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人生
静下来，不知怎的，那些以为已经忘记的记忆却一股脑儿地冒将出来，林林总总，如临当日。回顾过往，一切情绪都变得中庸：好与坏，是与非，爱与恨，泾渭不再分明，犹如陈年老酒，值得品味……
画痴的自白——我的人生百味
我的第一幅油画代表作题为《酸辣香甜》，现在想来，这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滋味，我的人生路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字，那就是“苦”字。“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是当下一句时尚的问话，简单的一个问句何以让大众唏嘘泪下、感怀至深？因为它包含的感伤深厚，思绪沉重。岁月如梭，我的时间也呼啸而过，走过花甲，古稀渐近，我需要写一篇自传，提起笔来却茫茫然无处入手。静下来，不知怎的，那些以为已经忘记的记忆却一股脑儿地冒将出来，林林总总，如临当日。回顾过往，一切情绪都变得中庸：好与坏，是与非，爱与恨，泾渭不再分明，犹如陈年老酒，值得品味。
我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四个阶段：出生、成长、学习的二十年，生活、立志、奋斗的二十年，开拓、探索、收获的二十年，剩下的是完善、守望、保持晚节的二十年。如果苍天还有恩赐，那将会是晚年的偏得。
我的故土我的家
我出生在千山余脉双顶山山脚下的新寨子村，一条时常干枯的小河从村中蜿蜒淌过，河边一排排古柳像苍劲的老手伸向天空，诉说着古村的沧桑。河边小山上，相传有座阎王庙，是官府担心此山为龙脉，为镇山以防不测所建。解放后拆了庙盖了学堂，这里成了沟里三个村落农家子女的求学圣地，成为我们几代人的精神家园。1958年大炼钢铁，古庙那口铁钟在高年级同学整齐的号子声中落地，那声轰响，至今犹在耳边。每天黄昏时分，在缭绕炊烟的簇拥下，在紫灰色远山的映衬中，那四栋橘红色的校舍，是我永远的思念。可惜去年返乡，这样的美景被乡官在利益驱使下夷为平地。“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里上演了，我们的精神圣土被卖掉了！
1943年，有爷爷和奶奶的全家福
新寨子的高氏家族是从山东海阳徽村闯关东辗转而来，分住在小河南北两岸，成为村中大姓。我为第十代孙。我爷爷是村中的能工巧匠，会皮匠和面匠手艺，为人忠厚朴实，与世无争，因过于勤奋操劳，再加上体弱多病，方知天命之年就驾鹤西去。我奶奶生于小康人家，父亲在太姥家读了四年私塾。我姥爷家住在东部山区，姥爷是一个有头脑、善经营的庄稼人，日子过得富裕，思想开通，所以在那个年代能让母亲也读了私塾。我父母在当年可算是难得的文化人，我们兄弟姐妹六个都喜好读书，在人生路上都混得不错，这得益于父母对文化的重视，是文化的力量福佑了我们。
父亲十七岁在大连学徒做工，成家后随姥姥一家北上去了吉林，在洮南一家煤炭司房里工作；母亲一边照顾家务，一边办起养鸡房，父母白手起家置办了安居的五间瓦房。在那个动荡年代，父母历经几个大的历史事件，闹胡子、闹老毛子、光复、解放战争。解放战争爆发后，父母随着难民辗转长春等地，在长春被围困之前庆幸地乘瓦罐车逃回了老家。更幸运的是赶上了土地革命，分得了果树和土地。父亲当上了村里的财粮委员。当时，斗地主分浮财，实用物品被大家分抢一空，只剩下几幅卷轴画没人要给了父亲。后来每逢过年，父亲都会选出这些画中的一两幅挂在家里重要的位置。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有画人物的《砍柴翁》，有画山水的四条屏，有画花卉的《猫蝶富贵图》。那幅出自当地文化名人于天池之手的《雪水煮茶天上味》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躬身吹火的童子，双目只是小小的两个黑点，据长辈说，于天池多年赶考不中，以此画讽刺朝廷有眼无珠，因此他成了我小时候崇拜的偶像。只可惜这些曾教化过我的画作统统毁于“破四旧”，令人无限惋惜！
九岁的高志华
我1949年农历六月初二出生，父母起名“志华”，存“立志中华”之意，这是他们的感恩报国之心，更是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一直以与共和国同龄而自豪，感谢父母为我起了这样一个始终让我当成座右铭的名字。我的远房四姥爷是一个画画的，名叫张子园，他送我的出生礼物是一副银麒麟锁，成为我从小到大的最爱，如今仍时常拿在手中把玩，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审美，佩服他能挑选出这样一件特别完美的珍品。我没见过四姥爷作画，只是他留下的几本《芥子园画谱》，给了我不小的影响。
