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主题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将人生幸事的来源分为三类——外界、灵魂和身体。[4]在此我只保留他的三分法。我注意到，人类命运的根本差异可以归结为三个不同的类别：
（1）人本身：即广义上的人格，其中包括健康、力量、美貌、性情、品德、智力和教养。
（2）人拥有的东西：即财产和各种所有物。
（3）人的外在形象：众所周知，这是指一个人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也就是别人对他的看法。一个人的形象可以通过别人对他的看法而得知，反过来，别人的看法又通过他的荣誉、地位和名声体现出来。
第一个类别，是由大自然本身在人与人之间所规定的差别。仅从这一事实，我们立即就可以推断：比起后面两个类别，它对人类幸福（或者不幸）的影响更为重要和彻底，因为后两者出自人为的安排。所有的地位或出身的特权，即使是王孙贵族，相比于真正的个人优势，比如伟大的头脑或心灵，就如同舞台上的国王遇到现实中的国王。伊壁鸠鲁[5]的大弟子梅特多鲁斯[6]在他的一本书中，就将其中一章的标题取名为“获取幸福的途径，在我们自身之中，而非自身之外”[7]。
显而易见，对一个人的幸福，乃至整个存在的基调而言，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本身，是他的内在心性。因为这是他内心满足或不满的直接来源，这种满足与否是由他的感觉、欲望和思想的总和带来的；而身外的一切，都只能对他产生间接的影响。正因如此，同样的外部事件或者环境，对两个人的影响不尽相同；即使外部环境完全相同，每个人也都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因为一个人只对他自己的想法、感受和意志活动有直接的了解，外部世界只能通过引发它们而对他产生影响。一个人所生活的世界，主要是由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所塑造的，因此不同的人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一个人来说，世界是沉闷、无趣和肤浅的；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世界可能是丰富、有趣和充实的。
每当听别人讲述他经历的趣事时，很多人都会希望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身上，完全忘记了他们应该嫉妒的是对方的心理特质，这一特质让所发生的事情在其描述中变得妙趣横生。对一个聪颖的人来说，那些事件是有趣的冒险，但对一个迟钝的普通人来说，那只是平凡、乏味的日常琐事。这种情形尤其见于歌德[8]和拜伦[9]的许多诗歌，它们明显是基于真实事件的。但一个愚蠢的读者可能会嫉妒诗人，嫉妒他们身上发生了这么多奇妙、有趣的事情，而不是羡慕诗人强大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将平凡、普通的经历转化为伟大、美好的事物。
同样，面对同一个场景，忧郁的人看到一出悲剧，乐观的人看到一场有趣的冲突，而迟钝的人看到的则是毫无意义的琐事。究其原因，是因为任何一件事如果要发生并得到理解，都需要两个因素的合作，即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尽管这两个因素紧密相连，就如同水中的氢和氧一样。
因此，当客体这一半完全相同，但主体不同时，眼前的现实情况可能完全不同，仿佛客观因素本来就不一样。对一个愚钝的人来说，世上最为美好的客体也只是一种糟糕现实的呈现，因此无福消受。这种情况就像在阴沉的天气下欣赏美丽的风景，或者用一枚模糊的镜头拍摄美景。
坦白地说，每个人都受困于自身意识的局限，就像受困于这副皮囊一样，因此外界的帮助对他的作用不大。在舞台上，一个人演王公，另一个人演大臣，其他人演仆从、士兵或将军，如此等等。然而，这些只是外在的不同，如果探究这些角色的内在现实，我们就会发现核心都是一个可怜的戏子，对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
人生也是如此。不同的地位和财富赋予每个人一个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内在幸福和快乐是相对应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存在的本质也都一样——一个满是困苦和烦恼的可怜凡人。
虽然每个人困苦和烦恼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在不同形式之下，本质大抵相同。确实，困苦和烦恼的程度有别，但程度的差别绝非与一个人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的地位和财富一一对应。因为一个人身上存在或发生的一切，只存在并发生于他的意识之中。
因此对一个人来说，最本质的东西是其意识的品性，大多数情况下，意识的品性远比形成意识内容的环境更重要。世上一切光鲜亮丽的事物，在一个愚蠢的人的无聊意识中，都会变得了无生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塞万提斯[10]运用他的想象力，在简陋的牢房里写下了《堂吉诃德》。生活和现实的客体那一半由命运掌握，因此变幻莫测，而主体的那一半是我们自己，本质上一成不变。
因此，每个人的一生都打上了不变的烙印，不管他的外在环境如何变化——就像同一段主旋律的一系列变奏。没有人能够摆脱自己的本性。不管将动物置于何种环境当中，它们总是停留在由大自然划定的界限之内。
因此，我们如果想要动物快活，就必须顺应它们的本性，绝不可超出它们的本性和感受的范围之外。人也一样，一个人所能获得的幸福，是由他的本性事先决定的。特别是一个人的精神力量，彻底决定了一个人享受高级愉悦的能力。[11]
如果这个人的精神力量很薄弱，那么所有来自外在的努力，不管是别人还是运气给他带来的一切，都不足以令他摆脱低级趣味。他唯一的快乐来源是自己的感官嗜好、轻松愉快的家庭生活、低级的社交和庸俗的消遣；大体上来说，甚至教育也难以拓宽他的视野。因为最高级、最为多样且持久的快乐，是精神享受；尽管我们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往往自欺欺人而意识不到这一点。
