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谢其章
先来说说这个书名的来历，或许有的读者会觉得眼生。
1951年冬，我家从上海迁来北京，在西总布胡同住了一年不到，就搬到了西城太平桥按院胡同。按院胡同离齐白石故居跨车胡同很近，这么一说，地理位置大家就清楚了。齐白石故居仍旧在原地，按院胡同却拆得光光的，成为金融街的一微小部分。按院胡同，明代设“巡按察院衙署”在胡同里，叫来叫去，胡同就叫成了“按院胡同”，按即“巡按”，院即“察院”。请注意“巡按使”，是个官称，这里有了个“巡”字吧，接下来要说到“巡阅使”，也是个官称。绕来绕去，如今取这么个“书肆巡阅使”的书名，其实是很有历史渊源的，作者诸位相当于过了一把官瘾。
说起这个书名，除了和按院胡同沾点关系，还和寒舍收藏的一本老画报《大众画报》沾关系。1934年11月这期画报，有两个版面，一个版是叶恭绰《我的读书生活》，另一个版面是赵邦铄文章《书坊巡阅使》，和咱这个书名一字之别。赵邦铄开头说道：“这倒不是一个政府任命的官差使，更不要误会叫你去当什么委员，这是你自己叫自己做的一件好差使——叫你常常去巡阅书坊。”
赵邦铄称：“书坊巡阅使的足迹应该遍及中外书坊，旧书摊，报摊，街头书贩子的书架，甚至报馆的门口，以及一切有书陈列的地方。”
赵邦铄文章非常精彩，我忽然想，何不拿来“代序”，岂不大妙？虽然事实上不能够这么做。
这书由我来编，编书不是第一回，组稿却是第一遭，先从朋友圈找作者。向朋友约稿好比向朋友借钱，谁个好意思不借？当然也有朋友不买账，苏州黄恽称“不弹此调久矣”，任凭我邀三请四，就是不写，我只好解嘲：“老子当年主编《文艺复兴》向锺书贤弟约稿，也没这么费事！”其实我一点儿不恼，觉得他说得妙，自己不也是久疏战阵了么，潘家园旧书摊十多年没有逛过了，现在靠“忆往”混日子。
组稿过程除了像地主催佃户租子似的催稿有点烦人之外，更多的是类似“先睹为快”、“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愉快。想起一个作者就打电话或发短信，请求人家赐稿。有的作者是很熟的朋友，我的语气几乎就是“限期交稿”，不那么熟络或德高望重的作者，如陈子善、韦力、虎闱、止庵、艾俊川、胡洪侠几位，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在大家都给我面子。
韦力先生乃当代富可敌国的藏书家，他的藏书虽不敢称空前，但绝后似乎是可以说的了。韦力很忙，但是却第一个交稿，还问我写得成不成，需要不需要图片。
胡桂林兄是我最早结交的书友，好几年前他淡出了书圈子。我始终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书友之间，相谈为乐”。胡兄的文章流露着对往昔书友之情的怀念，并轻微地批评我：“故友之间已进入不见长思念、相见亦无事的境界了。”
柯卫东兄与我相识也很早，那是1997年初春，东单旧书店，是日天气好像就是现在谈虎色变的雾霾。那天在书店的还有赵国忠兄、赵龙江兄，我们一起抢旧书。由于他俩一个住城东，一个住城西，我跟别人说起二赵，简略为“东赵”“西赵”。与二赵相识稍早，是在地坛体育场还有地摊的时候。上个月，我们几个相约去海淀中国书店淘书，十几年没来了，这次也许是最后向“书肆巡阅”历史告别吧。果然，他们或多或少买了几本，我则一分钱没花出去。
我们在津津乐道地炫耀自己的藏书成果时，总是忘记“老婆”的宽容。十几年前北京广播电台采访我，我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她们虽然不支持你买书，但是她们包容你。你自己想想，你老婆天天往家买衣服，你受得了么？”柯卫东写道：“如今我有五六千册藏书，妻子总威胁说要趁我不在家时让收废品的都拉走，但她也只是说说而已。”感觉是一致的。
艾俊川、韩智冬几位，认识十五年往上了，平日里见面多是在潘家园（现在则是于微信互通音问）。韩智冬家离潘市很近，走着就到了。有一天逛完书摊，他邀我参观他的书房，说了一句很受听的话：“老谢值得请来看看。”此次编书，韩智冬稿子交得很早，但是直到昨天夜里他又发来“修正稿”，已修改了N稿，气得我回复他：“您真是曹雪芹转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啊。”不是嫌麻烦，而是我电脑技术不灵光，稍有折腾，即出故障。艾俊川，书友们一致拥戴，学问好，谦谦有礼，他与孔庆东同为哈尔滨高考状元，孔大家知道，艾则温文尔雅。
