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从道德看文学

作为词语见证者的推销员和守门员

对于读者而言，《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以下简称《守门员》）是一本充满挑战性的书。读完全书，读者脑海里多半漂浮着一些孤立无援的句子和纷乱的细节。连贯的故事情节，鲜明的小说人物——这些传统小说里最典型的因素，在这部小说里已经被稀释到极其次要的地位。

《守门员》收入小说四篇，较长的两篇《推销员》和《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分别写于1967年和1970年，两个短篇《监事会的欢迎词》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分别写于1967年和1969年。写这些小说时，彼得·汉德克不过二十多岁，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突破成规的勇气在这些小说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早在1965年，汉德克发表他的成名作剧本《骂观众》之前，就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暂露锋芒，在他的宣言性质的文章《文学是浪漫的》和《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中，汉德克阐明自己的主张：“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而传统的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守门员》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欧洲文学风尚的印记。在阅读《守门员》的过程中，在被那些精致优雅的细节轮番“轰炸”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法国新小说，尤其是新小说的理论家纳塔丽·萨罗特。她的著名论文《怀疑的时代》是1950年首次发表于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我不知道汉德克是否读过这篇重要论文，但是对《怀疑的时代》中的许多观点，汉德克通过他的这些小说无疑是亮出了大拇指。萨罗特在文章中断言：“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汉德克的小说则在实践着这一观念。

《推销员》倒是以“推销员”这个人物作为线索展开的，可是看完整篇小说，我们获得的这个人物的信息是如此之少，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这是一个被现代小说观念彻底清算的人物形象。我们不知道他的衣着、身躯、相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居住环境、社交状况、种族背景，甚至于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在小说中，他主要是以“推销员”的头衔出现，另一些时候，应该是出于行文的方便，“推销员”变成了更加孤独又坚定的“他”。小说中的这个推销员没有鲜明的轮廓，没有历史和过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腾出手来全力去发掘日常生活细节的表面下，隐藏着的某种不平凡的、更强烈的事物。而侦探小说的外套，则赋予这种巨细靡遗的细致观察以合理性，汉德克使读者在一种貌似鬼祟紧张的气氛中不得不跟随推销员到处仔细观察。

小说一开始就以某种唐突的方式，将推销员带至“舞台”的中心：“推销员踩在那飘落的纸片上。”此后，整部小说的叙述部分都是以推销员的视角展开的——“推销员用一支铅笔敲打着墙。”“当他抬头看去时，有几只苍蝇落在他手上。”“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计划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汉德克似乎在这位推销员的眼睛上安装了一台高速摄像机，而且镜头还是放大的。汉德克借助推销员之眼观察着一切，记录着一个个哪怕再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对于汉德克来说，这个凶杀案的具体情况和过程他其实一点也不关心，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旨在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的事物的努力和探索。当然没有比对一件凶杀案的探查更细致耐心的观察和描摹了，而这正是汉德克借用侦探小说的外套的原因所在。在第二章《最初的无序》的理论部分，汉德克其实已经交了底：“或者是再次对周围所有那些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借以能够产生强烈的震撼效果。”

一个细细被打量的世界，自然而然地循序渐进地就会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许我们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这个力量来自语言本身。文字所描述的一切场景、动作，如果改变文字通常被当作工具使用时的语速和空间距离，它就会逐渐从通常的意义轨道上脱离，进而自动呈现出它的本质——某种神奇的符号系统。它既指向物质世界，也同时指涉精神世界。正因为这个原因，汉德克数次忍不住在小说的叙述中提到“词”：“他听到每一个词都跟随着另一个词。”“他的无动于衷是如此完美，所有的言语都没有受到打扰。”“所有的词他都说错了。”“他写字的动作像是竭力在寻找什么似的。”这无疑是一种充满强烈自省精神的写作，汉德克和许多杰出的现代作家一样，在用语言指涉现实的同时，他们也都马上意识到语言这种特殊中介的脆弱和懒惰。但是完全抛开语言，人只会更深地陷入混沌和虚无，所有有抱负的作家都知道那是一条必经之路，尽管沿途布满荆棘。但是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在词与物的罅隙之间充满了创造的紧张感和兴奋感，汉德克也是在此处为他貌似琐碎的小说找到了结结实实的主旨。

这种对客观世界具体而微的呈现，当然使《推销员》立刻和过去追求对世界和历史全景式描述的传统小说区分开来，同时也使文学传统的社会功用趋于瓦解，而作品的政治和伦理意义只是在反讽的意义上才得以建立，或者也可以说，它们只是在反抗文学作品通常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时才能被读者悖论般地感知到。汉德克对于细节和语言的信赖，使他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奇特的字斟句酌的特点（近似于诗歌语言），尽管它们的具体指涉只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那些物体和事件。这些都使汉德克的这些早期小说汇入了欧洲大陆二十世纪中叶正在形成的文学革新的洪流。

