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去世已39年了，我还是时常想念着他。
爸爸出生于1901年，是中国广东省普宁市北山村东坡寨人。父亲这一代人的经历非常坎坷。他们出生在清末，当时社会动乱，各种生活问题和压力不言而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潮更影响着许多中国人。广东省作为孙先生的革命基地，我们乡下也直接受到影响。这导致爸爸从小就有革命情怀，可是因为生活所迫，他唯有艰辛工作，没机会投身革命。据我了解，他的思想仍倾向于革命。
父亲遗照
爸爸在中国读过三四年书，他识字，能看懂报纸。
爸爸在20世纪30年代初来马来亚。此前大伯早在1910年左右就已到此工作和定居。爸爸直接来到瓜拉古楼
新港一带投靠当时住在古楼的大伯。
年轻时，爸爸在中国磨米为生。来到马来亚，他仍做回老本行。听他说刚刚到马来亚的第一年就赚到了钱，过了一两年便回中国修建房子。当时人们往返马来亚和中国依靠引擎船，一来一往，要一个月之久。
除了磨米，爸爸后来也开始做咸鱼来卖，还买卖鱼虾。
爸爸妈妈是经由媒妁之言结合的。妈妈在我3岁时就去世了，我对她的长相已不复记忆。我从亲戚口中听说，妈妈是个很贤淑的美人，爸爸很爱她。
左起：普宁许阿梅文化研究会会长、北山村管委会秘书许武雄；右起：许氏祖祠办事处主任许木雄、普宁许氏宗亲会会长许义忠教授。摄于2014年
清朝咸丰年间，普宁爆发了惊天动地的许阿梅铁山农民起义。自此，许阿梅便被誉为民族英雄，并深受潮汕尤其是北山地区人民的爱戴。我和许义忠教授在纪念许阿梅的铁峰园前合影。摄于2014年
我在父亲曾经念过书的北山学校前留影。摄于2014年
我和许义忠教授在父亲老家前合影。摄于2014年
我的父母亲在中国结婚，爸爸到马来亚几年后，便将我的祖母和妈妈带到马来亚。来到这里之后，祖母不习惯南洋的生活，又想念当时身在中国的小儿子，几乎天天哭。1937年，爸爸决定把妈妈和我的兄姐们留在马来亚，独自带祖母回中国乡下。
他们坐了快一个月的船，才抵达汕头，可能因为长途跋涉，祖母也上了年纪，下船后不久祖母就去世了。孤身一人的爸爸唯有从汕头背着祖母走回我们乡下——北山。这一走，就从早上走到晚上才抵达。
埋葬我祖母之后，刚好发生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不久后，爸爸自己一个人从中国回到马来亚，他决定永久留在这里。从那以后就一直住在角头古楼的半路这个叫作新港的小乡村。
印象中，爸爸喜欢潮州音乐，他会拉二胡、吹笛子。我们住家的两三公里之内，有大约十家华人，其中一些是姓许的同乡。爸爸有一个好朋友，名叫詹春贵，外号叫作“PANJANG”，他虽是福建人，却会讲潮语，也会玩潮州音乐。
他们几个朋友每到晚间，就聚在一起玩音乐、唱潮剧。有些歌词我还记得。比如其中一个剧目《胡维乾》，说的是一个名叫胡维乾的人去少林寺出家，目的是要报父仇。其中几句歌词是：“为父报仇是孝子，恶人不除，陷害生灵……”
还有一个剧目《双玉鱼》，讲一员外娶了二太太，他出门经商时，二太太生了个儿子。大太太出于妒忌，就叫自己的弟弟把这个婴孩杀掉。大太太的弟弟却不忍心，唯有带着婴儿去投靠另一个员外。婴儿长大后，要去考状元。大太太的弟弟在这个孩子上京赶考的路上唱二十四孝的故事给他听，我记得其中唱道：“将人比鸟鸟比人，离父离母惨难当。先人自有二十四孝，二十四孝人传扬。”
他们常常在晚上唱潮剧，这是我印象中爸爸最爱的娱乐。我每次都在大人旁边听，然后很有兴趣地表示：“我也要唱！”只可惜我这个人五音不全，唱得实在不好。不比我的哥哥们，有些会拉拉二胡，有些会吹吹笛子。
偶尔会有潮剧团来我们乡下搭棚演戏，他们每次一演就是十天八天，我天天都随爸爸到那里听戏。直到他们“班师回朝”的时候，我的耳边还会缭绕着那些鼓乐喧天的声响，原来世界上真的有“绕梁三日”这回事啊。
爸爸跟许多老式父亲一样，心里疼爱孩子，外表却相当严肃。有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聚在家学大人打牌，玩起赌博的游戏，总有一个哥哥把风，远远看到爸爸踩脚车回来，我们一定瞬间把所有用具收完。
我心中其实不惧怕爸爸，因为我知道他很疼我，从我有记忆以来，他不曾打骂我。偶尔做生意赚到钱，爸爸还会买榴莲、山竹回来给我们吃。今日回想，我常常觉得自己的童年很幸福。这些年的经验让我领悟到，幸福并非来自金钱，而是来自内心的想法。只有自己的想法才能决定自己是否有资格快乐。
从生活中的各种细节，都可以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
我二哥在19岁时结婚，当天是他生平第一次穿鞋。那是一双今人不能想象有多珍贵的鞋。结婚的人是二哥，但当时爸爸在镇上看到有人卖鞋，就顺便买给我。其实那双鞋对我来说很大，买回来之后，穿得最合脚的是六哥，但是爸爸坚持要给我穿，因为他最疼我。当时我们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没人穿过鞋，我和二哥都是第一次。
二哥的婚礼是我们家里的盛事，我们在婚礼上拍照，照片里有四十人左右，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穿着鞋。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有鞋穿代表生活条件比较好。许多人都是在结婚当天才第一次穿鞋。因此，很多新郎新娘结婚的第一个晚上都经受过双脚破皮的痛楚。第一次穿，又因为是结婚大事，肯定都穿硬邦邦的皮鞋，破皮在所难免。我则得以幸免，因为我的鞋对我而言太大了，穿起来宽宽松松，所以我的脚没有被磨破皮。
穿着鞋子时，我真期望每个人都能看我的脚一下，因为我有鞋，非常值得炫耀。这么一双了不起的鞋子，时值几角钱。
那是1947年。
在我四哥和五哥还在读书、大姐十一二岁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虽然有米有盐，不过除了米饭，我们也没钱买菜。我大姐常常去河边采蕹菜回来炒给我们吃。“蕹菜炒盐”的味道，到今天我也不能忘记。记得当时我一看到蕹菜就哭：“我不要吃蕹菜！我不要吃蕹菜！”
为了糊口，爸爸必须到外面工作，他常常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留在家里，没时间陪伴我们。通常他会给我们5分钱，然后交代兄姐们，如果有人来卖糕，务必买给我吃。有时大姐买了两三块糕，她也坚持全都要给我吃。大我两岁的七哥见到，就会吵。我从小还算乖巧，就会让他吃。
我四五岁时，爸爸有时带我去屋外的大水沟旁冲凉。我站在桥上，爸爸在一旁帮我冲凉，我手里一直玩水，其实心里有个愿望是想要跳下水沟。小男孩就是喜欢做不被允许的事情，而且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直到有一次我跟哥哥们一起玩，爸爸不在身边，我终于得偿所愿跳下去游泳！幸好爸爸没看到，若不然，我一定被打。
我上小学时，学校在路边。假如爸爸踩脚车去市区，我一定会看到。我知道如果在中午时分看到他的话，他会到一家赌馆去消磨时间。每次在这种时间看到他，我放学后就会自动过去找爸爸。他总会叫一碗现煮粿条汤给我吃。这一碗粿条汤对那时的我们而言，是非常美味的大餐。我相信我其他哥哥不可能吃过。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在期盼爸爸经过我们课室的窗外，因为我很想再吃那碗粿条汤。至今我仍认为这是一碗代表着幸福的粿条汤。有一次，我照旧去偷看爸爸有没有经过，结果太专注，被老师看见我不专心听课，用藤条打了我背上一下。这个老师名叫刘玉庭，我很讨厌他。
20世纪60年代开始，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我看了很心痛，尽量抽出时间陪伴他，这段时间里，我才逐渐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身体大不如前时，常对我讲他心中最大的愿望。
祖母去世后，爸爸把祖母的葬礼处理完，就去潮尾一个叫“揭石”的地方拜拜。爸爸告诉我，他有一个心愿是再回去那里拜拜。可惜当时我们家里的经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国家的政治等因素，都不允许爸爸这么做。所以爸爸很遗憾，他认为这个愿望也许到他去世都不能实现。
爸爸也常会提起我的大哥。由于参加革命党，大哥在1941年离家，一去十多年，除了偶尔半夜回来探望母亲之外，鲜少露面。母亲去世之后便几乎没有音讯。爸爸到了晚年，内心觉得大哥已经牺牲，虽说过对此事不感遗憾，但天下怎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我想，爸爸心里一定很心疼和想念大哥，虽然他口中说得好像很看得开。
爸爸觉得我从小聪明乖巧，应该把我送到中国读书，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他所受的教育和所有知识来源，都让他认为共产党是珍惜人才的。他的想法是，假如他把我送回去，共产党会栽培我。当然，爸爸的想法都是出于爱。
我小学毕业时，我们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我幼年多病，入学迟。才开始读书不久又生大病，半年多没上学，所以重读了三年级。小学毕业时，我已14岁，之后便到吉辇中学继续念书。
不巧的是，吉辇中学刚好在那一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有些超龄生，为了得到上学机会，做了假宣誓书说遗失了出生证明，谎报年龄去吉辇中学读初一。我和其他没有这么做的同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超龄生。所有超龄生被集中在一个班，此班被叫作吉辇中学深造班，这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特殊情况。严格来说，我们不属于吉辇中学的学生，所以我们暂时被安顿在学校附近的戏台上面上课。我们的级任是刘锦德老师。刘老师多才多艺，他一人就能教导我们几乎所有科目，同时，他又偷偷要求国民型中学的老师来帮忙教学，就在这么曲折的过程中，我们读完初一。
翌年是1960年，开学时，吉辇中学正式成为国民型中学，也换了校长。有些同学已转到槟城韩江中学，只剩下我和十多位同学还不知此事。初二开学，我照旧去学校，赫然发现布告板上的入学同学名单上没有我和其他十多位超龄同学的名字。我们很疑惑，等了两天，还是没进展，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十多位同学去问新来的倪枝瑞校长。他向我们解释：“你们是超龄生，不能够录取，我们会想办法问董事部。”他要我们暂时坐在课室，“假如督学来，你们去对面喝咖啡。”
我从小就自尊心很强，在家里人人疼爱，虽然穷，却是大家哄着、爱着长大的，这样鬼鬼祟祟的行为，叫我情何以堪！我很伤心又很委屈地回家告诉爸爸，跟他撒娇，说我很喜欢读书，如果这样下去，我担心自己没得读书。爸爸听了马上暴跳如雷，答应让我去韩江中学读书。我真的很喜欢读书，很怕没有机会进修。
