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星闻
他们是明星、公众人物，拥有明星的光环，拥有众多的粉丝或者社会号召力；
他们是爱心人士、社会名流，热心公益事业，愿意为公益事业撒播爱心和真情。
偶然的机会，他们知晓了毒品的危害，知晓了毒品对肉体与灵魂的控制。爱与责任让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去奔走、去呼吁，用大爱力阻毒流。
明星与戒毒学员“零距离”——著名影星成龙看望慰问戒毒学员散记
对于小丽（化名）来说，幸福来得有些突然。
小丽，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学员，当她握着成龙的手时，才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这个笑容可掬的人就是影视歌三栖明星成龙。
兴奋的不仅是小丽。在戒毒所，成龙每到一处，都会引起一阵惊呼和尖叫，因为这个只能通过电影、电视作品才能见到的人，今天就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们面前。
成龙的戒毒所之行是在被国家禁毒委员会授予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的聘任仪式后拉开序幕的。当成龙从时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手中接过聘书时，他发表了就任禁毒宣传形象大使后首次朴实而真诚的就职演说：“非常高兴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大事，在香港、在国外，吸毒已经非常泛滥，做禁毒宣传形象大使，我不知道怎么做，没有经验，请你们教我做！”
成龙的戒毒所之行记者得以全程陪同采访，“零距离”地感受了一次成龙的关爱之旅。
当成龙听到杨凤瑞局长介绍到“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志愿者队伍有10多万人，希望禁毒工作能得到全社会的关心支持时”，成龙频频点头。
这是一个让成龙长久驻足的地方：在戒毒所活动室的墙壁上，贴满了学员们自己总结的人生格言，在这里，每一天他们都会把昨天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忏悔，对辅导员的精心教诲的感恩，把对同伴热忱帮助的感动，对明天幸福生活的向往等，以格言的形式书写出来，贴在墙上，以此来激励自己。成龙不仅看得认真，一些极富哲理的格言还引起了他的沉思，他还在格言前摆出造型让记者拍照，为了把这些格言永久地保留下来，成龙还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拿出相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格言进行拍摄，他说，他要把这些图片放在自己的网站上，以此来激励和教育更多的人……记者理解，当成龙披上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的红授绶带、接过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的聘书的那一瞬间，他就在思考自己如何用明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来宣传毒品的危害，告诫人们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在健身房、习艺室，成龙与戒毒学员进行了很好的交流。在向日葵治疗社区，成龙不仅向戒毒学员赠送了录有自己音乐作品的光盘，还向他们赠送了T恤衫。
在向日葵治疗社区小活动室，成龙与正在这里进行心理辅导的戒毒学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座谈交流。
成龙告诉大家，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功，与他父亲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我的经历很特殊，在香港，我出生的四五十年代那个时候是非常混乱的时期，稍不加注意，不是加入黑社会，就会染上毒瘾。父亲对我的教育可以说非常严格，明确地对我‘约法三章’，一是要我不能加入黑社会；二是不能吸毒；三是不能赌博。我爸爸还跟我说，一定要亲口答应他，最后我点了点头。”
对戒毒所的工作学习环境，成龙赞不绝口：“我看了你们学习、锻炼身体的地方，觉得你们太幸福了。我曾到过柬埔寨、越南等不同的国家，那里的戒毒人员的生活、学习条件太差了，而你们无论是住的地方还是学习的地方都非常好，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你们，你们一定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除了政府的帮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靠你们自己的毅力去坚持、去坚守，能否彻底戒断毒瘾，关键得靠你们自己。”
在谈到毒品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成龙显得很痛心：“你们都很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在越南，我看见一家人都被关进了戒毒所，爸爸贩毒，儿子吸毒，妈妈在苦口婆心规劝儿子戒毒无效后，最终也吸上了毒，说是染上毒瘾后戒断给儿子看，可一旦吸上后，就一发不可收，全家人都被关了进来。你们吸毒不仅是糟蹋自己，最重要的是糟蹋亲人、朋友……”
戒毒学员小芳等3人最终成为了幸运儿：她们不仅得到了成龙赠送的音乐作品光盘，而且还获得了与成龙共进午餐的机会，他们边吃边谈，谈他们是如何染上毒瘾的，是如何在戒毒所进行心理、生理脱毒的……
成龙的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之行很快就结束了，但他从事中国禁毒宣传形象大使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对禁毒公益事业的爱仍将继续……
苦女不哭，残疾的双腿舞出生命的强音——记四川省禁毒防艾“爱心大使”、残疾舞蹈老师廖智
一面红色大鼓上，一名身着红色舞蹈服的女子用膝盖、用手臂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时而在大鼓上翻腾，用膝盖、手臂叩击大鼓，时而抡起手中的鼓槌，火红的大鼓、火红的服装，似一团跃动的火焰，激越的鼓声似对生命的呐喊，似对命运的不屈，又似进军的号角，荡人心魄……
舞者名叫廖智，在世界艾滋病宣传日那天，她与另一位残障小演员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观众表演了《鼓舞》。她说，相对于那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们都是幸运的，病魔能摧残人的肢体，但绝不能摧毁人的意志和精神。
《鼓舞》是她在身体残疾后，对生命有了顿悟后而精心编排的。
一
廖智讲自己地震中的经历，如同讲一个传奇：24岁的她是四川省德阳市绵竹人，原是德阳某舞蹈学校老师。那天，她本应该到海南旅行。但出发前，她又舍不得10个月大的女儿，临时取消了行程。结果，地震来了。
她被压在了废墟中，动弹不得。亲眼目睹女儿和婆婆在身边相继死去，感知她们的身体变凉变硬，残酷的现实让她无法接受，更使她万念俱灰。不管父亲在外面怎么呼唤她的名字，她都不想回答。
突然，她发现父亲努力地向她爬过来。余震不断，但父亲还在向前。她顿时清醒了。她喊道：“爸爸，你别过来。我会坚持的。”
这一刻，廖智开始明白，她的生命已经不只属于她一个人了，而属于所有爱她的人。为了他们，为了能再看一眼阳光，为了再舒服地翻一次身，她必须坚持下去。