《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比《推销员》的写作时间晚了三年，在文学创新的力度方面似乎要比后者来得柔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约瑟夫·布洛赫，小说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布洛赫如今是个安装工，而退役之前他是一位著名的足球守门员。他有过婚姻并有一个孩子，但是早已离异，偶尔他会给前妻打个电话，前妻的回答总是敷衍式的“一切都好”，如果是孩子接的电话，孩子就会“立刻开始说早已会背的那句话‘妈妈不在家’”。这篇小说在时间上的处理是线性的——开始于某天早上布洛赫突然离开自己安装工的岗位，他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偶然和电影院女售票员格达有了一夜情，却无缘无故地掐死她。随后布洛赫乘车到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隐匿起来，故事最后，布洛赫来到球场，目睹一个守门员一动不动地扑住点球。

《守门员》的主题和《推销员》有某种延续性，其实质都是在探讨词与物的复杂关系，但由于《守门员》有更清晰的故事线索和人物形象，它潜藏的语言探讨的主题被弱化了，只是通过布洛赫在和他人交往上的障碍带出这一主题。从极端自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布洛赫是莎剧中那个著名的人物哈姆雷特的现代变种，甚至更为极端，以至于他说的每句话都让他自己吃惊：“他对她说道：‘我忘了留张纸条给你。’但他并不知道他自己想用‘留’和‘纸条’表达什么。”在布洛赫和格达有了一夜情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流更是磕磕绊绊充满障碍：“所有她提到的一切都让他没法搭话，而让他心烦的是，他所说的话，他都能毫无拘束地——这是他的印象——使用。”这种词不达意后果如此严重，最终造成两个刚刚有过密切身体接触的男女之间充满陌生感和敌意，“她变得不安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当她躺到床上时，“突然他扼住了她的脖子”。这种似乎没有明显现实动机的杀戮，其实从反面证明汉德克对于词语的力量有着多么大的恐惧。

对于语言符号系统的质疑，在小说末尾部分达到高潮：布洛赫藏匿在边境上的小镇，他在报上看到对他的通缉令，也许是紧张情绪的作用，每个人对他说的话都让他反复掂量：“那就是说，稽查员刚才所说的话看来真的就是那些字面意思。”当他在小说最后独处一室时，“他依次看到一个‘柜子’，‘然后’‘一张’‘小’‘桌子’，‘然后’‘一个’‘纸篓’，‘然后’‘一块’‘窗帘’”。接下来，当他重新打量眼前的物体时，语言符号终于被物体本身所替换，在小说里，他看见的“椅子”“床”“桶”都是用具体的绘画符号所代表的，汉德克大概是想以此来表明词语在具体物品面前的溃败？或许也就是艺术在现实面前的脆弱状态？在此，汉德克很自然地使用上贝克特所擅长的“犹豫表达”的叙述技巧，小说主人公的观察细致入微，但是“真实”却在这些细节中幻化了，这很像我们长时间盯着某个局部细节时的感受。他不知道自己从何处而来，去往何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对世界对语言都深感惶惑不解，这导致他的外部言行僵硬且不自然，有那么一瞬，你甚至会觉得小说语言带着他似乎要在奇特的惊愕气氛中飘浮起来。《守门员》看来非常合乎罗兰·巴特对于“零度创作”的描述，在这种创作中，“文学被征服了，人类错综复杂的问题群被暴露出来，只是不详细地阐述。作者变得诚实地不可救药”。

当然对于一般读者，布洛赫对于词语的纠结感受，他们可能不会太过在意，而布洛赫神经质般的行为则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和《推销员》一样，在《守门员》里极尽客观的描写占据统治地位，也就是说，汉德克并不准备对布洛赫的怪诞行径提供任何心理上或者动机上的解释。布洛赫怪诞地出走，毫无缘由地杀人，他一路走来，言行有着木偶般的生硬和突兀。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可不容易遇见，但是作为小说人物我们却并不感到陌生。他在精神气质上和加缪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非常接近。他们俩对外界事物都持冷漠的态度，他们都没有具体缘由地杀了人，当然默尔索要健谈得多（《局外人》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说的，语言的流畅自然不在话下），而且在《局外人》的末尾将自己身上携带的冷漠气质定义为“动人的”。（原话是：“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世界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布洛赫则一路麻木到底，《守门员》结尾处，守门员一动不动将射入自己怀中的足球抱住，则是这种麻木感登峰造极的象征。更为重要的是，当默尔索希望自己遭处决时可以听到更多仇恨的喊叫声，而布洛赫在小说里根本没有被抓获，而是在边境小镇藏匿漫游，这也暗示着汉德克所持有的更为极端的道德立场。善恶的道德甄别，这一传统小说重要主题，显然已经被汉德克抛弃，或者这原本就是一部试图从反面的“恶”触及事物本质的小说，同时这样的处理也为上文讲过的对词语与感受的探讨腾出了空间，至少不会被热情的道德所打扰。

无论如何，《守门员》体现了西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压抑的社会气氛，同时它也是对那个时代文学革新思潮的回应。默尔索、布洛赫，还有美国小说家约翰·巴斯小说《路的尽头》的主人公雅各布·霍纳，他们是同一类文学人物，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他们是“新人”，但是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强化了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人类对于自身而言极为重要的语言系统的反思，助长了人和感觉的脱离倾向。至于它们共同造成的冷漠是否动人，那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原刊于《新京报》2013年5月19日