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独辟蹊径的学术观点
马承源在学术研究上从来都不盲从,而是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终成一家。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对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后来贯穿于他对商周青铜器的总体研究。
关于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学术界向来泾渭分明,意见并不统一。上世纪后半叶,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中原文化的明显痕迹,同时具有相当强烈的地域文化风格。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划分,学术界明显分成两大学派。多数学者认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遗存大致属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青铜器遗存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下限顶多不超过西周早期。对于这样一个占有主导性质的学术观点,马先生明确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一文中,细致分析了宁镇地区土墩墓所出青铜器的类型、纹饰、组合以及埋藏方式,认为土墩墓与土坑墓的葬式和遗存性质均有不同,前者属于土著部族上层,后者是吴王族所用。那些器类、器型和纹饰带有西周特点但地方风格明显的青铜器,应为春秋时期的吴地土著所铸,反映了他们对西周文化的追慕。对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时代判断,马承源认为其中确有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存在,但有被后代改造者,也有相当部分是比较晚的,大洋洲青铜器的埋藏时间要晚于商代。他对三星堆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另外,对于在湖南等地曾陆续出土的一些零散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的地方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祭坑或遗址区),马承源先生认为它们是当时人们望祭的结果。他认为这些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不是当时铸造的,而是北方早先铸造的。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随着商人迁徙到今天的湖南地区,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代迟于这些青铜器本身的时代。马承源对南方青铜器的这些观点,有些已被学术界接受,有些仍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都大大扩展了中国青铜器学的研究思路。为了推进南方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还主持成立了南方青铜器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考察。研讨会的论文集后来在香港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