家里当时的经济不算好，不过全家只有我一人上学，哥哥们都工作了，他们都很疼我，还给我零用钱。我本人没有经济问题，甚至有时还可以请同学们吃面。
爸爸后来告诉我，作为潮州人，他的心愿是要有孩子在韩江中学读书，我可算是圆了他的一个梦想。
当时在韩江中学读书，每个月的花费大约如下：寄宿60零吉左右、学费15零吉，加上零用钱，每个学生大约需要100零吉。我们的家庭收入，在那个年代，每个月才500～600零吉。我一个人去韩江中学读书，事实上就是全家在供我。所以今天我有所成就，也想回报他们，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尽我所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
还记得第一次跟爸爸拿100零吉，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自己的经济能力是否能让我读到毕业感到负担；另一方面，我肯定他也有点兴奋，毕竟他终于有一个孩子能够到槟城读韩江中学，他为此感到骄傲。
那时代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零吉。爸爸捏着薄薄的几张钞票算了8张10零吉；不够，又算了20张1零吉给我，才凑成100零吉，看着爸爸算钱的样子，我眼泪冲到眼眶，这一幕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另外，哥哥们都很支持我去读书，他们还私下给我零用钱，所以，算起来我还多带了十零吉八零吉到槟城去念书。
我自己一个人搭着载鱼虾的罗里来到槟城。第一个晚上，我住在香港巷。罗里司机告诉我，在上了某号码的巴士之后，说要去韩江中学，到了下车，就可以去报到了。
就这样我成为了韩江中学的学生。
1966年，我决定回家乡去发展爸爸的事业。那时我中学毕业已快一年，我想先读大学预备班，然后去读大学。不过我不好意思再拿家里的钱去读书。其实在1965年过后，我几乎算是经济独立，靠着教补习、兼职派报来赚钱。我也从一开始住的青草巷搬到姓郭桥寄宿，房租从60零吉下降到45零吉，姓郭桥的房东还包我吃。每个月为了省下这一点钱，我甘愿天天从海边的姓郭桥踩一段路的脚车到韩江中学去上课。
回家乡之后，七哥提议，如果我要去台湾读大学，他会供我继续深造。当时七哥的生意做得不错，已有经济能力。但我在中学时代被革命思想影响，对我们来说，台湾是蒋介石的地方，国民党代表“腐败”，我极端排斥资本主义，所以拒绝了七哥的好意。加上那时家里的小型家庭工业已开始在做冷冻海鲜加工，养着好几个工人，我回去便可当小老板管人。可是，七哥并不十分同意我回来做生意，他认为我应该去念大学。
如果在马来亚读大学，我需要有英文资格证，不过我们这一群人自1963年开始故意忽略英文。当时我们认为马来亚是假独立，第一，国家虽然独立了，可是英军、澳洲空军仍然继续驻留在马来亚。现在我当然明白那是误导。事实上，国家独立之后的一段时间，肯定需要各方协助和扶持。如果军队突然都退出，恐怕会产生内部治安的问题。第二，独立时，所有西方国家都支持马来亚加入联合国，共产国家却一概不支持。我们受到左派思想的影响，认为马来亚一旦加入联合国，就会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傀儡。在我们眼中，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敦陈修信等人都是英国留学生，他们采纳的几乎都是英国的宪法、法律等，他们删除英国宪法的部分内容，增加了一部分自由度不高的法律，我们觉得不合理，而且他们不承认华文为官方语言。当年受英文教育的人，自觉高人一等。我们对这种现象感到反感，极力推广讲华语，认为讲华语不应该受到歧视，而应感到光彩。至今我到多数地方，只要见到华人，我都要跟他们讲华语，大概也是那时留下的习惯。
我们排斥一切跟英国有关的事物，包括语言，这导致我的英文水平一落千丈。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来亚刚独立不久，马来西亚也尚未成立，全国上下基本上还保留着强大的殖民地时代经济结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原产品，比如橡胶、油棕、锡矿等，工业不发达。要创立事业，不容易。我跟许多人一样，一离开学校，就得面对现实社会，出国深造或到本地大专院校就读并不如今日普遍，工作机会也不比今日有那么多选择。在那段时期，我又刚好对向来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感到迷茫。这一切让我变得消极，失去了方向。在感觉前途渺茫之际，我申请了市议会的工作，被录取成为健康检查员。但这不是我的兴趣，寻思再三，决定放弃这个“铁饭碗”。之后，我深感若是靠着在槟城继续收补习生维生，也不是长远的生活依赖；加上1966年8月底，我生了一场病，更消极、更想家。所以在1966年8月31号，我经过一番思想挣扎之后，决定向现实低头，回家发展家族生意。我回古楼跟爸爸宣布说我不回槟城了，他很高兴。
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之后，我们各兄弟的生意都有了初步基础。到了1970年，生意初步上了轨道，我们先成立顺成公司，也在当年正式注册，并在1972年改为顺成冷藏食品有限公司。
爸爸在1972年之后，身体非常不好。他患上肺痨，又有肾脏问题，不能排尿。从那时开始，我内心便时常经历痛苦和挣扎。
爸爸病发时很辛苦，一直气喘，又不能小便，那时的医疗水平还很低，每次去医院，都让他异常痛苦，所以他常在医院里发脾气。很多次我们都觉得爸爸的病情危在旦夕，他却都撑过来了。看到爸爸被病魔折磨，我心里也很痛苦、很悲伤。我们时常载他出入各医院，可是不管哪个医院也医不好他的病。除了西医，我们也找一位名叫苏济春的中医师帮爸爸看病。看西医，打针吃药没有效果；看中医，每次都觉得还可以挨过去。
我的心中在当时可说充满挣扎。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有很多感慨。看到爸爸生病的情况，我下意识感觉到，存活在这世上，对他而言实在痛苦。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也不是坏事。但是想到他要永远地离开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难过得流眼泪。即便如此，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从1972年初开始，为了做生意，我几乎在全世界到处奔走，澳洲、日本、欧洲，每个地方每年都要去三五次。到了1975年，生意迅速拓展，我需要更加频繁地到世界各地去谈生意、见客户。
1975年8月底，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汉堡，继而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之后到英国。中间我有跟家里电报往来，知道爸爸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我的心情很忐忑。
我到英国时是9月上旬。在9月7日，突然收到一个电报，秘书告诉我：“你父亲病重。”他们没有叫我回国，但我本来也已定了9月8日回马来西亚。
我到普宁许氏大宗祠参观。摄于2014年
飞机抵达槟城机场时，我情绪十分低落。六哥的妻舅来槟城机场接我，我一上车，就觉得不对劲。他跟我说：“亲家很辛苦了，我们快回去。”虽然我刚下飞机，没吃没喝也没休息，但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随他赶回峇眼色海六哥的家——爸爸生病之后，一直跟六哥六嫂住。
到家时，我看到爸爸跟20多年前妈妈去世时一样，已睡在客厅中间。我印象中，他那时还有一点生命迹象。我悲恸地拉着他的手，哭着跟他说：“爸，我回到家了，我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他有一点点反应，我觉得他知道我已回来。我到家不到半小时，爸爸就去世了。
“爸爸死了”，我脑海里除了这句话以外就是空白一片。那时是傍晚五六点，我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拖着最后一口气在等我？到今天为止，每当想起这事，我的内心无比难过，一直想哭。当时看到哥哥们已哭得不能自已，我也很伤心，不能接受爸爸已离我远去这个事实。
从六哥家回我家途中，心中一直在回想我的一生。当我想到从今以后不会再见到最敬爱的爸爸，也不会再听到他叫我一声“阿炎啊”时，心里充满酸楚，并逐渐清楚地意识到从此我已失去了爸爸，这种感觉随着过去的每一分钟越来越真实，尽管我已很累，却整个晚上不能睡觉。到了半夜1点多，我忍不住驾车再去六哥那里看爸爸，跪在他身旁号啕大哭一场。
爸爸的丧事办得排场很大，但是，一切都挽不回我亲爱的爸爸。可怜我的爸爸，47岁就丧妻，为了抚养我们，牺牲自己，不再续弦。
葬礼过后那段日子，我不时地哭泣，也时常梦到爸爸。每一次都梦到他很疼我，我们如往常一样聊天。
爸爸死了以后，我最怀念的就是他对我的疼爱。每次想到这些，我就要哭。爸爸有多疼我，从一个生活小片段，就能感受到。有一次我去照顾爸爸，他看到我睡着，叫别人不可吵醒我。通常老人病了都喜欢不停向儿孙撒娇，提出诸多要求；可是因为他疼我，反而每次我去照顾他时，半夜都自己悄悄去上厕所，生怕吵醒我。
现在我还能想起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爸爸在家境那么穷的时候，仍焖盐鸡给我吃，因为我从小多病，他很疼我，怕我营养不足。回忆这些生活琐事，让我感觉无限温馨又酸楚。
爸爸死的那年，我30岁，他74岁。
我的妈妈
妈妈死时，我3岁。
我对妈妈的记忆不深刻，严格来说只有少许模糊印象。
妈妈是中国普宁马栅人。当年我爸爸先来马来亚，之后妈妈跟4个哥哥才从中国来这里跟爸爸会合。
小时候，妈妈在家里磨米，她怕家里养的鸡鸭会来偷吃谷米，就叫我拿着椰叶做成的扇子，赶走靠过来的鸡鸭。记得妈妈常对我说：“我不久后可能就要死了，你也许小小年纪就会没有母亲。”不知妈妈为何有这种预感？可是我当时年纪太小，还不懂得伤心，竟然问她：“妈妈你说你快要死了，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死？”妈妈很伤心地哭起来。现在回想，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比较悲伤的回忆。可恨我那时年纪太小，不懂什么叫伤心，也不知我这么问会伤妈妈的心。
妈妈的长相，我现在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但跟妈妈有关的一个晚上，我却难以忘怀。
在我有限的记忆片段里，妈妈因小产失血过多去世的那个晚上，半夜，外面下着滂沱大雨，我睡得很熟。突然间，大人们把我和哥哥们从睡梦中唤醒：“赶紧小便。”原来是要用童子尿灌给妈妈喝。乡下人缺乏知识，认为童子尿可以帮助将死之人回魂。他们拿罐子给我，要我赶紧小便。夜半睡眠被切断，我一直抗议，只想回去睡觉。好不容易小便后，我昏沉沉地又睡去了。
