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及其表达
苏君礼
摘要：中国城镇化率到2013年底达到了53.7%，尽管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只有36%，但是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节奏正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贫困的世袭与阶层固化、利益固化现象并存，农民由底层转化上升为“市民”的通道依然受阻。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中国新诗如何“现代”，怎样“新诗”，无疑十分必要和及时，因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正为诗人的发现与表达提供着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题材，也提供着难得的机遇与挑战。这使人们对文学、对诗的理解和诠释，既有所改变，也有所修正，更有所补充。用“乡村”与“城市”间的游走来概括当下诗的总体状貌是准恰的。
关键词：城镇化 乡村 城市 游走 诗的现代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人口从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了51.27%，而到2013年底城镇化率又达到了53.7%，尽管这里真正意义上的城镇人口只有36%，但是无疑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节奏正在不断加快。与此同时，贫困的世袭与阶层固化、利益固化现象并存，农民由底层转化上升为“市民”的通道依然受阻。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中国新诗如何“现代”，怎样“新诗”，无疑十分必要和及时——因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正为诗人的发现与表达提供着丰富的创作素材和题材，也提供着难得的机遇与挑战，使人们对文学、对诗的理解和诠释既有所改变，也有所修正，更有所补充。在经典意义上的习惯性表述中，文学是要对它的表现对象进行全面或局部的“本质化”处理和表现的，换言之，文学要反映或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诗歌亦然。但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恐怕在当下已很难有众口一致的表述，而诗的本质亦然。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也是语言形式的，既要承载历史，也要承载现实，更要寄托未来。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社会的表征，同时也是本质的呈现。诗面对着城镇化、现代化，面对它所反映和表现的对象要进行怎样的处理和表现，恐怕已是许多文学从业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和难以破解的困境。
诗和诗的表达，我以为用“乡村”与“城市”间的游走来概括当下的总体状貌是准恰的。不容置疑，当下的城镇化、乡村化的概念或内涵，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必然和自然表现出来的，并且早已有别于传统社会学表述中的意义，也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或地域概念，更不再是文明与愚昧、落后或进步的区分与差异的简单称谓。就我个人有限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验而言，当下对诗的理解、表述、表达相当繁复杂乱，在多元语境，多媒体、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命名的权利和表达的理由，诸如“打工诗”、“特区诗”、“城市诗”、“精英诗”、“草根诗”等。上述术语尽管的确有着自身概念的一些特质，但交叉、混沌和互渗是肯定的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应是面对城镇化完整进程的逼视姿态和生命追问，是焦虑、紧张、魅惑、茫然等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它以捍卫、开发、抒发身处现代生活节律中人的独特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前提，创作主体必须拥有清醒的自由意志和明确的批判精神，必须实际地承担与生命情调相伴始终的良知与尊严、苦难与困厄以及爱与恨、追悔与畅想等，应该是一种面对灵魂的缠绕与诘难、困顿与警觉，是现实世界、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的打通和共在。因为城镇化进程中，人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经历和精神萎顿与张扬是复合型的，既多姿多彩，又丰富无比。
