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抗战中的旧事
张心智
北平沦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我家住在北平颐和园听鹂馆旁边西一所。父亲张大千正在上海，他为了接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回四川，并准备将家中收藏的一批珍贵古字画运走，便专程从上海赶回北平。这时候，北平局势极为紧张。父亲回家后不几天，北平沦陷。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劫。当时颐和园很不安全，父亲便携带全家搬回城里的住处——府右街罗贤胡同16号。从此父亲闭门不出，终日考虑如何离开北平，也不再卖画，更不举办画展了。开始，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仅靠父亲一点小小的积蓄来维持，没过几个月生活就难以维持了。于是姨母便经常翻箱倒柜拿几件绸缎、毛料衣服或皮袄，让管家李某送到当铺去抵押一点钱。记得这段时间生活十分困难，但父亲并不因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发愁，使他伤脑筋的，仍然是如何想办法离开北平，返回四川。
被日军关押
父亲性情直爽，且又健谈。有一次在吃饭时，对在座的客人说：“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国土，还口口声声说他们对中国如何如何友好。日本侵略军占了北平，到处烧杀，无恶不作，比‘棒老二’（四川人称土匪为‘棒老二’）还要坏。”他还列举了在颐和园附近乡镇上的一家肉菜铺被日本侵略军抢劫一空，老板娘被日军强奸后，上吊而死一件事。殊不知这些话被传到日本人那里。有一天突然开来了两辆小轿车，从车上跳下来五六个穿西服的日本人，声称：“久慕张先生大名，特来拜访。”这伙人进屋后，便对父亲说，他们是奉上司的命令，有事专程来请张先生去面谈。父亲还没有来得及问明情况，便被这帮家伙连拉带搡地拥上了汽车，疾驰而去。姨母和我们兄弟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遭遇吓得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李管家。他上了年纪，为人忠厚，一面安慰我们，一面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一个星期过去了，仍没有消息。一天，一个姓郑的四川人（此人精通日语，听说后来当了小汉奸）来到我家，说张先生会回来的，让我们放心。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仍不见父亲回来，大家心急如焚，姨母更是日夜发愁。父亲的朋友不断来安慰和了解情况。有的朋友知道我们靠当押、变卖旧衣服过日子，便送些钱来周济我们。
一个多月以后，12月的一天，父亲真的回来了，是被几个日本便衣特务用汽车送回来的。大家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原来父亲被关押在西长安街府右街口的一幢小洋楼里。据说这里是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特务机关。当时关押父亲的“罪名”是“诬蔑了皇军的名誉”，说要调查。但在事实面前，日军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我是中国人，不会给日本人干事”
父亲回家后，家里客人仍然不断。常来的客人有已故的著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厂老伯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马连良、金少山以及陆素娟等，还有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店员和在北平的学生。这些熟悉的朋友来看望父亲时，都是直奔他的画室。其中有的朋友，常把听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我常见他们用手比个“八”字（意思是说八路军），说这个在某地打死了多少多少日本兵。当时父亲对八路军虽然不了解，但听说消灭了多少日本兵总是极为高兴，还叮咛我们兄弟三人，不准给胡同里的孩子们乱说。另外，家里也常来一些不速之客（可能是汉奸），这些家伙每次走后，父亲的脸色总是很难看。听父亲说，这帮家伙是来传达他们日本主子的旨意，让他出来为日本人干事，哪怕是当个名义上的什么委员、校长之类都行，但都被父亲拒绝了。于是他们便以威胁的口吻对父亲说，日本人叫你出来干事是看得起你，是对你的尊重，你得掂量掂量！父亲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决不会给日本人干事，有什么可掂量的？”最后有一个叫汤尔和的大汉奸（父亲说此人是四川人，当时在北平担任日伪的文化教育总头目），亲自登门拜访，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老乡身份，用“关心”的口吻劝父亲认真考虑，让父亲不要辜负日本人的“好意”，话里还带有“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意思。父亲对这帮为日本人卖命的民族败类恨之入骨，但为了避免像上次那样吃眼前亏，只得佯装镇静，托故说上海收藏有大批的古字画，现在下落不明，需要去上海，以此拒绝为日本人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