当她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反而轻松了。死亡很简单，但活下去才有希望，活下去才有摆脱痛苦的机会。否则就这样死了，到最后一秒都是痛苦。她觉得她的人生不应该在痛苦中结束，就算要死，也要等到再看一眼外面的阳光之后。
她开始唱歌，把她生活中所有愉快的歌曲都唱出来，唱给自己听，也是唱给失去的亲人听。她给婆婆梳理头发，捏捏女儿的小身体，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拿着碎砖块在楼板上画画……她甚至开始策划今后的人生。她祈祷上苍只要让她出去，她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在被埋26个小时之后，她终于被救出来了。她是他们楼里40多人中唯一获救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获救之后，她对着天空轻声说：“谢谢。”但由于长时间双腿受到挤压，她的双膝以下不得不面临截肢。
地震时，妈妈出差在外。2008年5月22日，当她们母女俩在重庆再见时，廖智已经双腿膝盖以下截肢。妈妈看见她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妈，你胖了。”廖智抢先逗了一下妈妈。妈妈的眼泪终于没有落下来。
地震后，每个亲友第一次见她，都是哭。廖智清楚，他们或许但心，双腿残疾的她再也不能穿上红舞鞋，他们担心她走不出那片缺失的天空。廖智不得不拼命讲笑话，逗他们笑。所有她能想起的笑话，她都讲了好多遍，历经生死，亲眼目睹亲人离去的她的眼泪早已哭干了。
“不能再哭了，再听到哭声，我就要崩溃了。”廖智说。
二
截肢后的一段日子廖智曾一度迷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面临着什么。
她从小就酷爱跳舞，地震前，她是一名舞蹈老师。以前看《一帘幽梦》的时候，她就想如果有一天成了绿萍那样，还不如死了算了。那时她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是想想而已。
而这一天真的来了，廖智一下子接受不了。
“现在真的发生了，那又能怎样？我应该活得更好。”廖智说。
那是她刚换上假肢第一次尝试着去洗手间，在关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一下子摔倒了，因为双膝以下是假肢，假肢在对地面的感知上没知觉，她尝试着爬了很久没爬起来，嘴都张开了，想喊妈妈，但没有喊，最后她花了十多分钟自己爬起来，那一刻廖智想起了小时候自己玩耍时摔倒了妈妈不在身边，在哭喊了半天后无人去扶她最终靠自己爬起来的往事，那时，她一下子明白了，自己能行，并不是一个废人，以后再跌倒了，同样也能站起来。现在，廖智一直害怕天亮，只为她害怕戴上假肢。
“勇敢者不是不害怕，勇敢者是心里害怕，但仍然会勇敢地走下去。”廖智对勇者这样定义。
记得刚换上假肢的第一天，她总共只站了一分钟，而第二天，她却戴上假肢满病房里走，全病房里的病人都出来看她，都为她鼓掌，而当晚上她脱下假肢时，她下肢与假肢的接触面都磨得渗出了血……
妈妈看着在一旁落泪。
她不仅只想自己站起来，她更想舞出人生别样的精彩！
病床是她的舞台：她扶着病床两边的扶把，硬撑着跪起来。膝盖的两个点支撑起全身。钻心的疼痛瞬间便席卷了全身。她“啪”地又坐了下去。
她不肯放弃。她一次又一次地跪起来，一次又一次地摔倒。腿上，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
妈妈不忍心看她，转过身跟旁边的人高声说笑。
她跪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终于，她跪得很稳了，可以做舞蹈动作了。那一刻，她大声地哭喊着：“我又能跳舞了，又能穿上漂亮的红舞鞋了。”
出院后回到家里，她会扶着窗台，扶着椅子，扶着爸爸、妈妈跳舞。
2008年7月14日，廖智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激越的音乐声中，她一袭红衣，跪在鼓上，一下一下，用力地击打着。一曲《鼓舞》震撼了很多人。而10天前，她甚至连跪都跪不起来。
“她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她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她就像是在锋利的刀上行走一样。”廖智想起童话故事《美人鱼》中的这段话。
她情愿忍受这种苦痛，因为在她看来，肉体上的伤痛能够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欢悦。
三
跳舞跳累了、跳困了，能让廖智忘记很多悲与伤。
“女儿在地震中遇难，很长时间不能释怀，现在白天教孩子跳舞，每天晚上会到医院看新生儿洗澡。我把这些残疾孩子召集起来教他们唱歌跳舞，看到他们笑，看到他们的哭，看到他们的泪，就像看到自己的女儿，她在天堂笑，在天堂哭，把他们看做是自己孩子的延续。当过妈妈的人，心情会不一样，看到他们委屈难过的时候，想拥抱他们，给他们一点安慰。”廖智始终无法忘记女儿。因为她觉得女儿走的时候太小，小得甚至还没有学会喊妈妈就永远地走了……
“她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得像一个水泡。”她给女儿取了小名，叫虫虫。因为那时她正在看一本书，她深深地被书中范蠡的故事所打动。她认为范蠡是真男人硬汉子，她希望女儿能跟范蠡一样，便取了“蠡”字底下的两个虫字。
其实廖智依然是个女人。她也会哭。跟妈妈一样，她的痛处也是女儿。至今，她都不肯去女儿的坟前。在她心里，女儿一直是那个柔软的、小小的身体，而不是一抔土，或者一堆杂草。
2008年六一儿童节，廖智第一次在人群前哭了。那天，她给重庆大坪医院幼儿园的小朋友表演节目。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触动了她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
“虫虫是2007年7月19日出生的。她还没来得及过一次六一儿童节。我要补送她一份生日礼物……”她哽咽着唱起女儿一听她唱就笑的那首《种太阳》：“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
她常常梦到虫虫。在梦里，虫虫告诉她，她只是在做游戏，藏起来了。现在游戏结束，就回来了。廖智欣喜万分。但醒来后，虫虫却不在了。她一时间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现实，哪个是梦。
“不过，我现在只要想看见虫虫，一抬头就能看见。我觉得虫虫一直在天上看着我，我要做个让她骄傲的妈妈。”廖智说。
“我要让那些残疾儿童走出肢体残疾的阴影，他们是残疾人，但并不是残废人。”廖智重新穿上红舞鞋后，对生命有了重新的定义与认识。她要让更多的人重新燃起对生活、对生命的希望火焰。
为了女儿，也为了更多残疾儿童，她正式组建了德阳残疾人艺术团，因为在她看来，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疾和精神上的残疾。从2009年6月底筹建到当年10月15日艺术团解散，廖智花光了家里的8万元钱。
10月15日那天，她把那些团员召集在一起，含着泪对他们说，姐姐就这么大的能力，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抱成团，哭得一塌糊涂，一共26个人，有23个孩子，有3个肢残的孩子实在没有地方去，她就在成都租了个房子，现在廖智和他们住在一起。
艺术团解散的那天，送那些小团员走时，廖智根本不敢回头。
廖智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无论生活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在2009年1月3日，她在德阳市组织了一场义演，老百姓自发地打起了横幅“廖智，你要坚持跳下去！”“四川雄起！”“德阳雄起！”……
看着眼前喜爱自己跳舞的观众，廖智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放弃。