隔天，天还未亮，我听到家里有人哭。睡眼惺忪地走出房门，看到家人已把家里供奉的神明，用纸或布盖起来。妈妈睡在客厅里，头向内，脚朝门，身上盖着红色的被单。虽然我只有三岁，但也知道，妈妈死了。
那是1947年9月18日，阴历八月初四。
这是我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它永远存在我记忆深处。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妈妈小产的半夜里，下着倾盆大雨，16岁的三哥曾拼命踩着脚车，要去我家附近的角头买洋参给妈妈吃。由于没有路灯，路面黑暗，他看不清方向，踩着脚车好几次跌进路旁的大水沟，他擦着眼泪爬起来，扶起脚车继续踩，不久又跌进大水沟，他又赶紧爬起来继续踩……买到洋参之后，在黑夜里，心急如焚继续踩着脚车，匆忙间又数次跌进大水沟。待他回到家，妈妈早已咽下最后一口气，没有生命迹象了。
这是三哥在我10岁左右才告诉我的事。我听了，很伤心。
可是3岁时我还不太懂事，至今就算努力回想，我仍然记不起妈妈的棺材，对当时的许多情况也没有太多的记忆。
大姐告诉我，妈妈在去世当天的黄昏时分就出殡。印象中，爸爸很疼妈妈。可是看到一大群围着妈妈在哭泣的孩子，爸爸忍着心痛果断地决定当天下葬。大姐说，她从不曾看到大哥哭。妈妈去世那一天，大哥回来奔丧，他一踏进门，便号啕大哭，压根儿没有什么革命军的英姿了。作为革命分子，大哥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奔丧的，因为他们都是英军通缉的对象。所以大哥哭了一场之后就回基地了。
作为儿子，大哥又怎能说走就走。大姐的印象中，妈妈棺材送到坟山时，大哥就在那里等着，又哭了一场。之后头七，大哥也出现在坟山上，祭拜妈妈。但从那天起，他便跟我们整个家庭永别了。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我个人的记忆里，只记得妈妈要出殡时，我们做子女的被安排跪在门外附近一条石子路上。地上铺着草席，但是地面的石子又大又粗糙。兄姐们在妈妈的葬礼上跪着哭，非常伤心。我却因为地面上的石子太大太粗，跪下后膝盖很痛，所以吵闹起来，说：“我不跪，我膝盖很疼啊。”然后就自顾自地站起来。那是因为我当时还太小，小得并不知道，我从今以后不会再有妈妈疼爱、照顾，成了一个没妈的孩子。
妈妈出殡以后，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
我成了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也许因为这样，大家都可怜我，特别疼爱我。印象中我不曾因为没有母爱而受到委屈。
妈妈死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又下起大雨，堤岸裂了，淹起水来。隔天是妈妈的头七。
头七当天，我们醒来后发现家门外的水淹到近乎第三级梯阶。爸爸损失几千粒椰子，鸡鸭死了不少，要用来做咸鱼的盐也都溶掉了。那一天几乎亏了几百或上千零吉。在1947年，这是很大一笔钱。妈妈去世前，爸爸的生意不错。可是妈妈的去世，以及这次亏损，使爸爸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家的家境也一落千丈。
妈妈一生非常坎坷，唯一的幸福是我爸爸很疼她。她去世时，只有39岁，爸爸当时47岁。之后，爸爸也不续弦。在妈妈20年的婚姻生活内，共怀孕13次，其中两个孩子夭折；我们一共11个兄弟姐妹。家人告诉我，妈妈一生最疼爱我的大哥。但大哥从事革命，十多岁时就离家加入抗日军，为了不连累家人，他从小跟我们聚少离多。大哥在1941年左右离家，之后就再没有回来过，只在1947年妈妈去世时来奔丧，据说当时他已是抗日联盟一个小队伍的领袖。
根据华人传统，在妈妈去世100天内，我二哥通过媒妁之言，正式结婚，又花了一笔钱。
对于二哥的婚礼，我的印象却比妈妈的葬礼更深刻。
婚礼当天，家里来了几十个亲戚，他们帮忙杀鸡杀鸭。我还记得一只只猪腿放在盘里，每只都那么大。过了大半天，我才明白，原来晚上家里要宴客。人们把四方的八仙桌排在家门口，一张桌子可坐八个人。我很高兴、很期待。
习俗上，请客时，作为主人家，我们暂时没得吃，要等客人们酒足饭饱，才轮到我们。所以在二哥婚礼上，我突然发现自己没得吃，失望又不开心，就哭了起来。因为以前的人穷，很少看到这么丰盛的食物。我有个亲戚，看到我哭了，就把我抱去跟他坐在一起。我高兴得很，在婚礼上大吃一顿。
我常说自己的童年很幸福，就如这件事，其他兄姐没得吃，我却可以跟客人一起吃。
童年不知愁滋味。我不知道从这时开始，家庭经济其实已走下坡路。没几个月，我二嫂又患上重病，看了很多医生都医不好，唯有把她送去槟城的医院。我爸爸很疼二嫂，当时爸爸已有两间房子，他把其中一间卖掉，给二嫂医病。
后来二嫂告诉我，她进门之后，只有3岁的我，竟然摆出大人的架子去问她：“二嫂，你会煮饭吗？你会洗衣吗？你会做潮州粿吗？你如何煮菜给我们吃？”大概是因为我排行最小，家里每个人都让我，所以我有一点特权，在家里相当受宠。不过我觉得自己也很乖，从来不跟家人吵架。
二嫂嫁来以后，我就一直依赖她，二嫂非常疼我，她归宁也带着我。虽然只比我大15岁，她却一直照顾我，就好像我的妈妈。她曾说过她一生中最骄傲的是我的成就。
二嫂今年84岁。
我的大哥
我对大哥所有的印象，都是听说的。
大哥名叫许廷城，又名许慈金，也叫许立铭。
大哥出生于1927年的中国。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起义在1911年成功推翻清政府，并建立中华民国，他在1925年去世。虽然清政府已被推翻，可是在1926年前后，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充斥着各种内忧外患。各系军阀、清朝残余分子、各派政客为了各自的利益割据混战，局势极其混乱。
大哥在中国长大，参加过少年先锋队，即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地方。他到了10岁左右，就跟着爸爸来到马来亚。爸爸后来告诉我，大哥在中国已接受了基础教育，当他来马来亚时，已读到五六年级，爸爸常常感叹说大哥是所有孩子里最聪明伶俐的。
大哥来到马来亚之后，跟随爸爸住在古楼、角头这一带，并在此地完成小学教育。由于这个地区在当时多数是亲共人士，他的亲共思想在此得以持续。
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马来亚华人中的抗日分子比比皆是。有的华人加入游击队，有的则加入马共组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跟日军对抗。马来亚不幸沦陷之后，日军在马来亚迫害人民、抢夺财物、奸杀女人，人民活在残酷和暴戾的淫威之下；那时中国和全世界的华人都积极抗日，马来亚的华人也对日本的法西斯侵略进行积极地抵抗。
在中国大陆，各种抵抗日本的行动时有出现，比如1915年的抵制日本货运动、1919年的“抗议将德国在山东权利割让给日本”、1928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1945年的全面抗日救国运动，都激起了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情怀，他们以华侨的身份积极投入中国的抗日运动，个中的悲欢离合、让人声泪俱下的大小事件，可说写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华侨历史。
马来半岛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对付抗日分子，尤其是积极反抗他们的华人，比如共产党员、抗日分子、捐助中国政府分子、资助抗日的人们等，一旦被抓都被日军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抗日军也与日军进行了300多次大小战斗；在这段时间内，马来亚的华人普遍上可说是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保障的恐惧中。
日军在1945年8月15日全面投降后，英军也于同年9月左右重回马来亚，人民才重新恢复平静的生活。
马来亚沦陷的3年8个月内，曾协助英军抵抗日本侵略的马共和在森林及落后的乡区展开抗日游击战的马来亚抗日军，在重获和平后，积极配合英军重返，与英军合作，同意放下武器，成为合法政党，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不久后，由于马共的一连串活动具有抵抗英殖民政治的意向，再加上日军占领的时期，已激发马来亚人的反殖民思想，严重威胁到了英国殖民政府的地位，英国政府最终制定法律并大量逮捕马共和亲马共分子，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之后，马共和英军走向了武力对抗。
在这动荡的岁月，大哥刚好处于最热血的年龄，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日治时期，大哥只有16岁左右，可能是当时的人比较早熟，或者他本身也是一位思想成熟的孩子，眼见马来亚人民在日治时期过得水深火热，他毅然跟随许多角头的朋友加入抗日军。日军投降之后，由于事出突然，英军未能及时重返马来亚，使得马来亚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时马共和马来亚抗日军力量雄厚，已在多个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控制当地局势。大哥在当时也俨然成了马来亚抗日军的地方负责人。听说那时他已是个小队长，身上带着枪，出入也有随从跟在身旁。
在英军重返马来亚之后，大约1948年初，马共终于重新拿起武器，进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由于他们意欲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就常攻击居住在森林边沿的园丘及矿场，希望能争取到一部分工人的支持。这一切斗争，导致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6月宣布实施紧急法令，该法令旨在杜绝乡区华人与马共分子的联系。自从紧急法令实行之后，大哥基本上失去了自由，每天只能在躲避中过生活，进行地下活动。
一踏上这条不归路，大哥就只能脱离家庭，保持非常疏远的联系。听大姐说，他曾有几次半夜偷偷回家探望妈妈，之后就到一位马来友人家里住。每一次他匆匆来去，妈妈都会痛哭。处于爱国的理想和家人感情冲突中，我相信大哥是在非常纠结的状态下生活的。
我只在妈妈的葬礼上见过大哥——1947年妈妈去世那天他回家奔丧。我所记得的大哥，没有革命分子的英气，在妈妈的棺材前，他就是一个伤心欲绝的孩子。在妈妈灵前痛哭一场之后，大哥便匆匆离开。之后我们把妈妈的灵柩送上坟山，他早已在山头上等待，又哭了一次；妈妈头七的时候，我们到坟山祭拜，他也已等在那里，头七祭拜过后，他就失踪了，没有跟我们联络。至于大哥是如何得知妈妈去世的消息，我并不清楚。现在回想，我猜他们也应该有人脉网络，游走民间。
