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第一辑
小瑛子的故事——送给四十周年前高考落榜的朋友们
北 奥(1)
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一眨眼竟然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四十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们十几个知识青年顶风冒雪，饥寒交迫，星夜赶路，翻山赶考的情景……
那是1977年的冬天，天格外地冷。
在我们知青点，有一个瘦小俊俏的姑娘叫小瑛子。小瑛子自幼聪颖，在学校时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的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搬运工人，有一次从十几米高的跳板上摔下来造成了下肢瘫痪，常年只能躺在床上。她妈妈从街道上拿一些纸盒子回家做，赚一些钱，贴补家用，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苦。为了能让她的哥哥留在家里背父亲看病，十六岁的小瑛子自己申请提前下了乡。一年，两年，已经整整三年了，同时下乡的很多同学都已经通过走关系或者送礼离开了农村，只有可怜的小瑛子无依无靠，她家里没钱又没有关系，只好继续留在村里干活。别看她的个子小，可干农活又快又好，从不惜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真是一点都不假，知青点的生活艰苦，别人生不着火的煤她能生着，别人点个火要好多柴火，可是小瑛子用三块劈柴就能把煤点燃。每次轮到小瑛子做饭准是个改善伙食的日子。同样的开销，小瑛子能把素菜变成荤菜，同样的粮食，小瑛子能把馒头蒸得大大的，把贴饼子做得香香的。知青点的每一个人都把小瑛子看成是自己的小妹妹，艰苦生活中的开心果。
高考的消息像一阵春风，让苦闷的小瑛子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她相信自己的能力，大家也都坚信凭小瑛子的实力，这回一定能考上大学回城，回城照顾她瘫在床上的爸爸和受苦受难的妈妈。高考的前一天，我们收工回到住处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这时天下起了雪，我们参加高考的知青虽然已经是又累又冷又饿，但是怕夜长梦多，决定立刻下山奔往四十里以外的公社考场。
我们出门一看，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因为风大雪大，我们几个人拿起一条长绳子，在每个人的身上打一个结，把大家拴在一起，手挽着手，毅然地出了门。北方冬天的夜晚，寒冷刺骨，狂风呼啸，巴掌大的雪片子迎面扑来，硬往脖子里和袖子里灌，一会儿就把人打个透心儿凉。出村不久我就发现小瑛子走路一拐一拐的，上前一看才发现小瑛子因为白天干活没有雨鞋所以她的棉鞋都是湿的，她也没有手套，所以很快就冻得手脚冰凉麻木了，我赶忙脱下自己的手套逼着小瑛子戴上，又拿一块干布包在她那冻僵的脚上。四十里的山路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摔了多少个跟头，常常是一个人摔倒，就会带倒一大片，爬起来又摔倒，但是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更没有人退缩。因为我们都知道得到这次机会太不容易了，参加高考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怀里揣着这个希望，就像有一颗扑不灭的火种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在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格外地坚强。
我们翻过了铺满大石块的山丘，走过了收获完了的高粱地，一会儿沿着崎岖的小路，一会儿越过砂石铺成的土路。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我个子大，身体好，都感到了极度的疲劳和饥饿，再看看小瑛子，帽子早就摔没了，平日里挺有神的两只大眼睛也失去了光芒，瘦瘦的小脸上是青一块紫一块，弱小的身体一步三晃像是风一吹就能摔倒似的。刚出村时还能听到小瑛子爽朗的笑声，不断地给大家鼓劲儿，到后来她也只有靠着那根绳子拉着走了。就这样，我们咬着牙，凭着年轻人的活力，借着充满希望的意志，艰难地走完了那四十里山路，于拂晓时分进了公社大院，到达了考试的小学校。
没有人有手表，也不知道是几点钟了，一群累瘫了的年轻人在经过长途跋涉的极度疲劳和到达考场的高度兴奋后，很快就倒在学校门口冰冷的水泥地上昏昏地睡过去了。其实这最后的半里多地我们是跑着过来的，当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身上的棉袄棉裤都湿透了。开始因为兴奋还不觉得什么，可是睡下以后，湿漉漉的全身立刻转为冰凉，当我们早上被喧闹的人声吵醒时，才发现每个人全身上下都盖满了雪，身体也已经连着衣服被冻僵了。没有换洗的衣服，没有食物，甚至没有一口热水，我们只能相互拥抱在一起，算是彼此的祝福和鼓励了。
当我们排起队准备入场参加考试的时候，才发现一声不吭的小瑛子病倒了。一路的连奔带跑，一夜的风雪交加、饥寒交迫，使这个年小体弱但意志坚强、斗志旺盛的小姑娘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紧闭着双眼，脸色发青，浑身烧得发烫，身体像打摆子一样颤抖，却死也不肯去医院。我们几个人扶着她坚持了一会儿，就在要走进考场的那一瞬间，小瑛子晕倒了。大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考场的医生立刻叫来了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往医院。小瑛子醒来后双腿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两只手死死地扣住教室的门框不放，两行泪水滚滚而下。
为了让队里同意她参加这次高考，她每天专拣重活干，别人休息她不休息，别人每顿吃八两，她只吃三两，别人回家还可以改善一下伙食，要一些零花钱，可是小瑛子她没有后援，她一切只能靠自己。为了参加这次高考，小瑛子她拼了。她怎能就这样放弃掉她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回城机会呢？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有尊严地生活啊！就在工作人员将小瑛子带离考场时，这个坚强的姑娘发出了一声惨叫。那绝望的哭声惊天动地，直窜云霄，至今都还回荡在我的耳边。那惨叫声仿佛是在向世界控诉她凄惨的遭遇和向人们诉说她无奈的人生，那凄厉的哭泣声又好像是她在向命运妥协，像是她在告诉我们——她认命了！那惨白的面容仿佛预示着她那悲惨的人生已经开始，更使我终生难忘。小瑛子后来病情加重，从大叶性肺炎到类风湿性心脏病，全身浮肿，几近瘫痪，因白血球太低又引起了病毒感染，九死一生。她最终也没有上成大学，病退后在一家街道餐馆工作，早已经下岗回家了。