四
一次特殊的经历，让廖智觉得自己能够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也让她重新定义了自己的人生。
廖智身残志坚的故事，不仅感动了四川千千万万个看过她的舞蹈的观众，而且也引起了相关单位的注意。
“她人生遭遇不幸，但却用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书写了人生别样的精彩，她身残志不残挑战命运的精神，是当今吸毒人员、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所缺少的。”四川省司法厅的领导在研究后一致决定，聘其为禁毒防艾形象大使。
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吸毒者：在川内一家女子劳教所，那些姐妹都是花季年龄，但眼神却是无助与迷茫……
廖智开始与她们互动，分享她的故事，开始她们的表情很冷漠，后来她们一个个泪流满面，她说，整个过程自己始终没有哭出声来，但眼泪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那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更是一次心灵的交融。
她说，没有谁不喜欢光明。好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是因为贫穷或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大家要更多去关心她们。
“如果我能给她们一点激励，我愿意去做，尽全力去做。在女子劳教所，她们听了我的故事，当讲座完了以后，她们开始微笑和我打招呼，想和我拍照。她们虽然失去自由，但当她们看到一点点希望，就很努力想抓住这点希望。从她们眼里看到了憧憬和希望。”廖智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她觉得除了舞蹈，这同样非常有意义。
她说：“每一个人生都有坎坷，都有跌倒的时候。跌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倒了再也爬不起来。让她们知道我们都曾经跌倒过，但是只要抱着希望，还是可以慢慢爬起来。让她们知道他们那么惨都可以再爬起来，我不比他惨，我还是有希望的。
“我是从健全人突然变成残疾人，如果我不爱惜身体，就永远没有自信站在大家面前微笑。”不知不觉中，廖智早已从一个泪人到一个微笑者，她笑起来眸子永远是那样清澈，那样有神……
“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美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
廖智说，在《美人鱼》中，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段。
“不灭的灵魂才是美人鱼真正渴慕的。只有这种理想才是人生长久的动力。”廖智说。
更多的人希望在廖智身上找到坚强的理由。但廖智并不认为自己坚强，她也不会劝别人坚强。她觉得，关键是自己怎么想。
廖智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舞者。她说，只要生命没有终止，她就不会停下对生命的舞蹈……
用爱去温暖一颗颗枯萎的灵魂——专访中国曲棍球队原队长、奥运会亚军、禁毒防艾“爱心大使”陈朝霞
长期紧张艰苦的训练，让她看起来比同龄人多了几分冷峻与沉稳。
她，中国曲棍球队原队长、奥运会亚军、四川省劳教系统禁毒防艾“爱心大使”陈朝霞。
而当陈朝霞成为四川省劳教系统聘为禁毒防艾“爱心大使”，并且深入四川省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专管大队，亲眼目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生活时，陈朝霞知道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知道那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爱与温暖。
在第22个世界艾滋病宣传日当天，记者在她下榻的酒店采访了她。
陈朝霞坦言，在她成为禁毒防艾“爱心大使”前，并不知道多少有关毒品的知识，更谈不上对吸毒艾滋病感染者有多少了解。而这次特殊的戒毒所之行，让她决心全力做好“爱心大使”，从自身做起，对周围的朋友介绍这方面的知识，让大家做到洁身自好，以免受感染，减少发生不必要的问题。
来戒毒所之前，陈朝霞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只是从报纸、电视上了解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
“真的了解很少，作为运动员，平时都是以训练为主，生活训练相对比较封闭，和外界没有更多的接触，因此，关注的较少。局限于从报纸、网上获得，从来没有今天这样近距离地去接触。”陈朝霞认为，像今天的类似警营开放日活动，无论是对她这样的运动员还是普通公众来讲，让他（她）获取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记者告诉她，我国有上百万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她对这一数字感到震惊。
“有些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这就更加可怕，他们会无意识中感染给他们的亲人。”陈朝霞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离我们不远而深感担忧，在她看来，如果不果断地采取相应的措施，那种滚雪球式的传染将危及整个人类。
当记者问到，作为奥运亚军，你的运动生涯，赛场内外所展示的拼搏与坚强，是否和他们这些感染者与生命抗争有异曲同工之处时，陈朝霞点头表示赞许：“人的一生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遭受很大的困难，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怎么去面对和战胜它，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我们的目标虽然和他们的目标不一样，他们的目标是生存，为了更好的明天。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更好的成绩。虽然目标不同，但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困难面前千万不要放弃。关键时刻，只要你挺过去了，前面就是一片光明。”
陈朝霞谈到了自己前不久的一次慈善公益活动，那是川内一家慈善机构发起的一起关爱癌症病人活动，陈朝霞发现，那些癌症病人那种对生命的渴望，那种珍惜身边的一切的愿望和举动深深打动和感染了她。通过那次活动，她对生命有了更新的认识和顿悟，她说她愿意把这些感悟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享：对未来的生活，一定要有一种向往和憧憬，不要自暴自弃，其实我们身边的人都在关爱他们，你要勇敢去接受，靠自己的主动意识去改变，光靠外部力量是不够的，主要靠内在力量和意志力去抵抗它。
当记者问道，在体育界、文艺界不时曝出吸毒丑闻的当下，你对你的姐妹有什么忠告？对体育界有什么忠告时，陈朝霞表情异常严肃：“一是要远离毒品，始终做到洁身自爱。吸毒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兴奋，但后果是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和负担。二是不要排斥艾滋病人，对他们要多一份关爱，他们和我们健全正常人一样，也需要关爱和温暖，尽可能多地给他们一些关爱。”