大哥奔丧之后，跟整个家庭完全失去联络。1948年初，二哥偶尔在槟城的槟榔律遇见大哥。二哥告诉他二嫂生了重病，现在住在医院。大哥就马上跟二哥去看二嫂，并交代二嫂要好好照顾爸爸和弟妹，这是他一生中与我们家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从那以后，大哥音讯全无，甚至没有下落。爸爸对大哥的交代：“去了不要再回来。”爸爸狠心这么要求，是因为政府一直把马共抗日军视为眼中钉，一看到就是枪毙。我猜测当时大哥已参加马来亚民主同盟会，这个同盟会属于共产党。爸爸忍痛叫他不要再回来，是不要他的抗战活动连累弟妹。
在偶然的时候，爸爸也会听到一些跟大哥有关但没有被证实的讯息。我对大哥的记忆不深刻，这些事件大部分是来自爸爸和哥哥们口中的只言片语，由我自己拼凑成“大哥印象”。
二嫂的确见过大哥，她对大哥的印象很深刻。她说，如果在街上遇到大哥，一定会认得他。她常说大哥长得很英俊，是个知识分子。
但我不记得大哥长得怎样。
1989年底，基于人民和部队的愿望，在泰国友人的协调下，陈平终于跟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马共近50年的武装斗争。马共的同志们纷纷下山跟隔离多年的家人相聚，那种恍如隔世的新闻在报上时有所闻。之后我们通过很多朋友，包括下山的一些马共同志，向他们查询名单。可惜完全没有大哥的消息，年龄、名字接近的都没有。我甚至通过一些人直接询问过陈平，他说大哥可能并没有上山，要不然名单里面一定有。若是如此，我怀疑大哥在还没上山之前，已为理想牺牲生命。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太多，太多。
每次想起大哥和那一段轰轰烈烈的岁月，我总是暗地为历史的灾难和人民的牺牲流泪。
大哥如果还在，今年87岁，有些人在这个岁数还很健康呢。
我真的很希望再见到大哥一面，但我猜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的兄弟姐妹
大哥之外，我还有6个哥哥，2个姐姐，1个妹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是前进的动力，这个道理在我的家庭里获得证实。因为家境清贫，我的兄弟姐妹从小就勤奋工作，为生活奔波。兄姐们所受的教育有限，但教育程度高低并不影响兄弟姐妹之间感情的深厚，在我人生中，一直感激他们对我的疼爱。
由于家庭贫困，所有哥哥都在十多岁就投入社会，为生活奔波。“二战”之后，英军回马，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都因战争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较大的城市，英殖民政府回马不久就开始建设；由于交通不便利、资金不充足等因素，乡下的一切在战前、战后都比较落后，并以渔农为主。
哥哥们大多在十三四岁就投入捕鱼这一行，从挖“土鬼”开始，到帮人抓鱼虾来养家。捕鱼行业内习惯把工人们分为头手、二手、学徒等等级。做渔夫的好处是，就算没有工钱，也可以带鱼回家吃。这么一来，哥哥们当了渔夫之后，家里就不愁吃了。有时我们晚上还去钓鲤鱼。钓到的每一条鲤鱼，都是一个挑战——心里很想吃，但得忍住吃的欲望，因每条鲤鱼可卖2角钱左右，而在那个时代，白糖一公斤要15分钱，但100斤蛤只能卖三五角钱——依此类推，一条鲤鱼的价钱，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笔巨款！
我小时听哥哥们说，他们没有能力买渔船，只能跟其他渔夫打工赚钱。为了糊口，他们经历了很多困难。哥哥们一有时间就去挖“薄壳”，它们通常生活在海底，退潮之后便可抓到。这是一种人家拿来养鸭的贝类，属于非常低贱的食物。穷困时代的人们，哪有资格挑选食物的上乘和低下？“薄壳”煮熟之后，我们有时也吃它。说实话，我觉得新鲜的“薄壳”其实还蛮好吃，大概我也不算挑嘴吧。
现代的年轻人可能不了解，从事渔农行业的人们的日子通常过得极为艰辛。那时的渔船很小，不能随便出海，看天行事，收入少又不稳定。此外，所有事物都靠人工，跟今日的渔业相比，设备非常落后。
有件事一直让我难以忘怀。在一个暴风雨的早晨，早上10点多，许多渔船都陆续归航靠岸，放弃当天的作业。我所有的哥哥都回来了，只有四哥不见人影。过了一两个钟头，风雨过去，我们全家非常焦急，大家心里都揣测不幸事可能已发生。我们虽然仍不放弃等待，但有些朋友开始做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出海搜索也没有寻获的可能性。到下午三四点，开始有朋友来家里串门子。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他收网时，看到四哥的船已开动回航。有的人说因为风向转得很快，风雨交加会影响视线，看不清楚。又有人又说，按照那个风向，四哥的船应该会开到古楼的灯塔边。反正众说纷纭，毫无结论。就算要去找，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全家人只能在家里干着急。到了傍晚五六点，天开始黑了，突然，我们看到四哥从门外走路回来。
大家欣喜若狂，放下心里的石头，赶紧追问他，怎么会开船出去，走路回来呢？
原来暴风雨一来，顷刻间，渔船的引擎被风浪打坏，四哥唯有任由渔船随波逐流，直到它被风浪推到水面上一根“Y”形树枝那里，被卡在中间。当时又是涨潮，他想要拯救渔船，却无能为力；加上身体也被风浪打伤，只好弃船走路回来。
每次想起这件事情，我就心怀感伤。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那个时代的小渔民，科技落伍、视野狭窄、知识层面低，各方面状况都只能凭着经验判断，生命没有保障，比较机警的人，看到风雨严重，赶紧收网回家。可能因为家里的情况，四哥却冒险出海。渔民为了三餐，冒着生命危险，风吹雨打，非常可怜。在这艰难的生活状况下，哥哥们对家庭还是很有责任感。
和四哥之间还有两件让我难忘的事。还在吉辇中学读初一时，英文老师一直鼓励我们要认真学习英语，他说，如果我们还不懂得讲完整的英文句子，那么在家可以多用单词，比如要去骑脚车，就说：“我踏bicycle。”于是，我回家时，就尝试多用英文。看到鱼，我就说这是fish；看到虾，我就说prawn，把英文单词和潮州话混杂在一起讲，回想起来，效果还挺搞笑。“把那只fish拿来”“来台fish了啦”这种说话方式，如果现在让我的孙子孙女们听到，他们一定都会笑我。但这在当时确实很“潮”。四哥听到我说英文，他很高兴：“你读中学不到两天，就会讲英文了？”他觉得他的弟弟是神童，要奖励我。看到我穿的那双皮鞋有点破旧了，他二话不说就悄悄去大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送给我。看到那双新皮鞋，我真的超级高兴！我不舍得马上就穿，因为我觉得这双新鞋绝对不可以穿去打球！这次过后，我发现懂得英文很好，至少可以替我换来一双新鞋。老师说多懂一种语言对我们是好事，果然没有说错。
还有一次，我在槟城韩江中学读初三的时候，那年除夕，我回到古楼准备过农历新年。那时，四哥中了奖，奖金大概有几十零吉。他用了这笔“巨款”买了一个TITONI，也就是俗称“梅花牌”的手表。我不知道在古楼这种小地方，他怎样买到这个牌子的表。最近我才从超级市场看到，这个表虽然不是世界顶尖牌子，但在2014年也要几千零吉一块。当然，在20世纪60年代，几十零吉一块吧。农历新年的假期后我要回槟城，四哥突然把他戴在手上的新手表脱下来给我，说：“我是在海上捕鱼的人，这个手表给我用的话，一下就坏了。还是你拿去读书比较适合。”我无意间得了一块新手表，非常高兴。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我把新手表戴到学校去，还怕别人没看到，常常有事没事就转转手腕，吸引别人的注意。现在想想，真是既幼稚又可笑。
很可惜的是，四哥在2014年9月去世了。
由于大哥十多岁就离家搞革命，二哥自然成了兄弟姐妹们的领头人。他出生于1929年，性格刚强，因为家贫又排行最大（除了大哥以外），没有机会受正规学校教育。当时，很多学生十一二岁才开始上学读书。日本侵马时，他正处于求学年龄，所以错过了读书的机会。日本人投降时，他16岁，个子高大，站起来比老师还高，因而常常被别人取笑，加上本身也不喜欢读书，所以放弃了读书，成了家里第一个在外工作的哥哥。
二哥脾气非常暴躁，但是很疼我。一生不曾严厉打骂过我，对我疼爱有加。
在妈妈过世后的一百天内，二嫂就凭媒妁之言嫁来我们家。她是峇眼色海的潮阳人，我们住在古楼，她可说是从市镇嫁来乡村。今天回想，她嫁来时，刚刚18岁，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惨。试想想，一个18岁小女生嫁来婆家，小叔小姑共有9个人，家境又很清贫，古楼又没电没水，唯一像样的房间是自己的新房。清贫、忧虑、丧母的哀思，便是二嫂新婚以后马上面对的环境。
家里多了个女人，我带着些许新鲜感和高兴。二哥结婚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问二嫂：“你会不会煮饭炒菜？你会不会做潮州粿？”后来，二嫂告诉我，她当时感觉非常有趣，一个3岁小孩，竟然这么会说话。接下来每天早上我都会去跟她打招呼，叫她一声：“二嫂！早安！”她一直都很疼我，甚至连归宁也要带着我。
二哥之后，我的其他哥哥也陆续投身工作。由于居住环境的局限，他们都从事渔业。记忆中，三哥是一个抓“薄壳”的高手。三哥讲话直接，往往有什么话就会心直口快地告诉我们。他跟三嫂结婚之后，我们家迎来第一个福建人。
每当雨季，稻田里会有很多淡水鱼，哥哥们会抓来制成咸鱼卖。我记得三哥负责杀鱼，他把鱼头砍掉，把鱼身放旁边，由我把鱼内脏挖出来，然后另外一位哥哥就接手把鱼身涂上盐巴，继而晒干，制作成咸鱼。三哥杀鱼很快，每次他一刀一条，一下就杀了一大堆鱼；我负责挖内脏，程序比较麻烦，根本来不及应对他杀好的鱼。结果有几次我看到鱼身越堆越多，来不及挖，就急得哭起来，耍赖说：“我不要挖了啦，我肚子痛，要大便！”爸爸很疼爱我，他看到的话，就会赦免我，让我去大便，然后叫其他哥哥来替代我的位置，我就有机会去玩。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吧！
五哥很聪明、很勤劳，眼力又好。他很会抓鱼，每次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出海，同样的船，别人抓到50斤虾，他可以抓到200斤。每一次出海捕鱼，他都比人家多一两倍的收获。他常被我们称赞为古楼最特出的渔夫，他捕鱼的才能可谓全古楼最好。五哥是我们兄弟之间比较会读书的一位，只可惜家境不好，他只上过一两年学。由于家境贫苦，他养成节俭的习惯。结婚生子之后，五哥成了家里最快摆脱贫穷的哥哥。