小瑛子走后，我像死后又重回人间一样，悲愤交加，感慨万分，一时竟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疯狂之中我一把抓起钢笔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胳膊，鲜血喷了出来而我却没有一点知觉。仰天长叹，我问自己：为什么人生的道路竟是这样艰难，有时候不管你是如何努力地拼搏也不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知识青年当中有多少个小瑛子被毁掉了原本应当美好的人生，又有多少个小瑛子痛不欲生，揉着哭红的双眼，抹着泪水。我慢慢地打开试卷，一行醒目的作文题赫然出现在眼前——《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面对考卷，我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故事要写了。目睹着六十多岁的老队长在暴雨中带领社员群众抢收高粱，最后积劳成疾，累死在地头；眼瞧着车把式为了保护队里的大青马不被砸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滑下山坡的大石头而吐血受伤；几个女知青为了能给队里省钱，在烈日骄阳下不戴面具连续喷洒农药导致中毒性休克；小瑛子她为了参加高考所付出的一切……在这张即将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考卷上，我毫不犹豫，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在作文的结尾我这样写道：过去的一年是我战天斗地的一年，是我摔打成长成熟的一年，但是我希望也是我当知青的最后一年。知识青年真正挥洒青春的地方应该是在教室是在学校，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把几十万年轻人留在农村是不能改变中国现状的，只有用知识的力量，才能避免老队长累死在地头，才能让车把式不必用身体去挡石头，才能使那些无辜的女孩子不在地里中毒，才能让无数的小瑛子不必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去争取幸福……
苍天有眼，大地有知，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名校，后来又留学到了美国。三十年来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村里的乡亲们，没有忘记过一起插队的知青同伴们，更没有忘记小瑛子。我把这个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我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听，讲给很多人听，就是要告诉人们，也告诉自己：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本。那几乎毁掉整整一代人的“文革”、那曾经用鲜血染红的历史，不能再重演。
二
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那年深秋时分，强烈的思念驱使我回到北京去看望小瑛子。这片被掩藏在超豪华公寓大楼阴影里的几座平房，如同纽约曼哈顿摩天大厦后面满目疮痍的贫民窟一样，这里没有阳光，破旧拥挤，臭气熏天。虽然我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还是被见到的破烂不堪所震惊。侧着身子踩着地上的几块半拉砖头，踮着脚跳了三跳，又穿过低矮的小房，我好不容易才在朋友的带领下进了小瑛子的家门。小瑛子的爸爸早已经过世，她的妈妈坐在床上接待了我。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了什么叫“苍老体弱”，差点我就脱口而出叫她“老奶奶”了。小瑛子妈妈的气色倒还是不错，她拉着我的手一阵子问寒问暖，说：“小瑛子开办了自己的买卖，每天忙得很呢。”
在离家不太远的北京火车站我找到了小瑛子的买卖摊位。一辆又大又旧的平板车上装满了几百个大大的天津麻花。小瑛子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红秋衣外加一件大黑棉袄，她胸前有几个破洞和一块块的油渍，腰间系着一块围裙正忙着吆喝生意。只见她那当年瘦小透红的脸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张紫铜大脸，几道刀刻般的皱纹深深地嵌在额头，瘦弱的身体如今倒是变得十分结实强壮，花白的头发似乎刚刚染过，显出了当下时兴的颜色。要不是事先看到照片，我绝对不敢想象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小瑛子。
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过路的人潮川流不息。麻花东西虽好，分量足味道香，但是由于看上去不大卫生不够档次，很少有人问津，只是偶尔有几个外地的民工停下来买几个当干粮。我知道小瑛子每天在这里做生意，最大的困难不是冬天的寒冷和夏天的炎热，也不是刮风下雨造成的损失和地痞流氓的捣乱，她最大的麻烦是那些个工商局的“大盖帽”，每次“大盖帽”一来，做小买卖的人群就一哄而散。小瑛子的动作只要稍慢一步，那结果就往往是一车大麻花全部被没收了。
不知怎的，我有点茫然不知所措，我退却了。我不敢走上前去见小瑛子，甚至不敢过去和她打个招呼。我怕惊到这个年过半百的女人，我更怕因为我的到来而打乱小瑛子她艰辛而平静的生活。站得远远的，我给小瑛子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会有人不满意她的形象，小瑛子确实不是什么影视明星，她只是我们身边的一位实实在在的普通劳动者呀。我请随同前往的朋友上前买了一百个大麻花，看着小瑛子忙活的那股高兴劲，我的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当天晚上我在火车上接到了小瑛子打来的电话，很显然她已经知道我去看过她了。电话里小瑛子抽泣着说道：“奥哥，我早该猜到那是你，谁没事买一百个大麻花干什么呀？”隔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谢谢你的帮助！我是不能和你们相比了。我这辈子好像是一直都走在当年我们一起奔考大学那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咬着牙不断地告诉自己要挺住，可是我翻过了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一样……”
我这人在关键时刻被刀子剜肉都不流泪，可是就怕女人哭。正想着怎么安慰安慰她，电话那边的小瑛子倒安慰起我来了：“奥哥，别担心我，眼见着日子就有奔头了，我们那里的拆迁工程已经开始了，我们家给落实了一个三室一厅的单元房子，连那个做饭的6平方米的小厨房还给算了一间呢，奥运会完了就搬。”电话那边传来了小瑛子爽朗的笑声。