在记者问道这次被聘为“爱心大使”后，今后将如何履行“大使”的职责时，陈朝霞表示，以前是因为训练和比赛没有时间，今后会抽出更多时间，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因为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更是她作为爱心大大使的分内之事。
当陈朝霞得知一个感染者父母很爱他，在父母知道他是感染者以后，就不再与他同桌吃饭了，“艾滋病”这几个字扼杀了亲情时，她的表情显得异常复杂。她说，她希望这只是个案，如果全社会都这样拒绝他们，他们会疯狂报复社会，因此她觉得资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展的“艾滋病到我为止”教育活动很有必要。
“给他们一种温暖，不抛弃，不放弃……”陈朝霞似是呐喊，更多的是在呼吁。
“我很享受做公益的这个过程”——记著名歌唱家、禁毒义务宣传员哈辉
“要做一个灵魂上的富有者”，她不只是说说，而且一直身体力行。
从国家禁毒委员会的“禁毒义务宣传员”，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长城爱心宣传大使”；从孔子基金会的形象大使，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国学工程大使”。从紧急救援、扶贫济困到安老助孤、支教助学……她公益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息。
她，就是著名歌唱家、全国禁毒义务宣传员哈辉。
“每一个人的骨子里都有爱心，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我更应该投身禁毒公益事业，我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其实不光是我们这些公众人物在做这件事情，社会上很多普通老百姓也在默默无闻地投身于禁毒公益事业，在他们心里，已经视禁毒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于自己从2005年10月被国家禁毒委员会聘为禁毒义务宣传员及从事公益性活动，哈辉始终认为是一名公民的分内之事，并一直乐此不疲。
在哈辉看来，作为一名禁毒义务宣传员，社会责任与禁毒专业知识的欠缺让她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从1993年特招入伍后，一直在部队做军旅歌手，虽说2009年转业到了地方，但我始终觉得一名军人的责任感驱使着前行。现在大学当老师，说内心的，角色的转变，特别是从事授业解惑的职业后，我更感到为人师表的紧迫感，感到知识的重要，这不仅是专业的知识，对禁毒知识的积累、充实也很重要，特别是作为禁毒义务宣传员会那种感觉越发强烈，不可能你去宣传禁毒但却比当地的老百姓懂得还要少，那不就出笑话了吗？”
哈辉坦言，她的身边和熟识的朋友中，有一些人因为交友不慎等等各种原因走上了吸毒的道路，有的甚至走上了不归路，他们很有才华，却最终让毒品给害了，真的让她很惋惜，同时让她感到义务宣传的紧迫感。近五年来的禁毒义务宣传员工作，哈辉越来越觉得预防工作的重要性，“让人们认识毒品的危害性，不沾第一口是做好禁毒工作的关键”，无论是国家禁毒委员会组织的活动，还是到地方去演出，只要有机会她都会“现身说法”。
哈辉不仅从事禁毒宣传，而且一直在思考宣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不仅要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做宣传，而且要走进西部边远、偏僻山区农村，因为那些地方恰恰是禁毒宣传教育的盲区和死角，因为交通、信息、经济等种种原因，吸贩毒活动很猖獗。比如我了解到的宁夏，他们那里就有一些贫困女童，她们被人利用去贩毒，有的被毒品所控制，她们因毒致贫、因毒返贫、因毒入狱，好多正值花季，实在是让人心痛惋惜。我想，我准备专门抽出时间到西部去进行义务宣传，普及她们的法律知识，唤醒她们的法律意识，让她们了解一些国家的禁毒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她说，她只想让她们少走弯路。
对于如何拒绝毒品，哈辉给出了她的忠告：“一个人的生活环境很重要，有些喧嚣场合不要去，要追求高情趣的生活，让健康的娱乐活动占领自己的业余生活。另外就是交友要慎重，多交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良师益友。三是一旦染毒成瘾要自救，尽快去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或者自愿戒毒所进行戒毒，戒断毒瘾。”
对演艺圈不断曝出的吸毒事件，哈辉有她自己的看法：“其实，每每听到有人涉毒被曝光我都会感到很震惊，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呢？他（她）怎么会呢？同样作为一名公众人物，我理解他们工作很辛苦，他们对外往往展示出很光鲜的一面，在光鲜的背后是他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往往要背负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当他们拍完戏或演出完后，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恢复精神与体力，这时候就给了不良朋友可乘之机，思想上也成为了薄弱环节，容易去沾染毒品，我想最根本的是他们一定要筑牢思想防线，要学会拒绝！”
“几乎所有慈善机构都知道哈辉。”一位在慈善机构服务多年的志愿者说。
的确如此，5月10日，哈辉带着助手专程到北京某医学院开展禁毒宣传进企业，哈辉的到来受到了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在实验室，哈辉详细地了解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状况，了解他们对毒品知识有多少了解，当得知他们因为从事医学工作的原因，对毒品的药理性有一定的了解时，她很高兴，在交流中她告诫工作人员不仅自己要洁身自好，并且要告诉亲戚朋友不要沾染毒品，只要每个人把小家防范好了，那么社会这个大家庭就纯洁了。
在合成实验室，哈辉向工作人员了解操作工艺，当得知合成毒品工艺极其简单，她告诫工作人员一定不要将这些技术和设备流入社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他母校的一名教授因参与制毒被判刑时，她极其惋惜，说一件事情如果被好人利用了就会造福社会，造福人们，但一旦落入坏人手里，就会危害社会。
无论是在公益活动现场，还是多媒体公益片段中，细心者都能看到哈辉那健康、清新又不失高雅的形象。
在接受采访时，哈辉笑称她除了国学事业外就是在各个公益活动间穿针走线：“作为一个形象大使，我在其位就要谋其政。我要尽力做到参与每一项慈善活动，为需要我的人做点实事。”
鲜为人知的是，哈辉目前仍一直坚持资助着几位大学生。她认为钱是物质，而面对面的爱心是“带有体温”的。“我会常请孩子们看演出，或者去参观军营、大型企业，与演艺界明星和成功人士交流。爱心或许可以帮助他们的理想走得很远，让他们拥有更强的精神力量与信念，去面对未来。”
“而目前的禁毒宣传，不仅是挽救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挽救一个家庭。”哈辉认为，这种爱心的质量更高。
“我们对周围的人关心，友好，报以宽容的姿态也是一种公益慈善行为。”哈辉说。做慈善和公益活动不是作秀，而是一种良心良知在行动上的表达。她最欣赏老一辈艺术家的慈行善举。“没有浮躁，没有宣扬，很踏实。”我们需要沉思，浮尘中终久沉淀下的才是有价值的，那时候我们也就能比较清醒地看待自己。
且走且行，哈辉在用体温去温暖他人，也让自己的人生被爱包裹而越发充盈……
“这是一项良心工程，是送给后人的一份礼物”——对话学者、作家张西
嘉宾档案：