在一个诗教传统受重视和强调的语境中，“诗言志”、“文载道”的观念根深蒂固，“诗”当然不独充当服务的工具角色，已是不疑的表述。诗不提供给人们某种心灵救赎的具体方式，更不会明确指出走出或逃离经济困境、物质匮乏境地的最佳路径，这是如何“现代”和创新都绕不开的现实存在。太多的历史与事实证明了诗不会太过直接的招引或改造什么，其干预生活是间接的，在当下生活中与权力、金钱相比更过弱势。如果说杨绛欣赏的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话“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是文人傲骨、淡然心境的彰显和袒露，那么，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和诗的表达也应有自己的承担和坚守、价值及追求。诗应该依旧延续它自身的历史，秉持既传统又超越的使命感，在孤寂中寻求共在，在有限中实现自由。换言之，诗应该始终站立在较高的精神领地、精神维度上，审视现实、关爱生命，展布人物丰富而独特的个性禀赋，进而在多样化的表现或再现中抒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丰繁而复杂的潜在内质——人性。马克思说过，“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进程的加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诗要通过诗人对个体生命的深度体验和高度认可与尊重，来反抗商品经济环境下个人生活空间、生命时间的被粗暴占有与挤压，呼唤人的生活的五彩缤纷，以之来抗争个人生活的无色彩或单一色彩——被无情地“公共化”的残酷现状与恐怖现实。近年来，生活中“被××”的事件时有发生，概而言之是当下生活中人们“被文学”了，尤其是弱势群体成员，在本属于私性领域中的合法性、独立性乃至幻想性，遭受着压抑、修正和篡改。尽管诗或诗的表达并不能真正抑制公共领域的过度扩展所造成的对人的私密时间和空间的挤压与掠夺，但至少可以清洗掉一些附着于表面上的“霾”或尘垢，从而让人留存或获得独特而精致的诗意想象和审美发现，并真正感受到生活或生命存在的价值、意义。诗应是永远在场的，无论是面对过去、现实，还是未来，都要有自己的担当和使命。在文化多元的城镇化进程中，简单持守“本土化立场”当然不能对抗全球化、跨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和强势掠夺。消费主义时尚正创造着各种怪异的样式或“范式”，而享乐主义正挟持着人的感官排演着无数充满肉欲和铜臭的闹戏。当家园被毁，房屋遭拆，希望破灭之后，“活下去”的理由并不构成人生的大障碍，“坚忍”早已使他们习惯于在抗争中默默等待破晓的曙光。诗人独唱的声音，能否融入合唱的队列？在感性大潮中生态学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呼唤着诗“有序”的理性回归，回归本体，软弱地抗拒着逐利的滔天巨浪，勉强固守着孤傲的旗标，以期让人在失望中不至于彻底绝望。
在习惯上，人们常常听凭于习惯，追逐着“时尚”、“前卫”，诗的“现代”进程亦然。早在1929年，就有人探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而当下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及其表达与现代节奏并未同步。城镇化的加快使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如果依靠自己确立已久的价值意识和感觉系统，让盘踞于心的东西不证自明而又天经地义地存在和展布当然舒展，但是未必“现代”。当我们面对商品经济环境下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产生即时快感时，我们早已确立或刚刚有些适应的习惯性观念、视野和审美意识，连根须都未及萌生或伸长即被连根拔起了，最终成为太多的问号或叹号，成为飘浮于空中失去实在指向性的纯粹的符码碎片，轻抚心壁，撞响神经。鲁迅等一代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面对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如山东招远不给陌生人手机号码竟被打死，会是怎样的感受？血流盈野虽不常见，但仇恨与情欲的扭结、兽性与人性的搏斗正发出真切的嘶叫，显现着巨大的魅惑力和冲击力。在视、听、触、嗅、味中，人的历史和现实都是主观化、意象化的；在霓虹灯下灯红酒绿中讨生活，灵魂的漂泊与眼神的无助是必然的。与之相应，诗的“现代”表达也会呈现出个人化、个性化特征。