“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大家吗？”隔着电话，我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小瑛子的话音突然没有了，停了一会儿，只听见她大声而又坚定地说道：“告诉那些正在读书的后生和姑娘，要好好地读书！你们都是些有能力，有前途的人，我祝福你们！”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眼泪在打转。小瑛子的生活那么艰难，可她还在关心着年轻的一代，关注着众多的朋友，多么善良的小瑛子啊！
“对了，奥哥，我忘记告诉你了，我的女儿前两年考上了大学，这丫头挺争气，就在我们那间夏天漏雨，冬天不挡风的小屋里高分考上了大学，真是圆了我的梦啊！她可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呀！”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我却怎么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噼里啪啦地洒落一地。我为小瑛子的女儿高兴，更为小瑛子高兴，这可是一个最普通的中国人等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梦呀！挂上了电话，我在想，虽然我从未见过她的女儿，可是我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因为她身上流着她妈妈的血，蕴含着她妈妈心底的期望。
不朽的抗日丰碑——你们就在这第一方阵中
王 玲(2)
张自忠上将，是抗战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兼59军军长。1940年5月16日，率部与日寇血战，牺牲于湖北宜城南瓜店。他是抗日战争乃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抗战前线牺牲的官阶最高、军衔最高的一位将领。
现在，在北京和宜城均有张自忠路和“自忠小学”，以兹纪念于永久。
襄阳——宜城——南瓜店……越来越近，战场就在我的前面，战场已经在我的脚下。张自忠将军伯伯，今天我们来看您。
十几级台阶上面是一个小广场，汉白玉石阶、汉白玉栏杆、汉白玉地面，一片雪白，一片肃穆。小广场正北面的石牌坊上镌刻着“英烈千秋”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两边石柱上是董必武题写的挽联：裹尸马革南瓜店，将军忠勇震瀛寰。“马革裹尸”，在电影里无数次听到这四个字，在文学作品里，无数次看到这四个字，然而，真正“马革裹尸”在哪里？在这里！在湖北宜城南瓜店，抗战第五战区，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兼59军军长张自忠上将，在南瓜店的北山坡上，在与日寇的血战中殉国了。“将军忠勇”也真的“震瀛寰”，广场上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悼念者，男女老少的悼念者，更有我和我老伴这样来自大洋彼岸白发苍苍的悼念者。
抬头仰望，广场渐渐收拢，变成一条能十几人并行的台阶。汉白玉石阶顺着十里长山的墁坡、陡坡一级级爬上去，直达山顶，通向天际，似一条银龙升腾，融入蓝天白云。
00我有腿疾，老伴心脏周边已有三个支架，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天阶”，正在犹豫之际，汽车已载着我们，沿着一条与石阶平行的盘山小路来到山头的小停车场。早在那里等候的年轻的讲解员迎上来，拉着我的手。据她说，我和老伴儿是自今年5月16日纪念碑落成以来，她接待的年纪最长的拜谒者。
我们来到那座纪念碑前。好高大的碑呀！碑芯是由天然的、颜色很浓重的、青黑色的石块镶砌而成。青石碑稳重地植根于大地，又拔地而起，像一个伟人，顶天立地的伟人，站在山巅。正面镌刻着“张将军自忠殉国处”。讲解员姑娘告诉我：这碑是由95块青石砌起来的，每块青石重达千斤，始建于张将军牺牲的第二年——1941年，是从百里外的关音阁运过来的。七十多年前呀！全仗木轮牛车运输，动用了72辆牛车。从山脚运至山顶，木匠、石匠想尽了办法，不仅动用撬棍绳索、畜力，甚至百姓民工肩抵背扛，每个人都愿为建碑贡献一份力量，以表达对张将军的敬爱。石碑原高5米，后又加底座、周边护石和碑冠，现全高16米。5和16两个数目字又正好应了5月16日，张将军的忌日。它记录着1940年那个不平凡的年份，那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伟人，一位将军，在这里，为国捐躯了。
姑娘还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95块青石？95两个数字前后颠倒过来就是59，张自忠将军正是国民革命军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59军军长，就是这位59军军长在这里倒下了……我接下去说：“姑娘呀，你可知道59这番号又是从何而来？”她真的不知道，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它来自抗战的第一枪，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驻守宛平的29路军打响了抗日第一枪，29路军就是33集团军的前身。旗下原有三个师，守卢沟桥的37师整编后，特选番号为七七军，取不忘‘77’抗日之意。守南苑的143师整编为68军，是从‘77’的第一个‘7’减去‘1’，加到第二个‘7’上，就是68了，也是纪念七七抗日的意思。而当年驻守天津的，就是以张自忠为师长的38师，整编为59军，你一定想到了，是从第一个‘7’减去‘2’加到第二个‘7’上，不就是59了吗？！当然也是不忘七七抗日的意思。”
讲解员姑娘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抗日是他们的信念，是他们的宗旨，最终他们为抗日而献身。”
我们一家，女儿搀扶着老伴，后边是孙儿、孙女，恭敬地站在碑前，默哀。
转过身，扶着栏杆向山下望去，左下方，石阶怎么突然宽了？矮石栏围起了一个小圈，讲解员告诉我：“那里是张自忠将军殉难处。”我下意识地松开扶栏，信步向那里走去。我什么都没想，什么都没听见，忘了自己的腿疾，没听见讲解员姑娘的劝阻，也忘了身后的老伴，只是朝着那将军殉难处走去，只觉得张自忠将军伯伯在那里等着我……
也是几百级石阶哪！我终于跌坐在紧靠石栏的台阶上。汉白玉石栏围着的是7块大小不一的石头，这里被当地百姓称为“血窝”。我想象着：张自忠将军伯伯您曾匍匐在哪块石头的后边？那时您已经受伤了，您的血流在了哪块石头上？隔着石栏，我的手抚摸着那块最大的石头，我摸到了温热的血。我仿佛附在您的耳边轻声说：张伯伯，我就在您身边了，您有话跟我说吗？我知道您要说的话已在几天前写在那封信上，而那封信就在离您不远的冯治安将军伯伯的上衣口袋里。那上边写着“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的三个团，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迈进……”。怎么会联系不上呢？何基沣将军所率的179师，吾父许长林将军率领着180师，都在离您不远的地方呀。只因日寇截获您的电报，掌握了您的部署，调集大批日军对您进行了反包围，致使各部一时不能突破日军的包围……就在这里，您怒目而视，您目光中的怒火和威严，竟使面前端着刺刀的小鬼子愣在了那里，继而从这小鬼子身后射来的罪恶的子弹射中您的头部，您那山体般的高大身躯轰然倒下……