张西，生于新疆。祖籍山东。现为北京社科院学者。主要研究领域：社会问题、边境贫困、化学合成毒品的扩散。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及公安大学客座教授。曾在台北大学、澳门大学等做访问学者。
学术专著：
《毒品和社会——新型毒品在中国的扩散研究（1990～2010）》
文学代表作品：
长篇小说：《国家荣誉》《爱别离》
长篇纪实：《抗战女性档案》《奇迹：康洪雷和士兵突击》《女警官手记》《中国打拐大案实录》《西部禁毒调查报告》《票贩子有话说》
获奖情况：
《国家荣誉》获2003年度中国最有价值的20部好小说之一、建国六十周年法制文学类十大献礼书之一、第二届（2010年）全国百种优秀青春读物奖、广电系统长篇连播二等奖。
《爱别离》获广电系统长篇连播一等奖。
《抗战女性档案》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7年度团中央十部青春励志读物之一。
正午的阳光从落地窗撒播进室内，和煦而温暖，小区外的车流与行人映入眼帘，“写作累了，我就坐在这里晒太阳，看窗外四季变化，车流与人流”，略施淡妆的张西依然是一脸的平和与淡定，在她的家里，记者和她的对话围绕她的作品而展开，话题轻松，一番交流下来，却不得不让人以一种向上的目光迎向她。
记者：近年来，您无论是纪实作品《西部禁毒调查报告》《中国打拐大案实录》、还是长篇反恐小说《国家荣誉》《爱别离》等，都将创作的理念放在现实主义题材方面，骨子里有曾经多年做警察的使命在驱使您？
张西：我们就生活在当下，定然无法绕开现实而去别的空间站生活，比如过去和未来。如果您认为我的创作取材就在现实主义地带，那是因为现实生活才是我们的树根。
至于“使命”这个词，太大了。我更愿意把手头的工作归纳为一份责任心，一份对人类无法控制的领域的好奇心，一件看上去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我受到过新闻、电影、社会学等系统教育，理当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供我做综合研究，很幸运，一次偶然的西部之行，就像一次机缘，冥冥之中把我引向毒品问题研究领域，更有些天意的意思。
记者：6年前，您的身份有了一个大转变，从警界转行到学术界，但您不变的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比如关于毒品问题研究，您已出版《毒品与社会》专著，并已完成第二本学术专著《毒品与边境贫困》的初稿工作，第三本学术研究专著《嗨族》也已交付出版社，您如此专注于毒品问题的研究，其动力何在？
张西：2010年夏秋之际，我在中东地区做访问学者时，在飞机上读到一位女作家写其情感走向的诗《过程》，当即我便借那首诗的外壳，填写了我个人的研究简历，权当回答您的提问。
2003年我还不认识毒品/2004年我去了西部，遭遇了杀人不动声色的海洛因/由于震惊和慌恐，2005年我写下西部毒情/那年深冬北京飘起大雪，守着一杯清茶，我决定有所行动/我迅速转行到社科院/踏上漫长而孤独的心灵长征/2006年到了/从罂粟花的美丽我认识了另一种形态的生命凋零/2007年，倾听并记录下千名吸毒者的迷茫或疼痛/西到新疆南到缅甸北到中俄边境/东到丹东我看到/云南的景颇和傣族凉山的彝人在以命换毒品/2008年我远行香港和澳门/探讨吸毒和禁毒的相同与不同/2009年就是2009年/我在台湾感悟更多的戒毒功能/2010年我到中东/面对600万吸毒的埃及人我决定对国人不再守口如瓶/如果生命是一种认知和实践的过程，我希望因为我/让更多的人认知有一种物质叫毒品/或者选择或者放弃或者远离或者靠拢/至少对毒品的来龙去脉能够看清。
记者：对合成毒品的治理是当前禁毒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您对化学合成毒品有一定的研究，您是基于何种考虑？或者说是什么触动您下决心去研究？
张西：2004年那两个月的西部毒情调查，影响和改变了我的后半生。首先，我主动放弃了警察身份，义无反顾地转向研究领域；其次，我设定毒品问题研究作为终极目标，且永不言弃。5年来，我依靠单位拨给的少量科研经费，在研究同行少之又少，可借鉴研究方法和成果有限；学术界主流话语对毒品问题欠缺关注；我本人缺乏研究经验；调研行为随时遇挫甚或必须失败的情形下，侥幸我已完成了对金三角、金新月、中朝边境地区及港、澳、台地区，还有中东多国的调研，且收获颇大。
我很清楚这是一项良心工程，是送给后人的一份沉重礼物，因此一开始就已过滤了猎奇和天真，过滤了虚荣与功利，并尽可能摒弃外在的压力和干扰，让内心回归单纯与安静——专注研究。我希望我们的后代可以看到更多的关于对合成毒品问题的研究，以便在选择或放弃时有可借鉴的文字。
我的希望也可理解成一种担忧。自1990年前后，以摇头丸、冰毒、麻古为代表的新型化学合成毒品流入中国后，短短的10年，合成毒品的吸食群体已超过传统毒品的吸食人群。这种情形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海洛因替代鸦片时，由于那时人们对海洛因的危害认识不足，预防宣传不到位，使得海洛因和艾滋病最终呈蔓延之势。我担忧的是，由于国家层面重视程度不够，法律又滞后，当下我们是否在重复历史上有过的错误？1835年，中国有200万人吸毒，45年后，即1880年就升到2000万人吸毒；又过了55年，即1935年，中国就有高达8000万人吸毒，也就是说百年工夫，中国的吸毒人数从200万扩散和蔓延到8000万，骇人啊！我说的这个“骇”绝不是吸食合成毒品后的那个“嗨”。
研究过程中，我接触和深访过太多的吸毒者，他们的行为被80后美化为“嗨”，受到暗示和鼓励的90后，效仿人数更滔滔不绝，以至他们成为“嗨族”的主体。
“嗨族”不仅是一个新概念，还是当代社会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相对常人，他们神秘、怪异，生活和心理都游离在双重甚至多重空间和时间里，如梦如幻，充满欲望又绝望之极，生命提前透支，没有真实情感，及时行乐，或者对性生活毫无兴趣或者无节制地沉溺性乱之中，无所谓活着的意义，无所谓智慧与文明，无所谓学习与礼仪，无所谓亲情与友谊，漠视主流文化的一切，对生命不在乎的态度犹如飞蛾扑火般视死如归。
一个不畏惧生命的群族，主流社会和文化又能奈他如何呢？事实是，“嗨族”犹如空中浮游之物，无根无基。他们自己也够不到自己。一名受访者告诉我，服食“麻古”后，他觉得自己脖颈以下的躯体都不存在了，只剩下头在空中飘荡，直到几小时后幻觉消失后，才确定自己还在。
调研过程断断续续。其间有很多不测。所幸的是，我总能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无私帮助，从设计问卷到调查问卷发放，从每一个概念的梳理到每一种化学合成毒品的药理性质，都有人帮助我。很如意，回收率在98％以内。
生命有期，毒品问题的研究无期。每当研究的空闲里，我总会坐在阳光朗照的大玻璃窗前，感受生命中称为“幸福”的那一部分体验，非常享受。
记者：至今，您先后出版了十多部文学作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对于作家和学者，您认为那一种称谓对您定位更准确？或者说您更喜欢？
张西：作家和学者这两个称谓都是社会和读者对我的垂青。我正在努力配得上他们对我的期待。其实，我真的什么也不是，就是定位了一个兴趣盎然的研究方向，并且在空闲时间记录下一些生命感悟，为自己谋生活有了堂皇的理由和慰藉而已。我愿意脚踏两只船地一路走下去，也许前方风景无限！
“走进他们心灵的过程我很享受”——专访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潘芬芬
一张始终保持着阳光的笑脸让这个来自湖南的大女孩显得极富朝气，而就是这个依然在读的大学生，却组织了一群和她一样的男生女生，在2012年6月走进戒毒所开展系列帮教活动，而且还把帮教过程、反映戒毒学员泣血呐喊渴望温暖的真情告白拍成了专题片。谈起那次难忘的经历，她的话语依然是那样平和，言语中透着优于她同龄人的成熟与理性。
她，西南石油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禁毒志愿者潘芬芬。与她的交流，主要围绕她的那次特殊的帮教心路历程而展开。
