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年代的流亡学生
一
岁月匆匆，1936年夏，读完初中，经过毕业考试，一部分人被淘汰出局，学校又从全国招考了一批青年新秀，其中不乏像日后成为罗素弟子的数理逻辑大师王浩一类精英。我有幸获准直升，与他们成为校友。
但当时国难方殷，日寇早已鲸吞东北，正在蚕食华北，半个中国，岌岌可危。1937年夏，我们才读完高一，就参加了首都学生集中军训，被送到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教导总队”受训。“教导总队”在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营盘广大，集中了南京全市的高一学生，但被化整为零，混合编队，目的在分化瓦解，防止闹事。没有想到这倒使一些进步学校的进步学生，成为种子，散布到各个学校，生根发芽。爱国学生反对蒋介石卖国求和路线的愤怒情绪，更广泛地得以传播。一些进步书刊原先在中大实校的图书馆、阅览室很少看到，在这里却悄悄流传。我在队里就结识了一位安徽中学的进步同学姚澄宇，他说，读鲁迅，要读鲁迅的杂文；读小说，要读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读时文，要读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邹主编的《生活周刊》……这使我豁然开朗，从原先只爱读抒情诗文，扩大到阅读杂文、时评、政论。他还悄悄告诉我，要警惕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及“中华复兴社”在队中的活动，它们是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工具，这使我茅塞顿开。
1937年7月，三个月军训结束，卢沟桥的炮声已响，我和姚澄宇依依不舍，他约我和他一起在《南京人报》上创办一个文艺副刊，刊名“雅歌”。他取笔名为杜若，我仿他取笔名叫杜谷，但刊物只出了一期，日军就在上海挑起“八一三”战火，以后我们都从南京随校西迁，互相不知所往，我在云贵川到处打听，始终不知他的下落，这使我终生遗憾。他和我萍水相逢，但能推心置腹，指我迷津，我永远记住他的友情。
“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以后，我在集中军训时认识的班长奉命出征。以往，他在带我们训练时，经常被同学们刁难气得直哭，我没有刁难过他，他也就对我特别友好，临别时记下了我的学校、地址。不久，我就接到他到达闸北前线时寄来的信，叙述了他在开赴淞沪前线时沿途受到爱国群众热烈欢迎的情景。我觉得这是鼓舞抗战士气的绝好材料，乃以它为基础，写成一篇散文特写，题为《到前线去》，署名杜谷，投寄南京《中央日报》副刊，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向大报投稿，初试成功，信心倍增。
但不久，南京就遭日寇疯狂轰炸，我的母校不幸中弹，一片狼藉，庐舍为墟。中大校长罗家伦决定实校西迁，9月在安徽屯溪开学上课。于是在9月初，我和小学、高中两度同班的好友王鹏一同乘车经芜湖、宣城，到达屯溪的临时校址。
二
学校借住在屯溪黎阳邵家祠堂，群山当户，门临河流，校舍因陋就简，学生张灯夜读。在此我有幸遇上学生时代的又一恩师——常任侠先生，他是我们高中部主任，同时教我们高二语文。他是一位诗人，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文学院，曾从南社诗人读汉魏古诗，又与程千帆、沈祖棻等组织中国诗艺社，创作新诗。且与戏剧家田汉交好，曾参与演出田汉导演的《复活》和抗日话剧《卢沟桥》，因此在实校深受学生敬爱。
他教我们语文，不用傅东华编的课本，认为观点陈旧，与当前救亡毫无关系，乃自选讲《汉书·苏武传》，张扬先民气节，持久不屈；讲《国语·勾践灭吴》，以古代民族复兴之史实为当代借鉴；讲《孙子·虚实》针对前方战事失利、学生因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晓之以“为保存实力，可以有利地形再行反击”。同时他向学校当局建议，减去与抗战无关课程，加强军事训练，增加救亡科目，参与救亡活动。为此，他亲自教授我们日语和游击战术……在他的鼓舞下，同学们爱国备战的热情高涨，对抗战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
1937年11月下旬，广德失守，南京危急，京屯道上，逃难的人群络绎不绝。中大忽然传来附中继续西迁的消息。一些官僚子弟逐渐离校而去，贫困学生不免愁苦愤激。这时常先生召集我们谈话，开导我们为了长期抗战，要准备过更艰苦的生活。同时他为学校上街寻找西迁的便车，把贫困学生一起带走。恰巧这时有个华侨马戏团撤到屯溪，无钱西进，他们有大卡车两台，正好租给我们运送师生。常先生亲自组织我们分批乘车，往返输送，终于都送到了鄱阳湖边的鄱阳县。常先生又与鄱阳县政府接洽，派木船送我们渡鄱阳湖到南昌。
这一次我有幸与常先生同乘一船，在两天的水程中听他畅论中国文学史，从我国的古诗源流讲到丘逢甲的抗日爱国诗词；从胡适的白话新诗，讲到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从鲁迅、茅盾讲到殷夫、蒲风……从中国的抗日战争讲到朝鲜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还讲到世界上出现了法西斯，它们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当今世界已无公理与正义可言，唯有以战争消灭战争。因此他劝我们不要光读课本，要多读课外新书；也不要光读文史，还要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特别是救亡的书刊……
舟行竟日，湖上烟波浩渺，四望无际，唯见水鸟出没。静听常先生娓娓而谈，引起我无限遐想。他那伟岸的身影，耿直的神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敌机的轰炸声中，我们到达南昌，匆匆登上西去长沙的火车。12月19日到达长沙，才知道南京已经沦陷，我已无家可归，心中不胜悲愤！常老师率领我们暂住马王街修业学校，略事休整，即令我们上街购买救亡报刊及社会科学著作，立即组织救亡团开展救亡活动；他同时往岳麓山高级农业学校接洽临时校舍，晚间即动员我们同赴青年会听徐特立先生演讲，一连数日，深受鼓舞。这时，从前方撤退到长沙的伤兵渐多，当地政府照顾不周，关怀不够，常先生又组织我们到伤兵中去，举行慰问演出，并亲自创作新诗《受难者》到伤兵中去朗诵；创作剧本《后方医院》，教育伤兵体谅暂时困难。
三
1938年初，我们迁入岳麓山高级农业学校，适逢南下的平、津院校亦在此建立临时大学。于是山上山下，救亡歌声响入云霄：苏联的《祖国进行曲》、法国的《马赛曲》、中国的《救亡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迅速传唱。常先生又特请著名音乐家张曙亲自教我们唱新创作的救亡歌曲，更加鼓舞人心。与此同时，斯诺的《西行漫记》译本，已在同学中广为流传，这又使我们认识到挽救中国危亡的希望在西北、在共产党。此后高中各班同学纷纷离校，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到临汾投考民族解放大学，有的到鄂北、皖中训练民众，这些同学都求常先生介绍到武汉去找田汉。常先生自己不久也离校去编《抗战日报》，后来又由田汉介绍到武汉三厅去编抗战戏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