我还要告慰您的是，就在第二年，1941年2月，179师在当阳与日寇血战时击毙了日寇18旅团横山武彦少将，此寇正是南瓜店一战的日寇连队长。为您报仇了！当阳之役，179师伤亡也十分惨重，为此修建了南漳肖堰烈士陵园，那座陵园和您挨得很近很近呀！让我给您念念为179师牺牲的官兵所写的祭文吧！“……去夏，我师由河东奋战归来，即拜令迎击在襄城渡河西窜之敌。……入秋，复奉调远安，继续抗战……至今年二月初，闻敌萱岛兵团一部混合步、骑、炮兵，先后四次向我当（当阳）、远（远安）一带猛扑，我官兵均能坚强抵抗，浴血奋战。敌于十三日窜扰茅坪场时，我军英勇击毙敌酋横山少将一名，争夺之烈，世所仅见，官兵亦有壮烈牺牲，仅将遗骸备棺盛祭安葬于肖家堰义园。呜呼壮哉！烈士浩气磅礴，凛冽万代。……”今天，让我以74年前之捷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吧！
就在将军殉国之山脚下，是“同难官兵纪念园”。巨大的、圆拱形的墓冢，松柏环绕，庄严肃穆。碑上铭刻着张敬、洪进田、马孝堂、贾玉彬、白振瀛、赵世森、崔荣祥、李士昌等五百名官兵的名字。我一一念着他们的名字，念着那些先烈。人民没有忘记你们。
此时，我耳畔又回响起张自忠将军殉国前十天写的绝笔书中最后的几句话：“……只要我等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今天，您们听到了吗？天安门响起了七十响礼炮，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向世界宣示：今天，中国强大了，而且还会更强，无论是“三岛倭奴”，还是其他什么“列强”，无人再敢欺辱我们。看！天上各式军机编队飞过，各军种、兵种方阵行进在长安街上。特别是第一方阵，那是抗战老兵的方阵，健在的抗战老兵们行着标准的举手礼，英姿飒爽。张自忠将军、南瓜店同难的官兵、湖北肖堰烈士陵园的英灵、中华大地所有的抗日英烈，你们都在天安门前，都在这引领各军兵种前进的第一方阵中！
“真善美”——与大师刘海粟的见面
蓝蝶儿(3)
在我飞往洛杉矶的途中，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传进我耳里：刘海粟逝世了，就在昨天。昨天？怎么可能？前天上午我还在海老的身边，说什么也我无法接受，不敢相信。可眼前的屏幕上，一遍又一遍地报道着有关海老逝世的消息。我傻了，沉浸在久久的震惊中。
时间是1994年8月8日。
记忆的潮水瞬间把我卷入了7年前。“刘海粟十上黄山”的画展，在上海美术馆隆重开幕时，我正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和同学们一起随着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流，挤进展览大厅，一幅幅气势恢宏、色彩斑斓的《黄山图》，在九十三岁的刘海粟大师的挥毫泼墨泼彩中，栩栩如生。黄山松的千姿百态，如苍龙探海，流云一泻千里，群峰似战马，吞云喷雾，奇幻莫测又虚无缥缈。他的《黄山一线天》《黄山光明顶》《黄山天都峰》等尤为抢人眼球。《黄山图》是海老一生热爱祖国，坚忍不拔，寻觅“天、人、山”合一的艺术巅峰。他手中的画笔如神奇的指挥棒，在“十上黄山”中，奏响了他人生中最渴望的《英雄交响曲》，永远留在了世人的心中，回荡在层层叠叠、风云突变又巍然屹立的黄山峰上。
我挤在人群中，庆幸能亲眼看到如此惊世的作品。这一刻，我多想近距离看一看万人景仰的刘海粟大师。可是，海老和夫人被层层观众和高举着摄像机的媒体记者们簇拥着，尽管我尽力踮起脚尖，也难以看清楚他们的颜容。
时光飞驰。在海外，我和许多炎黄子孙一样，总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我，精力充沛又幻想联翩，拿到绿卡，迅速返回祖国。就在那一个酷热的夏天，我潜藏在心底已久的愿望，出现了谁也没有想到的奇迹。
第二天，我行色匆匆地奔波在上海滩，拜访了著名画家朱屺瞻、钱君匋、陈十发、林曦明等老前辈，告诉他们，我想把祖国的国画艺术在海外展开更瑰丽的画卷……他们一听，立刻高兴地给予了无私的关怀和支持，也点燃了我更大的热情。
紧接着我又直奔海老的故园，在上音学习的时候，就常到这儿来玩，可从没见过刘海粟大师，却结识了日夜守护着海老故园的，他的亲侄子刘卓如先生，也是颇有成就的书法家。
我一进门，他就握着我的双手，开心地说：“小黄怡，你这次回国，我能让你见到海老。”
“海老？就是刘海粟大师？”
“当然了，你不是一直想见到刘海粟吗？”
“是呀，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这次我就让你美梦成真。”
“真的？那我可要好好地谢您啦。瞧，我给您带来了什么礼物？”我让他闭起眼睛，迅速地从提包里拿出两条大中华香烟，我知道，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
他一睁眼：“哈哈，你呀，你呀，这太好了，太好了。”他接过烟，往脸上贴了贴，闻了闻，把我带进了客厅。
我每次见到刘卓如先生，他都会送我一幅得意之作，这次他点燃一支大中华，深深地吸一口，腾云驾雾般大笔一挥，一幅《奋蹄》跃然纸上：“我要你在海外跨上骏马，驰骋风云，做一个女中豪杰。”
“太棒了，谢谢您。”
接着他很神秘地告诉我如何去见海老。
翌日，我起得很早，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一个插满红玫瑰的小巧玲珑的花篮。天气奇热，又抱了个大西瓜，我叫辆小车接了刘卓如先生，朝着华东医院的外宾楼驶去。
一路上，我的心都很忐忑不安，渴望见到又怕打扰了正在疗养中的海老。
我跟随刘卓如先生走到外宾楼的六层，由一位女士领我们在接待室里坐了会儿。
刘卓如先生给我们相互介绍说：“这位就是北大毕业的海老的亲侄女刘霖女士，是她在这里日夜照看海老。这位是我的朋友黄怡小姐，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时就看过海老‘十上黄山’的画展。刚从美国回来，想见见仰慕已久的海粟大师，我就把她给带来了。我的唐突还望您给予海涵和安排。”
我小声插了句：“实在不好意思，明知打扰了又忍不住……”还有半句留住了，只是望着她傻笑。
刘霖女士也笑起来：“你呀，说话倒是挺乖巧的。”又转身对刘卓如说，“这样吧，昨天国家领导人和上海文化局的领导们都来探望过海老。今天也有美术界的好几个领导和一些艺术家在这里探望，海老有点累，他将躺在床上接待你们。”说着就带我们朝海老病房走去。
当房门轻轻打开的那一刻，我抑制住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几乎是屏住呼吸朝里望着。海老脸上露岀慈祥的笑容，很精神地斜靠在床头，正和艺术家们亲切地交谈，时而还发出朗朗的笑声，我怎么看，也不相信眼前的刘海粟大师已是一位百岁老人了。
当刘霖女士小声地告诉他，有人来看他了，海老立即转过身来，和蔼可亲地伸出手，招呼我：“谢谢！请过来坐下。”我赶忙走上前去，紧握住海老的双手，好温暖有力，我恭敬地献上红玫瑰花篮和名片。果然，海老开心地接过红玫瑰，欣赏了好一阵子才放下。
我激动地连连说：“海老，海老，我终于见到您了。”
“哦？你从没见过我吗？”
我不好意思地说：“只远远地见过，那还是在上海音乐院学习时，和同学们一起参观过您‘十上黄山’的画展。”
