华人以及国内来访者的联络地点，促进中美民间交流。我国驻华盛顿大使以及休斯顿领事馆经常与之联系挂钩，凡中国在休斯顿进行的商务谈判，以及中国访美团体到达休斯顿，他都利用自己的餐厅宴请，所有费用均打对折优惠。
1978年秋，当张钟俊带领交大访美团到达休斯顿，钟杰在自己的餐馆热情地宴请了交大访美团全体成员。时隔三十余载兄弟再相见，已是两鬓花白，老泪纵横，感慨万千。钟杰从青年时代便追随大哥，同样怀着工程实业救国的理想报考大学乃至海外留学，可遭遇战祸和时局动荡，年轻时代的梦想都已化为乌有。直到晚年，他才得以安定地利用自身的特殊经历和社会关系，为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和祖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也算是圆了当年的报国心愿。
妹妹张钟娴（英文名Julia Chang Hsueh）于1918年出生。钟娴自幼机巧聪慧，善于言辞，是家中唯一女儿，深得父母欢心。她先是在嘉善上了两年小学，1928年，父亲从嘉兴调往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并在学校附近租有房屋居住，钟娴得以在省城杭州上完小学和中学，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可天有不测风云，原本一切顺顺利利，1937年中学刚毕业，正准备报考大学之际，却遭遇抗战全面爆发，不仅求学无门，连基本生活都无着落。在随父南下颠沛流离一段时间之后，待大哥钟俊回国即随兄进川。先在乐山就读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翌年钟俊转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乐山不断遭遇日空军轰炸侵扰，校园四周一片瓦砾，人心惶惶，钟娴也只得随兄离开，转入位于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经济系就读。钟娴选择读经济专业，有自己兴趣的因素，也受父亲的一定影响。家父原本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当时的北大政治系颇有些“经世济民”之意，涉及不少国家财政经济等内容。可惜他大学毕业时处在动乱时局，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专业才能，他期望后辈子孙能够继承自己的志愿。父亲常给她讲，女孩子做不了比较辛苦的工程技术，但学习财政经济类，今后对国家经济建设也可大有作为。经济学在和平建设时期，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专业，尤其是对钟娴这种做事比较细腻的女性。可惜的是，她也没能逃脱父辈的厄运，在战时的重庆，一切经济行为均围绕军需，经济资源均为政府和军方垄断，一切按计划行事，经济专业毕业几乎没什么就业市场。况且战时重庆犹如临时的避难所，人才扎堆，来去匆匆，很多年轻人都在焦虑等待，无所事事。钟娴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也基本处于无事可干，赋闲在家的无业状态。
按当时风尚，能读到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要么来自富裕家庭甚或豪门，本身不需就业，靠家庭的资财生活，只需嫁个门当户对的富足人家，伴随夫君出入于上层社会活动圈，起到装扮门庭及调和各种社会关系的作用，自然不用为生计问题着想；要么是出自殷实开明之家，有很强的独立个性，靠自身才能和勤奋便可过上不错的中产阶级生活。钟娴既非富裕家庭出身，自然无机缘出入于名门；想靠自身努力谋生，却又走投无路，连个体面的工作都难寻觅，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幸好有大哥钟俊作为依靠，让她遇上了个好姻缘，此后得以生计无忧。钟俊有个交大同级同学和好友薛履坦，是交大土木工程系1930级学生。同样怀着工程实业救国的理想，薛履坦1934年毕业后留学欧洲，获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专攻土壤力学专业。1941年学成归国后，薛履坦也到了陪都重庆，在位于磐溪的中央水工试验所担任工程师和土木实验室主任。交通大学重庆分部成立后，薛履坦不时到母校看望校友，还到交大土木系兼任一些课程，偶尔也到张家拜访。两人经常一起闲聊，回想当年一起在交通大学求学，怀揣同样的理想和雄心出洋，一心想回国干出一番事业。可是当下时局维艰，青少年时代的理想难以实现，感慨人生的无常，志气相投而成为挚友。在大哥张钟俊的引介之下，钟娴与薛履坦在重庆相识相恋，并于1943年6月在重庆大学礼堂举行婚礼。这也算有个交托，了却大哥肩上的一项重任。