记者：在我的印象中，一个女大学生能到戒毒所开展帮教活动是比较少的，而你是受到什么影响后，让你有了这个想法？
潘芬芬：对于戒毒者，像许多大学生印象里一样，起初我也是害怕的、抗拒的，潜意识里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归到坏人一类。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兼辅导老师文雪提出，想组队去戒毒所建设禁毒影视文化创作基地，在征求我的意见时，当初我是拒绝的。我的脑子里会情不自禁地蹦出无数个他们发抖、抽筋、伤口溃烂，失去理智时为非作歹的画面，我怕！
这个想法有了改变是因为听说了那个因为毒品最后只剩下老人、孩子的村子。我是学编导的，很善于想象，总觉得那个村子透着荒凉、绝望的气息。我觉得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在我的潜意识里，如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失去了希望，不再被庇护，那么夕阳和日出又如何能尽情展现它的光彩？
一种使命感促使我行动起来。我开始上网搜索那个村子的信息，无意中进入了一个由一位戒毒成功人士建立的网站。点击进入后，里面都是一个个瘾君子写的日记、自传。他们的文字毫无雕饰，但却让我在那时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他们活在别人针尖般的目光里，想要重生，却不敢走进这个世界。很多人复吸和放弃自己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已经不再被信任、不再被期待。我是个幸福的人，有幸福的家庭与经历，让我从来不曾经历那种无可奈何到自己不能选择的人生。我在过去的日子里也曾歧视这群人，以为是他们的愚蠢让自己的人生蒙上灰色。看完他们真实的故事，我开始自省，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如我这般的幸运。他们或者因为自己当时的迷失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是他们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难道一个人走错了路，我们就要封杀他重返幸福的路吗？
记者：能够看出来，你思想的转变是这次帮教最大的内驱力，而这一过程中为什么会想到用纪录片的形式？
潘芬芬：我从前总认为自己算一个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有时候也开始反思：我的好心里是不是也掺杂了一些自己虚荣的成分，难道捐了几块钱就真的帮助贫困儿童脱贫了吗？去了一趟敬老院就真的使老人安享晚年了吗？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带给别人的痛苦尚且没有解决，那么又何谈什么去帮助人呢？那些戒毒者所受的歧视里难道没有我的一份？他们要得到的不是要大众在他们身上得到教育，他们更渴望获得信任、理解和关怀！最后我悟出：一个人要做奉献爱心，首先应把自己带给别人的痛苦解决掉。我想到了众多歧视里有自己的一份，因为这份歧视带给别人不快乐，所以应补偿别人一个快乐的生活，这是一种责任，每个人都有使命弥补自己的过错。我想到了行动。
行动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的力量终究太弱小，我若是到戒毒所去慰问，去鼓励，去关怀，他们就真的能在戒毒成功之后融入这个社会吗？我发现若是真要去做点实质性的事情，他们更需要的是理解和信任。我决定做一件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相信他们的事。这个时候我想到了自己所学的专业，我决心把帮教过程拍成一部纪录片，唤醒更多的人去了解和信任他们。
记者：听说整个纪录片从创意、策划、解说等都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收获？
潘芬芬：应该说要归功于团队的力量。我在想法成熟之后，便开始组建团队。一群人一条心，行动很快就展开了，拍摄计划我写了初稿，大家在实践中不断地修正，努力使纪录片能说出他们的心声，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在拍摄时，走进他们心灵的这个过程我很享受。
记者：一个平台决定受众面与纪录片的成功与否，你们拍摄的纪录片最终在哪个平台播放？
潘芬芬：纪录片在这个月就能完成最后的剪辑、配音等相关工作，我们将尽快送到拍摄单位审核，通过之后我们会联系之前联系的一些媒体，如中国警察网、四川新闻网、新都电视台、绵阳在线等相关媒体。
我坚信爱心的举动会得到积极的响应的。
从缉毒警到毒辩律师——记毒品犯罪刑辩律师、中伟毒辩联盟发起人孙中伟
孙中伟的人生注定充满了戏剧性。
15年来，他是一位为毒品犯罪死刑辩护的律师，15年前，他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公安战线上一名抓捕毒贩的缉毒警。无论是从事专司打击涉毒犯罪“抓人”工作的缉毒警，还是后来从事死刑改判“救人”的辩护律师、毒辩联盟发起人，孙中伟都力求将它做到极致与完美。他说，要以自己的最大所能去尊重生命、敬畏法律，给人以希望。
死亡的震撼
无论是为涉毒死刑犯辩护，还是做缉毒警，孙中伟觉得自己永远不变的是对法治的信仰与忠诚，他只是选择自认为更好的方式去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法庭上，孙中伟感到最骄傲的是自己的辩护能让当事人的希望之光、生命之火重新燃起；而公安工作，最让他难忘的是两次缉毒经历……
那是去参加毒品堵截“统一行动”，凌晨，孙中伟和战友接到上级的命令，贵州省盘县公安局要协助配合参与堵截一起发生在云贵边境上的跨省武装贩运毒品案，就在两省边界的某高速公路收费站设立的毒品检查站排查过往车辆，手持“微冲”的武警战士正准备查验、驾驶员正摇下车窗玻璃出示证件时，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名正在查验的武警战士应声倒地，随后汽车加大油门吼叫着从站点飞冲出去，其他值勤战士见状迅速持枪朝飞奔而去的汽车射击，毒贩的防弹轮胎和防弹玻璃面对武警战士的扫射毫发无损，汽车很快消失在警方的视线中……
警方迅速开车猛追，但警方汽车的速度远远不如毒贩的汽车，幸好在下一个关口缉毒警的堵截下，毒贩被抓获，毒品被成功起获。
最后，那名头部中弹的武警战士虽然幸运地被抢救过来，却成了一名植物人。从老家赶来的双亲看到儿子呆滞的目光时，悲痛欲绝……
目睹毒品毁灭了一个家庭的幸福，毒品的罪恶带给孙中伟强烈的灵魂冲击。
另一起缉毒案是孙中伟刚到派出所工作不久，所里接到一“特情”线索，称有一伙贩毒人员将在辖区内交易。接到线索后，考虑到孙中伟刚来，当地人不认识他，陌生面孔不容易引起毒贩的怀疑，孙中伟比其他在当地工作多年的老警察“卧底”更为合适，所长便安排他“卧底”去与毒贩交易。
第一次独自深入“虎穴”，孙中伟既兴奋又有些害怕。“虽然明知会很危险，但依然渴望能与罪犯直接亲密接触。”多年后，孙中伟坦言，当时的义无反顾，源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
就在孙中伟与毒贩接触的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他随身携带的对讲机突然发出“嘀嘀”声，引起了毒贩的警觉，孙中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被毒贩发现他是“卧底”，定会必死无疑，极有可能成为牺牲在公安战线上工作时间最短的一名“烈士”。孙中伟强压内心的恐惧，出奇冷静地拿出对讲机看了看，说是“传呼机”（BP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比较主流的通信工具）闹钟响了，然后若无其事继续和毒贩交易。毒贩见他如此冷静，也就没有再怀疑。就在毒贩正准备与他交易时，一直在外围布控的警察瞬间冲了进来，最终人赃俱获。孙中伟圆满地完成了从警后的第一起任务。