我最初的记忆是1951年我家盖新房，记得哥哥姐姐把装油漆的空盒子放在屋檐下，听雨水打击铁盒那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小时候极听话，很少挨批评，母亲常常当众表扬我。每天饭桌一放，我总是先问“有没有木（木匠）”，没有才肯上桌，因为母亲教育我们有外客时小孩子要等外客吃完才能上桌。从老房到新房要过一片菜地，母亲说我一定是绕着走，爬着过，从不踩一株苗。我在母亲的夸奖声中长大，这是母亲教子的方式，居然和当今流行的“赏识教育”理论不谋而合。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无声身教胜于言教的一类，和母亲的说教式截然不同。平心而论，我的成长受益于母亲的更多。
我家盖的是当年流行的海青房，房子门窗、檐头、石礅、柱角都有彩绘和石刻。记得那位叫张天仁的画匠会做纸车、纸马，还是当地有名的吹鼓手，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有他出现，是当年让我崇拜的另一个人物。他当年为新房彩绘的过程我记得不那么清晰，但渐渐懂事了，这批曾亲眼看着绘制起来的画作，潜移默化地对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一直记得西里屋门斗上那张没画完的风景画，我曾经惦记了很长时间，想什么时候有空把它画完。
五岁那年，我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被一起玩的三叔、三哥的突然叫喊声吓得掉入了水坑中，他俩吓跑了，我不知怎么从水坑中爬上岸，也不知在岸边躺了多久。自己醒过来后，人们都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53年，村里由父亲带头，成立了互助组，起名“新光互助组”。父亲人缘好，有信誉，村中大户小户争相加入。后来村里把三个互助组合并在一起，成立了新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任社主任。合作社办得好，引得十三省参观团前来学习。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村里在大河套唱了三天大戏，来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为我们几个小朋友在我家房西果园里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听说发表了，只可惜我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能保存下来这幸福的记忆。当年社里选出了一位女代表去北京开会，精心挑选一些苹果让她带到北京敬献给毛主席。回想起来，儿时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和欢乐，我感受到的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幸福。1958年父亲出任了公社财粮委员，后来任乡政府会计一直到退休。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我长得最像父亲，形象、举止、身材都很像，父亲忠厚、耿直、坦诚、敬业、与人为善的品格令我永生追崇。“文革”时期有人借机迫害父亲，说他藏有枪支，是特务，好在父亲平日的为人让他逃过了被批斗的劫难。果然是多行善事必有善报啊！
家中的大事小事父亲很少过问也很少插手，只是整天在外边忙，推碾子、拉磨、挑水浇园子、喂牲口这些本应男人干的活儿也全由母亲承担下来。队里的活儿不能出去干，母亲就把能在家里完成的挑棉籽、选豆种的活儿揽回来，贴补家用。秋天承包一片棉花地，每天放学，母亲就站在院子里等，见我从村口一露头，就放心地从后门往地里跑，好能赶在天黑前把棉花摘好送到队里。我则跑进家门照顾弟弟妹妹，做饭，喂猪喂鸡。每年秋风初起，母亲天不亮就会起来，赶在别人起床之前把房西果园里的落叶扫成堆、占下位置，等我和三哥放学回来一起回收。那时的柴火可谓稀缺，这些落叶就是我家大半个冬天的柴火。当时哥哥姐姐一起读大学，我读高中，单靠父亲的工资是无法供起这样三个学生的，全靠母亲养鸡养鹅养母猪挣钱补贴。在我们家，只要你想学习，父母便全力支持。如果没有十年“文革”，我和弟弟妹妹都会上大学，想起来很是遗憾。但事情总有两面，如果真这样，我很可能就不会走上美术这条路，因此，对于我这个画痴来说遗憾是减半的。
