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到谋杀几小时后，妈妈忙着四处打电话，爸爸则在附近挨家挨户找我。这时哈维先生已经掩埋了玉米地里的地洞，拿着装有我尸块的布袋离开了现场。他经过距离我家两栋房子远的地方，爸爸正站在那里和塔金夫妇说话，他继续往前走，小心翼翼地穿过奥德怀尔家和史泰德家的分界树篱。奥德怀尔家的黄杨树和史泰德家的黄菊树几乎碰在了一起，哈维先生穿行于茂密的树叶之间，所经之处留下了我的气味。正是凭着这股味道，吉尔伯特家的小狗才找到了我的胳膊肘。但三天之后，雪水与冰霜冲淡了我的味道，连训练有素的警犬也找不出任何踪迹。哈维先生带着我的尸块回到家中，进门洗脸洗手，而我则在布袋里等着他。
这栋房子易手后，新屋主一直抱怨车库地面上的污点。房产中介带客户看房子时，总是告诉买主那是车子的油垢，其实那是我的血迹，血从哈维先生手上的袋子里渗透出来，滴在水泥地面上，这是向世人揭示我的下落的第一个线索。
你八成已经猜到我不是哈维先生手下的第一个牺牲者，但我是过了一阵子才醒悟过来的。他知道要把我的尸体移出玉米地，也知道要先看天气，选择雨雪转强之际下手，这样雨雪才会冲刷掉警方找寻的证据。但他也不像警方以为的那么滴水不漏，比方说，他忘了把我的一条胳膊肘装进布袋。除此之外，他还拿了一个布袋装血淋淋的尸块，如果当时有人看到他提着布袋，穿行在狭窄的树篱间，肯定会觉得很奇怪。奥德怀尔家和史泰德家用来保护家产的分界树篱距离非常近，连喜欢躲在这里玩耍的小孩都觉得有点窄，更不用说大人了。
他走进浴室去洗热水澡。郊区房子的浴室都大同小异，琳茜、巴克利和我共享的浴室与哈维家的浴室也差不多。他洗得很慢，一点儿都不着急，内心异常平静。他关掉浴室里的电灯，黑暗中的热水慢慢冲去了我的气息，但他突然又想起了我。他的耳际响起我沉闷的叫喊声，死亡的哀鸣真是动听。他也想到我如同婴儿般、从未受过阳光暴晒的细白肌肤，他的刀锋一划，多么完美的一刀。想到这里，他在热水中浑身颤抖，阵阵喜悦让他的手臂和大腿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把我装进一个上过蜡的布袋里，里面还有地洞架子上的刮胡膏、剃刀、十四行诗集和血迹斑斑的刀子。这些东西和我的膝盖、手指、脚趾混在一起，但他写了个便签提醒自己要在当天夜里血迹变黏之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最起码要把诗集和刀子拿出来。
各种各样的小狗出现在晚祷时刻，有些小狗一闻到感兴趣的味道就抬头张望，这样的小狗最讨我欢心。有时候味道分明，它们一闻就知道是“一块浇汁牛排”，有时则很难马上分辨出来。反正，小狗一定会循着味道追踪，直到找到东西才停下来，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办。狗儿就是这样：它们不会因为味道不好或是目标太危险就放弃渴望，它们不断搜寻。我也是这样。
哈维先生把装有我尸块的橙色布袋塞进车里，开车前往离家八英里的落水洞。最近这一带人迹罕至，堆满了铁路车轨和附近一家摩托车修理厂的杂物。每到十二月，一些电台就会不停地循环播放圣诞颂歌，此刻哈维先生便转到了其中一个频道，在他那部巨大的厢型车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为自己庆贺。他觉得心满意足，就好像享用了苹果派、芝士汉堡、冰激凌和咖啡一样。如今他作案越来越得心应手，技巧也越来越纯熟，每次都出新招，连自己也意想不到，每一次杀戮都像送给自己一个惊喜的礼物。
车内空气冷冽而稀薄，看到他呼出的热气，我真想压压自己已如石头般冷硬的肺部。
他抄近路，穿过了两个新工业区之间的狭小车道，厢型车摇摇晃晃地前进，忽地在一个深坑里重重颠簸了一下。装了尸块的布袋放在后座的一个保险箱里，此时保险箱受到震动，猛地撞向车内部的轮毂，刮下一小块塑胶皮。“该死的。”哈维先生骂了一声，但很快又开始吹起口哨，车子也没有停下来。
我记得曾和爸爸、巴克利来过这里。我和巴克利依偎在后座，两个人合系一条安全带。我们三个人是偷偷摸摸从家里开车出来兜风的。
爸爸问我们想不想看看电冰箱是怎样变没的。
“地球会把冰箱吞下去。”爸爸说，他边说边戴上我垂涎已久的深色皮手套，我知道大人都戴皮手套，小孩才戴连指手套，我想要副皮手套已经想了好久。(一九七三年的圣诞节，妈妈买了一副皮手套给我当圣诞礼物，琳茜最终得到了这份礼物，但她知道手套原本是给我的。有一天从学校回家途中，她把手套留在了玉米地边。琳茜总是带东西给我，她向来如此。)
“地球有嘴巴吗？”巴克利问道。
“有啊，地球有张大圆嘴，但是没有嘴唇。”爸爸说。
“杰克，”妈妈笑着说，“别闹了，你知道我刚才发现这孩子在外面对着金鱼草喃喃自语吗？”
