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考察苦中作乐
1950年初，52岁的张大千到印度的大吉岭大学讲学。临走前，他曾对家人和学生说：“少则一年半载，多则二三年，我一定会回来。”
初到新德里，张大千就举办了“张大千画展”，并游览了风景名胜和菩提伽耶等六大佛教圣地。他曾写诗描绘印度的异国风光：
一水停泓静不流，微风起处浪悠悠。
故乡二月春如景，可许桃林一睡牛。
不久，张大千就到印度西南部阿旃陀石窟观摩，考察壁画及文物古迹。
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德干高原文达雅山，是佛教著名的石窟群。在历史上，它是唐朝玄奘法师西游天竺所经之地，建于公元前一二世纪，在此后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又不断增修。
但时空轮转，岁月沧桑，阿旃陀石窟现存世的仅有29个洞窟，规模远远小于敦煌莫高窟。
张大千终于来到这个使他想了七八年之久的地方，把一切的烦恼和不快都抛在脑后，他又像当年在莫高窟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经过3个多月的临摹、研究，他终于使早年的画界论争有了明确的答案：
它的透视是单方面的，而我们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来的绘画透视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从服饰上看，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后妃，亦着中国衣衫，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檐式的中国塔。
再者，从绘画技法到绘画工具，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更不用说壁画人物的风格、线条等。当然，二者也有相同之处。
留于印度阿旃陀3月，研讨与敦煌壁画异同，颇为有得，就石窟这种建筑形式而言，起源于印度，这种建筑形式随丝绸之路带往东方。
莫高窟的修建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产物，它无疑借用了佛教故事，但在许多方面又表现了我国历朝历代人民的生活。
好多人都说敦煌壁画是佛教艺术，尤其是佛教人物画的最高表现，因而就有人认为敦煌壁画是印度艺术的传入。我则认为不然，佛教固由印度传入，但敦煌的艺术，却是我们历代艺术家融会贯通后的伟构，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来的。
张大千对石窟艺术的考察，带动了我国许多敦煌学学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辛勤劳动和严密考证工作。
1951年4月7日，周恩来指示要对敦煌艺术予以发掘，使其获得新生。张大千在大陆的家属分两批将其留在大陆的全部临摹壁画共200多幅捐献给了国家。
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睹物思人，动情地说：“张大千先生豪情灵气，一生重情义，我们都爱惠于他。”
大吉岭大学位于印度北部风景区，山峰高耸入云，山峦幽壑，地势高寒，清新宜人。张大千漫游到此，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决定暂居此地，看山看云，吟风赏月。
东方的天空逐渐明亮了，将近山近峦的雄姿展现。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雄踞群峰之上，整个世界变得巍峨壮观。
可能由于昨天去看维多利亚瀑布走累了，徐雯波还在睡梦之中。而张大千却已经在阳台上打了一趟太极拳，收势后，精神为之一爽，他转身走进作为画室的房间。
一会儿工夫，他在一幅《松荫鸣琴图》中题诗：
解道无声胜有声，寄情将意一泉明。
怀人坐负三更梦，得汝松梢缺月生。
随后，他又完成了一幅水墨山水。然后想在上面题些什么，“大吉岭的确不错，可惜没有……”他在画上写道：
大吉岭山势磅礴，兼有吾蜀青城峨眉之胜，惜无飞流、奔泉以付之。此仅有之瀑布矣，人呼之曰维多利亚瀑布，高才八十尺。
但是，这时的张大千却被一件事困扰着，那就是他往常最不愿提及的钱。
从前，张大千从不为钱发愁。“佳士姓名常挂口，平生饥寒不关心”，这是张大千最喜欢的对子。“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觉得，自己的一双手、一支画笔就是钱。
可是现在却不同了，他寓居印度，在这里，虽然他办画展、讲学、卖画也挣了不少，但张大千是来如流水、去如奔泉，不久就两手空空了。然而此处不比国内，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吃饭穿衣、请保姆、夫人美容、饲养印度猿，一切都离不开钱。
而此时夫人分娩在即，那又需要一笔无法预料的开支。万般无奈之下，张大千决定：卖掉部分带到国外的古代名贵字画。这件事还必须瞒着夫人，以免她心情不好受刺激。
于是，张大千悄悄向香港的老友、字画商高岭梅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难处，请他帮忙。
信发出之后，他整日苦中作乐，寄情笔墨纸张之间，吟诗作画，并写了一首自嘲诗：
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浮书老复痴。
一事自嗤还自喜，断炊未废苦吟诗。
徐雯波起床后，来到张大千的画室，注意到了丈夫心事重重的样子，就问道：“你有什么心事吗？”
张大千赶忙掩饰道：“没有。你起来了，你看，那山多美。”
信已经寄出去一个月了，按理说，现在也该有回音了。
但是，当张大千收到高岭梅的回信后，心里一下百味交集。
自大陆政权更迭，众多文物随隐居香港之“寓公”一道，充斥香港字画市场，价格自此一蹶不振。时下卖画无异火中取栗。况卖画容易收画难，何不咬紧牙关渡过难关。我已信嘱印度分公司老友曾济华，请代为筹划，当无问题助君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