哥哥们陆续当起渔夫，我的两个姐姐，则一直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年龄较小的弟妹。大姐很疼爱我们，到现在也一样。她有时还会提起一些童年往事，比如她怎么帮六哥、七哥和我在水坑里冲凉的事。她说，我们小时没有穿衣服的习惯，也都剃光头。在旱季时，屋前的河流干了，她唯有带我们三个小男生到离家远些的稻田水坑冲凉。每次她用水勺将水淋在我们身上，我们就顽皮地玩水。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些水一点也不卫生，只是小时我们对这事一点也不介意，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天气热的时候有机会玩水，感觉世界真美好，身体很舒服。
在我十一二岁时，大姐已19岁。通过媒妁之言，家里为大姐找到婆家。当我知道大姐要结婚时，犹如受了当头一棒，痛苦、难受是我内心最直接的感受。可是家里每个人为此都好像很高兴，我搞不清楚他们高兴的原因！我一个好姐姐一嫁出去，就要住在别人的家，我将会从此少了一个姐姐呀！我为大姐出嫁这事难过了很久。
那个时代交通不便，社会风气也比较闭塞，嫁人之后要回娘家不是随时可以办到的事。我不知道大姐有没有偷哭，我猜她有，只是不给我看到，怕我跟着她哭。
为了让婚礼进行得更有气氛，家里还去跟人家借唱机。潮州方言里，把唱机播放的歌曲叫作“机器曲”。按照那时的地方习俗，在婚礼前一个晚上以及娶亲当天，家里必须播放喜庆的潮州歌。这些潮州歌曲我都很喜欢听，听歌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忘记伤心。这些歌曲许多都很有意思，比如《吕蒙正》。故事中，吕蒙正中状元之后又回家乡把他的太太带回京城共享荣华富贵，大团圆结局，非常好意头，潮州人每逢喜事，都一定会放这类型的曲子助兴。
我伤心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姐仍然结婚了。婚礼当天，我还没来得及心碎，就发现自己有新皮鞋、新衣、新裤穿。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大姐夫到家里迎新娘。我作为小舅子，按照习俗，要负责开车门。车门打开，很惊喜地，姐夫伸手给我一个红包。之后家人又让我把鸡蛋茶捧给姐夫吃，我暗暗期待着，果然又得到一个红包。姐夫离开之前，我们每个兄弟姐妹也都各获一个见面红包。结果大姐出嫁当天，我一个人总共得到3个红包，其他人则只有1个而已。多日以来对大姐出嫁的郁闷感顿时烟消云散，她出嫁那天我反而感到很高兴。手中的每个红包都有一两块零吉，三个红包的钱加起来就是巨款，可在学校吃两到三个礼拜的咖喱面。我终于认同，姐姐结婚到底还是好事一桩。
二姐在18岁时也嫁人了，很快地就生了一群孩子。我最小的妹妹则因为我们家贫，从小就送给别人做童养媳。
二哥、三哥、大姐、二姐都结婚之后，他们就陆续搬出去。家里没有女人，五哥负责煮饭，但没有哥哥为我洗衣服，我只好自己来。那时没有自来水，我只能用河水洗衣。有一次大姐归宁，发现我白色的校服因我不懂怎么洗而变黄，一时触景生情，竟哭了起来。我知道大姐很疼爱我这个小弟，这件小事我一直记得。
我10岁之后，哥哥们都开始工作来帮补家用，爸爸也开始买鱼回来制成咸鱼，并承包池塘的鱼来卖，家境变得比较好。从那时起，我不必再每天吃蕹菜，我们的饭桌终于可以告别蕹菜岁月。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全家搬离新港，到古楼居住。爸爸盖了间有楼层的房子，共有6进，在当时算不错。基本上我们可说已脱离赤贫。爸爸在经济能力有点起色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供我们去读书。因此，我和六哥、七哥三兄弟开始到正规小学上课。我们有机会读书，要感谢爸爸对教育的重视。
1952—1953年，我读一二年级时，家里基本上靠着二哥、三哥和四哥跟渔夫打工捕鱼养家。如果老板赚十零吉，哥哥们可能每人分到一零吉。
在当年的教育制度之下，我们都是读私立小学，要交学费。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道路一直崎岖不平。19世纪初，先贤们大量从中国来马，找到立足点之后，祖辈们首建同乡会，次建学校。华裔向来对文化和教育传承抱着重视和积极的态度，这种精神也传到马来西亚。独立前，英殖民政府对华校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独立后，政府通过种种法令和措施，不时跟华文教育进行拉锯战，企图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这样曲折的道路，却无阻华文教育的发展，在马来西亚华人的坚持下，华文教育仍然取得辉煌的成绩。从1819年在槟城成立五福书院以来，马来西亚华人自动自发，把华文教育当作己任，出钱出力，捐助华文教育更被戏称为大马华人的第二个所得税。办校的艰难和所需的坚韧精神，在华裔社会已是司空见惯。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连古楼这么一个贫穷的渔村，也有热爱华文教育的人在建校。
由于经费不足，学生需要交学费。三个孩子在读书，学费成了我家沉重的负担。哥哥们曾告诉我，他们读书时，因为家里太穷，有时早上喝一碗粥配开水，下午三点放学之后，桌上没有菜肴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几乎每天都只能吃开水泡饭充饥。
我读书的时候，每天早上家里也是煮粥，让我们吃了才去上课。下午三点才放学，其间也要有一两角钱让我们在学校内买一碗面充饥。大概是因为我年龄最小，所以我每次都会优先得到零用钱。记忆中，我从来不曾有过在求学时没有钱去吃东西的经历。另外，我还可以去二哥二嫂家吃点午餐。虽然他们也很穷，但二嫂每次见我来，还是会去买一两角钱的咸菜给我配粥吃。
虽然脱离赤贫，但我家的经济并非好得不愁钱。有时，老师仍需要跟六哥讨学费。奇怪的是，老师们都不敢跟我讨，大概是因为一跟我讨的话，我就会哭。结果，六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就决定辍学。当时他只是跟家里说，他不要读书了，他要去工作。于是，他也跟着渔夫出海捕鱼。跟其他哥哥一样，六哥也是从渔夫最低阶的助手做起，也就是俗称“站船头”。这个工作不容易，每当渔夫要撒网时，需要有一个人带着其中一边的网跳下海，舵手会把渔船转一圈，将网撒好；转了一圈后，回到原点，再把“站船头”的人拉上船。如果天气好，六哥一个月可以赚二三十零吉，有了钱之后，他还会给我零用钱，有这么好的哥哥，我真的很幸运。
我和六哥感情很好，我们成年后也常常一起玩麻将、打牌、下棋。六哥很喜欢抽雪茄。我后来因为生意的关系在世界各地跑业务，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去找最好的雪茄给六哥。他每次点起那些雪茄就得意扬扬向朋友们炫耀：“这是我弟弟买给我的，你要不要试试看？只可以给你抽一口。”
多年前有一次我问六哥，为什么当时只读到三年级就要去工作？他大笑回答说：“因为你害我。每次老师跟你讨学费，你就哭，他们只好跟我讨。我被讨到怕，唯有辍学让你去读书。”虽然他今日能够说得笑哈哈，但当时他的内心应该也曾苦过、伤过。
除了六哥，七哥也跟我一起上小学。他大我两岁，个性比较独立，自主性也较强。20世纪50年代爸爸从角头的新港搬到古楼之后，开始做海产批发生意。七哥在1957年小学毕业之后，马上投入家族生意。之后，由于他非常专注投入，这门生意渐渐发展起来。在他的领导下，家族生意逐渐稳定。经济状况好起来之后，他也开始结交社会朋友，扩展事业范围，甚至有能力资助我到槟城读书。
在我年轻时，七哥很爱惜我、关心我。在槟城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生病，他从古楼驾摩托来槟城探访我。其实他不知道我住在姓郭桥的哪一家，竟一家家去问：“许慈色是不是住在这里？”
七哥向来都鼓励我多读书，也非常支持我在学业上继续发奋图强，在我中学毕业之后，他有意送我去台湾深造。我的愿望其实是到西方国家深造，但是因为经济条件，家里的确也没有能力送我去欧美，我对台湾国民党又反感，所以决定放弃到台湾求学的机会。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爸爸做海产批发生意。他把海产批发到槟城、太平、吉隆坡、新加坡。到了20世纪60年代，生意越做越大，最后终于实现我们的意愿，成了全马第4家批发冷冻食品的公司。
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树大分枝是正常的现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间中因为意见分歧，我们唯有各奔前程，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为此，我曾经非常苦闷地暗中流泪。无论如何，20世纪70年代中期过后，每个兄弟都脱离贫穷，而且各有成就。
现在回想，蕹菜岁月虽然苦，庆幸我们不因贫穷而放弃，勇气和拼劲，让我们全家都成功告别蕹菜岁月，踏入人生另外的阶段。
我的家乡
瓜拉古楼，是马来西亚一个历史悠久的渔村。在19世纪，已有不少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华侨聚居在此。古楼是吉辇区——又称稻米之乡——的一个小渔村。这里的华人几乎都以捕鱼为生，马来人则大部分是种稻米的农民。
早在18世纪左右英殖民政府统治之下，古楼到角头之间就已建有长达7公里的堤岸以方便人们种稻。我觉得英殖民政府对马来亚的建设还是相对有贡献的。那时的稻米品种都是一年一季，不比今天，有些地区一年可以收成至两三季。英政府当时建的堤岸让古楼到角头增加了耕种地。除了种稻，农民们也种椰树。当时古楼人民基本上以渔业为主，农业为辅。稻米产量有限，从事渔业的人生活条件普遍比从事农业的好。
角头／古楼渔村景色
角头／古楼街边
童年岁月里，迷人的稻田景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稻米萌芽时，绿油油一片；有待收成时，成了金黄色的波浪；收割的旧仓，便成了棕褐色的海洋。大自然的颜色变化，在我们小时的生活里是那么自然的事。站在堤岸上，可看到高高的椰树在稻田中央，随风摇曳，婀娜多姿。麻雀、八哥停在枝头，风吹来时，椰叶随风摇摆，有时可看到候鸟以“人”字形飞过蔚蓝的天空；放风筝的季节，可以看到小孩们在田里快乐地抓着风筝线奔跑。
古楼周边也有不少红树林，红树林内有时会看到候鸟，可惜我小时候并不了解红树林的珍贵。古楼海边风景优美，海风凉爽，我很喜欢黄昏时坐在海边，什么也不做，只是看。满潮的时候（每月初十和廿五），潮流很慢，水面很洁净，许多小鱼成群地游来游去。有时在傍晚也会看到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鸟类在海上飞，很美。我还不止一次看过十到二十只海豚成群结队，跃出海面，跳入海里。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以为那是我的幻觉，在我小时候，这其实不过是普通的海边景色。虽然海边景色那么迷人，渔夫却更喜欢聚集在海边赌博、聊天。很幸运的是，我在那种环境之下，也不受恶风气影响，没有染上赌瘾。