一般来说，在科学理解下城镇化包括三个层次：①“业”的——由原来务农到务工；②“居”的——由过去生活在农村到生活在城镇；③“人”的——由身份的农民属性到市民属性。当下53.7%的城镇化率，是“业”的初步，“居”的初步，而“人”的城镇化恐怕还远未达到。可以想象，当下农村“锄禾日当午”的现象或场景还存在多少？空巢、留滞现象普遍存在，人的真实感受怎样？农民工的答案已然不同于唐代，更少有古时的乡村意境，可有的诗歌表述依旧是臧克家式的“儿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的感受和体验——“苦难”的母题被简单化、模式化了。事实上，城镇化中生活“两极化”状况更趋严重，贫困的世袭和阶层的固化在延续，人们要么是“富”得流油，要么是失业或下岗后的疾病、叹息与无奈，而“病象”背后的真实病理、病因却无人顾及且少有追问。的确，在当下任何一个地方，面对景、情、人、事等诸多诗的元素，我们如庄子笔下的那个河伯一样的观看河流的心情姿态早已荡然远去。看着生活河流浩浩荡荡奔流向前，那种“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感受体验，已为望洋兴叹所取代，这定然是一种震惊和晕眩，失“河”得“海”的转换，是“时空”的全方位变化，失却边界、不知所往的迷失和焦虑实属必然。感受着飞速发展变化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巨大审美冲击力，我们可能有些猝不及防，也有些力不从心，甚至还缺乏足够理性的梳理和哲学层面的追问。这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世上不可能有哪一座山恪守着永远苍翠挺拔的诺言，火山喷发一定会创造新的地形、地貌，诗也一定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
城镇化进程中的诗或诗的表达，在当下已不仅仅是情感苍白无力，语言形式乏善可陈，也不仅仅是学术化、同质化、概念化或娱乐化、符号化，更不仅仅是缺少真实、缺少意境、缺少情感，而是情感的、意义的丧失或流放，是对诗的语言和艺术特质的漠视或无视。我对今年1月至8月的《诗刊》和《人民文学》等做了简单的粗略阅读，个人感觉其中直面现实和灵魂、能打动人心的诗不多。语词的表达在现代焦虑中产生了类似于shook（休克）的感觉，要表达、要抒情、要叙述、要展布却只能听任种种逸出常规；超乎定见的文学现象或审美现象在特定的时空氛围里以自己的方式存在，自说自语、自我呻吟或自我抚摸。有人赞扬有的诗人写出了“新闻性”，而“新闻性”是诗要有的“现代性”的题中要义吗？有的诗在“新”、“奇”上，甚至在逻辑上，大玩语词游戏，貌似生机勃勃、毫无顾忌地绽放或表演，其实也可能是昙花一现，速现速朽。
在惯常情况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有自己的生活节律和价值追求，也有自己迥别于传统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他们以真正敞开的胸怀容纳和享受着阳光、春风、雨露，也领略并感受着秋霜、冬雪的寒凉。这其中有打拼的艰难，失败的沮丧，成功的欢娱，也有超越的冲动和经验的断裂，更有生命的狂欢和审丑的极端；有失去土地的无依，有房屋被野蛮拆毁的愤怒，也有因股票获利或被套牢的狂喜、无奈，甚至有对房价畸高、物价不稳的不解和困惑以及对爱情和婚姻的怀疑与恐惧等。其中一些人对生命的不安、对“未来”的迷茫和恐惧是共性的，如祥子当年的感觉依然存在且蔓延着、聚集着。农民或准农民对于城镇或城镇生活拼尽全力地想融入，却总是被排斥、被挤压、被拒绝着，仿佛永远轮回，却不过是实在与虚拟的重复。人生境遇上升的通道被体制、政策、人为等多种因素阻隔了，社会阶层的固化趋势和贫困化的代际传递在加剧且加速，有人将之概括为“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是不二的表述和现实存在。对此，诗或诗的表达并不同步，节律也难说一致，诗人像所有自设樊篱或自营囚牢者，只是不能以作茧自缚来形容，因为有太多的外因、渴望、欲念，有不能自已和自控的生命悸动。我以为这就是城镇化进程中诗或诗人面临的现实，是活生生的，也是血淋淋的；是明晰的，也是模糊的、纷杂的；它是现实存在的，也是想象中的。诗应该努力找寻打开两个世界的钥匙，不然便无法理解一些沉醉于幻觉和自恋中的诗人，如何践踏和改变着人们感受苦难、体味幸福的方式，如何以陈旧的感觉，替代着貌似现代的精神感受。