海老一听，立刻很兴奋。我又说：“您的‘十上黄山’的画展都震动到海外去啦！”这一下，屋里的人全乐了。
海老开心地问：“是吗？那就说来听听。”
我顿时有点儿蒙了，瞬息，小脑筋一转：“当然啰，海外的许多美国朋友和华侨都非常热爱您，尤其是在美国的艺术家、画家，十分钦佩和赞叹您中西结合的艺术精品。他们说在中国画坛上，采用中国的笔法结合西洋画，刘海粟是第一位尝试成功的。”
海老乐得连皱纹里都溢出了微笑。这时，他低头看了下我的名片：“很好，很好，到国外继续深造钢琴。你也要把中国民族的乐曲演奏到海外去，让那些美国人能欣赏到我们中国的《春江花月夜》《夕阳箫鼓》《阳春白雪》《高山流水》等等，这些中国古典音乐奥妙无穷的韵味之美，在西方音乐中更是别具风味。”
“哇。”我惊讶得瞪大双眼傻问，“海老，您对音乐也这么精通呀？”
卓如先生伸手就拍了下我的头：“要不，大家都尊称刘海粟是艺术大师呢，你要好好铭记大师的谆谆教导。”
我红着脸说：“是，是，我会时刻记住海老的话。今后只要有演出机会或是老美的各种聚会上，我都要演奏中国的古典名曲，一定把那些老美也给震翻了。”
海老高兴得直点头，室内的艺术家也都朝我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忽然有几分紧张，忙对海老说：“今天很不好意思，太打扰您了，我该回去了，我就坐在这儿和海老合个影，可以吗？”
“好的，好的。”海老说。
谁也没想到海老的思维很清晰，他坚持要穿上正装，坐到轮椅上合影。这一来，吓得我小腿肚子直转筋，不知如何是好，我十分尴尬地望着大家，好像所有的人都很不安。还是刘霖女士最理解海老，她招呼卓如和他的学生王兆荣，快过来帮助海老。卓如轻手轻脚地扶起海老，刘霖赶紧拿来西装，和兆荣一起把他上装先穿好。卓如和王兆荣再小心地挪动着他的双腿，这时我才发现海老的腿几乎不能弯曲了，人们都静了下来，兆荣说：“先生总是这样执着，非常尊重来看望他的朋友。”大家对海老感佩不已，我的眼圈湿润了。直到海老一切穿戴整齐，坐进轮椅里，他才满意地让我依偎他身旁合影，使我实现了十几年来的心愿。他又朝大家招手，大伙儿迅速地围着海老，只听相机快门“咔咔咔”地连拍了好几张。这一珍贵的镜头，永恒地定格在每个人的心中。
稍息，我满怀感激地朝海老深深地鞠躬：“海老，谢谢您，让您折腾老半天，您该好好休息了，有机会我再来看望您。”
海老兴趣盎然，连连说：“不累，不累，你们再坐会儿。”海老毫无倦意，又侃侃而谈，“你有没有到我的故居去啊？那儿的一切还好吧？”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去过了。那儿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留下了海老对故园的情感，收藏着丰富的墨宝。走进海老的故园，处处都辉映着您的身影，就像见到海老您一样……”
他听到这，乐呵呵地说：“哦，真是这样吗？”
我歪起头对海老说：“骗您，我就是小狗。”
一句童言引得屋里人全笑起来了，海老又问：“那好，你就说说我的故园，现在是什么模样？”
我不假思索就描绘开来：“您的故园，有刘卓如先生的精心守护，那里仍然一片幽静、安宁，墙上爬满了碧绿的爬墙虎，显得很神秘，顺着阶梯一边的阳台上，摆着各种花草，红玫瑰最吸人眼球，淡淡的幽香缭绕。庭院旁侧的一大蓬茂盛的竹叶，风一吹，就像是在窃窃私语，诉说着主人的故事，海老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
室内好静啊，百岁老人微闭双目，眼角边闪烁着晶莹的泪滴，轻轻地摇晃着，完全沉浸在回忆中，好一会儿，海老把感激的目光投向了刘卓如先生。
这会儿他精神显得特别好，我再次想拜别，口中忽然冒出一句话：“海老，我想……想请您为我签个名。”海老爽快地点点头。我急忙从手提包里掏出钢笔和小本本，海老却朝着王兆荣招招手，指着书架上那本插页画册，王兆荣立刻取下来，又拿出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架在轮椅的扶手上，再把画册放在上面，海老又朝卓如看看，卓如赶紧取出宣纸和笔墨，送到海老面前，把宣纸放在画册上，小心地展平，这时好几个人都走上前来帮忙，我又被吓愣了，直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海老慈爱地望着我：“你想要我写什么呢？”
我紧张得不得了，慌乱地说：“就……就……就写我的名字吧，或者您想写什么都行。”
海老凝视我片刻，挥笔缓缓地写下了“真善美”。
大家顿时睁大双眼，异口同声地赞叹：“这幅墨宝太有价值了。海老对后辈是多么关注。”
刘霖和卓如也说：“是的，海老今天能动笔，真是奇迹。我们天天生活在他身边，也不敢奢望，海老对年轻的一代，真是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你太幸运了。”
海老端详着他写的“真善美”，又挥墨写下落款：百岁老人刘海粟。他望着我，感慨地说：“我现在已不再轻易动笔了，今天对你很特别。”
天哪，我再也忍不住了，心潮翻涌，热泪在眼里滚动，我这个不速之客，何德何能受到刘海粟大师的如此厚爱？
我万分不安地说：“谢谢海老，谢谢海老，这是您赐予我的无价之宝。我一辈子珍惜，永朝着真善美的境界去攀登。不辜负海老的期望。”
海老听了，非常欣慰。转身对王兆荣说：“别忘了，我的美术馆在上海开幕时，发请柬给她，请她来参加开馆典礼。”
我兴奋又惶恐地朝海老鞠躬致谢：“谢谢海老，太荣幸了。我一定来参加并拜望海老。”
……
这一切还在眼前，瞬息，一代大师陨落。
我坐在飞机上，怎么也接受不了海老与我们已天人永隔的现实。我满脑子浮现着海老的音容笑貌，我的手心里还留有海老的余温，在深深的悲痛中，我想起海老生前的自题励志名言：“海到尽时天是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海老啊，您还给我留下了你艺术生命中的绝笔——“真善美”。
忆恩师周一良
范达人(4)
2001年10月23日清晨六时许，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铃声。奇怪，那么早谁来电话？懋萱从北京告知：“周一良先生病逝！”
惊闻噩耗，仰天长叹，欲哭无泪。往事历历，浮现眼前，点点滴滴，难以忘怀。
他为我写过一张“大字报”
那是1967年八九月间，“文革”的狂飙正席卷着神州大地。当时，我顶着“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还在监督劳改之中。一日早晨，我去北大历史系驻地三院打扫厕所与过道，赫然看见南墙新贴出三张大字报。标题为《应该解放范达人》。大字报末尾的署名是周一良。我读着读着，热泪盈眶，哭了。我一直后悔，当时没有把大字报的全文抄录下来，但基本内容至今仍铭刻我心。周先生写道，范达人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十五岁就参加革命军队；范达人虽犯了严重错误（指“文革”初期反对聂元梓大字报和所谓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笔者注），但还不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干部；应该允许他回到群众中去，将功补过。“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人废言，慎重地考虑我的建议。”人们应该知道，当时的周一良先生已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跟我一起监督劳改过，他身处逆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要人们不要因人废言，为一位年轻的晚辈学生亲笔挥毫呼吁公正。（我当时是一位毕业才几年的新助教和一度担任过历史系团总支书记的“芝麻官”）这是何等高尚的人格和人品！