可是这桩堪称美满的婚姻，却导致兄妹两人后来分隔几十年，难以相见。1945年日本投降后，钟娴与薛履坦一家随中央水工试验所迁回南京。1946年薛履坦被派往台北工作，先后升任台湾水利局水利司副总工程师、防洪组组长、水利工程师司长，钟娴也随夫举家迁往台北。不久，由于薛履坦被派往纽约主持联合国援外水利工作，先后到南朝鲜、泰国、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组织修建大坝等水利工程。张钟娴先是随夫定居美国纽约，之后也随他奔波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一直持有台湾护照，乃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后，他们被迫只得返回台北，而一子两女因为均在美国出生，自动获得美国国籍，在美国上学和就业。薛履坦重新被台湾当局委任经济部水利司司长，张钟娴只能不断地在美国洛杉矶的女儿家和台北自己家之间往返奔波，十分辛苦。直到1978年张钟俊随交通大学访美团赴美，兄妹才得以在洛杉矶钟娴的女儿家相见。这已是时隔三十余年，真是恍如隔世。
跟两位哥哥的经历和兴趣不同，在抗战艰难时局，钟娴没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当时女性也鲜有从事工程学科和专业。跟大多数民国时期知识女性一样，她偏爱文学，继承了母亲孙家的文艺基因，喜欢阅读诗歌、散文和小说。她靠大量阅读自学，写出一手好文章，在台北生活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后来到美国、朝鲜、泰国、非洲等地，见识不同民族和地区异样的风土人情，她善于观察体验，写出好几部当时颇为流行的时尚小说，在海外华人圈有些知名度，也算没有枉费此生。可是以当时的形势，钟俊与钟娴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除了偶尔有通信，根本就没有想到再有相见的日子。钟娴是多愁善感的女性，十分想念母亲、两位哥哥和弟弟景侠，她将这种思念化为绵薄之动力，融入她的文学作品中。在五十年代初，她还能每隔一段时间给母亲写信，寄点外汇作为生活补贴。因为当时的大哥家，除了母亲和大哥的几个小孩，还有大哥的岳母、小弟景侠都靠大哥家资助生活，经济上十分吃紧。可是到五十年代后期，一切联系都被迫中断，钟娴想最后看望一下母亲的愿望也就无法实现，成为终身遗憾。
最小的弟弟袁景侠出生于1932年，比大哥钟俊和二哥钟杰均小了十几岁。小时候由于一个堂姑膝下无子，他被送给堂姑家做继后，随了堂姑父袁姓。堂姑父原属地主家庭，从小养尊处优，不善劳作，身体又不好，解放后被认为有通特嫌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而失常，导致家庭生计比较困难。因此，景侠的生活及上学主要仍由大哥钟俊资助。幸好抗战结束后张钟俊回上海任公用事业局的技正，待遇还算比较丰厚，又有政府分配的住房。景侠得以到上海中学上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成为大连工学院首届学生。大连工学院是新中国政府创办的第一批大学，政府非常重视，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援助，条件相对优厚，学习和生活费用基本不用家庭负担。景侠小时候曾因其堂姑父的家庭背景及经济条件，时常感到有些卑微。但正如祖上家训所言，位处卑微亦不可逾越。大哥钟俊也经常鼓励他克服心理阴影，奋发有为。他通过自身勤奋努力，克服了心理障碍，终于在学业上也有所成，当上了大连理工大学的教授、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家兄弟妹四人，除了钟娴从文，其余兄弟三人均在理工专业学有所专，颇有建树，均上了《嘉善县志》的人物榜，很不简单。
[1]张氏兄弟的事迹，见政协嘉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嘉善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资料）（1987）第92~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