人们的苦难或幸福是多层次、多向度的。在常识上人人都知道：“一个姑娘可以歌唱她失去的爱情，而一个守财奴却不能歌唱它失去的钱财。”但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太多的是在写“钱财”，甚至直接抒发失去“钱财”的感伤，显然是一种现代意识的缺失。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先是社会市场化的挑战，给文学带来了新课题，继而又是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考量着人的生理、心理的承受力。当整个社会都转型到市场后，追求利润和价值成为理由充分的唯一，势必带来强烈的功利心理和行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原始积累的过程来看，资本以牺牲道德、挑战法律、蔑视人性为代价。马克思曾引邓宁格的话说：“《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这已为太多的事实所证明。人人都清楚，当市场化的特征和运作手段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花样繁多，相应地会带来诗自身的调整与改变。为了摆脱日益边缘化、小圈子化和争夺话语霸权，人们各显神通、相互倾轧，网络诗、纯诗、大众或草根诗等混杂并存，表征如此，价值尚待析清和实证。反正各个层次的诗，都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快速地抢“滩”掠“地”，赚人眼球，而诗的“本质”在价值多元的审美混乱中被模糊了。实际上诗的“现代”与否，典雅或通俗不是问题，当信仰不在，想象枯萎，语言沙化，诗的绿意、葱茏和生命能在吗？语言的表达方式的多样转变或也不是问题，对现实、文化、思想、审美等方面的深度漠视才是真正问题。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有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说法？是急功近利的“丰富”，是缺乏质量支撑的“数量”，甚至是抄走捷径的投机行为，贬损了诗的声誉，降低了诗的艺术高度，遮掩了诗应有的光环。伤害越深，败象越多，人们对诗及诗的价值的疑问越多，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
城镇化进程中的诗本然地带有自炫色彩，这不只是简单的价值判断。城市当然与文明相携、相伴，“城市，让明天生活更美好”口号一度很流行，也很具诱惑性。但过度追逐舒适，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民被卖掉土地后的短暂富裕和工人被改制后的下岗都有着深层的隐痛，而不独短暂的经济优势、收入优势等，这必然修正并替换掉传统诗学观念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自谦、荣耀、仁爱等高贵名词。如今许多自命为“时尚”、“新潮”、“现代”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多少内容、形式或手法的创新，而只是衍生出或强化着诸如自夸、伪饰、强迫、暴力、眩惑等不平等的非自由意志，不和谐的价值等级，不平等的阶层意识，不光明磊落的炫耀感等。于是，文字拼凑、意象堆砌、诗思匮乏、逻辑不通、似丰实馁、似广实狭、似深实浅，心灵浮躁而不沉静，用意直接而不纯净的诗屡读屡现；表层化、同质化、媚俗化倾向十分明显，而且屡试不爽。放眼望，诗人笔下的场景多为酒吧、超市、公园、洗浴中心，诸如孤独、惘然、疯子、恍惚、病房等频频出现，权力和欲望发酵带来了荣誉、利益，既得者失控，未得者失衡，而真正的诗思、诗意湮没于金钱、权势的狂涛，踏入不归路；加之，内耗造成的坏名声，更是贬毁着诗的高贵与尊严。于是，诗或者被简化为下岗流落街头的无语，或者被神化为无所不能的激昂，却依然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嗟叹；或者打扮成流落中的美丽“路遇”，有“深蓝或更深的蓝”。尽管我们可以在阅读中找出其话语方式的流行主要是为反抗以往过度净化的语言的理由，但却不能不对身体化、器官化、粗鄙化等当下诗的语言去纯化、去审美化表示担忧。可以说，尽最大努力地突出语言的感性特质，甚至身体性别属性，与诗的审美特质相去甚远。当人们的身体被当作资源，各种器官潜能被前所未有地尊崇和挖掘时，人是获得了自由，还是反而失去了自身呢？事实上肉身在幻觉中的种种迷醉与放纵，反而令拥有精神的身体本身逃逸了，“不在场”应是一个准确的概括，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游走、不定是状貌呈现。那万劫不复的沉沦，或不惜血本的放纵，没法拯救，只能救赎。而人的精神一旦被驱逐或放逐，灵魂就是空洞的，因为这时无论怎样修饰或象征出的欲望一定是浅表化的。无论哪种意象的把玩与流连，几乎都成了某种策略，而非对意义的寻找，对高贵的仰慕。