但是，在北大“文革”势力的控制下，周先生的呼吁引来的是“解放范达人就意味着老保翻天”的喧嚣声。我依然被打入另册，但周先生的义举却使我终生难忘。稍后，周先生又凭着他刚正不阿的本性，在北大群众大会上，怒斥聂元梓的倒行逆施。为此，他引来了一场大灾难。本来打算让他进入系领导班子，作为三结合的干部，刹那又被诬为“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和“老保翻天的急先锋”，遭到毒殴，抄家，被关入牛棚。当时我虽内心痛恨他们的诬陷与暴行，却不敢像周先生那样伸张正义，挺身而出，而是苟安在校“文革”举办的干部学习班里偷生。相比之下，自己显得渺小和卑微，至今犹感惭愧和内疚。
诲人不倦，真诚待人
周一良先生在学术上也是诲人不倦的恩师。我的思绪不禁回忆起与他相识四十多年来的种种情景。第一次与周先生个人接触是在1958年，当时他任历史系副主任，主管科研，执编《北大史学论丛》，在一次会上号召大家踊跃投稿。我1955年考入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了两年捷克语后转入历史系，从捷克文报刊上编译了一篇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第三次历史学家代表大会的学术通讯，交给周一良先生。不久，他就告诉我：“这篇稿子很好，可用。我只把译文中‘憧憬’两字改成‘向往’，行吗？”还亲切地问我何以懂捷克文云云，一位学贯中西的老教授对年轻学子是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后来，周先生亲自给我们讲授亚洲古代史，还听过他论日本明治维新等多次学术讲演，深感他学问渊博。1962年我们这一届学生即将毕业，时任党支书的张德真同学和我一起去周宅，请周一良先生给我们讲治学经验，他欣然允诺，到学生宿舍与我们漫谈近三个小时。他说，你们有的同学说快出去工作了，感到心虚。我倒建议把“心虚”两字倒过来，改为“虚心”。北大的毕业生往往自高自大。在这次座谈中，周先生谈到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六个“W”。他说：“我在燕京大学念书时，洪煨莲先生给我们讲授研究历史方法，洪先生常说，掌握五个‘W’，就掌握了历史。所谓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也。我认为这五个‘W’确实很重要，但我主张要增加一个更大的‘W’——WHY（何故）。有了WHY这个‘W’，研究才更深入。”接着，周先生又谦虚地说，“我虽勤奋，但聪敏深思不如邵循正。”聆听他的经验之谈和谆谆教诲，真是如沐春风，终生受用。1963年，我在北京史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关于1938年慕尼黑阴谋的论文。同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邀，我写的《慕尼黑阴谋》将于某日播出。我把此事告诉周先生，周先生果真按时打开收音机去听。老先生是如此关心我的进步。1972年，《红旗》杂志约我们写关于“读一点世界史”的文章，我和历史系几位同事共同写作了四篇此类文章，连续发表，并在全国转载、广播，影响很大。每篇文章发表前，我总是把清样送到周先生手里。他一丝不苟，十分认真仔细地审阅，从观点、史实到字句、标点符号，一一写出书面意见，他为此默默地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国外一些学术机构邀请他或历史系派人出国交流，他一再提议让范达人这些年轻人去。
1973年4至6月，我作为以夏鼐先生为首的中国考古小组成员，应邀到秘鲁和墨西哥考察美洲古代文明。临行前，周先生特地向好友夏鼐交代，要他对我多加指导和关照，使我此行获益匪浅。考察回国后不久，周先生作为当时的历史系领导，令我筹组美国史研究班子，以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形势和要求。我当即邀集近十位历史系同事商讨此议，大家劲头十足，希望在1976年，即美国独立战争两百周年之际，搞出一批研究成果。但这不过是“一枕黄粱”。1973年10月，我被调入“梁效”，一笔勾销了我的“美国史”梦。在“梁效”干了三年，受审查了三年。时光倒流到1979年，那时的我，是一个受审查未了、待处理的对象，一不准讲课，二不准写文章，三不准出头露面，只许做一些资料打杂工作，当时命令我为《沙皇俄国扩张史》一书作人名地名的中英俄日文对照表。这时，周先生的处境与我一样，他知道我不懂日文，主动伸出援手，说：“我可以帮你搞日文部分。”短短的一句话，它包含何等高贵的真情啊！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三不准”禁令解除了。周先生出任历史系主任，他把开设“史学概论”新课的任务交给了我，并积极支持我对比较史学的研究与教学。1988年，我为了到美国进行比较史学的学术考察，申请索罗斯基金，周先生和汤一介先生分别为我写了推荐信。周先生写道：范达人“从事比较史学有年，著作、译文多种”，希望能支持其赴美考察。往后程序堪称顺利。1989年3月，我踏上了赴美航程，随即成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从此，掀开了我人生之旅的又一篇章。
策励我写出真实历史
周先生一再强调，写史要求真。他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他被称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史学宗师，是当之无愧的。不过，我这里要讲的是，周先生和我共同经历的一段历史——“梁效”往事。
我到哈佛大学后，先后遇到不少中外学者，他们都对显赫一时的“梁效”怀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我能写本书，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请我就此做过一次讲演。我把这些情况当面告诉周先生，他立即表示：应该写，要写出真实历史。
我虽着手去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进度迟缓，拖拖拉拉。大约在1989年年底，我收到周先生寄来的关于“文革”中的经历，包括“梁效”的回忆文字，秉笔直书，鞭策我写出信史。后来，他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公开发表，其中关于“梁效”的段落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关注和争议。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作家文摘》也在第304期上予以转载，影响很大。我觉得他写得真，有胆识。有两处还提到我，令我感动。原文如下：“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代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一位写文章的主要笔杆子则从严发落，未经法庭审判，关进监狱达一年之久。”读着这两段文字，我内心激动不减当年。这位年逾八旬、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又在不畏风险地呼唤公义与良知，揭示历史的真相，也为我“写出真实历史”做了示范。