20世纪30年代爸爸从中国来到马来亚。初到这个地方，他依旧从事在中国时惯做的米粮生意。虽住在以渔业为主的古楼，爸爸却从没抓过鱼。他卖米、卖淡水鱼。每年雨季是让人雀跃的季节，在稻田和椰树之间的水塘里盛产淡水鱼。这时爸爸会去承包农夫们田里的坑塘，然后把塘里的淡水鱼抓去卖。雨季只有几个月，平时爸爸则做另外一种生意——卖椰子。他买来椰子，把椰皮剥开，敲开椰子，挖出椰肉，将椰肉在太阳下晒成椰干，卖给榨油厂榨油。买卖淡水鱼的生意，一年没有几个月；买卖椰子也不见得能赚很多钱，不过这些生意爸爸也做了十多年，养活了我们11个小孩。
日本侵马时期，我其实还没有出世。爸爸曾告诉我，那时古楼和角头的人民并不愁吃。因为我们有米（稻田种的）、有菜（大水沟旁一采就有）、有鱼（出海捕鱼本就是此地人维生之法）。这里只是小乡镇，没有经济利益，也不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人并没有给古楼和角头的人民带来多大灾难。
哥哥们曾转述，日本兵有时会来我们家。当他们看到家里这么多小孩，而且每个都剃光头，看起来很可爱，还会抱起来逗着玩。日本统治者最怕粮食控制，只要人们家里不收藏过多的粮食，他们也不会找麻烦。我妈妈有一位结拜妹妹，她的丈夫（ONG CHEW KOOI）会讲一点日文，他懂得跟日本人沟通，我们靠这么点关系也方便一些。有时家里有人会听到一些抗日军的故事，但作为抗日军的大哥已跟家里切断联系，所以我们家里并不曾面对什么麻烦。
古楼河的港口非常宽阔。这一条河发源自红泥山，长达几十公里，古楼河在我国海产工业史上占重要地位。由于地理环境之便，这里的渔夫出海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渔产丰富的区域捕鱼。在其他水域，比如太平附近的十八丁，渔船出海要半小时才能到达适合捕鱼的海口。
由于古楼的地理条件适合捕鱼，这种天然优势吸引了许多外来居民。20世纪初，古楼的人口已大量增长；日本人走后，古楼的人口激增，当时还有很多人继续从中国移民到此地生活。古楼的天然环境，也适合小渔民出海。我小时候还看过人家划着小船去捕鱼。
20世纪20年代初期，古楼捕鱼的方法仍然以传统的奎笼为主。后来古楼的渔夫研发。一种特殊的捕鱼方法，叫作“筐脚”。这是一种浅海捕鱼的方法。在渔船出海到捕鱼的区域之后，一个“站船头”的人会拉着渔网一头跳下海里。渔船在海面转一圈，同时将渔网围成一圈再回到原点把刚才那个浸在海里的“站船头”的人从水里捞出。渔网下方，有锡做的秤，让其沉下去。过一段时间之后便可以收成——其中一个渔夫在船上把网拖上来，另一个渔夫同时用脚把网口夹紧，鱼虾才不会跳出来。这种方法一直延续使用到七八十年代，直到发展出两只船同时围成一圈拖网的方法，才不需要“站船头”的人了，后来的方法在古楼叫作“双拖”。这几种方法，只有古楼渔夫才使用，别的地区的渔夫自有别的捕鱼法。我还记得，为了使用“筐脚”这种捕鱼法，古楼的渔夫还会穿一种特别制作的裤子，这种裤子能够帮助他们浮在水面上。这种裤子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准备一种比较厚的布以及浸过红树林木树皮的水，将布浸在这种水里。这样一来，所缝制出来的裤子就不会透水。穿的时候，将腰和裤脚绑紧，让空气充满裤管，便能浮起来。
浸在海里，等待被捞回渔船的心情是如何，我不敢问曾经做过“站船头”的哥哥们。家贫，只能从事这种行业帮补家用，这是大家心头一个酸楚的往事。渔产旺盛的季节，几乎会有100到200只船用“筐脚”这种方法捕鱼。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楼的海产生意达到顶峰，那时，一天可以抓到几百吨的虾。古楼开始有人做海产出口生意和海产加工工业，各种跟海产有关的行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地发展起来。
渔民一般在早上5点出门，下午2点回航。远远看到渔船归港，也是我脑海里一个永远难忘的镜头。在一般的日子，渔船回航会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异，而非同时归航；偶尔天气不好，渔船就几乎同时回航；如果遇到雨天，天空乌云密布，渔船归来那短短的时段里，鱼寮内场面热闹喧哗，我们收货的时候，要吊要秤又要发钱，非常忙。风大雨大，渔民们被雨淋得湿漉漉，只想赶快把工作做完，这是最考验我们耐心和工作效率的时刻。不同的鱼虾有不同的价钱，却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计算完毕。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对于计算价钱这回事，驾轻就熟。每次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心算和数学能力就有很好的用武之地。很多人需要打算盘，但我只要用心算就可解决。后来我在欧美做生意，跟洋人开会的时候，他们对我的心算能力时常感到吃惊，也非常仰慕。我就卖关子，不告诉他们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就让他们羡慕一下神秘的中华文化以及华裔神奇的数学能力吧。
如果天气好，渔民们在回航之后便会晒网、整修船只。除此之外，他们通常整个下午都有许多空闲时间。古楼的渔夫很多，下午大家没事做之际，一定会展开华人最擅长的休闲活动之一——赌博——这是古楼每个家庭都懂的事。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对每一个古楼人来说，赌博是很普遍的事。比如我本人，在四五岁就开始懂得各种赌博的规则和技巧了。
渔民生活辛劳，在英殖民时代，他们就已有吸鸦片的习惯。由于教育水平低，很少有渔民知道鸦片对身体健康的不良影响。鸦片被当成一种药，无论伤风还是咳嗽，甚至体温太低，只要抽一口，就能暂时缓解病情，也能让人全身舒坦，面色变得红润，说话也仿佛比较有气力。在全盛时期，古楼街上的半公里内，就有10多间“鸦片间”——我们跟马来西亚很多地方一样，习惯把抽鸦片的烟馆叫作“鸦片间”。
虽然年纪还小，但大人们也不介意，我就时常有进出“鸦片间”的机会，看看人家抽鸦片，嗅嗅鸦片烟味，这都是小时候无聊才会去做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被大人们指派去“鸦片间”找人。昏暗的室内，眼睛要等一下才能适应。鸦片床上点着两盏小玻璃灯，人们拿着长长的烟管斜斜躺着，就着烟灯点着鸦片烟，很舒服的样子。鸦片床上的物件各式各样，烟枪、烟锅、烟灯、托盘……他们脸色痴迷，飘飘然地蜷缩在烟灯旁，烟雾缭绕中，仿佛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用烤烟的方式来吸鸦片，是18世纪时中国人发明的方法，因为直接吃鸦片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中国人发明了烤烟法，使其各种副作用减轻许多；烤烟又能让鸦片释放大量吗啡，给人飘飘然的感觉。鸦片变成了一种消遣物，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中国，甚至东南亚、欧美国家，当然也包括马来西亚。
天气不好时，渔夫们从海面赶回码头，全身湿漉漉，风吹雨打让他们感觉湿冷，只要能吸一口鸦片烟，全身马上就暖和舒坦。我曾看过一个人，把渔船停泊好以后，将当天捕到的虾丢下给我就不睬了，他那时什么都不要，就只是向我讨10零吉，目的是去“鸦片间”吸一口鸦片烟。他把烟吸进肚子，做一次循环，吐一口烟出来，马上精神饱满、脸色红润，话也跟着多起来。由于鸦片烟有这种提神作用，很多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渔民，都会把它当作药物看待，而不懂它的副作用和坏处。
一旦沉迷，吸食鸦片的分量只能持续增加，不可能减少。由于缺乏知识，有的家庭，甚至所有成员都在抽鸦片。这么一来，就会需要更多钱去买鸦片。没有能力购买的时候，烟瘾一来，就会变得异常辛苦。鸦片逐渐成了古楼一般渔民难以缺少的毒药。
在渔村，水路便于走私鸦片。虽然英政府制定法律，将鸦片列为毒品，但古楼的海上交通如此方便，鸦片进入古楼轻而易举。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鸦片是毒品，会毒害健康。这种走私生意虽然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却会毒害社会人群，至今我坚决不碰。
古楼这个小渔村，沿着古楼河两岸发展。一岸几乎清一色是渔民，有百多家，房屋错落，间距不一，一直连接到瓜拉牛拉和太平的渔村。另一岸，大概长达2公里，住着很多人家。这2公里路旁，港脚一带，仍是以渔民为主；过了半港到市区左近，则是许多商家。这里最繁华的街叫作“瑞利街”，是20世纪初期由社会闻人连瑞利所建，共有十多间店屋。他建好之后，长期租给别人做生意，并形成一个小市镇。记得当时的街上有脚车店、咖啡店、杂货店、批发商等，是古楼群主要的购物区。
瑞利街上多数是小康之家，有些也是小园主。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教育程度也比较高。渔民的经济能力比较差，又比较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到槟城读书的多数都是市区的孩子，只有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来自半港以北的地区。
说的是童年，想的是家乡，但实际上缅怀的是我逝去的青春。虽没有刻意去记忆，奇怪的是，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一番番的景色仍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的小学
1949年底，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今天看来应是肠热病。那一年，我才5岁左右，家人将我送到爪夷政府医院，离我家大约30公里。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算是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印象中，我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月。1950年的农历新年，也是在医院度过的。
住医院又闷又无聊，我身体孱弱，多难挨！在医院里，我时常哭。那一段日子，过得非常机械化，每天早上男护士都来帮我把蚊帐拿掉，然后就将我转过身在我的屁股上扎一针！每天重复！偶尔爸爸或哥哥们轮流来看我，不过因为家里和医院的距离，我通常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凄凄惨惨地过日子，所以印象中就是一直哭。