与陈晓维相识整十五年，2004年布衣书局在东单新开路胡同租了个小二楼的底层，据说这楼原是张治中将军故居。那时布衣书局给我的感觉有两个老板，前台老板是胡彬（网名“胡同”或“三十年代”），后台老板是陈晓维。那年他们请我去做个访谈，完事要给二百元“车马费”，我说算了，不如折成书钱，把这十几本台湾《传记文学》给我得了。晚上在胡同东口的一家小馆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晓维，他不怎么逛潘家园，后来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都是饭局。几年前，陈晓维的处女作《好书之徒》在中华书局出，他打来电话让我给写个序，我开玩笑：“你能不能找个更体面的人？”（此话出自英国电影《野鹅敢死队》，瑞弗托孤福克纳，福克纳回答的）序写了，也印在书里了，姜德明先生和止庵先生说序写得不错，得到他们的表扬，足够了。
虎闱（陈克希）先生任职上海旧书店的核心岗位，一个“掌刀的”。陈克希为人诚恳，这种品质令我诧异，因为我在首都的中国书店经历的几位“掌刀的”，都让我打心眼里觉得“惹不起，离不开”。陈克希担任执行主编的《老杂志创刊号赏真》，拿出的是上海旧书店的库底子，该书美轮美奂，既展示民国期刊的风采，也显示上海旧书店的“不小气”。陈先生稿子的内容，用新闻术语来说，要算“独家秘闻”了，也只有他写得出来。
老一代的文化人有过域外淘书的美好回忆，我们这一代在这方面亦不逊于前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超越了前辈呢。本书中有几位作者有过专程的“域外淘书”，履踪所至，近则韩日，远则欧美，港台地区对于他们而言只能算作“郊游”。他们购买力之强，他们涉猎之广，吾等实望尘莫及。我一直属于“穷逛派”，清朝某笔记载某人好买书却无钱，便自嘲“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始叹百城难坐拥，从今先要拜钱神”。最近听说闻一多诗集《红烛》、《死水》两万元私下成交，买家即本书某作者。一掷万金为买书，今天似为寻常之事了。
书名里的“书肆”乃涵盖了新书店、旧书铺，甚至地摊等一切售卖新旧古今图书之场所。当然，今天的“书肆”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入网络书店，但是电子书不为本书所接受。这些作者深爱的是纸质的图书，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在做的是一项抢救工作。
我自己写的书，已经出版了的有二十几本，编的书，出版了六本，成绩看似不坏。我活了多半辈子，一无是处，就有一个优点，自知之明。这些写和编，前面要加“所谓”，或者头上加引号。这本《书肆巡阅使》，倒不必加所谓也不必加引号，可是要说明一句，少了李世文先生的大力帮忙，该加还是要加的。
想起很久之前的一次编书伤心史。1992年认识了成都龚明德先生，龚先生看我处境潦倒，想着帮我一把，他说你可以把民国刊物里文人逛书摊淘旧书的文章归拢归拢，编个集子，挣点稿费，他去找出版社。我还真的找出了七八十篇，当时复印机不普及，托了人到学校去复印。人家刚开始还挺客气，以为顶多复印个二三十张呢，谁知复印了三小时，好几百页，人家那脸子就不好看了。处女编（书名《书鱼重温录》），转了好几个出版社，龚先生拼尽全力，事终未成。2003年春，吴兴文先生知道了此事，热心地推荐给出版社，几乎就要出成书了（已三校），再次石沉大海。
如今编罢《书肆巡阅使》，仿佛轮回似的，想起了三十年来与书与人的种种说不尽的故事，自归自地圆满了。
谢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朋友。
201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