近些年来，我每次回国探亲，都不止一次地去北大拜访周一良先生，与他促膝谈心，聆听他的教诲。每次见面，他都问写书的进度，希望我抓紧。在周先生和其他友人一再策励下，我的《“梁效”往事》一书初稿终于在1999年2月完成。当即用特快专件从美国寄给在北大校园居住的周一良先生。周一良先生患帕金森病多年，几成偏瘫。他还是立即看完书稿，因右手瘫痪，用颤抖的左手，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书稿提了八点意见。现摘录其中几段，与读者共飨。
达人同志：左手写字既困难又不好认，但此信不宜假手他人，凑乎看吧，意见如下：
一，叙事真实确切可信，文笔流畅，如环境允许，我认为可出版，应出版，以示人真实历史，以正视听。国内如不行，可交香港出，再内销。
三，77年1月大字报全文抄入，极妙！三人不知署名否？如署名，不论真名或化名，都照抄不误。
五，调来主持“历史研究”是复旦的胡绳武，非历史所余绳武。
七，142页应是专心致志，非孜孜。
此稿我未示任何人，出版前是否保密？望告！
敬礼！
夫人好！
一良左手九九、二、二五
这是一封多么珍贵的信函，它洋溢着人类最美好的一种情感——真诚的关心和爱护。
遵照周先生的嘱咐，书稿于1999年3月寄往中国香港特区，香港明报出版社在收到稿子后，仅花了一个多月工夫，就于1999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我总算没有辜负周先生的厚望。
周一良先生，我的好老师！您不会死，您会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与作家杨沫的见面
董 晶(5)
2016年12月是著名作家杨沫老师与世长辞二十周年。缅怀三十几年前杨沫老师对我的亲切接见和面对面的交流，特写此文以寄托我对杨沫老师的深深怀念。
1980年冬季的一个星期日，我乘公共汽车到达北京郊区的香山终点站，然后步行约两里路，去看望我从少年时代就十分崇拜的作家杨沫老师。那年，我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此之前，我曾通过一位杨沫老师的朋友转达过我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无比喜爱和对杨沫老师的崇敬，以及渴望见到杨沫老师的心情。万万没想到杨沫老师得知我的心愿后，竟邀请我到她的香山住所会面。
上午9点左右，我走进杨沫老师的住所，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座由土坯搭成的简朴农舍，竟是著名作家、文艺界的领导干部的写作室。她的秘书——一位身穿没有领章的草绿军服的十分英俊的小伙子，把我带到了杨沫老师的会客室。杨沫老师见我进门，立即从写字台前的椅子上起身，我快步迎了上去，微笑着向她问好。杨老师握着我的手，从头到脚打量着我，她带着惊讶的口吻说：“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秀气的小姑娘！我还以为你是一个很成熟的医生呢。”她牵着我的手，领着我参观了她的这所农家小宅。会客室其实兼书房、写作间，可谓一房多用。隆冬季节，屋里生着带烟囱的煤炉取暖。旁边的一间小屋是厨房加洗漱间，厕所在院子里，是典型的茅房，土坯圈起来的，没有顶棚。
我们在客厅的沙发坐下，这时我才有机会细看杨沫老师。她穿着一件墨绿色的对襟棉袄罩衫，虽然有些发胖，但是皮肤保养得很好，脸上没有什么皱纹，且透着红润。杨沫老师告诉我她已67岁了，有冠心病，身体不好，她的秘书又兼护士，每天要为她打针。但是，67岁的杨沫老师看上去还是比同龄人年轻。那天她的精神很好，还对我说：“白杨是我的亲妹妹。”当时我真有点儿惊讶，第一次知道两位名人竟是亲姐妹。杨沫老师热情地招呼我喝茶，把一个她亲手剥开的橘子递到了我的手里。我手里拿着橘子，坐在她身边，看着她慈祥的面孔，顿时，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很多。
杨沫老师的秘书对我说：“你真是幸运，杨老师每天上午写作，一般是不接待客人的，你是一个例外！”话音一落，我就站了起来，知道当时她正在赶写《东方欲晓》的下半部分，不愿耽误她的写作时间。杨沫老师安慰我道：“既然来了，就安心在这里待一会儿，我们一起吃午饭。”听了杨沫老师的话，我点了点头，便同她请来的一位搞科研的朋友——姓刘的老师一起到了她的写作间。
刘老师送给我了一本他的著作《分子冠心病学》，我正问他几个学术上的问题时，杨沫老师进来了。她一只手提着刚烧开的水壶，另一只手端着一盘橘子给我们送了过来，之后她又离去了，看到她的周到，我很感动。中午，秘书叫我们去吃饭。走进小小的厨房，一个小方桌上已摆了盘油炸花生米和一盆杨沫老师让秘书从外面买来的猪肉包子。杨沫老师正在锅灶前忙着做汤。我帮着杨沫老师把她亲手做的汤端到了桌上，竟是西式的红菜汤！四个人刚好围着小方桌坐下。杨沫老师对我说：“尝尝这红菜汤，味道怎么样？”品了品汤的味道，真是和北京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的感觉差不多，只是少了些奶油味，鲜美可口。
席间每个人都很轻松愉快，边吃边聊。我在座位上正好可以望见客厅里的大型组合书柜，它占据了整个一面墙。柜子里整齐地摆满了书籍。杨沫老师好像明白我的心思，她说：“《青春之歌》已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法文和德文等十八种文字，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字，这些译文本都在书柜里收藏着。”我望着这些已发行到世界各国的版本，不禁肃然起敬。《青春之歌》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出版发行最多的外文译本图书，它不仅被中国的读者喜爱，也被其他许多国家的青年人所热爱。
我告诉杨沫老师，中国现代小说里我最喜欢的是《青春之歌》，还有《红岩》和《创业史》，还说：“我觉得余永泽是个好人。我喜欢那个穿着学生装，在暴风雨中救起林道静，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深情地朗诵海涅的诗的余永泽。”
杨沫老师认真地听我讲述，从她的表情里，我感到她愿意听我讲下去。我又列举了几处书中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爱情描写片段，我告诉杨沫老师这些精彩的描写使我非常感动，至今刻骨铭心。
接下来，我向杨沫老师提了一个问题：“自古以来，绝大多数作家都把结婚前的爱情写得很感人，很美好，可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将结婚后的爱情写得精彩，不知杨老师是如何看这个问题的？”我还举出当时在国内流行的电影《大篷车》，也是反复曲折的爱情以圆满结婚而告终。