这种日子仿佛没有尽头，我日夜盼望回家，可是因为病情没有起色，所以都没有机会。在医院里，我每天喝牛奶，吃咸饼，病情时好时坏。拖了两三个月，我的病变得非常严重。直到有一天，爸爸认为我应该已没救了，要把我带回去度过“余生”——他来医院把我偷抱回家。回到家里时，我身体非常虚弱。二嫂告诉我，那时她甚至已为我做寿衣。大姐也曾告诉我，爸爸认为我就要离开人世，又知道我很喜欢穿鞋——当时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鞋穿，所以有鞋穿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还买了一双包头皮鞋给我，好让我穿着皮鞋“上路”。
为了给我钉棺材，爸爸踩脚车去古楼买木板。古楼镇的街头，有家拿督公庙。爸爸到那里去拜拜，求签问神。得来的指示是“会有贵人出现帮忙”，签文还说，如果这个孩子活得过这一关，是会出人头地的。
说也奇怪，求到这支好签之后，爸爸随即就在镇上遇到一些朋友，听闻我的状况，朋友们便给他推荐一位黄有捐医师——也就是我的贵人。黄医师死马当活马医，他一搭脉，就说我脉搏还很强，给我开了药方，让我定时吃药。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一次吃东西就呕，每一天都得吃药。在病情的反复下，将近一年我才逐渐康复。差不多快好起来时，我的身体虚弱得几乎不能走路。发病期间，我每天都喝红字牛奶、吃苏打饼，当时这是病人才有机会吃到的食品，非常珍贵，但当时我一看到这两种食物就怕！事过境迁，现在我已不再对它们感到恐惧，反而觉得相当好吃。
1950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当时我刚病好，身体虚弱，不能走路。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看到很多人在放风筝，我很想加入，可是无能为力。三哥放了风筝，把风筝线交给我拉着玩，我很高兴。在黄昏五六点时，二哥突然回来，说二嫂生了一个女儿。我一听到，就非常伤心地哭了起来，心想：“为什么生了一个女的而不是男的？”由此可见，我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家庭，受封建社会思想影响，重男轻女，今日看起来，这种想法简直不可思议，我都取笑自己。这是我第一个侄女，许秋琴，她的名字是我爸爸取的，秋字取自八月十五日中秋节。
古楼育才小学
1952年或1953年，爸爸决定离开新港，搬到古楼。这一次搬迁，直接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如果当时没有果断地搬离新港，我们将继续在有限的环境里做着小生意，家庭经济状况也不会有多大改变。爸爸的决定很明智，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生活。哥哥们——尤其二哥、三哥、四哥和五哥都纷纷在那几年正式赚钱帮衬家庭，所以到古楼定居之后，我们有能力在古楼盖起一间双层板屋。
我的病在1952年左右已算痊愈，但身体还很虚弱。那时我8岁，正是上学年龄，却没有去学校读书。1953年，我8岁多，才入学读一年级。我的身体不太健康，到了二三年级又病了五六个月没去上课。现在回想，我应当是再度患上了肠热病。
大病一场之后，我转学去角头，亲戚建议我重读三年级。转学最大的原因，是当时古楼常有私会党徒入屋抢劫，家里的大人们认为我还小，不应当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成长，所以毅然让小叔把我带去角头读书。小叔是角头南华小学的副校长。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中国受教育，印象中，他是个典型的才子，书法、中文都很好。小叔曾多次在报章上发表跟政治和时事有关的文章。在角头这个小渔村，识字者不多，会书法的人更少；到了农历新年，很多人都会来跟小叔讨春联。所以每到农历新年，角头大部分屋子外面都贴着小叔写的挥春。另外，古楼拿督公庙的对联、题字都是他写的，至今还在。
在我读四年级时，身体逐渐恢复正常。我想，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比以前好，爸爸可以炖补药、焖盐鸡给我进补。那时家里的鸡蛋和美禄，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吃。
身体恢复健康之后，我在求学方面，开始全面发展。在学校，几乎所有的科目我都获得很高的分数，除了音乐科，有一次唱歌考试，我只拿到50分。这种无颜见古楼父老的分数，让我很不甘。我很勇敢地去问教音乐的陈秀珍老师：“我唱得那么大声，为什么只得到那么少分？”老师回答我：“大声就好吗？问题是你唱歌走音知不知道！”陈老师很凶，打人又非常痛，我还敢去跟她讨分数，看来我的确从小就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有考试这回事。每次老师提到“考试”两个字，我的想法是：“考试就考试啦。”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由此可见，我们这种家庭，对于读书是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不过，几年之后，我已逐渐了解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用功读书，从四年级起到高三为止，我每一年考试都在前五名之内。
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叫王碧佳的老师教我们数学。有一位年轻又有理想的老师，往往是学生们的福气。王老师用实用的方式启发我们，比如，2 ×3为什么等于6？对于乘法表，我们向来死记硬背，不知所以然。但是王老师向我们解释数学的实际原理和效用，是她告诉我们2 ×3其实就是2＋2＋2或者3＋3，明白这一点，就不必死背乘法表。对数学原理的理解，使我茅塞顿开，得到很深的启发。在她提醒后，我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从小住在渔村，大部分家长没受过教育，甚至几乎没人关心孩子的教育，所有学生都“自生自灭”。爱读书的就继续读；不爱读书的拿最后一名也没有关系。但自从王老师来了之后，她不但为我们分析课业，还鼓励我们跳班——当时因为没有受到什么教育法令的限制，只要学校允许，就可以跳班。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同时，王老师的教学法也加强了我读中学的意愿。到我小学毕业时，我已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继续读中学。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我来说，这极其重要。
学校在王老师的建议和影响下，有了分班制度。她当时只有21或22岁，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办教育。只可惜因为教育理念的问题，她跟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时常意见不合，导致她在育才小学执教不到一年就离开。但是这短短时间的相处，已深深地启发了我。
有趣的是，虽然王老师对我有那么深的影响，但她在校内时，并没有发觉到我和其他几个朋友的天分。后来每次拜会她，她都说：“你是漏网之鱼。”也许因为她不是我的级任老师吧，所以忽略了我。
遗憾的是，2015年初的时候，王老师过世了。
我的小学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当时正是二战过后不久，我所就读的育才小学的学生人数剧增。在短短10年内，学生人数已增加到一个年级有两三个班，很难相信，以前每一年级只有一个班，而且很难凑够人数。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教室仍很破旧。古楼虽是一个渔村，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但说到华文教育，人们还是十分支持。对于华文教育的坚持不懈，仿佛是马来西亚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感。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直是风雨中飘摇成长的大树，虽然一直受到打压，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一直抱着乐观和坚持的精神维护它，并使之发展成这世上除了海峡两岸和香港之外最完整的教育体系。就是在华人维护华文教育的责任感驱使下，当时古楼华社领袖也鼎力支持建校，并发动整个地区的华人来完成这个计划。人们虽然普遍贫穷，但只要涉及华文教育，一般都会捐钱建学校。在众志成城、聚沙成塔的情况下，我五年级时，新校舍终于建好。能够搬进新校舍，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原本在一家做绳子的工厂里上课，环境很不好，如今有机会搬到一个崭新的环境读书，甚至还有一个又新又大的礼堂，这让我们大家都兴致高昂。那个时代距离现在有五六十年，试想当时我们就有一个礼堂，大到可以排四五十桌宴会桌子，新校舍有12间教室，在当时算是相当有规模的新建筑物。这一切是多么让我们骄傲的事情。这一整排的校舍和这座礼堂，育才小学使用至今。如今想来，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善心人士都非常值得我们尊敬。
五年级以后，我也开始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当壁报编辑，可以把书法漂亮、文章好的同学的作品刊登在壁报上。另外，新校舍落成之后的开幕典礼，学校决定举办一个文艺晚会。为了筹备这个晚会，我们接触到很多从槟城回来的校友、老师。我们把他们叫作“古楼旅槟”的校友。他们特地从槟城回古楼教我们演戏、唱歌。
那是1958年，我当时已经14岁，是学校的活跃分子。校友们派我去演一出戏剧，叫作《希望下一代》，说的是“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故事。这一次舞台剧，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演员的身份上台。生平只演过一次戏，如今回想，当时我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震撼，大概因为那时还小。当时只是隐约觉得这个剧本其实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也有丝丝感动，并且能感受到教育对人的重要性以及长辈对我们的爱护。后来，爸爸在经济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送我去读书时，这个故事便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人生中，我一直感激爸爸和家人千辛万苦地帮我实现读书的愿望，改变了我的一生。
育才小学前留影。摄于2014年