母亲的针线活儿很好，我从小就看着她刺绣的枕顶、柜蒙儿长大，那时全家九口人的穿戴全都是母亲用手工缝制的。每逢年节、换季，她几宿不睡也要给全家人换上一套新装，就连她大病那年都没有差样。母亲的刺绣除了平日家中公开摆设的几件外，还有一个老箱底：母亲给我们做的花兜兜、给奶奶做的绣花鞋……我常常向母亲申请，每年取出来看上几遍。母亲常背诵那些配色的口诀，什么“红配绿，真美丽”、什么“红配黄，真亮堂”、什么“绿配紫，臭狗屎”等等，这些民间相传的色彩秘诀，是我最早接受的色彩教育。村里有种习俗，出嫁新娘要在结婚当日把自己的刺绣作品全部展示出来，还要选一些赠送亲属，每到这时我总是场场不落，从心里往外地喜欢这些展品，民俗的极致鲜艳，手作的质拙生动，那些图样和色彩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如痴如醉。
辽南的民间民俗艺术丰富多彩，各具特色。每逢立春用朱砂红调豆油在院墙上画十字、画耕犁等图案；二月二在院子里用草木灰画圈画梯子，撒上五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些原始图腾的绘制，随着我的长大逐渐由我代笔。母亲每逢二月二都要用各种材料“穿龙尾”，做出鲤鱼卧莲、蜜蜂赶菊、凤戏牡丹等花色图案，还有《三娘教子》等戏曲中的人物，每七个穿成一串，加上龙头、龙尾挂在房梁上。这些美丽的物件五彩缤纷，随风摇摆，很是好看。端午节她又用布角做看门猴、各种生肖，还有辟邪桃子、五毒、小笤帚、香包等，悬挂在房屋各处，佩戴在我们小孩的身上。我特别喜欢每年端午节母亲为几位奶奶必做的金鱼头花，至今我还珍藏着母亲七十五岁时给全家做的端午祈福挂件，虽然她那时的手工已经没有以前精致，但因为倾注着母亲对我们的爱，它们在我眼中仍然是至美！这一系列的民俗活动最开始我只是忠诚的看客，到后来成为帮手，再后来成为主角，扎风筝、做灯笼我都是高手，很是乐在其中。那时的年节真是有模有样，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受到的美术教育要比今天来得更淳朴、更传统、更丰富、更本质，也更潜移默化、如影随形。那些大俗大雅的年节色彩满布在眼前、身边，招摇在你生活的每个角落，让你深深地感受节日的喜悦、丰收的满足以及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那时候，我尚不知晓，自己是怎样幸福地生活在原始而纯正的艺术氛围里，不知不觉地汲取着艺术的养分，这些都是我未来美术道路上最珍贵的基底，多少年后仍不断让我焕发灵感，伴我左右！
1997年，亲手制作的彩灯
高氏家族一直延续着一种习俗，那就是大年三十午夜接了神拜了祖之后，河南河北几十户人家要大拜年。我的辈分小，因此拜个不停，头磕得最多，有时会得到小红包和吃食。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所关注的是谁家今年新贴的年画好，记下来改日再来看，有时候真的会来回看上几遍。杭稚英、金梅生、金雪尘、李慕白、沈家琳等名家的作品早已装满了我的记忆。
1968年，全家福
小人书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另一种教科书，是我学画的又一门“课程”。我时常临摹，曾把一幅李平凡的木刻儿童人物版画改画成三十几个姿势，装成一册，这应算作我的第一次创作吧。
我的大哥是村里第一批大学生，他初升高没考上，当上了乡里的民办中学校长，后来埋头学习重新考高中，再考上大学。大哥除继承父亲的优点外，又多了一些浩然正气，他那种“宁让别人负我，不让我负别人”和永不服输的劲儿影响着我们。大哥为我们四兄弟定下戒律：谁敢学吸烟，就不准进家门！我们这辈和我们的下两辈都恪守着这一戒律，至今我们家五辈人无一吸烟。大哥比我长十岁，他对我学画最关心，为此凡与画有关联的地方他都很留心。最早他从同学那里为我弄到一幅水墨《喜鹊登梅图》，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幅身边人的画作。他每次出门回来都给我买各种书，最早的那本动物图集，我不知道临摹了多少遍，再后来给我买了宣纸、油烟墨、大白云笔等高档画材，以及费新我的《怎样画铅笔画》、曹克家的《怎样画猫》等书籍，让我这个山村孩子很早接受了最好的艺术熏陶。大哥英年早逝，我失去精神偶像，伤怀至今。我一直用不懈的奋斗来感恩大哥对我的支持与关爱，用在美术路上的小成来告慰大哥在天之灵。
我出生的老屋前有棵特别大的柳树，是村西四棵大柳树中最大的一棵，是我的二爷爷十七岁时栽下的，至今已有百年树龄，目前已经老态龙钟，只剩下几枝残枝，但依然苍劲无比。我小时候它正当壮年，枝繁叶茂，树冠犹如一柄大伞遮天蔽日，最大直径有四十米。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圣柳、儿时的乐园。清明时节，我们折下刚刚返青的柳枝，盘成一个个圈，做成柳树狗挂在自家门上，迎接春天的到来；端午时节，我们把粗粗的井绳拴在粗壮的枝干上，穿着雨衣，嘴里吃着甜甜的黄杏荡秋千；中秋时节，我们会在夜幕初降时听成百上千只鸟聚会吟唱；元宵时节，我戴着自己做的道具官帽子大头人，坐在独杆轿上，指手画脚走街串户，指挥手下的“官差”视察灯火；雨后，我会用浸湿的黄泥做成羊群、马群，柳树下是我的牧场。这棵大柳树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成了我们家的地标——新寨子大柳树老高家。