当毒贩再次看到孙中伟那一张稚嫩的脸时，竟一脸的懊悔和不甘，目光中充满绝望与仇恨。事后审讯得知，被抓的毒贩只是一名受人指使的马仔，幕后大毒枭依然逍遥法外。
而在随后的缉毒工作中，孙中伟发现，诸多毒品案件中，幕后毒枭极少有落网的，他们多是雇佣马仔代为运输、交易毒品，毒枭多是躲在幕后遥控指挥，马仔只是他们的替罪羊。看着一个个纯朴善良、为了利益走上涉毒违法犯罪道路的人被判处死刑，孙中伟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痛。生命是短暂、唯一的，岂能轻易被剥夺？学法律出身的孙中伟瞬间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运用法律去救赎那些被判处死刑，但心存善念、一时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涉毒者，给他们以生命的希望与尊严。
1999年，孙中伟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成为全局500多人中，第一位拿到律师资格的民警。
为了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2000年7月1日，孙中伟在拿到律师资格证书后的第二天，即辞职到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了律师生涯。从此，孙中伟一步步实现着从打击犯罪的警察，到救赎生命的律师的华丽转身，实现着人生的另一种价值……
刚进入律师行业，孙中伟只是一名新兵，出于对职业的热爱，他承接的第一起法律援助案件是周某某贩卖毒品死刑案，为了解案情，孙中伟数次往返10多个小时，坐车从省城到关押被告人的县城会见被告人及其亲戚，为周某某这位毒品大量掺假后才达到1105克海洛因的死刑犯，争取到了二审改判死缓的结果！
生命的价值
谈起自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后办理的第一起毒品死刑案件，最后成功为被告辩护为不核准，孙中伟经历了当事人绝望时的麻木，求生的本能与渴望，改判后的欣喜与悲恸，他坦言那段难忘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在昨天。
拿到卷宗后的孙中伟，内心有说不出的酸楚，他为自己诉讼代理人的悲惨命运而心痛：吉某，文盲，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在四川省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每到农闲时，当地的人们大多都会外出打工，一方面不用在家里吃饭，同时还可以赚些钱补贴家用。
这年的5月底，吉某又像往年一样，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外出打工。而像她这种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劳动技能的农村妇女，只能帮别人做些最简单的农活。外出后，吉某最想找的工作是些挖洋葱之类的农活。
出门十多天后，吉某依然找不到任何活计，而两个孩子每天还要吃饭，出门时带的那点路费很快就花光了，一家三口的生活陷入到无法生存的困境……
一天，就在吉某走投无路的时候，毒贩王杰飞找到吉某和其一起外出打工的阿木，许诺让她们俩一起去昆明，帮助他运输毒品，路上的一切费用由他承担，许诺货运到目的地后给她俩每人1500元。
然而，就是了为这可怜的1500元运费，吉某铤而走险去帮王杰飞运输毒品，最后为此两次被判处死刑！
1500元，对很多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吉某来说，其诱惑力足以让她去冒生命危险。
谈妥价钱后，吉某带着两个孩子，与毒贩王杰飞一起坐火车到昆明。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踏上的竟是趟死亡列车！
王杰飞贩毒团伙的一举一动，全部在缉毒警的监控之下。
王杰飞在昆明购得毒品后，将毒品交给吉某，还派了一个人全程跟踪、监视她。毒品贩运至金阳时，被警方抓获，当场缴获毒品海洛因1002克。
由于吉某对王杰飞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那个一路监视她的人的情况都毫不知情，造成两个真正的元凶至今仍逍遥法外。
由于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吉某先后被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吉某就是一个“马仔”。当过缉毒警的孙中伟卷宗还没看完就知道吉某是个悲剧人物，一股悲悯情之情上心头。虽然贫穷永远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但当真正面对吉某在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为了获得1500元钱而贩运毒品面临死刑，而真正的毒贩却逍遥法外时，孙中伟的心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悲愤。在详细了解案情后，孙中伟会见了当事人。由于生活的重压加上对死刑判决的恐惧，眼前的乡村妇女吉某表情上是心如死灰般的麻木，只是在谈到两个未成年孩子时，濒临死亡的吉某的眸子里顿时燃起一抹亮光，她扑通一声跪在孙中伟跟前：“我不想死，我还有两个孩子，他们还没长大……”母爱的天性让吉某哀求着、哭泣着。安抚了好一阵子，吉某的心才慢慢平复下来。随后，孙中伟专程到吉某的老家，看望了在死亡阴影笼罩下，吉某一贫如洗的家和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返回律师事务所，孙中伟的脑海中总是交错闪现出监狱里被死刑判决击垮而绝望麻木的吉某和贫困山村里她那两个无助的、随时被生存危机包围着的孩子……
经过深思熟虑后，孙中伟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该案不应核准为死刑的第一个辩护理由是“吉某犯罪的原因是经济困难，受人利诱，仅为赚取少量运费而受雇运输毒品，其主观恶性不大，在适用刑罚上应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及其他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对其不应核准死刑”。
而在随后的辩护中，孙中伟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吉某有两名10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如果对其执行死刑，必将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法院不判处其死刑，社会效果会相对好一些……”等方面进行辩护，饱含深情的辩护过程，孙中伟几度哽咽。
最后，此案经发回重审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改判，将原来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再次见到吉某，她不停地喊着“恩人、恩人……”，没有人能够体会到，一个行将就死的人，在面对生时是何等的欣喜若狂。
拿到判决书，孙中伟为自己努力挽回当事人的生命，以及作为一名死刑辩护律师的成就感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认同感而欣慰。
悲悯的力量
对于那些由于生活无着、不懂法被人诱骗而走上贩毒道路的人，孙中伟更是义无反顾地为他们辩护，而对那些为了筹集“救命钱”走上贩毒道路的母亲，他定会全力以赴，在作“枪下留人”的职业辩护过程中，饱含道义与良知，饱含悲悯之心，因为他始终觉得，悲悯可以融化、击碎一切坚冰和樊篱。
