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语言当作朋友 对我而言名言是什么

把语言当作朋友
对我而言名言是什么

我想把语言当作朋友。

这个想法产生于我独自旅行之时,那时我意识到,旅途中仅有自己一人。

的确,我们既不能敲打语言的肩膀,也不能同语言握手。然而,语言也带给我一种无法言语的老朋友般的亲切。

少年时代,我曾梦想成为一名拳击手。但是,在我读杰克·伦敦[1]的小说,面对书中食物不足致死的痛苦和“应该吃还是应该赢”的二选一难题时,我认为,应该吃!我知道了,Hungry Youngmen(饥饿的年轻人)无法成为Angry Youngmen(愤怒的年轻人)。

取而代之,我成为了一名诗人。而且,我认为应该用语言将别人打倒。因为对诗人而言,语言亦能成为凶器。我认为自己轻而易举就能驾驭好语言,把它当作水兵用的折刀,挥动刀刃直插对方的胸膛。

但同时,语言亦是良药。它是抚平各种内心创伤的良药。埃里希·凯斯特纳[2]《人生处方诗集》的语言效果自不必说,连背叛带来的锥心痛苦亦被其语言抚慰。

有时候,语言只是回忆。然而有时候,语言亦可以承载全世界之重。而且,正是那样的语言成为了“名言”。

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对我而言,最初的“名言”是井伏鳟二的诗:

“像暴风雨之于花儿,只有分别才是人生。”[3]

我已不知多少次通过吟诵这首诗度过了危机时刻。“只有分别才是人生”这句话,就是我的处世格言。我的思想,即便今天也依然是分别主义,在我要正面与死守的旧习、欲将人统一化的恶势力开战之时,正是坚持对倡议维持现状的几个理念(习惯以及信仰)说分别,才得以成功。

“即将逝去的一切,不过是个比喻”,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4]将他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和盘托出。的确,逝去之时确实是比喻,是否可以说支撑它的语言亦不存在?

然而,实际存在的语言才是成为名言的条件。“名言”与词汇的年龄无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注重年代久远的词汇,反而要重视年轻的词汇。年代久远的词汇早已远离了语言的庆典,而初生牛犊的新生词汇充满如英雄般想要改变现实世界的可能性。

我因此豁出一切成为了诗人。语言永远意味着祖国。那些不相信灵魂具有连带性质的家伙,至少能够相信语言具有纽带作用就好了。

实际上现在需要的,并不是名言。

其实,我们需要平凡的一行文字,或者几句话。但是,我却大肆在旧笔记本里发掘我的“名言”,并将它们公布于此。原因可以借用贝尔托·布莱希特[5]《英雄论》的话来表达:“没有名言的时代是不幸的,需要名言的时代更为不幸。”

而且,现在正是那样的时代!

注释:

[1]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美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野性的呼唤》《海狼》等。

[2]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1974),德国诗人、作家。代表作《埃米尔和侦探》《动物会议》等。

[3]原诗为唐代诗人于武陵所作四言诗《劝酒》中的后两句:“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文中诗句由井伏鳟二译日文诗句“花に嵐のたとえもあるさ、さよならだけが人生”翻译而来。井伏鳟二(1898—1993),日本小说家。代表作《约翰万次郎漂流记》《山椒鱼》等。

[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

[5]贝尔托·布莱希特(Eugen Bertholt Friedrich Brecht,1898—1956),德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圆头党和尖头党》《伽利略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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