精神享受主要取决于精神力量。因此很显然，我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本身；而命运通常只意味着我们“拥有”什么，或者我们的“名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命运或许会有所改善，但如果我们的内心丰富，其实我们对命运并无多求。相反，终其一生，一个呆笨的人始终是一个呆笨、无聊的木头人，即使他身边围绕着的是天上的仙女。
因此，歌德在他的《西东诗集》中说：
无论哪个时代，
不管高低贵贱，
人人都承认，唯有自身的人格，
才是众生能够获得的最大幸福。
一切都证实了：对于我们的幸福和快乐来说，生活中的主观因素比客观因素更为重要，从“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韶华易逝、容颜易老”，到天才和圣人的生活，莫不如此。健康比其他所有的福气都更重要，以至于实际上可以说，一个健康的乞丐比一位生病的国王更加幸福。温和开朗的性格，体魄完美健康而感到快乐，头脑清晰、生气勃勃，洞察事物的本来面目，温和的意志力，因此有一个好的良知——这些都是任何阶级和财富都无法弥补或取代的幸事。
一个人自己身上的东西，当他独自一人时陪伴他的东西，是没有人能给予或带走的。因此对他来说，这显然比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更为重要，甚至比他在世人眼中是什么更重要。一位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在他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中有着极好的娱乐方式，而再多的花样或社交乐趣、戏剧、远足和娱乐，都无法让一个呆子不感到无聊。一个愉快、节制、性格温和的人，可以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感到快乐；而一个贪婪、嫉妒且恶毒的人，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也会变得悲惨。
不仅如此，对于一个拥有特殊个性和高度智力的人来说，大多数人类追求的快乐都是多余的，甚至是一种麻烦和负担。贺拉斯[12]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宝石、大理石、象牙、小雕像、画作、银器、紫色长袍，
有人没有这些东西，有人根本就不想要。[13]
当苏格拉底看到各种奢侈品摆摊出售时，他惊呼道：“世界上有多少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啊！”
所以，让我们生活幸福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素，那就是“我们是什么”——我们的人格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挥作用的恒定因素。此外，不同于其他两类福气，它不由命运摆布，也不可能从我们那里被夺走，而且，到目前为止，它被赋予了一个绝对值，而不像其他两个仅仅是相对值。这样的结果是，要想从外部控制一个人，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难得多。
但是在这里，全能的代理人——时间登场了，并施展它的力量，身体和精神上的优势逐渐在时间面前褪去，只有道德品格是时间无法染指的。鉴于时间的破坏性影响，其他两类福气确实不会被时间从我们身上直接掠夺走，似乎比第一类福气更好。可以说它们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它们本质上是客观的和外在的，是可以达到的，并且每个人至少都有可能拥有它们；反而主观的东西不是开放给我们去获取的，而是通过一种“神圣的权利”获得的，并一成不变地为人所终生拥有。
让我引用歌德的几句话，他描述了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一种不可改变的命运是如何分配给每个人的，所以这个人只能在为他制定的路线上发展，时间的力量也无助于改变他生命的道路：
在你降临世上的那一天，
太阳接受了星辰的问候。
你随即永恒地遵循着，
那造就你生命的法则。
你就是你，你无法逃离你自己。
西比尔[14]和先知们预言：
没有哪一个时刻，也没有哪一种力量，
可以打碎那刚刚创造出来的形式，
它存活下来并将不断发展下去。[15]
我们力所能及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个人品质，并相应地遵循那些只会让它们发挥作用的事业，努力追求它们所容许的那种完美，并不去追求其他的东西，因而选择最适合它们发展的职位、职业和生活方式。
想象一下，一个被赋予了巨大力气的人，受环境所迫而不得不从事一项久坐不动的职业，例如一些细微精致的手工工作，或者从事学习和脑力劳动。这要求相当多的其他力量，且正是那些他没有获得的力量——也就是说，被迫放弃他超凡的力气。被这样安排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感到幸福。
更悲惨的是，许多具有非常高层次才智的人，不得不从事让那些才智得不到发挥和运用的职业，也许是一些体力劳动，而他们的力气恰恰又不够。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谨慎，要避免坠入妄自尊大的悬崖，不要自不量力、好高骛远。
由于第一类福气显然比其他两类福气更为重要，因此，以保持健康和培养我们的能力为目标，显然比以积累财富为目标更加明智。但绝不要误以为，我们应该忽视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严格意义上的“财富”，即大量的过剩，对我们的幸福几乎毫无用处。许多富人之所以感到不幸福，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或知识，因此对任何客观事物都没有兴趣，从而无法从事力所能及的智力职业。因为除了满足一些真实、自然的需求，就幸福的真正含义而言，拥有财富所能达到的一切，对我们的幸福的影响都非常小。