那是一年国庆节前的9月29日，孙中伟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孙律师好！我的案子改判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重新开始，好好活着！”签名是维汉两种文字的艾丽波斯坦。
手握这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孙中伟感慨万千。一年多来的近500个日日夜夜，案件从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再到新疆高级人民法院的重审，他与被告人艾丽波斯坦一起经历的那些日日夜夜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这是一个悲惨的、令人心酸动容的故事：1997年，艾丽波斯坦曾因贩卖毒品被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后来刑满释放。
艾丽波斯坦的母亲早在7年前就不幸去世，丈夫也在前几年永远地离开了她，后来她又改嫁再婚，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没两年又离婚了。上有80多岁的老父，下有3个孩子要抚养，一个女人的辛苦可想而知！
真是破屋偏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艾丽波斯坦两岁的小儿子不幸患上了脑瘤。
为救幼子，艾丽波斯坦这位刚刚40岁、过早独自承受生活重压的女人，再一次选择了毒品犯罪：为了赚取为儿子治病的6000元“运费”，再次选择帮人贩运毒品。
由于艾丽波斯坦10年前曾因贩毒被判过刑，作为毒品再犯，她一审被判处死刑。
艾丽波斯坦告诉孙中伟，她的前半生是不幸的，婚姻家庭的连连变故，一次又一次伤害着她，是3个孩子给了她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当医生告诉她，儿子所患脑瘤极易发生感染、溃疡、出血甚至恶变，会严重危及孩子的生命，加之治疗所需的高昂费用，艾丽波斯坦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母爱是伟大的，为了及时救治患病的儿子，艾丽波斯坦带着儿子从乌鲁木齐来到广州某大医院求诊。
很快，艾丽波斯坦好不容易凑到的那点医疗费就花完了。身处异地他乡，艾丽波斯坦整日只能以泪洗面！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威尔逊的男人的出现，又一次让艾丽波斯坦的生活滑到了正轨之外——她再次与罪恶的毒品接触，并且差点让自己的生命永远画上句号！
威尔逊让其帮忙运输一些毒品海洛因，并承诺事成后付给艾丽波斯坦6000元钱。此时，距离她第一次贩卖毒品，差不多已过去了10年。
毒品海洛因，美丽的罂粟花，一个让人遐想的名字，但几乎谁都知道美丽外衣下暗藏的罪恶。
然而，艾丽波斯坦这个被生活所迫，为筹钱给儿子治病的女人，无奈地去碰触那罪恶的毒品。一切都源于人世间最高贵的东西——母爱！
艾丽波斯坦从威尔逊手中接过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的实际数量。因为毒品像小砖块一样，全部放在牛奶盒里包装好了的，艾丽波斯坦只是听威尔逊说数量在毒品上面写好了，一共是418克。
最终艾丽波斯坦被警方抓获。鉴于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同时又是累犯，艾丽波斯坦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认真研究案情后，孙中伟向法院提交的辩护意见认为，本案不能因为被告人是罪犯就一定要从重处罚，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而应充分地考虑到本案的具体情况：艾丽波斯坦第一次贩毒的数量不到1克，而且从她第一次贩毒刑满释放到再次贩毒已有将近10年时间，在这期间，她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再无任何犯罪记录。
孙中伟认为，被告人首次贩卖毒品的数量多少、两次贩毒间隔时间的长短都应当作量刑的酌情考虑情节。本案中被告人艾丽波斯坦首次贩毒数量极少、两次贩毒间隔时间很长，表明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不大，应当与首次贩毒数量较大和再次贩毒时间相隔较短的再犯有所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让孙中伟感到遗憾的是，二审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二审法院再次的死刑判决，孙中伟和艾丽波斯坦的家人一样，欲哭无泪！
对当事人及其家人的怜悯让孙中伟无法放弃，从新疆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新疆，他不停来回奔波，他不想让3个年幼的孩子失去母亲，他更不想让救子心切的母亲倒在冰冷的法律条文之下，他在为艾丽波斯坦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做着最后的努力。
2009年5月21日，孙中伟在最高人民法院向承办法官陈述对本案的全面论证意见，谈到被告人艾丽波斯坦系带其患有脑瘤的孩子去广州看病，花光了医药费，为了筹集给孩子继续治病的费用才走上犯罪道路的，请求酌情从轻处罚不予核准死刑。孙中伟谈得动容，说得真切。承办法官听得认真，记得仔细。最后承办法官让孙中伟提供艾丽波斯坦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的相关证据。之后孙中伟到广州的某大医院获取了艾丽波斯坦的孩子住院病历的有关书证，交给承办法官。死刑判决往往就是因为这些众多的细节而获得转机的，正是这些证据对本案后来的不核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被告人艾丽波斯坦死刑，将本案发回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重审。新疆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依法将艾丽波斯坦改判为死缓，案件终于峰回路转！
孙中伟一直觉得，死刑辩护律师是为生命而辩护的神圣职业，他要用职业、专业和敬业去救赎生命，捍卫这一荣誉。
孙中伟说，当他作为一名缉毒警的时候，会努力将每一名毒贩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决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而当他选择作为一名专业毒品犯罪辩护律师的时候，他会更加努力地提供最好的辩护，来防止毒品冤假错案的发生与毒品死刑的不当适用和滥用……
无论是缉毒警还是刑辩律师，让这个世界不再有毒品，不再为涉毒犯罪嫌疑人辩护，是孙中伟最大的心愿！
采访手记：采访孙中伟时，他说得最多的是，无论你是权倾一时的高官还是富可敌国的商人，一旦遭遇刑事追诉，面对公检法等公权力国家机器时，其实他们都很弱小、很无助，律师是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和依靠，也是他们从关押到收监整个刑事诉讼期间唯一能合法见到的、可以依赖的人。
在孙中伟看来，每一名死刑犯都有他人性的一面，走上犯罪这条路有各种原因，他要在罪责相等的原则下为他们获得最公正的待遇而奔走。
孙中伟的朋友对他说：“你的沉重和怜悯源于一种责任感。”他欣然接受，只是笑着说：“也许吧，一个死刑辩护律师的社会责任，一个社会人的责任，还有更多角色下的责任……”
正是这些“责任”，让孙中伟一直坚持和坚守的唯有事实、法律、良知与正义！
今天是，明天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