由于这一次的机缘，我接触到一部分古楼的旅槟人士，他们长期居住在槟城，所见世面自然比我们广泛得多。从那时起，我开始跟他们交往。这也让我感受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当时我的家庭成员大多思想保守，加上古楼地方小，通信、交通不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我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也突然开悟：原来，世界很大。
我的中学
（1）吉辇中学
我抱着非常兴奋的心情踏入1960年，展开梦寐以求的中学生涯。当时，我报读的是霹雳州的吉辇中学。
对开学日，我毫无概念，随便穿了普通的衣服去学校，校方告知我被分配到深造班，其他的班级有甲班、乙班。我们的级任是刘锦德老师。他常鼓励我们尽情自我发挥，不要读死书，还教育我们，中学和小学是截然不同的教育场所。
刘老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在上课时常引用古诗词，他是第一位让我接触到古诗词的人。他口中那些优美的词句，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当时我根本没读过、没听过，也不知道什么是“唐诗宋词”。他曾在班上多次讲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次听到这句词，我并不知道它出自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这是李煜的代表作，表达了李煜作为亡国君的无奈和哀伤。在这首词里，李后主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比喻他连绵不绝的愁思。
刘老师在班上引用这首词来激励我们求学时要奋发向上，不要像李煜一样等到失去江山才明白江山的可贵。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中文除了用来做日常沟通，还可以被运用得那么优美、文雅。在此之前，对我来说，水流到哪里，没什么大不了，反正地理上，中国所有的河流都是向东流进大海，这是自然现象。可是，在文人笔下，大自然的景色却给予他们发幽思、抒深情的灵感。这几句古诗词，给我的震撼甚大，也再一次证明教育对人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第一次接触到古诗词，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不再是小学生了。”我心里有点骄傲，懂得一些“文人的话”让我觉得自己终于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自觉非常了不起。回到家里，免不了在哥哥和爸爸面前“掉掉书袋”，一有机会就来句“床前明月光”之类的诗句，炫耀自己有文采，还沾沾自喜，感觉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跟别人“很不一样”。现在想来，甚是幼稚，但是在当时闭塞的环境里，我的确因古诗词而眼界大开。
让我骄傲的还有一事。开学时，刘老师跟我们说，中学校服是白衣白裤，还要穿皮鞋。大概从小我就自我形象意识很强，换句话说，就是很注重外表整齐美观（爱美），一听到老师这句话，我即刻将之当成最高指示。放学后，我就争取第一时间跟爸爸说：“老师说中学生要穿皮鞋。”爸爸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孩子上中学受高等教育，心里也很骄傲，当然马上带我去买。皮鞋穿在脚上之后，看来看去，无比满意。加上这是包头皮鞋，我得意扬扬。要知道在当时很多人还是赤脚的，穿包头皮鞋对我们来说可是大事。
我们的英文老师——我不记得他的名字，在学校人人叫他Mr．NG——是潮州人。在班上我们叫他SIR，这是在马来亚独立前后普遍的叫法，因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深刻影响。教书时，SIR最棒的地方就是可以穿插用潮语教英文，至今我仍然不能忘记他的这种独特方法。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踢足球的时候，发现足球没有气了（漏气），刚好看到SIR，我们跟他说：“No air，SIR，No air．”我们说的是古楼红毛话，他用潮语回答我们：“No，No，No，不对，应该是The pressure is low，不能说No air。”他很认真，马上纠正我们。
我们小学时学的英文并不正统，尤其在发音方面，上了中学，才开始学习怎么发音。比如，“The”要强调“Th”的音；有“r”的字，老师让我们回家学卷舌。在中学，我才开始比较正统的英文学习。SIR会用一些当时我听起来比较有水平也比较高级的单词，久而久之，我们大家都开始习惯在会话中使用这些字眼，就算不会说一整句英文，也要尽量用一些单词，以便表示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与众不同，比如，“我要去踢足球”，就说“我要去踢foot-ball”，讲完之后，感觉比踢球进“龙门”还得意。虽然想法很幼稚，但这确实对提高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大帮助。
我们深造班的学生感情很不错。不论校内什么样的比赛，深造班一直都参与，也被当作吉辇中学的一部分。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不是一分子，也不知道我们其实没有在教育局注册，更加不知道吉辇中学在后来已经接受改制。
改制中学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血泪史。在马来亚联邦独立前，教总、董总和马华公会组成“三大机构”，与联盟政府展开谈判，争取政府无条件增加华文中学的津贴。此时，槟城钟灵中学的校长汪永年和董事长王锦成等人，秘密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金，把钟灵中学改制为准国民中学，成为全马第一所改制华文中学。1955年7月6日，汪永年正式向钟灵中学的师生宣布已向政府申请特别津贴金；两日后，再由王锦成向公众人士证实其事，并表示早已在7月3日做出接受特别津贴金的决定。1956年6月，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拉萨报告书》后，教育部便开始实施新教育政策。8月16日，钟灵中学与政府签订合约，接受特别津贴金和政府的条件，但秘而不宣，此事至次年5月14日才由新闻部公布。为了加速改制的步伐，教育部于1956年12月7日致函各华文中学，通知申请改制为准国民中学的20个条件，其中一条是改制后必须参加以英文作答的政府考试。因此，改制的最终结果就是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教育部随后施加压力，驱逐在华文中学就读的超龄学生，此事后引发学潮。
1957年4月2日，钟灵中学发生学潮，学生抗议改制，他们写血书：“爱吾中文，爱吾钟灵。”韩江中学的学生也发动同情钟灵学生的罢课，亦写血书：“推吾华教。”但这些的学潮，当然改变不了历史。
1957年11月1日，三大机构代表拜会教育部长佐哈助，得到的答复是：改制后，高初级文凭考试出题和作答必须用英文；课本除华文科目外，全部改为英文；必须废除华校制行政系统，引入英校制行政系统等。11月11日，三大机构召开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代表会议，在群情激昂下通过决议：在三大机构交涉未有满意答复，而高初级文凭考试未能用华文出题作答之前，全马华文中学应一致坚决拒绝接受改制，决不采取单独行动。不久后，全国华文中学发生罢课学潮和游行示威，反对政府驱逐超龄生的不合理措施，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以英文作为公共考试的媒介。面对华社的极大不满和漫及全国的学潮，政府最终同意继续给没有改制的华文中学津贴，主办以华文出题的初中和高中会考，对驱逐超龄生也不强硬执行。改制、考试媒介和学潮等问题才暂时缓和下来。
12月18日，柔佛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部以具体行动展示维护华文教育的决心，宣布将从1958年1月1日起，不再接受政府一分钱津贴，全部经费由董事自筹，成为真正的独立中学，摆脱通过津贴来使宽中变质的政策。芙蓉中华中学接着宣布绝不改制，此后，陆续激起华社纷纷创办华文中学。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华文独中的诞生可以说是来自改制事件。
深造班的同学比同年级的同学大几岁，都非常好学，成绩很好；也因为我们比起其他同年级的学生更早发育，运动能力也较强。虽然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但在就读深造班时，健康状况已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再是病夫。我时常跟同学们打篮球，也因为我们超龄，先发育，身材比较高大。在打篮球时，我们班一定拿冠军。篮球校队里，有一半以上的校队代表来自深造班。
初一时曾在此参加篮球比赛
在吉辇中学深造班上课的一年，我们几个人在宋世猷校长的指导下，可谓表现良好。宋校长办学认真，对华文和体育这两个科目都非常重视。全校只有校长有车，我们校队要去外地比赛，只能靠他载我们去。至今我仍不明白那时他怎么能用那辆小车载这么多人的。
学校也举办各种比赛，比如华文作文、数学竞赛、华语演讲、英语演讲等，我们深造班向来都表现优良。我还记得自己曾在数学竞赛和演讲比赛中得过第一名。
快乐时光很快过去了，在深造班的这一年在我整个求学过程中很重要，它使我对中学生活留下单纯美好的印象，在知识水平上也为我奠定了较强的基础。
第二年开学，情况出乎意料。开学第一天，布告栏上初二学生的名单只有两个班，我和几位深造班的同学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一问，校方却让我们暂时去B班。过了几天，情况仍没有改变。我沉不住气了，带了一行十多个同学一起去找倪枝瑞校长。倪校长跟我们说，由于我们是超龄生，改制后的吉辇中学不能收留我们。他要我们暂时在这里上课，如果督学来，我们必须暂避到对面的咖啡店去喝咖啡。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校长的话让我难过，初一时我极其自豪能够成为这间中学的学生，现在却因为超龄而遭受可能无法继续读书的打击，我对自己的前途顿感渺茫，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求学意志很强，读书是我坚定的意愿。我告诉爸爸，我一定要继续读书，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