大柳树下俨然是南北文化的交融集散地，耍猴的、卖艺的、拉洋片的、唱皮影戏的、锔盆锔碗锔大缸的、木匠、铁匠、染匠、货郎都会在这里出现，人们在此放电影、看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精彩演出，村中的大事小情都在这里传播。1958年村里成立大食堂，柳树附近的二十几间房子成了村中的经济文化中心，几十户人家在这里一起用餐，当时真有种已经步入共产主义的感觉。门前乡路上建起了精美的彩绘过街碑楼，墙上画有壁画，充满英雄豪气，那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令人至今记忆犹新。本家大叔画画的时候，我紧随其后，帮他端色送笔，成为帮手，这是我学画的又一段经历。
我很幸运，童年时代一直沉浸在丰富多彩的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中，让我汲取了丰厚的民间文化滋养，正是这样的“开口奶”，奠定了我艺术道路上的扎实根基。感恩故土，感恩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向艺术敬礼
1956年，我七岁，与邻里几个同龄伙伴一起上学，其中有与我同用“华”字为名的吕景华，我们被村里称为“二华”。从上学那天起，我们就受到老师的关注和重视，后来分别成为少先队正、副大队长。我们一起考上初中，考上高中，“文革”后他当兵去了，彼此再也没有见过。每天我们迎着太阳上学，又看着日落回家，春天行走在古柳成荫的路上听鸟吟唱，夏天时常赤着脚蹚过那条时而清澈、时而浑浊的小河，秋天绕路穿行在硕果累累的果园，用木杆寻找被喜鹊啄过的又甜又脆的苹果，冬天顶着冒烟大雪从高高的雪岭上滚过。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红色标语，是我们信奉的真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相继出台，如火如荼的深翻地、大炼钢铁，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哪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更多的大事件、大变革。三年困难时期，那忍饥挨饿的日子永生难忘，为吃一顿腊八饭我哭过，为能吃上一个煎鸡蛋，我装肚子疼骗过母亲。1962年困难时期，我在生产队猪圈棚上发现晒干的地瓜秧上有剩下的瓜蒂，便一个个摘下来拿回家磨成面做成饼，我们舍不得吃，留给年迈的奶奶。那场灾难，奶奶最终没有熬过去，满身浮肿地离开了我们。
我们是拥有非凡革命信心和沐浴在新中国阳光下的一代，也是历经百般磨难的一代，是最有生活经历和时代感悟的一代，之后的任何一代人都不会像我们这样拥有这么深厚的生活经历、政治经历、成长经历，这一切的累积，奠定了我们这一代美术人的艺术基调，深沉隽永、乡情浓稠，即便是以苦涩讽刺为表，剔除外部装饰后，骨子里仍然是刨不去的对生命和生活的深深的爱。
小学六年，我每天都迎着太阳爬那座小山，常常用手挡在眼前边走边看太阳，手在光线中变得血红，好像能看到在流淌的鲜血。有时也会从手指缝中直接看太阳，惊奇地发现眼前呈现一会儿红一会儿绿的光斑，学画后我才知道这就是视觉残像，是色彩的补色原理。少年时期的记忆是火红的，我虽常常风趣地把自己的身材长不高长不壮归咎于“二两半”，但经历过童年这段喜悲参半的岁月，我长大了，多了一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信念。
1962年，我考入初中时个头不到一米四，班级选班干部没我什么事，连美术课代表也是别人，我当然不服气。几个月后，由于哥哥姐姐学俄语，耳濡目染，我早早背会了字母表，学习了一些常用语，卷舌音也发得比较好，所以俄语课代表的位置非我莫属。初一的班主任吕素文老师第一年任教，她长得漂亮，人很和善，后来才知道，她是我同道好友宋明远的爱人，难怪当年她对班级的美化十分讲究，这可能是她对美术的特殊情感所致吧。元旦，她买来彩纸，我按她的指令用一下午时间扎了一个漂亮的宫灯，灯的六面都有画，挂在教室中央，同学们围坐联欢，赢得了全校的头彩。
初中，我们的美术老师都不是科班出身。第一任沙老师，新年时给我们每一个同学画了一张书签贺卡。初一那年春节，轮到我护校，正巧于广海老师在办公室舞文弄墨，在宣纸上画虾、螃蟹、青蛙、桃子、菊花，水墨的奇妙变化、于老师潇洒果断地落笔时那种潇洒得意的神色让我久久难忘。这一天我的收获太大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后来我去盖州工作时又见到了这位一直崇拜的老师，他已成了著名的摄影家。