“我要去。”我说。爸爸曾告诉我附近有个废弃的矿坑，矿坑崩塌之后形成一个落水洞。我才管不了这么多呢，我和所有小孩一样，都想看看地球是怎么吞东西的。
因此，当我看着哈维先生把我的尸体带到落水洞时，我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他把布袋放进金属保险箱里，我的尸块就这样被厚重的金属包裹住了。
开到落水洞时已经很晚了，他把保险箱放在车里，向斐纳更家走去。斐纳更夫妇住在落水洞附近，这块地属于他们，所有把旧家电丢到落水洞的人都必须向他们付费，斐纳更夫妇就以此为生。
哈维先生敲敲白色小屋的门，一个女人应声开门，从屋里飘出迷迭香与羔羊肉的香味，一直飘上我的天堂，哈维先生也闻到了，他从门口看到有个男人站在厨房里。
“晚上好，先生，”斐纳更太太说，“有东西要丢吗？”
“是的，东西在我车子里。”哈维先生回答，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
“你车里装了什么？一具尸体吗？”斐纳更太太开玩笑说。
她绝想不到谋杀这回事。她家虽小，却很温暖，先生不用出去工作，所以家里东西坏了随时有人修。她先生对她很好，儿子也很听话—小孩年纪还小，依然以为母亲就是全世界。
哈维先生笑了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笑容。
“车里是我父亲的旧保险箱，我总算把它运到这里来啦。”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把它丢掉，家里早就没有人记得它的密码了。”
“保险箱里有东西吗？”她问道。
“有的话，也只能是些陈腐的空气了。”
“那就把保险箱搬过来吧，你需要帮忙吗？”
“能帮一把就再好不过了。”他说。
接下来的几年里，斐纳更夫妇陆续在报上读到我的消息：少女失踪，疑似遭到谋杀；邻家小狗拾获失踪少女胳膊肘；警方推断十四岁少女在斯托弗兹玉米地遭到杀害；其他少女务必提高戒备；市政府同意重新划定高中附近区域；被害少女之妹琳茜·萨蒙代表全体学生致辞。他们绝对想不到那天晚上，一个孤独的中年人付了二十美元，请他们丢掉的灰色保险箱里，装的就是报上提到的这个女孩的尸体。
走回车子的路上，哈维先生把手插进口袋，里面装着我的银手镯。他不记得何时褪下了我手腕上的银镯子，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把镯子放进了新换上的长裤口袋里。他摸摸镯子，食指轻抚着平滑的宾州石、芭蕾舞鞋跟、迷你顶针，以及小自行车上转动的辐条。他径直驶上202号公路，开了一段之后停在路边，开始吃早先准备好的肝泥香肠三明治，吃完后继续开到城南边一处正在施工的工业区。那个时代郊区通常没有警卫，而工地里也四下无人，他把车停在一个流动厕所旁边。这样万一有人看到他，他就可以借口停车去上厕所了。
在此之后，我一想到哈维先生，此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巨大的挖土机静静地停在工地上，庞大的身躯在黑暗中显得阴森可怕。哈维先生在泥泞的坑洞间走来走去，几乎在挖土机间迷失了方向。那天晚上，人间的夜空一片深蓝，他站在空旷的工地里远眺，几英里以外的景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特意站在他旁边，想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也打算跟着去他想去的地方。雪停了，刮起了风。他根据自己建筑工人的直觉，走到一个他觉得将来可能会变成人工湖的地方。他站在那里，再一次摩挲我的银手镯，他喜欢爸爸帮我刻上了名字的那块宾州石，而我最喜欢的是手镯上的那辆小自行车。他扯下宾州石放进口袋里，然后把银手镯和手镯上剩下的小饰品丢进了未来的人工湖。
圣诞节前两天，我看到哈维先生在读一本有关非洲马里共和国的书。当他读到当地多贡人和班巴拉人用衣物和绳索盖房子时，我看到他眼睛一亮：他要像在玉米地中挖建地洞一样再做些新的尝试，这次他要盖一座像在书中读到的那种正儿八经的帐篷。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出去买了一些基本建材，准备花几小时在后院里搭一座帐篷。
摔碎了所有的瓶中船之后，爸爸看到哈维先生站在后院。
外面相当冷，但哈维先生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衬衫。他刚满三十六岁，那一阵子正试着戴硬式隐形眼镜，眼睛里经常布满血丝，包括爸爸在内的许多邻居，都觉得哈维先生八成是酒喝多了。
“这是什么？”爸爸问道。