诗总是面对鲜活的生活，面对各种丰富无边的形态和自由的漫无边界的想象空间。依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的五个层次说，写作行为自然是源自于本能和欲望的生存冲动，但肯定有更高级的审美需要成分在其中。虽然它并不绝对需要秩序化和规范化，但在终极意义上其使命便是提供一种人的存在的多样性的“存在”，它是方式的，也是内容本质上的。一般来说，诗在展布、抒发中的感性叙说或描写，总是被各种观念的理性所操纵；在文化多元环境下处在边缘化的诗人，并不一定秉持真正的民间立场，说穿了不过是以在野的身份试图建立一个个人化的意识形态中心而已。在城镇化进程中，人道主义关怀正遭遇后现代语境的解构和颠覆，而真正的诗学审美被丢弃路边，少有问津；精神的高度日益降低，一蹶不振。这使我们对有关诗的陈词滥调产生反感，对鲜活生活中的陈规陋习表现出不满，进而对蓄积已久的陈年旧账产生最终清算的冲动和渴望。
城镇化进程中的诗不一定非要对诗学传统或“先锋”时尚做出完全认同，或者相反，做出反叛与颠覆，其深刻的合理性恐怕在于：在迄今为止的对于诗的各种命名、表述中，权力话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诗的“现代”与否不独是时间概念，更有语言形式规约的创新要求。当下的城市、城镇或农村相对于传统的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地域概念，不独是地域的特殊，政策上或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独树一帜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户籍或地域附加了过多的利益、待遇、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诉求差别，表现、再现、抒发对象的不同，以及话语形式、方式，个性差异的改变或略有调整都有其内在动因。看看那些缀满密集的透不过气来的“小资”生活的文化符码，并不植根于生活，而是来自臆造，是凭空而制的“肥皂泡”，幻彩而缺少生气；那些让人炫目的设定，如酒吧、歌厅、超市、泳池、别墅、风景名胜区等，的确是发生“故事”的地方，而抒情主体多为工程师、白领、律师、企业老板、小姐、农民工等，也确实容易出“新”出“彩”。但我以为，把这些作为“现代”元素尚可，而理解为“现代性”则难以苟同。遥想人类祖先大胆地从树上跳落地面，开始直立行走生活是“创新”的、现代的，而如果重新回到树上，恐怕并不具有“现代”意义。我们应在基元上厘清哪些确属于城镇化的范畴，哪些在表面上是浪漫、抒情的，而在骨子里却拒绝抒情。慵懒、松散的结构，缺乏诗意的语言弥漫于作品中，有其合理性，外形上时尚、时髦，而骨子里对乡村或乡村记忆带有或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在各种传媒的强化下、打扮下，并不羞羞答答反而显得合情合理，甚至理直气壮。诗不应该在对农民或市民、愚昧或落后的展布玩赏中来取悦什么了，“乡愁”从古至今都有变化发展中的内涵与外延。诗的写作对于真正抒情的回避或假意热衷本无可指责，问题是，当诗人人为地铺设或铺陈一段老掉牙的感情故事，却有意或无意地将故事中本该存在的内在情感冲突和浓郁的人情味稀释、抽取掉之后，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怪诞、搞笑、轻逸、闲谈和表象化。在严重的同质化前提下，诗创造必需的个性不见了，人的丰富的内在的风景消隐不见了，而酷似实验室搅起的感情“飓风”却徒有其形地刮起来。于是，人们也只能在疲惫中阅读，偶尔勉强做忧郁状，不然那柔媚的炮制，精致的包装就更加浪费和多余了。人们可以叹赏城市里突兀地凸起于地表的奇形怪状的高大建筑，却不能容忍密度过大的广告式诗的意象的堆垛——它是人性丰富无边的直接简单化、理念化，触摸不到生命的节律和本质。当话语想象被放大为苦难本身，当基本生存权被曲解为幸福的本质，当伪“平民意识”弥漫于各种诗歌文本，人们放弃对诗的阅读，进而迫不得已地放弃对精神高地的占领欲望，既顺理成章，也天经地义。一些诗人借助于对抒情性的消解，早已把自己从纯粹个人化的情感抒写中疏离出来，从而对读者不自信地保持着某种精神上的优越，至少如福楼拜那样的“我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宣称，已被替换为假冒纪实的伪自传体、纪实体写作了。