第三任老师，就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朱艺斌先生，他一心想考鲁美，但被体院提前录取，毕业后任县排球队教练，为家庭团聚与于老师调换来到了九寨中学。在他的主持下，学校成立了美术小组，通过考试，我成了他的学生。当时考的是素描《罗马男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石膏像，当然也是第一次画素描。我的历史老师董世盼先生也爱好美术，他评价我那张素描卷画得好，也是他在我考附中前给了我不少的指教和鼓励。
进入美术小组，我如饥似渴地画，因此得到老师的关照。初二的秋天，朱老师画了两张校园水彩写生，深秋逆光下金黄色棠杞树和歪歪扭扭的木制篮球架在白云下构成美丽的画面。它带给我的视觉触动无比深刻，是让我感动至今的作品，在我的心中绝不逊色于印象派大师的名作。
1964年，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我们村，名家大腕儿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营造出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村中办起了各种文艺班，我本家三叔参加了美术组，看他们学素描、画色彩，我非常羡慕，只可惜上学没法儿参加。偶尔放学回家，遇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凯老师画风景写生，我都会蹲在一边看上半天，深深沉迷其中。工作队经常组织演出，这让我们大开眼界，在那样的年代，能欣赏到一流名家的表演，这是我们村的幸运。这种文化传播，在现在可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这种文化的烙印至今影响着我，影响着村里人。
那个时代，上级干部和工作队来村里都要吃百家饭，我们叫“派饭”。有一天，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的晚饭派到我家，母亲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按照标准竭尽全力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十几个人围坐在炕上，其中还有一位文化部的领导。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走进家门，不知所措，硬着头皮红着脸，索性向围坐的北京客人深施九十度大礼，众人于是赞不绝口。这一躬为母亲赢得了教子有方的赞誉，这一躬也算是我崇敬艺术的拜师大礼吧！
我初中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初二时又赢得了班级学习委员的职位，权力虽不如团支部书记和班长那么大，但在班里的威信、人缘都不错，在优秀毕业生评选中，我获得了全班的最高票。那时的文化课学习对我而言很轻松，每天课下时间，我大多泡在画室里如痴如醉地画画。初三临考，在朱老师的鼓动下，我没和父母商量，没和班主任打招呼，自作主张地报考了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现在回想起来，十六岁的我怎么这么有主意？那时的父母很放手，没有像现在的父母为孩子包揽一切，反倒成就了无所不能的我们，所以我常说不是现在的孩子长不大，而是现在的父母不让孩子长大！
精心准备了报考作品寄去沈阳，十几天后我收到了鲁美的准考证。班主任沙宪昌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是学校的优秀教师，正直、严厉、教学有方、管理有道，班级平时和升学的成绩是全校最好的，平日他对我很好，可那天却一脸严肃，我第一次领略了犯错受审的感觉。一个多小时的说教，充满了师爱、父爱，他从高考讲到人生，替我规划了前程，主题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忽而苦口婆心，忽而坚定严肃，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可我就是听不进去，因为他忽略了我的爱好、我的感情。那时我对人生、前程没有更多考虑，心中只有一种爱好的驱使，所以那样执着，那样顽固不化。老师真的生气了，把准考证扔出了窗外，我向他深施一礼，走出办公室拾起准考证又走进画室。二十二年后，沙老师与我相聚古城，忆起当年，老师为我的执着、坚守和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我感谢我的老师，因为他那天给我讲的人生道理让我终身受益，那是胜于父兄的真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