事实上，财富反而会干扰我们的幸福，因为保住财产带来了许多无法避免的焦虑。尽管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是什么”对幸福的贡献远远大于他“有什么”。但是，人对变得富有的决心，要比变得有文化的决心高出一千倍。
因此，你可能会看到许多人像蚂蚁一样勤奋，从早到晚不停地忙于增加他的金子堆。在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的狭窄范围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头脑一片空白，因此其他任何东西都打动不了他。最高的快乐，即那些智力层面的快乐，对他来说是难以企及的。他试图用沉溺于其中的短暂的感官愉悦来取代它们，却徒劳无功，这种愉悦的持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代价巨大。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通过奋斗拥有了一大堆黄金，并留给他的继承人，后者要么让黄金变得更多，要么将它挥霍掉。像这样的生活，虽然带着一种煞有介事的态度去追求，却和许多以滑稽帽[16]为象征的其他人一样，都是愚蠢的。
因此，“一个人自己身上所拥有的”就是他幸福的主要因素。因为作为一条规律，大多数已经摆脱贫穷的人，从根本上来说和那些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一样感到不开心。他们的思想是空虚的，想象力是枯燥的，精神是贫乏的，所以他们被驱使着去寻求像自己一样的人的陪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里，他们共同追求消遣和娱乐，构成了大部分的感官愉悦，最后达到穷奢极欲。
一个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带着一大笔遗产投入生活之中，并且经常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以极其奢侈的方式贯穿整个生活。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头脑也是空虚的，因此这个人对存在感到厌倦。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外表富有，内心贫穷，他徒劳地想用自己的外在财富来填补自己内心的贫乏。他试图“从外面获得一切”，就像一位老人试图让自己变得强大，正如大卫王[17]或马雷夏尔·德雷克斯（Maréchal de Rex）试图做的那样。因此，一个内在贫穷的人最终也会在外在上变得贫穷。
我不需要坚决主张另外两类幸福的重要性，这两种幸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幸福。如今，拥有它们的价值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再广而告之。诚然，与第二类相比，第三类幸福似乎具有超凡脱俗的性质，因为它只包含别人的观点。但是，每个人都要争取声誉，也就是一份好的名声。
另一方面，只有那些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应该渴望声望，而名誉则属于极少数人的追求。在任何情况下，名誉都被视为无价之宝，且名誉被视为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所有福气中最宝贵的——可以说是天选之人才能拥有的金羊毛。只有傻瓜才会偏爱等级而不是财产。
而且，第二类和第三类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正如佩特洛尼乌斯[18]所说：
谁拥有财富，谁就拥有声望。
这是正确的。反之，其他人的青睐往往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让我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4]《尼各马可伦理学》。
[5]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位无神论哲学家，认为快乐是生活的目的。*
[6]梅特多鲁斯（Metrodorus，前331—前278），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哲学家之一，伊壁鸠鲁最得意的门生。*
[7]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杂论》（Stromata）。
[8]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思想家、文学家，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
[9]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
[10]塞万提斯（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被誉为西班牙文学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代表作为《堂吉诃德》。*
[11]参见《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73页。
[12]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罗马帝国时期诗人，与维吉尔、奥维德并称“古罗马三大诗人”，代表作有《诗艺》等。*
[13]《书札》。
[14]西比尔（Sibyl），古希腊传说中的女预言家。*
[15]歌德，《箴言和沉思》。
[16]以前的学生因为迟钝或者偷懒而被罚时所戴的圆锥形高纸帽。*
[17]大卫王（King David），公元前10世纪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代国王，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18]佩特洛尼乌斯（Gaius Petronius），古罗马讽刺作家，生活于公元1世纪，著有散文体喜剧故事《萨蒂利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