众所周知，城市重叙事而乡村重抒情，而诗在本质上应该既是叙事的，更是抒情的，是“城市”与“乡村”间的游走。城镇化，在时间与空间的简单转换中，人们的深度情感已被转化为平面化的各种关系，听凭于价值、利润的驱遣，呈现为金钱的、等级的、贫富的、高下的、尊卑的鲜明对比或对立。然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并不意味着城镇文化、文学的同步发展或已经成熟，有资料显示城镇化的主要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据《文艺报》2014年2月17日头版披露：近几年中国人的人均年读书是4.5本，韩国是11本，法国是20本，日本是40本，而以色列达到64本——这至少表明人口“城镇化”、“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读图时代，享受感官，娱乐至死，剑走偏锋，反讽无数，这应该是真实存在的“现代人”的一种状况，诗当然不可回避而应正视。30多年前我们为舒婷的《神女峰》的理性辉光惊叹，之后也曾为大解的“厚土”、“活水”培植的“感觉”而激赏。而今，当无土栽培已不新鲜，“活水”也许早已变成了“死水”或培植液，人的各种感觉肯定会与时俱进有所改变，不然就是抱残守缺。有时，在许多“城里”人看来，乡村或乡风民俗依旧是有待批判或在笑谑中观赏和把玩之物，正如小品中对农民的丑化表现一样，仿佛阿Q头上的疮疤，揭也揭不去；而在“乡村”人看来，城市则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太多的诱惑、陷阱与伤害，似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正加速着人性的消失、动物性的强化……一些农村或城市的“准城市化”或“准乡村化”特征，功利性是明显的，覆盖并隐含着各种“价值”、“资本”要素。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施展技能或抬高、拓展智商，以期争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已得到了太多事实的证明。而事实上，城镇化进程中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深刻矛盾已远非简单的城乡对立所能涵盖，更是短时间内无法消除和解决而又必须破解的，这无疑是对传统的乡村抒情诗性和审美的强势掠夺和挤压。“城镇化”极度追求价值和追逐功利，漠视了人性的丰富无比，这在消费理念视野下对乡村的植根、垦殖文明是一种不宣而战的反动与背叛，所以当下诗歌语言节奏的加快、意象的密集、虚化以及意义的缺失有其必然性，因为疏放、疏朗、乡愁只属于田野、山峦、河床。在意念上，城镇抒写重纪实、快乐，感官性极强，而乡村抒写重终生厮守，恪守传统规约，有“理性”沉淀因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诗的各种悖论性现象存在了。农民向往城镇生活，而一旦失去土地家园，又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无论是现实还是将来，他们终将失去记忆的支撑。而背景性的东西一旦消失了，心灵的隔阂就是必然的，接柏油路上流荡的灵魂回家，是经常性的期盼和行为。对“后现代”生活诗意栖居的渴望，事实上是现代生活中一种焦虑的必然性表现。“乡村”与土地亲近，颇具抒情性，而诗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依赖于抒情。所以极度热情而痴心编织城镇生活魅力的人，已部分表明自己写作立场的缺失，写作价值的迷乱。真实意义上的城镇化是“现代化”中的一环，是带有“乡愁”的，终极上总要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待遇的均等化，这是诗要表达和直面的现实与理想。
当可贵的乡村抒情已被城镇化的物性蚕食殆尽之后，人们一味地追逐各种光怪陆离、内涵空洞的时尚和“现代”值得怀疑。诗如果严重背离直指心灵、敲击良知的本性，人的审美疲惫与道德、价值的矮化现象便无可避免了。任何场景的转换，表征的变化，表现手法的更新都不是对诗固有审美特性的全盘否定，身份、环境、工具甚至感觉的变化与进步，可以提供自我满足，自我证明的路径，但永远不能真正悬置于价值判断、审美判断之上。摒弃生存的种种苦难，放逐对美好的憧憬，不然城镇化进程中的诗在“城市”与“乡村”间的游走就是徒劳的——既缺少了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城镇特征，又遗失了市场条件下农村的固有诗性。展布的场景、营构的意象、携带的“意义”，都令人失望和费解，也就永远触摸不到真正的意义和精神内质并向往精神的天堂。
（作者单位：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480页。
- 参见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海音书局，1929。
- 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839页。
- 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