虽然萨蒙家的男人心脏都不太好，但爸爸身体结实，比哈维先生块头大，所以当爸爸绕到那栋绿色房子的后院，看见哈维先生正忙着竖起几根像足球门柱似的长棍时，他看起来颇威风，也颇能干。爸爸刚才在玻璃碎片中看到了我的身影，现在还有点儿头昏脑涨，我看着他穿过草坪，像高中生上学一样慢吞吞地走向后院，中途只在哈维先生家的接骨木树篱前停了一下，轻轻用手掌抚过树丛。
“这是什么？”爸爸又问了一次。
哈维先生停下来，瞪了爸爸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继续工作。
“这是个席垫帐篷。”
“什么是席垫帐篷？”
“萨蒙先生，”哈维先生说，“你失去了女儿，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爸爸挺直身子，礼貌地回答：“谢谢。”他语气僵硬，好像喉头塞了一块石头。
两人沉默片刻之后，哈维先生察觉到爸爸显然无意离开，于是问他愿不愿意帮忙。
就这样，我在天堂里看着爸爸和谋杀我的凶手一起搭建帐篷。
爸爸没学到多少东西。在哈维先生的指导下，他知道了要把拱片绑在顶端分叉的长棍上，然后用小木棍穿过拱片，向反方向弯成一个半弧形，他还知道了接下来要把小木棍的末端聚拢，绑在横杆上。此外他也了解到，哈维先生之所以想搭帐篷，是读了一本有关非洲部落的书，想搭一座书中提到的那种帐篷。爸爸站在后院，心想邻居们说得没错：这个人果然很奇怪。直到那时，爸爸只想到了这么多。
一小时之后，帐篷的基本构架已经完工，这时哈维先生忽然一声不吭地走进屋里，爸爸以为休息时间到了，哈维先生进屋去拿咖啡或是泡壶茶。
爸爸错了。哈维先生回去是为了上楼查看先前放在卧房里的餐刀，此刻它正放在床头柜上的素描本上。哈维先生经常半夜起来，把梦里所见的图形画在素描本上。他望向皱巴巴的杂货店纸袋里，刀锋上我的血迹已经变成黑色，这令他想起自己在地洞里做过的事。他记得曾读到过非洲某个部落的习俗，族人为新婚夫妇搭帐篷时，女人们会尽其所能地织出最漂亮的布，盖在新人的帐篷上。
外面开始下雪，这是我死后下的第一场雪，爸爸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苏茜，”虽然听不到任何回答，但他仍然对我说，“你在说些什么呢？”
我拼命地盯着爸爸眼前枯萎的天竺葵，我想如果我能让天竺葵开花，爸爸就能得到答复。在我的天堂里，天竺葵开得非常茂盛，花瓣蜿蜒地长到我的腰际；人间的天竺葵却毫无动静。
在片片雪花中，我注意到爸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哈维先生的绿色小屋，他开始怀疑起来了。
哈维先生在屋内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法兰绒衬衫，但当他走出来时，爸爸最先注意到的是他手中的一沓白棉布。
“这些是拿来干吗的？”爸爸问道，忽然间，他满脑子都是我的面容。
“防水布，我们要把这些布盖在帐篷上。”哈维先生说。他递给爸爸一沓棉布，手背触碰到爸爸的手指，爸爸忽然感到一股电流。
“你知道些什么，对不对？”爸爸说。
哈维先生迎向爸爸注视的目光，他盯着爸爸，但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继续工作，雪越下越大，雪花不停地飘落。爸爸在雪中来回走动，心情越来越激动。他知道警方已走访了左邻右舍，有条不紊、挨家挨户地问询过。但他不禁自问：有没有人问起我失踪时哈维先生在哪里？有没有人在玉米地里看到过他？
爸爸和哈维先生一起把棉布铺上了弧顶，再把它们固定在连接立柱的横杆上。然后他们把剩下的棉布搭在横杆上，棉布直直地垂下来，布边垂到了地面。
到他们完工时，帐篷顶已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雪花也落在爸爸的衬衫上，在皮带上方留下一层薄雪。我内心一阵刺痛。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和“假日”在雪地里疯跑，再也不能推着坐在雪橇上的琳茜和她一起玩耍，再也不能教弟弟在手掌心团雪球—尽管之前我并不怎么情愿。我孤零零地站在明艳的天竺葵花海中，雪花轻柔地飘落人间，有如雪白的幕布从天而降。
哈维先生站在帐篷里，心里想着处女新娘将骑着骆驼来到部落。这时爸爸走上前去，他对着爸爸举起了双手。
“好了，这样就行了。”他说，“你是不是该回家了？”
这时轮到爸爸说话了，但他脑海中只有我的名字。他轻轻地说：“苏茜。”尾音有如蛇行发出的咝咝声。
“我们刚一起搭了帐篷，”哈维先生说，“邻居都看见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你一定知道一些事情。”爸爸说。
“回家吧，我帮不了你。”
哈维先生没有笑，也没有往前迈步，他躲在“新娘帐篷”里，把最后一块绣了字母图案的棉布悬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