杨沫老师沉吟片刻，说道：“这的确是作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很难解决。”她又说，“也许我还会写《青春之歌》的下集。”话音一落，我忙说：“千万不要写了，林道静、卢嘉川和林红这些人物的形象已在千百万的读者心中深深地扎根了，林道静也与江华结婚，很难再写下去。”杨沫老师听后和蔼地说：“我想写卢嘉川其实没有牺牲，他又投入了新的对敌斗争，林道静后来去了重庆，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工作。我想看看林道静、卢嘉川和江华如何处理这个三角关系。”我还是坚持《青春之歌》不能再写了。在座的人都会心地笑了，仿佛他们今天看到了一位顽强的《青春之歌》的“捍卫者”。
饭后又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刘老师把我叫到了一边，对我说：“你说对了，余永泽就是杨沫老师的前任丈夫，‘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批斗他，让他揭发杨沫的罪行，他一个字也没有揭发。”听了这番话，我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在杨沫老师面前开黄腔。
杨沫老师送给了我一本她最近写的新书《不是日记的日记》，并在书的扉页上签名。大约下午三点钟，我起身向杨沫老师告别，她坚持要去车站送我，几经推辞，杨沫老师还是坚持要送我，并拿起了一个羊绒围巾围在了脖子上。
杨沫老师同我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路很窄，几乎是在田埂上走。隆冬时节，寒风刺骨，而我的心却暖暖的，兴奋地体验着杨沫老师对我的厚爱。我们边走边聊。她问我对今后有何打算，我说：“大学毕业后准备考研究生，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首先想当一名好医生。将来时机成熟时也想写点儿东西。”杨老师说这个想法很好，她还告诉我：1942年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的同班同学里只有她成了作家，作家并不一定是学文学的。她还列举了最近北京一位女医生发表的作品，认为很有水平。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公共汽车站。香山站既是终点站又是始发站。一辆空车开了过来，有几位乘客上了车，我想再等一会儿，杨沫老师坚持让我在还有座位时上车，我上了车，在一个靠窗户的位子上坐下，不断地向杨沫老师招手，示意让她回去。可是杨沫老师还是久久地站在寒风中，慈祥地望着我，她的头发和围巾随风飘动着，飘动着……我的视线突然模糊了：这不就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吗？一股热泪从我的脸颊流淌下来。汽车终于启动了，我望着杨沫老师的身影直至她离开了我的视线。
汽车沿着空旷的山野前行，看着窗外的景色，我不禁感慨万端：看，隆冬中光秃秃的树干，残雪中一簇簇的枯草，但有谁能不信，待到明年艳阳之际，它们将是茂密的，散着春华的大树；它们是艳丽的，有着火一般生命的春花！
三十几年过去了，那在寒风中久久站立为我送行的杨沫老师的身影，和《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卢家川等人物一样，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让我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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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北奥，男，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毕业后在洛杉矶从事建筑工程管理。创作的散文《小瑛子的故事》荣获中国国务院侨办“纪念‘文革’后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征文比赛一等奖；报告文学《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荣获2008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并且被中国现代文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图书馆收藏。
(2) 作者简介：王玲，女，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洛杉矶“雕龙诗社”副社长。1961年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语文教学学会创会理事。业余爱好写作。《对窗挂着的葫芦》获海外征文二等奖，并收入冰心先生主编的《百人海外亲历》一书。出版散文集《怀柔情话》、长篇纪实文学《走进王公馆》、长篇传记文学《玉印岩，我的父亲》。
(3) 作者简介：蓝蝶儿，本名黄怡。美籍华文作家。专业钢琴教师，加州音乐教师协会会员，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飞》；纪实小说《我与韩美林》刊载于香港《明报月刊》；中篇小说《日本故事》《盛开的天堂鸟》，获《小说选刊》二等奖；散文《写给天堂母亲的信》获《散文选刊》二等奖；《无题组诗》荣获北美李白诗歌奖大赛现代诗三等奖。
(4) 作者简介：范达人，男，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员。1936年生，浙江绍兴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2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留校任教。1987年曾任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教授，1989年后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研究员。著有《当代比较史学》《‘文革’御笔沉浮录》和《拉古那山庄散记》等书。
(5) 作者简介：董晶，女，医学硕士。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理事，洛杉矶《中国日报》《洛城文苑》编委。长篇小说《七瓣丁香》201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完成电视剧《七瓣丁香》剧本创作。曾在国内文学刊物《芳草》发表中篇小说《实验室的风波》，《时代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七彩天使》。与四位海外女作家合著散文集《写在玫瑰飘香的地方》将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